精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诉状范文范本(4篇)

让道路更宽敞、更便捷，让公众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是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18公里，23年。上世纪80年代耗时4年修建起的国内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今年元旦又成为国内首条提前停止收费的高速公路。

23年，比起沪嘉高速原定收费期限缩短了两年。这条连接上海城区与郊区嘉定的高速公路，原本5元的过路费在上海这座城市并不算高，但竟有开车族特意在不收费的第一时间驶去，只为感受一下收费“0元”的过关快感——“特别爽、特别棒”。

不只是沪嘉高速。2011年，全国18个省市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撤销收费站1892个。新年伊始，不少地方还宣布，取消或降低城市路桥通行费。比如浙江，61个公路收费站点停止代收杭州、宁波等省内7座大中城市的道路通行费。比如江苏，省内联网高速公路一类客货车的最低收费标准也即将从15元降为5元。

这些改变，从2011年夏天的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行动就已开始。目前，虽然还有公众对巨额公路收费的依据和使用情况追问诘责，但清理公路收费，毕竟有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成果。

减免公路收费，要算的绝不只是减少企业负担、降低经济成本的账，它也是一条通达民心的“高速公路”。对单车单程，减免5元10元的物质收益可能有限，但这种畅通给人带来享有公共产品、享受公共服务的“主人感”，是更应珍视、也更为重要的心理感受。实际上，当沪嘉高速取消收费后出现车流量激增、局部拥堵的“烦恼”时，公众更看重的，依然是“取消”释放的信号。还路于民、让利于民的努力，哪怕只是一小步，也可以让人们燃起更多欣悦与期待。

然而，仅一条沪嘉高速取消收费是不够的。在高速公路里程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公路的收费管理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政府还贷公路和经营性公路，经依法批准后，“可收取车辆通行费”。客观地说，在资金缺口和发展压力的矛盾之下，政府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公路，仍是难以避免的建设“路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对我国公路建设的突飞猛进功不可没，从根本上改善了交通条件。但收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有简单化甚至异化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秘不示人的收费标准、永不过期的收费期限、名目繁多的收费种类，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与不满。

2012年，道路或许还将继续拥堵，但这些减免、撤销收费的消息，这样一批收费站的谢幕，无疑可以让人们少一些堵心，让中国社会前进的车轮多一点欢快。说到底，拆除隔离、降低门槛，少设人为的关卡与盘索，让道路更宽敞、更便捷，让经济运行的血脉流通更通达、更自然，让百姓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才是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宽容共度网络售票“调适期”

2012年01月05日00:00

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网络售票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

2012年元旦起，随着网络售票全面推行，中国铁路终于全面迈入电子商务时代。不过，春运临近，网络售票也出现了“不适”：登录难、浏览慢、扣款不出票、登录就没票……很多旅客反映，火车票网售不怎么靠谱！

说起网络售票，要先说说春运买票难。买票难，一难难在买不到票，大家都想在节前回家，可铁路拼了家底儿，一天也就479.8万席位，很难完全满足庞大的客流需求；二难难在买票过程辛苦，为了“抢”到回家的票，人们不得不到火车站、代售点的窗口前，顶着严寒，彻夜排队。

网络售票，实际上就是借助信息化手段，解决这第二难。这种售票方式不能增加席位，但舒适、灵活、方便，可以把旅客购票的空间从寒冷的室外转移到温暖的室内，从固定的车站、代售点扩展到任意地点，是件便民利民的好事儿。

为了把好事儿办好，铁路部门下了不少功夫。去年6月12日起，高铁、动车组、特快、快车等车票陆续上线，到年底，仅京津城际高铁一条线就网售车票35.8万张。近日网络拥堵发生，铁路部门也相继推出增加带宽、延长支付时限等措施，对网购普遍存在的身份信息抢注问题也提出了应对办法。

铁路的功夫没少下，但信息化是个新挑战，破解难题恐怕还要转变思路，从根源上对售票机制进行更多改革。比如售票网站登录难的问题，铁路车票预售期只有12天，春运临近，几亿人抢几百万张票，网站登录自然免不了个“难”字。对此，铁路是否可以借鉴民航做法，拉长预售期？这样，一些旅客就可以提前订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流量压力。再比如，国外一些铁路售票系统采用排队制原则，旅客提交订单后，电脑系统可按下单时间自动排队。旅客不仅可即时查询排位，也可以审时度势改选其他旅行方式。

帮助“铁老大”适应“信息化”，旅客们也可以尽一份力。同样以登录难问题为例，目前网络售票是错峰发售，即不同车站的车票在不同时间段发售。旅客们是不是可以放弃“占座”，而是按图索骥，区分不同时段“伺机”登录？要知道，春运旅客人数众多，即便一部分人在同一时间点击同一页面，也是个巨大的数字。再比如，网上支付时限目前是45分钟，可实际上完成一笔支付的时间完全可以不超过5分钟，已经下单的旅客是否可以“手脚麻利些”，缩短“闲逛”时间，留下些带宽资源给后面着急回家的旅客？

2005年，广铁集团开始推行电话订票，去年广东地区电话订票占总票数比例已近七成，成了百姓订票主渠道。如今的网络售票刚刚起步，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对于新事物，大家不妨有颗包容的心，共同努力，缩短“调适期”。参与者善意提出改进意见，改革者虚心接纳社会批评，围观者少些冷嘲热讽、捧杀棒喝，这样，才能让本不平坦的改革之路一路向前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农民工融入不只是改称谓

2012年01月06日06:07

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春运火车票网络出售，一位农民工通过媒体投书铁道部，直言网络售票对一些农民工而言“太复杂，不太切合实际”。这样的呼声，让人心酸，也再次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相对弱势处境。

此前，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主要领导，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消除附着在称谓上的歧视确实很重要，但农民工遭遇火车票网购门槛一事也提示人们，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

实际上，对农民工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不断推出给力的“顶层设计”。“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对农民工同工同酬、户籍转换、就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提出明确要求；民政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这样的政策导向和制度构建，无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保证。

然而，要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政策壁垒的渐次打破，也不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断厘清，更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比如，网络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虑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开辟更多农民工团购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售票服务，或许能让农民工的春运之旅更加畅通。交通部门如此，邮政、银行、医疗、教育等相关机构、部门，同样可以做得更好。

从这个角度上说，“融入”不是一种物理行为，而要形成一种生物学效应：社区是城市肌体的组成器官，农民工是流动的细胞。只有农民工个体融入社区，才能实现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从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业的经济融合，再到拓宽社会交往空间的心理融合等等，发挥社会、社区之力，农民工融入才能减少“排异反应”。

社会组织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有了群体的文化生活，工作之余的空闲可能就不会显得如此漫长；有了社团的培训辅导，流动的渠道、上升的空间可能就能更多更大一些。孤单寂寞时，如果能有心理志愿者聆听倾诉；权益受损时，如果能有法律援助予以支持……这些，都是在农民工问题上，“社会协同”大有可为之处。

回家的车票、年终的讨薪，甚至仅仅是提供一本书籍、开通一个信箱，对于农民工，就不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灵的慰藉。而正是这样的“末端治理”，才能让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毛细血管”里，无障碍地融入城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什么把“老虎”、“蝇蚁”都管住

2012年01月09日05:04

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虎贪”，也要高度警惕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

临近春节，年味儿渐浓，有那么一部分人却注定与快乐新年无缘。但他们的“不痛快”，让百姓拍手称快。

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总计对超过14万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并将777人移送司法机关，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

这些数字一方面触目惊心，一方面也令人解气，既说明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也反映出反腐斗争的严峻形势，同时表明老虎、苍蝇甚至蚂蚁都煮在这口反腐的高压锅里了。正在立案调查的有像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这样的“老虎”；还有没资格列进这个队伍的“苍蝇”，如已被执行死刑的疯狂敛财1亿多元的辽宁省抚顺市科级女贪官罗亚平；更多的则是处在权力末端、连官儿都算不上的“蚁贪”，如村主任、股长，甚至是要害部门的“门房”……

事实上，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老虎”式鲸吞国家资产的巨贪，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也要高度警惕。他们蚁行于最基层，善于找到并撕开制度的漏洞，但凡手中有一丁点儿权力，就要“咬一口是一口、不咬白不咬”。当老虎、苍蝇、蚂蚁一起疯狂食利，其贪腐行为将消解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颠覆财富分配的公平感，销蚀全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幸福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层层堆叠的“蚁贪”，正在大口吞嚼这些年的发展成果，令人悲哀且愤怒。这提醒我们，必须强化制度管官，制度的堤坝绝不能决口。事后处分固然能够标志反腐成果，但更应该强化的，是源头的防范。

很快我们将迎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当年，小平同志睿智地预言“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30年”已经过去了2/3，在反腐领域，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呼之欲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再次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始终贯穿制度建设。是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唯有制度监督，才能逼使大大小小的权力晾晒在公开透明的阳光下。有纪检官员认为，收入申报制度、年终考核制度，就是“两个最管用的制度”，把管用的制度真正用起来，才能使老虎、苍蝇和蚂蚁无所遁形，才能根治腐败，满足公众不断上升的反腐败期望值。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走向成熟才有“股市信心”

2012年01月10日05:00

提振市场信心，关键在于给投资者稳定的合理回报

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振股市信心”的表态，让投资者备感振奋。1月9日，沪指放量涨2.89%。从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到加强股市监管，低迷的市场氛围下，一系列政策明确了未来股市的发展方向。

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股市已跃居全球市值第三，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力“推动器”。然而，中国股市依然年轻，这意味着活力，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意味着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是股市信心受到抑制和伤害的主要根源。

从2010年到2011年，股市连续两年背离宏观经济大势，跌幅在全球股市中居于前列，投资者因此“伤痕累累”。也应看到，与“大落”如影随形的，是“大起”：2006年和2007年，a股曾出现一波历史性大牛市；2009年a股涨幅也曾居全球第一。大起之后，必有大落。巨幅的股市波动，表明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基础不厚实，投机炒作、追涨杀跌风气浓郁。

“新股热”持续不退，也是股市健康发展的顽症之一。这两年，市场偏爱新股，给新股支付较高的价格，已成为我国股市的一个独特现象。统计显示，新股的发行市盈率超过沪深300指数的两倍，且上市首日后还能有超过30%的整体涨幅。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新股定价水平似乎已独立于其他上市公司，形成自我循环，造成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吃亏的局面。

股价结构不合理，则是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现象。缺乏“想象空间”的绩优股无人问津，饱受冷落，而那些带着“朦胧题材”的垃圾股却被反复炒作，股价高企。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也助长了市场的投机之风。

此外，证券行业和产品的结构不完善，服务国民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内在约束机制还不健全，市场主体诚实守信、规范守法的意识淡漠；监管理念和方式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都是今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市场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提振市场信心，关键在于给投资者稳定的合理回报。股市回报，一方面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需要成熟而公平的市场环境。如果一项制度或政策只让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受损，就有必要进行深入反思并尽快纠正。中国股市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完全依托吸引“增量资金”、外延式扩大规模的发展模式。只有通过完善市场制度，强化内生增长机制，让投资者的财富与市场共同成长，使市场成为融资者与投资者共同的“乐园”，股市才能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可喜的是，近一段时间来，监管部门在强化上市公司分红、推出创业板退市制度、严打违规违法行为等方面频频出手，这些都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振市场信心的有力举措。我们期待，中国股市在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快，早日褪去青涩，走向成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发展接力”不能变成“污染接力”

2012年01月11日05:00

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一定要坚守环保红线

是转移产业，还是转移污染？近日的几条新闻中，这个问题切实地摆在“转移”的两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面前。

在安徽利辛县和涡阳县，沿海某省化工企业“转移”来20多吨有毒废料，造成大面积土壤污染。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石药集团中润（内蒙古）公司等企业转移来后，违法排污形成多个“污水湖”。此类事例，让人深思：为何会有先发展地区与后发展地区的“污染接力”？产业转移是否必然“携带”污染转移？

东部地区环境容量有限，对污染的限制更为严格。一些地方和企业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之下，不是在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上下功夫，而是千方百计寻找政策缺口，甚至不惜违规违法。发生在安徽的危险废料转移倾倒事件，可谓典型。

而中西部地区面临的，则是发展的巨大压力。少数地方患上了“引资饥饿症”：招商引资成为第一大政绩，一些地方的教育局、环保局甚至法院、检察院也有招商引资任务，“地上有的圈起来，地下有的挖出来，外地老板敲锣打鼓请进来”，甚至饥不择食地承接东部转移来的高污染项目。

这两方面压力的作用，使得我国的“经济版图”和“污染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要通过转移提升产业结构，一方则要承接转移实现跨越发展，“产业大转移”因此自东向西、自南向北、自城市向乡镇与农村，不断延伸。而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看，这种产业转移也符合经济梯度推进的规律和全国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环境质量令人担忧，环境事故进入高发期……在这种背景下，后发展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之时，也难免会承接环境成本，让以“发展接力”为目的的产业转移，畸变成“污染接力”。

究其根源，产业转移沦为污染转移，首先是因为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一些中西部官员将发展简单理解为gdp的数量增长，环境保护基本上处于“讲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阶段。同时，环保执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也为污染转移开了方便之门。隶属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常常出现执法“疲软”，为迎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降低环保执法水平；一些在东部地区不允许存在的污染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却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工生产，甚至成为当地的重点保护企业。

因此，根绝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嫁现象，一方面要求中西部地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国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地区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因地制宜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也要求中西部地区积极履行环保职责，严格执行环保法律和环境准入标准，坚守环保红线。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既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较快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公众人物请好好学“说话”

2012年01月13日06:00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八面玲珑，而是要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说这话的那位佛山市人大代表大概不会想到，寥寥数语几天来掀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闻者都认为此言不妥。

从后续报道看，这位代表的本意，似乎是对一些地方“花钱买稳定”、一些事情“一闹就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不满，因而提出应由教育引导入手，从源头上化解极个别不合理的诉求。可惜的是，虽然反复进行解释，这位代表也没把这层意思说清楚，反而“难掩心中的愤怒”，认为媒体断章取义，曲解了自己的原意。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公众人物参政议政的话语水平问题。

从有关此事的舆论评价看，大多数人认为该代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表达了一个错误的理念”。平心而论，这样的批评堪称中肯。

首先是定位有偏。作为人大代表，在两会这样的政治场合，开诚布公宣示自己的观点，是法律和选民赋予的责任，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但这个责任，主要是以公正为旨归，代民众立言，为庶民谋福祉。用那样的语气说话，将百姓视作被“教养”的对象，首先就是自己的位置没有摆正。

其次是判断有失。不合理的诉求是否存在？“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满足”的情况有没有？不能说没有。从人们的切身感受出发，这样的现象即使存在，也是个别的；与合理要求因各种原因暂未满足的情况相比，孰多孰少，众人心中自有公断。在这种情况下，发言时有必要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否则不仅容易引发公众的逆反心理，还可能误导行政部门片面走“强硬路线”。

再次是方法有误。次要矛盾可不可以触及呢？当然可以。两会讨论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说发言只能针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像“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人民币解决”这种目无法治、以为“摆平就是水平”的做法，人大代表完全有必要予以监督和批评。但请注意，如果真要批评“花钱买稳定”息事宁人，就应该举出具体的例子来，以免以偏概全。

近年来，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日渐觉醒，民主空气的日益浓厚，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无论是在报纸、电视、网络这样的公共平台上，还是在全国、地方的会议活动中，“敢言”者越来越多，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越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公众人物越要适应新的形势，好好学习“说话”，提高自己的话语水平。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巧言令色、八面玲珑，操练滴水不漏的政客本领，而是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只有上好了这一课，公众人物才会更少些“雷人雷语”，更多些真知灼见；群众才会对自己的代言者放心，对社会的管理者满意。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清除“萝卜招聘”更要清污泥

2012年01月17日00:00

对“萝卜招聘”应该“大棒”伺候。不仅要拔掉“小萝卜”，还要拔掉“大萝卜”，清除萝卜背后的污泥

近日沸沸扬扬的“山西静乐县委书记女儿五年吃空饷１０万元”一事有了结果，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被免职，相关责任人也将被依法处理（详见1月16日本版报道）。

与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相比，县委书记之女王某刚读大学就能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上班”，并高调吃空饷，这种“不上位、先占位”的行为性质更严重、影响更恶劣。令人欣慰的是，媒体7日披露这起丑闻，山西省纪委14日就公布处理结果，省委常委会15日作出免职决定，也以此向公众表明一种态度：对“萝卜招聘”就该“大棒”伺候，不仅要拔掉“小萝卜”，还要拔掉“大萝卜”，清除萝卜背后的污泥。

但仍需追问，在事业单位招录过程中，“萝卜招聘”为何此起彼伏？在一些地方，除了“萝卜招聘”还有舞弊招聘、乒乓球招聘，甚至出现“不考试就录取”的隐秘招聘，“萝卜招聘”俨然有蔓延之势，让人忧虑。一些人热衷于权力的非法代际传承，不仅要将子女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这在政治文明深入人心、公民权利日益提高的今天，格外刺目。

事实上，2006年起施行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事业单位“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进人已有明确规定，但形形色色的“萝卜招聘”显然践踏了这一刚性规定，其原因正在于权力的过于随意和强悍。有些“萝卜招聘”发生在官员掌权的势力范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官员便上下其手、任意胡来。为遮人耳目，有的官员则通过交叉安排，把子女送到别的事业单位……万变不离其宗，“萝卜招聘”不管披上什么马甲，都是为了达到违法违规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的目的。

问责力度的绵软也造成了“萝卜招聘”的蔓延。不少时候，“萝卜招聘”被坐实了，但当事人要么矢口否认要么辩称“这是巧合”，甚至大言不惭曰“人之常情”。而上级主管部门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象征性地“罚酒三杯”，予以叫停，但直接操作者和幕后指使者毫发未损或另觅“替罪羊”。之所以如此，实因这些人已把安排子女就业当成一种潜规则，视作理所应当的“权力福利”。

“萝卜招聘”现象不仅伤损制度尊严，还让整个政府部门跟着背黑锅，更直接把就业演化为一场可怕的“拼爹”游戏，这无疑会导致种种不良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就《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事业单位招聘将出台更强有力的规定。我们期待，随着法律不断健全，监督不断强化，违法成本不断提高，令人深恶痛绝的各类“萝卜招聘”现象，最终能够减少乃至消弭。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订票哥”的温暖需要传递更远

2012年01月18日00:00

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点点滴滴的力量，汇成了一股感动人心的暖流，温暖着每一个回家人的心灵

春运高峰里，一位名叫张平的年轻人，用他的“举手之劳”，温暖了很多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和残疾人的心。这位哈工大威海校区的大四学生，连续10天，在威海火车站为老年人、农民工、残疾人免费电话订票1000多张。为提高订票效率，细心的张平还绘制了简易订票流程图，被车站方面复印1000多张分发给旅客，张平也因此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订票哥”。

在亿万人匆匆踏上回家路途的时候，在很多人还在为买票难发愁的时候，在很多农民工和老人因为不熟悉订票方法而为难的时候，张平的热心善举不但温暖了他帮助过的旅客，也温暖了这个寒冷的冬天。更让人欣慰的是，“订票哥”的队伍还在扩大，不仅有更多网络达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张平所在的哈工大，也在号召和组织更多大学生，利用所学所能为他人提供帮助。

与数十亿的春运客流量相比，受到“订票哥”们帮助的旅客极其有限，但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点点滴滴的力量，汇成了一股感动人心的暖流，温暖着每一个回家人的心灵，也带来更多的启示。

正像“订票哥”说的，“每个去火车站买票的人心情都很迫切，能帮助他们回家，是我最大收获。”“订票哥”的行为让人们意识到：应对春运难题，当然需要铁路等部门的给力工作，但一些群体的特殊困难、一些个体的现实需求，更需要而且应该得到社会助力。这种“助力”，既是奉献，也是获得；既是社会建设的组成，也是个体心灵的成长。授人玫瑰，手有余香；举手之劳，温暖他人，何乐不为？这温暖并非单向传递，而是双向反馈，感染世界，化育人间。

温暖，来自细节。行色匆匆的人流中，看到抱着小孩、行走吃力的妇女，你是否会帮上一把？面对提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你是否会伸手相援？眼见蹒跚过马路的老人，你是否会热情相扶？而对于铁路部门来说，或许更应思考一个细节：那张制作并不困难、让人一看即懂的“订票流程图”，化解了多少旅客怨气，减轻了多少买票难度，提高了多少售票效率，为什么自己“想不到”？的确，有时候，一个微笑可以融化满川冰雪，一个搀扶可以免去很多遗憾，一个细节可以决定事情成败。细节的力量，让疲惫的人畅快，让紧张的人放松，让人人都感到关爱和温暖，让人人都如沐春风。

温暖，来自责任。如果还有什么促使我们不得不去做点什么的话，那一定是作为一名公民的基本责任。这种责任，让人不是被动停留在“不跟陌生人说话”的敌意和困窘中，而是尽其所能，提醒自己为社会为他人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凡人的微言善行是一抹暖色，人人都做，会让暖色成片、成团，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冬天不再寒冷。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直面“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2012年01月19日05:28

重温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让我们既有忧患意识，又有坚持改革的信心与勇气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

当中国历史走到1992年那个春天的十字路口，88岁的邓小平同志自1992年1月18日一路南下，以高超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要求停止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当时甚嚣尘上的否定改革的舆论戛然而止，直接促成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重温小平当年的讲话，仍觉振聋发聩，酣畅淋漓：

改革“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必须敢闯、敢试、敢“冒”，用“三个有利于”突破思想禁锢……

此后20年，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腾飞，其政治基础、舆论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小平同志那席南方谈话开始奠定。改革，始终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最强音，改革的宗旨，也未曾改变。“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更成为党心与民意的共振。

改革走到今天，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暂时绕过去的问题，以及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此起彼伏地冒将出来。

尽管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阶层还有许多怨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开始出现，正如小平同志当年所预言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虽然，这些矛盾和问题里，有的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是改革本身不到位所造成的；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因经验不丰富、设计不周密、操作不规范所致，但都需要高度警惕，厘清矛盾性质，靠不断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问题，以深化改革来破解改革中难题，才能更加坚定改革。

欣慰的是，深化改革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本届政府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郑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胡锦涛总书记更是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要求全体党员“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也许，今天的我们最需深问：究竟是什么成为了我们改革最大的阻力？我们又该怎样激活全社会的改革动力与创造力？

小平同志当年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化解。中国改革仍然还有漫长的征途，重温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让我们既有忧患意识，又有坚持改革的信心与勇气。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靠什么根治欠薪“病灶”

2012年01月20日05:27

农民工追薪之路，是维权之路，也是正当权利回归之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近日联合发文，合力查处恶意欠薪犯罪，再次显现中国持续铁腕整治欠薪这一社会顽疾的决心。此前一个月，人社部、发改委、公安部等九部委联合发文，要求确保元旦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10人以上集体劳动报酬争议7天内结案。

自“欠薪”成为热词，如何根治欠薪的追问就一直没有停止，各方也一直在寻找根治欠薪痼疾的路径，从组织清欠、治欠机构到公开欠薪企业黑名单，从欠薪连带责任制到现场监督企业工资发放，政府部门的措施一次比一次具体、严厉，甚至将恶意欠薪入罪，期待以严刑峻法彻底治理欠薪。

铁腕整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欠薪问题的蔓延，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欠薪案件、涉及欠薪问题的信访案件、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逐年下降。在有着2600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广东省，去年前10个月受理工资支付案件总数比上一年下降7.8%，因欠薪逃匿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15.82%，欠薪金额同比则下降了25.5%。

但是，欠薪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岁末年初，“清欠”仍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消息说，自去年12月1日起，一个半月时间，粤、滇、湘、津等15个省区市共清欠近20亿元，涉及农民工近60万人，可见欠薪问题积弊甚重。

严刑峻法为何奈何不了欠薪痼疾？因为它还难从根本上改善欠薪这一社会问题滋长的大环境。欠薪问题的累积，有法律不完善的因素，有社会缺乏保护弱势群体有效体制机制的因素，一旦法律精神欠缺、司法权威不足，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欺凌、强势企业对弱势劳动者权利的践踏也就在所难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7日曝光的6起欠薪案，都与农民工权利缺失有深切关系。这些发生在建筑、装修、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恶意欠薪问题由来已久，也是历次清欠、监督责罚的重点，但屡罚屡犯的背后，是这样的现实：农民工在总体上仍然供大于求，处于弱势地位，不能平等地与雇主进行谈判，包括平等签署劳动合同。加上申诉渠道有限、缺少工会组织，难以对用工者进行有效监督。

农民工追薪之路，是维权之路，也是正当权利回归之路——对广大农民工而言，最现实、最迫切的权利诉求就是谋求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待遇，获得平等的劳动者权益、畅达的权利伸张途径。这一切的确无法靠严刑峻法来实现，而应有赖于社会的系统整治，有赖于社会民主政治的文明进程。

岁末年初，那些手执“给我工资，我要回家”讨薪牌立于寒风中的农民工，那些以极端方式发出最后声讨的讨薪者，他们的存在是一种提醒——落实权利，保障权利，是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基础，只有尊重并保护正当权利，才能清除“病灶”，从根本上治理包括欠薪在内的社会顽疾。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别让年味儿的“魂”溜走

2012年01月30日00:00

回归春节的文化本位，才能让中国的年文化成为不断凝聚家族民族的纽带

从北方看冰灯、逛庙会，到南方逛花市、乡村游；从乡村大集演出、自办“春晚”，到城市看电影、进书店；从短信拜年、电子贺卡，到微信传情、网购年货……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着实让文化消费火了一把。商务部1月28日发布的监测报告也证实：2012年春节，休闲娱乐文化消费渐成主流。

中国的年文化，正在回归春节的文化本位。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不过，“消费主流”的同时，也听到另一种“感叹”——“年味儿越来越淡了”。为什么日渐红火的春节文化消费市场，仍然驱散不了人们对年味儿远去的担忧？

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焦虑：年文化的“体”五彩纷呈，年文化的“魂”是否安好？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洋节日不断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怎样过年才算有“年味儿”？

不同的人对“年味儿”有不同理解，也不断变化。今年春节，北京清东陵举行一场“穿越”庙会，试图“完整再现原汁原味的大清文化”，里面混杂着“穿越版”的阿凡达、机器猫，有人认为是创新，很喜欢；有人则觉得是亵渎，很反感。又如，没有鞭炮喧天的春节，算不算有年味？有的城市先“禁放”，后顺应民意解禁。如今，随着环保意识增强，特别是pm2.5的触动，一些人再次提出“禁放”……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个体选择怎么过本无可厚非，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不让年文化的“魂”溜走，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文化命题。因为，每一个春节，都包含着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丰富故事，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复杂内涵，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镜像。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春节根植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时序观，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节日。重人伦与重仪式是其核心。“人伦”联系着亲情友情，勾连着代际关系，所以，人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只为和家人朋友吃顿团圆饭；“仪式”则钩沉着集体记忆，培养着神圣感、凝聚力，所以，扫尘、写春联、包饺子、守岁、祭祀祈福，强化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

许多人之所以感觉年味越来越淡，恰恰缘于春节的情感性与仪式感在弱化。有中学生这样写道：“春节,就是你家亲戚喊你去吃饭。可我是独生子女，亲戚很少，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网上流传“中国年轻人最讨厌的长辈春节问候语”，诸如“期末考试怎么样？”“你什么时候结婚？”让长辈们很是尴尬。与此同时，新的文化娱乐方式的兴起，也冲击着春节的传统仪式感。

应该承认，这些“冲击”是必然。但反过来也提醒我们：要想留住年味儿的“魂”，恐怕既需要增进代际沟通，让情感的力量更获得认同感，也需要使节日的仪式感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成为不断凝聚家族民族的纽带。

这不仅需要我们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更好地担负起责任，也需要我们每个人读懂“春节”的文化内涵。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价格听证如何压缩“公开泡沫”

2012年01月31日00:00

全面公开才能消弭公众质疑，回应质疑才能提升公开质量，也只有公开与质疑充分交锋才能收获真正的公信力

“将成本数据原封不动公示”、“咨询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由专人回复”、?“政府雇员不能当听证会普通市民代表”……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广州市围绕水价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关注，也获得了普遍好评（详见本报1月30日13版报道）。

就像中国足球、央视春晚，尽管是老话题，但公共产品价格的每一丝变化，都能触动公众的复杂情感。仔细分析广州的创新举措，既是中央公开要求的落实，也是对当前部分社会焦虑的回应。

与立法、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领域的听证相比，涉及水、电、气的价格听证，受到公众的格外关切。这既是由于资源价格调整关乎每个人的利益，也是因为此类听证会每每成为“听涨会”，甚至伴随着“听证专业户”等传闻，被质疑为“公开作秀”。

公允地说，在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资源价格的上涨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这一点，相信只要不是“天然反对派”，都能接受并理解。事实上，一些听证会之所以遭到质疑，甚至听证主持人被扔矿泉水瓶，也并非只是因为涨价。

就此而言，价格听证会究竟是“逢听必涨”还是“逢涨必听”？“听证会专业户”的背后到底是“内部指定”还是“无人报名”？如果不从听证会本身出发，对类似问题的争论只能是雾里看花、难有定论。

从计划年代的“关门定价”到今天的“开门论证”，听证会的初衷就是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提高政府定价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既然是民主机制，就要允许有“意外”，而不能搞“主题先行”；既然作为“民主训练场”，就应该鼓励各种表达。我们不妨反思：那些被质疑的听证会，是否有提前定调子、设框子的嫌疑？那些门庭冷落的听证会，是否是公众用脚投票的一种无声抗议？

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领域，每个人都是判断者。提升价格听证的公信力，固然要提倡公众积极参与、理智表达，更要提高听证制度本身的成熟度。价格听证的前提，是有一本清清楚楚的“明白账”。用详实的数据说话，而不是仅以姿态动人；让群众参与判断，而不能让“自己当自己的法官”。进而言之，无论是成本核算还是听证表决，本身就是一种互动机制、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对质疑没有回应，对批评没有改进，所谓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就会成为“权利泡沫”，不仅无助和谐，还会招来怨气。

“只有把市民的疑问解释清楚，这样的公开才算是有意义的公开。”对于晒账本，广州自来水公司负责人这样表态。公开从来与质疑相伴，只有全面公开才能消弭公众质疑，只有回应质疑才能提升公开质量，也只有公开与质疑充分交锋才能收获真正的公信力。

在这个意义上，听证会拒绝政府雇员固然是“矫枉过正”，但比这种努力更重要的是，无论信息公开，还是听证会完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始终要明白石头是什么，而对岸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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