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生道路作文 成功的道路作文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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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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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道路，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独创的”，它是一条植根于中国大地、由党和人民共同选择、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道路，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道路发轫于中国先进分子的不懈探索。鸦片战争后，中国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和发展中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一再见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西方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也行不通。

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最终夺取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在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障碍，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性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其中经历艰辛坎坷，但我们党取得的积极成果极其宝贵，为中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中国道路开创发展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命题，着重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际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由来和本质属性，揭示了中国道路厚重的历史底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理论创新。

历史表明，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一次次历史关口做出的正确选择。

二、中国道路是现实发展的正确选择

中国道路是一条能够引领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5年保持年均增长9.8%，2010年我國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没有过的。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不仅取得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综合国力基础，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而且发展成果越来越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些实践成果，有效验证了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优势。

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关键在于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道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规定了中国道路的根本方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了道路的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道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我国国情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中国道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中国道路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

三、中国道路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应该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决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制度模式。

中国道路既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也没有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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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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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这条道路将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超越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从而成为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路；必然性；内生性；历史超越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国30年来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可以用若干个核心概念来概括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这条道路的旗帜和目标；“发展”，是这条道路的内涵和本质；“科学”，是这条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条件；“和谐”，是这条道路的结构设计和价值理念；“开放”，是这条道路的根本动力和历史条件；“合作”，是这条道路的行为准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基点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历史规律、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被遏制被包围的国际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延滞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程。造成这种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原因来自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和平不够、发展不够，是建国后30年的基本教训。吸取这两个历史教训，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体系中赢得中国的发展空间。

反思之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领导着占据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苏联与外部世界始终处于战争和对抗状态之中。苏联不仅与西方阵营进行了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动辄使用武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还在全世界扩张军力，与美国争霸，在输出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对外战争。由此导致国力空虚、经济崩溃，最后结果是全盘解体。苏联教训对于中国极为深刻，中国绝不能重踏苏联的覆辙。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世界各国和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战前的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彻底失败的模式，证明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以军事结盟挑战现存国际体系、重新瓜分世界、夺取霸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当然不能仿效德国和日本在战前的扩张战略。

反思之四：美国的崛起道路虽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没有挑战当时的霸权英国，而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英国衰落并有求于美国的时候，适时地帮助霸权国家，最终和平地实现霸权转移。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其成功之处亦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日本通过美日同盟和亚洲市场实现和平复兴，分别达到世界经济第二、三位强国。这些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能模仿，因为外部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后起大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处于对抗状态，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鉴的。

2.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

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时代背景、世界潮流、人类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根据这种认识，30年来，中国始终在求和平、谋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方面，解决和平与寻求发展比解决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维护和平和寻求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大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制约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这两大问题也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着解决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而是特别重视把握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宏大命题。只有解决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以及对世界局势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战略性问题。其关键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推动南北问题和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和平与发展”从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到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逐步地从观察世界格局、判断时代潮流，转化为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邓小平提出争取20年和平时间，确保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照这个战略思维，中国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战格局，结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发展战略目标。此后，党中央又判断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争取20年和平，以确保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第二个“20年和平”已经过去将近一半，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的条件越来越充分。在这个阶段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世界已经完全不可分离。

3.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国家属性、国家定位的判断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来自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中国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国，又是小国”。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考虑的。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崛起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决定了中国崛起不能选择争霸、扩张的方式，而只能是一个和平发展、逐步累积国力的过程。邓小平提出，中国需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

中国现代化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基本国情。其不平衡性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产业发展不平衡；每个大行政区域（省、市、自治区）内部也不平衡。

其长期性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二百年左右达到先进的现代化水平。这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历史，100年到200年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十分漫长。如果再考虑到西方文艺复兴至今已经500年，中国以1/4到1/3的时间赶上其现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长远。

其艰巨性是指中国现代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的；是13-15亿人口/人类的五分之一的整体现代化；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条件的相对短缺；长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先进科技相对隔绝。

这些基本国情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空间广大使其战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可以形成内部的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升级的长周期；中国的人口众多，构成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西方技术和资金的相对缺乏，迫使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和国内资本市场。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基本条件，使中国具备高度的抵御内外压力和危机的能力，走出一条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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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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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异质性；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中国古代文论的西化之路

（一）“学科化”：在学科“史”与学科“死”之间

中国古代文论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还要“中国化”？事实上，当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西化了，这门西化的学科，正规的名称叫“中国文学批评史”。要谈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必然要从这样的追问开始：“中国古代文论”（或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国诗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现当代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门学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样的一种面貌现身？为什么要把中国文论中国化？沿着这样一条路子去摸索追寻，也许能寻找到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某些最坚硬的症结所在。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思想倾向：一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进行空前深刻的质疑、检讨和反思。在对这一切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根基进行价值重估的同时，用一种革命性的激进态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样态。二是“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随着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引介，中国学界开始在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中解构对传统文化既有的观念，开始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介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这个思想“内发自省”与“外在进攻”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这样的矛盾论争。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发展的。

对文学理论的清理，最初产生于20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学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为代表。他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对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进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影响，主要还是《文学批评史》这本书。正如罗根泽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指出的：“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依我看是不够的。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①他认为，在中国本来没有文学批评这样一种称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而是说，从一种学理上进行系统清理，或者说，从学科理论高度进行观照的学术行为，还是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影响下开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评论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思想展开对比，认为“西洋所谓criticism，中国古代名之曰‘论’。……由此知‘论’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则是以陈锺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的。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将这个范畴理论化，并且运用西方知识体系去统摄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后来者几乎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去发展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43)、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大纲》(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史”的角度来进行清理的，按照时间线索来进行划分，把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论思想从传统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在三卷的论述中，其时间跨度涵盖了从《尚书》到清代袁枚的各个时期的批评思想，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各个时期文学批评做出了系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归纳。虽然所涉及的批评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论思想家。他从学科对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研究范畴。

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学科化究竟是意味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产生，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灭亡？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有着深厚的中学和西学功底，他们用这种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去进行“界定”和价值重估的时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资料，但是这种富有历史承担力的尝试后来还是遇到很多尴尬的问题：“大多数人以后又从理论探索方面撤退了。他们的研究著作，不用马克思主义时，能与之暗合；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标榜一下的时候，就常常闹笑话。”⑤而且，我们通常都认为，历史就是一种符合客观事实的陈述，这种陈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献价值的。但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思想的这些“史化”性工作，从当今的新历史主义批评（new historicism）看来，不过是构建一个历史文本，这个文本与文学文本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个体话语言说，其客观有效性是相当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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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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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电影历史，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也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这一阶段，宋彦博士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选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星丛式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大陆电影进行了文化学研究，勾勒出大陆电影从“新启蒙”到“后现代”、从教化到娱乐、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演变过程。这种大题小作、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广大电影学人取法。

关键词：宋彦 新时期 中国电影 文化研究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后现代被人称为“读图时代”或“镜像时代”。既然“影像是现代病的慰疗者”[1]，而且“电影所具有的叙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说更为多样”[2]，随之就有了“电影是第一艺术”[3]的说法。[1]在此情形下，电影研究就成了当下文学艺术界的一大热点。

当前中国的电影研究，以文化学研究最为薄弱。之所以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理解电影，就是对它进行理论总结和阐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语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的，等等），并且运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这就很有必要把我们讨论电影的着眼点拓展到超出胶片所限定的范围”[4]。但中国电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这可以巴赞作为反证：巴赞的《电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满实践精神的电影批评文集，它只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研究摄影和电影的本性，还没有形成体系性的电影哲学。但是巴赞却被称为“电影的亚里士多德”，《电影是什么？》被奉为“电影的圣经”，评论者多以之为圭臬。这就说明了当前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水准。实际上，细数当下中国大陆的电影研究学者，也只有戴锦华、王志敏、陈墨、陈犀禾、周星等寥寥数位学者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带，并真正可以与世界对话。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识结构更优化、学术视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学者，“于薄弱中发现了丰厚”，他们找到了电影研究的诸多空白点与学术增殖点，成为促动电影文化研究与中国电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东轻工业学院人文素质教研室主任宋彦博士主持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结题成果《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学者电影文化研究的一项代表成果。

宋彦长期担任“影视作品欣赏”教学与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细读案例为她的立论提供支持，这使她的论述言必有据，史论结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没有选择流行的“类型研究”，而是选取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星丛式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对20世纪以来的大陆电影进行了历时性梳理与文化学研究。难能可贵的是，宋彦没有纠缠于这两个概念的多义与歧解，而是直指“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内涵中具有可对比性的层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内涵、文化特征、镜像风格等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描画出中国大陆电影从“新启蒙”到“后现代”、从崇高到狂欢、从教化到娱乐、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演变过程。

很多研究者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看作是断裂、质变的两个时代或者对立的两种文化。其实现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新阶段。宋彦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发现在大陆电影内部存在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纠结与交错，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的：一方面电影艺术要消解极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为生民立命，树立人的尊严；一方面要采取拿来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将电影从政治意识形态捆绑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却必须让它负担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启蒙，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大众化的语境……在宋彦描绘的图景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电影的发展道路是光荣的，也是艰难的。

宋彦的可贵在于她没有决绝地站在某一立场上捍卫或批判历史现象，而是以生态伦理的眼光看取各种现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评价于20世纪80年代电影的“启蒙理性”，认同巴赞的观点：电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价值，应有教化大众的职能，就像医学、法律、宗教、教育，因为电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艺术的界域，点燃人的内心激情；电影应当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应成为“‘高尚’的最后避难之地”。但她同样肯定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更对其美学风格保持尊重。因为她要做的不仅是对电影艺术的文化批评，更是对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的电影风格流变或电影发展流潮的省察与历史描述。这是一种真正的学者态度，一种学与思的辩证，这是她超越巴赞的高明之处。

宋彦的著作是学院式的学术研究，而非观后感式的印象批评。她将镜像背后的隐喻与象征做了仔细的翻刨，令人对电影语言的理解升华到文化哲学层面。比如宋彦论述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未完成性，就举了几个经典例子：《黄土地》中顾青的来而复去——启蒙者消失了，而被启蒙者梦醒了，却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杆以启蒙者的身份要将文化知识传授给小牧童：“我认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头，不顾而去。[5]这样的例证在此书中比比皆是，让人赞叹宋彦作为女学者所特有的敏感与知性，很多复杂而沉重的话题就这样被她以比喻的方式举重若轻地诠释清楚了，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而读者读来却知道她并非消解启蒙，而是隐含着惺惺相惜的慨叹。

电影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也照见了“人的成长”。在文学艺术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与人性”三维坐标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稳定结构，由“宇”“宙”“人”标识出文学艺术的高度、广度与深度。如果说本土性是经线，现代性是纬线，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维。以此三维标准估定现代中国文学艺术，既要看到其对世界文化的“横的移植”，也要看它对本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纵的继承”，更要看其对“现代人学”的开掘深度。当宋彦将电影置入到这个三维坐标之中，她不仅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电影艺术的进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时代的觉醒、迷失与异化：主体意识、欲望叙事、成长叙事、同性恋叙事、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等，都在电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说中国第三、四代导演在“文革”后努力“要从历史中赎回人质，从历史的污血中洗净个人，同时也赎回并洗净自己”[6]；那么第五代导演塑造了大写的新启蒙英雄；第六代则重新以新写实手法关注平民、底层、边缘人、生态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镜像映照出了时代的进步，电影也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热爱。就此而言，大陆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历史，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历史”，也是中国“入世”的历史。笔者认为，宋彦这种大题小作、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作为省社科项目完美收官的同时，笔者还有几点借题发挥的建议：一、中国学界应努力建构真正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现在国内学界分析中国电影时运用的理论大都来自西方。我们已意识到：中国电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场、模仿西方大片的迹象，这有可能使中国电影成为西方经验的实验场。那么中国学界操持西方话语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这是值得中国电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宋彦在建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的工作中应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台电影”应是“中国电影地图”中不可缺少的板块。宋彦可以向港台电影“开疆拓土”。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许多电影因种种原因被禁，比如宋彦专著中提到的《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东宫西宫》《小武》《赵先生》《鬼子来了》《苏州河》《站台》《十七岁的单车》《盲山》《盲井》《天浴》《北京杂种》《阳光灿烂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阳和人》《爸爸》等，现在大都已解冻。笔者以为，历史不可避讳，学术研究应正视、重视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诉人们它们被禁的原因；而这些影片从被禁到解冻的过程，也许更能显示中国的进步！

（本文为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文科研究生创新意识薄弱问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sdyy08070。）

注释：

[4]王志敏：《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到理论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锦华：《犹在镜中》，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6]李二仕：《〈电影理论新发展〉翻译的背景说明》，见[英]帕特里克·富尔赖著，李二仕译：《电影理论新发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彦：《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8]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李钧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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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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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近代以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互相交织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内涵的阶段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中心的各种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站起来”是指中国人独立自主的走向现代化，这条道路后来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为核心思想的话语。“富起来”主张寻求自身发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通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为内容的社会全方位变革。“强起来”则是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崭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自信”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强调只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中国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全新的选择机会，就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讲述给世界其他国家。对此，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以，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2〕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中国道路总结出来，形成理论，并讲给世界。

一、现代化——贯穿中国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般认识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的时间起始与科学技术革命的萌芽息息相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连;现代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系统、人文情怀等等，它不是一个固定内容的概念，其中蕴含的内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充实。

现代化则是指一个国家走向现代道路的过程，当现代以一个美好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时，人们便通过国家、民族等群体，向这一目标不断迈近。由于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对于现代化的解释也不同。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的过程，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现代化是指近现代以来，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第二种，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即经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第三种，从社会阶段将现代化解释为科学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变化的统称;第四种，从文明的角度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从这四种对现代化内涵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其次，这一过程发端于近现代的科学与技术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学与技术革命带来的从价值、文明到社会系统的深刻变革。

现代性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现代化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5〕，面对这一新变革所产生了新理论、新思考，出现了新的概括，这就是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现代性将人类社会视为无限发展的一个过程;第二，现代性认为要保证无限的发展，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制度以保证社会的效率;第三，现代性强调资产阶级启蒙时所形成的关于人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切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现代化是原因，现代性是概括现代化的学理语言，正是由于有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社会变革这些现代化过程，才有现代社会属性的现代性。〔6〕如果不能够对现代化进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现代化道路的现有实践，欧美现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义，可能其他所有国家都需要照搬欧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抽象出来，按照现代性的标准，很多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同样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为我们展示的是具体的实践方法，而现代性则是提供抽象的价值标准。

（二）现代化作为中国道路发展内涵的确定与嬗变

从目的来看，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实现发展，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对这一道路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实现方法的争论，但是在目的上，从没出现过动摇。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西方国家以“船坚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现在国人眼里时，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现代的内涵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最初的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所以满清王朝仅仅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后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进入到政治层面，这时变法、维新、立宪等思想就开始出现。五四运动之前的现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学习，照葫芦画瓢而已。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将西方现代化的属性直接总结为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更为清晰，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已经突破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经济思想、文化價值也进入到现代化研究的范畴之中;实践上，根据理论的不同观点，也开始了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尝试。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各种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潮、晏阳初、陶行知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等等。1933年《申报月刊》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词语开始使用，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固定下来。此后，对于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已经成为定论。〔7〕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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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六

中国道路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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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简介]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國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理·科社”学科评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

[访谈人简介] 夏敬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的70年，是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70年。筚路蓝缕是指新中国70年创业道路的艰难，砥砺奋进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奋斗，硕果累累是指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围绕“新中国70年与中国道路”这个主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书翰教授，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访谈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并形成了中国道路，在当今世界备受瞩目，请严教授谈谈中国道路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

严书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们这里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确实，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用70年时间就开辟出一条通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伟大目标的中国道路，这当然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郑永年是这么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1]我认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认识开拓和形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未被打倒，社会主义历史并未终结，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而这一切都与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密切相关。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笼统地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潮，但是，一个人口约占世界1/5的国家在70年时间里通过开辟和形成中国道路，使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还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总之，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角度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时代，不甘沉沦的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纷纷登台亮相。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基础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为我们沿着中国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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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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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和中国梦三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不走中国道路，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能不能实现中国梦，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光荣称号。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科学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道路决定命运，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他再次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只有实现了中国梦，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组织，始终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改革、发展和创新精神，带领人民不断开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规律，勇挑历史重担，主动抓住机遇，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必须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性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准确把握历史脉搏，坚定站在时代潮头，积极顺应社会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锐意改革，积极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党才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改正缺点错误，最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找到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方面，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为破除陈旧落后思想的束缚，改变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恢复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进行拨乱反正，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逐渐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确地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能够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开拓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与时俱进的品质，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正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着力推进科学发展，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以形成，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通过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终开拓出来的。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注重实干、力戒空谈、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连续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经济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贸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了30多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1400多万，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超过70%的贡献。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

二、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正确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会有希望，国家富强就能顺利实现，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错误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可能成为泡影，国家富强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就必须解决道路问题。归根结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道路问题的过程，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认识和做出正确选择的过程。

十八大报告第二部分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为题，全面阐述了道路问题，明确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这一关于道路问题的最新论断，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澄清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实现中国梦为最终目标的。中国梦是我们最终的价值诉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离开了中国道路，中国梦只能成为“白日梦”。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

1. 中国道路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近代以来，为寻求民族自强和复兴，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寻求救国御侮之道；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洋务、开西学，向西方寻求“自强”、“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开议院，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倡导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分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2]1470历史证明，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脱离实际，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未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没能找到一条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开始自觉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积极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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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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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开辟的独创性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这条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关键词：中国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错误思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到中国实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同“城市中心论”、“革命悲观论”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这条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接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来，强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1915年，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对长期封闭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启蒙教育。自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和思潮涌进中国。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先进青年的救国口号。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青年运动，唤醒了广大的中国人民。从此，中国的先进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结合到工人运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努力探索了中国革命道路。1921年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可见，党主张走俄国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而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纲领。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之后，党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尤其是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引发的“二·七”惨案的深刻教训，使党开始意识到要抗衡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军阀武装），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1923年党召开了三大，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并开始改造国民党建立国共党内合作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党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开始，党积极推动北伐战争，并在战斗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取得胜利，几乎解放半个中国的形势下，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自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处于低潮。这次血和泪的教训让共产党坚定了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意志和决心。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批判并且改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进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2]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因此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而且在反“右”倾时忽视了“左”倾情绪的滋生，为后来的 “左”倾盲动主义埋下了伏笔。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逐渐重视起武装斗争和武装农民。但是，党在这个时期并没有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因为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显示出城市都是他们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可以让共产党在大中型城市进行活动时有机会充实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当时的共产党属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领导的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力的武装斗争，所以共产党也就不会在这时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攻占长沙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毅然决然的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开始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革命重心也开始由城市转移向农村。中国革命道路的内涵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选择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因为井冈山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是它属于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地区，远离大城市，而且有着许多树林，有许多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这是开辟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其次，井冈山地理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党员队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给自足，不给当地的百姓增添负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支属于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在井冈山上，可以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装支持。

二、中国革命道路是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自己掌握军队并开展武装斗争。但是，在展开武装斗争的问题上由于长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城市中心论依然干扰着党中央的决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城市中心论”所带来的不利，历经了许多年残酷曲折的斗争。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长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党领导的斗争大多以攻占城市为目标，“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流毒甚广。所谓城市中心论，也就是瞿秋白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形式。这一理论被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事实证明，城市中心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行的。由于当时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地信奉“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者，加上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对毛泽东在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受此影响，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人更是错误地以为，“农民占党的组织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共产国际这种对待我国的错误的态度，使中国共产党没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严重妨碍了对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为对实际情况缺乏理性的认识，“不断革命论”也对我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有着严重的干扰。瞿秋白把土地革命当作了第一任务，但同时却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在这“不断革命论”的影響之下，党只能继续错误的坚持“城市中心论”。尽管当时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党的农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瞿秋白等党的领导者依然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忽视甚至无视农村的重要性，这严重干扰了党对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会议上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党中央依旧把城市作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决议中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主张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积聚和准备革命力量，可以直接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模式。

在李立三占据党内领导地位的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执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对党内的右倾悲观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针对党内的消极思想，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文中系统地指出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但“城市中心论”在党内依然很有市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坚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国民党反动派打正面战争。这也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不断被丰富和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更多被应用于人民战争当中，并产生了强大的正面效应。这一时期，我国北方许多大城市和交通枢纽为日军所攻占。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我党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并且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再次于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

三、中国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新的理论观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思考、总结提炼出来的，既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脉络，又饱含着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和与时俱进的活力。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学说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共产党宣言》中说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是一种普遍规律，但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时，具体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武装斗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详细的表述，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凭借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的力量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并将武装斗争和农民革命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将旧时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改造成新式的工农联合武装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党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中国革命有着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发展规律，这种独有的发展规律源于自己独特的国情，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建立显示了我党对中国独特国情的精准把握，并且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其他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集体的勇气和智慧，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有益尝试和艰苦探索，在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同时，也留给后人以启示与反思。脱离实际，就会看不清真实情况从而走上错误的道路，就会给国家的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我们还不能仅根据已有的经验行事，要把实际与经验相结合，理性科学的探索适合本国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加以改造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在改革与创新的道路上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参考文献：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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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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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两件与中国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这是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个线下举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次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会期5天，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展览规模24.5万平方米，涵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展会，最大的感触是：现场观众人潮汹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备而来的专业观众。让人感觉即便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整个工业领域，依然表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

“犀牛智造”一经媒体报道，即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仅仅是阿里套着“新制造”的外衣，继续拓展自身业务的外延；
也有人认为，“这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让made in internet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稍显主观：仅凭一个不成熟的平台和样板工厂，就“彻底改变”某一个行业显然过分乐观，但是通过猜度阿里的意图来证明其价值，也稍显狭隘。

中国工业在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绩，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产业链完备，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始终处于低端，因此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不大——关于工业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实践者，但是从来都不是领导者和开拓者。

关于工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讨论始于2010年以后。当时，在整个工业领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工业领域即将与新兴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从而实现一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脱胎换骨”。

这样一场讨论，随后演变出两条关于工业企业未来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来自以ptc为代表的美国工业软件领导者，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工业物联网”理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工业产品一定不再仅仅是由机械和电子组成的物理产品，当传感器的性能、软件的能力和电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联网属性就会越高，因此工业的未来，将是一个“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和用户之间、产品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一个以改善用户应用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机制，产品将是具有的自成长能力的类生命体”。

很快，两种说法通过“数字双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两者都强调未来的工业需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既所谓智能工厂，需要通过工业物联网来实现与虚拟世界的联通；
而工业物联网在强调利用产品本身来沟联通企业与用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改造企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任务。但是两者的区别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厂”定义的未来工业企业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产加工；
而“工业物联网”强调的未来工业企业动力源头是虚拟世界的设计、仿真和优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只是第一次出现是以正剧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则是以闹剧的形式。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讲，无论想通过学习“智能工厂”模式实现整个行业的整体升级，还是通过跟随“物联网”模式完成弯道超车，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仅比较两者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希望通过跟随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本身就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性——中国企业需要一条不同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平台和样本工厂，而是其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不同于“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将焦点都放在工业企业本身的设计或者生产加工，中国工业企业实际上可以将视角拉开，从更高的层面，将交易环节也纳入进来，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新兴技术——互联网、5g、ai等——将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化与全社会的数字化进行融合，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成为全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并将贸易本身作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的源头。

从单一工业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能够让终端用户的需求成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运行的动力源头，从而推动实现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整体的跃迁；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工业企业则能够为整个社会以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或许就是构建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的理想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构建数字化社会、数字经济的方式，来赋予工业企业更多的数字化价值，全球唯一可能实践的，唯有中国工业企业，因为这里是对“数字化”本身的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地方。

从政府层面讲，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新基建”一词备受社会关注。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很显然，构建一个以数字化经济模式为导向到数字化社会，正在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家战略。

从产业方面看，中国的互联网、5g等产业已经具有向国际巨头挑战的实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额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平均达到67%，农村的互联网普及都已经达到52.3%。与此同时，5g用户已经超过1.1亿，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6600萬，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已经超过600个。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出现了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移动端应用，通过将个人行动轨迹与疫情大数据进行比对，从而筛选和定义健康人群——这已经将“数字双胞胎”从工业领域应用到了全社会，实际上每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中国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数字双胞胎”。

应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为构建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种优势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实践这样一条道路，仅凭粗糙的“犀牛智造”当然是不够的，其至少还需要来自互联网行业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工业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业企业，最基础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样，直接输出自身能力。中国电商兴起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解决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交易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终端用户的了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跟随“犀牛智造”的脚步，构建更多的面向工业企业的对接平台，那么以往积累在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户需求，完成从社会到企业的数字流动和价值产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工业企业未来数字化实践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区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学习和复制。

互联网行业的反哺是工业企业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关键的能在动力。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自身能力提升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工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等业务环节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兴it技术实践企业数字化运营相关能力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无论“中国企业制造不出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是否真实，其实际都是一根心头的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构设备等核心的业务环节，缺少足够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次工博会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位国内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苏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司研发电机及伺服驱动控制器，目标就是打破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实现在工业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迁。而这类的企业，虽然在本届工博会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数量众多——这或许就是中国工业企业能够保持如此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中国工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大环境下，如何突破重围，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谓是当务之急。沿着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会抵达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掘自身潜力？笔者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中国工业企业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适合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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