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作文模板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道路篇一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拥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于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我国企业品牌建设经历了品牌意识启蒙时期，品牌创建时期，品牌竞争时期和品牌国际化时期四个阶段。我国企业在实施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可采用直接进入模式，并购模式和自主品牌与oem相结合的模式。

“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和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1]品牌在市场营销中具有产品识别、产品保护、市场细分、市场控制和企业形象传播的功能。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拥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于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世界500强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特别是强大的品牌竞争力，在我国市场上攻城掠地，迅速扩张，甚至控制和垄断了国内某些行业。它们的强有力发展无一不向我国企业昭示了品牌的重要性。

当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大举进军我国，并大力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之时，以海尔、长虹等为代表的国内知名企业也不甘示弱，逐渐形成了走向世界、争创全球品牌的战略意识，纷纷在观念、生产、营销、研发和资本等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我国本土品牌会更加注重国际化经营战略，以参与世界竞争，与世界跨国公司一道纷争国际市场，这是必然的趋势。

（一）品牌意识启蒙时期。

品牌意识启蒙时期大致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整个80年代。当时，我国正处于第一轮合资的高峰期，对我国企业来讲，品牌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多半被理解为公司的名称或产品商标。这一时期，由于热衷于或者说急于与外国公司合资，加上企业的品牌意识薄弱，我国一些原本已具知名度的品牌被束之高阁，逐步淡出市场。

1980年5月，我国诞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此后外资以合资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合资中，出于外方的要求，我国大量的品牌以商标使用权作价入股，结果纷纷被打入冷宫、逐出市场。这些品牌在合资企业中纷纷被洋品牌所取代。上海家化的“美加净”被“庄臣”取代；“潘婷”、“海飞丝”、“飘柔”取代了“洁花”；北京牌电视机在与三星合资后随即消失。

与此同时，为了生存，我国的许多企业不得不进行贴牌（oem）生产。珠江三角洲一带聚集了大批的oem生产厂家。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企业赚的是加工劳务费，外国公司获取的是高额的利润。强烈的反差让我国企业意识到品牌的价值，开始重视创建自己的品牌。

（二）品牌创建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企业进入创建品牌的时期。企业普遍认识到，只有创出自己的品牌，才能在与强劲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品牌创建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1、企业形象（ci）设计。

广东太阳神企业率先引入“企业形象设计”，建立了差异化的企业形象，获得了巨大的传播效果。由此引发了我国企业的“cis热潮”。1990年，青岛海尔集团导入cis，商标从原来的“利勃海尔”演变为“海尔”；1993年，再次修改cis，以“haier”作为商标标志，并提出“真诚到永远”的经营与服务理念。

2、社会活动造势。

1991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由消费者投票决定的“中国驰名商标”的评选活动；1992年，国家内贸部、经贸委和电子工业部等机构联合举办“全国畅销国产商品展销会”，评选“金桥奖”。此后，各种关于名牌、品牌、商标的评选活动有增无减。

3、政府主导名牌工程。

9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省市各级政府纷纷实施品牌战略，以品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4、老字号品牌再造。

中华老字号企业历史悠久、口碑甚佳，当时在市场竞争中却因经营手法陈旧、管理落后，曾一度黯然失色。90年代以来，老字号企业经营者们改变经营理念、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理论，使老字号企业重现生机。“全聚德”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三）品牌竞争时期。

随着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卖方市场出现，市场竞争加剧。1995年开始，我国企业进入了品牌竞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价格战、广告战和服务战此起彼伏。

在与国外品牌的竞争中，我国企业逐步学到了品牌管理的国际经验，并伺机反攻。1996年，长虹集团发动价格战将松下、索尼等日本品牌从市场领先者的交椅上拉了下来。其他行业的价格战也频频发生。格兰仕多次发起微波炉的价格战，手机、电脑市场的价格战更是俯首即拾。

1995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对其黄金广告时间进行公开招标，中标者称为“标王”。孔府家酒、秦池酒、爱多vcd等都几任“标王”，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广告战的一斑。2006年的黄金广告时间该称为“黄金资源”，把世界杯等重大赛事的广告时断也纳入招标范围。

同时，很多企业已意识到，单靠价格、广告、促销和质量已不足以吸引和保持顾客，只有为顾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才能在品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海尔的“星级服务”、荣事达的“红地毯服务”、tcl电脑的“星光使者服务”等都在消费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品牌国际化时期。

进入新世纪，我国一些优秀企业纷纷提出品牌国际化的战略。我国企业品牌建设进入国际化阶段。

这一时期这些企业的实力已经壮大，具备了在全球化环境下做大做强自主品牌的条件。为适应国际化的发展需要，许多企业都创建使英语国际发展的品牌名称。联想将原来的“legend”改为“lenovo”，取“创新的联想”之意，同时也是因为“legend”在许多国家遭遇抢注；厦新也以简洁明快的“amoi”代替了原来的“amoisonic”。

海尔、tcl等企业纷纷打入国际市场。tcl收购了德国的斯耐德（schneider），海尔则是在海外投资设厂，格兰仕则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oem生产，强调“格兰仕制造”。

（一）市场的选择。

从进入什么国家和地区的角度看，我国企业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模式是先进入不发达国家，然后进中等发达国家，最后进发达国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容易进入，不发达国家都比较小，经济水平较低，因而建立品牌形象和信誉的投资比较少，还有优惠政策。这种先易后难的模式可以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品牌信誉提供直接的操作经验。

第二种模式是先主攻发达国家市场，再转向其他国家市场。攻下发达国家，在他们那里树立起品牌信誉和形象，品牌经受了最严格的考验和进步，成为国际性品牌。再到中等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市场，会被全球市场所接受。我国目前只有海尔、春兰等少数大型家电企业采取了这种模式。海尔认为，在主攻美国市场获得成功时，再进入欧洲、日本市场，对其成功极有帮助。春兰最先在美国、日本、法国和新加坡等国设立了十家海外分公司，到现在陆续形成了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和东亚等五大经营区域，产品遍布世界84个国家和地区。

第三种模式是中间路线模式。中间路线模式试图取先易后难和先难后易模式各自的优点，同时想避开他们的缺点。先进人中等国家市场，积累在异国他乡建立品牌信誉和形象的经验，积累更多的资本实力和营销经验，以期向发达国家进军。因此，这对有实力但又不够强大的企业，是一条可取之路。

（二） 品牌国际化模式的选择。

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看，我国企业也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直接进入模式、并购模式和自主品牌与oem相结合的模式。

美国的零售商认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价格的良好产品吸引消费者来购物，如果中国的企业能提供这样的产品，他们将会考虑销售中国品牌产品。[4]在品牌的国际化运作上，海尔采用的是直接进入模式，采取了直接出口海尔品牌的产品和在国外直接开设工厂相结合的形式。

上海广电集团（sva）是另一个采用这一模式的企业。在国内，上海广电集团以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在国外的两三年间逐步进入美国市场。上海广电从生产传统的彩色电视机转型为关注于高端等离子电视机、平板显示器和dlp投影电视机的领先电子集团。上海广电是一个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其年销售收入达40亿美元。当时在海外，它的营销技能能否奏效，上海广电并不能肯定。

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上海广电做出了几个重大的选择。

首先，它决定在分销上主要依靠提供促销和服务帮助的当地经销商，如ingram micro和d&h分销公司。与当地经销商的合作使上海广电有机会和时间去了解美国市场，以便营造自己在当地市场的营销能力。尽管上海广电在美国直接销售其产品，但它也意识到要进入象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企业，需要符合一定的物流、服务和促销标准。

其次，上海广电在行业促销活动上与经销商进行合作，包括参加行业大会，而不是花钱建立品牌认知度。中小经销商认为，上海广电提供的低成本产品使得他们能够与大型零售商竞争。

第三，上海广电决定避开低端彩电市场。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充满了中国企业贴牌生产的产品，竞争十分激烈。上海广电选择了高端的等离子和平板电视机和显示器。这些产品的销售增长迅速，并且与其他中国产品竞争的机会较少。它想自己被看成是地价高质的企业，其产品价格定在低于日本和韩国同类产品但又高于仅以低价取胜的产品之上的价位。

最后，尽管许多中国企业不承认了解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但上海广电从一开始就决定采用美国团队来经营其美国业务。此外，他们还聘用了索尼的前生产经理来控制生产质量，并与国际企业合作以改进其产品设计。

并购（m&a）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另一有效策略。被收购的目标企业应具有有价值的资产，如品牌、顾客群、技术或者渠道。收购方可以先将被收购企业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并保持原来的品牌和渠道，然后，逐步实施共同品牌以建立中国品牌在当地消费者心中的认知与形象。一旦这种形象和认知有了坚实的基础，再把原来的品牌淡出市场。

tcl使这一策略采用和实施。2002年9月，tcl收购了德国的电视机制造企业斯耐德电子（schneider electronics）以期进入欧洲市场。tcl的收购包括斯耐德的工厂、连锁店分销网络、特级市场（hypermarkets）、目录邮购和一系列品牌的商标权。tcl雇用了一个专业团队来了解和掌握当地市场和销售网络。tcl的此举主要思想绕过欧洲国家的进口配额，在欧洲销售tcl品牌的产品。tcl品牌的产品已经在澳大利亚、中东、南非、俄罗斯和东南亚一带销售。一旦这一策略实施成功，有朝一日，tcl品牌的产品将在欧洲销售。

格兰仕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采取了与海尔和tcl不同的战略。格兰仕是1978年成立的一家纺织企业，当时只有200多员工。1992年，它开始生产微波炉，并很快就进行oem贴牌生产，目标是降低生产成本，但在中国还没有投资设厂的外国企业。目前，格兰实施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企业，其产品的世界占有率达30%，国内占有率达70%。格兰仕拥有80多份oem合同，60%的收入来自oem生产。

在品牌国际化的策略上，它采用的是自主品牌与贴牌生产相配合的模式。格兰仕的企业定位是全球名牌家电生产制造中心。给国际知名品牌做贴牌生产正是这一定位的具体体现。格兰仕的自主品牌曾在阿根廷具有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但因此遭到了反垄断的问题。于是，格兰仕决定收缩自主品牌的在国外的占有率，通过oem方式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来曲线占领市场。但是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过渡到用格兰仕品牌生产的目的。

品牌的国际化越来越受到我国企业的重视。品牌国际化是应对全球化竞争的必由之路。与世界名牌相比，中国品牌不论在品牌价值、经营规模、世界市场占有率还是技术水平上都有相当差距。中国第一品牌海尔的价值仅530亿元人民币，而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乐则值704.5亿美元。创国际化品牌与综合国力和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生产技术的改进具有密切联系，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要中国企业适时适当地运用好国际化的品牌战略，就一定能创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名牌。

[1]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与控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卢泰宏。建构中国品牌管理平台[j]。品牌，2001（8）。

[3]宋永高。中国品牌国际化的市扬选择模式[j]。商业研究，2003（13）。

[4]gao， paul and jonathan r。 woetzel， “can chinese brands make it abroad？”， mckinsey quarterly， 2003 special edition： global direction。

中国道路篇二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受到各国人士广泛肯定和推崇。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怀好意者不断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陈词滥调，还有个别人对中国道路能走多远心怀疑虑。凡事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只有认识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道理，正确认识它的性质、条件、特点以及风险、挑战，才能对中国道路及其远大前途充满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中国道路加强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建构令人信服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结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了坚持，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始终贯穿着人民立场。什么时候坚持人民立场，政策策略就比较主动，工作成绩就比较显著;而一旦背弃人民立场，就势必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另一方面，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不同时期具体矛盾得出的具体观点、结论，以及据此制定并实施的政策、策略，则不断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总能在纠正错误中，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应时代和国情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

坚守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难就难在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存在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把这类矛盾夸大成敌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至于一些敌对力量多年来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弃瓦解中国、劫掠中国发展成果的企图，则更要高度警惕。

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才干。由于各个时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完善、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中，曾经照搬苏联经验，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中，照抄新自由主义搞所谓“彻底改革”，同样行不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确分析实际问题，大胆探索和掌握客观规律，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搞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前提。

坚定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应当一以贯之的。主动适应信息网络化新环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国道路上存在的实际矛盾和问题，讲清中国道理，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必须与时俱进的一面。为此，当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国道路与全球化两大问题，从而真正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谓中国道路问题，核心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生产力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持续积累力量。

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物质生产和文化水平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极端艰苦。面对这一困境，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杀的伟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增长、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研发成功等。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其远见卓识推动实施改革开放。经过4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在这一时期，国内外始终有人从左和右两个方向攻击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极端势力从未放弃蛊惑中国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图。正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始终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形成的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成为始终不曾动摇的目标，它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操纵政府为利润积累服务的旧制度，而是国家控制资本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富强服务的新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严明了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始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才保证了它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当前的独立发展和自主创新之路是前无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优越的经济纵深，能够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发展生产力，经济总量、发展韧性、创新能力都形成了显著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维护中国社会的团结稳定，又促使一个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场长期充满活力，从而帮助中国依靠共享发展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中国从近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动拥抱并引导全球化，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节点。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回应，在国际体系边缘地位中开始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锁，积极开展经贸、文化等领域对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形成全球化纵深发展时期的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融入者，加快自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完全认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题。从国家发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参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开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的机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质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经济全球化并非一劳永逸，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其本质仍然是企图再度剥夺中国的全球化自主权。对这一阴谋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坚定捍卫中国自主发展的正当权利。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各国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胁，也很可能给世界带来历史性巨变。倘若这场疫情能够促使以公众福利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润积累为中心的全球化，那无疑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盘。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与在中国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和在世界经历了600余年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刚刚进入青春期，尽管成绩斐然，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尚未大功告成，而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长期奋斗。

理论上的清醒决定思想上的自觉，思想上的自觉决定政治上的坚定。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关键时刻，推进人的全面解放则有待更长期的艰苦奋斗，都需要认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构强大的意识形态，重中之重在于正确把握并科学解答人类解放、中国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战等根本问题。以此为战略指导，进而统筹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重视当代和历史事实的传播，实事求是报道评论发展成绩、时代悲欢，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据有效地反击虚无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图谋，掌握历史书写权和阐释权。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影视、音乐、游戏等虚构类作品的创作，鼓励传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颓废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蚀社会、诱人沉沦。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钢筋水泥，舆论就如门窗梁柱。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热热闹闹、花样翻新并不难，但如果缺乏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这些活动容易沦为堆砌钢筋水泥、门窗梁柱的无用功，至多能搭建一点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却无力建筑宏伟壮丽的花园大厦。因此，对争夺当代意识形态主导权而言，同样要有讲清中国道理、坚定道路自信的战略观念，使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的大量具体工作，服务并服从于赢得战略上的胜利。

（作者：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李泾一

相关热词搜索：;

中国道路篇三

中国道路篇四

;

内容提要 中国道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探索，其历史与逻辑起点可以溯源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因而，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维度来界划中国道路。从广义层面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整体性历史，都可以纳入到中国道路的讨论域之中;从狭义层面而言，中国道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维度，中国道路背后都关涉一个核心的通约性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与中国本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构筑出一条既坚守经典理论的本质规定性，又彰显本国具体实际，更区别于他国模式的科学发展道路。衡量中国道路需要拓展理论视角，从多元维度出发加以综合把握。其中，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从根本上讲清楚中国道路产生及其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从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实践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及其不断成功的内在密钥;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整体性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宽广的范围内讲清楚中国道路的世界效应。辩证理解中国道路还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论的指引，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从整体上对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做出科学的分期并展开理性的认知与探讨。

關键词 中国道路 70年 社会主义 “三个意味着” 历史分期

中国道路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大量研究对这一话题进行了集中关切，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旨趣与研究偏好，对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解读。在继承目前学界现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需要尤其注重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辩证把握中国道路的丰富理论内涵问题，二是如何综合定位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及其时代坐标问题，三是如何对中国道路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作出科学的界划问题，四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道路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科学回答上述问题，从本质上就是应当科学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起源与逻辑发展问题，亦即从根本上讲清楚为什么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长期不懈的艰辛奋斗过程中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讲清楚为什么探索与坚持这一条发展道路的历史重任必然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讲清楚中国道路在艰辛的探索之中为什么能够不断取得胜利，讲清楚中国道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之路。

一、内涵：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与本质特征

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逻辑所指与理论内涵。所谓中国道路，就是特指关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可以被称为中国道路，例如，美国学者塞尔登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治理方式称为“延安道路”。[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但从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道路讨论的角度来看，现有相关研究存在一个潜在的共识，这就是当前所言的中国道路，其实是特指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的道路。

1.1949年：中国道路历史起点的锚定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尽管中国革命从属性上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价值导向与实践旨归则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曾做出过系统化集中化的阐释：“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页。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天经地义”从根本上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所形塑的。具体而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情势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使得中国革命不可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直接获得胜利，而必须首先解决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待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完成之后，才具备了导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定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与现实可能性。因此，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即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页。

社会主义在中国从一种理论设想向现实制度形态与实践运动转变的标志，是1956年关于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完成。因此，有观点认为，关于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其历史起点应当溯源于1956年。但实际上，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有计划地推进社会主义在中国探索与实践的步伐。例如，1949年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尽管从制度的创制上来看，此时仍然是以新民主主义制度为主，但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因素始终在不断增加，资本主义的因素在不断减少。正是基于上述状况的考量，毛泽东明确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的观点做出了批评。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晚听取并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17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关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

相关热词搜索：;

中国道路篇五

;

摘要：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跨越，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道路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是一条立足国情的道路，是一条开放包容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历尽艰辛，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一条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道路；本质属性；理论特色

doi：10.15938/.2016.04.012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道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余年的奋斗历程，为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始终如一，百折不挠，终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

一、独立自主：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1.中国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来之不易，……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给处在迷茫中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指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和影响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暴力革命这条俄国式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在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和俄国“城市中心论”理论。“八七会议”做出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决定。但是，我们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都先后失败了，这一系列的失败说明“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1928—1930年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深入调查，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来阐述论证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去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2.社会主义建设：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

二、立足国情：始终坚持走与实际相结合的路

1.革命道路：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国情是一个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一个社会最大的国情，就是这个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字眼，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列宁曾经分别使用过“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1912年，列宁曾经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到：“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以外，还有中国，波斯、土耳其“这三个所谓半殖民地”国家。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半殖民地“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是在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并依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尽管如此，在中共“二大”以后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却依然存在，并且影响到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质上是要取消民主民族革命，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实际上是要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阶段。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是，党的六大以后，由于党内认识的分歧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认识又产生了争议。毛泽东始终坚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清政府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没有区别，依然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既不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论”，也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是分“两步走”。在这两步走的时候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准确把握住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2.建设道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事实恰好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首先是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上，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上首先建立起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对发展的阶段必须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否则，就要走彎路、受挫折。建国前30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之所以遭受挫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定位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正式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再一次重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式形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座理论大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成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成为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有力理论武器。

三、开放包容：始终坚持走争取支持帮助的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一切力量对革命的支持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比作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这两头一头是工人阶级、一头是统治阶级，中间是农民阶级。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的限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其它阶级对革命的支持，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了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是争取一切力量支持革命的重要方法，统一战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敌人是强大而凶猛的。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敌人。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工农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另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参加统一战线，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在党内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是争取革命力量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指出：“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弃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我们并且已经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思想，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汇集了革命的正能量。

2.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就有一个调动国内外积极因素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课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里，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的，两个积极因素都要利用起来。而对于调动积极因素的作用，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讲到了争取外援，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就是对外学习和借鉴的问题。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系统的提出了“敢不敢学”、“向谁学”、“怎样学”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拓展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实际上吹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号角。但是，在建国前30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际上还是处于“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邓小平高瞻远瞩，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内陆开放，对外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成效日益显著。党的十三大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基本点”写进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对外开放成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改革初期两项最鲜明的政策。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实行长期的全面的对外开放，这是促进中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相关热词搜索：;

中国道路篇六

;

20世纪初，在中国拥有“治外法权”的国家，除了所谓“八国联军”之外，还包括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成人文盲率高达80%；在共产党刚刚接手的1950年代初，旧中国的工业能力不足欧洲小国比利时的一半。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强大百倍的对手，而它打败的恰恰也正是这样的对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则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非凡”、“异常”、“非常”和“反常”，黄仁宇用来描述他所谓“大历史”的这一连串关键词，其实只消用一个“共产党式”的词语来囊括就足够了，这个词就是：不断革命。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遭遇的发展难局与困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失落，更深刻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除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除了“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硬闯出一条新路”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文明的深刻内在危机，我们就不能改革、不能前进、不能革命，就没有觉悟和自觉。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为破解这个谜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1000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10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日本的侵略。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0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三门干部”的同时，必须反对“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风。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为戒。

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发展，超越马克思的理论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会，7月31日，会议在嘉兴南湖的航船上闭幕。

中共诞生伊始，只不过是林立于现代中国的200多个政党当中的一个，而与近代中国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义、富国强兵”理念（据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报》相关报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诉诸的奋斗目标——以不懈的阶级革命最终消灭人类剥削制度，听起来似乎是太过遥远的理想。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科学和理性，并非认识活动的终结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认识活动的开始和起点。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人类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从知识和科学理论中来，即使这些知识与科学理论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空前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斗争，使得共产党人认识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转化的复杂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种本质化的知识来把握的，高速变革的革命和建设进程，是不能用一种静态的科学理论来描述的，十几亿人参与其中的创造活动，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事先已经存在在那里——并为一种客观的理论所认识、预见的。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总体矛盾，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人认为：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从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转化，即多元矛盾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才可能观察中国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其主体和动力便是无产阶级，是单一的阶级主体，而中国人民民主的主体却是“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则是动态、互动的多元主体。

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已经占了欧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的新型民主，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同样是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还占不到中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这样指出：如果说欧洲的情况是贫富分化，那么中国的情况却是普遍的贫穷，中国的中产者，其生活程度，还赶不上欧洲的无产阶级，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广大的穷人。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旧的三民主义，这样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国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标，是改善最广大的平民的生活条件，而这就是他所谓“民生”，他还说，离开了改善民生，所谓的民权和民族主义，都必将在中国落空。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泊中重新举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旗帜，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说：中国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和穷人的民主，因此，中国新民主的不竭的强大动力，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民主革命的主体，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是一个“动态联合的主体”，或“多元的主体”，而不是单一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实践，超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民主理论。

三、发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将中华帝国称为“世界帝国”，他把世界帝国的要点、要素概括为：世界帝国保持了世界货币、世界宗教、世界语言。而对中国来讲，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语言就是汉文，汉文的表意系统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还涵盖了韩国、日本、朝鲜等。柄谷更认为，世界帝国诉诸的法律，应该说就是现代的“国际法”理想。因为中国周边有许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来中国进行朝贡的目的之一，当然是贸易，但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却是通过到中国朝贡，来确立自己“内部的秩序”。因为在当时，确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的国家，此前并不承认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说，不承认有国际法，于是，其内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来确立的，因此战争、混战和叛乱非常多，而到中国朝贡，一方面可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个“普遍秩序”的意识能够确立起来，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那样引进文官官僚体制，并且顺便通过引进文官官僚体制确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进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观念，正是由于产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识，政治结构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发生。作为中心的中国和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的关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这个意识的产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将中国世界观概括为“友善法权”，以区别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权”，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权”的基础上，方才能够实现一个“世界宪政”，柄谷的研究，是对康德论断的阐发。

朝贡贸易体制和朝贡金融体制，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个全球合作型社会的理想。即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货币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能源和技术不断进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创造性的社会，而且是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团结紧密融和在一起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尊重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感恩自然的社会。

人类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生在16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这是由欧美国家所推动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体制”为核心的西方列强主宰、分割世界的强权秩序。它是对传统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天下“大一统”的和平、稳定模式的根本挑战和革命。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权”。

历史的真实是：16世纪以来欧洲在资源上的危机促进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业革命，其在军事和安全上的危机促进了金融革命，而一个残酷竞争型的市民社会，则推动欧洲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帝国主义体制迈进。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竞争体制中，为了生存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占据能量转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须掌握能量转换的主动权，而这就需要一个高效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能够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时把转换中产生的无用的熵彻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统之外。而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被组织起来的，就是把优质的资本、人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贫困、污染和老弱病残孤排斥在系统之外，而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欧洲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所谓“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须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权”的意义，并且考虑如何在这种“友善法权”的基础上，去重建欧亚大陆之间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切断的有机联系。

当然，欧洲的这种转变引起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极大不满，美国著名鹰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欧洲人发明了强权政治，但是，现在却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义，可见欧洲正在背叛欧洲的传统，今天的欧洲已经沦为不分是非、不分敌我的软弱势力。”中国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之根本不同是发展理念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主张和平、合作谋发展，而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却依然把当今世界理解为“美国的战利品”，不肯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历来就有“华夏不治夷狄”的优良传统，中国从来没有想去改变美国，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奋斗，与其说是要改变美国，不如说是要改造自己，即通过改变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去超越现代世界旷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从经济上说，这就是要摆脱发展中国家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谋生存的“卖血”之路，走上依靠技术、资本和创新谋发展的健康之路，从社会上说，就是发展要以民生为本，惠及全中国、全世界的普通劳动者，从文化上说，就是重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自信与自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相关热词搜索：;

中国道路篇七

;

摘要：本文从探讨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分析中国软力量发展的结构性缺陷，指出这种力量失衡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产生的相关性；进而根据中国国情和其他大国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国发展软力量的战略设想和目标定位。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软力量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 键，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全新的强国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在于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在于文化竞争力、制度创新力和观念影响力构成的软力量的提升。中国在有形的硬力量迅速发展的同时，软力量不足却成为突出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软力量问题比其他大国更为紧迫。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软力量建设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因而更多地依赖于内生的创新力量，需要更深刻的历史自觉性。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软力量发展规律的结合上，来探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软力量建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硬力量与软力量的相互关系

综合国力由硬力量和软力量构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硬力量对综合国力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由经济、军事实力为主体的硬力量的优势来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深刻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扩展和世界力量结构的急速变革，文化、观念、制度等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突出，成为新的大国力量来源之一。换言之，一国的强大已经不能仅仅以硬力量作为判断标准，软力量对于后起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全面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指标意义。

“软力量”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全球力量结构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在关于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保罗·肯尼迪认为，美国正在重蹈历史上霸权国的覆辙，已经被过度的军事扩张耗尽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但是，约瑟夫·奈却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美国力量的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冷战结束，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然而当代的实力界定不再片面强调军事力量，技术、教育、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

硬力量和软力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界线。首先，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约瑟夫-奈认为，二者之间只是行为性质、权力有形性等程度差别。硬权力是改变他者所作所为的命令性权力，一般依赖于强制和引诱来获得；而软权力则是塑造他者期望的同化能力，一般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议程等使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目标来获得。约瑟夫·奈还指出，命令性权力有时也用于创建制度，然后成为合法性力量；而政治合法性权力并不直接表现为硬力量，而是直接表现为软力量。其次，二者往往互为载体、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例如，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硬力量，不只是武器装备技术系统，还必须包含军事战略和军事组织系统，甚至包括凝聚战斗力的文化认同，这些软力量直接决定着硬力量的效率和功能。又如，文化艺术作为典型的软力量，在信息时代越来越依赖高科技传播技术系统，后者作为技术和材料的高端优势正是硬力量的象征。

然而，硬力量和软力量有各自的核心特征和指标体系。这里讨论的软力量主要是指政治力、社会力和文化力。政治、社会、文化的国力构成是有别于有形物质力量的无形观念力量。所谓“政治能力”是指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体现在制度与合法性上。社会能力主要是指社会的和谐程度，即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高度协调。文化力则主要是指文化的对内认同力和对外投射力。政治力、社会力、文化力的内涵都体现着人、社会与国家的素质。建设软力量的关键是人的素质。具体而言，建设国家的政治力，就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质，以提高国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建设国家的社会力，就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协调能力，以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建设国家的文化力，就是提高国民的文化认同，以增强国家的文化投射能力。

硬力量是软力量的物质支撑，软力量则是硬力量的精神升华。在综合国力提升的过程中，同样遵循着硬力量决定软力量、软力量反作用于硬力量的规律。尽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其他大国崛起的模式不同，但在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发展秩序上基本相似。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按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不到1美元为绝对贫困的标准，中国的赤贫人口数在1981年是6.34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几乎没有资源投放到软力量建设，不得不把经济建设特别是物质财富增加作为国家的第一任务。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硬力量特别是经济总量得到空前提升。从经济总量来看，按照现行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为世界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2006年首次超过20万亿人民币，列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3位。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部的《成长与发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书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08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增长率降到7％，中国经济总量仍将在2050年赶上美国。

相对于硬力量迅猛发展，中国软力量的数量和质量都显得极不相称，甚至束缚着硬力量的进一步提升。从全球竞争力排位看，中国的许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出口规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场自由度、创新能力等软力量指标方面，中国基本上排列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些指标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硬力量和软力量极不平衡的综合国力结构表明，发展软力量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国硬力量的溢出效应，软力量的缺乏就不只是限于中国内部的社会和谐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问题。

硬力量是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并不是现代化本身。软力量是人的素质的核心，标志着人的现代化水平。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恰恰是区分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当硬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国家摆脱物质匮乏、人民摆脱贫困，这时硬力量对国家发展的作用逐渐下降，社会和谐、制度完善、文化发展等软力量的作用逐步上升。换言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软力量将成为决定中国能否和平发展的主要条件。

二、中国力量结构缺陷与“中国威胁论”

序的负面冲击，进而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达到阻滞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的。因此，要消除和厘清“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的国力结构特别是软力量的严重不足。

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表现为以经济总量为核心要素的硬力量崛起，这是海内外公认的基本事实。经过2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总量数倍翻番，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排列中迅速提升，从1980年代初的30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4位。而且这种超常规上升速度有利于中国缩短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的距离。在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还是美国的1/10，而2006年已经是美国的1/6。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与美国的相互依存达到或接近美国与西方盟国的紧密程度，而且在微观层面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海外企业并购和战略联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威胁论”接踵而至。例如，中海油集团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份遭遇美国国会的强大阻击。以至功败垂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今天的中国比1980年代的日本更有威胁力。美国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宣称，在粮食、肉类、钢铁、石油和煤炭等5种主要产品的消费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硬力量上升，导致了“中国威胁论”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威胁论”时起时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际势力的蓄意炒作以外，还可以从中国自身的力量结构上找到原因。中国的综合国力结构存在着两个基本的不平衡性：一是硬力量的“量大质不高”；二是软力量的“量小质更弱”。这种力量结构的畸形，使中国力量的某些部分增长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承受能力；而其他部分力量(尤其是软力量)的滞后又使中国力量的增长难以得到国际舆论更多的正面认同。

中国增长最快的商品进出口就表现出“量大质不高”的典型特征。2001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是5100亿美元，2006年达到1.7万亿美元，平均年增长25％左右。1978～2001年的外贸年均增速为14～15％左右，加入wto之后提高了10％；中国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之一，同时又是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外贸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的粗放投入，增长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基础比较脆弱。贸易规模大，但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单纯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软肋”。依赖大量低端产品出口支撑的出口竞争力近年来出现不升反降的趋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排在印度(第43位)之后，居第54位，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由此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冲击：一是中国的低价商品对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同时产生市场冲击；二是低成本的商品依赖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而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体系产生冲击。在两大冲击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威胁论”就有了新的生成条件。硬力量的缺陷就转化为软力量的受攻击。

中国的国际文化竞争力则更明显地反映了软力量“量小质弱”的典型特征。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巨额文化贸易逆差，即所谓“文化人超”或“文化赤字”。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书籍和影视的版权贸易逆差都在10倍以上，最高时超过了15倍。2004年中国向美国输出了14种版权，而从美国引进的版权达4068种。俄罗斯艺术团体一年在中国演出将近100场，而我国艺术团体同年在俄罗斯演出不足10场。这种差距近几年来逐年扩大。文化贸易逆差反映的是中国与西方大国文化力失衡的现实，表明中国文化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文化资源，以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文化工作者，但中国文化竞争力处于较弱的态势仍将是一个长期现象。中国作为，“文化资源大国”不等于是“文化产业强国”，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却是严重的“文化贸易入超国”，这种悖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力结构的畸形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有形商品竞争力的桎梏。新产品创意不足、品牌效应微弱、人文内涵肤浅成为中国商品相当普遍的通病，甚至依赖盗版和复制来维持商品市场竞争力，足以证明软力量发展滞后已经殃及硬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贸易逆差巨大也反映着同样的结构性缺陷。中国每年的教育贸易逆差高达20亿美元以上，而且还在逐年扩大。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资源不足，一方面是教育资源大量外流；一方面是国内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调，一方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强。这种现象同样成为中国软硬力量严重失衡的指征。换言之，“教育资源大国”同样不等于“教育强国”，“人口大国”不等于“人力资源强国”，这些不等式恰恰来自于中国国力结构的缺陷。

中国软力量的结构缺陷还在于制度建设进程与经济发展速度难以同步。特别应认识到，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迅速发育并走向完整的体系建设阶段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性和渐进性，目前还难以得到国际舆论的充分理解和肯定，这是中国软力量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受到种种压力的重要原因。这种历史阶段性的特征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加以证明。今天的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其历史积淀相当深厚，至今仍保持着相当大的惯性力量。中国的现代民主文化与传统专制文化的此消彼长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对改变这种制约力量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认识不足，也是影响中国软力量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始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往往寓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这种改革模式的特殊性使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为止仍在局部、基层内展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造成中国力量结构不平衡发展、中国国际形象扭曲的内在原因。

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全局的、整体的改革发展阶段的条件正在成熟。其中三个要素不可忽视：一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触及到权利、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核心部分，所谓“改革攻坚阶段”可以理解为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兼顾的阶段转变。二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内在的根本变化，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和谐的社会结构要求更加广泛、深入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更加自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三是中国正在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利益攸关方”，广泛参与国际机制建设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必然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述三个要素在1980年至2000年间基本不具备或者不同时具备，而在最近5年的时间里，三者同步发展的趋向逐渐明显。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构成的中国软力量，有可能而且必须取得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的平衡发展。从这一点上看，中国软力量和硬力量的平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关热词搜索：;

中国道路篇八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农民股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2]，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0774亿元，比上年增长6.3%[3]。农村经济的增长无疑是全国经济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978年开始，农村逐步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一大程度的发展。农村绝对贫困基本被消除，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摆在农村和农民面前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发展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凸显的问题
1.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土地抛荒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拯救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但发展经济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4]，生产积极性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后，达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发展问题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它不能引导农村经济实现象城市经济那样的跨越式发展，农产品总产量是在逐年增加，可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按人们的美好愿望增加。国家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2003年指出，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万，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亿1075万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亿1079万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这使得农民没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种田要赚钱”已被大多数农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实践。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务工经商抛荒土地面积达8.62万亩，占抛荒总面积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积262111千公顷）[5]。恩施还是一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农民的土地观念非常浓厚，这个州的土地抛荒不会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截止1996年底，全国非农业建设闲置耕地941633亩，有些闲置达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复耕种[6]。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曾据卫星遥控指出，我国大陆耕地抛荒达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各自为“政”，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高度机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碍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又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承包到户。这样，土地被分割成小块，由于土地面积太小，农业机械无法进入田地，机械化水平不仅无法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是有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这使得在同一块土地上有可能同时生长着两种或多种不适合在一起生长的农作物，在无形之中降低了作物产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担奉贤，加上经营规模小，许多农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农业科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很难很快获得市场，中国农业实现高科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增加，给城市生活、社会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国家对农村想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农民在长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下，开始大量拥入城市，寻求收入的增加。这给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和城市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冲击。
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素质比较低下，专业技术水平有限，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很难找到适合他们又能赚钱的工作。赚钱梦想的破灭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4.农村公益事业无人管，农民子女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水库、学校等都有集体负责管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各人自扫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个人都只关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对这样的公益事业不大关心，更不愿为公益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农村学校条件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对其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农民子女跟着他们的父母如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条件差，无学籍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碍；如果农民子女留在农村，他们的成长缺少照顾，失去了父爱和母爱的呵护的他们极易受到他人唆使，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5.农村人才外流，基层腐败严重，给农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层阴影。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中的有文化的人为主，这些人在农村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从某种程度是说，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种资源浪费，使农村村民自治出现“朝中无人，国中无将”的局面。
    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事实上的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在思想意思形态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领导、对领导天天有人看着，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没有了民众的监督，我想这应该是农村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应当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历史上已经存在很多。1952年开始，人民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阶段。从1958年起，全国开始推行人民公社体制，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村合作化达到顶峰，只是事与愿违，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农民权益受到极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国农民心中的一块伤疤，以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轻言合作化。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集体经济[8]，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新形势下，农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笔者的初步构想是：采用多种形式，或由国家投资，或由国家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或由农民自己参股筹资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租用期应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内），雇佣农民为其工作，农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在有农民参股的公司中，农民股东[9]有权分红并依据自己的资产对公司负有限责任。农田的耕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产品的销售等事宜由公司统一决定，统一经营。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通过各种形式组建的股份公司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它不同于农村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合作化时建立的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包括农业互助组，初级、高级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体经济所有制。这里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促进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它也不同于现阶段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他们的性质明显不同，尽管目前的许多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也兼有一些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第二，以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相抵触。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股份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内，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这种合作化不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抵触，或者可以说它只是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的一个并行的补充性措施。
三、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国家经济总体上飞速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势力增强，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经济基础。虽然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但国家经济整体上发展很快，全国经济年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经济的同期年增长率。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国家有能力直接投资，或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组建股份公司，也使国家有能力对目前的农村经济或是发展以后的农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共和国自成立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也是从沿海的工业城市开始的。长期以来，国家政策都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发展工业，农民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从农向工转移6000亿元，1992年转移1647亿元[10]。现在，中国的工业已发展得比较壮大，并继续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200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23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11]。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为了工业的发展，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也应当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农民土地观念发生改变，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农本商末”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上。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都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个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会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12]。中国共产党联合农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赖程度是相当深的，这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其土地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促使这种改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一亩三分田上，他们敢于离开土地到城市等发达的地方去闯荡；⑵ 现代文明洗礼了农民陈旧腐烂的思想`，“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消失，农民的思想观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们得以生活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⑶ 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每个家庭在保证耕种的劳动力之后，富余的劳动力都会外出打“副业”，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挣不了钱（万一这样，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家里的现金支出，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所需，子女教育费用，农业税收等。
    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减弱为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扫除了障碍，它避免了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权的尴尬局面，减少了股份公司在农村的组建和运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得到社会认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只有让农村经济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实现农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村经济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国家或集体完全控股，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渐被接受，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或集体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国家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采用股份制。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国家由绝对控股变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国有资产带动大额资金的流转，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
    4.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这是未来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证。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农业了。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既84年之后中央发布的又一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5年1月3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重点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做出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推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出台了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 ，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和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四项保护措施。另外，国家会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04年，投入总量超过2000亿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还会加大。
四、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义
    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全国、全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影响了机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统一经营，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点，能够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村生产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行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之后，原来农田上无数的界沟、界碑将不复存在，一条不占面积的界线将会代替界沟、界碑的职能。这就能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意义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农村的渗入必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84（以农村为1），2004年为3.2[14]。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国实现共同富裕。
2.有利于农村民主在的发展。胆怯农村民主在发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农民收入不高，对政治没有热情，政治参与不积极；b 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外流，农村民主在发展缺乏人才；c 农村基层腐败严重。
    新型合作化的实现会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a 农民从股份公司不仅可以获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益而且作为雇工，也会有固定的收入，农民股东还可以在规定时期内分红。工人待遇会使农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农民自会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b 在农村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闭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能够为农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人才外流会得到有效遏制，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人才将不是个问题。c 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败就无立足之地，更无生根之处。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3.就近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佣耕种土地的人之外，还需要一大批管理、销售、运输等方面的人才，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是公司的首选。农村再不用远途跋涉去他乡挣钱，或许他们也还会叫做“农民工”，但他们至少不再受歧视。收入增加了，稳定了，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中国现阶段有农民9亿多[15]，如果农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这9亿多农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演变成工人，尽管他们还从事这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本质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公司的工人。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人会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础设施建设或方便生活（如买东西，就医等），这样，一条条村街就会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三农”问题的解决要从制度上下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办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为好办法之一。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继续坚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并行的补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相关热词搜索：;

中国道路篇九

;

摘 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有历史维度上对“中国道路”历史渊源的追溯，又有理论维度上对“中国道路”理论根基的阐释，同时亦有对“中国道路”价值诉求上的人民主体性及社会实践上之坚实基础的清晰揭示。习近平深刻阐明，“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来源于真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中国道路问题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从合规律性的维度清晰阐明了“中国道路”深厚的历史渊源，又从合价值性的维度准确界定了“中国道路”价值诉求的人民主体性，还深刻阐释了这条道路科学的理论根基与坚实的实践基础;从而，也就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价值诉求、现实依据等多重维度上，为坚定“中国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究其根本，“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客观历史规律使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使然，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及最终实现“中国梦”理想的价值诉求使然，亦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和昭示。简言之，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有机统一的四重根基：历史、真理、人民与实践。

一、 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

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p.26）。这一论断，从历史渊源的维度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生成的历史规律性与内在必然性。

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进程及世界历史发展整体进程的客观逻辑看，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历经多次选择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因为中国自身历史变迁的特殊逻辑使然，亦是因为世界历史变迁的普遍逻辑使然;是因为中国历史变迁与世界历史变迁双重逻辑的深层互动，共同规定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生成。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sup[2]/sup。中国五千年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与积淀，生成了一个极具独特性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发育最成熟、结构最稳定的前现代农业文明①，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及以之为中心在东亚世界所形成的国际格局都远较前现代的欧洲更为复杂、更为独特。这种前现代的社会历史存在，作为历史的“前理解”已经先在地规定了西方现代化经验之于中国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也预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会比西方的现代化更复杂、更多维、更迥异。例如，经验事实已经表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结构的转型、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民角色的转换、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现代变迁中的城市化进程等，就与西方截然而异。其他方面，如中国现代化中权力的集散，中国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至于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国现代化变迁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现代化对中国历史发展之外源性冲断的意义，只有在中国前现代社会内部要素演进之趋向与西方示范效应的互动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范式，也不能简单有效地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经过对西方现代化示范效应的消化、吸收、转化生成，并经过对自己文明内部要素的扬弃、重估与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国独特内涵的现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毕竟，中国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历史逻辑看，以科学革命、工业文明、理性主义、民主主义、世界市场等为核心动力的现代文明，不可逆转地极速推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历史进程。这一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同时亦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等血腥与罪恶，其本身即具有鲜明的“善”“恶”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的历史事实表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扬弃、超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的现代文明，同样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具有价值的正当性，这已为既有的世界历史及其经验所证实。例如，世界历史进程中针砭、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伟大思想与社会运动——始于托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经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生科学社会主义，直至当今世界的连绵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与民族主义甚至文化复古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绵延于20世纪直到当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反省现代性的各种思潮，乃至晚近大兴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等质疑、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与运动等——其生成的深层根源不能不说即在于此。

在上述双重历史逻辑的共同规定下，近代历史开始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下，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叠加并发，还叠加进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于中国而言外植性的现代性危机。在多重危机叠加并发的历史处境中，在双重历史逻辑的内在规定下，近现代中国始终面临着“双重”超越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达到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直面西方现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负面的现实，寻求超越其现代发展的既有水平，以达到其将要达到的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因此，近现代中国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之时，既必须直面自身历史、文明的独特性问题，又必须直面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发展道路必须集中国品格和世界历史性品格于一体而具“中国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九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都贯穿性规定于这种“双重”的历史逻辑与历史任务下sup[4]/sup。各历史阶段虽有不同的历史实践表征，但其深层的或本能或自觉的历史实践取向，却不能不说是连续递进的。这实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觉悟程度、认知水平及理论建构、实践战略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各历史阶段的承继与超越中，中国最终走向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可见，“中国特色”的历史之根，在中国文明独特性所规定的“中国国情”、“中国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之源，在“世界历史”，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规定下现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现代文明的价值正当性。

二、 中国道路来源于真理

社会发展的实践形态既取决于客观历史逻辑的内在必然性与规律性，亦源于科学的理论建构。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的有机互动，亦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p.26）

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脱离封建王朝更替的旧有轨迹，被动地走向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发展取向的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变迁进程，其直接的动因无疑是在外而不在内，在世界历史的节律而不在中国历史的节律。中国是被裹进世界历史的大潮流中的。这是一个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中国近代历史开端。

正由于这样的一个近代历史开端，使近代中国历史处境截然不同于古代历史上曾经面对的任何一次变局。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如何有效应对现代西方的强势冲击，如何科学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大势，进而科学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也就成了无法回避的极重大的课题。

为此，近代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的持续探索与尝试。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器物修补，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学”维度上“全盘西化”，他们走的不可不谓勇敢、决然，也不可不谓悲怆可泣！但中国落后、衰败、屈辱的境地依然如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依然如旧。原因何在？一方面，这根源于历史实践的成熟程度。毕竟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深入互动对近代中国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维性的充分暴露总要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实践发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约着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受历史的局限，当时的仁人志士还未能完全科学辩证地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还不能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规定下科学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

艰难踯躅中，中国历史走进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胜利与夭折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一战”及其惨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现代性鲜明的“善”“恶”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苏俄道路，呈现给世界一种别样的现代性理想。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动，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维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实践凸显。实践的成熟水平推进了理论选择与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因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强势传播开来，它呈现给中国一个崭新的理论图景和实践前途。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理论，它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发展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解剖，对世界现代变迁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进步性，又无情地批判了其罪恶性和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又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它亦建构了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现代无产阶级。

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现代化中矛盾二重性问题的解决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观、最具建构性的。其一，它明确批判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这使其根本区别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其二，它对西方现代化中罪恶性、负面性的批判、针砭，又是最坚决、最革命、最彻底的。这使其根本区别于各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强调要解决世界现代化的负面性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证否定的扬弃基础上。既不能简单地拒斥现代社会发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顾，情绪化地炸毁现代性简单了事;也不能忽视建构现代社会应有的必要基础，在落后的前现代社会基础上浪漫化地建设空想的现代社会。它还指出了后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其明显有别于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与各种民粹主义。

马克思主义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也揭示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辩证路径。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开了近代中国不得不学西方却又始终为西方之“恶”所困扰的心里纠结，从而为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最佳前途和历史的最终归宿。

虽然发展前途与历史归宿已经明晰，但要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还终究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变迁的具体国情与具体问题。毕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国进行革命与建设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5]（p.260）。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生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实践的多次曲折与艰难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实现一次次深入结合;因之，有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