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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一
在现代司法理念的主导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传统出现了走向融合的趋势，法官制度在司法理念的融合下，也出现国际化发展的势头这主要体现在：
1.法官资格的取得更加严格。现代法官制度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法官个体的高品位和高素质。由于司法权的承担者是法院，而审判权的实施者却是法官，“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法官的品位高低主要是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和作出的裁判结果来体现的。启蒙思想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的是水源。”这一充满哲理的论述说明了法官素质的优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条件。因此，当今世界对法官的职业资格要求越来越高，在加拿大，公民成为联邦法官之前，必须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学位和从事律师工作以上。在日本，取得法官资格有两种途径，一是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并在司法进修所培训2年，考试合格的人才可任命为助理法官，担任不同法院的法官还担任职务的年限和其他严格条件的限制；二是任检察官、律师、法院的司法行政官员或大学教授、副教授3年以上的，可被任命为简易法院的法官。当前，我国要求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制度确立，提高法官提高了任职资格的门槛，这迎合了法官任职更为严格的发展潮流。
2.法官独立原则得到进一步强化。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讼须予以判定时，应有权受独立无私之法定管辖法庭公正公开审问。”由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司法机关专指法院，所以，各国宪法所确立的司法独立又被解释为法官独立。著名法学家西蒙・斯特里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法官的个体独立，即法官的身份独立和实质独立，它还应包括法院的内部独立，即法官独立于其同事或上级。”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法官的独立是从法院整体独立到个体独立，从形式独立到实质独立的全方位独立。
3、对法官的管理更加专门化。在现代法治社会，社会正义要靠司法来匡扶，身穿庄严法袍的法官被奉为真理的化身。为了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不同政体的国家都专门设置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形成与行政、立法等力量平衡制约的态势。其次是确立法官独特的任职制度，以保障法官的良好素质、较高的地位以及职务的稳定性，对法官的人事、行政管理由法院独立依法进行。其三，法官的待遇更加优厚。社会学家在研究影响法官执法公正的因素时，发现过去把法官看成纯粹的“道德人”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张在现代福利社会里应当把法官视作“经济人”，从而对法官实行高薪的优厚待遇，以保证其勤政、廉政的持久性。与此同时，还确立了法官职务终身制，不得强制法官退休等制度。
4.法官的失职行为由专门机构实施惩戒。法官作为社会的人，完全有可能受外部的影响而贪赃纳垢、枉法裁判，因此，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都有关于对法官惩戒的规定。初始的内部惩戒制度使法官常常受制于同事或上级，进而影响到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公正审判。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指出，“法官因不称职或行为不端使其不适于继续任职时”，可以通过指控、弹勃程序对其作出停职或撤职的处理。二战后日本专门制定《法官弹勃法》，规定(1)法官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或严重玩忽职守；（2）不管在职责范围内还是职责范围外，有严重丧失作为法官威信的不正当行为时，将受议会的弹勃而被罢免，行为构成犯罪的，再通过刑事司法程序予以追究。世界大部分国家惩戒法官都是由议会来行使弹勃权。美国宪法规定弹勃法官适用弹勃总统的程序，由众议院公诉，参议院审判，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项制度的实质一方面是要通过惩戒失职来实现对法官的监督，另一方面在于有效保护刚直不阿的法官免遭权势者的无端攻击。
四、中国法官制度的改革。
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导推进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必要对中国法官制。
度进行价值定位，以重塑中国的法官制度，在中国法官制度的改革中，需要贯彻的司法理念有：
1、贯彻司法的“法律真理”观，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做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以事实为根据”的立法本意是指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只能以客观事实作为唯一根据，司法达到客观真实。事实上“以事实为根据”作为一项理想化的司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却很难全部实现客观真实。试问，如债务人已归还借款，但尚未拿回借条，债权人持该借条起诉追索债务，而债务人举不出已归还借款的证据，法官如何做到“以事实为根据”？又如债权人遗失借条，起诉后债务人拒不认帐，法官何以还事实本来面目？这简单的案例即说明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佐证，法官不可能抛开证据去无根据地认定客观事实。而通过诉讼中的证明活动再现案件事实，由于主客观原因，不可能完全再现案件原貌，只能是接近于案件事实真相。实际上，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是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法律真实必须在最大限度内反映案件事实的客观实际，这是法律真实的基础和前提。由于时空的不可逆转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只能根据证据规则判断事实，这种经过适用法律得到的事实，就是法律真实，同时也就推定它为客观真实。由于法律真实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裁判依据，所以它更多的是要解决事实认定的效率问题。由于诉讼是个持续的过程，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真实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导致变化后的事实更接近于客观真实。为此，我们必须树立起“法律真理”的司法理念。在司法过程中，既不能以牺牲效率追求客观真实，也不能背离诚信原则滥用法律真实。应当在程序公正、公平的前提下，正确适用证据规则，努力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
2、确保司法公正，重视审判管理，革新法官管理制度。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导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保障，是宪法对法院工作的根本要求。保障司法公正，需要完备的司法体制，需要高素质的法官群体，更需要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管理，这必须落实现代的审判制度。我国有着许多优越于西方的司法制度，如公开审判制度、调解制度、合议制度、回避制度、两审终审和辩护制度等。认真落实这些制度，将为司法公正提供保障。从当前审判实践看，人民法院特别应落实好合议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与回避制度。合议制是人民法院审理除简单案件之外的一般案件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审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对案件的审判实行合议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判案中的个人专断，保证案件的质量。开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和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即审判应向当事人公开，向社会公开，接受各方监督。坚持公开审判，可以有效地保障司法公正。回避制度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又一重要制度。审判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或其亲属等有较特殊的关系，就应自觉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法官回避案件审理，以防止审判不公。审判实践中，落实回避制度不彻底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少数人办了“人情案”、“关系案”，影响司法公正。
3、在司法中立的理念指导下，重构我国法官制度，实现法官独立。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其性质了法官司法的中立性，也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中处于中立的地位。法官中立使法官不仅能切实地主持正义，而且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维护正义。如果在诉讼中，法官不能显示其中立性，就不能使冲突与矛盾得到公正解决，不可能使纠纷通过诉讼而划上句号，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将继续受到干扰。因此，法官中立的根本保证在于法官独立。在我国是倡导中国特色的“审判独立”(即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合议庭独立审判，更不是审判员独立审判)，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司法两个永恒的主题是公正与效率，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公正与效率的永恒，而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法官独立与法院独立的内涵是不同的，法院独立强调的是“机构的独立”，而法官独立是侧重“人的独立”。从司法的终局性来看，法院独立尚不能完全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因为法院独立只是消除了外界对法院的整体干预问题，而没有解决来自法院内部对裁判的干扰。由于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是由独任法官或合议法官来这完成的，如果“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语)。卡尔・马克思曾说过“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因此，只有法官独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审判活动的独立性。因此，改革我国现有的法官制度，必须在司法中立的理念指导下，进行重构，实现法官独立。
结束语。
现代司法理念和以其主导下的法官制度的发展都为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性坐标，以后我国法官任命制度、法官参评制度和退休制度一系列制度都必须和现代司法理念符合，并与现代法官制度的国际发展相接轨。目前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基本上是在原在的体制框架和思路范围内展开的，其主导倾向是对现行法官制度的弊端进行局部性修补，而不是一种结构性根本变革。尽管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在某些较为敏感的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或者掩盖的态度，许多改革措施更多地具有政治象征性意义。因此，从宏观上看，我们目前的改革思路尚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思维的误区，各种改革措施仍然是在旧有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得我国目前的改革与既定的目标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要使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在整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走出，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对法官的行为关照必须符合中立、真理、公正的司法观，同时对法官制度的理性设计必须结合当代司法理念主导下的法官制度发展，以此作为制度参照。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二
――“理和”用人三准则。
律师行业是“知识经济时代”典型的“知识行业”，人才的培养和争夺一直是律师事务所之间业务竞争的核心。如何积累人力资本、开发人力资源是每个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在总结本所用人经验的基础上，北京理和律师事务所提出了“理和”用人的三准则：转变、定位、发展。
一、“转变”准则。
现代的社会是“职业生存”的社会，除了极少数食利者，每个人成年以后都得辛勤工作几十年，成为以工作为核心的“职业人”。“职业人”最大的希望是能在一个持续发展盈利的单位不断积累经验、稳定提升收益。但要创造“永续发展”的工作平台，员工就得很快转变为“以执业发展为导向的职业人”。
同其他的经营实体一样，律师事务所的员工来自四面八方，经历各异：有从学校才毕业的，有换过很多工作单位的；有经历辉煌的，也有带着创业伤痕的。学校才毕业的员工要将“学生思路”转化为“工作思路”，积极实践，尽快使自己“社会化”，融入律师事务所；有过工作经历的员工要尽快忘掉旧习惯，形成新加盟的律师事务所需要的新思维和新习惯，这些都叫“转变”。只有消除各种思维和行为习惯方面的差异，律师事务所的每个员工才能同心同德，共同创造全新的律师事务所文化，打造永续发展的品牌。
要完成“转变”，员工就必须把自己的原有的生活重心转化为以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工作为中心，在每天的工作中理解和实践本律师事务所的目标准则和执业理念。
“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时间管理，理和律师事务所提倡员工每天从工作八小时外挤出一小时，从双休日挤出半天时间用于“转变”：用于适应律师事务所的思路，思考律所的文化，融合同事关系，提升执业能力。任何律所都不欢迎“居家男人（女人）”，这样的人每天都从工作时间内挤出一两个小时考虑居家问题，考虑装修房屋、娱乐休闲和家庭生活问题；一下班就急急忙忙地去实现这些“设计”：投入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转商场、泡吧厅、访朋友。一句话，他们的生活是以“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职业为中心”，他们在“职业社会”不会有所成就。
二、“定位”准则。
这一原则可以总结成十六个字：反复调整、发挥所长、找准定位、稳健发展。
1、反复调整。
理和律师事务所提倡“轮岗制”，改变了传统用人的“纯静态模式”。因为是一个新创立的律师事务所，所以员工也是优化过的资源新组合。在新经济变动不居的大环境中，理和律师事务所发现，律所必须发复调整自己的定位，每个员工也得反复调整自己的定位。在调整过程中，律所的领导根据每个人的专长不断调整工作岗位，每个员工也不断自我调整。这是良性发展的矛盾解决过程，员工学会了主动，不再僵化地被动应对。每个人都开始主动适应，在动静组合中尽快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定位。
2、发挥所长。
人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理和律师所的原则是“舍短用长”。“长”的定义是特殊技能，是能迅速应用在工作中的特长，不能与本职工作结合的只能是“爱好”，不是“长”。“长”的幅度是“一丁点”，只要能比竞争者强一丁点，那就是自己的“长”。“理和”要积累员工的“众长”，“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在律所之间的竞争中高出对手“一大截”（headandshoudersabove）。这就要求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长”，并在工作中积极应用和发展自己的“长”。
3、找准定位。
理和律师事务所实行一定范围内的“轮岗制”，目的就是提高每个员工个人的全方位的工作技能，使律所的岗位职责制更加扎实和丰满。律所会在轮岗中发现每个员工的长项；每个员工也要积极配合，主动发现和表现自己的长项，并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创新，逐步定位。
4、稳健进步。
“定位”后的下一步就是在既定的岗位上稳定发展。“稳健发展”是律所向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进军的指导原则，“稳健进步”则是律所对员工的相应要求。每个律师都要有长远目标，在定位清楚后逐步提高自己的执业能力，实现稳定基础上的“稳健进步”。
三、“发展”准则。
律所要发展壮大，每个员工也要发展成长。员工的“发展”原则总结为：立志发展、学习创新、目标明确、协同进步。
1、立志发展。
“人无志不立”，每个律师事务所成员要积极有为、奋发向上。律所都不欢迎“享乐主义者”，也不希望自己的员工发展成只会被动评价和消极选择却没有创新能力的经典“小资”。
2、“学习创新”
对个人而言，发展的准确含义是“学习创新”。在这里，“学习”的内容是“技能”，而不是“知识”。律师事务所不是法学院，律师也不是研究生，所以每个员工都应该积极工作，在工作中锻炼执业技能，在每个细节上追求完美和卓越。
“创新”指的'是“业务创新”，以“能够赢得经济利益”为目标，只有为律所和个人带来经济利益的创新才是“发展原则”指导下的创新，此外不叫创新，叫“流行”。
创新的基础是“岗位创新”，在每个业务环节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以案卷整理工作为例，它是律师创新业务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平台，每个律所都有自己的经验，国内和国际也大异其趣，到底什么样的案卷整理方法才能既符合律师工作的职业特色又能满足中国当事人的需求呢？经过多年实践，理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提出了“四分法”，将每个案卷分成四大部分：相关法律汇编、涉案事实、律师工作记录、律师工作结果，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创新。
律师的学习创新首先体现在执业能力方面，其次是人生态度。每个律师都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产生新的世界观和行为规则，再不断重复新的行为规则，形成新习惯，然后用新习惯创造新命运。学习创新的具体方法是就近取则，向身边优秀的律师学习，向行业内的精英人物学习。
3、目标明确。
定位明确才能目标明确，只有近期工作“定位”清楚，成为“大律师”的目标才不是空中楼阁。在美国，“大律师”的成长包括五个阶段：实习生（trainee，指没有拿到律师资格证书的员工）、实习律师（paralegal）、执业律师（associate）、合伙人（partner）、大律师。在每个阶段，员工都会受到不同的职业定位培训，所以美国的律师都能认清发展目标，快速成长。律所的每个成员目标清楚，工作效率才能转化为利润率，个人和单位才能同步发展。
4、协同进步。
展步伐。
中国的律师行业是一个业务非常集中的“准垄断”行业，巨额标的法律业务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巨型律师事务所手里。律所只有快速发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成长的空间，同时为优秀人才提供理想的发展平台。律所的每一个员工都要快速成长，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环境中跟上律所发展的步伐。
为了长远的发展目标，每个律师事务所都避免不了曲折和反复，员工也必须能升能降，在反复调整和学习创新中、在共同理念和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协同进步，享受团队发展的无穷乐趣。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三
赵黎明。
（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希尔顿商务中心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400015）。
(电子邮件：zhaoliminglawyer@）。
摘要：本文作者作为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近期办理了一件重庆市近年来最大的一起因生产、销售地条钢而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案件，对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种“难处”有了深刻的体会。然而掩卷反思，则发现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某些条款的不合理规定作为立法缺陷才是刑辩律师尴尬地位的根源。本文拟通过对刑法第306条的分析，得出该条必须取消的结论。
关键词：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刑法第306条；律师刑事豁免权。
据不完全统计,自新刑法颁布以来，全国已经有数百名执业律师因为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而身陷囹圄。这其中确有少数律师受经济利益驱动,不顾律师职业道德,在执业中故意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造证据或诱导证人作虚假证言,但也不乏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法第306条的规定追究律师的所谓法律责任,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情形。对此,律师界不少人发出“律师伪证罪猛于虎”的感叹。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感慨道：“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侯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不少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律师人身保护制度的缺失和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是导致此局面的重要原因，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以此保障律师执业安全，确保律师顺利履行职责。
一、对刑法第306条的法理分析。
（一）从规范层面进行分析。
1、刑法第306条难以准确操作。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条罪的罪名确定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从法学理论本身来分析，该条的规定缺乏法学理论常识作基础和支撑，不符合刑事司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是十分模糊的。现在的许多情况都是因为原是控方的证人，因律师的调查而改变了证言。于是控方赶紧再找证人重新调查，威胁证人：你的两份证言中肯定一份是假的，是伪证，是不是律师让你说的，证人也就顺水推舟地说，是律师让他讲的。于是乎，以自己一方的证人因为律师的调查而改变了证言，就去指控是律师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律师就成为了罪人。
刑法306条第2款尽管明确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非故意提供、出示、引用失实证人证言或其他证据的情形排除出追究刑事责任之列，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在如何理解“帮助”、“引诱”时不断出现扩大适用法条的现象。例如将“引导”证人作证误认为是“引诱”证人作证，将辩护人不正确的提问方式认为是“引诱”证人作伪证，将“提示”、“协助”当事人收集有利于己方的证据认为是“帮助”、“引诱”当事人伪造证据等，这暴露出刑法第306条无罪化的规定不够全面具体，为个别司法人员打击报复律师大开方便之门。
而且将律师伪证行为不分情节轻重，直接用刑法介入，也不符合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的理念。本应当把一般的律师伪证行为交由“律师协会”这样的行业自治组织来处理，只有严重的伪证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就会出现一些公安和检察机关所说的“律师没人管，既然这样，就只好我们来管”的恶性循环。于是乎，刑法第306条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来。律师面对掌握强大国家权力的侦控机关，毫无抗辩余地，只能任人宰割。
2、刑法第306条有违公平原则。
刑法第306条显然存在对律师的歧视：在诉讼中违法乱纪、制造伪证的何止是律师，为什么要单独加以规定？这不仅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是少见的，而且对正处于恢复、发展和健全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是极为不利的。数年的实践证明，一些司法机关，正是借助于这些规定，片面地理解、错误的适用，扼杀着刑事辩护制度，致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与此形成显明对比的是，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可以构成犯罪，而司法工作人员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该如何处理却没有规定。少数侦查人员打着“惩罚犯罪”、“法律监督”的名义，诱供、套供的现象绝非个别，却没有规定为犯罪，这无疑强化了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
根据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构成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原理，在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诉讼中的权利是对等的。但是，在实践中“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屡见不鲜。而且执业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由于刑法第306条等不公平条款的存在而经常遭到践踏。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把辩护律师正确履行职责，在无罪、从轻、减轻和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方面进行的调查取证，或会见被告的行为，无端地被视为制造伪证，使律师遭到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审判，律师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
目前有两个现象应该引起关注：一是办刑事案件的.律师越来越少，有的律师干脆不办刑事案件；二是律师办刑事案件越来越难，风险越来越大。难怪有人戏谑道：“如果你要搞法律，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自己就到看守所报到吧。”近年来，刑辩律师执业权益屡屡遭受侵害，已到了令人震惊、触目惊心的地步。许多律师因办刑事案遭囚禁，致使律师不敢办刑案，谈刑色变，望刑怯步，更是凸现出刑法第306条的不公平、不合理。
（二）从立法缘由进行分析。
1、思想观念上的原因。
动辄对律师进行呵斥、强制、驱逐，甚至在法庭上殴打律师，或者在事后对律师进行打击报复。这损害了律师自身的合法权益，导致了律师刑事辩护率低，最终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律师的保护。
2、整个立法体制的原因。
我国现行刑事司法程序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控辩不平衡，就立法体制而言主要体现为：一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司法原则本身忽视了辩护律师的作用；二是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实践中检察院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控诉方出席法庭，其诉讼地位明显高于辩护律师，这种地位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了检察院的控诉观点更易被法官接受；三是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了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此类规定明显误导人们歧视律师；四是《律师法》着重规定律师的义务，很少规定律师的权利。律师的娘家――律师协会软弱无力，虽然全国律协及各地律协也制定了一些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则、规范等，但对司法机关没有效力，司法机关不予理睬。
二、建立对律师的人身保护制度。
1、对律师刑事豁免权作出规定。
1990年9月7日，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国际性法律文件《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其第20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确立了律师的刑事辩护责任豁免原则，我国政府也已经在该文件上签字。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应在律师法或刑事诉讼法第1章总则部分或“辩护和代理”一章对律师刑事豁免权作出明确规定。条文拟定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论时发表的有关言论，享有刑事豁免权。”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民主法律意识，支持律师刑事执业。
2、完善有关律师惩戒的正当程序。
要杜绝一些司法部门在律师辩护或代理的案件还未终审前，就对律师进行立案侦查的现象。建议立法明确：对在执业过程中涉嫌犯罪的律师进行立案侦查前设立一个前置程序。即先由各级律师协会建立的专门惩戒机构对涉案律师的执业行为是违纪还是违法,是否可以适用律师刑事豁免权进行听证。经审查后认为律师行为构成违纪的,对其作出纪律惩戒处分。认为律师行为不适用律师刑事豁免权而构成犯罪的,再交由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而且，还要制定具体措施，如严格回避制度,以防范职业报复,特别是办理同一案件检察官的职业报复。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律师合法权益，又有利于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程序的正当化。
三、结语。
就刑法第306条而言：首先，从法学理论本身来分析，该条的规定缺乏法学理论常识作为基础和支撑，不符合刑事司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在社会价值观念层面上，该条的规定没有赋予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平地位，对刑辩律师队伍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再次，中国法治发展至今日，在司法环境尚待净化、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的背景下，《刑法》第306条的出现不但没有起到良化中国刑事法治环境的作用，反而在实践中激励了一些诸如“职业报复”等现象的出现。综上，我认为取消《刑法》第306条，并且明确规定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建立刑辩律师人身保护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中国律师》第4、7、9、11期。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四
（浙江宁波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315211）。
摘要：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基本要件。然而，实践中源源不断的各类大学生犯罪现象，频频向我们告示：一年一度的“法制教育”课并未让学生们真正懂法，传统的法制教育模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尽头。鉴于此，本文拟将从教育学和法社会学视角对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合理性改革予以多维度探索。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素养法制教育改革。
一
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1]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2]”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灵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会，该社会场景下的市民对法律的崇尚和需求就越强。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规则）至上，首先是他们习惯于信赖法律规则；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条件通过法律规则来保障自身权利实现的最大化和对政府权力控制的具体化。这是因为“法律规则是一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公共权威，而非人格权威、特权威严及亲情，在调整社会向高层次发展中，能自动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权的侵害，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运动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其次，法律规则对人们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及组织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默契’和‘调节机制’经法律的确定性配置后，能促成人类生活的高度和谐，予以人的自由与尊严最大化保障，让人有绝对的权力，不依赖于阶级或国家，设计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满人性关怀的生活模型。”[3]因此，要提升一个国家公民整体的法律素养，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传授给公民法律知识和培育其法律意识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二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能够予之以较为恰当的解释是：现行的学校“法制教育”课，根本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所言：“我们上大一就学了《法律基础》课，学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5]从这段心语中，也许会让我们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检讨意义的启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也正是基于诸类现实而重大问题的近忧和远虑，笔者将进一步谈谈几点近期形成的关于“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积淀。
第一、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要变革。
还将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正是受这种不合理认识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大大小小的`高等学府里，很难看到独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结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难得到切切实实的开展。
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均系属于社会价值教育范畴，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联系上讲，两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为了培养适宜社会需求的“合格公民”；从区别上讲，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我们说提升人的品质，应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塑造，益于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结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从属于法制教育的问题。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发挥，需要建构一个属于法制教育本身的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二、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要优化。
法制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规范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现行的所谓“法律教师”，不少为“半路出家”，甚至是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政工干部，此番情景下“出炉”的“弟子”会有多少法律素养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不同的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精干的专职教师为主体，同时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为补充，整合组建地道、高质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内容设置要调整。
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主要应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通过法学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树立起法律权威；要通过讲解和介绍宪法，使学生了解宪法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结合不同专业，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部门法，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用法的知识技能和自觉意识。
目前，不同类别的所有高校，强行划一地以开设一门《法律基础》来应付“法制教育”，由于课时少，内容庞杂繁多，教授者，犹如蜻蜓点水，匆忙赶进度，只能是简单地进行一系列知识罗列和堆积；学习者，往往疲于应付，死记硬背，应付过关考试，师生都苦不堪言。这显然有悖于“法制教育”的真实目的。法制教育的内容选择上，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不同类别的学校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课。根据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别、所学的专业及各校的侧重点需要，除进行宪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还开设一些与各校专业（行业）相关、与各类学生受体相通的法律课程，使“法制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融入大学生的内在性需要。
第四、法制教育的实施方式要要改进。
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规律。法制教育是“认同”规范、“接受”规范和“消化”规范的教育，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事实上很难奏效，较适宜的是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适当沿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也无不可。比如：运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师不断提出问题，引出各种可能性，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事实材料、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自己开动脑筋思索，这样学生掌握的知识就会更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样化安排，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例进行课堂分析和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观察、评论、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其优点是能让更多的同学参与案件的分析，容易从群策群力的多种方案中，鉴别、筛选、产生最佳方案，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使课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实用，而且使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老师不再是单纯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参与者和学生的帮助人；再如打破课上与课下的界限，书本与现实的分割，开辟第二课堂教学，经常性参观监狱，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让学生在面对面的亲临感受和事实分析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以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形成待人的态度和处理有关问题的方法……，等等。
另外，法律意识的自觉养成和法律技能的娴熟掌握，不是通过学一门《法律基础》课所能及的，也不是凭给某年级的某部分人上某门课程能做到的，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学习期间，不能断线，并且在不同年级要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当然，这要遵循一般的学校教育规律，不可能大学几年都开法律课，而要充分利用校园这一特定的文化传递空间，发挥各有关专业课程在进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比较系统的法制教育。事实上，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内在性”地消化与专业知识密切关联的、在学生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识，进而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第49页。
[2]黄松有，梁玉霞：《司法相关职务责任研究》，[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63页。
[4]资料均来自新闻报道。
[5]王琳,《法眼看天下、杜绝“高学历法盲”》，南国都市报，[n]，2002、3、4。
作者介绍：
1、韩世强（1972-―）,男,仡佬族，贵州省遵义市凤冈人，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法社会学、教育学；通讯地址：宁波市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315211）；电话：13567880160；e-mail:hsq1655@或hsq1217@.
2、陈秀君（1977――），女，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英语系教师.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五
日本大正3年（19），时任大隈重信内阁农商大臣的大浦兼武，为使内阁提出的增设自卫队师团及建造军舰法案能在国会审议时顺利通过，通过当时众议院秘书处秘书长林田龟太郎收买在野党议员。案发后，检察机关以贿赂罪嫌疑实施侦查。当时已转任内政部长的大浦在法务部长尾崎等人的劝说之下，决定辞去所有公职，并立誓今后绝不参与政治，退隐江湖。检察官侦查终结后，对大浦予以不起诉处分。而相对从犯林田龟太郎及受贿议员等19人均被起诉，并被判决有罪。
鉴于大浦确已构成行贿犯罪，且事实清楚，检察官适用起诉裁量权作出的这一处分，招致舆论抨击，称检察机关“纵放吞舟之鱼”，致使“法律权威坠地”，等等。
根据法务部长尾崎的公开说明，检察官对大浦不起诉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基于刑事政策贯彻的需要。大浦本人于事件后采取自行断绝其政治生命的自处置方式，表示其有悔悟之心，不仅无再犯之虞，而且具有向政界立下范例的意义，因而具有一般预防之效果，事实上与已受严厉制裁并无太大区别，故无追诉必要。此时若对大浦再科处刑罚，应属刑罚权的滥用。第二，基于道义上的理由。大浦的这种应对方式，与不待法律制裁即行自戕之武士相当，道义上值得肯定。第三，具有法制上的根据。起诉裁量在刑诉法中虽无明文规定，却系司法运作过程中长期实行的惯例，已经形成制度，本案亦属适于起诉裁量之案例，因此系合法处分。
对法务部长的解释，有赞成和反对的不同意见，法学界也展开了关于大浦事件的处置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激烈争论。以牧野英一为代表的一批法学家支持起诉便宜主义以及检察官对大浦事件的处理。他们强调刑事政策的应用，认为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无论是从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实质的违法性思想，公诉时效的立法精神，微罪不检举政策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检察官的信赖性等方面，都可以加以论证”。而对大浦事件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超越了刑事政策的国家最高政策的范畴”。而以富田山寿为首的一批法学家则坚守起诉法定主义立场。强调贯彻法制原则实行有罪必究，认为超出微罪不检举范围的起诉裁量主义容易被政治势力所利用，作为政治权威人物等逃避法律追究的工具，因此不能以所谓最高的国家政策为由而适用起诉裁量权。
追溯渊源，日本明治时代的治罪法（1880年）及刑事诉讼法（1890年）确无检察官裁量起诉的规定，而在学说上也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主导。但自明治（1885年）起，政府因苦于执行短期自由刑等带来的监狱经费的膨胀，即有意鼓励所属的检察机关对轻微犯罪予以不起诉处分（微罪不检举）。而后这项政策逐渐强化，到明治30年后，更直接以法务大臣训令的形式，作出实施“微罪不检举”的指示。到明治38年，刑法增设执行犹豫（缓刑）制度，检察实务上进一步采取对可能由法院适用缓刑的案件检察方面作出不起诉处分的具体方针，裁量不起诉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大正元年（19），不起诉率已达50．3％，其中裁量不起诉所占比率达24．6％。此时，检察官裁量不起诉已经不限于“微罪不检举”，对一部分非轻微案件也开始积极地依职权作出裁量不起诉处分，如上述对大浦涉嫌行贿的处理。
由“微罪不检举”到更为广泛的'起诉斟酌，这种不起诉处分的“质变”，引起了舆论的非议，也招致了法学界主张“起诉法定主义”者的强烈批评。然而，检察机关巧妙地摆脱舆论及学界的批评，并以大浦事件作为扩大并在法律上确立起诉裁量权的契机。而政府方面也支持起诉便宜主义的发展，并在修改刑诉法的提案中，明确主张全面采用“起诉便宜主义”。大正11年（1922年），日本帝国议会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其中第279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以及犯罪之情状、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这一规定赋予检察官在起诉问题上充分的斟酌处置权，全面贯彻了起诉便宜主义（1949年施行的日本现行刑诉法第248条，在“犯罪之情状”前增加了“犯罪的轻重”，意在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略作限制，这一条款可谓当今起诉便宜主义具有经典意义的法律表述）。而在立法当年（大正11年），不起诉率为69．1％，其中裁量不起诉之比率达53％，裁量不起诉率竟超越了起诉率。
大浦事件的发生，对于日本起诉便宜主义的立法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六
求新。
求效。
“三求”开拓工作新局面。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政协工作必须适应形势，创新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协的职能作用，提升工作质量。胶东镇政协组按照“正确定位，突出中心，发挥优势，有所作为”的工作思路，选准角度，突出重点，开拓创新，在求实、求新、求效上下功夫，对全镇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求实：摸实情、出实招、办实事，增强工作影响力。
今年，胶东镇政协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创建“经济发展质量年、文化特色年、社会基础年、党建作风年”的工作思路，选择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基层搞调研，针对问题搞视察，向党委、政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围绕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农”问题，组织委员进行了专题视察和调研，提出了创建“农民夜校，提高增收技能”的建议，被镇党委、政府采纳，并选择了部分村庄进行了试点，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除了摸实情、出实招之外，我们还在政协委员中开展了“实践三个代表，为政协增辉”主题活动，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发挥出策出力，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标兵、能手和带头人。委员徐本信是一名私营企业主，十分关注全镇的经济发展，不但积极为工业园的发展献计献策，积极提供招商引资信息，而且还躬身践行，他成功地把自己的业务合作伙伴引到胶东，受到镇党委、政府领导的好评。委员张玉凤经营的青岛宇洋服饰有限公司积极开发新产品、扩大规模，先后投资150万元扩建增资，为周围村庄解决了300人的就业问题。通过委员们的参与和实践，从不同侧面为促进我镇经济发展、推动对外改革开放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二、求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我们政协组积极探索履行职能的新领域和途径，不断税意进取，开拓创新，使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围绕镇党委、政府提出的建设“文化特色年”的目标，胶东政协组成立了读书会，通过定期确定读书数目、集中学习、发放学习资料等形式，对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思想理论、农村政策等知识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学习。通过学习，提高了委员们的.自身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对当前形势的认知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为履行委员职责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们活动组积极参与了镇党委、政府的“政策听证会”、机关“三政”管理评议和镇级领导、部门负责人、农村三职干部报告、评议、质询活动，列席镇党委、政府重要会议。政协委员的打分直接影响机关干部职务的升降和奖惩。
同时，我们还鼓励引导政协委员积极参与社会监督活动，帮助改进部门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效能。7名政协委员受聘担任交通、税务、公安、工商等部门的监督员、监察员和询问员，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促进部门工作的开展。真正通过政协委员的参与，促进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在镇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三、求效：实事求是，追求实效，增强工作折服力。
在参与机关“三政”管理中，各政协委员根据镇党委、政府的要求，工作之机多角度、多层次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最终反映到自己的评议意见上来，提高了评议质量，促使机关干部眼睛向下，换位思考，从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和处置问题。
在对“双管”单位的评议中，委员们一方面以监督员的身份，注意查找这些单位在平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向这些单位负责人反映，另一方面搜集来自这些单位服务对象的意见，综合到最终的评定意见中，保证了评议的公正性、客观性。
针、政策进行了思辨，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位委员联合行动，主动从贫困群体中招收职工，不再待遇方面给予照顾，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以实际行动和扎实的效果树立了政协委员的良好形象，增强了活动的感召力和折服力。
扎实的工作和良好的成效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政协虽然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但是其联系广泛、智慧密集的优势是其他部门不可比拟的，通过务实求实、开拓创新汇聚的力量对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助推作用也是突出的。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七
律师道德就是律师职业道德，它是指律师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活动中，通过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教育力量，形成的调整律师同委托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同国家法律、当事人，其它律师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以及律师所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情操的总称。律师道德是随着律师职业的形成而产生的，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对律师的业务活动起着指导、规范、约束和惩戒的作用。西方社会是律师制度及其道德产生的摇篮和成长的重要基地，本文拟对西方律师道德的产生和发展状况作以下介绍：
一、西方律师道德的最早产生和初步发展。
古罗马是世界法制史上最早具有律师制度、律师道德的国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公元1世纪），立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实行诉讼代理制度，实践中也没有以律师作为职业的人，但是在拉丁文中“律师”这个概念已经出现。法庭上也允被告人的亲戚或朋友出庭为其提供具体意见和法律上的帮助；这种行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去做，只有少数有身份的公民才能以保护人的身份出现，显而易见，这种特权服务是带有阶段烙印的。所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律师道德也是具有阶级性的。“等级制度”、“为权贵服务”成了这一阶段律师道德的基本内容。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共和国元首以诏令形式承认了诉讼代理，同时规定考试择优录用，“能为平民提供法律服务”的“辩护人”，平民亦可比较自由地有偿聘用诉讼代理人，于是律师制度有了法律保障，律师和被代理人的道德关系也开始形成。罗马帝国初期，律师阶层正式形成，能够担任代理和辩护的律师范围也逐渐扩大，根据罗马法规定：凡权利和能力没有受到法律限制的本国公民都可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每个公民都有权请求律师给予法律帮助。
随着罗马城邦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现实生活中财产关系愈加复杂，相应的经济立法也逐渐增多，故而奴隶主不可能通晓所有法律，但为了在纠纷中取得胜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大批职业律师应运而生，并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巨大作用，于是律师制度进一步巩固，律师道德也进一步发展，但始终没有摆脱为特权阶层服务这个特点。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统治者再次拓展了律师业务范围：律师不仅可以从事民事，刑事诉讼代理辩护，还可以接受法律咨询，同时担任律师的条件也更加严格了。
从开始的萌芽到初步的发展，律师制度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漫长时期，同时随着它的发展，在律师业务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新型职业道德，即律师道德。虽然它具有一些历史的局限性，但毕竟使人们的道德观念掀开了新的一页，把人们从“一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走入可以“利用自己所长维护他人权益”的美好境界，律师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的伟大进步！
二、西方律师道德在封建制度下停滞发展封建摧残。
任何事物都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西方律师道德的发展也不例外，经历了一个良好开端的西方律师道德本应沿着这个方向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随着欧洲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君权和神权结合而生的专制制度的存在，由于基督教神学统治人们的思想，西方律师道德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仅而受到了封建制度的催残和破坏。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上继承了奴隶社会原有的“神明裁判”采用由法官单方审讯当事人的“纠向式”审判方式。这个时期，律师制度虽然没有彻底取消，但所起作用也较轻微。各个国家由于封建等级严格宗教势力极大，在诉讼中，僧侣、封建主和农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律师制度仅仅在宗教法院中实行，世俗法院中僧侣独占辩护权，这种律师制度下的道德显然是畸形发展，深受君权和神权的影响，其自身也充满了腐朽，落后的东西，或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
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旧的律师道德开始受到冲击，在思想领域，一种崭新的潮流开始涌现，并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这种潮流渗入各个领域，律师道德也开始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这正体现了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
三、西方律师道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迅速发展。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大大推动了西方各国律师制度的发展。16世纪，西方各国都以罗马帝国后期的法律制度为基础进行律师制度革新：在各大学中设立法律专业，培养代诉人、辩护律师。于是，西方稳定的律师职业集团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律师职业道德也随之产生，这种职业道德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国家，它的律师制度的产生早于其它国家。“诉讼代理”这种制度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之后就被英格兰人接受了。虽然当时一些律师只有在教会法院，海事法院里才被承认，但这毕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大进步，14世纪以后律师称号取得，能否出庭都要经过立法机关核准。这时，辩论律师和代理人尚可由一人担任，但19世纪以后辩护律师与代理人之间就有了严格的区别。斯图亚特王朝颂布的《人权保护法》明文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从法律上承认被告人有请人代辩护的权利，这样不仅促进了英国律师集团的发展和壮大，而且为律师职业及其道德产生提供了法律依据。
法国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在资产阶段革命时期，公开反对封建社会的“纠向式”、“有罪推定”等腐朽落后的审判方式，提出“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刑相符”“民主辩论”等进步的法制原则。这为法国资本主义律师制度及其道德的产生做好了理论准备。1791年宪法规定被告人从预审开始就有权接受辩护帮助；1793年雅各宾派颂布的宪法也明文规定：国家应有“公设辩护人”；1808年的《拿破仑刑事诉讼法典》，正式确立了辩护权、辩论原则及律师制度。这样法国资产阶段性质的律师集团开始产生，律师职业道德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美国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注重法制的建设，它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各行各业要想得到发展必须以法律为基础，于是大批资产阶段律师产生，1878年5月4日，美国律师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律师集团的壮大，也使美国律师开始了有秩序的行业管理。1882年，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雇佣律师，并设立律师事务所，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此，工厂、矿山、银行、商业等企业事业都纷纷效仿，以维护自身权益，美国如今已形成世界各国中最庞大的律师职业集团，且律师的分工细密也使其它国家与之无可比拟。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下，西方律师制度得以巨大发展，以此为基础，西方律师道德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封建社会中的那种狭促、封闭腐朽的律师道德观念被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取而代之的是适合资本主义的律师道德。许多国家制定了律师道德规范，颂布了律师职业活动、道德实践活动的惩戒条例，这使得律师道德开始以法律规范形式出现，无疑是律师道德史上的一个伟大飞跃。
张明勇（271400）。
宁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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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八
我们做工作要有必要的形式，更要有务实的作风，追求最佳的效果。没有一定的形式工作也就失去了载体，缺乏新意、活力；没有从严务实的作风，扎扎实实的付出，形式只能成为空中楼阁、纸上谈兵。然而形式、行动脱离实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无异于劳民伤财的无用功，甚至是负劳动。
当前，全国上下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检察事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就铁路检察机关来说，要抓基层院建设、争创先进院；要抓铁检特色、进入运输领域主战场；要抓健全机制、实行绩效管理；要抓更新观念、尝试检察改革；要抓队伍建设、提升人员素质；要抓科技投入、跟上现代化发展步伐……。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接踵而来，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检察长必须调整好精神状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工作中求形、求实、求效，力争作到形与实的有机统一，形、实与效的高度一致。
所谓求形，是指我们工作要有新思路、新举措，对检察机关来说实践“三个代表”，执行上级要求，首要的是联系实际、思考落实的形式，决不要搞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以讲话贯彻讲话等照转、照抄、照搬的形式主义，要做到这一点，一是对上级精神实质有深入理解；二是对局情、检情有熟悉的把握；三是善于把上级要求与本部门、本单位实际相结合，提出切实可行的点子、思路。以必要的形式开展工作，只要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不固步自封，不独断专行，求形就不难实现。
所谓求实，是指我们工作要力戒空谈，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求实不是领导看、群众干，检察长要有好的精神状态，有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敢于解决矛盾、承担责任的勇气，有亲力亲为的行动；求实不是独干，要调动起全体干警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充分发挥出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把上级的要求、领导的意图变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求实不是蛮干，工作要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关键是把握规律性，工作中要执行上级部署不走样，履行检察职责不越位，服务铁路企业不动摇，与时俱进不落伍，解决问题不敷衍。是不是实干，是觉悟问题、精神状态问题；能不能实干是能力问题、方法问题，真正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求实才能实现。
所谓求效，是指我们工作要实现预想的结果，用检察机关的话说要做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这应是我们检察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三个代表”思想的集中体现。求效是对实与形的检验，决策失误，形式脱离实际，结果必然偏离方向，工作不落实，方法不得当，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说求效不但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也是对领导者政策水平高低、决策能力强弱、工作方法正误的实际考验。这就要求我们的检察长带头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做糊涂官；带头严于律己，不做逍遥官；带头勤政，不做老爷官；带头维护团结，不做帮派官；带头从严治警、从优待警，不作孤寡官；带头钻研业务，不做外行官；带头开拓进取，不做太平官。通过求形、求实、求效，做好检察工作，开创检察事业新局面。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九
摘要：本文立足于火灾现场的证据的相关问题，主要从证据的发现和提取方面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起火点、物证提取。
一、火灾现场的证据的发现。
火灾现场的证据的发现，最主要的是找到火灾的起火点，只有查明起火点，才能弄清火灾的性质，才能更好的发现证据。
第一、起火点的寻找。
1、根据物品燃烧倒塌方向来判断。在一般的火灾现场,起火点及其附近的物品烧得严重,距起火点远的物品烧得轻。有些烧毁的物品向起火点方向倒塌。火被扑灭后,可从现场上各种物品燃烧遗留的痕迹轻重判断起火位置。一般地,炭化严重处为起火点。但应注意的是:有的易燃物燃点低,如汽油、酒精等,遇到一定的温度或有明火时,迅速发生剧烈燃烧,有时还能引起爆炸,破坏能量大。这种燃烧或爆炸造成的后果,比起火点的物品破坏得更为严重。所以要根据火场内的各种物品的燃烧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2、现场内原有火种的地点可能是起火点。火场内如果在火灾前曾有火种,应注意火灾是否由此而起,还应观察现场内的火炉、点火器、火柴、电线、用电器等设备是否安全可靠,查明现场内是否存有易燃物等,以区别失火与纵火。
3、根据当时风向判断起火点。一般情况下,火借风势向外延烧,在勘查时,可逆风寻找燃烧较严重、炭化程度最严重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是起火点。但应注意区别由易燃物形成的炭化区。
4、勘查时,要注意寻找烟熏痕迹。根据烟熏痕迹的走向,从烟痕的逆端寻找起火点。在通常情况下,起火点只有一个,且并非“v”字型烟痕的底部和烧得“重”的部位就是起火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在火灾现场勘查中,发现“v”字型烟痕后要从其顶部向下搜寻低位燃烧物和痕迹,对贴地面物体的底部和内部燃烧炭化情况上下做比较。当发现下部燃烧炭化痕迹比上部重,这些部位往往就是起火点,结合勘查中发现的其他情况,便能够对起火点做出准确的认定。
(2)局部烧得“重”不仅取决于物质的燃烧时间长短、温度高低,而且取决于燃烧物质的燃烧性能、数量、燃烧条件等,不能一概而论。
(3)当然,火灾现场有时也可能几处起火点。这应从放火、自燃、电气线路超负荷或者大风天气造成飞火等方面进行考虑。
第二、应该注意的情况。
2、现场内有无可能产生自燃的物质,如棉花、羊毛、磷等物质；
3、有无电线短路或电火花引起火灾的可能；
4、有无雷击起火的可能；
5、起火的位置、起火的时间及当时的环境根本没有造成火灾的可能；
6、火场内发现人为的火源,且不是无意所造成的；
7、发现可疑的引火物；
8、通过勘查,发现办公室内的`单据、账册被烧、保险柜被盗；
9、火场内有被捆绑的尸体和尸体上有致命的伤；
10、一个地区连续多次发生火灾,或同一时间内多处起火；
11、火场内同时发现多处起火点。
二、火灾现场的证据的提取。
由于物质的形态有三种，而且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提法，则分三部分来说证据的提取。
第一、火灾现场气体物证的采样提取。
在火灾现场，如嗅觉感知有特殊气味时，应尽快选择合理的采样方法对现场重点部位的气态物证采样。如用可燃气体验气管、验漏仪及试纸比色法等分析方法。气态物证的采样有如下几种：
1、抽气法。以大量的空气通过流体吸收剂或固体吸收剂将有害的物质吸收或阻碍，使原来空气中浓度很小的物质得到浓缩。根据空气中被测物质的浓度和方法的灵敏度决定所才空气量。
2、真空瓶法。将不大于1l的活塞玻璃瓶抽成真空。在采样地点打开活塞瓶的活塞，被测气体立即充满瓶中，然后往瓶中加入吸收液，使其较长时间接触以利吸收，便于分析。
3、置换法。采取小量空气样品时，将采样器（如采样瓶、采样管）连接在一抽气器上，使通过比采样器体积大6-8倍的空气，以便将采样器中原有的空气完全置换出来。也可将不与被测物质起反应的液体如水、食盐水注满采样器，采样是放掉液体、被测空气即充满采样器中。
5、其他方法,如用密封性好的塑料袋、橡皮球胆、注射器取样等。使用的常见仪器有收集器、吸收管、采气器、真空采气瓶、水抽气瓶、抽气筒等。这些仪器制作和具体操作都较为简易方便。
第二、火灾现场液态物证的提取。
液态物质具有挥发性、流动性、渗透性。因而决定了液态物质燃烧的特点是燃烧速度快、燃烧面广、并且在燃烧的地方会留下痕迹。
液态物证可能存在的地方：
1、浸润在纤维性物质、建筑构件、泥土、水泥地板等材料中；
2、家具的下面和侧面、地毯、床垫、地板裂缝和接缝处；
3、火灾后的死水；
4、各种盛放液体的容器。
对于搜集和提取的各种液体物证，要注意密封保存，以防止发挥，并贴好标签，注明取样时间、取样地点。提取出的液态物证，应及时采取萃取法从杂质中分离出来以便及时检验是哪种易燃液体。
第三、火灾现场固态物证的提取。
故态物证种类比较多，如常见的有易燃易爆性物质以及它们的燃烧残留物、包装品、引火工具、电器元件、有油质的泥土、带有摩擦痕迹的机件。固体遗留物的提取除轻拿轻放防止弄碎、损伤外，应戴上手套或用镊子、垫上净纸在夹角处挟住拿出，放进专用纸袋或匣中。
在具体的场合的提取：
1、爆炸现场残留物的提取。
爆炸性残留物（如炸药爆炸、粉尘爆炸等）除在爆炸中心现场提取物证外，还应在附近物体和地面上提取可能存在爆炸物品的喷溅物及分解产物。这些物证可用小铲或小勺提取在干净的广口瓶里，同时还要提取空白样本，以供比较。
2、电器短路物证的提取。
提取带有短路痕迹的电线，可将这段电线剪下，并按两根或几根电线的原来的相互位置固定在硬纸板上，对于电器闸刀及其他开关应连起固定的底板一并取下，亦保持原来开关的位置，闸刀或开关上的电线不能拆下，应用钳子将它们剪断，是线头留在开关上，以便客观全面分析电器故障情况。
3、注意仔细包装。
火灾现场上所提取的任何固体物证都要仔细包装，除在勘查笔录中对它有所说明外，还应在包装上贴上标签，注明物证名称、提取的火场、采样具体位置、提取时间、提取人员等。
火灾现场的照片和现场制图是客观地反映火灾现场情况及火灾现场物存状态和部位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提取方法。
参考资料：
周李娟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经文保研室湖南长沙。
《浅谈火灾现场勘查》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03期。
黄定宏四川绵阳市公安消防支队。
《谈谈火灾现场物证的提取》消防科学与技术，1996年01期。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十
监外执行是行刑社会化、技术化、效益化和人道主义的综合体现，其含义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狭义说认为，监外执行就是暂予监外执行；广义说则认为，监外执行是指在监管场所以外执行刑罚（死刑除外），包括暂予监外执行（含保外就医）、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假释。不难看出广义说更全面、更准确、更有利于犯罪控制。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监外罪犯（又称监外执行罪犯、外执犯）也相应增多，脱管失控、再犯罪（又称重新犯罪、又犯罪）等现象不断突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监外罪犯人数之多，再犯罪来势之猛，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监外罪犯的特点――再犯罪的内因。
（一）监外罪犯素质较低，没有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改造。从办案情况看，监外罪犯85%以上是高中（不含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综合素质偏低，是非辨别力和意识控制力不强，容易导致再犯罪。另外，监外罪犯没有在监管场所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改造，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往往恶习难改，甚至成为惯犯。例如，文盲罪犯田某1990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1995年假释后该犯又伙同他人盗窃，于4月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同年8月就因其患有肺结核被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后该犯疯狂作案27起，盗窃价值3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此类罪犯犯罪意识强化，犯罪动力定型，犯罪手段高超，犯罪强度很大，非常难以改造。
（二）监外罪犯承受的社会压力较大，物欲型犯罪比较突出。监外罪犯在社会中服刑，来自内心、家庭、社会的压力很大，他们或体弱多病、或好逸恶劳、或就业无门，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少迫于生计走上再犯罪的道路，因此再犯罪中财产型犯罪比重较大。据统计，我市监外罪犯再犯罪案件中，83.3%是盗窃、抢劫等物欲型犯罪。
（三）监外罪犯容易拉帮结伙，团伙作案、流窜作案较多。在监外罪犯再犯罪案件中，一半以上是团伙作案或流窜作案。这主要是因为监外罪犯难以为主流社会接纳和认可，在自己的圈子中能够产生认同感，加之在监狱中也结识了不少“狱友”，不可避免要相互联系、交叉感染，从而形成犯罪团伙，在成员熟悉的地区间流窜作案。
（四）监外罪犯反侦查能力较强，存在侥幸心理。监外罪犯都有过“进宫”的经历，了解了一定的法律知识，通过总结自己以前犯罪的“经验教训”，具备了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随着犯罪技巧和手段也不断提高，比较容易产生侥幸心理，不惜铤而走险、重新犯罪。
二、监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再犯罪的外因。
（一）司法机关作出监外执行判决、裁定或决定时把关不严。我国法律法规对监外执行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和审批程序，暂予监外执行必须由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或公安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假释必须由执行机关呈报人民法院裁定，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则必须依据人民法院的相应判决。但司法机关在作出监外执行决定、裁定或判决时存在把关不严的现象，以钱抵刑、以情代法时有发生，这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对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二是，对在押罪犯不按规定、不看表现、盲目进行考核加分和奖励；三是，在呈报和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时违反法定条件和程序，有的监管部门为了减轻监管压力而违法拒收年老、患病罪犯，个别看守所为了减轻负担将这些罪犯放宽条件监外执行。例如，罪犯孙某1994年3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因患性病被监狱拒收，同年5月被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后的第二天，该犯就冒充看守所长到在押人员石某、姜某家中，以办理保外就医为由骗取现金2450元，以后又撬门破锁盗窃作案21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1995年6月又被判刑收监。因把关不严使一些本应在监内服刑的罪犯变为监外罪犯，这些人大多没有彻底转化，成为再犯罪的高危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
（二）在交付执行过程中容易造成脱管失控。在对监外罪犯的考察中发现，脱管失控大都是由交付执行环节中司法机关的配合衔接不到位造成的。一是，人民法院没有将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没有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等及时送达执行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有的监狱甚至把相关法律文书让罪犯自己带回，造成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二是，针对刑事自诉案件作出的缓刑判决，法律没有要求人民法院将判决书副本送达检察机关，致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掌握的缓刑犯底数不一致，给监管和执行工作带来不便；三是，监外执行中，原执行机关、决定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机制，造成脱管失控。
（三）执行机关和帮教组织履行职责不到位。监外罪犯的执行机关是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具体一般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对监外罪犯进行监督考核，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业务繁杂，常常是“重办案，轻监管”，从而使监外罪犯逍遥法外，处于执行真空状态。例如，罪犯骆某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被假释，到当地派出所报道后就外出经商，执行机关长期不对其进行监督考察，脱管失控近一年，20又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帮教组织的成员主要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员组成，他们往往疏于监督、不愿监督，个别监外罪犯横行乡里、寻衅滋事，帮教人员避之忧恐不及，更谈不上监督教育。例如，罪犯王某假释后回到村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求村委给他增加待遇，不答应就大闹村委会，到村干部家吃喝拿要，严重影响了村里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四）检察机关监督检察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监外执行检察是监外罪犯再犯罪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些监所检察部门一直高度重视对监管场所内的执行监督，忽视甚至无视监外执行监督。在监外执行检察中，往往处理不好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的关系。一是，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管部门的违法行为，不敢或不愿检察纠正；二是，仅满足于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书，忽视了落实和改正的情况；三是，监督方法不科学，要么浮在面上，发现不了问题，要么一沉到底，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大包大揽，事倍功半；四是，客观上存在一些不利于检察监督的因素。例如，《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机关；认为假释裁定不当的，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但却没有规定决定机关和人民法院必须在作出决定或裁定后多长时间内将法律文书送达检察机关，有的在半年以后才送达甚至根本不送达，造成了检察监督的严重滞后。
罪。从我市办理的再犯罪案件看有70%以上的罪犯家庭残缺。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也是滋生犯罪和诱发再犯罪的“肥沃土壤”。社会中出现的拜金主义思潮、“黄赌毒”现象以及财富的两极分化，促使一些人将“不劳而获”的思想合理化，甚至把犯罪当成了发财致富的正当途径和门路。另外，广大公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监外执行检察――再犯罪控制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手段。
打击、预防、减少再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宏大工程，需要司法机关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任何环节出现漏洞都可能给再犯罪以可乘之机，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监外执行检察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监外罪犯执行情况的检察，而应当贯穿于监外执行的呈报、审批、执行、帮教的全过程，从而能够针对再犯罪的内因和外因，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实现对再犯罪的控制。具体而言就是要：
（一）高度重视，严格把关。监外执行检察是监所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刑罚执行监督的重点之一，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必须高度重视，严格把关。一是事前监督。监所检察部门（尤其是派驻检察室）应当深入监管改造现场，认真调查，掌握罪犯的刑期、改造表现、疾病和伤残情况，对于可能符合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要做到心中有数；二是事中监督。列席监管部门研究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会议，参加对罪犯的身体检查，认真审查拟提请或呈报的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发现不当应当及时提出纠正；三是事后监督。人民法院作出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和监狱管理部门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要及时送达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不当，根据情况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通过严格把关，确保不符合条件的罪犯不能监外执行，从源头上减少了监外罪犯的社会危害性和再犯罪可能性。
（二）狠抓办案，打击犯罪。狠抓办案、打击犯罪是监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一是，要积极投身“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和震慑监外罪犯再犯罪，把惩治犯罪与预防工作相结合。二是，要严厉打击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特别是加强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查办力度，把查办案件与纠正违法相结合。
（三）全面检查，重点转化。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惩罚与教育改造的辨证统一，其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因此监外执行检察重点是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执行活动的监督而不是对具体监外罪犯的活动进行监督。一是，要监督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档案管理是否规范、执行措施是否落实，帮教组织是否建立并发挥作用；二是，监所检察部门每半年会同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开展一次联合检查，不定期开展抽查，发现存在脱管漏管和丧失监外执行条件仍未收监等违法现象应及时纠正、建议；三是，监督和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普法宣传和重点犯、危险犯的监督考察和教育转化工作。
（四）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以“严打”整治斗争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契机，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交叉的“三级再犯罪预防体系”。一是，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监管部门之间的配合，尤其要做好法律文书的送达和有关情况的通报，从宏观上预防再犯罪；二是，加强与基层群众帮教组织的配合，指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帮教措施，使他们能够发挥在监狱里学到的一技之长，切实做好监外罪犯的转化和改造工作；三是，加强与监外罪犯亲友和广大群众的联系，照顾好监外罪犯的生活，充分发挥他们对监外罪犯的教育和感化作用。
（五）完善立法、明确责任。有关监外执行和监外执行检察的规定多见于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单独或联合发布的文件之中，数量多、政策性强、效力不明确，相互重复、冲突甚至矛盾之处并不少见，《刑法》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固然权威但又过于原则，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系统、完善的监外执行法规。该法规应涵盖监外执行的种类、条件（尤其是保外就医条件）、审批程序、执行、检察、处罚等各项内容，并多作一些硬性规定，如：“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后十五日内将批准的决定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责任明确、执行有力。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十一
提要：司法语言的客观与准确是司法中立的基本保证，但学术界大多是从它的精确性方面探讨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反向思维的方法，从司法语言的模糊性方向对司法语言进行探讨，重点分析了司法语言模糊性在具体应用中的不同体现。
关键词：司法；语言；模糊性；精确性。
司法是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律师事务所等部门依据法律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公正的执行与监督，司法语言自然被视为公平、公正的代表，因此，对司法语言的要求历来是非常严格的。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文字风格朴素”、“语言表达准确”、“力求简洁又不失原意”、“语言通俗又不失庄重”，即所谓准确而得体。这既体现了司法语言的精确性，即单一解释性，同时也包含了司法语言的模糊性。然而多年来，法律界更多地注重了他精确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对司法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如果一味的强化精确描述而忽略了模糊概括，将有悖于语言的运用规律。
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法官审判的中立性。整个审判活动都应当体现这一现代理念，司法语言更是首当其冲。然而，客观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化对树立中立审判意识构成了极大妨碍，并且往往有大量因素影响法官的中立审判，这些因素最终必然反映到司法语言上。
一、模糊是精确的另一种形式。
（一）模糊性非含混也。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人与人的交际活动中，语言的.精确性和模糊性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司法语言也不例外。在日常的社会交际中，语言需要准确，而不需要含混。因为含混影响语言信息的传达，而模糊性则是某种交际语境的需要。模糊是准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相对于精确而言的。比如，解释“大雨”，专业的天气预报书籍可能解释为“二十四小时内雨量累计(在雨量收集器内)达40至79.9毫米（mm）雨“，这是十分精确的。普通人表述大雨，完全可以说“比较大的雨”，然而“大”到多大程度却不曾深究过，这是交际语境使然。司法语言同样需要模糊，比如：起诉状中对起诉理由的陈述，常常要用到诸如“某某的行为给原告身心造成严重伤害”之类的语言，“严重”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然，这种词语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假如在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法律责任明确无误时也是如此轻描淡写地分析其责任干系，那就是含混而非模糊的了。从另一方面看，适合一定语境的模糊又是准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二）词义的明确性与模糊性是相对的。
司法语言所特有的语言程序，大多数有助于产生两种效果，即中立化效果和普适化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司法语言的客观与准确。但准确与模糊又往往是相对统一的。正如前文所言，适合一定语境的模糊是语言的必需。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把任何事情都陈述的精确细致，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我们使用模糊语言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等说法，这都是在仔细斟酌后选择的语辞，唯其如此，才能准确表达语义。
二、司法语言模糊性的表现。
（一）事件细节尚不明朗是需要模糊语言。
如果事件细节尚不明朗，公安、司法人员对当事人姓名、身份、年龄及事件起因等问题只能做逻辑上的法理推断，因此案件第一现场的侦察笔录如：“受害人，女，二十岁左右，头部有轻度挫伤……”所以用这么多的模糊性词汇，主要是为了避免在以后的侦察、排查、审讯中形成主观臆断、武断的现象。
（二）不便公开当事人姓名、身份时序要模糊语言。
出于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保护其隐私权等方面的考虑，向人民法院的布告类公文，会经常使用“一男青年”、“女青年王某”之类的模糊称谓，这实际上是一种合理的避讳措施。
（三）不必公开某些当事人姓名、身份或事件细节时使用的模糊语言。
有些法律条文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限定本身就是十分宽泛的，因此，某些当事人的姓名、身份或事件细节精确与否对案件的定性、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几乎没有影响，因此不必要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一律要求精确也是不科学的。
（四）某些司法文书的结构要求的酌情使用模糊语言。
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叙述案件事实部分对精确性要求较高，而对“理由”的表述，则基本上采用“很大”、“严重”等类的模糊语言。比如：“综上所述，甲方违反合同书的约定，单方面推翻合同书规定的有关条款，无理拖欠乙方工程款，给乙方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事实上这里的“很大”、“有关”等模糊语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文精确事实的总结和复指，因此精确与模糊是相辅相成的。
（五）使用场合及使用者的不同使得对司法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
某些民间使用的“凭证类”文书，比如遗嘱、收据等，由于使用者本身知识水平以及对法律的认识程度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精确性，使用模糊语言的比率会大大增加。
[主要参考文献]。
[1]贾午光，律师制度与律师事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
[2]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
[3]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4]胡占国，律师文书范本大全[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5]徐莉《浅谈法庭语言的规范与审判理念的更新》，8月15日中国法院网。
[6]黄金波《现代司法理念与裁判文书创新》。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十二
[摘要]保证属于债的担保方式中人的担保，主要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的诉讼时效是关系到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请求权何时受到司法机关保护的重要法律制度。本文从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止与中断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保证；诉讼时效；起算；中止；中断。
一、概述。
保证是担保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6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两种。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即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即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法律地位。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证合同诉讼时效是指，保证合同的债权人即保证债务的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期间。因此，也可以看作债权人寻求法律救济，其诉权的持续期间。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法律特征为：
第一，保证合同诉讼期间为法定期间，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或规避。
第二，保证合同诉讼时效针对的是债权人对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承担请求权。
第三。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届满后，产生与一般诉讼时效相同的法律后果，即导致债权人胜诉权的消灭。保证人得以援引该事实对抗债权人的请求权，不必承担保证责任。
第四。由于保证合同具有附从性。因此，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实际上受到主合同诉讼时效的限制。
当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可能会涉及到诉讼时效。笔者认为，现有法律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本文在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开始。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开始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二)问题的提出。
(1)法律规定“一般保证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似乎不合理，此规定可能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
按照法律规定，20xx年2月1日开始计算保证的诉讼时效。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就债务人甲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乙将由于超过了保证的诉讼时效，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而在此之前，由于丙享有先诉抗辩权。乙不得对丙主张权利。因此，现有法律规定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与保证人丙享有的先诉抗辩权发生矛盾，可能使债权人乙的利益受到损害。
(2)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诉讼时效却不同，现行法律规定加重了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1年。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在保证期间届满前，乙对丙的诉讼时效从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
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理应得到法律相同的权利保护。而依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乙于20xx年5月1日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此时，主债务人甲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去4个月，而丙的诉讼时效则刚刚开始起算，由此造成处于同等法律地位，诉讼时效却不相同的情形。实际上。此时丙承担了甲在这4个月内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后果，加重了丙的保证责任。于法不合。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连带保证的诉讼时效，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
《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止没有规定。
由于主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同。因此当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可能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或者还没有开始。如果强行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乙于20xx年8月1日要求保证人丙承担保证责任。则当乙对甲的诉讼时效结束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此时若强行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则与《民法通则》相悖。
再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确定债务人甲的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则对丙的诉讼时效刚刚开始即已经超过了主债务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止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止。
四、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断没有规定。
《担保法解释》第36条第1款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
(二)问题的提出。
(1)在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下，将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区别对待。似乎缺少立法理由。
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而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情形相同，但结果不同，区别的原因是什么。立法者没有给出理由。也许因为一般保证中的保证人责任较连带责任保证轻，通过诉讼时效中断而加强保证责任的强度，但这理由似乎很不充分。
(2)在一般保证中，当保证的诉讼时效开始时，主债务诉讼时效似乎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对于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无论是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还是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主债务诉讼时效已经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此时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但是此后不会有任何理由使主债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因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因是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所以一般保证中。无法将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相联系。
(3)与上述诉讼时效的中止相同，保证诉讼时效随着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而中断，在性质上属于加重保证人的责任，与保证的本质属性相矛盾。
《担保法解释》第30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即保证债务随主债务范围和程度上的减弱而减弱，但并不随主债务范围和强度上的扩大而扩大，除非经过保证人同意。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断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
五、结语。
保证的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现行法律制度对该项制度的规定彼此之间存在冲突，由此给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混乱。本文希望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分析，抛砖引玉，以期理论和实践界对此问题能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十三
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在迎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健全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当然受到的冲击更大。
而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之一，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对这一原则进行深入的探究，现实意义非凡!本文将围绕合同自由原则的含义、渊源、价值、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
大学生校内网()。
关键词：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概述。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
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大学校花校草，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
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
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
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
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
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
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
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
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
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
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
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
(1)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
(2)。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起源。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基本包含了合同自由思想，但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始于近代民法。
合同自由原则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经济理论基础，
以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为其哲学基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经济基础。
首先，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合同自由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
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有害而无利。
每个人平等的进行自由竞争，既促进社会的繁荣，也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职责在于保护竞争而非干预竞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渊源。
其次，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理性哲学认为，人生而平等自由(天赋人权)。
每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选择下，
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意志自由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限制越少越好。
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再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合同自由原则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市场突破国界，达到全球，这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价值。
一、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
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进步:。
1.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属于私法范畴。
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
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2、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3、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
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
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
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
应该讲，毕业设计论文总结，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4、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十四
同时不断产生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纠纷，这些新型的社会关系本应当属于法律的调整范围，但是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司法机关在裁判相关纠纷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可以借鉴，这时候就产生了法律漏洞。
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是既有限又相对广泛的，立法者立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法律能否得到有效的适用。如果立法者的立法水平较低，制定出的法律规范适用性较差或者对于应当适用法律进行调整的社会关系未能及时制定相关法律规范，那么就会使得法律的适用出现问题，同时法律的公信力也会降低。
为了能够制定出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法律规范，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往往采取较为抽象的法律规定，而不会予以详细阐述，由此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而法律条文过于抽象和笼统，会导致适用过程中大量的问题。如不同的主体根据其价值观念对抽象性的法律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在法律适用方面产生诸多不便。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十五
选题说明：学生在执业过程中起草过房屋租赁合同，也办理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法律名称均省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租赁合同”一章对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但由于房屋租赁合同作为租赁合同中特殊的一种除受《合同法》调整外还受《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调整，因此实践中有些权利义务容易被忽视。另外学生在处理一些具体案件时也遇到过一些难点，比如承租方能否以出租方未给付税票作为不给付租金的抗辩理由，比如“优先购买权”是否必然衍生出“优先承租权”，比如如何认定“转租”、“转让”及“承包”三者的区别，比如国有房屋出租是否必须进行资产评估等等，因此本文试从《合同法》规定的一般权利义务、相关法律规定的特殊权利义务以及实践过程中难点分析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述。
一、内容摘要及关键词。
正文提纲：
一、房屋租赁合同概念、实质要件及形式要件。
二、《合同法》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一)出租人交付租赁房屋的义务和瑕疵担保义务。
(二)出租人维修义务(可转移负担)。
(三)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
(四)承租人按约定使用租赁物的义务。
(五)承租人妥善保管房屋的义务。
(六)承租人租赁期满返还房屋的义务。
(七)承租人获得收益的权利。
(八)承租人“买卖不破租权”
(九)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十)承租人死亡后的权利。
(十一)承租人在租赁物灭失情况下的请求权。
(十二)转租中双方权利义务。
(十三)房屋改善及添附中双方权利义务。
(十四)其他权利义务。
二、其他法律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一)承租人提供身份证件，出租人详细登记的义务。
(二)出租人举报承租人违法行为的义务。
(三)出租人抵押告知义务。
(四)出租人纳税的义务。
(五)其他权利义务。
三、实践中难点问题的分析。
(一)税金负担主体及承租方能否以出租方未给付税票作为不履行给付租金的抗辩理由。
(二)转租与转让、承包的法律辩析。
(三)关于优先承租权的考证分析。
(四)租赁合同备案的法律分析。
(五)国有房屋出租是否进行资产评估的法律分析。
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十六
3.考虑全篇总的安排：从几个方面，以什么顺序来论述总论点，这是论文结构的骨架;。
5.依次考虑各个段的安排，把准备使用的材料按顺序编码，以便写作时使用;。
6.全面检查，作必要的增删。
在编写毕业论文提纲时还要注意：
第一，编写毕业论文提纲有两种方法：一是标题式写法。
即用简要的文字写成标题，把这部分的内容概括出来。
这种写法简明扼要，一目了然，但只有作者自己明白。
毕业论文提纲一般不能采用这种方法编写.二是句子式写法。
即以一个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形式把该部分内容概括出来。
这种写法具体而明确，别人看了也能明了，但费时费力。
毕业论文的提纲编写要交与指导教师阅读，所以，要求采用这种编写方法。
第二，提纲写好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不可疏忽，这就是提纲的推敲和修改，这种推敲和修改要把握如下几点。
一是推敲题目是否恰当，是否合适;二是推敲提纲的结构。
先围绕所要阐述的中心论点或者说明的主要议题，检查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是否合乎道理;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
然后再进行客观总体布局的检查，再对每一层次中的论述秩序进行“微调”。
第三，毕业论文写作一般要求提纲拟到以下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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竽法律论文网（优质17篇）篇十七
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