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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摘 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主观抉择与客观条件的内在统一所规定,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场景、国际关系背景、国际共运背景和中国历史背景,因此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动摇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但要知道这一道路抉择的原点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当前新背景即条件的变化,才能看到发展,深刻理解和平发展的要义,也才能明了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历史场景
作者简介:曹泳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
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的抉择却是在20世纪。正如研究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脱离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研究一样,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也必须首先考察其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场景。回到最初的以及过程当中的国际国内实际氛围去认识发生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中国国内的变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国际上也发生着变革,世界历史也有了新的进程。中国选择走和平、合作、发展的改革开放道路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也有着大的历史和现实场景的基本规定,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正因如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有着不可动摇性。
一、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场景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随后扩张到世界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以西欧体系为基准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所包含的主权概念、外交习惯(包括谈判方式)、国际法、自由贸易逻辑大都起源于西欧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现代国际体系要到欧洲的中世纪去追本溯源。在西欧国际体系下确立的崇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的国际关系观,在亚洲、非洲当时的国际社会里却不存在。在欧洲向世界的殖民主义扩张所形成的国际殖民体系中,主权原则只适用于大国列强。可以说,西欧国际体系的扩展是以整个殖民地诸地域的牺牲为前提的,它向全世界扩张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殖民体系。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冲垮了殖民体系。新兴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从殖民体系下被奴役的客体上升为自主独立的主体,争得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主权地位。为维护国家独立和平等,新独立国家积极援用近代国际法,纷纷主张民族自决、禁止外国干涉、拥有对本国天然资源的主权。联合国宪章则是对这种主权原则的确认、维护和发展。20世纪殖民关系的彻底消失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无疑是世界政治的最重大进步。虽然调整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的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发端于西欧国际关系体系,但随着当今整个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原则也在变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对战争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当然,新的变化还在继续。而且由于制约国际关系的生产力、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加强,同样已经出现对国家地位、民族自决原则、国家独立主权的挑战。
总之,20世纪主权国家林立于世界,并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联合国等一系列合作性的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的有效保障。这就可以说明,20世纪国际关系体系发生变化的特点就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会增添很多新内容,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也在变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传统的政治观念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让新的国际环境去适应思想老套。然而观念的惰性往往比观念的发展更为突出。民族国家最早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虽然在国家关系的历史上,宗教十字军讨伐式的阴影在淡化,但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依然很浓。19世纪有过东西文化的剧烈碰撞,20世纪的冷战格局是因意识形态而划分为两极体系。信息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在瓦解着两极体系。这些特征说明,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战争和冷战氛围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线结束的条件已逐渐成熟和明朗,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已让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已经发生了新变化,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所要求的科技和国内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迫在眉睫,为此,一系列变革势在必行,包括国际战略调整在内的改革举措及其改革时代就因此到来了。
(二)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
在主权国家体系新的扩展进程中,主权国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模式,出现了不同的民族国家类型和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等新型主权国家。新独立国家具有共同的反映主权时代特征的目标追求,一般来说,这些共同的目标追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现代主权原则为基础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在国际上维护和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三是追求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富强。这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也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独立国家的外交思想中,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些方面会有不同的认识、解释,制订出不同的外交战略。一般来说,前两个目标的国际关系大环境在殖民体系瓦解后有了根本改观,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关系规则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长期存在),但第三个目标,也就是国家富强的现代化追求,却并非随着民族独立而自然而然地顺利实现;相反,其环境却变得严峻,道路曲折艰难。尽管现代化有着不同的模式和价值导向,但在解决了独立主权之后,经济增长和国力发展已开始成为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为它既关系到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即内部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交往环境能否改善即国际安全问题。
在主权国家体制下,传统的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各种新的国际战略和发展理念也开始呈现,暴力政治逐渐被和平政治所代替。虽然政治自由主义在跨越主权问题上可能久攻不下,但此时的经济自由主义却在向主权发起新的一轮猛攻。经济依赖关系成为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被普遍思考和利用的良机,国家战略更多地围绕它而生成和变化。
总之,世界历史进程到20世纪后期的国际社会状况是,生存竞争主题发生变化,武力争夺逐渐被新的资源争夺形式所代替。在殖民体系崩溃后以及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基本结束之后,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影响国家主权稳固性和国家安全性的关键因素。而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依然来自于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生产力飞跃发展。科技革命使得新生的民族国家有了飞跃发展的历史机遇,也使之面临被边缘化的巨大风险。如何解决好生存和发展问题,是新的世界历史时代所赋予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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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跨越，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道路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是一条立足国情的道路，是一条开放包容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历尽艰辛，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一条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道路；本质属性；理论特色
doi：10.15938/.2016.04.012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道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余年的奋斗历程，为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始终如一，百折不挠，终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
一、独立自主：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1.中国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来之不易，……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给处在迷茫中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指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和影响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暴力革命这条俄国式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在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和俄国“城市中心论”理论。“八七会议”做出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决定。但是，我们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都先后失败了，这一系列的失败说明“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1928—1930年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深入调查，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来阐述论证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去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2.社会主义建设：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
二、立足国情：始终坚持走与实际相结合的路
1.革命道路：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国情是一个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一个社会最大的国情，就是这个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字眼，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列宁曾经分别使用过“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1912年，列宁曾经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到：“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以外，还有中国，波斯、土耳其“这三个所谓半殖民地”国家。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半殖民地“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是在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并依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尽管如此，在中共“二大”以后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却依然存在，并且影响到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质上是要取消民主民族革命，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实际上是要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阶段。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是，党的六大以后，由于党内认识的分歧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认识又产生了争议。毛泽东始终坚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清政府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没有区别，依然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既不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论”，也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是分“两步走”。在这两步走的时候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准确把握住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2.建设道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事实恰好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首先是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上，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上首先建立起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对发展的阶段必须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否则，就要走彎路、受挫折。建国前30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之所以遭受挫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定位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正式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再一次重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式形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座理论大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成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成为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有力理论武器。
三、开放包容：始终坚持走争取支持帮助的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一切力量对革命的支持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比作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这两头一头是工人阶级、一头是统治阶级，中间是农民阶级。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的限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其它阶级对革命的支持，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了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是争取一切力量支持革命的重要方法，统一战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敌人是强大而凶猛的。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敌人。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工农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另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参加统一战线，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在党内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是争取革命力量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指出：“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弃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我们并且已经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思想，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汇集了革命的正能量。
2.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就有一个调动国内外积极因素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课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里，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的，两个积极因素都要利用起来。而对于调动积极因素的作用，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讲到了争取外援，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就是对外学习和借鉴的问题。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系统的提出了“敢不敢学”、“向谁学”、“怎样学”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拓展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实际上吹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号角。但是，在建国前30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际上还是处于“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邓小平高瞻远瞩，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内陆开放，对外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成效日益显著。党的十三大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基本点”写进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对外开放成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改革初期两项最鲜明的政策。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实行长期的全面的对外开放，这是促进中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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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
知道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整理历史史实，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应用能力和透过历史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觉悟方面
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增强社会主义信念。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学生讨论归纳为主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
近代中国人民救国的奋斗历程，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
2、难点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问题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过程 设计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一、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找出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什么会这样？
2、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如何？
（因为学生已学过历史，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师总结：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象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的扭曲发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没能完成救国的历史使命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思考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近代革命志士进行的救国探索有哪些？结果怎样？
2、以上探索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
教师归纳总结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封建势力顽固而强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趋向胜利。
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们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试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是不可能的，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内容。
板书设计 ：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效果检测与矫正：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札记：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四
;摘要：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这条道路将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超越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从而成为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路；必然性；内生性；历史超越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国30年来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可以用若干个核心概念来概括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这条道路的旗帜和目标；“发展”，是这条道路的内涵和本质；“科学”，是这条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条件；“和谐”，是这条道路的结构设计和价值理念；“开放”，是这条道路的根本动力和历史条件；“合作”，是这条道路的行为准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基点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历史规律、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被遏制被包围的国际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延滞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程。造成这种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原因来自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和平不够、发展不够，是建国后30年的基本教训。吸取这两个历史教训，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体系中赢得中国的发展空间。
反思之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领导着占据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苏联与外部世界始终处于战争和对抗状态之中。苏联不仅与西方阵营进行了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动辄使用武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还在全世界扩张军力，与美国争霸，在输出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对外战争。由此导致国力空虚、经济崩溃，最后结果是全盘解体。苏联教训对于中国极为深刻，中国绝不能重踏苏联的覆辙。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世界各国和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战前的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彻底失败的模式，证明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以军事结盟挑战现存国际体系、重新瓜分世界、夺取霸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当然不能仿效德国和日本在战前的扩张战略。
反思之四：美国的崛起道路虽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没有挑战当时的霸权英国，而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英国衰落并有求于美国的时候，适时地帮助霸权国家，最终和平地实现霸权转移。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其成功之处亦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日本通过美日同盟和亚洲市场实现和平复兴，分别达到世界经济第二、三位强国。这些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能模仿，因为外部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后起大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处于对抗状态，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鉴的。
2.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
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时代背景、世界潮流、人类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根据这种认识，30年来，中国始终在求和平、谋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方面，解决和平与寻求发展比解决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维护和平和寻求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大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制约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这两大问题也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着解决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而是特别重视把握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宏大命题。只有解决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以及对世界局势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战略性问题。其关键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推动南北问题和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和平与发展”从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到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逐步地从观察世界格局、判断时代潮流，转化为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邓小平提出争取20年和平时间，确保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照这个战略思维，中国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战格局，结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发展战略目标。此后，党中央又判断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争取20年和平，以确保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第二个“20年和平”已经过去将近一半，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的条件越来越充分。在这个阶段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世界已经完全不可分离。
3.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国家属性、国家定位的判断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来自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中国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国，又是小国”。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考虑的。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崛起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决定了中国崛起不能选择争霸、扩张的方式，而只能是一个和平发展、逐步累积国力的过程。邓小平提出，中国需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
中国现代化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基本国情。其不平衡性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产业发展不平衡；每个大行政区域（省、市、自治区）内部也不平衡。
其长期性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二百年左右达到先进的现代化水平。这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历史，100年到200年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十分漫长。如果再考虑到西方文艺复兴至今已经500年，中国以1/4到1/3的时间赶上其现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长远。
其艰巨性是指中国现代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的；是13-15亿人口/人类的五分之一的整体现代化；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条件的相对短缺；长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先进科技相对隔绝。
这些基本国情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空间广大使其战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可以形成内部的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升级的长周期；中国的人口众多，构成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西方技术和资金的相对缺乏，迫使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和国内资本市场。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基本条件，使中国具备高度的抵御内外压力和危机的能力，走出一条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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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探讨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分析中国软力量发展的结构性缺陷，指出这种力量失衡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产生的相关性；进而根据中国国情和其他大国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国发展软力量的战略设想和目标定位。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软力量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 键，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全新的强国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在于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在于文化竞争力、制度创新力和观念影响力构成的软力量的提升。中国在有形的硬力量迅速发展的同时，软力量不足却成为突出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软力量问题比其他大国更为紧迫。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软力量建设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因而更多地依赖于内生的创新力量，需要更深刻的历史自觉性。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软力量发展规律的结合上，来探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软力量建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硬力量与软力量的相互关系
综合国力由硬力量和软力量构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硬力量对综合国力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由经济、军事实力为主体的硬力量的优势来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深刻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扩展和世界力量结构的急速变革，文化、观念、制度等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突出，成为新的大国力量来源之一。换言之，一国的强大已经不能仅仅以硬力量作为判断标准，软力量对于后起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全面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指标意义。
“软力量”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全球力量结构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在关于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保罗·肯尼迪认为，美国正在重蹈历史上霸权国的覆辙，已经被过度的军事扩张耗尽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但是，约瑟夫·奈却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美国力量的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冷战结束，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然而当代的实力界定不再片面强调军事力量，技术、教育、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
硬力量和软力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界线。首先，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约瑟夫-奈认为，二者之间只是行为性质、权力有形性等程度差别。硬权力是改变他者所作所为的命令性权力，一般依赖于强制和引诱来获得；而软权力则是塑造他者期望的同化能力，一般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议程等使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目标来获得。约瑟夫·奈还指出，命令性权力有时也用于创建制度，然后成为合法性力量；而政治合法性权力并不直接表现为硬力量，而是直接表现为软力量。其次，二者往往互为载体、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例如，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硬力量，不只是武器装备技术系统，还必须包含军事战略和军事组织系统，甚至包括凝聚战斗力的文化认同，这些软力量直接决定着硬力量的效率和功能。又如，文化艺术作为典型的软力量，在信息时代越来越依赖高科技传播技术系统，后者作为技术和材料的高端优势正是硬力量的象征。
然而，硬力量和软力量有各自的核心特征和指标体系。这里讨论的软力量主要是指政治力、社会力和文化力。政治、社会、文化的国力构成是有别于有形物质力量的无形观念力量。所谓“政治能力”是指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体现在制度与合法性上。社会能力主要是指社会的和谐程度，即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高度协调。文化力则主要是指文化的对内认同力和对外投射力。政治力、社会力、文化力的内涵都体现着人、社会与国家的素质。建设软力量的关键是人的素质。具体而言，建设国家的政治力，就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质，以提高国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建设国家的社会力，就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协调能力，以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建设国家的文化力，就是提高国民的文化认同，以增强国家的文化投射能力。
硬力量是软力量的物质支撑，软力量则是硬力量的精神升华。在综合国力提升的过程中，同样遵循着硬力量决定软力量、软力量反作用于硬力量的规律。尽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其他大国崛起的模式不同，但在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发展秩序上基本相似。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按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不到1美元为绝对贫困的标准，中国的赤贫人口数在1981年是6.34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几乎没有资源投放到软力量建设，不得不把经济建设特别是物质财富增加作为国家的第一任务。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硬力量特别是经济总量得到空前提升。从经济总量来看，按照现行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为世界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2006年首次超过20万亿人民币，列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3位。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部的《成长与发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书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08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增长率降到7％，中国经济总量仍将在2050年赶上美国。
相对于硬力量迅猛发展，中国软力量的数量和质量都显得极不相称，甚至束缚着硬力量的进一步提升。从全球竞争力排位看，中国的许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出口规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场自由度、创新能力等软力量指标方面，中国基本上排列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些指标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硬力量和软力量极不平衡的综合国力结构表明，发展软力量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国硬力量的溢出效应，软力量的缺乏就不只是限于中国内部的社会和谐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问题。
硬力量是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并不是现代化本身。软力量是人的素质的核心，标志着人的现代化水平。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恰恰是区分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当硬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国家摆脱物质匮乏、人民摆脱贫困，这时硬力量对国家发展的作用逐渐下降，社会和谐、制度完善、文化发展等软力量的作用逐步上升。换言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软力量将成为决定中国能否和平发展的主要条件。
二、中国力量结构缺陷与“中国威胁论”
序的负面冲击，进而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达到阻滞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的。因此，要消除和厘清“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的国力结构特别是软力量的严重不足。
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表现为以经济总量为核心要素的硬力量崛起，这是海内外公认的基本事实。经过2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总量数倍翻番，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排列中迅速提升，从1980年代初的30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4位。而且这种超常规上升速度有利于中国缩短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的距离。在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还是美国的1/10，而2006年已经是美国的1/6。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与美国的相互依存达到或接近美国与西方盟国的紧密程度，而且在微观层面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海外企业并购和战略联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威胁论”接踵而至。例如，中海油集团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份遭遇美国国会的强大阻击。以至功败垂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今天的中国比1980年代的日本更有威胁力。美国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宣称，在粮食、肉类、钢铁、石油和煤炭等5种主要产品的消费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硬力量上升，导致了“中国威胁论”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威胁论”时起时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际势力的蓄意炒作以外，还可以从中国自身的力量结构上找到原因。中国的综合国力结构存在着两个基本的不平衡性：一是硬力量的“量大质不高”；二是软力量的“量小质更弱”。这种力量结构的畸形，使中国力量的某些部分增长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承受能力；而其他部分力量(尤其是软力量)的滞后又使中国力量的增长难以得到国际舆论更多的正面认同。
中国增长最快的商品进出口就表现出“量大质不高”的典型特征。2001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是5100亿美元，2006年达到1.7万亿美元，平均年增长25％左右。1978～2001年的外贸年均增速为14～15％左右，加入wto之后提高了10％；中国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之一，同时又是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外贸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的粗放投入，增长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基础比较脆弱。贸易规模大，但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单纯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软肋”。依赖大量低端产品出口支撑的出口竞争力近年来出现不升反降的趋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排在印度(第43位)之后，居第54位，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由此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冲击：一是中国的低价商品对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同时产生市场冲击；二是低成本的商品依赖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而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体系产生冲击。在两大冲击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威胁论”就有了新的生成条件。硬力量的缺陷就转化为软力量的受攻击。
中国的国际文化竞争力则更明显地反映了软力量“量小质弱”的典型特征。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巨额文化贸易逆差，即所谓“文化人超”或“文化赤字”。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书籍和影视的版权贸易逆差都在10倍以上，最高时超过了15倍。2004年中国向美国输出了14种版权，而从美国引进的版权达4068种。俄罗斯艺术团体一年在中国演出将近100场，而我国艺术团体同年在俄罗斯演出不足10场。这种差距近几年来逐年扩大。文化贸易逆差反映的是中国与西方大国文化力失衡的现实，表明中国文化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文化资源，以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文化工作者，但中国文化竞争力处于较弱的态势仍将是一个长期现象。中国作为，“文化资源大国”不等于是“文化产业强国”，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却是严重的“文化贸易入超国”，这种悖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力结构的畸形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有形商品竞争力的桎梏。新产品创意不足、品牌效应微弱、人文内涵肤浅成为中国商品相当普遍的通病，甚至依赖盗版和复制来维持商品市场竞争力，足以证明软力量发展滞后已经殃及硬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贸易逆差巨大也反映着同样的结构性缺陷。中国每年的教育贸易逆差高达20亿美元以上，而且还在逐年扩大。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资源不足，一方面是教育资源大量外流；一方面是国内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调，一方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强。这种现象同样成为中国软硬力量严重失衡的指征。换言之，“教育资源大国”同样不等于“教育强国”，“人口大国”不等于“人力资源强国”，这些不等式恰恰来自于中国国力结构的缺陷。
中国软力量的结构缺陷还在于制度建设进程与经济发展速度难以同步。特别应认识到，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迅速发育并走向完整的体系建设阶段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性和渐进性，目前还难以得到国际舆论的充分理解和肯定，这是中国软力量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受到种种压力的重要原因。这种历史阶段性的特征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加以证明。今天的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其历史积淀相当深厚，至今仍保持着相当大的惯性力量。中国的现代民主文化与传统专制文化的此消彼长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对改变这种制约力量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认识不足，也是影响中国软力量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始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往往寓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这种改革模式的特殊性使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为止仍在局部、基层内展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造成中国力量结构不平衡发展、中国国际形象扭曲的内在原因。
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全局的、整体的改革发展阶段的条件正在成熟。其中三个要素不可忽视：一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触及到权利、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核心部分，所谓“改革攻坚阶段”可以理解为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兼顾的阶段转变。二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内在的根本变化，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和谐的社会结构要求更加广泛、深入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更加自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三是中国正在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利益攸关方”，广泛参与国际机制建设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必然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述三个要素在1980年至2000年间基本不具备或者不同时具备，而在最近5年的时间里，三者同步发展的趋向逐渐明显。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构成的中国软力量，有可能而且必须取得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的平衡发展。从这一点上看，中国软力量和硬力量的平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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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简介]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國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理·科社”学科评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
[访谈人简介] 夏敬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的70年，是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70年。筚路蓝缕是指新中国70年创业道路的艰难，砥砺奋进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奋斗，硕果累累是指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围绕“新中国70年与中国道路”这个主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书翰教授，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访谈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并形成了中国道路，在当今世界备受瞩目，请严教授谈谈中国道路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
严书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们这里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确实，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用70年时间就开辟出一条通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伟大目标的中国道路，这当然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郑永年是这么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1]我认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认识开拓和形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未被打倒，社会主义历史并未终结，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而这一切都与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密切相关。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笼统地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潮，但是，一个人口约占世界1/5的国家在70年时间里通过开辟和形成中国道路，使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还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总之，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角度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时代，不甘沉沦的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纷纷登台亮相。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基础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为我们沿着中国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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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和中国梦三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不走中国道路，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能不能实现中国梦，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光荣称号。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科学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道路决定命运，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他再次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只有实现了中国梦，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组织，始终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改革、发展和创新精神，带领人民不断开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规律，勇挑历史重担，主动抓住机遇，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必须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性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准确把握历史脉搏，坚定站在时代潮头，积极顺应社会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锐意改革，积极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党才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改正缺点错误，最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找到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方面，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为破除陈旧落后思想的束缚，改变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恢复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进行拨乱反正，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逐渐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确地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能够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开拓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与时俱进的品质，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正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着力推进科学发展，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以形成，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通过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终开拓出来的。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注重实干、力戒空谈、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连续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经济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贸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了30多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1400多万，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超过70%的贡献。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
二、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正确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会有希望，国家富强就能顺利实现，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错误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可能成为泡影，国家富强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就必须解决道路问题。归根结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道路问题的过程，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认识和做出正确选择的过程。
十八大报告第二部分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为题，全面阐述了道路问题，明确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这一关于道路问题的最新论断，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澄清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实现中国梦为最终目标的。中国梦是我们最终的价值诉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离开了中国道路，中国梦只能成为“白日梦”。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
1. 中国道路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近代以来，为寻求民族自强和复兴，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寻求救国御侮之道；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洋务、开西学，向西方寻求“自强”、“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开议院，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倡导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分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2]1470历史证明，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脱离实际，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未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没能找到一条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开始自觉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积极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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