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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一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农民股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2]，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0774亿元，比上年增长6.3%[3]。农村经济的增长无疑是全国经济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978年开始，农村逐步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一大程度的发展。农村绝对贫困基本被消除，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摆在农村和农民面前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发展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凸显的问题
1.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土地抛荒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拯救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但发展经济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4]，生产积极性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后，达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发展问题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它不能引导农村经济实现象城市经济那样的跨越式发展，农产品总产量是在逐年增加，可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按人们的美好愿望增加。国家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2003年指出，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万，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亿1075万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亿1079万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这使得农民没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种田要赚钱”已被大多数农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实践。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务工经商抛荒土地面积达8.62万亩，占抛荒总面积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积262111千公顷）[5]。恩施还是一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农民的土地观念非常浓厚，这个州的土地抛荒不会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截止1996年底，全国非农业建设闲置耕地941633亩，有些闲置达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复耕种[6]。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曾据卫星遥控指出，我国大陆耕地抛荒达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各自为“政”，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高度机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碍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又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承包到户。这样，土地被分割成小块，由于土地面积太小，农业机械无法进入田地，机械化水平不仅无法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是有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这使得在同一块土地上有可能同时生长着两种或多种不适合在一起生长的农作物，在无形之中降低了作物产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担奉贤，加上经营规模小，许多农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农业科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很难很快获得市场，中国农业实现高科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增加，给城市生活、社会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国家对农村想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农民在长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下，开始大量拥入城市，寻求收入的增加。这给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和城市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冲击。
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素质比较低下，专业技术水平有限，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很难找到适合他们又能赚钱的工作。赚钱梦想的破灭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4.农村公益事业无人管，农民子女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水库、学校等都有集体负责管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各人自扫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个人都只关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对这样的公益事业不大关心，更不愿为公益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农村学校条件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对其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农民子女跟着他们的父母如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条件差，无学籍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碍；如果农民子女留在农村，他们的成长缺少照顾，失去了父爱和母爱的呵护的他们极易受到他人唆使，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5.农村人才外流，基层腐败严重，给农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层阴影。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中的有文化的人为主，这些人在农村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从某种程度是说，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种资源浪费，使农村村民自治出现“朝中无人，国中无将”的局面。
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事实上的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在思想意思形态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领导、对领导天天有人看着，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没有了民众的监督，我想这应该是农村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应当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历史上已经存在很多。1952年开始，人民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阶段。从1958年起，全国开始推行人民公社体制，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村合作化达到顶峰，只是事与愿违，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农民权益受到极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国农民心中的一块伤疤，以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轻言合作化。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集体经济[8]，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新形势下，农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笔者的初步构想是：采用多种形式，或由国家投资，或由国家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或由农民自己参股筹资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租用期应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内），雇佣农民为其工作，农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在有农民参股的公司中，农民股东[9]有权分红并依据自己的资产对公司负有限责任。农田的耕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产品的销售等事宜由公司统一决定，统一经营。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通过各种形式组建的股份公司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它不同于农村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合作化时建立的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包括农业互助组，初级、高级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体经济所有制。这里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促进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它也不同于现阶段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他们的性质明显不同，尽管目前的许多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也兼有一些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第二，以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相抵触。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股份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内，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这种合作化不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抵触，或者可以说它只是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的一个并行的补充性措施。
三、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国家经济总体上飞速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势力增强，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经济基础。虽然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但国家经济整体上发展很快，全国经济年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经济的同期年增长率。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国家有能力直接投资，或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组建股份公司，也使国家有能力对目前的农村经济或是发展以后的农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共和国自成立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也是从沿海的工业城市开始的。长期以来，国家政策都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发展工业，农民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从农向工转移6000亿元，1992年转移1647亿元[10]。现在，中国的工业已发展得比较壮大，并继续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200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23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11]。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为了工业的发展，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也应当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农民土地观念发生改变，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农本商末”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上。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都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个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会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12]。中国共产党联合农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赖程度是相当深的，这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其土地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促使这种改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一亩三分田上，他们敢于离开土地到城市等发达的地方去闯荡；⑵ 现代文明洗礼了农民陈旧腐烂的思想`，“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消失，农民的思想观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们得以生活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⑶ 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每个家庭在保证耕种的劳动力之后，富余的劳动力都会外出打“副业”，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挣不了钱（万一这样，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家里的现金支出，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所需，子女教育费用，农业税收等。
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减弱为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扫除了障碍，它避免了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权的尴尬局面，减少了股份公司在农村的组建和运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得到社会认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只有让农村经济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实现农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村经济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国家或集体完全控股，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渐被接受，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或集体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国家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采用股份制。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国家由绝对控股变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国有资产带动大额资金的流转，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
4.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这是未来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证。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农业了。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既84年之后中央发布的又一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5年1月3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重点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做出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推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出台了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 ，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和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四项保护措施。另外，国家会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04年，投入总量超过2000亿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还会加大。
四、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义
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全国、全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影响了机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统一经营，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点，能够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村生产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行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之后，原来农田上无数的界沟、界碑将不复存在，一条不占面积的界线将会代替界沟、界碑的职能。这就能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意义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农村的渗入必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84（以农村为1），2004年为3.2[14]。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国实现共同富裕。
2.有利于农村民主在的发展。胆怯农村民主在发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农民收入不高，对政治没有热情，政治参与不积极；b 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外流，农村民主在发展缺乏人才；c 农村基层腐败严重。
新型合作化的实现会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a 农民从股份公司不仅可以获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益而且作为雇工，也会有固定的收入，农民股东还可以在规定时期内分红。工人待遇会使农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农民自会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b 在农村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闭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能够为农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人才外流会得到有效遏制，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人才将不是个问题。c 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败就无立足之地，更无生根之处。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3.就近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佣耕种土地的人之外，还需要一大批管理、销售、运输等方面的人才，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是公司的首选。农村再不用远途跋涉去他乡挣钱，或许他们也还会叫做“农民工”，但他们至少不再受歧视。收入增加了，稳定了，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中国现阶段有农民9亿多[15]，如果农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这9亿多农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演变成工人，尽管他们还从事这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本质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公司的工人。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人会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础设施建设或方便生活（如买东西，就医等），这样，一条条村街就会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三农”问题的解决要从制度上下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办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为好办法之一。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继续坚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并行的补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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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二
;摘要：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跨越，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道路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是一条立足国情的道路，是一条开放包容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历尽艰辛，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一条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道路；本质属性；理论特色
doi：10.15938/.2016.04.012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道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余年的奋斗历程，为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始终如一，百折不挠，终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
一、独立自主：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1.中国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来之不易，……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给处在迷茫中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指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和影响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暴力革命这条俄国式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在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和俄国“城市中心论”理论。“八七会议”做出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决定。但是，我们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都先后失败了，这一系列的失败说明“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1928—1930年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深入调查，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来阐述论证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去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2.社会主义建设：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
二、立足国情：始终坚持走与实际相结合的路
1.革命道路：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国情是一个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一个社会最大的国情，就是这个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字眼，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列宁曾经分别使用过“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1912年，列宁曾经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到：“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以外，还有中国，波斯、土耳其“这三个所谓半殖民地”国家。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半殖民地“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是在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并依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尽管如此，在中共“二大”以后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却依然存在，并且影响到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质上是要取消民主民族革命，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实际上是要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阶段。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是，党的六大以后，由于党内认识的分歧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认识又产生了争议。毛泽东始终坚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清政府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没有区别，依然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既不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论”，也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是分“两步走”。在这两步走的时候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准确把握住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2.建设道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事实恰好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首先是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上，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上首先建立起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对发展的阶段必须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否则，就要走彎路、受挫折。建国前30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之所以遭受挫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定位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正式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再一次重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式形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座理论大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成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成为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有力理论武器。
三、开放包容：始终坚持走争取支持帮助的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一切力量对革命的支持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比作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这两头一头是工人阶级、一头是统治阶级，中间是农民阶级。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的限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其它阶级对革命的支持，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了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是争取一切力量支持革命的重要方法，统一战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敌人是强大而凶猛的。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敌人。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工农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另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参加统一战线，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在党内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是争取革命力量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指出：“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弃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我们并且已经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思想，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汇集了革命的正能量。
2.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就有一个调动国内外积极因素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课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里，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的，两个积极因素都要利用起来。而对于调动积极因素的作用，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讲到了争取外援，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就是对外学习和借鉴的问题。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系统的提出了“敢不敢学”、“向谁学”、“怎样学”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拓展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实际上吹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号角。但是，在建国前30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际上还是处于“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邓小平高瞻远瞩，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内陆开放，对外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成效日益显著。党的十三大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基本点”写进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对外开放成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改革初期两项最鲜明的政策。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实行长期的全面的对外开放，这是促进中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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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拥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于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我国企业品牌建设经历了品牌意识启蒙时期，品牌创建时期，品牌竞争时期和品牌国际化时期四个阶段。我国企业在实施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可采用直接进入模式，并购模式和自主品牌与oem相结合的模式。
“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和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1]品牌在市场营销中具有产品识别、产品保护、市场细分、市场控制和企业形象传播的功能。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拥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于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世界500强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特别是强大的品牌竞争力，在我国市场上攻城掠地，迅速扩张，甚至控制和垄断了国内某些行业。它们的强有力发展无一不向我国企业昭示了品牌的重要性。
当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大举进军我国，并大力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之时，以海尔、长虹等为代表的国内知名企业也不甘示弱，逐渐形成了走向世界、争创全球品牌的战略意识，纷纷在观念、生产、营销、研发和资本等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我国本土品牌会更加注重国际化经营战略，以参与世界竞争，与世界跨国公司一道纷争国际市场，这是必然的趋势。
（一）品牌意识启蒙时期。
品牌意识启蒙时期大致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整个80年代。当时，我国正处于第一轮合资的高峰期，对我国企业来讲，品牌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多半被理解为公司的名称或产品商标。这一时期，由于热衷于或者说急于与外国公司合资，加上企业的品牌意识薄弱，我国一些原本已具知名度的品牌被束之高阁，逐步淡出市场。
1980年5月，我国诞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此后外资以合资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合资中，出于外方的要求，我国大量的品牌以商标使用权作价入股，结果纷纷被打入冷宫、逐出市场。这些品牌在合资企业中纷纷被洋品牌所取代。上海家化的“美加净”被“庄臣”取代；“潘婷”、“海飞丝”、“飘柔”取代了“洁花”；北京牌电视机在与三星合资后随即消失。
与此同时，为了生存，我国的许多企业不得不进行贴牌（oem）生产。珠江三角洲一带聚集了大批的oem生产厂家。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企业赚的是加工劳务费，外国公司获取的是高额的利润。强烈的反差让我国企业意识到品牌的价值，开始重视创建自己的品牌。
（二）品牌创建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企业进入创建品牌的时期。企业普遍认识到，只有创出自己的品牌，才能在与强劲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品牌创建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1、企业形象（ci）设计。
广东太阳神企业率先引入“企业形象设计”，建立了差异化的企业形象，获得了巨大的传播效果。由此引发了我国企业的“cis热潮”。1990年，青岛海尔集团导入cis，商标从原来的“利勃海尔”演变为“海尔”；1993年，再次修改cis，以“haier”作为商标标志，并提出“真诚到永远”的经营与服务理念。
2、社会活动造势。
1991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由消费者投票决定的“中国驰名商标”的评选活动；1992年，国家内贸部、经贸委和电子工业部等机构联合举办“全国畅销国产商品展销会”，评选“金桥奖”。此后，各种关于名牌、品牌、商标的评选活动有增无减。
3、政府主导名牌工程。
9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省市各级政府纷纷实施品牌战略，以品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4、老字号品牌再造。
中华老字号企业历史悠久、口碑甚佳，当时在市场竞争中却因经营手法陈旧、管理落后，曾一度黯然失色。90年代以来，老字号企业经营者们改变经营理念、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理论，使老字号企业重现生机。“全聚德”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三）品牌竞争时期。
随着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卖方市场出现，市场竞争加剧。1995年开始，我国企业进入了品牌竞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价格战、广告战和服务战此起彼伏。
在与国外品牌的竞争中，我国企业逐步学到了品牌管理的国际经验，并伺机反攻。1996年，长虹集团发动价格战将松下、索尼等日本品牌从市场领先者的交椅上拉了下来。其他行业的价格战也频频发生。格兰仕多次发起微波炉的价格战，手机、电脑市场的价格战更是俯首即拾。
1995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对其黄金广告时间进行公开招标，中标者称为“标王”。孔府家酒、秦池酒、爱多vcd等都几任“标王”，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广告战的一斑。2006年的黄金广告时间该称为“黄金资源”，把世界杯等重大赛事的广告时断也纳入招标范围。
同时，很多企业已意识到，单靠价格、广告、促销和质量已不足以吸引和保持顾客，只有为顾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才能在品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海尔的“星级服务”、荣事达的“红地毯服务”、tcl电脑的“星光使者服务”等都在消费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品牌国际化时期。
进入新世纪，我国一些优秀企业纷纷提出品牌国际化的战略。我国企业品牌建设进入国际化阶段。
这一时期这些企业的实力已经壮大，具备了在全球化环境下做大做强自主品牌的条件。为适应国际化的发展需要，许多企业都创建使英语国际发展的品牌名称。联想将原来的“legend”改为“lenovo”，取“创新的联想”之意，同时也是因为“legend”在许多国家遭遇抢注；厦新也以简洁明快的“amoi”代替了原来的“amoisonic”。
海尔、tcl等企业纷纷打入国际市场。tcl收购了德国的斯耐德（schneider），海尔则是在海外投资设厂，格兰仕则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oem生产，强调“格兰仕制造”。
（一）市场的选择。
从进入什么国家和地区的角度看，我国企业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模式是先进入不发达国家，然后进中等发达国家，最后进发达国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容易进入，不发达国家都比较小，经济水平较低，因而建立品牌形象和信誉的投资比较少，还有优惠政策。这种先易后难的模式可以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品牌信誉提供直接的操作经验。
第二种模式是先主攻发达国家市场，再转向其他国家市场。攻下发达国家，在他们那里树立起品牌信誉和形象，品牌经受了最严格的考验和进步，成为国际性品牌。再到中等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市场，会被全球市场所接受。我国目前只有海尔、春兰等少数大型家电企业采取了这种模式。海尔认为，在主攻美国市场获得成功时，再进入欧洲、日本市场，对其成功极有帮助。春兰最先在美国、日本、法国和新加坡等国设立了十家海外分公司，到现在陆续形成了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和东亚等五大经营区域，产品遍布世界84个国家和地区。
第三种模式是中间路线模式。中间路线模式试图取先易后难和先难后易模式各自的优点，同时想避开他们的缺点。先进人中等国家市场，积累在异国他乡建立品牌信誉和形象的经验，积累更多的资本实力和营销经验，以期向发达国家进军。因此，这对有实力但又不够强大的企业，是一条可取之路。
（二） 品牌国际化模式的选择。
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看，我国企业也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直接进入模式、并购模式和自主品牌与oem相结合的模式。
美国的零售商认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价格的良好产品吸引消费者来购物，如果中国的企业能提供这样的产品，他们将会考虑销售中国品牌产品。[4]在品牌的国际化运作上，海尔采用的是直接进入模式，采取了直接出口海尔品牌的产品和在国外直接开设工厂相结合的形式。
上海广电集团（sva）是另一个采用这一模式的企业。在国内，上海广电集团以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在国外的两三年间逐步进入美国市场。上海广电从生产传统的彩色电视机转型为关注于高端等离子电视机、平板显示器和dlp投影电视机的领先电子集团。上海广电是一个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其年销售收入达40亿美元。当时在海外，它的营销技能能否奏效，上海广电并不能肯定。
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上海广电做出了几个重大的选择。
首先，它决定在分销上主要依靠提供促销和服务帮助的当地经销商，如ingram micro和d&h分销公司。与当地经销商的合作使上海广电有机会和时间去了解美国市场，以便营造自己在当地市场的营销能力。尽管上海广电在美国直接销售其产品，但它也意识到要进入象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企业，需要符合一定的物流、服务和促销标准。
其次，上海广电在行业促销活动上与经销商进行合作，包括参加行业大会，而不是花钱建立品牌认知度。中小经销商认为，上海广电提供的低成本产品使得他们能够与大型零售商竞争。
第三，上海广电决定避开低端彩电市场。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充满了中国企业贴牌生产的产品，竞争十分激烈。上海广电选择了高端的等离子和平板电视机和显示器。这些产品的销售增长迅速，并且与其他中国产品竞争的机会较少。它想自己被看成是地价高质的企业，其产品价格定在低于日本和韩国同类产品但又高于仅以低价取胜的产品之上的价位。
最后，尽管许多中国企业不承认了解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但上海广电从一开始就决定采用美国团队来经营其美国业务。此外，他们还聘用了索尼的前生产经理来控制生产质量，并与国际企业合作以改进其产品设计。
并购（m&a）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另一有效策略。被收购的目标企业应具有有价值的资产，如品牌、顾客群、技术或者渠道。收购方可以先将被收购企业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并保持原来的品牌和渠道，然后，逐步实施共同品牌以建立中国品牌在当地消费者心中的认知与形象。一旦这种形象和认知有了坚实的基础，再把原来的品牌淡出市场。
tcl使这一策略采用和实施。2002年9月，tcl收购了德国的电视机制造企业斯耐德电子（schneider electronics）以期进入欧洲市场。tcl的收购包括斯耐德的工厂、连锁店分销网络、特级市场（hypermarkets）、目录邮购和一系列品牌的商标权。tcl雇用了一个专业团队来了解和掌握当地市场和销售网络。tcl的此举主要思想绕过欧洲国家的进口配额，在欧洲销售tcl品牌的产品。tcl品牌的产品已经在澳大利亚、中东、南非、俄罗斯和东南亚一带销售。一旦这一策略实施成功，有朝一日，tcl品牌的产品将在欧洲销售。
格兰仕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采取了与海尔和tcl不同的战略。格兰仕是1978年成立的一家纺织企业，当时只有200多员工。1992年，它开始生产微波炉，并很快就进行oem贴牌生产，目标是降低生产成本，但在中国还没有投资设厂的外国企业。目前，格兰实施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企业，其产品的世界占有率达30%，国内占有率达70%。格兰仕拥有80多份oem合同，60%的收入来自oem生产。
在品牌国际化的策略上，它采用的是自主品牌与贴牌生产相配合的模式。格兰仕的企业定位是全球名牌家电生产制造中心。给国际知名品牌做贴牌生产正是这一定位的具体体现。格兰仕的自主品牌曾在阿根廷具有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但因此遭到了反垄断的问题。于是，格兰仕决定收缩自主品牌的在国外的占有率，通过oem方式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来曲线占领市场。但是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过渡到用格兰仕品牌生产的目的。
品牌的国际化越来越受到我国企业的重视。品牌国际化是应对全球化竞争的必由之路。与世界名牌相比，中国品牌不论在品牌价值、经营规模、世界市场占有率还是技术水平上都有相当差距。中国第一品牌海尔的价值仅530亿元人民币，而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乐则值704.5亿美元。创国际化品牌与综合国力和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生产技术的改进具有密切联系，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要中国企业适时适当地运用好国际化的品牌战略，就一定能创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名牌。
[1]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与控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卢泰宏。建构中国品牌管理平台[j]。品牌，2001（8）。
[3]宋永高。中国品牌国际化的市扬选择模式[j]。商业研究，2003（13）。
[4]gao， paul and jonathan r。 woetzel， “can chinese brands make it abroad？”， mckinsey quarterly， 2003 special edition： global direction。
中国道路篇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受到各国人士广泛肯定和推崇。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怀好意者不断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陈词滥调，还有个别人对中国道路能走多远心怀疑虑。凡事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只有认识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道理，正确认识它的性质、条件、特点以及风险、挑战，才能对中国道路及其远大前途充满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中国道路加强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建构令人信服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结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了坚持，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始终贯穿着人民立场。什么时候坚持人民立场，政策策略就比较主动，工作成绩就比较显著;而一旦背弃人民立场，就势必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另一方面，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不同时期具体矛盾得出的具体观点、结论，以及据此制定并实施的政策、策略，则不断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总能在纠正错误中，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应时代和国情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
坚守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难就难在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存在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把这类矛盾夸大成敌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至于一些敌对力量多年来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弃瓦解中国、劫掠中国发展成果的企图，则更要高度警惕。
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才干。由于各个时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完善、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中，曾经照搬苏联经验，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中，照抄新自由主义搞所谓“彻底改革”，同样行不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确分析实际问题，大胆探索和掌握客观规律，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搞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前提。
坚定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应当一以贯之的。主动适应信息网络化新环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国道路上存在的实际矛盾和问题，讲清中国道理，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必须与时俱进的一面。为此，当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国道路与全球化两大问题，从而真正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谓中国道路问题，核心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生产力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持续积累力量。
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物质生产和文化水平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极端艰苦。面对这一困境，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杀的伟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增长、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研发成功等。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其远见卓识推动实施改革开放。经过4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在这一时期，国内外始终有人从左和右两个方向攻击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极端势力从未放弃蛊惑中国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图。正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始终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形成的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成为始终不曾动摇的目标，它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操纵政府为利润积累服务的旧制度，而是国家控制资本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富强服务的新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严明了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始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才保证了它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当前的独立发展和自主创新之路是前无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优越的经济纵深，能够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发展生产力，经济总量、发展韧性、创新能力都形成了显著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维护中国社会的团结稳定，又促使一个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场长期充满活力，从而帮助中国依靠共享发展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中国从近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动拥抱并引导全球化，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节点。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回应，在国际体系边缘地位中开始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锁，积极开展经贸、文化等领域对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形成全球化纵深发展时期的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融入者，加快自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完全认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题。从国家发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参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开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的机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质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经济全球化并非一劳永逸，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其本质仍然是企图再度剥夺中国的全球化自主权。对这一阴谋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坚定捍卫中国自主发展的正当权利。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各国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胁，也很可能给世界带来历史性巨变。倘若这场疫情能够促使以公众福利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润积累为中心的全球化，那无疑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盘。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与在中国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和在世界经历了600余年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刚刚进入青春期，尽管成绩斐然，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尚未大功告成，而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长期奋斗。
理论上的清醒决定思想上的自觉，思想上的自觉决定政治上的坚定。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关键时刻，推进人的全面解放则有待更长期的艰苦奋斗，都需要认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构强大的意识形态，重中之重在于正确把握并科学解答人类解放、中国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战等根本问题。以此为战略指导，进而统筹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等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重视当代和历史事实的传播，实事求是报道评论发展成绩、时代悲欢，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据有效地反击虚无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图谋，掌握历史书写权和阐释权。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影视、音乐、游戏等虚构类作品的创作，鼓励传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颓废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蚀社会、诱人沉沦。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钢筋水泥，舆论就如门窗梁柱。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热热闹闹、花样翻新并不难，但如果缺乏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这些活动容易沦为堆砌钢筋水泥、门窗梁柱的无用功，至多能搭建一点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却无力建筑宏伟壮丽的花园大厦。因此，对争夺当代意识形态主导权而言，同样要有讲清中国道理、坚定道路自信的战略观念，使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的大量具体工作，服务并服从于赢得战略上的胜利。
（作者：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李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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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两件与中国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这是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个线下举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次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会期5天，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展览规模24.5万平方米，涵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展会，最大的感触是：现场观众人潮汹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备而来的专业观众。让人感觉即便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整个工业领域，依然表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
“犀牛智造”一经媒体报道，即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仅仅是阿里套着“新制造”的外衣，继续拓展自身业务的外延；
也有人认为，“这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让made in internet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稍显主观：仅凭一个不成熟的平台和样板工厂，就“彻底改变”某一个行业显然过分乐观，但是通过猜度阿里的意图来证明其价值，也稍显狭隘。
中国工业在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绩，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产业链完备，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始终处于低端，因此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不大——关于工业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实践者，但是从来都不是领导者和开拓者。
关于工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讨论始于2010年以后。当时，在整个工业领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工业领域即将与新兴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从而实现一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脱胎换骨”。
这样一场讨论，随后演变出两条关于工业企业未来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来自以ptc为代表的美国工业软件领导者，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工业物联网”理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工业产品一定不再仅仅是由机械和电子组成的物理产品，当传感器的性能、软件的能力和电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联网属性就会越高，因此工业的未来，将是一个“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和用户之间、产品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一个以改善用户应用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机制，产品将是具有的自成长能力的类生命体”。
很快，两种说法通过“数字双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两者都强调未来的工业需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既所谓智能工厂，需要通过工业物联网来实现与虚拟世界的联通；
而工业物联网在强调利用产品本身来沟联通企业与用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改造企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任务。但是两者的区别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厂”定义的未来工业企业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产加工；
而“工业物联网”强调的未来工业企业动力源头是虚拟世界的设计、仿真和优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只是第一次出现是以正剧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则是以闹剧的形式。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讲，无论想通过学习“智能工厂”模式实现整个行业的整体升级，还是通过跟随“物联网”模式完成弯道超车，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仅比较两者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希望通过跟随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本身就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性——中国企业需要一条不同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平台和样本工厂，而是其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不同于“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将焦点都放在工业企业本身的设计或者生产加工，中国工业企业实际上可以将视角拉开，从更高的层面，将交易环节也纳入进来，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新兴技术——互联网、5g、ai等——将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化与全社会的数字化进行融合，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成为全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并将贸易本身作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的源头。
从单一工业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能够让终端用户的需求成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运行的动力源头，从而推动实现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整体的跃迁；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工业企业则能够为整个社会以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或许就是构建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的理想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构建数字化社会、数字经济的方式，来赋予工业企业更多的数字化价值，全球唯一可能实践的，唯有中国工业企业，因为这里是对“数字化”本身的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地方。
从政府层面讲，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新基建”一词备受社会关注。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很显然，构建一个以数字化经济模式为导向到数字化社会，正在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家战略。
从产业方面看，中国的互联网、5g等产业已经具有向国际巨头挑战的实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额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平均达到67%，农村的互联网普及都已经达到52.3%。与此同时，5g用户已经超过1.1亿，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6600萬，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已经超过600个。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出现了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移动端应用，通过将个人行动轨迹与疫情大数据进行比对，从而筛选和定义健康人群——这已经将“数字双胞胎”从工业领域应用到了全社会，实际上每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中国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数字双胞胎”。
应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为构建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种优势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实践这样一条道路，仅凭粗糙的“犀牛智造”当然是不够的，其至少还需要来自互联网行业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工业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业企业，最基础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样，直接输出自身能力。中国电商兴起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解决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交易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终端用户的了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跟随“犀牛智造”的脚步，构建更多的面向工业企业的对接平台，那么以往积累在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户需求，完成从社会到企业的数字流动和价值产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工业企业未来数字化实践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区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学习和复制。
互联网行业的反哺是工业企业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关键的能在动力。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自身能力提升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工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等业务环节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兴it技术实践企业数字化运营相关能力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无论“中国企业制造不出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是否真实，其实际都是一根心头的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构设备等核心的业务环节，缺少足够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次工博会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位国内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苏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司研发电机及伺服驱动控制器，目标就是打破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实现在工业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迁。而这类的企业，虽然在本届工博会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数量众多——这或许就是中国工业企业能够保持如此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中国工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大环境下，如何突破重围，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谓是当务之急。沿着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会抵达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掘自身潜力？笔者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中国工业企业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适合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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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这条道路将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超越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从而成为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路；必然性；内生性；历史超越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国30年来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可以用若干个核心概念来概括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这条道路的旗帜和目标；“发展”，是这条道路的内涵和本质；“科学”，是这条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条件；“和谐”，是这条道路的结构设计和价值理念；“开放”，是这条道路的根本动力和历史条件；“合作”，是这条道路的行为准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基点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历史规律、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被遏制被包围的国际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延滞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程。造成这种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原因来自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和平不够、发展不够，是建国后30年的基本教训。吸取这两个历史教训，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体系中赢得中国的发展空间。
反思之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领导着占据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苏联与外部世界始终处于战争和对抗状态之中。苏联不仅与西方阵营进行了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动辄使用武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还在全世界扩张军力，与美国争霸，在输出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对外战争。由此导致国力空虚、经济崩溃，最后结果是全盘解体。苏联教训对于中国极为深刻，中国绝不能重踏苏联的覆辙。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世界各国和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战前的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彻底失败的模式，证明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以军事结盟挑战现存国际体系、重新瓜分世界、夺取霸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当然不能仿效德国和日本在战前的扩张战略。
反思之四：美国的崛起道路虽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没有挑战当时的霸权英国，而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英国衰落并有求于美国的时候，适时地帮助霸权国家，最终和平地实现霸权转移。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其成功之处亦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日本通过美日同盟和亚洲市场实现和平复兴，分别达到世界经济第二、三位强国。这些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能模仿，因为外部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后起大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处于对抗状态，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鉴的。
2.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
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时代背景、世界潮流、人类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根据这种认识，30年来，中国始终在求和平、谋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方面，解决和平与寻求发展比解决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维护和平和寻求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大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制约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这两大问题也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着解决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而是特别重视把握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宏大命题。只有解决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以及对世界局势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战略性问题。其关键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推动南北问题和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和平与发展”从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到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逐步地从观察世界格局、判断时代潮流，转化为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邓小平提出争取20年和平时间，确保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照这个战略思维，中国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战格局，结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发展战略目标。此后，党中央又判断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争取20年和平，以确保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第二个“20年和平”已经过去将近一半，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的条件越来越充分。在这个阶段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世界已经完全不可分离。
3.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国家属性、国家定位的判断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来自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中国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国，又是小国”。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考虑的。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崛起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决定了中国崛起不能选择争霸、扩张的方式，而只能是一个和平发展、逐步累积国力的过程。邓小平提出，中国需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
中国现代化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基本国情。其不平衡性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产业发展不平衡；每个大行政区域（省、市、自治区）内部也不平衡。
其长期性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二百年左右达到先进的现代化水平。这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历史，100年到200年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十分漫长。如果再考虑到西方文艺复兴至今已经500年，中国以1/4到1/3的时间赶上其现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长远。
其艰巨性是指中国现代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的；是13-15亿人口/人类的五分之一的整体现代化；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条件的相对短缺；长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先进科技相对隔绝。
这些基本国情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空间广大使其战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可以形成内部的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升级的长周期；中国的人口众多，构成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西方技术和资金的相对缺乏，迫使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和国内资本市场。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基本条件，使中国具备高度的抵御内外压力和危机的能力，走出一条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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