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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特点篇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答司马谏议书》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词，言词简炼、委婉、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读孟尝君传》分析历史事实，驳斥了孟尝君养士的传统观念，畅谈如何才算得士的问题。即使象《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现文思上，其实际的用意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采和情趣的文体里，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如《游褒禅山记》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来议论这样一个理性的问题：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达到超越常规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强的意志，此外，别无捷径可寻。
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性居多。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炼、朴素，立意非凡。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他的散文创作特点有三：
1、文体多样，议论、叙事和抒情兼备；
2、采古文与骈文之长，融成新的风格；
3、富于变化，开阖自如，具有和谐的韵律感。
欧阳修的政论散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是古文中的名篇。
最能体现他散文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作品。他的这类散文，无论状物写景，或叙事怀人，都显得楚楚动人，如他最著名的《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四时的景色和早晚的变化以及人们游玩山间的情景，层次分明、语言流畅，抒发了一种解脱束缚后，从容怡然而又怅惘若失的情怀。《醉翁亭记》连同他的'《鸣蝉赋》、《秋声赋》一样，都保持了骈文注重声律辞采的特点，散文句法的加入，又使得文章节奏变化协调、舒敛自如。
简约有法的叙事、迂徐有致的议论、曲折变化的章法、圆融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的语句，构成了欧阳修散文含蓄委婉的总体风格。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
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着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着，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散文的特点篇二
散文是指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形式。下面小编带来的是梁实秋的散文特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特点：无奈的幽默、闲适的幽默
梁实秋非常注意散文的语言艺术，尤其注重发扬本民族的语言传统；欧美文学的刚直严密、雍容幽默，汉文学的古朴凝练、铿锵顿挫，北京方言的亲切、平白风趣，经过他的熔炼，成为一种新的生命；《雅舍小品》中很明显的流露出他的清新自然、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
梁实秋的散文，有着十分精彩的幽默，其幽默是一种深沉的表述，是一种显而不露的含蓄的方式；或许，读梁实秋先生的作品，你未必会哈哈大笑，但你却必然会心而笑，这是一种幽默的、大师级的人具备的一种超然世外的精神。梁实秋先生曾经说过，他创作散文时，常常游心物外，所以常常对自身所受的任何伤害多几乎抱着无动于衷的态度，甚至外界的矛盾冲突，都可以成为自我陶醉的'机会。梁实秋先生对于一些不符合他的道德观的很多行为难免会进行批判，但却不会是狠狠的、不留情面的批判，在批判时，不是用尖酸刻薄的词语，更不是破口就骂，而是采用适度的幽默──一种不温不火的讽刺。他认为“讽刺文学的出发点是爱，不是恨，人性本有缺点，人生本有不如意事，文学家探索人生，热爱人生，看到不合理不道德的现象，则想加以指责矫正，讽刺便是一种恨好的手段。”这样的幽默的讽刺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系列散文更是有了很充分的表现，此类梁实秋散文式的幽默很多，基本上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带苦涩的笑，不得已的无可耐何的笑。这种笑的含义比较凝重，表达又较为婉转。这样的幽默多见于其作品如《鸟》、《猪》、《狗》、《骆驼》一类以动物为标题的小品文，例如在《骆驼》这篇文章中。表面上看来似在着重张扬骆驼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精神，实际上却饱含着对人间待遇不公的怨愤，如文中所写到，骆驼这样的动物若是从地面上消逝，可能不至于引起别人多少的惋惜，尤其在当今这个世界，大家都喜欢养善解人意的哈叭狗，象骆驼这样的“任重而道远”的家伙，恐怕只好由它一声不响的从这个世界推下去吧”。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为哈叭狗的得宠和骆驼的遭人冷遇而大鸣不平，不过是借题发挥，以发泄胸中的不满而已。梁实秋的这种影射式的技巧、练达而不轻浮的笑，是很合乎其清高的个性合和教养有素的绅士风度。
其次是梁实秋的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闲适愉悦的幽默，是一种带着甜味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谈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一种不俗套的轻松的笑。这样的例子在梁实秋的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下棋》一文中，写出一对活脱脱的棋迷,令人捧腹不已：“我有两个朋友下棋,警报作,不动声色,俄而弹落,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屋瓦乱飞,其中一位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被对方一把拉住:‘你走!那就算是你输了’。”作者把棋迷放入生死关头,环境对于棋迷来说是极为严峻的,但棋迷的言行却改变了情境的色调,在这里论输赢胜过了求生存,荒谬超越了常理。棋迷的行为已经使人惊诧,棋迷的对话更令人叫绝,棋迷迷之深在强烈的人物与情境的反差中达到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幽默也在这里被推向了极致；从根本上讲,梁实秋既不同意太超脱的“杀死他一大块”,他不动肝火,“草草了事”,让人“觉得索然寡味”的人生态度;又不同意不够超脱的人,“每一着都要加慢考虑”的给人一种沉闷呆滞感觉的人生态度。梁实秋所向往的是把令人烦恼和痛苦的输赢置之度外,以内心的丰赡愉悦为人生情趣的中和之度。这种豁达、超然、和谐的审美理想折射在艺术幽默上则表现为适度、静观、平和。
《雅舍小品》中梁实秋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闲适的幽默，作者在此类幽默中，闲庭信步，在独抒胸臆中来段幽默，天马行空中显露其修养。如雅舍中的一系列散文中，作者把一些生活琐事写得有生有色，趣味无穷，把一所破房写成了人人想参观的雅舍，在幽默中显露其深厚的语言的叙述能力。
散文的特点篇三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传记散文突破了史传成法，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本文通过讨论其在不同时期的文章内容的表现，以及创作的艺术手法，尝试提出其传记散文的特点。
柳宗元;传记散文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辞赋，其文学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还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传记文，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写的碑、行状、墓志等带有传记性质文章都归入传记文学，将近有六十多篇。这些传记依据题目形式和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明确标记“传”的文章，如《郭橐驼传》、《宋清传》、《李赤传》等;另一类不明确标记“传”，却有鲜明传记性质的文章，如《段太尉轶事状》、《捕蛇者说》等。
柳宗元的传记文继承了司马迁人物传记文《史记》的“真实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传统，在其中掺入了自己的褒贬态度，“借传言志”并“以传明道”。
柳宗元以传记言己之志，可从他所做传记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内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据所居地可分为三时期：长安时期、永州时期、柳州时期。其传记文也可依此分为三阶段：《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宋清传》、《李赤传》等作于永州时期;《童区寄传》则作于柳州时期。
柳宗元居长安时期，在朝为官春风得意，锐意改革，关心国家政治，故写《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表达其吏治理想。《梓人传》中将木匠统筹规划的方法联想到宰相治国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1]。《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理喻为官治国之理，文中所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问养树，得养人术”等，表明为官治国应顺应百姓需要，满足后者的劳作规律，不繁政扰民以达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批判一切“假丑恶”来宣扬他辅时及物，匡世济民之道。如《郭橐驼传》表面写种树实际写为官治国应政令繁简，实则暗讽当时统治者的繁令扰民;《捕蛇者说》则血淋淋地揭露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河间传》更通过一个受到迫害的贤良淑惠的纯洁姑娘的悲惨遭遇来批判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风气;《郭橐驼传》通过寓言形式来揭露当时贪官污吏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形象。这些传记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上至揭露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至批判民风不纯。这些须得极大的勇气写出的文章，归功于他对“道”的坚持。正如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所说：“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惧尤大也”、“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5]。
三、柳宗元传记散文在艺术上的特点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为传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传记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来描写历史现状，但柳宗元却将传记文从史实中解放出来，将传记文提高到与诗词赋等高的文学地位。柳的传记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虚实结合和小说化倾向两方面。
1、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史的真实，但柳的传记文却不乏虚构成分，这些虚构成分不但没有给文章减色，反而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如其在内容上的虚构：《郭橐驼传》中虚拟出作者与郭橐驼的对话，来引出养民与种树相通的道理，这种以实带虚的方式恰好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李赤传》中柳引入虚拟的“鬼神”到传记文中，借用李赤迷恋“厕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会以丑为美，自甘堕落的氛围，并进一步批判培育这种不良观念的社会大环境。另外，其传记文在艺术构思上也偏于虚构，如《李赤传》中即是用先虚后实的表现手法，以虚拟虫子李赤的形象引出后文中写人的实。
柳宗元传记文小说化倾向也是其具有文学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小说化倾向表现在善于利用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形象。《童区寄传》中在写到区寄利用盗贼分开之机杀死在睡觉的贼，读者原以为他可以借此逃脱时，柳宗元文笔一转，描写了原先离开的盗贼赶回的情节，让矛盾冲突陡然紧张。可见其情节矛盾一层紧接着一层，人物性格则不断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画圆满。
综上来看，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在不同时期的其出发点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即“借传言志”;其文章表现了柳宗元借传明道、辅时及物的理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更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社会黑暗原貌，给人们以反思警醒;小说化倾向的特点与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
作者简介：吴慧，中国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散文的特点篇四
散文是指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形式。广义的散文，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散行文章。除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外，还包括通讯、报告文学、随笔杂文、回忆录、传记等文体。随着写作学科的发展，许多文体自立门户，散文的范围日益缩小。
狭义的散文是指文艺性散文，它是一种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是和诗歌、戏剧、小说并列的文学体裁;它包括政论、史论、传记、游记、书信、日记、奏疏、小品、表、序等各体论说、杂文， 是语言艺术文学体裁的典范，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它浇灌了各个时代的文学园地，也灌溉了历代文人，至今仍使人们受益。
散文是“集诸美于一身”的文学体裁。文学是表达人生和传达思想感情的。通常来说，小说、诗歌、戏剧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格律、剪裁、对话等安排布局上，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而散文，却可以自由些，看起来只是不经意地抒写着一己的经历和感受，所表现的多是零星杂碎的片段人生。语言诗意最美。
散文主要包括叙事性散文、抒情散文、哲理散文、议论性散文。
古人主张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直抒胸臆。现代人也有同感。散文是一种包孕情感的文学自述，它是独白的艺术，是以“我”为中心的`叙事活动。这就要求散文作者的真实性——真实身份、真实经历、真实情感以及相关事件的真实性。这是许多作家之所以反对在散文中进行虚构的原因。散文属于非虚构作品，散文的本质就是真实性。
自我、真实和笔调是散文的三大基石。散文的最大特征是从自我出发，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除了精神自我，还有叙事自我，散文应该保持自我的主观视点，保持在场感;散文的真实重要的是主体真实，就是真情实感。总体来说，情节要真实、细节可以合理想象;感情要真实，场景可以整合。当作家重在主观表达时，形象已经写意，可以有较多虚构，需要作家有很高的才能，但这些并非散文创作的通则。今天很多学者的知性散文并不强调文采和技巧，但他们丰富了散文的承载力和思想性，形成了散文新的风向。
散文的特点篇五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散文的国度。散文一直与诗歌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显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游记散文的写作特点，欢迎阅读参考！
任何一篇山水游记，都离不开对某一风景多角度的描写，山水游记得告诉读者是怎样的山水，这是一切抒情的前提，而要告诉读者就必须借助于形象化的描写，且描写越生动、形象，越能激发读者对某一风景的赞美与向往之情。
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描写了这样的景色，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长江边，作者心情是愉悦、畅快的。面对着长江美景，诗人不禁吟诵起关于明月的诗文。“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亮慢慢地升起，月光洒在江面之上。这时，“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置身于朦胧月色中的作者也恍惚起来，油然而起“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奇幻想法，此景此情，也难怪苏轼要“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了。苏轼以风清、月明、露白、水渺、舟荡，为我们绘制出一幅美妙恬静的“秋江月夜图”。作者通过生动形象的描写，将景色迷人的赤壁展现于我们面前，让我们对这样的美景满怀憧憬，唤起了我们的美感享受。
再如，我们熟知的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是一篇精致的写景状物的山水游记，文章首先交代小石潭的位置及周围景物，接着分层描写了潭水、潭石、潭岸青树、潭中游鱼和潭外小溪，并且以水、石、鱼为描写元素，搭建出小石潭及其周围清幽秀丽的风景，在给人一种幽深冷寂的感觉的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内心凄怆的感受。
写景散文，一般都会采用“移步换景”，也即作者的视点（立足点及观察点）不固定，按照地点的转移和一定的视角变化，把所看到的不同事物叙述和说明出来。视点和要叙述、说明的对象都在移换。
如朱熹别有情趣的《百丈山记》就采用了移步换景的手法。“登百丈山三里许，右俯绝壑，左控垂崖；叠石为磴十余级乃得度。”第一段从“登百丈山三里许”直接写起，简述登山过程。“循磴而东，既得小涧”，“度石梁，循两崖，曲折而上，得山门……然前瞰涧水，后临石池，……度而北，蹑石梯数级入庵。……”第二段依次介绍山前、山后的诸景点，循水游览：小涧→石梁→山门→石池→石梁→石梯→小庵→老屋→西阁。重点突出了涧水之美。“出山门而东，十许步，得石台。……台当山西南缺，前揖芦山，一峰独秀出……台东径断……”第三段作者以缺口中遥望远山这一视角，以一峰挺拔高出和群山逶迤而去为背景，以傍晚和清晨两个不同时间的景物为描写重点，渲染了百丈山壮美的特征。作者移步换景，逐一介绍百丈山的奇险、幽静等特点，从而引导人们去游览百丈山的胜景。
山水游记真正的写作目的一般不是仅仅告诉读者看到了什么。写什么，作者是有讲究的。因为纯写景的文章很少，绝大多数文章是融合作者思想情感的。在这样的创作目的下，作者需要联想的介入，通过联想，文章达到了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相融的境界，从而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小石城山地处僻野，很少有人涉足，小石城山虽有奇石异景却不被人们知晓，埋没于荒野，虽曰美丽，却凄清无人赏识，自然拨动了作者的心弦。于是，作者由奇石的命运联想到被贬谪到永州多年的`自己，虽有济世安邦之才，然而横遭放逐，谪居荒蛮，壮志难酬。作者不说借奇石以x慰，却说奇石是造物者安排在这里以抚慰那些贬逐到此的贤人凄怆的心灵，不说自己被贬逐到这荒蛮之地的寂寞，却流露出以自然之石为伴来遣怀，自然就流露出同为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孤芳自赏的痛楚愤懑之情。作者表面上是说对造物者不满，而字里行间却饱含着对当时统治者昏聩不明的强烈讥刺，更表达了渴求摆脱现状以施展才能的心态。
文人缘何喜欢山水，尤其是魏晋时代的文人，往往纵浪山水，痛哭而返，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文人们在水中读到了自己的影子，自然，他们在写景的过程中，会将喜欢的景物特点浸染上自身的情绪，借山水自然之美谈及生活之事，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这样的游记散文既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又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苏轼的很多山水游记都是这样的写作思路，以前后《赤壁赋》为代表。另外还有《石钟山记》，文本中心在于探究石钟山命名的来由，一步步追问，对于前人的见解或看法，作者不但不盲从，不轻信，而且亲自去实践探究，在深夜泛舟于石钟山绝壁之下，借助月光和火把进行实地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找到了石钟山得名的缘由。苏轼从这件事中揭示出一个人生哲理：“事不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有无。”这个道理到现在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能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山水游记，景为象，游为踪，感是魂；内容的复杂决定了表达的复杂，所以，在写山水游记时，作者往往会运用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或叙事或抒发情感。其中，山水游记作品中常见的手法就是写景抒情与议论，这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的是先写景抒情，后议论；有的是先议论，后写景抒情；有的是夹叙夹议。
如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80余字，写景部分只有“月色入户”，“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短短几句，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议论，生发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感慨。文章流露出作者仕途失意被贬黄州的伤感、感叹壮志难酬的复杂情怀，这就是所谓“言为心声”。
再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极力描写岳阳楼胜景的基础上，用一段议论，水到渠成地揭示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让我们感受到范仲淹的胸襟与气度，令人景仰。
常见的游记有以下几种：一是带议论色彩的游记。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描绘了巴陵胜状和岳阳楼大观，写了满目萧然的霪雨之日和令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艳阳情景，而且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再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文中议论几乎占了全文之半。作者明显地借山水的奇伟抒写感受，以“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说明创业必须百折不挠。这类游记有如历史的折光镜，若隐若现地反映着时代的影子和作者的情思。
二是带科学色彩的游记。这种游记的写作总是作者亲临实勘的结果，因而包含了对于地理、气候、风俗、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记录，往往翔实精确而且科学。郦道元的《水经注》本是一部科学著作，但其中很多文字用的都是游记体(如《三峡》)，对后代游记的写作影响很大。《徐霞客游记》更是集科学与文学于一帙，既是山水游记的巨著，又是地质勘探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资料。
三是带有抒情色彩的游记。作者游踪所至，美景在目，心有所感，便形诸笔端，往往情与景相生相发。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抒发了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及对生活、斗争的憧憬，是敞开胸怀的大声呼唤。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则在凄清幽邃的自然景色中隐晦地寄寓着自己的抑郁失意的心情。
游记的形式灵活多样，可以是优美的抒情散文，也可以是旅途书简；可以夹叙夹议，也可以有人物、情节以及传奇性的民间故事。
游记的文字优美，风格多样。刘白羽《长江三日》色彩瑰丽，晶莹夺目；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给人一种摇曳舒展的美感；苏轼的《赤壁赋》则是一首音调铿锵、文采斐然的散文诗。
在游记的写作中，首先应注意写出自然景观的主要特点，突出美感；其次应注意写出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因而游记的作者不仅应具备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技巧，还应有广博的学识、卓越的见地和丰富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