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道路作文字 成长的道路作文(实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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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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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道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探索，其历史与逻辑起点可以溯源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因而，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维度来界划中国道路。从广义层面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整体性历史，都可以纳入到中国道路的讨论域之中;从狭义层面而言，中国道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维度，中国道路背后都关涉一个核心的通约性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与中国本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构筑出一条既坚守经典理论的本质规定性，又彰显本国具体实际，更区别于他国模式的科学发展道路。衡量中国道路需要拓展理论视角，从多元维度出发加以综合把握。其中，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从根本上讲清楚中国道路产生及其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从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实践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及其不断成功的内在密钥;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整体性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宽广的范围内讲清楚中国道路的世界效应。辩证理解中国道路还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论的指引，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从整体上对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做出科学的分期并展开理性的认知与探讨。

關键词 中国道路 70年 社会主义 “三个意味着” 历史分期

中国道路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大量研究对这一话题进行了集中关切，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旨趣与研究偏好，对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解读。在继承目前学界现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需要尤其注重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辩证把握中国道路的丰富理论内涵问题，二是如何综合定位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及其时代坐标问题，三是如何对中国道路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作出科学的界划问题，四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道路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科学回答上述问题，从本质上就是应当科学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起源与逻辑发展问题，亦即从根本上讲清楚为什么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长期不懈的艰辛奋斗过程中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讲清楚为什么探索与坚持这一条发展道路的历史重任必然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讲清楚中国道路在艰辛的探索之中为什么能够不断取得胜利，讲清楚中国道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之路。

一、内涵：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与本质特征

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逻辑所指与理论内涵。所谓中国道路，就是特指关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可以被称为中国道路，例如，美国学者塞尔登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治理方式称为“延安道路”。[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但从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道路讨论的角度来看，现有相关研究存在一个潜在的共识，这就是当前所言的中国道路，其实是特指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的道路。

1.1949年：中国道路历史起点的锚定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尽管中国革命从属性上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价值导向与实践旨归则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曾做出过系统化集中化的阐释：“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页。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天经地义”从根本上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所形塑的。具体而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情势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使得中国革命不可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直接获得胜利，而必须首先解决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待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完成之后，才具备了导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定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与现实可能性。因此，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即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页。

社会主义在中国从一种理论设想向现实制度形态与实践运动转变的标志，是1956年关于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完成。因此，有观点认为，关于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其历史起点应当溯源于1956年。但实际上，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有计划地推进社会主义在中国探索与实践的步伐。例如，1949年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尽管从制度的创制上来看，此时仍然是以新民主主义制度为主，但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因素始终在不断增加，资本主义的因素在不断减少。正是基于上述状况的考量，毛泽东明确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的观点做出了批评。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晚听取并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17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关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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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二

中国道路篇三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拥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于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我国企业品牌建设经历了品牌意识启蒙时期，品牌创建时期，品牌竞争时期和品牌国际化时期四个阶段。我国企业在实施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可采用直接进入模式，并购模式和自主品牌与oem相结合的模式。

“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和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1]品牌在市场营销中具有产品识别、产品保护、市场细分、市场控制和企业形象传播的功能。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拥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于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世界500强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特别是强大的品牌竞争力，在我国市场上攻城掠地，迅速扩张，甚至控制和垄断了国内某些行业。它们的强有力发展无一不向我国企业昭示了品牌的重要性。

当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大举进军我国，并大力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之时，以海尔、长虹等为代表的国内知名企业也不甘示弱，逐渐形成了走向世界、争创全球品牌的战略意识，纷纷在观念、生产、营销、研发和资本等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我国本土品牌会更加注重国际化经营战略，以参与世界竞争，与世界跨国公司一道纷争国际市场，这是必然的趋势。

（一）品牌意识启蒙时期。

品牌意识启蒙时期大致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整个80年代。当时，我国正处于第一轮合资的高峰期，对我国企业来讲，品牌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多半被理解为公司的名称或产品商标。这一时期，由于热衷于或者说急于与外国公司合资，加上企业的品牌意识薄弱，我国一些原本已具知名度的品牌被束之高阁，逐步淡出市场。

1980年5月，我国诞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此后外资以合资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合资中，出于外方的要求，我国大量的品牌以商标使用权作价入股，结果纷纷被打入冷宫、逐出市场。这些品牌在合资企业中纷纷被洋品牌所取代。上海家化的“美加净”被“庄臣”取代；“潘婷”、“海飞丝”、“飘柔”取代了“洁花”；北京牌电视机在与三星合资后随即消失。

与此同时，为了生存，我国的许多企业不得不进行贴牌（oem）生产。珠江三角洲一带聚集了大批的oem生产厂家。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企业赚的是加工劳务费，外国公司获取的是高额的利润。强烈的反差让我国企业意识到品牌的价值，开始重视创建自己的品牌。

（二）品牌创建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企业进入创建品牌的时期。企业普遍认识到，只有创出自己的品牌，才能在与强劲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品牌创建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1、企业形象（ci）设计。

广东太阳神企业率先引入“企业形象设计”，建立了差异化的企业形象，获得了巨大的传播效果。由此引发了我国企业的“cis热潮”。1990年，青岛海尔集团导入cis，商标从原来的“利勃海尔”演变为“海尔”；1993年，再次修改cis，以“haier”作为商标标志，并提出“真诚到永远”的经营与服务理念。

2、社会活动造势。

1991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由消费者投票决定的“中国驰名商标”的评选活动；1992年，国家内贸部、经贸委和电子工业部等机构联合举办“全国畅销国产商品展销会”，评选“金桥奖”。此后，各种关于名牌、品牌、商标的评选活动有增无减。

3、政府主导名牌工程。

9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省市各级政府纷纷实施品牌战略，以品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4、老字号品牌再造。

中华老字号企业历史悠久、口碑甚佳，当时在市场竞争中却因经营手法陈旧、管理落后，曾一度黯然失色。90年代以来，老字号企业经营者们改变经营理念、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理论，使老字号企业重现生机。“全聚德”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三）品牌竞争时期。

随着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卖方市场出现，市场竞争加剧。1995年开始，我国企业进入了品牌竞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价格战、广告战和服务战此起彼伏。

在与国外品牌的竞争中，我国企业逐步学到了品牌管理的国际经验，并伺机反攻。1996年，长虹集团发动价格战将松下、索尼等日本品牌从市场领先者的交椅上拉了下来。其他行业的价格战也频频发生。格兰仕多次发起微波炉的价格战，手机、电脑市场的价格战更是俯首即拾。

1995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对其黄金广告时间进行公开招标，中标者称为“标王”。孔府家酒、秦池酒、爱多vcd等都几任“标王”，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广告战的一斑。2006年的黄金广告时间该称为“黄金资源”，把世界杯等重大赛事的广告时断也纳入招标范围。

同时，很多企业已意识到，单靠价格、广告、促销和质量已不足以吸引和保持顾客，只有为顾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才能在品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海尔的“星级服务”、荣事达的“红地毯服务”、tcl电脑的“星光使者服务”等都在消费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品牌国际化时期。

进入新世纪，我国一些优秀企业纷纷提出品牌国际化的战略。我国企业品牌建设进入国际化阶段。

这一时期这些企业的实力已经壮大，具备了在全球化环境下做大做强自主品牌的条件。为适应国际化的发展需要，许多企业都创建使英语国际发展的品牌名称。联想将原来的“legend”改为“lenovo”，取“创新的联想”之意，同时也是因为“legend”在许多国家遭遇抢注；厦新也以简洁明快的“amoi”代替了原来的“amoisonic”。

海尔、tcl等企业纷纷打入国际市场。tcl收购了德国的斯耐德（schneider），海尔则是在海外投资设厂，格兰仕则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oem生产，强调“格兰仕制造”。

（一）市场的选择。

从进入什么国家和地区的角度看，我国企业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模式是先进入不发达国家，然后进中等发达国家，最后进发达国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容易进入，不发达国家都比较小，经济水平较低，因而建立品牌形象和信誉的投资比较少，还有优惠政策。这种先易后难的模式可以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品牌信誉提供直接的操作经验。

第二种模式是先主攻发达国家市场，再转向其他国家市场。攻下发达国家，在他们那里树立起品牌信誉和形象，品牌经受了最严格的考验和进步，成为国际性品牌。再到中等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市场，会被全球市场所接受。我国目前只有海尔、春兰等少数大型家电企业采取了这种模式。海尔认为，在主攻美国市场获得成功时，再进入欧洲、日本市场，对其成功极有帮助。春兰最先在美国、日本、法国和新加坡等国设立了十家海外分公司，到现在陆续形成了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和东亚等五大经营区域，产品遍布世界84个国家和地区。

第三种模式是中间路线模式。中间路线模式试图取先易后难和先难后易模式各自的优点，同时想避开他们的缺点。先进人中等国家市场，积累在异国他乡建立品牌信誉和形象的经验，积累更多的资本实力和营销经验，以期向发达国家进军。因此，这对有实力但又不够强大的企业，是一条可取之路。

（二） 品牌国际化模式的选择。

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看，我国企业也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直接进入模式、并购模式和自主品牌与oem相结合的模式。

美国的零售商认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价格的良好产品吸引消费者来购物，如果中国的企业能提供这样的产品，他们将会考虑销售中国品牌产品。[4]在品牌的国际化运作上，海尔采用的是直接进入模式，采取了直接出口海尔品牌的产品和在国外直接开设工厂相结合的形式。

上海广电集团（sva）是另一个采用这一模式的企业。在国内，上海广电集团以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在国外的两三年间逐步进入美国市场。上海广电从生产传统的彩色电视机转型为关注于高端等离子电视机、平板显示器和dlp投影电视机的领先电子集团。上海广电是一个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其年销售收入达40亿美元。当时在海外，它的营销技能能否奏效，上海广电并不能肯定。

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上海广电做出了几个重大的选择。

首先，它决定在分销上主要依靠提供促销和服务帮助的当地经销商，如ingram micro和d&h分销公司。与当地经销商的合作使上海广电有机会和时间去了解美国市场，以便营造自己在当地市场的营销能力。尽管上海广电在美国直接销售其产品，但它也意识到要进入象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企业，需要符合一定的物流、服务和促销标准。

其次，上海广电在行业促销活动上与经销商进行合作，包括参加行业大会，而不是花钱建立品牌认知度。中小经销商认为，上海广电提供的低成本产品使得他们能够与大型零售商竞争。

第三，上海广电决定避开低端彩电市场。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充满了中国企业贴牌生产的产品，竞争十分激烈。上海广电选择了高端的等离子和平板电视机和显示器。这些产品的销售增长迅速，并且与其他中国产品竞争的机会较少。它想自己被看成是地价高质的企业，其产品价格定在低于日本和韩国同类产品但又高于仅以低价取胜的产品之上的价位。

最后，尽管许多中国企业不承认了解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但上海广电从一开始就决定采用美国团队来经营其美国业务。此外，他们还聘用了索尼的前生产经理来控制生产质量，并与国际企业合作以改进其产品设计。

并购（m&a）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另一有效策略。被收购的目标企业应具有有价值的资产，如品牌、顾客群、技术或者渠道。收购方可以先将被收购企业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并保持原来的品牌和渠道，然后，逐步实施共同品牌以建立中国品牌在当地消费者心中的认知与形象。一旦这种形象和认知有了坚实的基础，再把原来的品牌淡出市场。

tcl使这一策略采用和实施。2002年9月，tcl收购了德国的电视机制造企业斯耐德电子（schneider electronics）以期进入欧洲市场。tcl的收购包括斯耐德的工厂、连锁店分销网络、特级市场（hypermarkets）、目录邮购和一系列品牌的商标权。tcl雇用了一个专业团队来了解和掌握当地市场和销售网络。tcl的此举主要思想绕过欧洲国家的进口配额，在欧洲销售tcl品牌的产品。tcl品牌的产品已经在澳大利亚、中东、南非、俄罗斯和东南亚一带销售。一旦这一策略实施成功，有朝一日，tcl品牌的产品将在欧洲销售。

格兰仕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采取了与海尔和tcl不同的战略。格兰仕是1978年成立的一家纺织企业，当时只有200多员工。1992年，它开始生产微波炉，并很快就进行oem贴牌生产，目标是降低生产成本，但在中国还没有投资设厂的外国企业。目前，格兰实施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企业，其产品的世界占有率达30%，国内占有率达70%。格兰仕拥有80多份oem合同，60%的收入来自oem生产。

在品牌国际化的策略上，它采用的是自主品牌与贴牌生产相配合的模式。格兰仕的企业定位是全球名牌家电生产制造中心。给国际知名品牌做贴牌生产正是这一定位的具体体现。格兰仕的自主品牌曾在阿根廷具有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但因此遭到了反垄断的问题。于是，格兰仕决定收缩自主品牌的在国外的占有率，通过oem方式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来曲线占领市场。但是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过渡到用格兰仕品牌生产的目的。

品牌的国际化越来越受到我国企业的重视。品牌国际化是应对全球化竞争的必由之路。与世界名牌相比，中国品牌不论在品牌价值、经营规模、世界市场占有率还是技术水平上都有相当差距。中国第一品牌海尔的价值仅530亿元人民币，而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乐则值704.5亿美元。创国际化品牌与综合国力和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生产技术的改进具有密切联系，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要中国企业适时适当地运用好国际化的品牌战略，就一定能创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名牌。

[1]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与控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卢泰宏。建构中国品牌管理平台[j]。品牌，2001（8）。

[3]宋永高。中国品牌国际化的市扬选择模式[j]。商业研究，2003（13）。

[4]gao， paul and jonathan r。 woetzel， “can chinese brands make it abroad？”， mckinsey quarterly， 2003 special edition： global direction。

中国道路篇四

中国道路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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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条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就能对中国道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开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间他在新民学会的两次发言。

穿越时空隧道，这篇文献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

1921年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只是那个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毛泽东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的10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做过各种尝试。

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值得称道，但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性，不能和不敢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一批先进青年最终的选择。

历史常常是这样，在看似山穷水尽时为人们展现出一线生机。91年前那个夏天的晚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13个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革命实践、民族复兴道路的新探索由此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成为了先进的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外国人。他的理论成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帜。在中国道路的每一段历程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面飘扬的旗帜。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探讨中国道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只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国道路如果说是一幅蓝图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描绘这个蓝图的一个底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理解和开启中国道路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就这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信仰不等于实践，实践也不等于成功。当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这个理论武器去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如何运用它与此前选择它一样艰难。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

最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发动城市工人罢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中国共产党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风暴。然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但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继续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各路起义军在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接连失败。

第一个发现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新理论的，是毛泽东同志。

为了回答和解决严酷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确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伟大创造。不论是从国际共运的理论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在讲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政权时，都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当时已有的实践来看，国际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以巴黎为中心，通过城市起义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首先是从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开始的。

创造新的理论不容易，让人们接受新的理论更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实践的检验。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就认为，中国革命就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里组织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跑到山沟沟里去搞武装割据，站不住脚，是注定要失败的。受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当时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搞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再次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对抗中遭到严重失败，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并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也重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的正确。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步骤、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并依靠这“三大法宝”，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则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彼岸的独特道路。坚持与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他反复地读，读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他从长期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但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搬。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艰难曲折中的砥砺奋进，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点毫不动摇；同时，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不能够“一味盲目执行”，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典故。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党内取得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创新都源于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中国道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里所说的“奠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质基础，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三点尤为重要。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已经深深地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胜利前所预言的，建设的道路更长，更艰苦。为了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大量艰辛的探索。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那一代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创造才华。然而，后来这一探索却出现严重错误。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内乱，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问题，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

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二十几年，人民生活还是很贫困。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同时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也有不对头的地方。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搞的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从时代条件和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照搬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

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

翻阅1980年4至5月间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社会主義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这些谈话就以这句话为标题集纳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

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迅速摆脱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放权让利，进行承包经营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改革开放试验的成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但正当我们加快改革步伐，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中国道路却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和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但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右的倾向。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在历史上的失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对这种思潮进行反击，否则，人们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中国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为了保证我们的目标和步骤不受干扰和冲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此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理。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他多次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理论和他领导开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为三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我们进一步把它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内容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也成为了中国道路最基本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的谈话。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本质，他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一个尺度、方向和标准，即：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发，邓小平同志对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回答，进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历史的关口处，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胆识、睿智和远见、阅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别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谈话，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的确，社会在飞快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变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顺时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报》。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刊分两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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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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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两件与中国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这是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个线下举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次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会期5天，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展览规模24.5万平方米，涵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展会，最大的感触是：现场观众人潮汹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备而来的专业观众。让人感觉即便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整个工业领域，依然表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

“犀牛智造”一经媒体报道，即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仅仅是阿里套着“新制造”的外衣，继续拓展自身业务的外延；
也有人认为，“这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让made in internet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稍显主观：仅凭一个不成熟的平台和样板工厂，就“彻底改变”某一个行业显然过分乐观，但是通过猜度阿里的意图来证明其价值，也稍显狭隘。

中国工业在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绩，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产业链完备，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始终处于低端，因此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不大——关于工业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实践者，但是从来都不是领导者和开拓者。

关于工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讨论始于2010年以后。当时，在整个工业领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工业领域即将与新兴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从而实现一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脱胎换骨”。

这样一场讨论，随后演变出两条关于工业企业未来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来自以ptc为代表的美国工业软件领导者，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工业物联网”理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工业产品一定不再仅仅是由机械和电子组成的物理产品，当传感器的性能、软件的能力和电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联网属性就会越高，因此工业的未来，将是一个“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和用户之间、产品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一个以改善用户应用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机制，产品将是具有的自成长能力的类生命体”。

很快，两种说法通过“数字双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两者都强调未来的工业需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既所谓智能工厂，需要通过工业物联网来实现与虚拟世界的联通；
而工业物联网在强调利用产品本身来沟联通企业与用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改造企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任务。但是两者的区别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厂”定义的未来工业企业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产加工；
而“工业物联网”强调的未来工业企业动力源头是虚拟世界的设计、仿真和优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只是第一次出现是以正剧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则是以闹剧的形式。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讲，无论想通过学习“智能工厂”模式实现整个行业的整体升级，还是通过跟随“物联网”模式完成弯道超车，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仅比较两者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希望通过跟随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本身就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性——中国企业需要一条不同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平台和样本工厂，而是其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不同于“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将焦点都放在工业企业本身的设计或者生产加工，中国工业企业实际上可以将视角拉开，从更高的层面，将交易环节也纳入进来，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新兴技术——互联网、5g、ai等——将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化与全社会的数字化进行融合，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成为全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并将贸易本身作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的源头。

从单一工业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能够让终端用户的需求成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运行的动力源头，从而推动实现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整体的跃迁；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工业企业则能够为整个社会以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或许就是构建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的理想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构建数字化社会、数字经济的方式，来赋予工业企业更多的数字化价值，全球唯一可能实践的，唯有中国工业企业，因为这里是对“数字化”本身的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地方。

从政府层面讲，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新基建”一词备受社会关注。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很显然，构建一个以数字化经济模式为导向到数字化社会，正在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家战略。

从产业方面看，中国的互联网、5g等产业已经具有向国际巨头挑战的实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额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平均达到67%，农村的互联网普及都已经达到52.3%。与此同时，5g用户已经超过1.1亿，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6600萬，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已经超过600个。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出现了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移动端应用，通过将个人行动轨迹与疫情大数据进行比对，从而筛选和定义健康人群——这已经将“数字双胞胎”从工业领域应用到了全社会，实际上每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中国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数字双胞胎”。

应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为构建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种优势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实践这样一条道路，仅凭粗糙的“犀牛智造”当然是不够的，其至少还需要来自互联网行业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工业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业企业，最基础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样，直接输出自身能力。中国电商兴起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解决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交易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终端用户的了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跟随“犀牛智造”的脚步，构建更多的面向工业企业的对接平台，那么以往积累在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户需求，完成从社会到企业的数字流动和价值产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工业企业未来数字化实践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区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学习和复制。

互联网行业的反哺是工业企业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关键的能在动力。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自身能力提升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工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等业务环节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兴it技术实践企业数字化运营相关能力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无论“中国企业制造不出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是否真实，其实际都是一根心头的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构设备等核心的业务环节，缺少足够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次工博会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位国内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苏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司研发电机及伺服驱动控制器，目标就是打破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实现在工业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迁。而这类的企业，虽然在本届工博会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数量众多——这或许就是中国工业企业能够保持如此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中国工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大环境下，如何突破重围，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谓是当务之急。沿着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会抵达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掘自身潜力？笔者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中国工业企业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适合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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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吾亦如此。“有梦想就有希望”。这句话教育我们只要有梦想就会有希望，我们要为梦想而努力、奋斗。正如“不经历饥渴，如何能体会到清水的甘甜”所说的。

我的中国梦来自于他，是他让我的中国梦得于继续坚持下去。鲁迅弃医从文，再危机沉沦时，大声的“呐喊”，唤醒了人们，守住了希望，铸就了梦想。而我希望在雁尾默默的守护着最后撤离的大雁，希望是唤醒迷失梦想的人得清醒剂。因为梦想在，希望在；国魂在，人民在，家就在！

假使鲁迅先生没有弃医从文、没有呐喊人们、没有付出，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

还记得断臂钢琴王子刘伟吗？命运对他是如此残酷！他在10岁时因电击失去双臂，可他偏偏爱上了专门为手设计的乐器——钢琴！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刘伟，用他的信念与坚持做到了！他用脚趾，弹奏出了人间最美的音乐。听到刘伟演奏的动听的钢琴曲，你的心中是否也会震撼与感动？刘伟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努力，梦想就会实现！刘伟，他让我的中国梦更加坚定。

梦想让刘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音乐家，也让他成为一代伟人，更让他成为祖国的希望。

同样具有中国梦的，还有唐太宗。当玄武门事变后，他说：“吾登基后，一定要还万民一个政治清明、世态平和的盛世，一定要使朝政充斥着虚心纳谏的风气。”他就是唐太宗，他的这段话代表了他的中国梦，最终也实现了。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图景，他的功绩被写进了《贞观政要》和被誉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唐太宗让我的中国梦看到了希望。

我的梦就是中国梦，中国梦也是我的梦。我的中国梦就是：努力学习，在有生之年，争取为国家的某个领域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使中国走向国家统一、繁荣富强、国民具有高度环保意识的世界强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一名高中生，我要走的路还有很远。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自己的努力，共同构筑梦想，让梦想照耀中国，闪亮世界，也让自己的梦想之花绽放，开始努力吧！放飞我们的梦想，一起加油！

中国道路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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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近代以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互相交织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内涵的阶段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中心的各种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站起来”是指中国人独立自主的走向现代化，这条道路后来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为核心思想的话语。“富起来”主张寻求自身发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通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为内容的社会全方位变革。“强起来”则是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崭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自信”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强调只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中国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全新的选择机会，就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讲述给世界其他国家。对此，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以，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2〕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中国道路总结出来，形成理论，并讲给世界。

一、现代化——贯穿中国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般认识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的时间起始与科学技术革命的萌芽息息相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连;现代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系统、人文情怀等等，它不是一个固定内容的概念，其中蕴含的内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充实。

现代化则是指一个国家走向现代道路的过程，当现代以一个美好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时，人们便通过国家、民族等群体，向这一目标不断迈近。由于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对于现代化的解释也不同。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的过程，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现代化是指近现代以来，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第二种，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即经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第三种，从社会阶段将现代化解释为科学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变化的统称;第四种，从文明的角度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从这四种对现代化内涵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其次，这一过程发端于近现代的科学与技术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学与技术革命带来的从价值、文明到社会系统的深刻变革。

现代性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现代化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5〕，面对这一新变革所产生了新理论、新思考，出现了新的概括，这就是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现代性将人类社会视为无限发展的一个过程;第二，现代性认为要保证无限的发展，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制度以保证社会的效率;第三，现代性强调资产阶级启蒙时所形成的关于人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切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现代化是原因，现代性是概括现代化的学理语言，正是由于有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社会变革这些现代化过程，才有现代社会属性的现代性。〔6〕如果不能够对现代化进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现代化道路的现有实践，欧美现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义，可能其他所有国家都需要照搬欧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抽象出来，按照现代性的标准，很多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同样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为我们展示的是具体的实践方法，而现代性则是提供抽象的价值标准。

（二）现代化作为中国道路发展内涵的确定与嬗变

从目的来看，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实现发展，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对这一道路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实现方法的争论，但是在目的上，从没出现过动摇。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西方国家以“船坚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现在国人眼里时，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现代的内涵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最初的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所以满清王朝仅仅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后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进入到政治层面，这时变法、维新、立宪等思想就开始出现。五四运动之前的现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学习，照葫芦画瓢而已。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将西方现代化的属性直接总结为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更为清晰，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已经突破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经济思想、文化價值也进入到现代化研究的范畴之中;实践上，根据理论的不同观点，也开始了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尝试。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各种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潮、晏阳初、陶行知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等等。1933年《申报月刊》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词语开始使用，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固定下来。此后，对于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已经成为定论。〔7〕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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