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人生道路作文(汇总六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道路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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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中国拥有“治外法权”的国家，除了所谓“八国联军”之外，还包括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成人文盲率高达80%；在共产党刚刚接手的1950年代初，旧中国的工业能力不足欧洲小国比利时的一半。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强大百倍的对手，而它打败的恰恰也正是这样的对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则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非凡”、“异常”、“非常”和“反常”，黄仁宇用来描述他所谓“大历史”的这一连串关键词，其实只消用一个“共产党式”的词语来囊括就足够了，这个词就是：不断革命。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遭遇的发展难局与困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失落，更深刻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除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除了“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硬闯出一条新路”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文明的深刻内在危机，我们就不能改革、不能前进、不能革命，就没有觉悟和自觉。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为破解这个谜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1000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10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日本的侵略。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0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三门干部”的同时，必须反对“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风。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为戒。

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发展，超越马克思的理论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会，7月31日，会议在嘉兴南湖的航船上闭幕。

中共诞生伊始，只不过是林立于现代中国的200多个政党当中的一个，而与近代中国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义、富国强兵”理念（据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报》相关报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诉诸的奋斗目标——以不懈的阶级革命最终消灭人类剥削制度，听起来似乎是太过遥远的理想。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科学和理性，并非认识活动的终结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认识活动的开始和起点。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人类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从知识和科学理论中来，即使这些知识与科学理论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空前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斗争，使得共产党人认识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转化的复杂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种本质化的知识来把握的，高速变革的革命和建设进程，是不能用一种静态的科学理论来描述的，十几亿人参与其中的创造活动，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事先已经存在在那里——并为一种客观的理论所认识、预见的。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总体矛盾，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人认为：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从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转化，即多元矛盾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才可能观察中国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其主体和动力便是无产阶级，是单一的阶级主体，而中国人民民主的主体却是“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则是动态、互动的多元主体。

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已经占了欧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的新型民主，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同样是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还占不到中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这样指出：如果说欧洲的情况是贫富分化，那么中国的情况却是普遍的贫穷，中国的中产者，其生活程度，还赶不上欧洲的无产阶级，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广大的穷人。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旧的三民主义，这样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国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标，是改善最广大的平民的生活条件，而这就是他所谓“民生”，他还说，离开了改善民生，所谓的民权和民族主义，都必将在中国落空。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泊中重新举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旗帜，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说：中国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和穷人的民主，因此，中国新民主的不竭的强大动力，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民主革命的主体，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是一个“动态联合的主体”，或“多元的主体”，而不是单一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实践，超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民主理论。

三、发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将中华帝国称为“世界帝国”，他把世界帝国的要点、要素概括为：世界帝国保持了世界货币、世界宗教、世界语言。而对中国来讲，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语言就是汉文，汉文的表意系统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还涵盖了韩国、日本、朝鲜等。柄谷更认为，世界帝国诉诸的法律，应该说就是现代的“国际法”理想。因为中国周边有许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来中国进行朝贡的目的之一，当然是贸易，但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却是通过到中国朝贡，来确立自己“内部的秩序”。因为在当时，确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的国家，此前并不承认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说，不承认有国际法，于是，其内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来确立的，因此战争、混战和叛乱非常多，而到中国朝贡，一方面可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个“普遍秩序”的意识能够确立起来，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那样引进文官官僚体制，并且顺便通过引进文官官僚体制确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进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观念，正是由于产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识，政治结构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发生。作为中心的中国和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的关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这个意识的产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将中国世界观概括为“友善法权”，以区别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权”，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权”的基础上，方才能够实现一个“世界宪政”，柄谷的研究，是对康德论断的阐发。

朝贡贸易体制和朝贡金融体制，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个全球合作型社会的理想。即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货币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能源和技术不断进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创造性的社会，而且是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团结紧密融和在一起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尊重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感恩自然的社会。

人类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生在16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这是由欧美国家所推动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体制”为核心的西方列强主宰、分割世界的强权秩序。它是对传统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天下“大一统”的和平、稳定模式的根本挑战和革命。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权”。

历史的真实是：16世纪以来欧洲在资源上的危机促进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业革命，其在军事和安全上的危机促进了金融革命，而一个残酷竞争型的市民社会，则推动欧洲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帝国主义体制迈进。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竞争体制中，为了生存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占据能量转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须掌握能量转换的主动权，而这就需要一个高效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能够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时把转换中产生的无用的熵彻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统之外。而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被组织起来的，就是把优质的资本、人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贫困、污染和老弱病残孤排斥在系统之外，而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欧洲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所谓“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须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权”的意义，并且考虑如何在这种“友善法权”的基础上，去重建欧亚大陆之间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切断的有机联系。

当然，欧洲的这种转变引起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极大不满，美国著名鹰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欧洲人发明了强权政治，但是，现在却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义，可见欧洲正在背叛欧洲的传统，今天的欧洲已经沦为不分是非、不分敌我的软弱势力。”中国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之根本不同是发展理念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主张和平、合作谋发展，而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却依然把当今世界理解为“美国的战利品”，不肯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历来就有“华夏不治夷狄”的优良传统，中国从来没有想去改变美国，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奋斗，与其说是要改变美国，不如说是要改造自己，即通过改变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去超越现代世界旷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从经济上说，这就是要摆脱发展中国家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谋生存的“卖血”之路，走上依靠技术、资本和创新谋发展的健康之路，从社会上说，就是发展要以民生为本，惠及全中国、全世界的普通劳动者，从文化上说，就是重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自信与自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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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二

中国道路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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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和中国梦三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不走中国道路，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能不能实现中国梦，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光荣称号。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科学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道路决定命运，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他再次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中国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只有实现了中国梦，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找准历史方位，明确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组织，始终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改革、发展和创新精神，带领人民不断开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规律，勇挑历史重担，主动抓住机遇，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必须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性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准确把握历史脉搏，坚定站在时代潮头，积极顺应社会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锐意改革，积极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党才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改正缺点错误，最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找到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方面，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为破除陈旧落后思想的束缚，改变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恢复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进行拨乱反正，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逐渐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确地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能够成为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开拓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与时俱进的品质，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正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着力推进科学发展，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以形成，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通过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终开拓出来的。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注重实干、力戒空谈、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连续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经济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贸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了30多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1400多万，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超过70%的贡献。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

二、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正确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会有希望，国家富强就能顺利实现，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错误的道路选择，民族复兴就可能成为泡影，国家富强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就必须解决道路问题。归根结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道路问题的过程，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认识和做出正确选择的过程。

十八大报告第二部分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为题，全面阐述了道路问题，明确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这一关于道路问题的最新论断，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澄清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实现中国梦为最终目标的。中国梦是我们最终的价值诉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离开了中国道路，中国梦只能成为“白日梦”。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与现实选择。

1. 中国道路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近代以来，为寻求民族自强和复兴，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寻求救国御侮之道；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洋务、开西学，向西方寻求“自强”、“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开议院，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倡导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分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2]1470历史证明，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脱离实际，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未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没能找到一条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开始自觉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积极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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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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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道路，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独创的”，它是一条植根于中国大地、由党和人民共同选择、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道路，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道路发轫于中国先进分子的不懈探索。鸦片战争后，中国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和发展中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一再见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西方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也行不通。

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最终夺取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在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障碍，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性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其中经历艰辛坎坷，但我们党取得的积极成果极其宝贵，为中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中国道路开创发展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命题，着重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际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由来和本质属性，揭示了中国道路厚重的历史底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理论创新。

历史表明，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一次次历史关口做出的正确选择。

二、中国道路是现实发展的正确选择

中国道路是一条能够引领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5年保持年均增长9.8%，2010年我國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没有过的。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不仅取得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综合国力基础，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而且发展成果越来越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些实践成果，有效验证了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优势。

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关键在于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道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规定了中国道路的根本方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了道路的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道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我国国情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中国道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中国道路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

三、中国道路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应该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决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制度模式。

中国道路既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也没有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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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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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开辟的独创性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这条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关键词：中国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错误思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到中国实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同“城市中心论”、“革命悲观论”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这条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接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来，强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1915年，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对长期封闭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启蒙教育。自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和思潮涌进中国。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先进青年的救国口号。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青年运动，唤醒了广大的中国人民。从此，中国的先进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结合到工人运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努力探索了中国革命道路。1921年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可见，党主张走俄国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而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纲领。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之后，党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尤其是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引发的“二·七”惨案的深刻教训，使党开始意识到要抗衡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军阀武装），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1923年党召开了三大，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并开始改造国民党建立国共党内合作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党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开始，党积极推动北伐战争，并在战斗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取得胜利，几乎解放半个中国的形势下，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自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处于低潮。这次血和泪的教训让共产党坚定了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意志和决心。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批判并且改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进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2]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因此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而且在反“右”倾时忽视了“左”倾情绪的滋生，为后来的 “左”倾盲动主义埋下了伏笔。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逐渐重视起武装斗争和武装农民。但是，党在这个时期并没有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因为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显示出城市都是他们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可以让共产党在大中型城市进行活动时有机会充实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当时的共产党属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领导的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力的武装斗争，所以共产党也就不会在这时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攻占长沙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毅然决然的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开始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革命重心也开始由城市转移向农村。中国革命道路的内涵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选择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因为井冈山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是它属于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地区，远离大城市，而且有着许多树林，有许多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这是开辟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其次，井冈山地理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党员队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给自足，不给当地的百姓增添负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支属于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在井冈山上，可以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装支持。

二、中国革命道路是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自己掌握军队并开展武装斗争。但是，在展开武装斗争的问题上由于长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城市中心论依然干扰着党中央的决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城市中心论”所带来的不利，历经了许多年残酷曲折的斗争。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长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党领导的斗争大多以攻占城市为目标，“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流毒甚广。所谓城市中心论，也就是瞿秋白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形式。这一理论被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事实证明，城市中心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行的。由于当时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地信奉“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者，加上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对毛泽东在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受此影响，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人更是错误地以为，“农民占党的组织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共产国际这种对待我国的错误的态度，使中国共产党没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严重妨碍了对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为对实际情况缺乏理性的认识，“不断革命论”也对我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有着严重的干扰。瞿秋白把土地革命当作了第一任务，但同时却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在这“不断革命论”的影響之下，党只能继续错误的坚持“城市中心论”。尽管当时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党的农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瞿秋白等党的领导者依然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忽视甚至无视农村的重要性，这严重干扰了党对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会议上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党中央依旧把城市作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决议中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主张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积聚和准备革命力量，可以直接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模式。

在李立三占据党内领导地位的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执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对党内的右倾悲观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针对党内的消极思想，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文中系统地指出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但“城市中心论”在党内依然很有市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坚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国民党反动派打正面战争。这也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不断被丰富和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更多被应用于人民战争当中，并产生了强大的正面效应。这一时期，我国北方许多大城市和交通枢纽为日军所攻占。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我党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并且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再次于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

三、中国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新的理论观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思考、总结提炼出来的，既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脉络，又饱含着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和与时俱进的活力。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学说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共产党宣言》中说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是一种普遍规律，但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时，具体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武装斗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详细的表述，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凭借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的力量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并将武装斗争和农民革命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将旧时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改造成新式的工农联合武装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党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中国革命有着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发展规律，这种独有的发展规律源于自己独特的国情，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建立显示了我党对中国独特国情的精准把握，并且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其他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集体的勇气和智慧，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有益尝试和艰苦探索，在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同时，也留给后人以启示与反思。脱离实际，就会看不清真实情况从而走上错误的道路，就会给国家的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我们还不能仅根据已有的经验行事，要把实际与经验相结合，理性科学的探索适合本国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加以改造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在改革与创新的道路上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参考文献：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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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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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简介]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國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理·科社”学科评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

[访谈人简介] 夏敬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的70年，是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70年。筚路蓝缕是指新中国70年创业道路的艰难，砥砺奋进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奋斗，硕果累累是指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围绕“新中国70年与中国道路”这个主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书翰教授，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访谈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并形成了中国道路，在当今世界备受瞩目，请严教授谈谈中国道路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

严书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们这里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确实，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用70年时间就开辟出一条通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伟大目标的中国道路，这当然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郑永年是这么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1]我认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认识开拓和形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未被打倒，社会主义历史并未终结，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而这一切都与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密切相关。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笼统地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潮，但是，一个人口约占世界1/5的国家在70年时间里通过开辟和形成中国道路，使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还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总之，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角度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时代，不甘沉沦的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纷纷登台亮相。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基础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为我们沿着中国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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