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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一
;[访谈嘉宾简介]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國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理·科社”学科评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
[访谈人简介] 夏敬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的70年，是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70年。筚路蓝缕是指新中国70年创业道路的艰难，砥砺奋进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奋斗，硕果累累是指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围绕“新中国70年与中国道路”这个主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书翰教授，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访谈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并形成了中国道路，在当今世界备受瞩目，请严教授谈谈中国道路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
严书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们这里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确实，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用70年时间就开辟出一条通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伟大目标的中国道路，这当然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郑永年是这么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1]我认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认识开拓和形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未被打倒，社会主义历史并未终结，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而这一切都与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密切相关。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笼统地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潮，但是，一个人口约占世界1/5的国家在70年时间里通过开辟和形成中国道路，使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还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总之，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角度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时代，不甘沉沦的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纷纷登台亮相。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基础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为我们沿着中国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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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开辟的独创性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这条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关键词：中国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错误思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到中国实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同“城市中心论”、“革命悲观论”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这条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接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来，强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1915年，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对长期封闭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启蒙教育。自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和思潮涌进中国。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先进青年的救国口号。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青年运动，唤醒了广大的中国人民。从此，中国的先进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结合到工人运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努力探索了中国革命道路。1921年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可见，党主张走俄国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而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纲领。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之后，党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尤其是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引发的“二·七”惨案的深刻教训，使党开始意识到要抗衡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军阀武装），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1923年党召开了三大，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并开始改造国民党建立国共党内合作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党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开始，党积极推动北伐战争，并在战斗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取得胜利，几乎解放半个中国的形势下，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自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处于低潮。这次血和泪的教训让共产党坚定了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意志和决心。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批判并且改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进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2]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因此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而且在反“右”倾时忽视了“左”倾情绪的滋生，为后来的 “左”倾盲动主义埋下了伏笔。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逐渐重视起武装斗争和武装农民。但是，党在这个时期并没有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因为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显示出城市都是他们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可以让共产党在大中型城市进行活动时有机会充实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当时的共产党属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领导的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力的武装斗争，所以共产党也就不会在这时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攻占长沙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毅然决然的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开始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革命重心也开始由城市转移向农村。中国革命道路的内涵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选择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因为井冈山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是它属于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地区，远离大城市，而且有着许多树林，有许多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这是开辟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其次，井冈山地理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党员队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给自足，不给当地的百姓增添负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支属于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在井冈山上，可以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装支持。
二、中国革命道路是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自己掌握军队并开展武装斗争。但是，在展开武装斗争的问题上由于长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城市中心论依然干扰着党中央的决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城市中心论”所带来的不利，历经了许多年残酷曲折的斗争。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长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党领导的斗争大多以攻占城市为目标，“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流毒甚广。所谓城市中心论，也就是瞿秋白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形式。这一理论被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事实证明，城市中心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行的。由于当时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地信奉“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者，加上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对毛泽东在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受此影响，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人更是错误地以为，“农民占党的组织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共产国际这种对待我国的错误的态度，使中国共产党没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严重妨碍了对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为对实际情况缺乏理性的认识，“不断革命论”也对我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有着严重的干扰。瞿秋白把土地革命当作了第一任务，但同时却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在这“不断革命论”的影響之下，党只能继续错误的坚持“城市中心论”。尽管当时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党的农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瞿秋白等党的领导者依然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忽视甚至无视农村的重要性，这严重干扰了党对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会议上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党中央依旧把城市作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决议中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主张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积聚和准备革命力量，可以直接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模式。
在李立三占据党内领导地位的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执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对党内的右倾悲观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针对党内的消极思想，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文中系统地指出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但“城市中心论”在党内依然很有市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坚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国民党反动派打正面战争。这也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不断被丰富和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更多被应用于人民战争当中，并产生了强大的正面效应。这一时期，我国北方许多大城市和交通枢纽为日军所攻占。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我党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并且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再次于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
三、中国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新的理论观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思考、总结提炼出来的，既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脉络，又饱含着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和与时俱进的活力。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学说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共产党宣言》中说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是一种普遍规律，但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时，具体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武装斗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详细的表述，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凭借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的力量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并将武装斗争和农民革命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将旧时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改造成新式的工农联合武装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党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中国革命有着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发展规律，这种独有的发展规律源于自己独特的国情，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建立显示了我党对中国独特国情的精准把握，并且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其他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集体的勇气和智慧，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有益尝试和艰苦探索，在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同时，也留给后人以启示与反思。脱离实际，就会看不清真实情况从而走上错误的道路，就会给国家的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我们还不能仅根据已有的经验行事，要把实际与经验相结合，理性科学的探索适合本国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加以改造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在改革与创新的道路上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参考文献：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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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这条道路将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超越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从而成为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路；必然性；内生性；历史超越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国30年来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可以用若干个核心概念来概括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这条道路的旗帜和目标；“发展”，是这条道路的内涵和本质；“科学”，是这条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条件；“和谐”，是这条道路的结构设计和价值理念；“开放”，是这条道路的根本动力和历史条件；“合作”，是这条道路的行为准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基点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历史规律、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被遏制被包围的国际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延滞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程。造成这种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原因来自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和平不够、发展不够，是建国后30年的基本教训。吸取这两个历史教训，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体系中赢得中国的发展空间。
反思之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领导着占据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苏联与外部世界始终处于战争和对抗状态之中。苏联不仅与西方阵营进行了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动辄使用武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还在全世界扩张军力，与美国争霸，在输出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对外战争。由此导致国力空虚、经济崩溃，最后结果是全盘解体。苏联教训对于中国极为深刻，中国绝不能重踏苏联的覆辙。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世界各国和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战前的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彻底失败的模式，证明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以军事结盟挑战现存国际体系、重新瓜分世界、夺取霸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当然不能仿效德国和日本在战前的扩张战略。
反思之四：美国的崛起道路虽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没有挑战当时的霸权英国，而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英国衰落并有求于美国的时候，适时地帮助霸权国家，最终和平地实现霸权转移。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其成功之处亦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日本通过美日同盟和亚洲市场实现和平复兴，分别达到世界经济第二、三位强国。这些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能模仿，因为外部环境和国家性质不同。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后起大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处于对抗状态，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鉴的。
2.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
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时代背景、世界潮流、人类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根据这种认识，30年来，中国始终在求和平、谋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方面，解决和平与寻求发展比解决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维护和平和寻求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大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制约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这两大问题也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着解决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而是特别重视把握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宏大命题。只有解决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以及对世界局势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战略性问题。其关键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推动南北问题和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和平与发展”从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到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逐步地从观察世界格局、判断时代潮流，转化为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邓小平提出争取20年和平时间，确保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照这个战略思维，中国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战格局，结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发展战略目标。此后，党中央又判断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争取20年和平，以确保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第二个“20年和平”已经过去将近一半，实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的条件越来越充分。在这个阶段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世界已经完全不可分离。
3.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国家属性、国家定位的判断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来自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中国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国，又是小国”。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考虑的。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崛起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决定了中国崛起不能选择争霸、扩张的方式，而只能是一个和平发展、逐步累积国力的过程。邓小平提出，中国需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
中国现代化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基本国情。其不平衡性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产业发展不平衡；每个大行政区域（省、市、自治区）内部也不平衡。
其长期性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二百年左右达到先进的现代化水平。这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历史，100年到200年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十分漫长。如果再考虑到西方文艺复兴至今已经500年，中国以1/4到1/3的时间赶上其现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长远。
其艰巨性是指中国现代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的；是13-15亿人口/人类的五分之一的整体现代化；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条件的相对短缺；长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先进科技相对隔绝。
这些基本国情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空间广大使其战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可以形成内部的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升级的长周期；中国的人口众多，构成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西方技术和资金的相对缺乏，迫使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和国内资本市场。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基本条件，使中国具备高度的抵御内外压力和危机的能力，走出一条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道路篇四
;摘要：本文从探讨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分析中国软力量发展的结构性缺陷，指出这种力量失衡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产生的相关性；进而根据中国国情和其他大国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国发展软力量的战略设想和目标定位。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软力量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 键，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全新的强国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在于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在于文化竞争力、制度创新力和观念影响力构成的软力量的提升。中国在有形的硬力量迅速发展的同时，软力量不足却成为突出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软力量问题比其他大国更为紧迫。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软力量建设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因而更多地依赖于内生的创新力量，需要更深刻的历史自觉性。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软力量发展规律的结合上，来探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软力量建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硬力量与软力量的相互关系
综合国力由硬力量和软力量构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硬力量对综合国力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由经济、军事实力为主体的硬力量的优势来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深刻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扩展和世界力量结构的急速变革，文化、观念、制度等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突出，成为新的大国力量来源之一。换言之，一国的强大已经不能仅仅以硬力量作为判断标准，软力量对于后起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全面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指标意义。
“软力量”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全球力量结构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在关于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保罗·肯尼迪认为，美国正在重蹈历史上霸权国的覆辙，已经被过度的军事扩张耗尽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但是，约瑟夫·奈却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美国力量的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冷战结束，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然而当代的实力界定不再片面强调军事力量，技术、教育、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
硬力量和软力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界线。首先，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约瑟夫-奈认为，二者之间只是行为性质、权力有形性等程度差别。硬权力是改变他者所作所为的命令性权力，一般依赖于强制和引诱来获得；而软权力则是塑造他者期望的同化能力，一般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议程等使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目标来获得。约瑟夫·奈还指出，命令性权力有时也用于创建制度，然后成为合法性力量；而政治合法性权力并不直接表现为硬力量，而是直接表现为软力量。其次，二者往往互为载体、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例如，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硬力量，不只是武器装备技术系统，还必须包含军事战略和军事组织系统，甚至包括凝聚战斗力的文化认同，这些软力量直接决定着硬力量的效率和功能。又如，文化艺术作为典型的软力量，在信息时代越来越依赖高科技传播技术系统，后者作为技术和材料的高端优势正是硬力量的象征。
然而，硬力量和软力量有各自的核心特征和指标体系。这里讨论的软力量主要是指政治力、社会力和文化力。政治、社会、文化的国力构成是有别于有形物质力量的无形观念力量。所谓“政治能力”是指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体现在制度与合法性上。社会能力主要是指社会的和谐程度，即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高度协调。文化力则主要是指文化的对内认同力和对外投射力。政治力、社会力、文化力的内涵都体现着人、社会与国家的素质。建设软力量的关键是人的素质。具体而言，建设国家的政治力，就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质，以提高国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建设国家的社会力，就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协调能力，以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建设国家的文化力，就是提高国民的文化认同，以增强国家的文化投射能力。
硬力量是软力量的物质支撑，软力量则是硬力量的精神升华。在综合国力提升的过程中，同样遵循着硬力量决定软力量、软力量反作用于硬力量的规律。尽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其他大国崛起的模式不同，但在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发展秩序上基本相似。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按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不到1美元为绝对贫困的标准，中国的赤贫人口数在1981年是6.34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几乎没有资源投放到软力量建设，不得不把经济建设特别是物质财富增加作为国家的第一任务。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硬力量特别是经济总量得到空前提升。从经济总量来看，按照现行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为世界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2006年首次超过20万亿人民币，列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3位。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部的《成长与发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书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08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增长率降到7％，中国经济总量仍将在2050年赶上美国。
相对于硬力量迅猛发展，中国软力量的数量和质量都显得极不相称，甚至束缚着硬力量的进一步提升。从全球竞争力排位看，中国的许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出口规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场自由度、创新能力等软力量指标方面，中国基本上排列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些指标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硬力量和软力量极不平衡的综合国力结构表明，发展软力量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国硬力量的溢出效应，软力量的缺乏就不只是限于中国内部的社会和谐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问题。
硬力量是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并不是现代化本身。软力量是人的素质的核心，标志着人的现代化水平。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恰恰是区分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当硬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国家摆脱物质匮乏、人民摆脱贫困，这时硬力量对国家发展的作用逐渐下降，社会和谐、制度完善、文化发展等软力量的作用逐步上升。换言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软力量将成为决定中国能否和平发展的主要条件。
二、中国力量结构缺陷与“中国威胁论”
序的负面冲击，进而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达到阻滞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的。因此，要消除和厘清“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的国力结构特别是软力量的严重不足。
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表现为以经济总量为核心要素的硬力量崛起，这是海内外公认的基本事实。经过2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总量数倍翻番，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排列中迅速提升，从1980年代初的30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4位。而且这种超常规上升速度有利于中国缩短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的距离。在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还是美国的1/10，而2006年已经是美国的1/6。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与美国的相互依存达到或接近美国与西方盟国的紧密程度，而且在微观层面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海外企业并购和战略联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威胁论”接踵而至。例如，中海油集团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份遭遇美国国会的强大阻击。以至功败垂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今天的中国比1980年代的日本更有威胁力。美国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宣称，在粮食、肉类、钢铁、石油和煤炭等5种主要产品的消费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硬力量上升，导致了“中国威胁论”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威胁论”时起时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际势力的蓄意炒作以外，还可以从中国自身的力量结构上找到原因。中国的综合国力结构存在着两个基本的不平衡性：一是硬力量的“量大质不高”；二是软力量的“量小质更弱”。这种力量结构的畸形，使中国力量的某些部分增长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承受能力；而其他部分力量(尤其是软力量)的滞后又使中国力量的增长难以得到国际舆论更多的正面认同。
中国增长最快的商品进出口就表现出“量大质不高”的典型特征。2001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是5100亿美元，2006年达到1.7万亿美元，平均年增长25％左右。1978～2001年的外贸年均增速为14～15％左右，加入wto之后提高了10％；中国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之一，同时又是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外贸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的粗放投入，增长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基础比较脆弱。贸易规模大，但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单纯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软肋”。依赖大量低端产品出口支撑的出口竞争力近年来出现不升反降的趋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排在印度(第43位)之后，居第54位，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由此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冲击：一是中国的低价商品对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同时产生市场冲击；二是低成本的商品依赖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而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体系产生冲击。在两大冲击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威胁论”就有了新的生成条件。硬力量的缺陷就转化为软力量的受攻击。
中国的国际文化竞争力则更明显地反映了软力量“量小质弱”的典型特征。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巨额文化贸易逆差，即所谓“文化人超”或“文化赤字”。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书籍和影视的版权贸易逆差都在10倍以上，最高时超过了15倍。2004年中国向美国输出了14种版权，而从美国引进的版权达4068种。俄罗斯艺术团体一年在中国演出将近100场，而我国艺术团体同年在俄罗斯演出不足10场。这种差距近几年来逐年扩大。文化贸易逆差反映的是中国与西方大国文化力失衡的现实，表明中国文化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文化资源，以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文化工作者，但中国文化竞争力处于较弱的态势仍将是一个长期现象。中国作为，“文化资源大国”不等于是“文化产业强国”，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却是严重的“文化贸易入超国”，这种悖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力结构的畸形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有形商品竞争力的桎梏。新产品创意不足、品牌效应微弱、人文内涵肤浅成为中国商品相当普遍的通病，甚至依赖盗版和复制来维持商品市场竞争力，足以证明软力量发展滞后已经殃及硬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贸易逆差巨大也反映着同样的结构性缺陷。中国每年的教育贸易逆差高达20亿美元以上，而且还在逐年扩大。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资源不足，一方面是教育资源大量外流；一方面是国内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调，一方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强。这种现象同样成为中国软硬力量严重失衡的指征。换言之，“教育资源大国”同样不等于“教育强国”，“人口大国”不等于“人力资源强国”，这些不等式恰恰来自于中国国力结构的缺陷。
中国软力量的结构缺陷还在于制度建设进程与经济发展速度难以同步。特别应认识到，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迅速发育并走向完整的体系建设阶段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性和渐进性，目前还难以得到国际舆论的充分理解和肯定，这是中国软力量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受到种种压力的重要原因。这种历史阶段性的特征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加以证明。今天的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其历史积淀相当深厚，至今仍保持着相当大的惯性力量。中国的现代民主文化与传统专制文化的此消彼长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对改变这种制约力量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认识不足，也是影响中国软力量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始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往往寓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这种改革模式的特殊性使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为止仍在局部、基层内展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造成中国力量结构不平衡发展、中国国际形象扭曲的内在原因。
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全局的、整体的改革发展阶段的条件正在成熟。其中三个要素不可忽视：一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触及到权利、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核心部分，所谓“改革攻坚阶段”可以理解为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兼顾的阶段转变。二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内在的根本变化，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和谐的社会结构要求更加广泛、深入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更加自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三是中国正在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利益攸关方”，广泛参与国际机制建设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必然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述三个要素在1980年至2000年间基本不具备或者不同时具备，而在最近5年的时间里，三者同步发展的趋向逐渐明显。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构成的中国软力量，有可能而且必须取得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的平衡发展。从这一点上看，中国软力量和硬力量的平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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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两件与中国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这是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个线下举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次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会期5天，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展览规模24.5万平方米，涵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展会，最大的感触是：现场观众人潮汹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备而来的专业观众。让人感觉即便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整个工业领域，依然表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
“犀牛智造”一经媒体报道，即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仅仅是阿里套着“新制造”的外衣，继续拓展自身业务的外延；
也有人认为，“这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让made in internet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稍显主观：仅凭一个不成熟的平台和样板工厂，就“彻底改变”某一个行业显然过分乐观，但是通过猜度阿里的意图来证明其价值，也稍显狭隘。
中国工业在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绩，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产业链完备，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始终处于低端，因此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不大——关于工业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实践者，但是从来都不是领导者和开拓者。
关于工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讨论始于2010年以后。当时，在整个工业领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工业领域即将与新兴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从而实现一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脱胎换骨”。
这样一场讨论，随后演变出两条关于工业企业未来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来自以ptc为代表的美国工业软件领导者，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工业物联网”理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工业产品一定不再仅仅是由机械和电子组成的物理产品，当传感器的性能、软件的能力和电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联网属性就会越高，因此工业的未来，将是一个“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和用户之间、产品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一个以改善用户应用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机制，产品将是具有的自成长能力的类生命体”。
很快，两种说法通过“数字双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两者都强调未来的工业需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既所谓智能工厂，需要通过工业物联网来实现与虚拟世界的联通；
而工业物联网在强调利用产品本身来沟联通企业与用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改造企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任务。但是两者的区别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厂”定义的未来工业企业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产加工；
而“工业物联网”强调的未来工业企业动力源头是虚拟世界的设计、仿真和优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只是第一次出现是以正剧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则是以闹剧的形式。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讲，无论想通过学习“智能工厂”模式实现整个行业的整体升级，还是通过跟随“物联网”模式完成弯道超车，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仅比较两者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希望通过跟随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本身就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性——中国企业需要一条不同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平台和样本工厂，而是其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不同于“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将焦点都放在工业企业本身的设计或者生产加工，中国工业企业实际上可以将视角拉开，从更高的层面，将交易环节也纳入进来，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新兴技术——互联网、5g、ai等——将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化与全社会的数字化进行融合，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成为全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并将贸易本身作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的源头。
从单一工业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能够让终端用户的需求成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运行的动力源头，从而推动实现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整体的跃迁；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工业企业则能够为整个社会以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或许就是构建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的理想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构建数字化社会、数字经济的方式，来赋予工业企业更多的数字化价值，全球唯一可能实践的，唯有中国工业企业，因为这里是对“数字化”本身的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地方。
从政府层面讲，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新基建”一词备受社会关注。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很显然，构建一个以数字化经济模式为导向到数字化社会，正在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家战略。
从产业方面看，中国的互联网、5g等产业已经具有向国际巨头挑战的实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额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平均达到67%，农村的互联网普及都已经达到52.3%。与此同时，5g用户已经超过1.1亿，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6600萬，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已经超过600个。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出现了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移动端应用，通过将个人行动轨迹与疫情大数据进行比对，从而筛选和定义健康人群——这已经将“数字双胞胎”从工业领域应用到了全社会，实际上每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中国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数字双胞胎”。
应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为构建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种优势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实践这样一条道路，仅凭粗糙的“犀牛智造”当然是不够的，其至少还需要来自互联网行业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工业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业企业，最基础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样，直接输出自身能力。中国电商兴起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解决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交易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终端用户的了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跟随“犀牛智造”的脚步，构建更多的面向工业企业的对接平台，那么以往积累在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户需求，完成从社会到企业的数字流动和价值产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工业企业未来数字化实践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区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学习和复制。
互联网行业的反哺是工业企业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关键的能在动力。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自身能力提升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工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等业务环节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兴it技术实践企业数字化运营相关能力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无论“中国企业制造不出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是否真实，其实际都是一根心头的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构设备等核心的业务环节，缺少足够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次工博会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位国内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苏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司研发电机及伺服驱动控制器，目标就是打破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实现在工业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迁。而这类的企业，虽然在本届工博会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数量众多——这或许就是中国工业企业能够保持如此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中国工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大环境下，如何突破重围，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谓是当务之急。沿着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会抵达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掘自身潜力？笔者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中国工业企业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适合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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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农民股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2]，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0774亿元，比上年增长6.3%[3]。农村经济的增长无疑是全国经济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978年开始，农村逐步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一大程度的发展。农村绝对贫困基本被消除，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摆在农村和农民面前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发展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凸显的问题
1.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土地抛荒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拯救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但发展经济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4]，生产积极性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后，达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发展问题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它不能引导农村经济实现象城市经济那样的跨越式发展，农产品总产量是在逐年增加，可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按人们的美好愿望增加。国家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2003年指出，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万，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亿1075万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亿1079万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这使得农民没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种田要赚钱”已被大多数农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实践。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务工经商抛荒土地面积达8.62万亩，占抛荒总面积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积262111千公顷）[5]。恩施还是一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农民的土地观念非常浓厚，这个州的土地抛荒不会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截止1996年底，全国非农业建设闲置耕地941633亩，有些闲置达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复耕种[6]。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曾据卫星遥控指出，我国大陆耕地抛荒达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各自为“政”，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高度机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碍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又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承包到户。这样，土地被分割成小块，由于土地面积太小，农业机械无法进入田地，机械化水平不仅无法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是有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这使得在同一块土地上有可能同时生长着两种或多种不适合在一起生长的农作物，在无形之中降低了作物产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担奉贤，加上经营规模小，许多农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农业科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很难很快获得市场，中国农业实现高科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增加，给城市生活、社会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国家对农村想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农民在长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下，开始大量拥入城市，寻求收入的增加。这给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和城市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冲击。
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素质比较低下，专业技术水平有限，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很难找到适合他们又能赚钱的工作。赚钱梦想的破灭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4.农村公益事业无人管，农民子女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水库、学校等都有集体负责管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各人自扫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个人都只关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对这样的公益事业不大关心，更不愿为公益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农村学校条件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对其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农民子女跟着他们的父母如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条件差，无学籍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碍；如果农民子女留在农村，他们的成长缺少照顾，失去了父爱和母爱的呵护的他们极易受到他人唆使，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5.农村人才外流，基层腐败严重，给农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层阴影。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中的有文化的人为主，这些人在农村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从某种程度是说，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种资源浪费，使农村村民自治出现“朝中无人，国中无将”的局面。
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事实上的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在思想意思形态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领导、对领导天天有人看着，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没有了民众的监督，我想这应该是农村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应当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历史上已经存在很多。1952年开始，人民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阶段。从1958年起，全国开始推行人民公社体制，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村合作化达到顶峰，只是事与愿违，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农民权益受到极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国农民心中的一块伤疤，以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轻言合作化。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集体经济[8]，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新形势下，农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笔者的初步构想是：采用多种形式，或由国家投资，或由国家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或由农民自己参股筹资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租用期应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内），雇佣农民为其工作，农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在有农民参股的公司中，农民股东[9]有权分红并依据自己的资产对公司负有限责任。农田的耕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产品的销售等事宜由公司统一决定，统一经营。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通过各种形式组建的股份公司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它不同于农村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合作化时建立的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包括农业互助组，初级、高级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体经济所有制。这里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促进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它也不同于现阶段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他们的性质明显不同，尽管目前的许多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也兼有一些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第二，以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相抵触。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股份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内，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这种合作化不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抵触，或者可以说它只是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的一个并行的补充性措施。
三、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国家经济总体上飞速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势力增强，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经济基础。虽然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但国家经济整体上发展很快，全国经济年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经济的同期年增长率。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国家有能力直接投资，或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组建股份公司，也使国家有能力对目前的农村经济或是发展以后的农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共和国自成立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也是从沿海的工业城市开始的。长期以来，国家政策都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发展工业，农民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从农向工转移6000亿元，1992年转移1647亿元[10]。现在，中国的工业已发展得比较壮大，并继续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200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23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11]。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为了工业的发展，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也应当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农民土地观念发生改变，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农本商末”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上。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都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个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会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12]。中国共产党联合农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赖程度是相当深的，这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其土地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促使这种改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一亩三分田上，他们敢于离开土地到城市等发达的地方去闯荡；⑵ 现代文明洗礼了农民陈旧腐烂的思想`，“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消失，农民的思想观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们得以生活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⑶ 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每个家庭在保证耕种的劳动力之后，富余的劳动力都会外出打“副业”，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挣不了钱（万一这样，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家里的现金支出，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所需，子女教育费用，农业税收等。
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减弱为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扫除了障碍，它避免了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权的尴尬局面，减少了股份公司在农村的组建和运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得到社会认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只有让农村经济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实现农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村经济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国家或集体完全控股，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渐被接受，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或集体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国家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采用股份制。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国家由绝对控股变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国有资产带动大额资金的流转，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
4.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这是未来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证。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农业了。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既84年之后中央发布的又一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5年1月3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重点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做出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推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出台了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 ，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和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四项保护措施。另外，国家会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04年，投入总量超过2000亿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还会加大。
四、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义
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全国、全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影响了机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统一经营，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点，能够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村生产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行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之后，原来农田上无数的界沟、界碑将不复存在，一条不占面积的界线将会代替界沟、界碑的职能。这就能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意义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农村的渗入必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84（以农村为1），2004年为3.2[14]。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国实现共同富裕。
2.有利于农村民主在的发展。胆怯农村民主在发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农民收入不高，对政治没有热情，政治参与不积极；b 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外流，农村民主在发展缺乏人才；c 农村基层腐败严重。
新型合作化的实现会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a 农民从股份公司不仅可以获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益而且作为雇工，也会有固定的收入，农民股东还可以在规定时期内分红。工人待遇会使农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农民自会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b 在农村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闭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能够为农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人才外流会得到有效遏制，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人才将不是个问题。c 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败就无立足之地，更无生根之处。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3.就近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佣耕种土地的人之外，还需要一大批管理、销售、运输等方面的人才，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是公司的首选。农村再不用远途跋涉去他乡挣钱，或许他们也还会叫做“农民工”，但他们至少不再受歧视。收入增加了，稳定了，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中国现阶段有农民9亿多[15]，如果农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这9亿多农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演变成工人，尽管他们还从事这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本质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公司的工人。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人会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础设施建设或方便生活（如买东西，就医等），这样，一条条村街就会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三农”问题的解决要从制度上下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办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为好办法之一。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继续坚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并行的补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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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七
;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条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就能对中国道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开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间他在新民学会的两次发言。
穿越时空隧道，这篇文献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
1921年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只是那个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毛泽东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的10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做过各种尝试。
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值得称道，但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性，不能和不敢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一批先进青年最终的选择。
历史常常是这样，在看似山穷水尽时为人们展现出一线生机。91年前那个夏天的晚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13个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革命实践、民族复兴道路的新探索由此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成为了先进的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外国人。他的理论成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帜。在中国道路的每一段历程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面飘扬的旗帜。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探讨中国道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只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国道路如果说是一幅蓝图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描绘这个蓝图的一个底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理解和开启中国道路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就这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信仰不等于实践，实践也不等于成功。当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这个理论武器去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如何运用它与此前选择它一样艰难。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
最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发动城市工人罢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中国共产党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风暴。然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但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继续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各路起义军在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接连失败。
第一个发现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新理论的，是毛泽东同志。
为了回答和解决严酷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确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伟大创造。不论是从国际共运的理论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在讲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政权时，都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当时已有的实践来看，国际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以巴黎为中心，通过城市起义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首先是从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开始的。
创造新的理论不容易，让人们接受新的理论更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实践的检验。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就认为，中国革命就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里组织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跑到山沟沟里去搞武装割据，站不住脚，是注定要失败的。受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当时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搞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再次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对抗中遭到严重失败，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并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也重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的正确。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步骤、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并依靠这“三大法宝”，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则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彼岸的独特道路。坚持与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他反复地读，读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他从长期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但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搬。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艰难曲折中的砥砺奋进，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点毫不动摇；同时，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不能够“一味盲目执行”，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典故。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党内取得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创新都源于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中国道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里所说的“奠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质基础，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三点尤为重要。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已经深深地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胜利前所预言的，建设的道路更长，更艰苦。为了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大量艰辛的探索。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那一代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创造才华。然而，后来这一探索却出现严重错误。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内乱，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问题，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
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二十几年，人民生活还是很贫困。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同时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也有不对头的地方。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搞的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从时代条件和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照搬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
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
翻阅1980年4至5月间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社会主義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这些谈话就以这句话为标题集纳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
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迅速摆脱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放权让利，进行承包经营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改革开放试验的成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但正当我们加快改革步伐，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中国道路却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和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但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右的倾向。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在历史上的失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对这种思潮进行反击，否则，人们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中国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为了保证我们的目标和步骤不受干扰和冲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此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理。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他多次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理论和他领导开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为三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我们进一步把它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内容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也成为了中国道路最基本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的谈话。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本质，他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一个尺度、方向和标准，即：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发，邓小平同志对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回答，进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历史的关口处，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胆识、睿智和远见、阅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别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谈话，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的确，社会在飞快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变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顺时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报》。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刊分两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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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近代以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互相交织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内涵的阶段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中心的各种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站起来”是指中国人独立自主的走向现代化，这条道路后来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为核心思想的话语。“富起来”主张寻求自身发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通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为内容的社会全方位变革。“强起来”则是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崭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自信”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强调只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中国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全新的选择机会，就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讲述给世界其他国家。对此，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以，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2〕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中国道路总结出来，形成理论，并讲给世界。
一、现代化——贯穿中国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般认识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的时间起始与科学技术革命的萌芽息息相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连;现代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系统、人文情怀等等，它不是一个固定内容的概念，其中蕴含的内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充实。
现代化则是指一个国家走向现代道路的过程，当现代以一个美好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时，人们便通过国家、民族等群体，向这一目标不断迈近。由于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对于现代化的解释也不同。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的过程，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现代化是指近现代以来，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第二种，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即经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第三种，从社会阶段将现代化解释为科学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变化的统称;第四种，从文明的角度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从这四种对现代化内涵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其次，这一过程发端于近现代的科学与技术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学与技术革命带来的从价值、文明到社会系统的深刻变革。
现代性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现代化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5〕，面对这一新变革所产生了新理论、新思考，出现了新的概括，这就是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现代性将人类社会视为无限发展的一个过程;第二，现代性认为要保证无限的发展，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制度以保证社会的效率;第三，现代性强调资产阶级启蒙时所形成的关于人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切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现代化是原因，现代性是概括现代化的学理语言，正是由于有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社会变革这些现代化过程，才有现代社会属性的现代性。〔6〕如果不能够对现代化进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现代化道路的现有实践，欧美现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义，可能其他所有国家都需要照搬欧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抽象出来，按照现代性的标准，很多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同样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为我们展示的是具体的实践方法，而现代性则是提供抽象的价值标准。
（二）现代化作为中国道路发展内涵的确定与嬗变
从目的来看，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实现发展，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对这一道路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实现方法的争论，但是在目的上，从没出现过动摇。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西方国家以“船坚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现在国人眼里时，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现代的内涵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最初的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所以满清王朝仅仅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后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进入到政治层面，这时变法、维新、立宪等思想就开始出现。五四运动之前的现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学习，照葫芦画瓢而已。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将西方现代化的属性直接总结为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更为清晰，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已经突破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经济思想、文化價值也进入到现代化研究的范畴之中;实践上，根据理论的不同观点，也开始了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尝试。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各种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潮、晏阳初、陶行知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等等。1933年《申报月刊》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词语开始使用，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固定下来。此后，对于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已经成为定论。〔7〕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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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主观抉择与客观条件的内在统一所规定,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场景、国际关系背景、国际共运背景和中国历史背景,因此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动摇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但要知道这一道路抉择的原点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当前新背景即条件的变化,才能看到发展,深刻理解和平发展的要义,也才能明了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历史场景
作者简介:曹泳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
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的抉择却是在20世纪。正如研究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脱离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研究一样,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也必须首先考察其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场景。回到最初的以及过程当中的国际国内实际氛围去认识发生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中国国内的变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国际上也发生着变革,世界历史也有了新的进程。中国选择走和平、合作、发展的改革开放道路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也有着大的历史和现实场景的基本规定,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正因如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有着不可动摇性。
一、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场景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随后扩张到世界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以西欧体系为基准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所包含的主权概念、外交习惯(包括谈判方式)、国际法、自由贸易逻辑大都起源于西欧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现代国际体系要到欧洲的中世纪去追本溯源。在西欧国际体系下确立的崇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的国际关系观,在亚洲、非洲当时的国际社会里却不存在。在欧洲向世界的殖民主义扩张所形成的国际殖民体系中,主权原则只适用于大国列强。可以说,西欧国际体系的扩展是以整个殖民地诸地域的牺牲为前提的,它向全世界扩张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殖民体系。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冲垮了殖民体系。新兴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从殖民体系下被奴役的客体上升为自主独立的主体,争得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主权地位。为维护国家独立和平等,新独立国家积极援用近代国际法,纷纷主张民族自决、禁止外国干涉、拥有对本国天然资源的主权。联合国宪章则是对这种主权原则的确认、维护和发展。20世纪殖民关系的彻底消失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无疑是世界政治的最重大进步。虽然调整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的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发端于西欧国际关系体系,但随着当今整个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原则也在变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对战争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当然,新的变化还在继续。而且由于制约国际关系的生产力、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加强,同样已经出现对国家地位、民族自决原则、国家独立主权的挑战。
总之,20世纪主权国家林立于世界,并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联合国等一系列合作性的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的有效保障。这就可以说明,20世纪国际关系体系发生变化的特点就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会增添很多新内容,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也在变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传统的政治观念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让新的国际环境去适应思想老套。然而观念的惰性往往比观念的发展更为突出。民族国家最早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虽然在国家关系的历史上,宗教十字军讨伐式的阴影在淡化,但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依然很浓。19世纪有过东西文化的剧烈碰撞,20世纪的冷战格局是因意识形态而划分为两极体系。信息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在瓦解着两极体系。这些特征说明,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战争和冷战氛围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线结束的条件已逐渐成熟和明朗,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已让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已经发生了新变化,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所要求的科技和国内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迫在眉睫,为此,一系列变革势在必行,包括国际战略调整在内的改革举措及其改革时代就因此到来了。
(二)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
在主权国家体系新的扩展进程中,主权国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模式,出现了不同的民族国家类型和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等新型主权国家。新独立国家具有共同的反映主权时代特征的目标追求,一般来说,这些共同的目标追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现代主权原则为基础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在国际上维护和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三是追求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富强。这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也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独立国家的外交思想中,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些方面会有不同的认识、解释,制订出不同的外交战略。一般来说,前两个目标的国际关系大环境在殖民体系瓦解后有了根本改观,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关系规则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长期存在),但第三个目标,也就是国家富强的现代化追求,却并非随着民族独立而自然而然地顺利实现;相反,其环境却变得严峻,道路曲折艰难。尽管现代化有着不同的模式和价值导向,但在解决了独立主权之后,经济增长和国力发展已开始成为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为它既关系到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即内部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交往环境能否改善即国际安全问题。
在主权国家体制下,传统的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各种新的国际战略和发展理念也开始呈现,暴力政治逐渐被和平政治所代替。虽然政治自由主义在跨越主权问题上可能久攻不下,但此时的经济自由主义却在向主权发起新的一轮猛攻。经济依赖关系成为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被普遍思考和利用的良机,国家战略更多地围绕它而生成和变化。
总之,世界历史进程到20世纪后期的国际社会状况是,生存竞争主题发生变化,武力争夺逐渐被新的资源争夺形式所代替。在殖民体系崩溃后以及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基本结束之后,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影响国家主权稳固性和国家安全性的关键因素。而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依然来自于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生产力飞跃发展。科技革命使得新生的民族国家有了飞跃发展的历史机遇,也使之面临被边缘化的巨大风险。如何解决好生存和发展问题,是新的世界历史时代所赋予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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