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古田会议作文字三篇(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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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古田会议字篇一

参加古田会议字篇二

1928年4月24日，朱德、陈毅与毛泽东在宁冈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25日，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第四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由于自从3月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失去统一领导，这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第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接任。

1928年6月中旬，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23日，红四军取得龙源口大捷，打败赣敌的第四次“进剿”，使红色割据区域不断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26日中共湖南省委分别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对敌我力量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致特委信中指示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须随军出发”，派杨开明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致军委信中指示“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1人，湘南农民同志1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3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看了湖南省委的信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不经过征求意见就已决定，未免太武断和轻率了。

30日晚，在永新县城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据理陈述了红四军不能去湘南的理由，指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分兵去湘南是危险的。朱德、陈毅等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会议作出了不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信的决议，大家都感到问题已经解决了。散会时，大家情绪都很振奋，毛泽东尤其高兴。7月4日，毛泽东受前委委托，以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信，建议省委收回成命。就在毛泽东上书后第三天，湘敌吴尚部进攻宁冈，红四军军委当即决定第28、29团回宁冈解危，第31团在永新阻击来自吉安方向的赣敌。

不料，7月12日当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28、29团攻占靠近湘南门户酃县时，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第29团主要由湖南宜章农民组成，家乡观念浓厚，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全团官兵闹着要回湘南家乡。朱德、陈毅连夜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说服29团官兵服从革命需要，克服思乡观念。于是先后召开了士兵代表会和全体官兵大会，由朱德、陈毅讲话，进行说服教育。但是，29团官兵根本不听，随军行动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决定，更加剧了事态的发展。

朱德、陈毅被迫允诺先回宁冈解井冈山之危后再去湘南，这样才勉强稳住了部队，使部队向宁冈回师。15日当部队到达酃县沔渡时，29团官兵再次提出要回湘南。陈毅在沔渡再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说服工作。因毛泽东在永新并反对红军去湘南，会议决定按照湖南省委指示取消红四军军委，改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改选陈毅为书记。这就是陈毅后来常检讨的，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第一次。

会后，陈毅写信给毛泽东，报告第29团要回湘南的情况。毛泽东闻讯后在永新立即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一天赶100多里送到，要求停止去湘南的行动。朱德、陈毅收到信后，决定次日停止行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休的情况下，陈毅只好提议派人回宁冈请示毛泽东再作定夺，杜修经当即自告奋勇前往宁冈。事情偏不凑巧，当杜修经飞马赶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却到永新去了。杜修经只见到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表态说：“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于是，杜修经连夜赶回沔渡。士兵们见他回来，纷纷问他，“走不走？”杜修经手一扬说：“走！”朱德、陈毅在再三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第29团孤军深入，不得不率领第28团同他们一起向湘南开进。7月24日，朱德、陈毅率部进攻郴州，先胜后败，第29团自行散回家乡，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4日，在江西宁冈县柏路村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在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下，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以解井冈山之围。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受敌重兵尾追和袭击，屡次陷入险境。为应付紧张的情况，使指挥便捷，2月1日红四军前委在罗幅嶂开会，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红军。2月11日，红四军在赣南瑞金大柏地伏击歼灭敌军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逐渐好转。但是4月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二月来信”，来信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朱、毛“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对中央来信，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于是，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

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信，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提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后来并没有实现。

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遣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从上海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由于刘安恭是中央派来的，一到红四军就被前委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23日，红军攻克龙岩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主张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要求恢复正式军委。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朱德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朱德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刘安恭等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求恢复正式军委。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认为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刘安恭和林彪的言论，显然违背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使红四军党内原来就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残余，都有所滋长和暴露。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法贯彻实行，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也难以继续工作。6月1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提出“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

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6月8日，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情绪激动地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地做解释工作。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在投票中，前委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白沙会议虽然取消了军委，但争论还在继续。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再次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当天夜里，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切同志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林彪的来信，并于6月14日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最后，毛泽东说明了请求离开红四军前委的原因。他说：“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出：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我个人身体太弱，知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毛泽东、朱德两人提出书面意见，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起发表，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毛泽东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十分重视，他期望通过这次会议，使红四军党内能在他所主张的路线上统一思想。因此，在七大召开前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要他做一个好的“决议”。但是陈毅在起草“决议”时，采取了两面维护与两面批评的“调和”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给予旗帜鲜明的大力支持。

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作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代表上届红四军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他针对部分同志对毛泽东领导的怀疑态度，指出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陈毅这种调和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其用心是为了红四军党内的团结，但其结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七大所接受。听了陈毅的讲话后，朱德作了解释。对陈毅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主义，毛泽东是非常不满的，他在会上最后发言，重申了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军委的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朱德、毛泽东不动，余由大会选举。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第二次。

党中央也在关注着红四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不久，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来信”，要红四军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7月29日，前委全体成员在蛟洋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有人提议由毛泽东和陈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毛泽东不愿意去，前委就决定陈毅一人前往上海。临走之前，陈毅专门来到蛟洋诚意地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对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说身体不好，不能回去。这样，就由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

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由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从8月底起，周恩来、李立三一次次来到陈毅的客房，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着重讨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陈毅还是坚持一贯态度，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他当不了前委书记。他说：“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李立三对陈毅说：“你看毛泽东如何？”陈毅也曾想到仍由毛泽东来当红四军前委书记，但当他想到红四军内可能有不少反对意见时，他又动摇了。李立三接着说：“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四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四军同志能不能接受？”陈毅担心毛泽东搞不好团结，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工作作风的，现在选择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人选。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使陈毅感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坚定正确，使他毫无抵触地坚决拥护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他对周恩来、李立三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进三步的。”周恩来高兴地提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陈毅很快根据周恩来的谈话要点起草好了指示信。

说完朱德将毛泽东的信交给陈毅，陈毅看了这封言词激烈的信，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想到红四军党的七大对毛泽东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陈毅说，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调和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陈毅主义”，他当即向朱德详细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上自己一封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信中写道：“从中央回来，于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另一方面和朱德等前委同志商定，开始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改选红四军前委。11月23日红四军攻占长汀城，前委决定，再次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

11月26日，毛泽东接到陈毅来信和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指示，读后百感交集，自言自语地说，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终于作出了正确的裁决。随后，他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纲领性文件。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至此，红四军党内的矛盾和争论，终于得到圆满解决，红四军在此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进入了—个新的发展时期。

(作者单位：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基础训练基地社科系第二政工教研室)

参加古田会议字篇三

为了落实学习型党组织规划年初确定的学习计划，加深我们对党史的熟悉，培养我们与红军的感情，让广大党员干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我们参加了由省党校组织的福建古田会议旧址学习活动。红色之旅尽管时间短，却使我深受一次丰富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使我真切感受到共和国江山来之不易，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来之不易!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紧密团结在以为的党中心四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而不懈地奋斗!

这次参观学习，我有一种朝圣的感觉，虽然里面的陈设简单，只是一些普通的桌椅，但我能深深地体会到里面凝聚了红军奋斗的历程，在这里也让我见证了中国革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片段。回首古田会议，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历史也证明，只有加强党的领导，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这次学习我们同时参观了湖里山炮台，感受了我们的先人为抗击侵略进行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国家只有强大了，才能不受别人的欺负，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的硬道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的红色之旅，让我感受很深。我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必须永远铭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党的建设十分紧要，必须始终加强;人民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必须紧紧依靠。

我们要继续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论形势怎么变、地位怎么变，我们都要坚持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心同德、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好。

总之，我将把此次“红色之旅”所汲取到的精神运用到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以实际行动，继续先烈遗志，努力工作，不断创新，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地鞭策自己要勤于思考，勤于学习、要以更高昂的工作热情、更认真的工作态度，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取得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