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参加古田会议字篇一
参加古田会议，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而不懈地奋斗!发展心得体会分享范例文。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参加古田会议心得体会范例文，欢迎大家阅读。
在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来到古田会议旧址，瞻仰这座革命圣殿。旧址不语，我心澎湃。当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跃然眼前，仿佛听到他们铿锵坚定地宣读《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如今，这里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旅游圣地，慕名者络绎不绝，或采撷风光、或缅怀先烈、或汲取有益于当代的治政睿思和经邦智慧。吸引人们驻足沉思的，正是古田会议绽放的真理光芒。
探寻真理的道路充满艰辛。历史的天空呼唤真理，在事关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深刻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以来经验教训，坚决摒弃旧式军队建军思想干扰，以实事求是和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冲破苏联模式和共产国际教条的严重束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科学结合，创造性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根本原则，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会议决议充满发人深省的精湛义理，饱含深沉强烈的危机意识，蕴藏振聋发聩的哲学智慧，以及言近旨远的理想追求，使其成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真理经凤凰涅槃般的洗礼，愈发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它驱散了笼罩在红四军头上的阴霾，指引着我党我军从此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真理总是闪烁着永恒的光辉。古田会议昭示我们：实践出真知，创新无止境。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变革，勇于创新，真理就能战胜前进中任何困难。80年来，秉承这一理念的共产党人探求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歇。古田会议所焕发的真理光芒，历经几代共产党人薪火相传，不懈探索实践，逐步丰富着毛泽东思想，相继发展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全党全军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当今时代，社会大变革、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复杂、严峻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危机就是转机，矛盾孕育着新的发展。面对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考验，我们重温古田会议，倍感真理历久弥新，永不过时。只要我们善于用现代眼光解读古田会议，从中不断汲取真理的力量和智慧，就能不断破解当前发展难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推动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先哲留嘉谟，后人当勉就”。80年前的古田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军光辉历程中的一座丰碑，为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作为后来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沿着先辈探寻真理的足迹继续前行，让古田会议精神火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推进历史车轮向前发展，这是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就是要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真学、真信、真懂、真用上下工夫，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就是要认真贯彻党的xx大和xx届四中全会精神，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要不断开拓思想政治建设新境界，打牢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部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让古田会议精神在不断实践、发展、创新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在洞察历史中揭示规律，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古田会议旧址，进行参观和瞻仰，体验红色之旅，仔细地聆听了讲解员的讲解，并认真地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等古迹。
【红色足迹意义重大】地处闽西的上杭县古田镇，在古木参天的辉映下“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马克思主义建设党和军队，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界限，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军的纲领性文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新的里程碑具有深远的意义。。
【回报祖国展望未来】学习没有休止符，事业没有完成时。虽时间短但收获丰，她必然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跑线，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为了落实学习型党组织规划年初确定的学习计划，加深我们对党史的熟悉，培养我们与红军的感情，让广大党员干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我们参加了由省党校组织的福建古田会议旧址学习活动。红色之旅尽管时间短，却使我深受一次丰富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使我真切感受到共和国江山来之不易，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来之不易!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紧密团结在以为的党中心四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而不懈地奋斗!
这次参观学习，我有一种朝圣的感觉，虽然里面的陈设简单，只是一些普通的桌椅，但我能深深地体会到里面凝聚了红军奋斗的历程，在这里也让我见证了中国革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片段。回首古田会议，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历史也证明，只有加强党的领导，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这次学习我们同时参观了湖里山炮台，感受了我们的先人为抗击侵略进行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国家只有强大了，才能不受别人的欺负，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的硬道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的红色之旅，让我感受很深。我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必须永远铭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党的建设十分紧要，必须始终加强;人民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必须紧紧依靠。
我们要继续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论形势怎么变、地位怎么变，我们都要坚持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心同德、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好。
总之，我将把此次“红色之旅”所汲取到的精神运用到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以实际行动，继续先烈遗志，努力工作，不断创新，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地鞭策自己要勤于思考，勤于学习、要以更高昂的工作热情、更认真的工作态度，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取得长足的进步。
参加古田会议字篇二
古田会议，是红四军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主要内容：
1、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v^以至于建立 *** 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2、确立了中国 *** 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 *** 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党组织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v^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3、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4、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v^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
5、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参加古田会议字篇三
;[提 要]古田会议作为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重要一环，其历史叙事在1929年12月召开后初步形成，随后历经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逐渐呈现为目前所见的一种兼具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叙事模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古田会议历史叙事中的两次重大突破：一是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后，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实现回归并得以发展;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突破了“文革”时期“左”的历史叙事，最终实现了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在客观性与价值性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九十年来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发展的结晶，也是后来的叙事者仍需秉持的原则。
[关键词]历史叙事;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作者简介]丁学儒（1995—），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蒋贤斌（1967—），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江西南昌 330022）
一、古田会议“宝贵经验”式的历史叙事初步形成
在分析古田会议历史叙事的形成发展过程之前，有必要了解古田会议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始末。红四军主力自1929年下井冈山后，红四军党内围绕着是否设立军委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1929年5月底，红四军在福建永定湖雷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同意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然而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情，军委不恰当地限制了前委的权限，这便引起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军委设立必要性的争议。6月8日，红四军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上做出撤销成立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自然也被免职）。此次会议虽然最终取消了临时军委，但是关于是否成立新的军委，军中仍有不同的观点。6月22日，中共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召开，会上对林彪、刘安恭的不当言论做了批评，对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意见表示肯定，然而会上朱毛二人意见依旧没有得到统一。②毛泽东认为成立军委“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实际上不需要的”[2]。朱德则倾向于设立军委，主要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提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3]。七月，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朱德于9月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试图解决军队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采取过度民主的做法，导致大会无组织地开了三天且收效甚微。这一系列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红四军中党的领导方式遭到质疑，以及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持续蔓延。
在上述背景下，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规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此后，古田会议历史叙事逐渐得以生成并不断发展。
因其召开的重大意义，中央军委宣传推广开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明令各地红军取消薪饷制，实行志愿兵制;取消党代表称谓，统一实行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明确规定军事与政治机关是平行机关。[4]1930年1月，周恩来为推动决议精神在全军的贯彻，在《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登了陈毅撰写的有关红四军建党建军经验的文章，并指出，“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5]。在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详细介绍了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的革命实践经验，尤其是古田会议召开后对决议精神的落实情况。[6]在这种宣传背景下，古田会议逐渐形成了周恩来提出的“宝贵经验”式的叙事模式。
这一叙事模式是古田会议历史叙事的基本形态，其突出特点是中央既作为参与者推进古田会议的召开，又充当叙事者积极宣传古田会议确立的原则。究其原因在于古田会议的召开与中央的意志相契合，主要体现为：一是中央与地方的问题导向相一致;二是古田会议的成果将中央的解决方案具体化。
第一，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中央与地方在军队建设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军队的领导权问题。古田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是要对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纠正，并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通过对古田会议召开始末的考察可以发现，红四军中的非無产阶级思想主要暴露于是否成立“军委”的分歧上，并且经过湖雷会议、白砂会议、红四军“七大”和“八大”，多次会议后都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此后红四军在几次军事行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挫败，红四军中党和军队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受到威胁，此时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以前所未有的形式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同时也是长期困扰中共中央的问题，此时红四军中出现的新状况，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突破口。
周恩来较早地发现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他在1928年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中指出：“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7]在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上，早在南昌起义时中共中央就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南昌起义前中央曾明确强调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得到顺利落实。[8]中共六大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发现，起义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军队中没有推翻旧的军事领导系统，军队中政治训练不足。[9]可见，土地革命初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未完全实现。
综上所述，从古田会议的成功举行到决议的具体落实，均有中央意志的参与，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古田会议在形成决议后迅速得到推广。
二、古田会议历史叙事的首次突破与成熟
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在早期呈现出正向肯定的趋势，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王明“左”倾思想逐渐影响革命的观念和行动，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原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在这个背景下，“宝贵经验”式的古田会议历史叙事迎来第一次挑战。
（一）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党内时期对古田会议的否定
（二）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在回归与应用中成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此前推行的一系列“左”倾错误得到清算，这为党内重新审视古田会议提供了前提。虽然红军中党委制没有明令恢复，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基本原则，在中央红军各部队得到了认真贯彻执行。[16]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得以突破“左”的束缚，实现向“宝贵经验”式叙事模式的回归，并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走向成熟，成为指导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王明“左”倾错误、张国焘叛党错误以及“皖南事变”的教训后，重点突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如在1941年2月中央军委颁布的《军政委员会条例》中，实际上恢复了全军团以上的“党委制”，继承了古田会议的核心原则。毛泽东将古田会议决议作为部队学习的重要文献，于1942年1月致信谭政、莫文骅，要求将决议发放到部队进行广泛学习，“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17]。1942年4月6日，谭政和莫文骅执行指示并发出训令，指出决议对当下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现实价值。[18]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编者在篇章按语里指出，古田会议决议的“立场方法与基本内容至今仍然完全适用”[19]。历经肯定——否定——肯定的过程后，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回归了自身的定位与基调。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叙事将古田会议精神的适用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唐天际表示，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中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肩负着战争和建设的两重任务，要求发扬古田会议精神来开展经济建设工作。[20]新中国成立后对古田会议的宣传彰显了古田会议历史叙事的现实力量，但这种力量并非某一叙事者的专属。在“文革”爆发后，古田会议被文革洪流裹挟纳入了“左”倾的叙事逻辑中。
三、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实现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古田会议在突破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后，得到党内的持续关注和宣传。但随着“文革”的发生，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再次遭到挑战，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并未否定古田会议的价值，而是走入另一个极端。
（一）“文革”期间古田会议被嵌入“左”的叙述逻辑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古田会议的叙述方式也引入了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文革”期间，将党史简化为两条路线斗争史的观念逐渐风行起来，在这一背景下，古田会议的历史叙事也不可避免地纳入“路线斗争”的“左”倾叙述逻辑轨道之中，相关论述也置于路线斗争的语境下进行。如1974年《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修改稿）》中认为，古田会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21]路线斗争叙述方式对古田会议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历史人物评价的叙述方式上。
首先，在古田会议召开背景的表述上，“文革”期间将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归结为路线斗争的结果。197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指出：“围绕着这个问题（即纠正错误思想的问题），在红四军党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22]1977年《学习毛泽东选集第1卷参考材料》中提出，这一决议是“我们队伍里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争取胜利的产物”[23]。这种“路线斗争”分析模式背后是叙事者选择性地忽视历史的复杂性，以变形的历史叙事为政治斗争做势。这种路线斗争的叙事逻辑进而影响了古田会议历史作用的认识和历史人物的评价。
摆脱“左”的叙事最直观、最具突破性的表现在于对相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改变。左志远认为，古田会议中分歧的解决为党和军队做出了表率，朱德、陈毅在争论中坚持原则，同样为古田会议基本原则的树立做出了贡献，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典范。[33]黄少群指出，与其他人的贡献相反，“实际上红四军‘七大前后，林彪正是当时错误思潮的兴风作浪者”[34]。1981年胡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介绍了古田会议在场人物的贡献，“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作了报告，陈毅传达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党中央九月来信”[35]。此后的党史资料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论述更加详实、更为具体、更具深度。除了上述历史背景和人物评价的变化外，改革开放后，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古田會议召开中的作用，古田会议决议的修订时间，决议的落实情况，决议表述方式等问题都取得了新进展。这一系列关于史实的研究成果无疑表明人们正从旧的叙事逻辑中走出，探求真实的历史。
近年来，在中国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古田会议精神愈加得到重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再次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38]。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如此总结道，“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39]。2019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纪念古田会议九十周年大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古田会议精神。[40]可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古田会议一再地作为一种思想力量对社会实践发挥作用，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这得益于新的叙事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叙述，充分发挥了叙事作为一种价值力量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实现了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四、结语
回顾古田会议历史叙事的演变过程，“宝贵经验”式的叙事方式虽是其主题与基调，但是真正支撑这一历史事件叙事发展的关键在于对两次“左”倾错误的突破。这两次重大突破各有其特点又彼此联系。第一次突破的实质在于，重新树立起王明“左”倾错误时期被否定的建党建军原则，并用于在战火中指导革命实践。第二次突破则是摆脱“文革”时期“左”的路线斗争叙事，将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建立在客观的史实之上，用于指导改革开放后新的实践。两次突破都在与旧的、“左”的历史叙事斗争中实现，并在之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展。
历史叙事并非只是一种消极解释历史的话语，它更是一种改造现实的伟大力量。当然这一力量对社会历史起推动还是阻碍作用，主要取决于叙事者能否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前进的规律，能否使主观符合客观，即将叙事建立在客观、科学的史实基础之上。
古田会议历史叙事形成的过程之所以曲折，是因为它深刻地受到叙事者政治立场的影响，叙事者往往为了现实利益而枉顾历史事实。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教条主义者否定了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委制，政治委员得以大权独揽，从而为“左”倾政策铺平道路。吊诡的是，同样受“左”倾思想影响的“文革”的“弄潮儿”们却极力宣扬古田会议。两种主张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两个极端年代叙事者的短视与他们对历史的轻蔑。若无法坚持古田会议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原则，那么人们将再次陷入这个怪圈之中。
注释：
①学术界关于古田会议的研究成果较多地集中在史实研究与价值研究领域，即探究古田会议的召开背景、基本内容等史实，不断完善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以及结合时代背景，总结古田会议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笔者回顾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时期对古田会议的叙事存在差异，而在目力所及的资料中，尚未发现对古田会议历史叙事的系统研究。古田会议研究的代表成果有：孔永松、邱松庆、林天乙：《关于“古田会议”历史背景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王健英：《中国红军史考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朝阳：《〈古田会议决议〉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探索及启示》，《学习论坛》2012年第28期。
②此前，林彪曾致信毛泽东以示支持，并攻击朱德，指责朱德惯于利用封建关系拉拢部下，在搞阴谋。刘安恭提出朱德是拥护执行中央指示的，指摘毛泽东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参见韩荣璋、陈朝响：《红四军“七大”至古田会议评述》，《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7]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8]赖宏.毛泽东与红军[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9]毛泽东选集[m].沈阳：东北书店，1948.
[33]左志远.重评古田会议[c].南开史学，1980，（1）.
[责任编辑：上官涛]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