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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一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是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也是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更是加快社会建设、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的需要。
人口老龄化导致长期护理需求快速增长，迫切需要对养老护理进行制度性安排。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约为2.95%，身体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比例约为13.90%，其他为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以此结合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可以推算出20xx年人口普查时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约为523.4万人。据预测，由于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影响，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将在20xx年突破600万人，20xx年左右突破1000万人，20xx年突破1500万人，20xx年达到1876万人左右。
根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福利性、普惠性、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为国民提供标准化的基本护理保障。具体来说，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统一性。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全国统一的制度，即在全国不分城乡、不分地区采取相同的制度框架。“碎片化”发展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弊端，多年来饱受垢病。一直以来，无论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是医疗保险制度，都存在着人群分割和地区分割。这使得制度的并轨和整合己经成为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出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的人群有别、先城后乡等情况，就要从制度建立之初就实施统一的制度，避免再走弯路。
(2)福利性。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再分配性质，必须有部分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以承担长期护理保险中的托底功能。公共财政投入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对部分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参保和使用服务进行补贴，确保低收入群体可以参与到制度中来，并确保他们可以享受到护理服务。对长期护理进行公共投入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世界上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大多在制度筹资机制中将公共投入作为重要资金来源。如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规定，在使用者承担10%后，剩余部分由保费和“公费”各承担50%。
(3)普惠性。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成为一项广覆盖的制度。广覆盖一直是中国在养老、医疗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同样也应该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目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后，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尽可能惠及全体人民。所有参保人员特别是老年人，只要是在需求评估过程中确认其符合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条件，都应该被纳入保险支付范围，尤其是要尽量将广大农村老年人纳入保障范围。
(一)覆盖人群。
根据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确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德国要求各类医疗保险的投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日本要求40岁以上的各类医疗保险参保人必须同时参加护理保险，而韩国则要求20岁以上的国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同时也是护理保险参保人。有研究建议，中国可实行“护理保险跟从医疗保险”的原则，参保人为18-65岁国民。但这一年龄范围与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险制度并不衔接。
(二)筹资机制。
政府补贴、保险缴费和使用者负担共同成为护理保险制度的筹资来源，是其他国家在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时通常采用的做法，如荷兰、日本、韩国等均采取了这种筹资模式。在不同国家的筹资机制安排中，政府补贴、保险缴费和使用者负担比例有所不同。德国政府补贴在33.3%以上，日本约为45%，韩国约为20%。使用者负担一般不超过20%，如日本使用者负担约10%，韩国的机构服务使用者个人负担20%，居家服务使用者个人负担巧%。但有不少研究认为，韩国使用者的负担过重。
(三)需求评估。
护理需求分级和评估制度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的关键一环，是确定保险给付的条件。所有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均建立了相应的需求分级和评估制度。如德国将长期护理需求分为三个等级，由德国医疗保险基金的医疗审查委员会组织评估；日本则将其分为七个等级，由地方护理认定审查委员会组织评估；韩国将其分为三个等级，由等级判定委员会组织评估。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护理需求的日益增长，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强。根据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福利性、普惠性、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为国民提供标准化的基本护理保障。其框架大体如下：以各类医疗保险参保人群作为其覆盖人群，即参照目前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将大部分在职人员和全部老年人纳入参保范围；建立政府补贴、保险缴费和使用者负担三源合一的筹资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护理需求分级和评估制度；实施实物支付、现金支付和混合支付相结合的保险给付。但是，基于中国目前护理服务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状况，要实施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必须进行一系列配套的制度改革和建设。一是进行养老护理机构的分级与分类。
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后，要将养老机构作为实现机构护理的主要力量，为此，必须建立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相适应的机构服务供给机制。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养老机构功能进行调整，推动大部分养老机构实现“医养结合”，向护理型的养老机构转变；其次，要建立一批专业性的护理机构，实现养老机构的功能性分类和层次性分级，即不同的养老机构具备提供不同等级护理服务的能力，实现服务的专业化和层次性。如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将机构服务分为设施服务、护理老人保健设施服务、护理疗养型医疗机构服务等三类。二是制定护理服务标准。护理服务标准包括服务提供标准和服务费用标准两类。服务提供标准是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需要对不同等级的服务给付确定相应的时间标准(如服务几小时)、内容标准(服务什么)、水平标准(怎样服务)。服务费用标准是指单位时间内使用某一内容、某一水平服务应支付的服务费用。制定护理服务标准的目的是，通过将护理服务标准化，保险受益人可根据评估结果事先了解自己可得到怎样的服务给付，而服务提供者则可事先了解自己应该提供怎样的服务，以及提供该服务可以得到怎样的报酬。三是制定护理产品目录。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给付还应包括一些护理产品的使用。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定护理产品目录的形式，明确服务给付包含哪些护理用品，每类用品允许使用哪些品牌的产品，其价格几何、费用如何分担等。护理产品目录有利于护理利用者和提供者选用合适的护理产品，引导双方合理利用护理资源。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二
文章分析了我国目前行政法所面临的挑战，认为构建行政法的理念根据主要有：第一，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一种相互间及时有效回应的对话机制;第二，应有区别地对待政府的行政行为。同时提出我国行政法理念建构的一些建议：实施多元化的行政主体;采取多渠道的信息公开。
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日，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没有完成而是处在了关键时期。这一时刻，社会充斥着各类问题，既包含长久以来存在的传统问题，也充斥着各种因社会急剧变化产生的新问题。为此，我国政府较之以往各个时期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在法治领域，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要求建构一套规范政府但又不使其低效的行政法体系。但由于我国的法治基础十分薄弱，在建构完整的行政法体系之前，首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寻找适合我国当前需要的行政法理念，以此指导我国行政法的转型。
二、当前我国行政法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我国行政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长久以来我国行政权过度膨胀造成的一些传统遗留问题，具体表现在行政主体的角色定位、行政行为的实施手段、行政责任的落实等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生事物产生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专业知识或技能素质的要求、高效抉择的要求以及政府权威的保持等领域。
在现实社会中，上述问题不是独立暴露出来的，而是相互交叉与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来自分工社会的挑战。
当今社会的发展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日益精细和专业化，而此特征在行政法领域的重要表现则是在众多涉及到部分特定领域的行政法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凭借所涉领域的专家来提供意见甚至直接做出决策。而对此领域陌生的人而言，仅依靠自身的能力和理性根本不可能对专家所做出的最后结果给与有效的评判。而根据法国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柯的观点：“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据此，政府决策的专业性要求，很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政府对话语权的垄断，妨碍公众对于行政行为知情权的行使。
2、来自信息社会的挑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公众没有有效的获取信息的平台，信息的发布往往被政府所垄断。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则增加了新闻媒体这一新的途径，但依然只是被动的参与者而已。而在二十一世纪末期，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信息的传播速度成倍的提高而且诞生了各色各样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平台，公众不再是单纯的通过为数不多的渠道被动接受信息的人群，而是多渠道的信息接受和发布为一体的人群。与之相对应的，我国当前行政法的理念依然停留在大众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的基础之上，因而在面对众多突发性社会事件的情况时，政府往往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使得公众有可能被夸张或不实之言语所绑架。
3、来自公民社会的挑战。
自三皇五帝产生以来，无论我国的政治制度如何转变，我国的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时依然秉持着一种“家长主义”的观念，行政主义将自身视为以为有着无上权威和责任的父亲，而将民众看作需要照顾的“子女”。因而，在社会实践中，无论是行政法规还是政府官员所表现出来的往往都是一种“盛气凌人”态度，不喜欢与群众沟通，而喜欢直接做出命令。在古代社会，由于不平等的思想存在的缘由，一位仿佛如慈祥并负责的父亲一样的官员往往被称颂。但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使得公众排斥来源于不平等“父亲”所做的决定――即使这个决定有利于公众。
4、来自风险社会的挑战。
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自然灾害，还新增了各种与新资源、新技术与新产品相伴随的人为灾难。无论是著名的前苏联核电站爆炸还是近几年哈尔滨化工厂化工原料泄露，都给予了政府新的责任――在突发高危灾难发生时的应对应急能力。总之，在这个无处不存在风险的社会，政府将不仅仅满足于守夜人的角色而要发挥更为能动的作用。
三、我国行政法理念建构的一些建议。
上述问题的产生并不局限于当前的我国，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状况，有些也持续到今日。因而国外的学者针对上述问题也有着各种不同的思考。其中获得普遍认可的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哈贝马斯的“商谈主义”。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理性的对话，最终获得更为和谐的结果。而在法治领域中，事实与规范不再是僵硬的相对应，而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商谈，寻找出二者实际利益的切合点，以此为基础最终形成一种相互间及时有效回应的对话机制。
二、美国行政法学界所流行的“能动的行政法”。由于美国的法治发展历史较长，因而其行政法的理念也相对较为成熟。根据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各类问题和危机，美国行政法学者认为行政法应区别对待政府的行政行为。在涉及到基本人权的领域，要严格限缩政府的权能;而在涉及到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则允许决策公开化的情况下给予行政主体应有的尊重;此外在发生非常规事件之时，预留给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的空间以及容忍可能造成的风险。
针对现阶段我国行政法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挑战，针对行政法的理念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实施多元化的行政主体。
长久以来，我国的行政主体往往仅指单一的政府，其余履行部分行政职能的机构也在政府的完全掌控之下。而世界的发展潮流则是多元化的行政主体。因为政府作为拥有较为强势地位的公权力机关，为维护其自身的权威往往采取强硬的一种态势，而现代社会中，不少行政法所处理的领域内，需要的不是一条生硬的命令而是有效的沟通。因而建立除政府以外的行政主体既可以缓解政府和民众间的一些对立而提供一种较为和谐的沟通平台。此外在涉及一些较为专业的领域之内，委托具备较高专业素养的第三方来行使职权，则可以有效的促进决策的合理性。
2、采取多渠道的信息公开。
重大事件中的“微博直播”已然证明过去政府对于信息的垄断能力已经大大降低，这一状况的改变要求政府应该转变对于公众知情权的态度，相信群众的理性。当今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已经规范了听证程序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但在现实中并没有很好的落实。因而，当前我国在传统的政府信息公开的领域范围内不仅仅要做到公开，并且要做到积极公开，使得公众能充分的了解行政主体决策的过程，从而达到使其认可最终的行政行为。此外，面对各类新的信息传播媒介和平台，政府应该大胆的去利用，在可能形成虚假信息之前将真实的信息提供给公众，使得公众获得正确的认识，与此同时树立政府的权威。
四、结语。
我国行政法理念的转变绝不是一时可以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的法治与法学的发展不成熟，更因为只有不断更新的行政法理念才能更有效的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希望通过分析当今社会的不足以及可能有效的几点思考，试图展现出一条建构行政法理念的探索方法。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三
摘要：近年来，农村生产力大幅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大有提高，但是农村经济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管理有很大漏洞等。探究农村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影响的因素，对于改进农村经济现有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农村企业；农村经济；贡献；影响因素。
1农村经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很大的比重，农村经济也是全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中的重要的一环。农村经济的发展体现着我国民生基础的巩固，其甚至不仅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甚至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不容小觑的贡献。在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的战略目标背景下，农村经济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尤其以生产发展作为基础的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更是凸显了发展农村经济对于构建整个农村和谐体系的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
(1)农村交通条件比较落后。农村与外界联络的道路不通畅极大程度地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脚步，阻碍了物资运输、人才交流等。
(2)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除了交通条件外，农村的许多基础设施都需要改进，例如网络、通讯，还有最基础的物质保障：水、电等。如果连最基础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证、基础设施得不到完善，那么想要推动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将会十分有难度。
(3)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对落后，尤其经济管理存在漏洞。农村经济结构十分单一，各种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也较为低下，尤其经济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资金管理缺乏规范性。由于农村生活条件以及待遇限制，导致专业的经管人员大量缺失。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四
两年前的“莫兆军事件”曾在我国司法界引起强烈震动。9月，广东省四会市法院法官莫兆军开庭审理李兆兴告张坤石夫妇等4人借款1万元经济纠纷案，当时李持有张夫妇等人写的借条，虽张辩称借条是由李等人持刀威逼所写，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莫兆军经过审理，认为无证据证明借条是在威逼的情况下写的，于是认为借条有效，遂判处被告应予还钱。同年11月，张坤石夫妇在四会市法院外喝农药自杀身亡。事发后，经公安查证老夫妇所述确实，莫兆军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捕受审。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沿袭“死人为大”陈旧习俗，各媒体充斥对莫兆军的谴责，《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现代版》等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和标题随处可见。尽管如此，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却对莫兆军作出了无罪的判决；今年夏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检察院的抗诉意见，维持一审的无罪判决。这一起令社会、尤其是司法界关注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但是这起案件让人们得到一些启示。
作为一名公证员，我自然联想起这些年来那些因采信虚假或不实证据造成公证文书发生错误而被媒体曝光的事件，这些事件中的经办公证员无一幸免，悉数卷入旋涡，并均以被处分、包括受刑事处分作为结局。从“问题”的严重程度看，当属莫兆军为过：公证员采信虚假证据，证件材料在形式上无疑义，也无人提出异议，但莫兆军采信证据时，则有当事人当庭提出异议，此为一；其次，当事人提出李等人“持刀威逼”的行为属刑事犯罪，按有些人的说法“莫兆军理应引起重视”，公证员则无此“麻木”问题；第三，莫兆军采信错误证据的结果是造成两名当事人死亡，而公证文书尚未造成致人死亡这样严重的后果。但处理的结果又为何如此的迥然不同，究其原因，法院对莫兆军作出无罪判决，依据的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明确民事诉讼活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任何一方无法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就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结果。据此，莫兆军在被告未就其主张的借据是受原告胁迫而写提出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是符合民事法律证据规则要求的。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出现新证据而改变裁判”的.情形不属于追究错案责任的范围。因此，虽然事后证实莫兆军所作的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新闻媒体、检察机关甚至部分法官在事后提出了大量不无道理的“应当”，但这一切均不能成为莫兆军有罪的理由。反观公证，我们发现公证竟然没有证据规则！由于没有证据规则可援引，更没有免责规定可依照，公证员采信的证据如有问题，他难以自证其已尽责，即使社会有认为他已尽责的意见和应当免责的呼声，也不足以与那些“应当”的理由相抗衡，他得根据由公证文书造成的后果和那“应当”呼声的强烈程度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这在社会信用程度不高的今天，公证员无疑成了一种风险极高的职业，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因为这种风险是公证员依自身谨慎、努力所无法克服。难怪有公证员作出这样的“总结”：现在每多办一件公证，就是往自己身上多安装上一颗定时炸弹。
当然，没有证据规则，远不只是公证员的职业风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下称《条例》）规定，公证得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公证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有一定的程序作保障；而要保证公证事项的真实性，严格的证据规则则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证据规则，证据采信标准不确定，势必造成公证员各自根据其知识、经验、能力甚至是性格来决定如何取证和采证的局面，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当然得不到保证，公证文书也就无法担当民诉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从而公证就失去存在的必要，我国年轻的公证制度生命危殆！这才是问题严重性之所在。
二、我国公证证据制度现状。
（一）我国公证远未形成证据规则，有的只是少量、零星的关于证据收集、审查的原则性要求。
1、我国公证法规、规章有关公证证据规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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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五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我国从20xx-共发生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18762起，这也意味着环境污染事故平均每天有4起发生，这些环境污染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亿元。巨额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受害者仅能得到少得可怜的赔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此时，推行具有“分散风险功能”的环境责任保险有重要意义。环境责任保险是由公众责任保险发展而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不断重视，各国的环保法纷纷出台，环境责任保险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整体处于起初阶段，存在环保法律法规小健全、险种少、费率高、赔付率低等问题。本文通过介绍国际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概况，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较成熟的美国进行分析，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想。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承保被保险人因污染包括大气、水、土地等环境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或治理责任的责任保险。其中，责任风险是指法人或公民因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损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依法应对受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在我国，20xx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明确对于环境污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是指即使没有过失也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建立相应的社会化承担机制，无过失责任原则使企业面临较大的赔偿风险。
在实践中，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有三种模式: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制度，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制度。分别以美国和瑞典为代表，以法国为代表，以德国为代表。
对于承保机构，主要有: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门保险机构承保方式，二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联合承保方式，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由现有产险公司自愿承保的方式。
对于环境责任保险保单的承保方式，主要有两种:事故发生制和赔款发生制。事故发生制是指承保的损害事故必须在保险期限内发生，而索赔可以在以后的任何时候提出;赔款发生制是以索赔时问为准，索赔必须在保险期问或后续的扩展报告期内提出，事故则可在保险期问或之前的追溯期发生。
针对承保范围，保险人一般只承保突发的、非故意的社会经济活动、意外事故及小可抗力导致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对于污染性企业正常、积累性的排污造成的损害可特别承保。
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环境风险小突出，环境责任案件较少，由公众责任保险直接承保环境污染风险。随着工业化进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大立法强度，相继颁布《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有毒物质控制法令》、《自然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1980年环境综合治理、赔偿和责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污染者采取严厉的货币赔偿和刑事制裁。巨额赔款和高额罚金使一些非故意污染企业面临破产风险，由此环境责任保险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
美国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危险物质，即经鉴别有危险特性的固体、液态废物、《清洁空气法》列举的危险空气污染物，以及任何有毒污染物和高度危险的化学物质为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涉及对象。由1988年成立的专门的保险机构环境保护保险公司进行承保。
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约定的限额下，被保险人污染环境而造成邻近土地上任何第三者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二是以约定的限额，承担被保险人因污染自有或使用的场地而依法支出的治理费用的.自有场地治理责任保险。由于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不确定并且危害较大，保险公司一般只针对突发性的、非故意的事故承保，但企业正常的、累积的污染损害也可特约承保。
针对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美国采取有限赔偿制，通常约定的赔偿限额有4种: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累积最高赔偿限额、被保险人的自行承担的赔偿额。以特定场所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单为例，它适用赔款发生制，并规定一次污染事故的所有索赔当成一次损失事件，适用一次赔偿限额，只扣除一次免赔额。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有长尾效应，为明确保险责任，往往在保单中使用“日落条款”，即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为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
此外，美国也通过社会力量保障环境安全，设置了为防比废弃物污染的舒坡儿基金，并在《1980年环境综合治理、赔偿和责任法》中规定由该基金支付尚待责任人归还的清理费用。
我国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小健全，现有的法律规定了污染企业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主要针对损害赔偿和治理污染费用，但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实践操作性，加之污染企业往往是当地纳税大户，地方政府处理事故纠纷时多有偏袒。法律的完善与执行是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我国应建立《环境责任法》，明确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并具体制定相关的赔偿、惩治措施，完善立法，严格执法。
3.1环境责任保险应采取强制保险为主、任意保险为辅的模式。
目前我国公民环保意识小高，企业相比环境保护更注重经济效益，所以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他们小会主动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内部化，也就是说，完全任意责任保险在我国无法实行。可在核燃料生产、火力发电、采矿、石油化工、印染等高风险、高污染的行业实行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在商业、公共事业等低风险行业由政府进行引导，鼓励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3.2实行保险公司联合承保的方式。
由于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小成熟，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巨大，单一保险公司往往无法承担如此大的风险;而如果效仿美国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进行承保，政府的负担过重，也是对现有保险公司的一种资源浪费。因此，可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在现有的财产保险公司中遴选合格的保险公司进行联合承保，同时进行再保险分散风险。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六
：目前，我国对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案大部分施行的是个案纠纷解决的方式，这使得污染产生之后，责任者因无力承担巨额赔偿而走向经营困难甚至是破产的境地。对受害者来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加剧了社会矛盾。因此，分散企业巨额赔偿风险，完善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体现法律的基本价值，维护法律的权威，成为了当务之急。
：环境责任保险；困境；完善。
随着一年一度的供暖时节的到来，辽宁等地迎来持续的六级严重污染天气。沈阳pm2.5浓度爆表，一度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引发人们深思。如何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补救，如何通过法律对污染受害者权益进行保障，是本文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
环境侵权是侵权行为的一种，即因人为活动对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野生物种、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等各种天然的或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施加负面影响，导致环境质量急速下降，从而使人民群众的公众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生存权遭受损害的侵权行为。而所谓的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相当数额的保险费，当投保人从事法定或约定的保单上的活动导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而应当承担环境治理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在事先约定的责任范围内向第三人，即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简而言之，就是投保人未雨绸缪，以事先缴纳保险费的方式，将突发的环境污染造成巨额赔偿的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为投保人行为买单的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施行，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减少污染事故发生；有利于迅速应对污染事故，及时补偿、有效保护污染受害者权益；有利于借助保险“大数法则”，分散企业对污染事故的赔付能力。目前，鉴于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健全，在我国构建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大势所趋的必然之举。
20xx年7月5日，某公司生产原料泄漏扩散，导致厂区附近农民庄稼和鱼塘受损，当地环保部门经现场抽样调查及后续送检分析，判定本次事故为污染责任事件。保险公司根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款，认定该起环境污染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对该起事故造成的损失及清理费用，赔付28万元。虽然这是一起成功的环境责任保险赔付事件，但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由此类赔付事件而引发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弊端也显而易见。
2.1违法成本低，缺少强制依据，企业主动投保意愿不强。
20xx年，山东省青岛市环保局在其官方微博上晒出了对青岛崂特啤酒有限公司的罚单：崂山分局在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中发现，公司排放的水污染物氨氮、cod浓度分别为15.2mg/l、66mg/l，分别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2.04倍和0.32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崂山分局对其处以罚款654元。如此荒谬的`赔偿金额却是依照法律法规施行的，恰恰反应了环保处罚的现状。在发生污染事故后，企业的民事赔偿实际上只承担了直接财产损失和应急处置费用，大部分生态损失是没有承担的。而生态环境却是此类污染的直接受害体，是环境承载体的受灾因素，是最需要补偿与保护的。而现有处罚制度的缺失造成企业赔偿金额的微不足道，使企业完全能够负担，根本不需要通过环境责任保险为自己分散风险。同时，我国在施行环境责任保险初期，盲目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采取了任意性环境责任保险模式，即国家或政府并不强制，企业按意愿自由投保的原则，这并不符合发展中的中国国情，反倒迎合了企业能省则省的心理，造成企业参保率不高。
2.2保险责任范围过窄，保险产品单一。
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关条款来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责任范围只有第三者责任、清污费用和法律费用三项。而其除外责任即不赔付事项却有二十三项之多，其中的不公平性不言而喻。例如，保险公司只将突发意外导致泄露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作为赔付事项，而将企业排污造成的污染排除在理赔范围外。而是否是意外事件又由保险公司界定，企业能得到的理赔事项太少，保险公司责任范围太窄，企业的投保维权之路异常艰难。
2.3投保费用设置不合理。
从相关保险公司统计的近几年数据来看，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在2.2%～8%之间，而其他险种的费率则都是千分之几。我国现在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际上是事故险，发生的概率很低。而概率低就导致赔付率低，赔付率低以后，企业就没有积极性了。即买五元钱的保险，环境责任险只能赔付100元，而其他险种却由保险公司赔付1000元，相对而言，较高的保险费率以及如此低的赔付率造成企业对投保环境责任险持观望态度。
2.4没有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新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责任保险的条款只有第五十二条“：国家鼓励投保环境责任保险。”规定相对原则化，并无实际可操作性。在其他的部门法和实体法中也有同样问题，此类法律法规无法帮助企业和受害者解决实际问题。受害者在遭受环境污染后只有通过向行政机关投诉或诉讼手段进行维权，受害者往往无力承担高额的诉讼成本而撤诉，而企业大部分有地方政府庇佑，这使受害者很难胜诉，即使胜诉也很难执行，从而获得应有的赔偿。
3.1多种保险模式相结合。
由于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频发以及企业投保意识不强，因此可以采取以任意责任险为主，强制责任险为辅的模式，按企业经营模式来划分投保模式。例如对食品、旅游等相对发生污染机率小的企业，可以采取任意责任险，由企业自行选择是否投保。而对于重金属采选、冶炼石油开采与运输、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与开采等较易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且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危害较大的企业，则要施行强制责任险，将购买环境责任险作为企业正常运行的一项必备要素，用以分散风险。同时，对于购买保险的企业，政府可以在税收、拨款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减少企业损失，同时增加企业购买积极性。
3.2保险产品多元化。
保险种类的单一也是投保率低的原因之一。保险公司可以开发适宜的险种以供企业选择，如海洋污染责任险、水污染责任险、核辐射污染责任险等。同时，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创新发展，保险行业要加强风险数据共享，强化风险管理服务，健全损害赔偿制度，完善配套制度设计，帮助企业做好风险评估和管理，让企业了解到自身的风险有多严重，并给企业提出风险防范建议。在保险赔付项目方面，企业与保险公司需进一步探讨环境污染的间接损失以及生态损失的转移方式，以期最大限度地对受害者或受害体进行赔偿与维护。
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应针对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施行差别保险费率、公司弹性费率等。根据排污能力、企业风险程度以及被保险人信用等确定费率，同时有逐年增加或递减的制度，以激励投保人促进技术革新，降低污染的排放，防止污染事故的发生。同时，费率的制定也可充分听取专家及民众的意见，让公众充分参与以保证费率制度的公平、公正及科学。
3.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保险立法，为环境责任保险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依据与保障，成为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点。首先，要确立环境责任法的法律地位；其次，要在法律条文中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具体事项如投保的对象、模式、评估、理赔等加以明确。同时可以优先制度制定地方性法规，待可行性较高时，再向全国性法律予以推行。
环境事件频发，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决定的，也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共同面临的挑战。这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极端表现，是粗放式发展必然结出的恶果，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吞下这一恶果的必然出路。如何继续完善这一制度，也是笔者将持续关注的问题。
[1]李靓.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思考[j].调研世界,20xx(4).
[2]李凤英,毕军,曲常胜,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框架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xx,19(4).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七
随着“最难就业年”难度年年刷新，对如何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探讨也成为了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又一新思路。本文首先从大学生失业的特征、社会稳定的需要以及我国失业保障体系的完善三个方面论证了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然后进一步分析目前大学生参加失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障碍，最后对建立一个以强制参保、三方共同筹资、突出就业导向、严格资格审查为特征的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提出了初步构想。
随着国际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国内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时期，我国近年一直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自上世纪末实行大规模高校扩招后，应届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而同期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因而大学生就业难题格外突出，“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部分大学生面临的客观现实。但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失业保险起步较晚，覆盖范围及保障措施均在改进与完善中，对于大学毕业生———这一知识失业新群体，失业保险体系并未考虑在内。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除了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大学生自身转变就业观念、高校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式外，也有必要从更完善的社会机制层面出发，为大学生构建一个长效的失业保险制度。
(一)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符合大学生失业的特征。
首先，大学生失业属于典型的青年失业，在中国这是一个结构性而非周期性问题，目前并没有创造足够多的高质量工作岗位来吸收高等学历毕业生，因此大学生失业风险应属于社会风险，理应通过社会保险的机制进行处置。第二，作为有一定知识含量和专业技能力的青年人，大学生失业是“知识失业”。所谓“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的表现。知识失业不但造成人力资源的空置与浪费，更使家庭及社会的教育投资不能有效实现收益，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时各方力量共同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必然举措。第三，大学生具有可塑性强，存在继续学习的巨大潜能，其失业大多是由于心理预期过高、求职经验不足、供需信息不畅等造成的短时期的摩擦性失业，适宜通过建立有效的失业保险制度缓解该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xx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披露，在毕业两个月后，接受调查的应届毕业生失业率为17.6%，而今年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xx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显示，20xx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半年后有7.2%的人处于失业状态。虽然调查与统计方法不同，但仍可大致反映出大学生从毕业时到半年后就业情况的变化。
(二)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
失业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失业率上升必将引起社会稳定。一方面，青年大学生未就业先失业，容易因挫折情绪而心理失衡，进而产生心理疾病和不良嗜好，甚至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成为社会危害。另一方面，如今大学生中大多数已是独生子女，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对孩子教育与培养已经成为大多家庭最重视的内容。由于寄托了太多希望，倾力教养的子女大学毕业后却面临失业对一个家庭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忧虑失望等负面情绪。家庭是社会化的细胞，家庭生活不稳自然也不会社会的安定和谐。另外，严重的大学生失业还会引起“读书无用论”、“大学生过剩论”等公众言论与情绪，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因此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青年和大学生失业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的就业。大学生群体纳入到失业保险范畴中既能为毕业后没能马上就业的`大学生解决大学生的基本生活问题，使个人与家庭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均能得到一定缓冲，更能配合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帮助他们尽快调整适应社会角色需要，避免长期失业。
(三)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国失业保障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劳动力供给者一样，都可能面临失业的潜在风险，因此就应该通过失业保险制度来转嫁失业风险成本。但根据1999年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目前我国失业保险主要覆盖了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另外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纳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很明显对于大学毕业生等新的失业群体，正式制度并未考虑在内。相关政策中，专门针对大学毕业生失业保障措施的只有20xx年开始实施的大学各生“失业登记制度”，对进行失业登记的毕业生，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将发放就业服务联系卡，对其进行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对有家庭困难、求职困难的登记毕业生将纳入重点帮扶范围，对创业的大学生发放小额贷款等。但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各地的统计情况看，主动进行失业登记的失业大学生均远远低于实际失业人数，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宣传不足外，根本原因还是就业困难补助、就业援助措施等缺乏专项基金的支持，保障力度弱，针对性不强。从长远看，失业保险制度覆盖面狭窄、参保率低制约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逐步将失业大学生群体纳入保险对象既是真正解决他们后顾之忧的有效途径，也是完善我国失业保障体系的必然要求。
(一)不具备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资格。
按照现行《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失业领取待遇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是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而大学毕业生失业一般都是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在毕业后一段时间无法得到稳定工作，因此他们都不可能达到“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第一个条件。而且由于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经历，所以也不是“非因本人的意愿中断就业而又愿意就业者’，从而也无法满足享受待遇的第二个条件。从制度未来发展看，“缴费满一年”不仅将大学毕业生排除在了保障范围之外，也是成为了灵活就业者、个体工商户等群体参保的最主要障碍。但该条件一方面明确了就业、与失业状态的区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保险原则，所以不可能简单取消，而应该根据不同参保群体的实际情况给予调整和细化。
(二)大学生参加失业保险缴费难以确定。
保障资金来源是实现大学生失业保险保障功能的首要保障。一般来说，社会保险的资金筹集应由个人、用人单位以及政府共同筹集，其中最主要来源为用人单位缴费。但由于大学生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要享受失业保险，其费用只能在在校期间筹集，且筹资对象只可能是学生个人及家庭、学校和政府等。而且在校学生没有工资收入，也不可能像普通参保这一样以个人缴费工资为基数、按照固定的缴费比例确定缴费数额。所以如何为确定资金筹集标准，以及如何分配各方的负担，就成为了大学生参加失业保险的又一障碍。首先，高校收费制度改革后，逐步提高的学费标准已经使得中国众多城乡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如果由他们单方缴费责任显然不利于制度的推行。其次，如果个人和家庭不承担缴费责任，光由政府税收负担，失业保险也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失业保险，而成为失业福利，不但政府负担加重，与其他参保群体间的公平亦难以实现。再有，高等院校虽然现在均设置了就业支持的专项经费，但以此设立大学生失业保险也不可能达到保障的目标。
(三)自愿失业和道德风险问题突出。
失业保险的对象并非所有无工作的劳动人口，而只应是非自愿造成失业后有继续就业意愿及行动的失业人口，但在实际操作中，要甄别主动失业还是被动失业、是否确实有就业意愿以及是否存在表面失业、隐性就业难度非常大，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相较其他社会保险险种严重。而大学毕业生的一些特点，使得该问题更加突出。首先大学毕业生年纪轻，相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较小，甚至很多因家境良好就业态度并不积极，如果不用工作还能获得失业保险待遇，结果必将出现“养懒汉”的现象。第二，大学生毕业生通常缺乏社会经验，抗挫折能力较差，很可能因为心理预期过高、就业能力不足等原因出现在求职中过于挑剔，受挫后又消极等待的情况，而失业保险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些毕业生的“能就业但不就业”依赖思想，对于形成积极的就业态度和正确的就业观不利。第三，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尚待提高。这个问题在已经实行多年的助学贷款制度中表现明显，助学贷款的本是国家为了帮助一部分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要求商业银行对贫困大学生发放的政策性贷款。但在实施中出现了学生编造理由申请贷款、还贷不及时甚至不还款的现象，可想而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高，灵活就业人数不断增长，如果缺少诚信体系和严格的资格审查，纳入失业保险的大学毕业生也可能在享受待遇的同时隐性就业，产生骗保行为。
(一)参保原则:强制参保。
1.参保对象。本文中的大学生失业保险应该包括在普通高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即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统一纳入(在职学习、委托培养等毕业去向确定的学生可除外)，他们虽然学历层次有差别，但面对的风险类似，适当扩大保障面更有利于分散风险。
2.参保原则。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自愿参保有利于大学生失业保险的建立，但笔者认为这忽略了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专业就业前景好、个人能力强、准备充分以及能够获得各种支持的毕业生失业的可能性较小，投保的积极性就弱，而冷门专业、自身条件缺乏竞争力的毕业生则会因为对失业有更高预期而愿意投保，且在投保后产生道德风险的动机更强。由此导致的后果则是制度因集中了高风险人群而支出增加，进而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费用。相反，虽然强制参保在制度推行初期可能面临一定阻力，但却能使失业风险得以更好的分担，保证制度以较少的投入提高更有效的保障，这也是社会保险区别与商业保险的特征与优势。因此，大学生失业保险应当明确强制参保的原则。
3.制度建立方式。可以考虑在初期先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初期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也可得到修正和完善。但碎片化的制度并不利于长远发展，因此待条件成熟后应该逐渐纳入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中。
(二)费用筹集:三方共担。
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除了个人是损失的直接承受者外，也会通过就业率、口碑等影响学校的声誉及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和闲置，增加了社会成本的投入，因此大学生本人、学校和社会都存在保险利益，理应共同承担筹集保险费用的义务。个人缴费可以以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参照现行失业保险筹资标准确定相对固定的缴费比例征收，对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可以视情况降低比例征收或免征。由于缴费额固定，为了操作简便可以不采用按月缴费的方式，而是在毕业前一年收取学费时一次性统一代征一年费用，这样使大学生符合了现行制度中“缴费满一年”的资格条件，也便于制度的统一与整合。学校承担部分一方面可以要求从收取的学费中提取固定比例，该比例尽量控制在不会对学校造成负担的较低水平，也可筹集到相当可观的基金。另一方面还可从学校获得的其他经营性收入中，按照其就业率高低设置差别费率或浮动费率，直接激励学校完善专业设置、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财政则应每年固定拨款作为大学生失业保险的专项基金，同时社会各界的公益性捐赠也可成为一部分基金来源。多渠道所筹资金应设立大学生失业保险专项基金，由专门的机构负责，专款专用，适当结余的部分也应通过专门基金运营机构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三)基金支出:突出就业导向。
失业保险由于对象特殊，其保障功能并不只限于为失业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还应包括促进就业功能。目前世界各国失业保险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就是促进就业的倾向越来越浓，从过去的传统的失业保险向积极的就业性保险过渡。因此，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支出设计必须突出就业导向，这不但是大学生及其失业的特点所决定，也顺应了国际方向与趋势，更可成为解决我国失业保险“重生活保障，轻就业促进”这一明显短板问题的改革尝试。用于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的支出应当控制在50%以内，否则将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促进就业的各种措施。首先，单纯的生活补助标准应控制在较低水平，甚至等于或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样可以有效预防“失业陷进”和降低道德风险，而且多数毕业生仍然可得到一定家庭经济支持。第二，待遇给付期限不能超过12个月，这是由大学生缴费时间短和大多为摩擦性失业所决定。第三，待遇给付期中待遇应逐渐递减，避免产生求职惰性。第四，除基本待遇外，可设立与求职相关的补贴项目，如交通补贴、培训期间伙食补助、通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奖励性待遇等，保证积极求职者能够得到更多帮助。第五，适度向特殊群体倾斜，针对困难家庭的失业者可额外申请特困补助，还应设立失业者医疗补助。应当保证足够的支出用于就业促进支出，主要措施应包括:第一，就业指导，培养专业的职业指导人员队伍，负责跟踪对每个失业大学生的状况，每3个月必须与失业者面谈一次，帮助整理求职材料，提供求职建议和招聘信息。第二，就业培训，针对市场需求直接提供职业培训或者补贴失业者的职业培训费用，这是各国解决年轻人失业都十分重视的内容。第三，职业介绍，除建立高效的供需信息平台外，对于成功介绍的其他机构发放职业介绍补贴。第四，补贴提供实习岗位的企业，对于有招聘意向的企业，补贴部分实习期间工资。第五，支持创业，整合现有的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包括创业指导、提供贷款、手续代办等。
(四)道德风险:资格审查。
大学生失业保险的享受资格应当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大学生毕业后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从毕业到失业登记领取待遇中有一定间隔是必要的，3—6个月为宜，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状况适度调整。第二，非自愿失业并进行失业登记。必须通过学校、社区渠道等核实其就业情况和家庭情况，排除主动失业和隐性就业的申请者。第三，有工作要求并积极寻找工作。对于拒绝接受合适的工作、没有采取合理的行动去谋职以及发现故意隐瞒或虚报事实的应该立即取消待遇资格。对待遇享受者求职动向的持续跟踪，是资格审查中的难点，很难完全核实失业者的求职态度和可能出现的隐性就业，除了专业职业指导员访谈、从待遇方面积极诱导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能够与税务、银行、学校、社区等信息共享的失业大学生信息平台，多渠道掌握失业者动向。第四，通过必要的处罚树立诚信意识。对于故意的道德风险行为，一经确认除了拒绝申请、停发待遇外，还应给予必要的处罚，如在未来的失业保险待遇时有所扣减，或待信用体系建立后永久成为信用污点等，还可发挥多渠道的监督作用，如追究大学生的单位的连带责任，用人单位在录用大学生之前，必须了解核实其失业保险享受情况，监督其是否存在骗保行为，监督不严的单位监督不严将会受到罚金或其它的处罚。
(五)制度保证:加快立法。
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逐步提高立法层次，是促进大学生失业保险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各方的缴费责任与义务需要得到约束，基金的安全和独立性需要得到维护，待遇的享受需要得到确保，各种资格条件的审查与认定也要有章可循，更要以明确细致的处罚条款警告制度中的各种败德行为。有了严肃立法与严格执法，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必然可以为大学毕业生撑起一张更加牢固的就业保障网。
［1］商祺.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保险问题初探［j］.山东社会科学.20xx(5).
［2］段美枝.构建我国大学生就业导向型失业保险制度研究［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xx(2).
［3］李通、刘慧侠、史蓉娟.中国大学生失业保险的需求与供给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11).
［4］康宏伟.关于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障的思考［j］.劳动保障世界.20x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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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八
维持金融系统安全与稳定的安全网，审慎监管是第一道防线，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是第二道防线，存款保险制度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按照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在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和其他危机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或取代破产金融机构直接对存款人进行赔付的一种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对防止银行挤兑、促进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起着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有多种形式，根据其承担的职能，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分为付款箱类型、成本最小化类型和风险最小化类型。付款箱型存款保险制度通常主要负责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在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时才发挥作用，对存款人作出赔付或资金援助，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或清算，基本上属于消极被动应对。成本最小化型保险制度没有监管金融机构的权利，也不能为防止金融机构的倒闭而提前进行干预，介入破产金融机构的时间比较晚，不能有效地提高救援质量和降低援助成本。风险最小化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对金融机构提供存款保险，还有权监督管理金融机构，对有问题苗头的金融机构及时采取早期纠正措施，介入问题金融机构的时间相对较早，能降低援助成本和有效地预防金融系统风险。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于20xx年5月1日建立，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本文在介绍了几个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并分析了存款保险制度缺陷的基础上，阐明了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建立最早，运行最为完善，也是影响最大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的银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几千家银行破产，爆发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为了抑平人们的恐慌心理和应对银行挤兑，美国政府根据《1933年银行法》，由财政部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共同出资创办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社（fdic），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fdic的组织、职责和使命，开创了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新纪元。fdic成立后，在减少银行破产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方面效果明显，在1934年和1935年，美国只有34家银行倒闭，人们普遍认为，fdic的存在是银行破产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对被保险银行的监督和检查是fdic的主要业务之一，银行日常检查的内容主要由资本、资产、经营、收益、流动性和市场敏感性等项目构成（camels），根据检查结果把银行分为五个等级，对问题银行需加强监管和指导，但为了避免市场和存款人恐慌，检查结果并不公布。fdic的主要业务还包括对破产银行的处理，美国的银行破产体制是由行政主导而非司法主导，fdic是这套体系的核心。fdic处理破产银行的目标是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抑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使fdic的费用最小化。为了减少市场震荡，一般采用周末处理的方式，早期发现、早期纠正、早期处理是fdic破产处理的特点。具体的破产处理方法有向存款人直接支付存款、把保险存款转移到经营稳健的银行、收购与继承破产银行的资产负债、破产银行暂时国有化、资金援助等。破产银行处理基准也从早期的不可欠缺（essentialitydoctrine）、太大而不能倒闭（toobigtofail）修改为fdic的成本最小化。1991年的《联邦存款保险改善法》主要是增加了对银行自有资本比率的要求，根据银行的管理状况和风险状况实施差异化的保险费率。在20xx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fdic创造性地提出相关应对措施，灵活履行职责，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创新性地拓展自身的职能范围，不断提高了存款保险制度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在20xx年金融危机中，fdic主动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配合，积极改革创新，灵活履行职责抵御危机，在危机中极大地拓展了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在美国政府一系列的重要危机处理计划中发挥了核心作用。fdic本身也在危机中得到了新的发展，成为应对金融危机处置金融风险的主要平台之一。
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在1971年根据《存款保险法》建立的。由政府、日本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日本存款保险公社（jdic），和美国不同，日本金融安全网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由日本银行担任，银行监管由金融厅承担，jdic只负责破产银行清算和存款保险两大职能，没有监督管理和检查金融机构的权利，属于付款箱型。jdic的主要职能是收缴保险费、支付保险金、资金援助及保险基金的管理与运用。jdic强制要求银行加入保险，最高偿付额为1000万日元，保费采用单一保险费率，不与银行的风险状况挂钩。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险对象最初是商业银行、信用金库和信用合作社，后将劳动金库和合作性金融机构也纳入保险对象，基本覆盖了所有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jdic在日本被视作政府救助的支出机构，缺乏独立的决策权，没有积极性和自主性，处于被动地位，在出现银行危机时，jdic的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这使得存款保险制度在日本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日本的金融机构受到政府“护送船团”式的强有力的保护，造成jdic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和治理效果与美国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英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也属于付款箱型，由官方主办政府经营管理，最早是根据1972年银行法建立的存款保护计划，后为了适应金融系统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多次大幅度调整。20xx年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把存款保护计划和其他机构合并，设立由其统一管理的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执行存款保险职能。现行的英国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是整个金融行业保障计划的组成部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存款保险制度，其功能也由单纯的存款保险逐步拓展为维护金融稳定和公众信心的全面补偿机制。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完全具有商业公司的所有特点，但同时又是隶属于金融服务管理局的下属非盈利独立法人机构，主要承担金融服务管理局委托的存款赔付职能。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公司主要是负责评估金融机构的风险、存款保险基金的收缴和管理及保险金的支付，具备单一的存款保险功能。英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属于强制性制度，任何在英国营业的吸收存款金融机构都被自动纳入保险对象，被保险存款包括付息的存款和金融机构保管的非付息存款。
存款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保费、基金的投资收益和借入资金，每家参保的金融机构需要交纳初期资金、继增资金和特别出资，但合计不超过合格存款的0.3%且逐步征收。当参保机构进入临时清算、特别行政管理或破产清算，金融服务管理局认为该机构已无力偿还其债务时，可以动用存款保险基金偿付存款人。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公司对参保的金融机构并没有监督权限和检查权限，也无相关预防金融机构倒闭的措施和早期干预机制，只是在金融机构倒闭后收拾残局，承担最后的风险，保护存款人的权益。英国存款保险制度在20xx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刚开始时作用有限，甚至受到各方的质疑，但在积极改革调整后，金融服务补偿计划在稳定金融市场、化解金融风险和重塑市场信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非常特别，由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系统和官方强制性保险系统构成。官方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满足《欧盟存款保险指引》的要求于建立，只为商业银行和公共银行提供存款保险业务，由银行协会管理，基本上借鉴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制度的做法。非官方存款保险制度是德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体、是维护德国金融系统稳健的根本保证，也是国际上存款保险制度成功运作的典范。德国银行体系由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三大银行集团和专业机构组成，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系统就是由这三大集团根据各自的需要在1974年以后逐步建立的三个独立运行体系。三个存款保险机构的目的并不相同，商业银行的存款保障基金主要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储蓄银行的存款保障基金和合作银行的存款保障基金主要是保障加入银行的流动性，间接保护存款人利益。德国三大非官方保障基金的制度及运作特点基本相似。一是志愿加入，在德国，所有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了各自行业协会经营管理的非官方的存款保险机构。二是保险范围宽和全额保险，被保险存款包括国内外存款，外币存款也纳入保险对象。三是资金来源主要是加入银行的事前提供和事后混合融资，没有公共资金介入，采用单一保险费率，为存款总额的0.03%~0.05%，新加入银行还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另外承担0.09%的保费。四是非官方管理，三大非官方存款保险机构都由各自的行业协会管理，不受公共监管，财务报告也不对外公开宣布。五是存款保险机构对加入银行有充足的监管权限，它有权责令对没有达到监管要求的银行采取早期纠正措施，如果加入银行仍然没有执行则可以将其驱逐出去。六是依靠加入银行的相互监督和严格审计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完全是属于非官方性质，没有公共资金的援助，机构不能把处理问题银行的成本外部化，需要依靠加入银行的相互监督来降低风险和成本。
存款保险制度在提高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保障存款人的利益、抑制个别金融机构的挤兑和破产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和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存款保险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设计、营运不当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会削弱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还会对金融机构、金融系统产生负面效应，其中道德风险就是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和一般的保险不同，参与主体由存款保险机构、加入银行及存款人构成。存款保险会影响存款人、加入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的行为和经营，产生道德风险。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防止由于金融机构的倒闭导致存款本金和利息血本无归，必须谨慎地选择存款银行并监督以降低风险。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即使银行倒闭，存款人也不会遭受损失，存款人的风险转移给存款保险机构，其存款得到有效地保障，存款人承担的风险被控制，相比存款的风险，存款人更重视金融机构提供的利率水平。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选择、监督的缺失和对高水平利率的追求会刺激和促使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经营。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加入银行的行为方面。金融机构的所有者和管理层具有通过过度承担风险、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以获取高额利润、用吸收的存款替代自有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比率的动机。国外的研究普遍认为，早期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增加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还有研究认为，存款保险制度会激励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增加爆发银行危机的机率；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些观点和结论。对导入保险额度、自有资本充足率要求、差异化的保险费率、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及问题银行早期纠正、早期处理等措施改革后的存款保险制度，国外的研究则认为，能显著地降低银行过度承担风险，有效地抑制银行的`道德风险，强化市场约束，明显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对存款保险机构而言，道德风险表现在对金融机构的过度纵容、“太大而不倒”（toobigtofail）及问题银行过高的处理成本等方面。存款保险机构在保护存款人利益，防止银行挤兑的同时更要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不希望发生银行倒闭事件，有一定的包容底线，能容忍部分问题银行继续生存。对出现问题苗头的银行，更多地运用资金援助方式处理，避免银行的倒闭。大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基金包含国家的财政出资，资金的运用给问题银行和存款人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资金援助不仅是存款保险机构对高风险银行的宽容和实际补贴，还会助长银行的道德风险。根据世界各国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经验，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金融系统相对稳健、有完善的审慎监管制度、保险基金存足、市场机制和市场约束有效的国家和地区，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抑制道德风险、发挥较好的作用。如果不能满足上述前提条件，即使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不会给金融系统带来持久的稳定，相反有可能加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削弱市场约束机制，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是始终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消除。道德风险会影响存款保险制度的效率和公平，严重的还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存款保险制度的积极作用和优势。通过改革和创新，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存款保险制度的不良影响和负面效应。近年来，全球存款保险制度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存款保险制度对金融系统稳定的贡献也越来越明显。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隐形存款保险，由国家承担了存款保险责任，造成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国家信用，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现象比较普遍。自20xx年5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国务院颁布的《存款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从隐形保险变为显性保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促进国内存款金融机构积极公平地参与全球竞争，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利用“后发优势”，设计时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他国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使其更趋完善健全。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以立法的形式给存款人提供明确的制度保障，化解银行挤兑风险。强制要求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加入，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做到了有法可依。第二，被保险存款包括投保机构吸收的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实现限额保险，最高偿付限额为50万人民币。各国的保险限额之间的差异比较大，例如美国是10万美元，日本是1000万日元，马其顿是183美元，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保险限额大约是人均gdp的3倍。我国的保险限额50万元是20xx年人均gdp的12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能够为99.6%以上的存款人提供近似100%的全额保障，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家庭个人金融资产中的存款比率较高。过低的保险额度不仅不利于保护存款人利益，也会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其存款不区分个人存款和企业机构存款，全部纳入保险范围。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和投保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存款不在保险之列。存款保险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是保费、基金运用收益及其他收入，基金主要投资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等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资产。第三，存款保险费率由基准费率和风险差别费率构成。风险差别费率根据投保机构的经营管理状况和风险状况等因素确定，与经营管理和风险状况相关的保险费，增加了投保机构从事高风险业务的成本，抑制了其道德风险动机。投保机构风险状态的确定，国际上普遍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自有资本充足率对投保机构进行分类，对不同等级的投保机构采用不同的费率，鼓励投保机构尽可能持有更多的资本，提高金融系统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的风险差别费率预计也会与自有资本充足率挂钩，自有资本充足率较低的投保机构要承担较高的保险费。第四，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参加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制定，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局等其他管理机构建立密切有效的联系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存款保险机构通过信息共享机制获取掌握投保机构的风险状态、检查报告和评级情况等监督管理信息，对自有资本充足率不足等影响存款安全以及存款保险基金安全的投保机构提出风险警示，对自有资本充足率大幅度下降，严重危及存款安全和存款保险基金安全的投保机构，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补偿资本、控制资产增长、控制重大交易授信、降低杠杆率等必要的早期纠正措施。第五，对破产投保机构的处理，存款保险机构可直接偿付或委托健全金融机构代为偿付被保险存款，为健全金融机构收购继承破产投保机构的全部或部分业务、资产负责提供担保、损失分摊或者资金援助，基金的使用应当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尽可能使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过程平稳有序，不影响金融系统并使存款人得到及时合法的保障。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提高大型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能力、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1]刘晶：保险制度的新发展：英美为例[j].时代金融，20xx（9）.
[2]尹杞月：国外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j].保险研究，20xx（2）.
[3]刘勤：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发展创新[j].国际金融研究，20xx（6）。
[4]王晓博、刘伟、辛飞飞：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xx（9）.
[5]颜苏：反思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j].法学论坛，20xx（7）.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九
使用保险箱的人员多而杂的情况下，保密性差，容易造成密码密钥泄露和财物丢失。应当配备专职使用人员，专职的`开启人员。
很多财物管理人员，以为保险箱设置了密码就不存在失窃的问题了，殊不知密码设置的安全度也直接影响着保险箱扥防卫能力，位数长，数字重复率低的密码安全度高，不易被破解，而位数短，设置简单的密码则容易让人识破而轻易突破保险箱的防卫。
保险箱的密码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不是固定密码的保险箱结构，那么就应当在恰当的时候修改密码，如出纳员调动工作，保管人员离职，保管程度高的财物也应当定期更换密码。出厂后的密码没有更改，或者财物管理人员的频繁调动，经常性的在多人情况下开启密码，都容易造成密码的泄露。
钥匙可分别交由保险箱使用部门和企业保卫部门分别保管，交有保卫部门的应当封存。例如，曾有企业只注重财务部门的安全管理，保卫部门却没有良好的封存制度，就给某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当他窃取超控钥匙后，很轻易的就绕开了密码口令，打开了保险箱。
只有制定了相关制度，才能有据可依的去执行。比如：节假日满两天以上或相关人员离开两天以上没有派人代其工作的，应在保险柜锁孔处贴上封条，到位工作时再揭封。曾经有企业由于欠缺这一管理制度，造成财物失窃后多日才被发现。
可见，没有保险箱管理制度的企业，就很容易使造成使用人员随性而为，一旦发生了盗窃事故，很可能连破案的线索都无据可查。
因此，真正管理好保险柜的应用，才能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十
：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的现状，决定了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本文从威海实际出发，调研论证了威海市推进社会化的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探索性的制度设计构想，为下步全面推行制度运行提供了方向。
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预期寿命延长等现实因素影响，亟需加快推进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以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为更加审慎地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本文结合威海实际进行调研论证，力保制度健康起步，走得更远。
1.人口老龄化的迫切要求。
山东省是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截至20xx年底，山东省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900多万，老年人口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占人口总数的19.7%。而威海市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全市现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60.75万，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3.85%，远超国际上10%的标准。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9.67万人，呈现深度老龄化特征。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20xx年威海市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3岁，老年群体的养老护理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2.小型化家庭结构负担沉重。
由于少生优生观念深入人心，威海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左右，大大低于2.1的更替水平和1.8的国家控制目标。长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导致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目前全市家庭超过92万户，户均2.7人，独生子女家庭58万户，占家庭总户数的63%。“4-2-1”家庭结构（4个老人、1对夫妻、1个小孩）的增多，导致失能老人护理问题日益突出，护理水平低、时间成本高、经济压力大，亟需建立社会化的长期护理制度以提供专业化的护理服务。
3.缺乏保障的护理需求挤占医疗资源。
20xx年，威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为36336元，农村居民为16313元。养老护理费用逐年递增，家庭服务人员工资指导价位中位数为24000元，公立养老机构收费800元/月-4300元/月之间，重度失能老人护理费用更高。受护理成本和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老人在衰老过程中以居家养老为主，一些参加医疗保险的老人往往以住院的方式缓解家庭护理的经济压力。但失能老人长期住院费用是养老机构护理费用的8-10倍，给医保基金长期平衡带来较大压力。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
截止20xx年底，威海市医疗机构达到2626所，执业（助理）医师7188名、注册护士8704名，其中千人口医师、护士数分别为2.6和3.1，千人口床位数6.22张，居山东省领先水平。全市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2个、三级甲等中医院3个、三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1个，在山东省率先实现每个区市至少建有一个三级医院的.目标；大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标准达45元。
2.医养结合机制运转良好。
20xx年，威海市成功争取了全国第二批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大力开展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相互协作，建立了医疗巡诊服务制度，形成了互补、互助、互动、互融的发展格局。推动医养结合综合体建设，支持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开办护理机构，计划总投资7.69亿元推进7处医养结合项目，并将优先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范围。
3.护理人才队伍建设长效推进。
连续两年实施千名养老护理员免费培训工程，试点建立养老护理员岗位补助制度，对初、中、高级及以上护理员每人每月按50元、100元、150元标准给予岗位补助。目前，全市护理员持证上岗率达到40%以上。对经批准设立养老服务专业的高等院校，在省级补助的基础上，市级再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目前，全市现有12所院校设置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专业，招收学员1280人。
1.建立多层次医疗护理服务。
为满足不同参保对象的护理服务需求，拟开展三类医疗护理：医疗专护，为因病需长期保留各类插管、长期依靠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维持生命体征、瘫痪或昏迷短期住院不能好转以及其他术后仍需长期住院维持治疗的，在医疗机构接受专业的医疗护理；机构护理，为人身某些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长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的，在养老机构接受长期医疗护理；居家护理，为人身某些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长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的，居家接受医护人员上门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对医疗护理费用实行“定额包干”结算办法，引导护理服务机构提供适宜适度的护理服务，减轻医保基金支出和家庭经济负担。
2.建立多渠道筹资体系。
为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按照责任分担原则，坚持筹资渠道多元化，由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方筹集长期护理保险资金。参照我省试点城市的普遍做法，采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助资金、福彩公益金和个人缴费等多渠道共同负担，并接受企业、单位、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
3.建立流畅的管理服务办法。
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和开展养老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纳入定点协议管理，完善待遇享受人员准入、准出、监督审核机制。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要安排医师现场审核申请人的病情及自理情况，按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adl量表）的标准进行初步评定，统一提交社保经办机构审核通过后，将符合条件的参保人纳入保障范围。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要参照住院管理模式，配备相应的医师、护士和护工，如实上传治疗费用明细，填写巡诊记录，确保护理服务质量。
建立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利于解决长期失能者的养老护理问题，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尊严；有利于缓解“以医代养”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有利于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从粗放的生活护理向精细的专业护理转变，形成群众受益、基金减支、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综合考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医疗消费水平和各方承受能力，先期低水平起步，在参保职工中推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待条件成熟再逐步扩大到城乡居民。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外延内涵的扩大，失能患者能力等级评估机制的建设，与现行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政策的衔接等问题，有待在制度推行过程中逐步予以完善。
[1]孟婷.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研究[d].辽宁大学，20xx.
[2]李超.关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的思考[j].商业时代，20xx，（2）：74.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十一
显性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增强储户的信心，只有尽快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并取消隐性保险，才有利于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否则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在吸收存款方面将会出现困难。在建立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要将中小金融机构纳入到存款保险体系中，作为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维护存款人的利益，为中小金融机构降低风险；其次，应当实行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再次，在推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先实行简单的差别费率，待存款保险制度较为完善之时再依据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征收保费，以促进商业银行提高风险控制能力；最后，可以实行限额赔付的方法，使大多数中小储户都能够得到保障，降低赔付风险的发生几率。
存款保险制度在推行之后，可能会导致巨大赔付风险的发生。因此，必须大幅度提升金融机构的质量，加快金融机构的改革步伐，提高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和资本补足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建立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加大外部审计和外部监督，同时要严格依照相关金融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在法制环境下更有利于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分期逐步将信用社纳入存款保险体系。
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较多，并且存在着很大的区域差别。在存款保险制度推行的初期阶段，如果要将所有的中小金融机构都容纳进来，将会加大存款保险系统的风险。为此，可以先设立储蓄协会，将资本充足的农信社容纳进来，避免中小金融结构将风险转移。之后，可以对资本不够充足或者存在较大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进行观察，如果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得到提高，则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到存款保险体系中来。这样既可以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可以有效规避风险。
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来讲，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有效维护存款人的利益，同时也提高了中小金融机构的信誉度，有利于增强储户对中小金融机构的信心，进而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鉴于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充足率不高，并且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容易发生存款挤提的事件，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增强存款人的信心，确保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另外，存款保险制度还能够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并提高风险的处置效率，同时还能够加快金融机构改革的步伐，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十二
保险柜的管理使用，专门存放现金，各种有价证券，银行票据，印章及其他出纳票据。
保险柜一般由行总经理授权，由出纳员负责管理使用。
保险柜要配备两把钥匙，一把由出纳员保管，供出纳员日常工作开启使用；另一把交由行政综合部或财务总帐会计负责保管，以备特殊情况下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开启使用。出纳员不能将保险柜钥匙交由他人代为保管。（公司现保险柜只有一把钥匙，另一把不明的情况下暂时由出纳保管，查明具体在何处后交由行政综合部保管。）。
保险柜只能由出纳员开启使用，非出纳员不得开启保险柜。如果单位总会计师或行政综合部需要对出纳员工作进行检查，如检查库存现金限额、核对实际库存现金数额，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开启保险柜的，应按规定的程序由总会计师或行政综合部开启，在一般情况下不得任意开启由出纳员掌管使用的保险柜。
（4）财物的保管。
每日终了后，出纳员应将其使用的空白支票（包括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银钱收据、印章等放入保险柜内。保险柜内存放的现金应设置和登记现金日记账，其他有价证券、存折、票据等应按种类造册登记，贵重物品应按种类设置备查簿登记其质量、重量、金额等，所有财物应与账簿记录核对相符。按规定，保险柜内不得存放私人财物。
出纳员应将自己保管使用的保险柜密码严格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以防为他人利用。出纳员调动岗位，新出纳员应更换使用新的密码。
保险柜应放置在隐蔽、干燥之处，注意通风、防湿、防潮、防虫和防鼠；保险柜外要经常擦干净，保险柜内财物应保持整洁卫生、存放整齐。一旦保险柜发生故障，应到公安机关指定的维修点进行修理，以防泄密或失盗。
出纳员发现保险柜被盗后应保护好现场，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待公安机关勘查现场时才能清理财物被盗情况。节假日满两天以上或出纳员离开两天以上没有派人代其工作的，应在保险柜锁孔处贴上封条，出纳员到位工作时揭封。如发现封条被撕掉或锁孔处被弄坏，也应迅速向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报告，以使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及时查清情况，防止不法分子进一步作案。
保险制度论文（汇总13篇）篇十三
一方面责任保险发展严重滞后于保险业整体发展。20xx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146。35亿元，占财产保险业务的3。1%，相对国际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同期，在发达国家责任保险一般都占财产保险的20%以上，美国则超过40%，其责任保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大量的侵权损害赔偿由政府买单。如20xx年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火灾造成309人死亡案，20xx年汤山395人中毒42人死亡案。据统计，责任保险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任何赔付记录，缘于肇事企业或个人没有购买相应的责任保险。在加害方无力对受害人进行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为维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稳定，其损害赔偿只能由政府承担。实际上是全体纳税人为某一个体的经营风险买单，不仅有违社会公平原则，更影响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审视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现状，我国责任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法律环境不完善、政府工作错位等现象。
1、责任保险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
首先，责任保险产品的设计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迈向信息经济，但是责任保险产品设计思路，还是寻求法律、法规对损害赔偿的规定，远远跟不上日益发展的新经济、新技术、新行业、新产业。这些责任风险催生了对保险产品的新需求。其次，市场上责任保险产品“大一统”特征十分明显，缺乏不同产业、行业的专属产品，比方说，大型商场与歌舞厅的责任风险特征差别很大，但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则完全一样。责任保险产品的产需不能吻合抑制了市场需求。再次，目前国内各保险公司习惯于价格竞争的低层次竞争阶段，盲目追求保费规模，无视产品和服务升级的重要性，缺乏产品创新的'驱动。
2、法律环境不完善。
我们说，人们行为的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包括个人或组织），其特征是个体是否遵守只影响本身的福利，而不涉及其他主体的福利，即个体行为的遵违不具有外部性。另一种，可称为社会规范，其特征是个体是否遵违会影响到的其他个体的福利，即个体的遵违具有外部性。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对个体是否遵违的外部性具有普遍约束力。比如法律可以规定不准杀人，但不能约束自杀，这就是我国商业保险采用自愿投保的法理所在。但是，对于个体侵害他人后的损害赔偿能力保证，法律则少有约束或缺少刚性约束。比如，消防法第33条规定“国家鼓励、引导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企业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显然，本条法律规定只是授权性规范，行为个体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可以预见，假如再有东都商厦的火灾的善后，肇事者还可能会“耸肩摊手”，兜底的还是政府，无奈的还是受害者。目前，我国除了交强险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的强制保险外，其他责任均为自愿保险。如广泛涉及民生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等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亟待相应的法律环境不断完善。
3、政府工作错位。
政府机构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依法行政是基本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责任保险在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件中的“抗震”作用，陆续以地方性法规或政府文件的形式，要求区内相关行业投保责任保险，形成责任保险地方性强制制度。这本身是降低政府应付突发性安全事件成本的有效措施。但是，地方政府机构却采用招标形式选定保险公司共保、统保方式为本地区投保企业提供服务，同时，否定企业在其他保险公司购买的同类责任保险产品。在保险费由投保企业承担的条件下，对服务商的选择，理应是谁出钱谁做主。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但有越俎代庖、设租、寻租之嫌，更以行政手段直接干扰市场规则，限制了本地区责任保险市场公平竞争，进而制约了本地区责任保险的良性发展。
纵观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从财产保险到人寿保险，再到责任保险，及至当代，责任保险历经百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应用价值的保险业务。诚如学者所言“近代以来，由于对他人身体、财产权利尊重的观念日受重视，责任保险亦随之不断扩张，现已成为保险业中一大主流”，在现代保险中，责任保险已成为保险市场上的一项重要业务，责任保险发达与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政策引导、立法强制、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责任保险制度，规范责任保险业务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经济补偿与社会管理功能，充分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缓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是国家运用市场手段管理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
1、政策引导。
一方面，保险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制订相应的政策，引导、激发并保护保险公司责任保险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保险公司要牢固树立产品竞争和服务竞争的理念，把握社会生活发展趋势，创新并细化责任保险产品满足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关乎到新兴产业兴衰的责任保险产品，可以在其税收或转移支付上进行政策倾斜，激发责任保险产品供需两旺。
2、立法强制。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不断完善社会生活各领域法律制度，为责任保险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强制投保的基础上扩大责任保险的强制面，尤其在风险程度大和危害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建筑施工行业以及人群聚集的经营场所、运动场所等行业。
3、政府推动。
首先，各级政府坚决摒弃圈地、包办、代办的工作方式，对企业和市场所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其次，要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和水平，基于最大限度保护受害者利益，对强制性或区内强制性责任保险制订本地区的实施标准，如侵权责任中的每人赔偿限额和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等做出刚性要求，明确监督组织强制保险推进的职能机构、处罚权力和责任等。
4、市场运作。
即便是部分责任保险已经由法律或地方法规规定了强制性，在仍然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该保险仍然具备商品的一般属性和商品的规律，那么，就要服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这些机制就是价格、供求、竞争、决策等机制。责任保险要健康发展，就得符合市场的一般规律。政府就得制订包括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规则，而不能直接作为市场交易主体参与其中。所谓市场运作，就是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市场负责效率、政府负责公平，分工明确、协调有序的责任保险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责任保险的产品、定价、服务等要素不断在市场竞争中不断优化、升华，保险公司运用风险识别、评估、价格、防灾等手段，不断提高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管理水平，投保企业在保险费率杠杆作用下，风险管理意识普遍提高，最终达到社会风险管理成本的最佳配置。责任保险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社会管理功能和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