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金融工作计划普惠大全(五篇)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们又将迎来新的喜悦、新的收获，一起对今后的学习做个计划吧。那关于计划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计划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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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行普惠金融的思考五篇

关于银行普惠金融的思考五篇

【篇一】

我国城乡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广大欠发达县域地区普遍存在金融服务基础

设施不到位，金融产品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结算难、融资难等问题突出。中国银

监会在《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2016年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要求，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要强化立足县域、服务“三农”定位，深入实施“三大工程”，更好发挥支农服务主力军作用。

对农信社而言，普惠金融实际上就是让所有老百姓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务，更好地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农信社要充分发挥点多面

广线长的优势，履行普惠金融的社会责任，以电子银行为手段，不断优化网络布局，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补齐了金融服务三农的“短板”。

完善网点布局，提升优质服务。营业网点是农商行的重要资源，是服务县乡客户

的基础平台。做普惠金融必须俯下身、沉下心，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程。农信

社要以便民利民为原则，加强基层网点建设，全面开展优质服务提升活动。一是

提高思想认识。普惠金融是需要讲情怀的，要坚持把服务挺在最前面，不计较一

时的利益得失。服务点的建设从短期看是“亏本生意”，但长远看是实现了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二是要持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

群众，走访群众，了解群众对农信社网点布局的意见和建议，在经济条件和相关

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增加自助设备、便民取款点的设置，方便群众办理业务；三

是要积极推进大堂经理制度建设，提高服务人员的理论文化素质，重点加强金融、文化、法律的学习，使大堂经理成为体现农信高水平服务的窗口；四是推行主任

临柜制度，要求各网点主任、主办会计每周至少到大堂半天亲自接待客户，为自

己所在网点的服务“看看病”，化解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突出支农重点，服务普惠三农。一是要求信贷服务要树立为民服务意识，彻底解

决信贷服务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二是要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要学会研究市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以待乏时”，要帮助客户分析市场，避免一哄而上。三

是要提升对农业科技的认知水平。放贷的目的是支持发展而不是肉包子打狗。这

就要求我们信贷人员对农业科技的认知要达到一定程度，了解其产品的性能、作用、效应，注意其潜在价值和市场价值；四是要做好小额贷款服务，这是我们一

些工作中经常被忽视的业务。在过去的经营中，许多社只注重抓大而忽视了小额

贷款，导致了小额贷款市场的流失，间接导致了存款的流失。要从思想上、制度上、意识上全面提升，建立长效机制，确保三农的需要在本辖立即高效解决。

推进改革发展，提升服务水平。首先要端正思想，农商行改制不是换汤不换药，

而是从管理机构到经营机构的转变。二要继续深化优质服务提升，做好柜面服务；三要抓信贷延伸服务，在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的同时，为客户的发展提供必要的

信息技术服务支持，为其发展提供参考。四要下大力气做好不良贷款清收。要深

入群众，向群众宣传不良贷款造成的不良影响，让贷款不还的失去生存的土壤，

使其主动偿还贷款。同时，还要严格防范前清后增，做好存量贷款的调查，通过

群众提前发现不良贷款的隐患，促进不良贷款清收，以便更好的为群众服务。

【篇二】

一、发展普惠金融主体

要满足不同经济微观主体多层次，多样化金融需求，就必须形成有序的金融分层

体系。我国目前金融体系离普惠金融体系还有很大距离，正规金融在金融市场的

渗透率和覆盖面远不能满足普惠金融的需求。当前除加快现有传统商业性金融机

构的改革转型，不断提高基础金融服务的水平和质量，积极参与普惠金融发展外，应大力发展新型普惠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放宽金融机构准入

政策，重点引导各类资本进入具有普惠职能的新设金融机构。在现有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验基础上，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金融机构，完

善相关配套政策，明确对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个人的专营金融机构进行财政、税收、监管、担保和风险包容度等政策扶持;重点发展民营银行，有效避免国有银行政

企不分、股东股权虚置等问题，使其成为责、权、利统一的现代企业。民营银行

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具有明显的服务草根和市场效率优势，能够推动我国金融服

务的差异化，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

二、构建普惠金融模式

普惠金融的模式我们应充分借鉴国外社区银行，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水平，坚持商业可持续发展模式，长期提供低成本、便捷、实惠的金融服务。首先

是优化工作流程，发挥业务规模效应。聚集性是小微企业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

不仅是银行打破与个体小微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决定性因素，也是进行批量开

发进而通过大数法则管控风险的现实基础。通过标准放贷程序发放小额贷款因为

运营成本过高，无法实现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做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

简化流程、系统自助、批量操作，这样才能大大降低小微金融业务的运营成本，

提升小微金融效益。其次可通过开展交叉菜单式销售，以综合金融服务完善小微

金融体系，以此提高单个客户的利润贡献度，最大程度降低为单个小微企业提供

服务以及单个小微金融产品的运营成本。以小微金融打通传统零售和产业链金融，小微金融的服务外延更加深入到经济的各个产业链条和社会家庭中，从而真正实

现小微金融“服务民生”的普惠金融本意。三是坚持市场化运作机制，包括业务

行为市场化、产品定价市场化、服务手段市场化、营运管理市场化，通过市场化

运行，实现金融服务社会效益最大化。

三、创新普惠金融产品

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根据普惠金融的需求多样性特点，普惠金融机构应加大自

主创新力度，量身打造金融产品，细分贷款品种，提供助学、创业、养老、医疗、消费、建房、旅游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在贷款金额、贷款期限、担保方式、贷

款利率方面的不同进行合理设计，以适应资金需求多样化的特点。以小额信贷资

产业务带动发展委托、金融咨询、企业投资顾问、个人投资理财和电子商务等中

间业务类产品。重点是积极探索适合低收入群体需求的金融产品，在扩展业务的

同时充分重视风险的存在，积极探索各种有效的贷款担保方式，打破以不动产抵

押为核心的贷款抵押机制，尝试互助联保、保险基金担保、再保险担保等担保方式。此外，还可以考虑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降低农村地区存在的空间障碍所带

来的信息采集成本和业务开展成本，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不足问题，将不

同类型的金融产品进行捆绑，以此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实现“公平与效率”，提

高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普惠金融是实现金融业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当前新形势下，要开

创普惠金融的新局面，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普惠金融内涵，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努力构建一个健康、规范、有序、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才能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满足所有人群的合理的金融需求，为实体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篇三】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初期，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会扩大，但金融发展最

终会缩小收入差距，实现“门槛跨越”。因此，需厘清区域金融发展的长期、短

期关系，在长期坚持金融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抓住时机推进大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建立更加平等、开放、便利的

普惠金融体系十分紧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将

“大普惠金融”理念融入金融发展规律中，构建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大普惠金融”体系，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理解“大普惠金融”的内涵

传统普惠金融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群体等，覆盖面不足。随着世情国情深刻变化，普惠金融内涵正朝着更具普惠性、公平性的方向拓展。

（一）更加注重精准发力。大普惠金融不是“撒胡椒面”，需结合各地经济社会需求和人文地理特征精准发力。一是精准定位服务对象，分块、分类集中力量解决好服务对象问题；二是精准明确服务策略，坚持“量体裁衣”，确保服务有效到位；三是精准落实服务举措，做到“有的放矢”，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

（二）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大普惠金融更加注重“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强调在惠及服务群体的同时惠及金融机构自身，实现经济社会的帕累托优化。每个细分金融制度和机制设计都要实现多方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维护好金融机构合法权益，使之能够主动有效地长期服务相关群体。

（三）更加注重提供“造血式服务”。大普惠金融包含扶贫等内容，但其本质不是“输血型金融”。“输血型金融”拖累金融机构，弱化服务群体，注定不能长久。大普惠金融发展应发挥金融机构的信息、渠道、细分专业优势，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增强服务群体的造血能力。

（四）更加注重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为大普惠金融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激发了小微企业、脱贫致富、科技创新、绿色环保等领域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应积极借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拓展普惠金融服务领域，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五）更加注重风险防范。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大普惠金融发展要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在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违法金融行为的前提下，建设适合各区域实情的大普惠金融生态。

重庆“大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在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的推动下，重庆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民生金融体系，从创新创业、小微金融、扶贫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方面对“大普惠金融”建设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完善大普惠金融组织体系。构建包含社区银行、涉农银行、村镇银行、贷

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的300余家新型农村金融或类金融机构，丰富惠民惠农金融组织体系。创建近900家“村级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和城市“社区金融便民服务点”，贴近基层服务百姓。

（二）提升居民的金融服务获得感。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和贫困地区布放atm超

1万台、 pos机超15万台，基本实现辖区乡镇全覆盖。依托支付清算系统，企业、个人征信系统等拓展便民利民金融功能。支持地方法人机构接入金融信用信

息基础数据库，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接入数量居全国前列。

（三）创新助创助农助小金融举措。创新个人和微型企业创业扶持贷款，截至今

年6月末贷款余额达36亿元，支持3万余人和100余家微型企业，向790户小

微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27.2亿元。在全国率先试点农村“三权”（含农村居

民房屋产权、承包经营权和林权）抵押贷款创新，截至6月末累计发放贷款超

750亿元。

（四）大力健全金融精准扶贫机制。加强财政金融联动，对金融机构向重庆14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投放贷款、布设机具等行实施财政奖补，截至今年

6月末重庆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贷款余额2508.7亿元，同比增长

13.5%。推动金融机构通过直接支持、产业带动、项目惠及等方式精准扶贫，6月

末重庆金融精准扶贫贷款累计投放800多亿元，惠及服务建档贫困人口292万人次。

（五）稳步推进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创新试点。率先全国试点碳排放交易和排污

权交易，累计完成交易超过4亿元。率先全国试点将4类环保信息纳入征信系统，推进绿色信贷发展，6月末绿色信贷余额占全市贷款余额比重达6.7%。创新设立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金融集团、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6月末重庆科技金

融信贷余额近2400亿元，同比增长14.2%，占全市贷款余额8.96%。

（六）有效实施普惠金融风险防范工程。强化农村支付服务风险防控，依托惠农

支付服务系统，筑牢“防火墙”。开展银行卡信息泄露风险排查，建立银行卡信

息泄露风险排查问题管控清单。规范引导互联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继续推进互

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推进互联网金融业反洗钱监管制度建设，加强对网络支付机

构等反洗钱义务机构的监管。

对推动发展“大普惠金融”的思考

（一）处理好缩小收入差距的长短期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初期，低收入与

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会扩大，但金融发展最终会缩小收入差距，实现“门槛跨

越”。因此，需厘清区域金融发展的长期、短期关系，在长期坚持金融创新发展

的过程中，抓住时机推进大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一是坚定改革发展方向，树立金融发展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长期目标。习近平

总书记2016年视察重庆时强调，要“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金融的长期发展，要扎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和风险防控

摆在核心位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建设，发挥金融发展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推动作用。

二是实施金融惠民战略，促进收入分配在中短期更加公平合理。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重庆提出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中短期须建设“大普惠

金融”体系，改善民生金融服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惠民精准度，推动如期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创新小微、绿色、创业、农村、科技等细分领域的金融服

务和产品，帮助城乡弱势群体公平地获得金融服务。

（二）处理好“普”与“惠”的关系。一是以“普”为出发点，坚持普遍参与和

普遍服务，强调金融发展的广泛性和公平性。协调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调动

各类金融机构积极性，让所有群体机会平等、价格合理地享受金融服务。进一步

构建完善城乡一体化的银行、证券、保险、贷款公司、社区或村级金融服务点、

第三方支付结算、个人与企业征信等普及城乡的便民金融服务机构体系。

二是以“惠”为落脚点，细化大普惠金融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效率，使所有参与

群体受益。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区域发展不均衡特点，优化新型大普惠金融

业态布局，完善“金融+财政”联动机制，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城镇金融服

务效率。

（三）处理好“促”与“稳”的关系。一是“促”创新，鼓励构建大普惠金融服

务新机制新模式，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构建激励相容机制，完善普惠金融

发展指标体系，加大对地方发展大普惠金融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考核力度，分类、分区域、有重点地促进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增进社会福祉。完

善金融基础设施，利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整合税务、环保、能源、工商等信息流，减少信息不对称。

二是“稳”根基，健全与大普惠金融相适应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加强风险防范。

根据各专业性金融功能，出台针对性制度法规，构建约束机制。将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协作机制全面延伸到地方，促进大普惠金融发展和监管。完善大普惠金融

风险规制，探索将大普惠金融各专项行业管理和监管分开，创建专项管理协会，

强化对各专项业务和服务的监督引导。

【篇四】

近年来，面临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愈发激化，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强

调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即要确保所有人都能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所有人都有机

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而包容性增长的基础源于各个社会主体对资源享有平等

的可得性。从金融的一般属性来讲，金融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一种战略性稀缺资源。因此，要想实现社会公平，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应该进行公平性的安排。而

从金融的特殊资源属性出发，金融更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金融可以通过

自身这一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资源。金融资源配置得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

其他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

融资源的获取可以为每个人或者是每个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构筑实现其蓬勃发展、

实现其真正潜力的基础。因此，无论从金融的一般属性出发，还是从金融的特殊

属性出发，金融本来就应该是普惠的，每个个体都应该享有平等的金融资源获得

渠道，这样才能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才能有效实现社会公平。

联合国组织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的宣传上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g20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作为重要任务，督促各国政府

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关注有益于弱势群体的产品和服务。目前已有50多个

国家设立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并列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由于“普惠金融”概念提出的时间尚短，国内外对其相关研究和实践还相对较少，对于普惠金融的内涵、如何评价、怎样发展，无论是理论界还是金融业界都还存

在不少争议。笔者试图厘清当前在认识上普遍存在的几个误区，并提出普惠金融

发展的几点思考。

普惠金融发展中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将普惠金融等同于小额信贷

将普惠金融在覆盖面上等同于农村金融或小微金融，在操作上等同于小额信贷似

乎是国内理论界的通识。有的学者甚至将普惠金融的概念直接等同于农村金融和

小额信贷，这种捆绑式的概念是不妥当、不确切的，有失偏颇。实际上，无论是

农村金融、微型金融，还是小额信贷，它们都同属于普惠金融这一大系统，只是

其中的部分内容而已。普惠金融是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

供金融服务的体系。也就是说，普惠金融不仅仅要为大企业、国有企业、有钱人

服务，更要为广大中小微企业及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仅仅要为小微企业、农民

或是低收入人群服务。其基本形态不仅仅包括小额信贷、农村金融、微型金融等，而是涵盖储蓄、信贷、汇兑、支付、保险、理财、证券等所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将普惠金融等同于扶贫金融或政策性金融

发展普惠金融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减少贫困，降低贫富差距。而且，普惠金融中服

务的难点是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贫穷地区的丧失劳动能力

的人群，因此，有人就把普惠金融狭隘地理解为扶贫金融，认为普惠金融就是要

不惜一切成本对贫困者予以补贴，使其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但是，大量社会实

践表明，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味地以补贴贷款的模式来发展普惠金融，过度

强调其社会性，忽视市场原则和可持续性，不仅不会降低贫困，相反可能会起到

一些副作用，极易导致过度信贷，造成金融不稳定。例如，20世纪70年代，一

些国际组织在亚非拉国家的一些小额信贷项目，都出现过资金使用效率极其低下、腐败大量滋生的情况。因此，普惠金融固然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居民和小微企业等

弱势群体，少不了各种政府性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的支持，但并不等于要单纯依

靠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而是要以发挥市场作用为主，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

将普惠金融等同于全民借贷

有些观点认为，普惠金融就应该是所有人都要有银行账户、使用金融产品或者享

受到金融服务，片面地追求过高的融资满意度。其实不然。据世界银行统计，全

球约有一半（25亿）的成年人在正规的金融机构没有银行账户，但是在这些人中，有些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即自愿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另外一些则

是非自愿金融排斥，诸如贫穷、成本、信息、距离、缺乏信任、缺少必要的文件

或抵押品等诸多因素使得这部分人群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所以，对于政策制定

者来说，区分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且必要。普惠金融并不是为了借贷而借贷，也

绝对不是要保证每个人都借贷。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国家都爆发了

小额信贷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希望在短期内快速提升融资满意度，盲目开

展“全民借贷行动”，最终诱发危机。因此，不顾实际情况盲目追求借贷全民化

既可能对企业产生错误的政策导向，导致其盲目扩张，也不利于银行防范风险。

此外，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不单单要看信贷比例这一指标，也要考虑转账、支付结算、保险、投资等其他一些基础金融服务。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

应该致力于清除非自愿金融排斥的障碍，让所有人都享受到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

的权利和便利，这才是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存在一种过于市场化的观点，即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利润最大化

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支持下，利润最大化成为最高宗旨、最高目标，甚至超越了

道德伦理、法制、社会规则等，凡是提到市场化改革，就仿佛占据了道德高地、

政治高地，总是在追求绝对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市场主义极端化。一些金融从

业者为了利润最大化不惜牺牲客户的利益，不顾客户的需求甚至去误导客户的需求。可是，“如果整个社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人与人之间就淹没在利己主义

的冰火之中。”马克思反对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反对资本的资本主义化，即反对的

是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反对的是资本的投资收益为少数人所独享。《全球商业

经典》中有关“借钱的权力”曾这样阐释：让资本成为无需特权即可获取、在责

权利框架下可以安然使用的资源。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促进经济稳定和持续

增长，才能形成具有更强凝聚力的更健康的社会。最近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更

加公平的国家，从长远看能够实现更好的宏观经济稳定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因此，利润最大化要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前提，利己与利他应是平行的，在强调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时，更要强调社会责任和人文关爱，更要关注民族文化、

社会历史、经济金融等社会环境要素，关注人的本体本性。

希望借助于提高金融业从业人员思想觉悟来解决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

毫无疑问，对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业责无旁贷。金融机构具有社

会和经济双重目标，在实现自身持续运营并获取一定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肩负着减少贫困、实现公平等社会目标。但将希望寄托于金融从业人员思想道

德水平的提高，这未免有点儿情绪化，甚或有点儿政治化，无益于真正解决中国

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但金融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商业组织，作为整个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经营理念上，亟需树立普惠金融理念，在追逐利润最大

化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同时，要通过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激励，如

建立一种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相均衡的考核机制，使之在作出经营决策时能首先

考虑到大多数企业、大多数人的利益。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是引领规范实现金融发展，突出强调秉持金融的哲学人文关

怀发展理念，突出强调金融应面向最广大民众并为其服务的一种共享的金融发展

方式。普惠金融是针对包括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在内的金融体

系大家庭的成员而言的，而不是仅指特定性的金融类别或机构而言的；是引领金

融发展秉持的哲学人文关怀理念、回答金融为何而生为谁服务的最高宗旨和目标，是一种共享的金融发展方式，而不仅仅是某种特定性的实践性的政策举措；是一

种整体引领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方式，而不是专指某种金融类别（如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或机构区域空间分布（如全国性银行或地方性银行）

或主要针对某种特别对象（如扶持贫困人口）的业务领域的制度安排；普惠金融

是人类的、世界的，也是中国的，而不是特指某种发展程度的国家（如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普惠金融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金融业的改革成就有目共睹，金融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盈利能力不断

提高，社会融资渠道不断拓宽，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但我们也要看到，以往的

金融发展过多强调了金融规模扩张、金融机构效益及抗风险能力的提高，而忽略

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忽略了金融本身的人文特征，忽略了金融业

本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忽略了金融的普惠性。因此，中国金融结构性失衡的

深层次原因，不在于金融改革本身，而在于片面的理论指导以及在片面理论指导

下偏离正确轨道的改革路径。因此，我们要从金融的本质属性出发，从注重金融

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入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

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坚持金融服务大众的普惠性质，从全局角度出发,制定普惠

金融发展战略,搭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普惠金融体系。

一是在全社会树立普惠金融理念，普及普惠金融知识，培育普惠金融文化。最近

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知识都相当缺乏。

平均来看，仅有大约55%的个人对复利有基本的理解；大约61%的个人能正确回

答通货膨胀对储蓄的效应这样基本的金融问题；仅有49%的个人能正确回答关于

风险厌恶的基本问题。而且，不同国家差异巨大，低收入国家基本处于评级的末端。因此，首先，应在全国各地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构建金融知识普及长效机制，提高国民金融素养，增强消费者风险意识，提高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让人

们懂得珍惜自己的信用，从而改变他们的命运。其次，要逐渐培育普惠金融文化。不管是政策制定者、金融监管者、商业银行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要对普惠

金融的内涵、本质、内容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必须像重视价格一样

重视价值，像重视资本一样重视文化。通过加强宣传，逐步提高政府部门、金融

机构、普通公众的战略意识和认知度，在全社会层面形成统一的理念。

二是要加强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尽管最近几年有关普惠金融的文献愈来

愈多，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翻开报纸，以“普惠金融”为

题的农村金融和小额信贷风生水起；百度一下“普惠金融”，各种p2p网站、各

类互联网金融、各种小额贷款公司都在打着“普惠金融”的招牌经营。但是在理

论研究层面，对于什么是普惠金融、如何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惠金融发展

存在哪些障碍、哪些因素会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等一些基本问题还存在分歧和进一

步研究的空间。整个国家层面也缺乏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研究、设计与推动。

笔者认为，眼下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与国际组织接轨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将该

指标数据纳入全国和地方的金融统计之中，建立国家和地方的普惠金融数据库，

并进行定期更新、监测与评价，择机发布年度普惠金融发展报告，以推动普惠金

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三是要建立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法律制度与政策框架。要想普惠金融能够可持续

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快建立适宜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确保普惠金融在法

治轨道上稳步推进。同时，要提供一个商业可持续的政策环境和稳定的金融市场

秩序，创造适宜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政策措施，引

导金融机构组织下行；适度降低准入门槛，增加普惠金融的有效供给。要本着保

本微利的原则，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此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普惠金融发

展政策与监管措施。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不管是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

还是具有金融需求的企业或消费者，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行为能力的主体，

具有自主判断、自主选择的能力与权利，也要为自己的选择与行为负责，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政府应着力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措施，而不

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干预金融机构、企业或者消费者的行为，这样才能保证普

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构建与社会群体需求相适应的普惠金融体系。简单地说，就

是要准确把握中国普惠金融的供给与需求,根据不同层面的金融需求提供相应的

金融供给。具体说来,普惠金融的需求方是指需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个人、家庭

和企业，供给方是指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证券、保

险等金融机构。要详细解剖各个群体存在哪些金融需求，目前存在哪些金融供给，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是否匹配，还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加强。普惠金融的发展不

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就国家层面而言，应在客观评

价我国各个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存在差距的基础上，做好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明确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和改革的路线图，制定每个年度的普惠金融行动计划，自上而下构建好“覆盖全面、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稳健持续”的普惠金融

体系。

【篇五】

关键词：普惠金融；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金融领域，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表现就是城

乡金融二元化，农村地区金融的发展大大的落后于城市地区的发展，金融抑制的

现象十分严重。2017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2017 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指

出要将普惠金融作为金融行业的长期目标来发展，确立了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积极发挥金融行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作用，对满足广大农村人口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普惠金融概述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首次提出的。一般来说，普惠金融是指

在遵循机会平等要求以及商业可持续原则的基础上，加强政府政策引导扶持力度、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人人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

需求的各阶层提供合适、有效的金融服务，并确定农民、老年人、城镇低收入人

群和残疾人、小微企业等其他特殊群体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

三、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商业可持续性问题

根据普惠金融的定义，发展普惠金融首先要建立在可持续原则的基础上。但是，

现阶段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却呈现出不可持续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

方面：首先，农村地区普惠金融产品种类少，相关产品开发较少，不能适应广大

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其次，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尤其是一些发展比较落后

的地区，金融机构很少，金融市场非常不健全，难以顺利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最后，由于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业务普遍具有规模小、交易金额少的特点，金融机

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交易费用和相应的经营成本较高，但收益却没有得到相应

的提升，财务上容易出现不可持续性。

（二）不确定性风险较大

在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主观违约的道德风险；二是预期收益不确定的风险。由于农村地区的法律约束以及信用惩戒机制不健全，再加上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导致农村客户主观违约的道德风险较大。同时，农

业生产的收益很容易受到自然气候变化和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而农村信

贷常常没有担保抵押品，这就使得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较大。而且

由于农村信贷的资产组合比较单一，不同资产的正相关性比较大，难以通过构建

信贷资产组合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这些都将急剧增大农村普惠金融预期收益的

不确定性风险。

（三）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带来的难题

尽管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出现和发展大大推进了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进程，依靠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大大降低了交易和经营成本，更便利地惠及到更多的群体。但是，这也同样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一个是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外部监管不完善，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机构风险较大；另一个是对于技术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我国在这方面处于全球的领先地位，但随着互联网行业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竞争格局基本趋于稳定，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就成为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手段。

四、政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处于金融核心地位的银行的作用

商业银行作为传统的金融主体，在金融市场中处于重要的核心地位，是最主要的农村普惠金融供应主体之一，应当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具体来讲，商业银行要不断增加普惠金融网点的投入、优化农村地区商业银行的网点分布、拓展普惠金融便民服务点，实现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全覆盖。另外，商业银行也要加大互联网金融的布局，利用互联网的优势，降低相应的交易费用和经营成本，注重市场培育，而非过度关注业务效益，注重激励互联网金融业务，制订具体的激励政策和措施，不断开发出具有特色的普惠金融产品，满足广大农民的多样化需求。

（二）加强风险管控

利用大数据进行风险管控，在为广大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时积累相应的数据，同时不同的平台之间要进行数据的互联互通，加强信息共享，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分析加工数据，对不同个体实行不同的风险定价，促使收益与风险相匹配，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外，还要完善监管体系，严惩恶意债务违约行为。明确规定从事普惠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内部风险管控、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等问题，确保这些金融机构能够正常健康运行。开展农村地区的普法意识教育，树立人人诚信的思想观念，改善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降低开展普惠金融的运作成本和面临的风险。

（三）引导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为普惠金融发挥积极作用

在利用互联网金融的便利为普惠金融服务的的同时，也要注重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门槛相对应与传统的金融机构较低，监管部门的监管比较松散，这就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较大，进而不利于普惠

金融的发展。为此，要加强外部监督管理，出台有针对性的监管指标和原则，既要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便捷、高效的优势，又要提防相关企业风险过大。同时，也要强调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的作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吸引相关专业人才，针对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更大的突破，为普惠金融的推进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使人人都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是关键[j].金融市场研究,2014(5)

[2] 张细松,张玉,王芳.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研究[j].金融理论探索,2017(5)

[3] 丁杰.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理论及现实悖论[j].财经科学,2015(6)

[4] 邱兆祥,向晓建.金融科技助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n].金融时

报,2017/10/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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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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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献综述视角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传统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两种主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不但突破了地理和时间等方面的限制，让金融更容易走进农村地区，缓解了农村金融排斥，而且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改善了信息不对称，进而通过刺激消费、促进就业、缓解信贷约束、改善人力资本等机制显著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区域差异、门槛效应、数字鸿沟、风险及行为异化等因素也会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收敛效果。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金融排斥;数字鸿沟

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加到2019年的28 228元，人均消费支出从1956年的88.2元增加到2019年的19 853元，恩格尔系数从63.9%下降至28.4%，人民生活质量极大提高。然而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乡收入的差距仍然较大，其中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2009年达到3.28倍的顶峰，之后虽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徘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任务将更加艰巨。而且，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相互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可见，加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内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蔡昉（2013）认为，人力资本、就业机会和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是影响我国收入分配最主要的三大原因[1]。shaw（1973）较早注意到了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认为金融发展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十分重要的手段[2]。贝多广（2015）指出，现有的经济社会结构根源于金融结构，金融可以促使在愈加宽广的社会阶层中广泛地分配财富[3]。我国的金融结构有着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具体表现为金融资源主要流向城镇地区，而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明显不足且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转变当前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多年来的发展经历表明，仅依靠传统的金融措施很难转变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近年来提倡的普惠金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但农村地区融资成本高居不下的现实也使得改进的效果大打折扣。如何在降低现有成本的基础上为农村提供更多的有效金融服务，依托数字技术而生的数字普惠金融则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主要定位于受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时不但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而且通过数字技术降低了经营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从而增强了金融供给的可持续性。鉴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晚，相关研究近几年才相继出现，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定义与定位，以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如何等问题，本文将从现有文献中进行梳理、总结和评述，并最终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源于金融排斥。金融作为经济主体跨时空转移价值的方式，可以合理分散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传统金融本身具有一定的门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避免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需要金融客户提供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此外，提供金融服务需要物理网点、工作人员以及技术设备等支持，这些都为金融服务堆积了较高的成本。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金融服务往往提供给具有较多资产的富人，缺乏资产的低收入人群则被传统金融排斥在外。金融排斥的核心特征是一部分人群不能以合理的方式获得金融服务，demirgǜkunt & levine （2009）指出金融排斥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4]。为解决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孕育而生的是普惠金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开创的格莱珉银行正是普惠金融实践道路上的成功试点。2005年联合国组织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①，2006年普惠金融被引入中国，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构想，2016年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6年杭州g20峰会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

根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它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且是以負责任的、成本可负担的方式提供，同时对服务提供商而言是可持续的。” 黄益平、黄卓（2018）也曾指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既要坚持做到商业可持续性，提供的金融服务又必须是负责任的[5]。因此，总体来看，对于数字普惠金融而言，金融是本质，普惠是性质，数字是手段。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构成

从前述定义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既依托于数字技术，又蕴含普惠性质，包含数字和普惠双重属性，相对应的分别是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构成，当前研究大多认为主要包括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数字化和互联网公司的金融业务两部分[5]。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前者的发展路径是从金融到普惠再到数字化，表现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后者的发展路径则是从数字到金融再到普惠，体现为数字金融的普惠性。

普惠金融是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发展而来的，多为传统商业银行提供，旨在面向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为其提供可接受的金融服务。然而，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普惠金融在社会性目标和盈利性目标之间通常存在相互冲突，即社会性目标要求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支持，所提供的服务是低成本的，而成本过低势必会压缩利润空间。一方面，客观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了传统金融机构获得正常盈利的难度，甚至可能出现亏损，进而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的目标。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尚不健全，成本较高、结构化信息不易获取、定位不明确的问题仍较突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既面临农民信用水平不高、抵押品少、金融知识缺乏等困境，也存在金融服务供给与农村内在需求不吻合、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明显不足等问题。此外，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基于传统金融机构，必然存在着因网点分布而导致的空间性差异。张珩、罗剑朝、郝一帆（2017）就指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偏低，且存在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差异较大[6]。地区差异表现为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依然无法获得金融支持，而普惠金融是以金融福祉分配的公平合理为原则，可得性是考察普惠金融的核心指标。

数字技术的使用降低了普惠金融的成本，提高了信息可获得性，为普惠金融带来了更多发展空间。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业务产生正向影响，拓展了商业银行业务，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提高了经营效率。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尹志超、张号栋（2018）指出借助数字技术支持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作用更大[7]。

数字金融早期是由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领域发展而来的，是指通过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的金融服务。有学者将数字金融定义为传统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之外的第三种金融，认为数字金融区别于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是一种新的金融模式[8]。然而，王国刚、张扬（2015）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有限，并不会颠覆传统银行业务，更多的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9]。黄益平、黄卓（2017）对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进行了总结，认为传统金融不发达、监管压力较小以及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并指出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是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鲜明特点[5]。

数字金融天生具有普惠性，谢平等（2015）指出互联网金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拓展交易可能集、交易去中介化、支付变革与金融产品货币化的特点[8]。杨善林等（2016）将互联网视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新资源，互联网金融实质上使用技术手段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10]。总的来看，数字金融的普惠性首先体现在其渠道广，黄浩（2018）认为互联网是渠道的革命，互联网公司借助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建立了宽广的渠道，使得弱势群体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进行金融交易，而不受地理限制[11]。其次体现在信息流通，数字技术将信息的传播速度推至极限，并通过技术手段汇聚碎片化的信息，构建全面的信用体系，根据客户的差异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合理控制风险，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使得普惠金融经营可持续。相较于传统金融的政策引导，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内生于数字技术，数字金融的发展已超越移动支付，构建了一个数字金融的生态圈，具有普惠金融的价值[12]。

三、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相关研究大致是按照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而逐步推进的。

（一）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1.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关于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观点。一是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greedwood & jovanovic（1990）提出了gj理论，率先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初期存在财富门槛，金融多服务于富人，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低收入者也可获得金融支持，转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者呈“倒u型”关系，并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库兹涅茨效应[13]。二是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galor & zeria（1993）对“倒u型”提出质疑，认为存在一个初始财富门槛，从而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结果也证明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未能使低收入群体受益[14]。三是金融发展会收敛城乡收入差距，ruixin & sami（2019）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会收敛，并采用国际数据证实了收敛效应[15]。总体看来，有关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未形成统一观点，农村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的可能。

2.农村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

一些文献认为，金融发展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地区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既包括金融机构排斥农村，也包括农户接受金融服务尤其是信贷服务的意愿不强。首先，城乡之间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取决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李广众、陈平（2002）发现金融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金融中介规模不存在因果关系[16]。地区间金融效率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差距的较大原因， 金融规模的扩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也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而金融效率的提高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我国的金融发展一直注重规模增长，但发展质量不高，金融效率低下，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也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生产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诸多资源，各类资本向城市集中，导致农业自身发展资源匮乏，户籍制度的设立又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衍生出二元金融结构。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是国家战略偏向与地方政府控制偏好的共同结果，表现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使得城镇居民受益程度远大于农村居民。在二元金融结构下，农村金融扶持力度薄弱，正规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自由化也主要增加了高收入人群的投资机会，降低了农村居民从正规金融的信贷获得，使农村金融机会减少。

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的转变，理论上有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因为此，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对农村金融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农村金融发展依旧面临困境，主要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之间存在矛盾，政策措施未能对症下药，金融机构无法按市场定价，同时缺乏风险管理手段，导致农村金融效率较低，在马太效应下农村地区金融与经济恶性循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17]。

1.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的影响

贝多广（2015）指出，一个好的金融应该是负责任的、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3]。仅靠正规金融的发展无法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信贷约束、发展非均衡是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改善金融约束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普惠金融定位于缓解金融排斥的目标，增加了金融的可获得性，金融深化强调金融发展的深度，而普惠金融强调金融发展广度，有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缓贫困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金融规模扩大、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提高都能促进经济增长，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侧重在金融中介的发展广度方面，而经济的增长有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18]。其次，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减贫。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减缓贫困，金融可得性增加是减贫效应的前提，发展普惠金融为低收入农户提供了金融支持，缓解了贫困现象。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19]。

chakravarty（2013）指出普惠金融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采用印度的数据证实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20]。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有长期均衡关系，李涛等（2016）实证证实了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21]。

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压抑促使了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困境在于信息不充分，数字技术的发展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抵押约束的难题，有助于普惠金融在农村落地。barbesino et al.（2005）指出互联网已是欧洲银行公认的业务渠道[22]。数字金融的发展以信息不对称为立足点，以大数据为驱动，促进市场分布的“长尾”延展、“加厚”和“向下”，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促进了各地区的信息交流，在支付、保险、信贷等领域均有所建树[23]。互联网发展也突破了空间的局限性，数字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缩小，改善了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促使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更加精准。

吴晓求（2015）指出数字金融的发展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了金融效率[24]。发展数字金融使得商业银行的市场机制得到加强，改善了社会融资结构，有助于我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的结合，解决了普惠金融发展中信息不對称、物理网点限制和交易成本高的瓶颈，扩大了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有助于信息和技术的快速传播，促进经济增长，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25]。

（三）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已有一些学者针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做了探究。目前的研究结果均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例如，宋晓玲（2017）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26]。另有学者使用滞后项、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基础功能、主导功能和衍生功能三大功能，形成了包容效应、减贫效应和增长效应三大收敛效应，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27]。

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收敛效果存在空间效应，耿良、张馨月（2019）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相比传统普惠金融更能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并且短期内还存在显著的全局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也有积极影响，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取决于其数字服务支持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非农收入同样也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28]。

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发展也存在差异影响。张彤进、任碧云（2017）发现包容性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在于降低成本，其中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效果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只在中西部显著，小额信贷的收敛效应不显著[29]。李建军、韩珣（2019）指出支付、信贷和数字金融服务可得性对农村包容增长有促进作用，投资的作用不明显，仅数字支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有效[30]。张勋等（2019）基于微观数据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包容性增长，对农民收入提升更加显著，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低收入居民和低社会成本居民的创业影响更加显著[31]。

总体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傅秋子、黄益平（2018）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金融需求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既减少了农村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同时也增加了农村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但是对不同特征的个体影响不同[32]。梁双陆、刘培培（2018）则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时存在收入门槛和教育门槛效应，且存在地区差异[27]。数字金融能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但对城镇影响大于农村居民。李牧辰等（2020）从金融功能观的角度出发，指出不同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33]。

四、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为何会出现影响异质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探究。已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促进居民消费

金融市场发展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又会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由于信贷水平、收入差距分别与居民消费呈正向和负向关系，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努力缓解信贷约束，发展消费金融。germana & luisa（2017）认为普惠金融可通过提供个人信贷，使个体做出长期投资和消费决策[34]。尹志超、张号栋（2017）指出，在正规金融不可及的情况下，数字金融能减低家庭信贷约束，增加信贷需求[7]。数字普惠金融为所有家庭提供了公平且可负担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支持可以平滑消费，合理配置资源，降低风险，增加收入。易行健、周利（2018）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消费的关系，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居民消费，且对中西部地区及农村地区更为显著[35]。

（二）增加就业机会

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支持农民创业，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来增加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非正规化就业将成为社会就业的较大比例，但非正规就业者面临着许多困境，其一便是资金约束。中国家庭创业普遍存在资金约束，农村地区尤甚，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创业，缓解收入差距。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新型农业经营的主体提供了金融支持，扩展了融资渠道，谢绚丽等（2018）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业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城镇化较低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作用更强[36]。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增加了农民创业的可行性，改善了农民创业维度上的贫困，有助于农村居民创业，从而增加收入。

（三）缓解信贷约束

农村居民投身非农产业后，数字普惠金融同样可以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为农民创业提供后续的资金支持。在中国，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资本市场都无法为小微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融资，数字金融弥补了一定的信贷缺口，缓解了信贷配给，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渠道。数字普惠金融通过p2p、小微借贷、众筹等模式为小微企业带来了金融支持，打破了金融排斥，显著增加小微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频率，实现借贷资源的高效配置[37]。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打破信贷约束，有助于农村居民创业就业，增加收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四）改善人力资本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信贷约束的同时，还可以改善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廖理等（2014）指出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来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38]。网络借贷中存在着投资者学习的行为，居民在参与数字金融服务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金融知识，而金融知识又能显著促进居民的互联网金融参与度，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尹志超、张号栋（2017）指出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低收入家庭影响较大[7]。

五、制约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的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数字技术，拥有数字、普惠、金融等多重属性或特征，发展过程也因此而遭遇更加复杂的障碍。相关研究发现，一些因素正制约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效果。

（一）区域差异

dayalgulati & husain（2002）研究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对经济发展差距有显著影响[39]。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东中部农村金融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西部则减少。李建伟（2017）构建了2009—2014年的省级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检验了普惠金融發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省域层面上并非完全一致，普惠金融对农户的收入影响也呈现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中、西部则呈负相关关系[40]。传统金融的发展受地理因素的限制，因此会出现一定的空间集聚现象，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打破地理空间约束，理应消除了空间差异，但耿良、张馨月（201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包含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旧呈现集聚现象[28]。

数字普惠金融呈现空间集聚效应，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地区集聚现象[41]，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金融产生了路径依赖，传统金融的集聚传递至数字普惠金融。廖理、李梦然、王正位（2014）发现我国网络借贷中存在着区域差异，地域歧视较为明显，且这种歧视是非理性的[38]。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集聚可能导致一些偏远地区及农村地区依旧无法获得金融支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减弱，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现象。

（二）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异的同时也呈现出复杂的门槛效应。部分学者针对门槛问题进行研究，指出金融发展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减贫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在减贫过程中存在收入门槛，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基础设施、实际应用和制度环境的门槛，而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时存在收入门槛效应和教育门槛效应[29]。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只有金融适度发展并与实体经济发展匹配，才能使经济增长达到最优。李志阳、刘振中（2011）发现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在短期内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仅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农民决策具有影响[42]。门槛效应的存在会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效果产生差异，在跨越门槛前数字普惠金融过度地深化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出现门槛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排斥依旧存在。当前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的融合还不充分，农村居民依旧面临基础金融服务不足的困境，收入、技术和教育差异仍然是农村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了供给侧的物理排斥，但农户受教育程度低，对金融及互联网知识理解有限，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侧存在明显的自我排斥[43]，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仍然向高收入群体倾斜，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的可能。

（三）数字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为媒介，数字技术所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必然体现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之中。程名望、张家平（2019）将数字鸿沟分为互联网使用机会方面的一级鸿沟和互联网利用、信息加工、信息甄别等方面的二级鸿沟[44]。城乡居民在收入、教育水平方面的不平等和差距，导致在信息化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方面存在区别，形成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实质是经济鸿沟，数字鸿沟会导致信息贫困群体信息不流畅，减少获取收入的机会与途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特殊的城乡互联网普及二元结构，引发新的阶层分化，当前我国一级数字鸿沟基本跨越，主要问题是二级数字鸿沟。李牧辰等（2020）也从金融排斥的需求供给角度分析了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33]。冷晨昕、陈前恒（2017）则通过对中国22个省区19个国家级贫困县和山东、福建、广东43个行政村645位农户调查，发现只有8.5%的农户使用了第三方支付，鲜有农村居民使用众筹和p2p，表明我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数字鸿沟问题仍然较大[45]。

关于数字鸿沟的成因，一种观点认为数字鸿沟存在于国家、地区之间，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是根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同个地区的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原因是职业和教育的差异。是否接入网络受地域影响较大，使用方式和目的受地域影响较小。数字鸿沟的初期形态是接入鸿沟，接入可及性差异是数字鸿沟的基本表现形态，即使存在运用差异，相比接入性差异影响也不大。互联网资本的差异造成了获得数字红利的差异，形成了数字鸿沟的新形态[46]。数字贫困指某空间或人群在数字信息供给、获取、应用上处于缺乏状态，贫困户的互联网金融使用率极低，主要是自我排斥，得到互联网金融支持的多为能获得传统金融支持的群体，弱势群体依旧被排斥在外。数字技术会引发弱势群体“数字排斥”，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出现异化现象，数字化进程下本应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因数字鸿沟的存在反而扩大了[47]。

（四）风险及行为异化

数字普惠金融同样也存在着风险。谢平等（2015）认为数字金融的主要风险为信息科技风险和“长尾”风险，一旦出现风险，覆盖范围极大[8]。移动支付具有操作风险，众筹具有信用风险。张皓星、黄益平（2018）发现网络借贷良莠不齐，甚至会出现反向“挤兑”现象，会给用户带来巨大损失，因而具有较高风险[48]。征信机制不健全是产生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根本问题，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网络平台借贷利率虚高，网络平台从信息支持变为信用支持，为互联网借贷堆积了较高的风险[49]。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还存在一些行为异化的现象。网络借贷中的信息不透明导致平台费用上升，拉高了借贷成本，并且产生了严重的身份歧视现象，低收入者对网络借贷的使用微乎其微，数字金融的发展并未促进小微企业发展，资金反而流向股票市场。金融服务的利润最大化是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目标与普惠金融的非盈利目标冲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又形成了一批互联网金融巨头，会造成普惠金融的目标偏离、结构扭曲、功能错位，资金向富裕农户倾斜。尹志超、彭嫦燕、里昂安吉拉（2019）通过微观数据发现弱势群体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低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既要靠自身业务创新，也要靠政府的适当引导，只注重贫困地区接触金融可能会导致资金外流，加剧城乡收入差距[50]。

六、总 结

本文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后发现，传统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和互联网公司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两种主要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减少了金融服务的成本，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了农村金融排斥现象，已成为普惠金融当前发展的主导模式。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信贷约束的缓解，人力资本的改善，以及增加就业机会方面给予了金融支持，在促进经济增长、减缓贫困，从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明显的功效，使普惠金融得以落地，切实推动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目标。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依托于数字手段，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具备了数字和金融的双重属性，衍生出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数字金融本身的高风险性等等，数字普惠金融本身的行为异化现象，也使得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这些均使得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大打折扣。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应向何方前行、如何发展，如何克服发展道路中存在的难题，是否可能出现新的行为异化及效果异化现象，仍是今后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注 释]

①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li muchen ，feng sixia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责任编辑：蔡晓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风险与监管研究》 （14zda043）。

作者简介：李牧辰（1991—），男，安徽蚌埠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数字金融;封思贤（1973—），男，江苏泰兴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数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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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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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主要由兩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现状，并阐述主要业务模式及其优势;第二部分介绍数字普惠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以及监管方面的挑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和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监督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6月11日

最近几年，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快速，并在国际相关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这有利于完善我国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的融合，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服务支持，落实解决失业问题、促进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等各项重点工作，有利于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工作目标。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

（一）第三方支付的普惠性。第三方支付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借助其中介作用来完成资金转移，数字金融中的普惠性在第三方支付上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也是目前实际操作中最成熟、最成功的形式，具备交易速度快、覆盖范围广、规模效应大、交易成本低等特点，是普惠性最成功的表现形式。例如支付宝、财付通、微信支付等都是该领域的领头品牌，为众多的大中小商户提供支付服务，覆盖线上和线下各种消费场景。

（二）小微企业贷款的普惠性。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积极推进普惠金融，主要是尝试对传统金融进行政策引导来实现普惠性。以小微企业贷款为例，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同时出台三个“不低于”的监管政策，实现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比例逐年提高的目标。这种政策驱动的方式虽然使商业银行能够满足对小微企业贷款融资的需求，但是商业的可持续性不佳，而可持续性则是普惠金融的核心。对于个人、小微企业贷款来说，普惠金融就是以低成本来获得融资，但大多数小微企业不仅规模较小、风险普遍偏高，企业信息不透明，缺少抵押资产和担保。高风险伴随着高成本，金融机构很难对其进行贷款。除此以外，政府利用政策实行补贴和扶持可以取得一定成果，但这种方式效率低下，而且不太容易长期实现。

（三）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最近几年，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有学者研究发现，最开始时不同省份和地区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不断缩小，后进城市的发展速度有超越先进城市的迹象，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开始变得较为均衡。

这种发展趋势为借助数字金融普惠实现国内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均衡提供了解决措施，可以将数字金融普惠作为促进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工具或载体，消除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此外，经学者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普惠可以有效减少城乡贫富差距，可以促进居民的消费行为，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有助于推广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

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问题及风险

（一）网络借贷混乱。网络借贷在萌生之初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和监管制度，导致监管力度不足，p2p平台自身内部自律性不足，再加上来自宏观经济环境的压力、市场资金的流动性不足、金融去杠杆力度等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p2p平台经营不规范、恶意跑路、疑似诈骗等负面事件屡见不鲜，网贷平台评价不佳，信誉度骤降，使得众多网贷平台纷纷倒闭。风险与监管之间的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网贷被发展为庞氏骗局，变身为非法集资。

（二）智能投顾的潜在风险。智能投顾是指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将过去只服务于高净值客户的金融服务解放出来，利用金融科技为普通大众提供优质的理财建议，具有普惠性。这其中涉及了几个风险问题：智能投顾给出的投资建议或决策是否一定是好的？智能投顾本身是否适合具有这种普惠性？从少数人的投资决策转变为一大批人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增加或减少股市的羊群效应？这种投资顾问的普惠性，会让市场变得稳定还是更加波动？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少数智能投顾公司控制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决策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怎样的风险？这都是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普惠性尚有发展空间。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程度就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尚存不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普惠性在第三方支付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但是在网络借贷上还没有太过明显的表现出来。虽然数字普惠金融的借贷规模庞大，但若想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人的需求还要进一步的发展。此外，虽然数字普惠金融的放贷条件与传统金融相比要更为宽松，但是借贷的成本对个人和小微企业而言仍然很高，需要找到更好的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的低成本、高效率、安全可靠的办法。

（四）相关监督机制不完善，客户信息安全缺乏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但我国的法律及相关部门的监管机制却难以紧跟其发展速度，尚未出台相关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导致数字普惠金融领域进入门槛过低，很多企业尚未取得相关资格便开始营业，这些无证企业绕过了原本就很薄弱的监管机制，很容易给金融服务的消费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害。

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普惠金融从实体金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会导致普惠金融过于依赖相关数字技术，信息的真实性、数据的及时性以及数据的收集、处理都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低甚至没有领域进入的门槛，导致了从事金融服务的各企业数字安全技术良莠不齐，一些企业甚至从事买卖客户信息的非法行为。如何在数字技术广泛使用的现代保护客户的信息数据安全，对其进行可靠的防护，防止不法分子进行信息数据的篡改、利用、买卖的不法行为，就成为了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数字普惠金融问题解决对策和监管建议

（一）做到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统一的监督标准。统一的监督标准是由数字普惠金融的性质所决定的，企业通常接受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监管，在相关制度的监管要求下开展相关金融服务，对于同一类型的企业或同一性质的业务，不同省份和地区的限制和规定可能有所不同。但对于从事数字普惠金融的企业来说，这类企业的业务开展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以及有可能会涉及到非企业所在地的其他地区，这就会导致企业所在地和服务开展地所实施的监管制度有矛盾的地方产生，从而影响监管工作的开展和落实，为了避免这种矛盾产生，就需要对从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企业有完整统一的要求和标准，通过统一的监管制度就可以避免监管套利。

（二）借鉴传统金融的“监管沙盒”运作模式。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技术与代理关系复杂、交易隐蔽、缺少专门的法律法规、数据与信息防护不到位、风险转移迅速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可以借鉴 “监管沙盒 ”的运作模式。“监管沙盒”可以被视为独立创立的“安全空间”，金融服务企业可以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对新型的金融服务、产品、商业运作等进行测试，就可以避免开展某项业务时出现问题就被监管机制约束。监管者可以在确保消费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风险不会发生外溢的前提下，适当、合理的放宽相关监督力度，减少金融企业在创新方面的监管束缚，既可以做到风险的控制，又可以鼓励金融企业的创新。

（三）加强监管部门之间政策协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关键构成部分之一，同样也是经济稳定良好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适应金融行业混合、综合经营的发展方向，解决当前监管体制内部存在的监管职责不明确、监管职责交叉、监管范围不全面等问题，我国需要对监管部门的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调整，加强中央和地方相关监管部门的协调，增强部门的监管能力，切实发挥出我国监管体制的优势，从而保证数字普惠金融的良性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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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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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根据会议安排，下面我就大善县践行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开展情况作以下汇报，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的发展模式，我县的做法，多次受到市县主要领导肯定，人民日报、新华社、大善日报、学习强国等主要媒体也多次予以报道。

一、主要做法 （一）创建党建金融联盟，发挥党建统领作用。

一是人民银行大善县支行积极推动县政府制定出台《大善县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明确了责任分工，形成了以县委县政府为领导、各部门参与、金融机构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党建联盟，充分发挥党建对普惠金融的引领作用。二是各金融机构成立以行长为组长、经营班子为副组长，各支行行长、部室经理为成员的普惠金融实施领导小组，层层压实责任，做实、做深、做精农村金融，为农民、农村、农业提供更近、更快、更实惠的金融服务，为大善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二）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一是根据大善地域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信用等级评定，形成了全员参与、以信用定额度、以额度定星级、宽授信、严用信的工作方法，既扩大评定覆盖面，又严控金融风险。

二是以信用评定试点村为依托，全面推进信用户信用评定。信用村居民贷款一律享受利率优惠 2%的政策，信用村中的信用户贷款再增加3%的优惠幅度。信用户第一年用信记录良好，第二年用信可以再优惠 3%，第三年乃至以后年度扩大为优惠 5%。

三是逐步完善信用体系的建档增点扩面，建成了“城乡居民—城乡商户—企业及其上下游”三位一体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信用工程体系，保障惠农支农资金的有效投放，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三）

依托普惠金融服务站，打造品牌化金融服务

点+自助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站”三位一体的金融服务网络。一是开展人口分布调研，根据大善县域村庄分布特点和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特点，针对不同乡镇实际情况，给予不同的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计划。组织各金融机构与服务站管理员签订管理协议，明确服务站管理员工资考核办法，刺激服务站管理员办理业务的积极性，使普惠金融服务站管理有制度保障，更好地服务当地百姓。二是增加普惠金融服务站设施配备，满足群众差异化金融需求。硬件方面投入使用了新型惠农自助终端i58，与传统型设备相比，新型普惠金融设备全程自助操作，无需人工代办，实现了小额现金存取、转账、查询等多项业务功能，同时提供缴费、充值、消费等民生服务，有效节省客户排队办理业务的时间；
软件方面在每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张贴“阳光信贷服务公示牌”，宣传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及服务，使普惠金融服务站成为阳光信贷业务的联络站，切实打通农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三是扩充服务站

活动形式，打造多功能服务站点，与县民政局合作，在服务站设立爱心捐助活动中心，张贴“爱心接力 温暖麦乡”慈善二维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捐赠活动中。同时每月组织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服务站进行宣传，内容主要包括普惠金融服务站业务范围、假币识别、反洗钱和非法集资等，提高群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四）

创新普惠金融产品，促进普惠金融全面发展。

一是确定大善农商银行为普惠金融业务重点培育对象，鼓励其大力开发特色金融服务项目，拓宽服务领域，稳步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二是大善农商行先后推出了金燕 e 贷、幸福 e 贷、扶贫 e 贷、“乡村振兴贷”等六大系列 26 款金融产品，其中“金燕快贷通”简化了贷款流程，大大地缩减了审贷时间。同时，对地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上门金融服务，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民合作社给予信贷资金支持。

三是从组织领导、制度保障、考

核评价、差异化政策等方面着手，推动辖内金融机构不断完善自身普惠金融产品和政策，促进“三农”业务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五）规范管理，严防发生风险

一是聘用专业的第三方公司，加大巡检力度，每月至少巡检两次，按月提交工作报告，并实行风险共担机制，实现风险的转移和分散。

二是把信用评定、金融知识宣讲、客户维护活动定期在普惠金融服务站开展，同时反复宣讲普惠金融服务站的业务范围，既能扩大活动效果，又能有效监督。三是发挥“党建金融联盟”作用，让当地党员和协会会员参与监督。

四是明确检查监督的次数，并认真考核，严禁在原有代办站设立，严禁对普惠金融服务站分配存贷款任务。

五是发挥监察专员的作用，定期对监察区域的普惠金融服务站进行独立巡查，在第三方公司监督检查基础上再监督。

六是扩大公示范围，在普惠

金融服务站之外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形成监督合カ。

七是加强后台运行数据监测，发现异常动向，立即进行专项排查，真正管好风险 。

二、取得的成效 （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突飞猛进

一是农户电子信用档案逐步健全。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大善县已为 6 万农户建立电子信用档案，覆盖率 52.7%，农户普遍拥有了经济“身份证”。二是信用贷款逐步增加。截至 2020 年 3月末，大善农商银行已累计完成信用评定行政村 337 个，占全辖345 个行政村总数的 97.68%。采集电子信息建档户数 63332 户，评定信用农户 49467 户，授信金额 18.67 亿元，用信金额 2.02亿元；
累计评定信用商户 2726 户，授信金额 1.68 亿元，用信金额 0.43 亿元；
评定信用企业 143 家，授信金额 23 亿元，用信金额 17.51 亿元。

( ( 二) ) 普惠金融服务站点实现全覆盖。

截至 2020 年 3 月末，大善辖区建成投入使用普惠金融驿站共 151 个，布放 atm 机具 108 台，pos 终端 778 个，流动银行车1 台，初步构建了“营业网点+自助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站”三位一体的金融服务网络，实现了“简单金融业务不出村，复杂金融业务不出乡”的金融服务目标，满足 50 万群众的需求。

（三）

金融助推脱贫攻坚作用发挥明显。

截至 2020 年 3 月末，累计走访贫困户 6040 户，发放扶贫明白卡 15200 余张，投放各类扶贫贷款 1085 笔，金额 24440.8 万元。其中：产业扶贫贷款 16 笔，金额 22412 万元；
小额扶贫信用贷款 1069 笔，金额 2028.8 万元，累计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101 户脱贫；
保障了惠农支农资金的有效投放，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金融活水；
金融扶贫“卢氏模式”和兰考普惠金融“一平台四体系”在我县得到了深入推广和复制。

（四）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文明，防范了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通过信用评定工作的开展，老百姓明白了信用就可当钱花，返乡就业、创业人数增加，涵养了当地税源，农民贷款难、贷款贵和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农村空心化”的现实问题得到逐步解决。老百姓的金融素养也大大提高，挤压了农村非法集资、电信诈骗、保健品诈骗的市场，有效保护了农村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许多村组、农户都将信用户牌当作“好人牌”“文明村民”牌，是农村“娶媳、嫁女”的重要参考标志，都争取早日挂上信用户牌，整个社会信用意识全面增强，村委凝聚力显著增强，乡风更加文明。自2018年2月23日以来，大善农商银行300多名员工历时810个日日夜夜的进村入户，走街串巷，构成了新的社会治安防控力量，社会上一些小偷小摸等违法犯罪人员无立足之地，社会治安案件数量明显下降，提升了老百姓的安全感。

践行普惠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

[摘要]作为客户数量最多的银行，邮储银行专注服务“三农”、小微金融，积极创新融资模式，努力构建“o2o”的立体化金融服务网络。

在小微金融服务方面，自成立以来，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超过2.3万亿元，有效解决了1200万户小微企业的经营资金短缺困难。截至今年6月末，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237亿元，1-6月新增贷款664亿元。八年来，邮储银行针对小微企业特点，推动产品创新工作，形成了“强抵押”、“弱担保”、“纯信用”相结合的全产品体系；
改变“自下而上”做小微的思维定式，立足网点优势，通过专业化机构打阵地战，建设了578家专业化的小企业特色支行，覆盖全部36家一级分行，为高新科技、电子商务等222个细分行业提供专业服务。

然而，在当前创新不断的大环境下，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小微企业缺乏的已不仅仅是资金支持。品牌的传播平台、技术的指导、商业模式的交流、行业信息的了解等均是其所需。

针对这些涌现在市场的新诉求，自2010年以来，邮储银行连续六年举办“创富大赛”活动，与地方经信委、人民银行、银监局等共同组织，为个人创业者和小微企业搭建“一个联盟，四大平台”为基础的创富综合平台。“一个联盟”，是建设以支持中小企业客户发展为目的、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为支撑点的创富联盟；
“四大平台”分别包括：资金支持平台、品牌传播平台、技术指导平台、商业模式交流平台，形成了“帮扶小微企业、助力百姓创业创富”的良好氛围。

积极创新融资模式 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徐学明表示，当前，社会融资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社融股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银行传统的存贷汇服务模式已无法满足客户的需要了。为此，邮储银行积极创新融资模式，走“投贷债”联动发展的路子，积极拓展ppp、产业投资基金、并购基金、政府债务重组等融资方式。6月份，邮储银行在全国首个地方高铁ppp项目——济青高铁（潍坊段）项目中成功中标，投放资金43亿元。未来，邮储银行将加大对城市轨道建设发展专项投资基金、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基金、充电站和充电桩建设投资基金，以及现代物流投资基金等方向的投资，力争三年投资总量达到3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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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计划普惠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