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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一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姓名：张可明学号：
1105616034。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以此作为近代史的起点，开始了一段令国人振奋，悲哀，无奈的不可磨灭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的签订，为中国近代史写下了一个耻辱的开头，世界就这样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认识了当时的时局，认识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世界。当时在一连串的失败后，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大堆的条约，使得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还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人构成的威胁，但是这样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击，刺激了中国人民的醒觉，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鸦片战争后不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实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主义形态。帝国主义势力于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由于外强的进入，大量倾销商品使得中国本身的自然经济迅速崩溃，白银外流严重，人民生活失去经济来源，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中国从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发展到商品经济，然而过程却是异常艰苦的，当人们意识到仍旧依靠单纯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已经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是已经太迟，而地主，官僚等得出现更是使他们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19世界70年代终于开始转变，中国的民族资本兴办的形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但其中的真正的民族资本家却因为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规模过小，设备落后，受到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这样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去附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1867年，台湾人民也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奋起反抗，《马关条约》签订时更让他们鸣锣罢市，表示抗议，1884年，中法战争时，香港中国造船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受伤的法国军舰，爱国商人也罢工，码头工人则不运送法货。1900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鸦片战争后只有少数人朦胧意识到的民族醒觉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醒觉。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主用，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但洋务运动有封建性，加上对外国的依赖最终难免失败。由此给人民心中一个重击，寄予的希望都无望。清末新政可以算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清末新政之后的中国政治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清末新政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政治在西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唯一的一次革命。“新政”以政治上的革新为主，实际拟定和实行的改革措施以政治为多，改革所影响最深的领域也是政治。新政的开始起因于帝国的危机，但它又刺激引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反而又加剧了帝国的危机，促进了清朝的灭亡，然而新政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制度，却保留了下来。新政所规划的改革措施，很大一部分没有来得及推行，已经明令实施的计划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举步维艰。但是，清末新政是一系列历史事件链条中的一环，它受到了以前历史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也影响和限制了后来的历史环境。新政的失败更是让国民对未来的飘渺的希望一个迎头重击。一直到了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全国响应，人民首尽了太多的压迫，太多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得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年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整在人民当然地以为会迎来新生活的时候，人民艰辛取得革命成果却袁世凯窃取，虽然如此，1921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得五四运动，依然是人民心中对自由、幸福无限追求的体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共逐渐扩大，却形成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对峙，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企图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民心所向，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心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人民一直坚持着的它，一直相信它，坚持了七年直到抗战胜利，再坚持了十年，直到内战结束。
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也是十年内战时期。期中中国出现短暂繁荣的现象，但是因为国民党的欺压，中国人民开始作出坚韧的反抗斗争，为了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解放。从而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经历了长征的洗礼，一步步的走向中国革命的心局面。
刚开始，在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后，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国民党变成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息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这个政权性质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国民党实行***和军事独裁统治。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而且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同时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以控制广大人民的行动。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一个个的控制手法，正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
不过在“一战”期间，因为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使得中国的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轻工业发展显著；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可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不成熟，也为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所以很快就被国民党控制了。
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人清醒了，也开始站起来了。无论在国民党的追杀，摧残下，还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国共产党还是独立高举起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可是当时无论中外，都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而且中国近代革命也曾在大城市进行过革命斗争，但不成功。不过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在艰难的探索中发现了问题，他最早关注农民问题，最早提出进行农村的武装斗争，还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领导创建了第一次农村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最早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由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后来的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让我们革命时期走到了土地革命时期。
土地实行私有制，农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这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再加上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大大推动国家的进步，而且根据地也慢慢的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使身在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由于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而且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滋长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而且“左”倾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使得很多方面产生了很多的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所以迫使到最后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再加上红军战士秉着长征精神，为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拼搏一战，展现了长针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经历过种种的阻碍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已在人民的心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而且慢慢的走进了人们的心中，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人民都满怀信心的去斗争、去奋斗。这次的土地革命是成功的，它确立了中国的性质，找到了中国的前进方向，而且人民也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带给他们明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经历了109年的不断战火后，中国人民终于都能够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然而回忆当中的战火烧得依旧猛烈，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时刻刻反省自己，谨记历史的教诲，谨记自己的处境，自尊自强，不再受辱。
而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但并不彻底，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66年5月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集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遇巨大的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依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心的局面，这一切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
尽管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严重挫折，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在以毛泽东未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随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人民定以此为戒，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自由、富强的时代。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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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二
摘要：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
abstract:westernizationmovementwasthefirstphaseofmodernizationinchina,resultinginthebeginningofmoderntimesinchinaandthefirstwaveofindustrialization.it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promotionofchina'smodernmilitary-industrial,civilianindustry,scienceeducationandthedevelopmentofideologyandculture。thathadcausedaseriesofprofoundchangesinmodernchinesesociety.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
中国近代化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些论者以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为由否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
一、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逐渐走向近代化创造了条件。
第一，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封建大地上栽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幼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侵扰。为了挽救其统治，清政府内部分化出一批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的有识之士，即洋务派。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必须谋求富强之道，且需从“练兵”、“制器”开始。如实？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因此他极力赞同购买并制造先进枪炮，认为“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3)。经办洋务最多、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李鸿章在列强侵略面前也悟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为此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先后设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洋务运动由此进入以发展军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求强”阶段。
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和洋务派认识的深化，他们懂得了“必先富而后强”即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饷源，莫如振兴商务”。(5)于是洋务派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由此洋务运动进入“求强”与“求富”并重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先后共有29个单位，其中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同时还兴办了大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近5万吨位的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共计477公里。还有通行全国的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事业。新式工矿企业的设置，改变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开始有了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近代轻工业、重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起了示范作用。近代工业的出现，也带动了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社会格局开始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形成，据估计，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数已有近十万人。
第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入侵首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企业的兴办以及商品性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促使商品经济发展，使传统的剥削方式开始改变。洋务派在创办民用企业时，主张“官合民之力以收利权”，采取了招引私人投资的办法，倡导商民附股洋务企业。我国早期创办的、规模较大的近代民族工矿企业，大都通过洋务派向清朝政府申请“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派确曾给予过一定的支持或扶助，如为这些企业向清政府请准贷款、垫款，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轮船招商局于1872至1877年间向清政府借款达1928万两，电报局于1889年向清政府借款达62万两。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洋务运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洋务派已认识到外国的经济侵略对中国的危害，并提出发展本国的工矿交通电讯业以“分洋商之利”。(6)如李鸿章曾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7)又说：在“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之时，中国“宜购造轮船，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于是，他创办轮船招商局，希望“渐收利权”(8)。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确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果。以轮船招商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轮船招商局创办20年间，共得纯利润600万两，是实际资本的12倍。仅在创立的头三年，“洋商少装客货，三年共约银493、3万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813.6万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者，约1300余万两”。(9)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后获得十年专利权，这固然不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但它明确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其用意在于使洋人在中国设棉织厂的“后患庶几可免”(10)。这表明洋务运动使中国市场不再是外国商品的一统天下，为中国经济逐渐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还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传播了科技知识，培养了人才。洋务派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1)因此，洋务派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作为主要手段。但随着科技和机器的输入，对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培养科技人才和应用人才，“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12)洋务派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陆军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学校，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洋务派注意留学教育，认为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派人到外国学习“远适肄业，集思广益”,“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因习。然后渐图自强”(13)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从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国留学。从此以后，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识，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回国后，倡导西学，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栋梁。洋务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国有了西方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方式，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邮政、电报等新式通讯手段，有了新式学堂和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推动了近代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14)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是一个颇多争议的史学课题。本文的论述意在强调，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说并没有否认这第一步跨得并不好，也没有否认洋务派的决策思路与内部分歧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更没有否认它的不彻底性和滞缓落后性。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3)曾国藩《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见之于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第34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5)《李文中公全书・奏稿》卷39第32--33页。
(6)(7)(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翦伯赞、郑天挺主编)近代部分上册第358--359、348、358―359页。
(9)《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0页。
(10)郑观应《禀北洋通商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并免子口税事》《后编》卷七。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变法》第三册第224页。
(12)容闳《西学东渐记》。
(13)《拟选陪颖子弟出洋艺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14)洋务运动，第1册：142页。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三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想中，但很快这种幻想就被列强的炮火轰碎，中国被列强用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其实质是对中国的一场侵略，但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并逐渐融入其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但这强盛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上，吏治败坏，封建专制达到了顶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束缚人们的思想，对评议时政者进行残酷镇压。对外，清政府长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是一团散沙，国防空虚，军备废弛。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却在迅速发展。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各国工业的发展，其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而古老的中国幅员辽阔，成为了他们狩猎的对象。简言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使中国由闭塞走向开放。不仅如此，鸦片战争还加速了社会内部的改革，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西学东渐局面逐渐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前期，清廷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在全国开展工业运动，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请听为解决内忧外患，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阵营，其中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增强国力，维护统治。虽然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不够大胆甚至有所抵制，但与顽固派相比，他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们迈出了近代官方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其意义在于其引进的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帮助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其培养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引发了中国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才导致了旧知识分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的萌发。虽然洋务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其深刻揭示了在旧制度和旧思想下要依靠自身发展现代化产业是无法达到“自强求富”这一美好愿望的事实。政治上的失利也让国内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富国强民，必须从政治体制上下手，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并第一次把西方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它的失败让广大的爱国人士意识到，清廷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从此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它不再是以往那种循环式的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是在世界的东方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的旗帜。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奴隶之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邹容《革命军》）蒙昧的国人中有部分志士渐渐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换汤不换药似的朝代更迭，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真正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先进思想。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笔者认为，过去的认识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一条道路。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成功的。
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但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分歧，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爆发全面内战。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并没有过去。历史，以他巨大的惯性连接未来，又以他可贵的经验给后人以借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日之中国发展蒸蒸日上，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近代中国的屈辱。日军的侵华行为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但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抗战最宝贵的精髓信念——自强奋进、团结民主、逆境求胜、和平博爱等，对今天的人们同样具有巨大的感召与秉承意义。事实上，如果把物质作为生存的基础，信念才是人类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失去灵魂，无异于行尸走肉，同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灵魂，不仅会丧失凝聚力，还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夸夸空谈，无论在任何时代，实力才是硬道理。当今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社会进步、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挑战。将满腔热情化作牢固的发展信念，将对现实的不满足化作对奋进努力的原动力，让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无限的社会价值，真正从自己做起，这才是爱国情怀的最正确的表达，也是抗战精神在当代的应有体现。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若是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了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他会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中迷失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历史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真正效用。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长流，人们真正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可以随时摄取、揣摩乃至反刍，这对人类的现在、未来的发展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怀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更多的是对过往的反思。
时间的流逝有可能会磨灭很多记忆，但这些往事将永远警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然沉重，但却必不可少。
参考书目：孙立平，《中国近代史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
龚淑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朱维铮《重读鸦片战争》。
1999年3月。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四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应用心理专业。
2010225012徐梦茹。
2011.9.15。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是谁能把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事实上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一位总统他是乔治·华盛顿。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得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他就是中国。他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是什么让他对毛泽东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呢？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毛泽东走出了韶山，也就走进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大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件艺术品的原胚，虽然五色斑斓，却瑕瑜互见，总需要一双灵巧而有力的大手来雕琢。毛泽东也许不知道，他就是这双大手。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构建与两位19世纪的伟大德国人遥远的回应。他秉持着自由的理想，领导中国人民反击党国政府的围剿，抵抗日寇的入侵，拯救中华民族于瓜分豆剖之际。理想的旗帜挥舞在他的前面，这是最博大的民族理想，革命的人生理想，并在他热情的诗歌中赞美了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壮丽的斗争。《七律·长征》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既写出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又把红军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碍、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堪称为艺术精品，千古绝唱。
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在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毛泽东陆续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十年**，十年的伤疤，用了几十年也没有完全医好。据此，有人意图对毛泽东做全面否定。早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毛泽东已经得到了客观的评价：“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作为诗人，他是政治家诗人。毛泽东特殊的进取个性，斗争意志，浪漫想象和执着情感．这些诗化的性格，为他从事的事业谱写了一首首杰作，也铸造了一篇篇遗憾的败笔。这杰作与败笔对国家民旗的影响既深且大。其反差相隔天壤却同样惊心动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饱餐中国传统文化而达“内圣”、“外王的毛泽东，其诗化的秉性、气质、风格与其毕生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儒学士大夫其墨客骚人的秉性气质和风格是多重的。有其气势磅礴、洒脱不羁、气冲霄汉、豪迈不屈的一面，又有超凡脱俗、远离客观现实、文过饰非、虚幻理想的一面。很明显，这两个方面在毛泽东身上都是浓墨重彩。当他天才的想象与历史逻辑的轨迹吻合时，毛泽东创造了奇迹，这种奇迹是那些把历史的进步看成电梯一层一层上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法领略和创造的。当他天才的想象和历史逻辑的轨迹错位时，灾难性悲剧也是天崩地裂。毛泽东是大半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设计、创造和指挥者，民主革命的成功和胜利把毛泽东推向“唯意志论”，而且是“唯己意志论”。他对自己天才的想象力从不怀疑，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便是最好的佐证。
毛泽东以毕生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有自身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思想概论，有助于我们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现在正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要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使我们国家以社会主义强国的地位屹立于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一代成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群体，而思想理论素质是人才素质的灵魂。
因此，年轻的一代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缅怀毛泽东同志！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五
如何针对当前高校学生特点，通过改进世界近代史教学方式、方法等，达到通过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实现学生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成为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通过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有效的改革对策，旨在为教学提供参考。
一、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应用型教学思维下使世界近代史课程设置存在问题。
近几年，学校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全面、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在课程设置进行了不小的改革，除增加了适应当前社会要求的应用型课程外，还增加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性课程、实践等，这虽然增强了学生综合素质。受这种应用型学习思维的影响，许多教师将关注点放在对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热情上也对这些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虽然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样也培养学生能力，但受学生、教师的关注度不够，这也是造成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时间受到压缩。世界近代史课程被严重压缩，但是，教学大纳及教学要求没有改变，这就要求世界教师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所有内容全部讲完，这必然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形成教学质量下降、学习关注点降低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二)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陈旧。
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应以教师阐述历史为主，通过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活动的阐述，通过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反思，研究，达到对其科研能力的培养的目的。但是，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仍以政治性分析为主，学生对于历史学习，仍以背诵标准答案以应付考试为主要目的，学习过程僵化，无自主能力，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流于形式，失去对学生分析能力、总结能力、科研能力的培养的作用。
目前，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仍像高中教学一样，以教师课上讲解，学生被动听讲、记笔记的方式为主，教师只重视课程内容的灌输，而忽略了对学生主观能力的培养。单一、重复的教学方式，易使学生对课堂产生厌倦心理，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三)世界近代史教学与中国近代史等相关学科断层。
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课本上的内容，而忽略了与本时代历史事件相关连的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与相关历史知识断层的问题，使不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仅将之作为一件独立的事件来看待，缺乏连续性、全面性的思考，使历史事件、人物分析相对片面。
二、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改革初探。
(一)教学内容与形式多样，课堂重视学生参与度。
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不仅以教授知识为中心，更重要的还是要重视对学生查阅史实、分析史实的能力培养为主，因此，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注意将课堂多放给学生，通过布置资料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要学习的历史时期的全部史实，由学生向学生讲解的方式，达到学生间相互学习的目的，这也是对学生查找资料、分析问题等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工具选择的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图册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图册可以通过形象、直观的图画展示，向学生讲解相关历史。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利用历史图册向学生展示所要讲解的历史史实的脉络，引导学生清晰地了解当时世界各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与此同时也可与中国近代史相联系，使学生能够建立全面性、系统的历史观。
近几年，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得到不断的应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影像资料的展示，向学生展示更为真实的世界历史，有利于学生记忆。如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课程学习中，我们通过播放关于二战史实的资料影片，配合教师前期的讲解，加深学生对二战的认识，同时向学生布置作业，指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自行查找资料，分析二战对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许多学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甚至提出了如果没有发生二战，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将如何的反思。
(三)介绍学术界相关研究信息与成果，让学生自行分析。
通过向学生介绍世界近代史当前的相关研究信息与学术成果，丰富教学内容、深化历史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对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质疑，发表不同观点，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告知学生，通过抛砖引玉的形式，由学生向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提出问题，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此教师应注意对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合理筛选，选择适宜学生理解的问题。
总之，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通过改革教学形式、应用多种教学工具，通过对现有的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分析，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科研的能力，从而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学质量，使世界近代史课程真正达到其教学目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六
摘要：在大学学科教育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许多学科都能帮助大学生真正寻求到到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本文笔者主要就中国近代史教学与思想道德教育进行阐述。
关键词：高校教育中国近代史思想道德教育现状重要性强化教育。
在大学学科教育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许多学科都能帮助大学生真正寻求到到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在中国近代史的教材中，列举了许多的事例，这些事例蕴含着有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这些具备道德教育的事例，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能够最大程度地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情操，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中了解公民在社会中应该尽到的责任和可以享受的权利，从而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
一、当前我国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现状。
高校学生不同于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对于学习历史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只学习书本上的内容，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书本背后的知识，书本外可以延伸的东西，针对高校学生学习历史的这些特点，高校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进展也很顺利，学生的素质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但是，在高校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教师思想更新不够，还在运用传统方式开展教学，只强调传授知识，就书本而进行教学，课堂上思想道德教育喊得响，但都是学用脱节，表里不一，仍然流于形式，并没将中国近代史中的思想道德内容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有机结合；二是一些老师教学方式单一、陈旧，还在沿用以的老套路，还是传统的“口耳相授”，他们不想花时间去制作多媒体课件，没有想到调动学生学习性；三是没有积极开辟中国近代史教学的第二课堂，出现就书本内容进行书本教育的情况，思想品德道德教育的效果不佳；四围是教学中并不关注学生的主体情感和生活需要，课堂上更多的是大话、空话和套话，没有紧密联系实际，学用脱节，知行脱节，没有真正做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这样的教学模式注定会导致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效果不好，出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不良的社会文化影响了学生的思想，导致学生出现道德问题，而教育教学模式还囿于原有思维模式，受到传统观念的阻碍，改革一直推进不理想。当今社会中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严重影响学生正常道德意识的形成，这些消极的反面现象，严重摧残着学生的身心。部分学校德育工作者也受到影响，从而让学生逐步失去学习历史的兴趣，历史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讲，可有可无，没有任何价值。
加之，当今社会上的许多家庭中家长错误的认识也成为影响高校学生道德意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学生在历史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建立的思想道德意识与社会生活中相抵触，在生活中并不适用，甚至遭到大多数的讽刺、嘲笑，这些现象的存在，让高校课堂中的教育与学生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一些学生由相信这些观点到怀疑这些观点，到后来公然反对教师的观点。历史教师的教学中也存在偏离正确教育导向的情况，教学中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表现，轻内在，观念极为落后，自身素质也不高，大大降低了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影响。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包罗万象，信息量世大，师生之间在课堂中缺乏互动，一些教师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安逸于轻松的教学，的巨大信息世界，但师生之间互动作用发挥得并不明显，整个课堂死气沉沉。
二、当前我国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渗透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英勇无畏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奋起抗争，积极探索救国之路，为的是让国家定富强，社会安宁，人民幸福。让高校学生通过这中国近代这段历史的学习和理解，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认识，培养大学生们健康的审美情趣，在了解当时国情的同时，增强与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激发学生树立追求真善美的热情，培养学生大我的的人生境界。让学生深入学习和认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让学生热爱并乐于继承中化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人生态度，激发对祖国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建立起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学生树立为国家作贡献，为社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的人生理想。
通过对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强化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加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充分认识到人类在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能自觉做到真善美，杜绝假丑恶。在中国近代史上渗透思想道德，为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三、要强化在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渗透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力度。
牛根生说：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从这位知名企业家的言语中看出思想道德的重要性。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校的终极目标，是历史教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明礼知耻，崇德向善，让学生形成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树立正确的历史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
教学中，合理使用教学方法，可以使用移情体验法，在学生眼前、脑海中再现历史情境，从而形成道德表象；可以使用对比法，让学生在鲜明的历史对照中深入深化道德认识；可以使用故事法，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总之，教学中只要能让学生专注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教师就要不断致力于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让中国近代史中思想道德教育效果更好，影响更大。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七
摘要：“鸦片战争”使中国极不情愿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清朝统治者的自主改良性的“洋务运动”成果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损失殆尽，统治权在内外压力下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临界点”时期，制度替换行将发生，1898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然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维新派却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最弱的政治集团，诸因素包括基本的社会基础力量的缺乏、光绪皇帝的无权状态、未全盘考虑和计划缺乏程序性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然而它仍然开启了中国制度变迁和以制度救中国的道路，时至今日依然功不可没。
关键词：戊戌变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一、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引起了处于政治学研究困境的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传统制度对重大制度替代和宏大政治变革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了研究视域，它将研究的核心放在了制度对于行为主体如何产生影响，以及由制度、行为和观念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塑造某种政治后果具有必然缘由。这一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它避免了行为主义的太过微观琐碎以及对社会历史背景现存限制性条件的忽视，克服了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单一边界条件的缺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二)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夹杂着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临界点”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打破旧制度产生新制度的路径突破和路径替代时期；“关键节点”通常归结为重大的外部冲击，诸如战争、经济危机等打破原有政治制度，为制度变迁找到突破口和产生理由，这节点上的制度处于断裂状态，各方利益集团处于博弈争斗状态，新制度可能产生。
(三)制度变迁的利益博弈。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剧烈的社会环境变化引发了不同社会集团巨大的利益冲突。旧的政治制度由于其先天的惰性使其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主动改变，它会由于自身的惯性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刚性而进入“路径循环”状态，这种封闭循环使得新旧制度难以实现有序对接，当旧制度难以容纳环境剧烈改变而带来的冲突时，往往会导致旧制度的崩溃，新制度的创立。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来自于行动者对于新制度能够带来比旧制度更多利益的期望以及旧制度所引发的政治博弈和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法性的怀疑。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临界点”上，制度选择的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进行激烈政治冲突和力量博弈，这种合力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最终走向。
二、路径危机中的晚清政治困局。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以人治、集权、保守、宗法继承、抑商重农为特征，在服务于皇权统治的路径中运行着。伴随这种路径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臣民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封建帝国的运行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在君权轨道上难以脱离。这一切注定了因为缺乏政治创新而在东西文明激烈碰撞之际，中国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
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强行拖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变局促使封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寻求“应变”之道，在晚清政治中出现了一些人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政治新气象，尽管很多都是昙花一现。早期开明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西方技术层面的先进，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理念指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使人们进一步对中国封建政体的反思与醒觉。
甲午战后清王朝为了偿还赔款，向列强大举外债，以海关税收为担保，进而使得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的掀起了势力瓜分狂潮。中国处于瓜分豆剖的局面，财政亏空更使这台陈旧机器的运转雪上加霜，清政府只能“横征暴敛”，导致民变四起，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付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下，各地会党，发作待时”[3]，内忧外患的政治危局促使惊醒，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第一次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戊戌变法和制度变迁的流产。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以后的103天中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在政治上，措施主要是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取消旗人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但一些比较激进的具有资本主义内涵精神的措施却没有被采纳，如康有为在1898年6月对于新政的建议提出“拟定开制度局，立宪法，设议院，建设新京，议开懋勤殿以议制度”[4]。即便维新是以挽救危局为目的且措施多有折衷但变法在后党疯狂的镇压下崩溃瓦解只维持了103天，除了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外，一切回复照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设想的君主立宪还未成形就夭折了，一个没有结出果实的花朵随即凋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失败的制度替换运动，它没有打破中国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的路径依赖，没有成功地实现君主立宪体制的制度创新。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戊戌变法仍有一定的制度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尝试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成为近代以来制度变革的先锋。
制度变迁一般可以分为渐进型制度变迁和突变型制度变迁。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是统治集团在在政治体制能够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局部不适合形势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变革。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更替通过剧烈的、暴力的和全局的方式实现。在以渐进式变迁为主的制度替换过程中，也存在突变型制度变迁，在政治活动中矛盾双方不能在现成的制度架构内协商成功达成妥协，在政治资源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凭借掌控的话语权，利用暴力机器胁迫对方，以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变迁。晚清政府在19世纪末期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只有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才能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路径锁定”状态，实现制度创新。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场渐进型的制度变迁，康有为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虽然这种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最终命运是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制度创新的尝试，解放了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探索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之路的路径替代模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动力。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社会变革就会到来。清朝末期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旧制度的构建者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不变革将会亡国灭种，于是一场旨在挽救王朝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任何政治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敏感的神经，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15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说：“再没有什么比带头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的成败更不确定更没有把握了，再没有什么比这事施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因为新制度的倡导者使所有那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而所有那些可以从新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们则只是他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5]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通过模仿日本，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来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以实现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然而，渐进式制度变迁已经无法突破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王朝“路径锁定”状态。这样一群势单力薄又缺乏任何政治资质的改良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发号施令，试图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以来试图仿效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步子迈得不大，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康梁”的一小步，却是中华民族探索新政治制度的一大步。
四、“康梁”维新集团的弱势状态。
(一)利益集团的“搭便车”行为。
戊戌变法的组织依托之一的强学会，其成员构成复杂，鱼龙混杂，有不少人加入强学会是带有功利性的，是为了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并不是真心支持变法，甚至有破坏分子混入其中。维新派人士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不加甄别地将一些封建官僚动员进入强学会，不仅使强学会的组成人员复杂而且矛盾也日益突出。
(二)行动资源不足制约着创新主体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凡是在制度创新上取得成功的创新集团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在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却没有足够的创新资源，制度创新主体就很难突破现有的制度路径锁定状态，实现既定的制度替换的目标。制度创新资源主要有军事、经济、政治资质和组织等资源。
首先是军事资源严重不足。在变法之前，光绪皇帝也意识到军队的支持性作用，而自己却无军事调动权，他只有将全部希一望寄托于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身上，通过职务提拔，希望他能支持变法，袁世凯效忠后党集团，在了解光绪皇帝的意图后立即向荣禄报告，于是政变爆发，手无寸铁的维新派只能任人宰割，在镇压维新派人士后，一切恢复原状，制度替代宣告破产。
其次是制度创新的经济资源缺乏。改革旧制，修铁路、奖励农耕、建立现代化的海军等都需要大量经费，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捉襟见肘，为了偿付甲午海战失败的赔款，只能大举外债。这些借款除了偿还对日赔款外，还用到政费、利息、军费、佣金、贪污和折扣等上面去了。列强通过对清政府借款把持了中国的海关税收。所以，戊戌变法过程中颁布的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因为无钱支持只能作罢。
再次是政治资质太浅。戊戌变法，其领导者康有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并且维新集团中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其所依靠的光绪皇帝也是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变法，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是组织不力。戊戌变法的政治组织强学会无法克服组织内部一些投机分子“搭便车”现象，不能形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进而在变法过程中不能形成上下合力协同效应。
(三)制度创新主体意识形态内聚力与整合力不足。
政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该集团主流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表现为道德、政治理想、宗教、哲学等形式。意识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教化、批判、整合、导向和控制等功能，其中整合功能对于制度创新主体来说十分重要，对于解决制度创新过程中利益集团“搭便车”现象很有帮助。
维新集团因为没有搭建起一个合理、严谨、合乎逻辑的意识形态框架，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认知目标，更无维持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戊戌变法也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推动变法的动力不是源自维新集团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深恶痛绝，而是来自外部，即列强对于国家领土的蚕食和瓜分的阴影。
(四)难以抵制臣民文化对于制度创新的阻滞。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皇帝就成为权力的代表，因此，他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君主世袭“君权独尊”成为“积习”。所以在改革前后提出“君民共主”，试图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发号施令是很自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发布“密诏”，实行“勤王”运动，可以看出臣民文化对其影响的深远。臣民文化不仅使现代公民文化在皇权崇拜、愚民的专制主义的土壤上难以自发成长并开花结果，也使得西方的先进文化难以为国民所接受。因此，若要在中国成功实现制度替代，就必须对中国的臣民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淘汰，培育适合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公民文化。
五、结语。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制度发展历程中若能模仿先发型现代化国家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是最好不过了，但在模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革者应该立足中国的国情，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嵌入到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之中。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先进理论和科学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建立具有强大内聚力与整合力的创新团队来完成制度创新的路径替代，这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求实、创新、坚定精神的人才能担此任。面对社会混乱、主权失落、领土残缺的局面“康梁”举起了制度创新的大旗，然而其组织松散，意识形态混乱，创新资源缺乏等，注定了在这个积淀厚重的专制主义沉渣的国家构建民主宪政政体失败的命运。但戊戌变法作为开启了中国近代制度变革先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至今为后学者探索不尽。(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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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八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国情;教训。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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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恩远.十月革命：必然性、历史意义和启迪，2007。
[3]斯大林.《斯大林集》.人民出版社，1959。
[4]柯云;丽阳.《钟山风雨》，2006.06。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九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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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十
摘要：19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但最终归于失败。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自强求富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注定了它的最终失败，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封建传统观念是一个强大的冲击，同时又促使了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关键词：洋务运动；民族工业；近代化；现代化。
前言。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政权定鼎于南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金陵，建立了与大清分庭抗礼的政权；又过了三年，英法联军在美国、沙俄的帮助下，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赶跑了咸丰帝，留下了暴行。清朝的统治内外交困，岌岌可危，为了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抵御外敌侵略，维护封建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一、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冲击。
1、洋务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
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領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近现代化工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
2、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
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近代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和西方国家出现巨大的反差。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新发明、新技术不断出现，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处在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军事落后。落后招致受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社会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竟然远远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连续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事实。愚昧无知和虚骄自大是清朝君臣的两大特点，无知强化自大，自大加重无知。他们一方面对手持先进火器的侵略者束手无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却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自我欣赏，夜郎自大，拒不承认落后。
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
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主要靠人力。中国自古有较多的科技发明，并长期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但自14世纪后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以致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以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是当时最重要的几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
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从一开始就与外国在华企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它们经营不善，管理落后，不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出现，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近代化的开端。
三、洋务运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新阶级的诞生和发展。
1、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诞生了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投资洋务企业的多数“商股”，后来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基本成分是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依经济力量的强弱，这个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一般说来，由官僚、买办、地主转化而来的，其企业的资金、规模和发展，优于出自普通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资本家，前者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后者则属于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之间，都是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只在程度上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尽管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所进行的维新与革命运动，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2、洋务运动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与壮大。
中国无产阶级是晚清社会最早出现的一个新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五口通商地区，使当地的自然经济日遭破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求生计，或入外资在华企业做工，或充口岸码头工人及外国轮船海员，第一批产业工人即由此诞生。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它自诞生之时，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与压迫。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断以罢工形式进行斗争，或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欺压，或针对本国业主及封建势力的压榨与凌虐，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及五四运动前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但它却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四、洋务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除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之外，还在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支持者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单纯地看成一个技术行为或生产行为，而忽略了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要求与之紧密相连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使由这些相关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失去协调性，使某一单一因素的发展失去了各社会因素的配合。
首先，政治上，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的不独立就注定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启示我们：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前提保证。
第二，经济上，在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和控制不允许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是很难发展的。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同时要积极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提高国民素质，大力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使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三，文化教育上，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堂，旨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它虽然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但这种只追求短期效益的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的。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需要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人才，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实践证明“科教兴国”战略才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正确、伟大的决策。
结论。
清政府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的开展又从客观上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十一
洋务运动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产生的一场自救运动，所以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一定跟西方列强的侵略有关。但是仅有外国的侵略，如果自身并没有意识那么洋务运动也不会产生，所以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另一部分是国内原因。
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中的国际原因首先是西方列强的进一步侵略，甚至已经演变成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使得清朝统治者中的那一部分觉醒者意识到了只有通过自强才能够挽救自身的危机。其次是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先进分子对西方思想等的传播，使得清朝统治者看到了希望，比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思想。
而洋务运动兴起的内部原因首先是国内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他们严重的威胁到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使得清政府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另外就是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满清贵族内部的危机感，他们不再沉迷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而是开始睁眼看世界，因此引发了一场从统治者上层开始的自救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当然还有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比如总理衙门的成立，得到了慈禧等清朝实际掌权人的支持，并且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引导普通大众。
所以说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包括国内外两个方面，其中列强瓜分中国的行为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最主要原因，而国内的战争则是洋务运动兴起的催化剂。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十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十三
首先第一点洋务运动不管有没有成功都是中国人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在这次运动中很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之处，开始希望用这种改革的方式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让他们获得自由。所以在思想的层面上来讲，洋务运动是一场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
其次，从政治上来说，洋务运动的性质是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这一场运动原本就是由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人发起的，他们希望从这一场运动中让当时的中国人民不再受到封建统治的压迫，这一次运动之后的中国虽然并没有使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封建的牢笼中完全解放出来，但是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让人们有了全新的认识。
从第三个方面来讲，洋务运动除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改革作用之外还在军事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洋务运动的性质中也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一场军事改革运动，因为它使当时的中国军队从刀剑时代中解放出来了。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热门14篇）篇十四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