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明礼仪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和友好关系。文明礼仪的核心是尊重和关爱他人，下面是一些关于尊重他人的具体方法。下面是一些有关文明礼仪的实践案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示。
读社会契约论的读后感篇一
虽然卢梭一直谦虚地认为《社会契约论》只是自己在以前不自量力从事，而后来又放弃了的一部长篇著作的摘要，是一篇简短的论文。但是我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近代史上的一本伟大的思想著作，因为卢梭的这本书最早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政治权威与法制、民主。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饱受摧残的书籍。在1762年，卢梭这本著作一出版就遭到禁毁，并且在日内瓦和巴黎被当众焚烧，官方和教会人士也对这本书大加指责，甚至连同一时期的大哲学家、文豪伏尔泰也对这本书持有偏见。但是随着欧洲近代史上的反对君主独裁的民主政治革命的暴发，人们开始承认了这本书的地位和正确性。卢梭可以说是当时唯一一个敢说不让国王掌握主权的政论家，有人去这样评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问世，在政治理论上实现了一个大的突破，它推翻了国王的宝座，驱散了君主的幽灵，主权在民的新学说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使备受压迫的人民开始觉醒，知道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对于一本受到这样高评价的著作，我在一个暑假里只能说自己是粗浅的阅读了几遍，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这本书的精髓，我只能说说自己浅薄的见解。
卢梭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从两方面写起的，一是民主，二是法制。而通过这两方面的深入论证也提出了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谈到这里，我要说一下自己对于卢梭书中政治权威的理解，卢梭书中的政治权威并不能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为政治的权威，而是要引申理解为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正当性。因而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存在政治权威的，根据卢梭书中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理想的，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存在的。卢梭在这个问题上参考了另一位思想家、法学家格劳修斯的理论，在书中对于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如何产生的，作了如下一种阐述：政治权威是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才能让人民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而让政府得到了一份合法的政治权威。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围绕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对于民主和法制两方面都有很多精彩的思想存在。首先，在民主的问题上，卢梭在书中主要是对直接民主进行分析说明，这里我们暂且先不谈卢梭观点里对于间接民主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仅仅从卢梭对于直接民主的描写和卢梭对民主的推崇就可以看出卢梭对于民主有着先进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民主方式，这是民主产生的最初形态，也是一种最易于被人所认知的民主。卢梭在书中对于民主制有这样的描述：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是很现实的。卢梭认为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卢梭的民主观点与雅典民主实践中体现的民主基本是一致的，其先进性在于对人的民主权、法治、权力制约、公民意识等等思想的分析。局限性在于小国精英式的民主，缺少对于大国平民的民主认识。那些基本原则或理念一步步发展成为了今天民主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人民主权原则对近现代民主作出的贡献是根本性的。现实中的代议民主制，虽然能够基本切合当今的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依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卢梭在书中就指出代议制只能代表“众意”而不是真正的“公意”，众意只是诸多个人意志的集合，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公意则能更好的代表民意，是正确并且不可摧毁的。如果说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对直接民主制是一个进步的话，它也仍然是在继承了卢梭的基础民主理论，只是通过变换民主的实现形式，从而使民主运作更加切合实际，以此弥补直接民主的实行上的不足。卢梭的民主理论的积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从卢梭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的理论实际上也代表了人类对民主的完美期待。他使我们认识到完善民主的路途是没有尽头的。真正的民主是极难成功实现的，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在先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践不断努力，希望民主的光辉最终笼罩人类社会。
如果说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理想性上，是有很多缺陷的，那么卢梭的法治思想则要更具实践性和合理性。卢梭对于法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就如书中所言“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一个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因为合法的政治权威必须是有着诸多限制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公共意志的正确体现。卢梭对于法治的认识首先是从宪法的设立开始的，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这体现了卢梭的分权意识，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这在现代中国也是适用的。不仅仅是宪法，规定人民日常生活的其他法律也应是如此。卢梭害怕权利的滥用最终会导致公共意志被强权所替代，因此对于立法者的要求近乎苛刻。卢梭对于强权的理解很精辟，卢梭解释强权就是强者的意志被体现，谁强大，谁就有权利。因此在强权下，弱者的权利是不被保护的。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呢，除了分权思想外，在书中第二卷第十二章中，我们还能看到卢梭对于理想法律的划分。卢梭将法律分为策划全体秩序的“政治法”也就是宪法，规定公民各种自由权力的“民法”，制裁一切法律的“刑法”，以及刻在公民心中的“风尚、习俗”，卢梭把第四种法律称之为“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说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用现在的理论来说这第四种法律可以被看为习惯法，是现代法律的渊源之一。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卢梭为什么会如此推崇第四种法律，仔细想想我才明白，卢梭看重的是第四种法律的民族文化性，第四种法律才是每个民族最有特色的东西。
读社会契约论的读后感篇二
在法律还没有产生之前，我们采用的是契约，当法律产生之后，社会间的各种规章制度也就越来越清晰，人们的行为会收到法律制度的限制，也正因如此这个社会变的更加紧然有序。我想这就是社会契约存在的必要性吧。
在读这本书之前，首先去查阅了解了这本书的作者和写作背景。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也是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这本书在创作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当时贵族鼓吹君权神授，并且有着十分严重的封建制度，农民阶级饱受贵族的摧残。而这本书就是卢梭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之下，从自然法学的角度，展开了他对于“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等方面的论述。
第一卷作者首先探讨了在社会秩序中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性，表达了他的主张，自己身为一个自由的公民，有义务去研究公共事务，有义务爱护自己的国家。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是在政府之下往往是被压迫的，但是一旦人们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枷锁的时候，他们便会毫不犹豫，这是因为自由是他们的权利。以家庭关系为例展开了对原始社会的政治社会的描写，虽然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在奴隶制度之下，首领与奴隶就像是牧羊人与牛、羊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你没有勇气去反抗，那么你就只能卑微的做一个奴隶，任凭君主阶级羞辱。
以一个强者是如何产生，如果是强力形成权利会产生的后果，表现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通过奴隶制度，论述了古代时人们的自由受到了严格的侵犯，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作为高高在上的人，奴隶制和权利处在了一个相对里的情况下，变现了奴隶制度的荒谬不堪没有任何何意义，不仅如此，在奴隶制度下的约定，也没有一点的合理性。当然作为奴隶制度下的统治者，相对于人民和首领他们是一个集体而言，奴隶主只是一个孤独的统治者，尽管他有再多的奴隶，因为他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利益，别人的生命在他眼中一文不值。
但是，一旦寻求到了社会公约，许多人的力量汇总到一起，就能够克服困难所带来的主力，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将这些力量结合到一起，正如书中作者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益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我们能够产生一个道德与集体的结合体之后，会产生城邦、国家、主权者、人民、公民等不同的身份，纵使我们会有许多不同种的身份，我们也能够一起克服困难的阻力。当主权者出现之后，社会也渐渐成为了一个共同体，当集体中的一员受到他人的侵害时，集体中的其他成员当然会站出来为他谋不平，因为他们是一个集体，损害个人利益也就是损害集体利益，这就逐渐形成了社会公约，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只有在主权者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公约才是合理有效的，否则将会被滥用于一些不好的事情。
于是我们慢慢进入了社会状态，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道德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义务和权利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道德的自由是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服从人类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那才是自由。这一卷的最后，通过对最初占有者和最强者对财产权的所享有权利的对比，得出“集体在接受个人财富时远不是剥夺个人财富，而只是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享有，使据有变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使享有变成为所有权。这一卷，主要论述了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因为自然而所带来的一些不平等，但是在法律和道德的保障下，他们是人人平等的，表现了在社会制度下，法律和道德存在的必要性。
第二卷开头讲述了公意是形成公共幸福必不可少的东西，当然在社会秩序个别利益是一定存在的，但正是因为众多的个别利益中会有着相似点，也因此社会之间就有了联系。而在此之中，主权者就显得及其的重要。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它分为强力和意志，即主权者的意思表示和人民的意思表示，主权不是分立存在的，它是对最高意思的执行。并且公意并不是永远都是正确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当这些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后，常常产生的是众意，众意和公意是不同的，众意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着眼于私人的利益。只有每个公民都很好的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且不能够产生派别，那么才能构成公意。公意是主权权利行使的基础，但关键在于如何行使好主权权利，正如文章中所说，我们要确定好主权权利的界限，要将公民的权利和主权者的权利合理调控好，公民生而自由，虽然他们有义务维护公共的利益，但是对于主权者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也可以不接受。
对于生死权，书中说人民没有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但每个人都有行使自己权利的自由，我认为他们有权去为了做一些事情不惜冒着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这些事情不会危害到公共利益的话，毕竟人生来自由。由于社会公约，每个政治体都被赋予了生存和生命，我们认为上帝是神圣的，但是如果只有上帝，是远远不足以维护好社会秩序的，因此，法律的存在，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把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但对于法律究竟是什么？很难去解释。法律是一个公意的行为，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他的对象具有普遍性。对于法律，立法者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他们应该所有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维护好公共的利益。在一个国家中，除了有社会秩序、主权者、法律、立法者，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建筑一栋房子的砖瓦，没有了人民那我们这个集体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如人生来平等一样，每个人在自然的作用下都会存在不一样的特征，所以每一个人对于法律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不用说也会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法律但也有些人是永远也不愿意承认法律的，甚至不能容忍别人为了要消灭缺点而触碰到自己的缺点。
同一个法律并不能适用于那么多不同的地区，因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而不同的法律又会在人民之间造成矛盾和分歧。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全有利的体制以此来拥有一个更加良好的政府。一切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最大的幸福可以概括为自由与平等。自由，是因为一切个人的依附都会削弱国家共同体中同样大的一部分力量；平等，是因为没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对于自由，人民生来自由，我们可以在不违反国家利益，不违反主权者的统治之下，自由的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平等对于现在的当权者或者是立法者来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毕竟每个人生来就是不同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性格……只有立法者制定出合理的法律，既不影响到强者的自由，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弱者的权利，才能算得上是平等。为了规划全体的秩序，或者说是为了赋予公共事务以最好的可能形式，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关系，也因此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法律。
从现在的中国来看，我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不同的部门法所组成，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等，从不同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秩序。唯有这样，才能够使法律更加具有严密性，才能更好的维护好人民各方面合法权利。
读完这本书，其实要说完全能理解，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书中有很多东西，是作者都难以理解清楚的。这种具有哲学思想的东西，也只有有着深刻的经历才能够参透其中的奥秘。
其中让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生自由，在宪法中，公民的自由权利受到保障，但是当公民自身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冲突时，当然还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主。我们在平时享受着权利与义务，我们有着言论、结社的自由，当然也有着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尊严的义务。因此，这里的自由并不是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我们的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从前的社会契约，再到现在的社会规则一直保障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制度也在不断的改善。人性也只有在社会规则的制约之下才能够克制住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才能够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我们需要从自我做起，坚守社会规则制度，我想这是社会契约论一定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只是现在的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理解。（刘娅）
读社会契约论的读后感篇三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我读了几遍，与霍布斯的《论公民》相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显得逻辑性更强，观点更鲜明。
一旦读懂之后，对卢梭的感觉又回到开始的状态，他的观点十分鲜明，简单。与他人连篇累牍的政治学论文相比，他的文字不算多，写作的时间也不算长，仅有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而李平沤的书更是集其精华，真正介绍卢梭内容的文字更是少了一半，非常适合时间较少又想了解卢梭的人士阅读。
卢梭是十分伟大的，他集社会契约思想的精华而为《社会契约论》，他的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借鉴的。
卢梭的许多观点或者其主要观点我是同意的，现在凭记忆记录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主要观点：
2、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的时代虽然有共和国，而且卢梭当时也是日内瓦共和国之公民。但当时国家形态的主要模式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故卢梭有此观点问世。我个人认为，若不提出这样的观点，而是明确提出政府是公民的代理机构，国王或总统是公民的代理人的观点可能更容易解释他的逻辑。在政府是公民代理人这理观点之下，国王或总统的权力必然必须得到人民或公民的认可。当然，他们失职也应当受到人民的弹劾。
3、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这符合古代到现代人们关于民主统治的观点，亦我是所赞成的。事实上，在当代民主制度较为发达的美国，许多公共事务都是由人民或公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在美国，管理港口有港口管理委员会，美国9。11被炸毁的摩天大楼就是属于纽约港务局的财产，而该局亦是由一个委员会进行管理。管理贸易有贸易委员会等。管理某个地方路政可以有路政管理委员会，等等。
4、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整体是一个政治集体。在政治上，从对外的关系上，它是主权者，也就是国家。主权者可以是人的集合，国家则是现在政治学上集地域、政治关系等的复杂体。
5、政府的行政官员是主权者授权的。他们做事必然符合公意，也就是全体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6、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
7、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共同体可称为“国家或政治体”，至于结合者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8、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在这里，卢梭的逻辑思路有一些混乱，他把由全体人民组成主权者，混同为国王之君主权力，即由主权者赋予其权力的政府的行政机构。但总的含义是清楚的，即，若代表人民利益的君主，或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执行管理功能的总统，其所作所为脱离了人民，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有权起来反抗，更换这些代理人。他在这里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即定期选举的方式更换自己的统治者，实为代理人。其二是当代理人实际上变人民的统治者，人民就有权力起来反抗，直接更换这些僭权者。
9、人生来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其他人都无权加以处置。即使他自己，也无权出卖自己的自由而为他人的奴隶。当然，这里所说是指人身的自由，政治上决定自由，财产则是有转让的自由。
10、人生来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奴役别人，也没有人有义务受别人的奴役。
11、与个人的人身自由不可转让一样，主权是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
12、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主权者根据公意制订法律，交由政府代表主权者执行实施法律的活动。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他们是主权者的官吏，他们的职能不是契约的结果，而是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被托付的权力。他们从主权者接受命令，并将命令转达给国民。主权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限制、改变或收回行政权。
14、民主制不适合人类。卢梭认为，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民主制：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预设条件和美德，实现全民民主非常困难。“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政府形式体现出国家权力的所有制，即国家的'权力属于谁。贵族制，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属于贵族。国君制，国家权力属于国王，即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封建社会的国家结构。民主制，则是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卢梭认为民主不适合人类，是与他的人生而平等，生而具有一份平等的权利，政府和国王仅是人民的代表人的观点相左的。
卢梭还有一个地方存在严重的思维混乱，“主权者”。有时，他指全体人民的集合，有时指国王或君主，有时则指立法机构。其实，这三者是不同的主体。人民的整体，构成主权者。立法机构，是由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全体人民执行立法职能。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
正因为存在这个混乱，卢梭在统治与代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混乱。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统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其实，依据他的基础观点，也是我所同意的观点，必然得出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如一个股份公司中的总经理。
我认为，民主制度是我们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希冀的，所追求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存在着阶级，就是假民主，或者只是部分人之间的民主，比如过去所讲之贵族的民主或现在的所谓“精英”的民主，对广大人民群众仍是专制与压迫。
读社会契约论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就阅读《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感想，同大家分享。
一、社会契约的由来
在社会初创之时，人们为了某种利益而自愿结合在一起，以维护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利益。在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时候，每个成员也就等同于以牺牲自己天然的自由而换取了在集体中的自由，也就等同于每个成员都将自己的一切转让给了集体。这就相当于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分别与其他成员缔结了约定。而这个集体，就是社会;他们之间的约定，便是社会契约。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论社会公约”中谈到了社会公约形成的必要条件，以及社会公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他们发动起来，并使他们共同协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集合的形成是自发的，而不是被迫的;是平等的，而不是专制的。每一个缔约者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卢梭说:“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在这样一个集体中所获得的权利，既是集体的权利，也是自身所本应享有却让渡给集体的权利。社会契约的本质是人们为了生存而自发形成的集体所达成的约定。
二、主权在民和人民的力量
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的力量是贯穿本书的一条线索。人民是社会契约的缔结者，社会契约所组成的集体就是国家。人民有缔结约定的自由，自然而然地，也就有解除约定的自由。国家由于是人民让渡自己权力而形成的，那么国家的权力也就一定是人民的权利。从而只有人民本身才有权利去行使国家的权力，因为那本身就是人民自己的权利，只不过是由于社会契约，人民才将这些权力让渡给了国家而已。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六章“论法律”中这样谈到:“法律是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的统一。”由于社会契约的性质，法律只能由全体缔约者规定，这体现了法律意志的普遍性;而由于法律是全体缔约者所制定的，则它适用的对象从来不会是特定的一个人，而是全体缔约者，这体现了法律对象的普遍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卢梭看来，不仅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法律也平等地适用于每个缔约者。
卢梭在第三卷・第一章“政府总论”中说:“国家是由于它本身而存在的，则政府只能是由于主权者而存在的。”我们在这里应当明确政府的建立只是为了协调人民与主权者之间的关系，政府“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也就是说，政府只是一个“中间体”，也就只是一个执行机关。政府只是主权者进行统治的工具，而国家则是由于人民通过约定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集团。由此看来，人民不仅享有国家的全部权利，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人民本身来行使这些权利。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以上是读《社会契约论》的一点个人感想，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希望能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
读社会契约论的读后感篇五
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之外，书中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的论断，对于平等的提倡，对于战争正义性的坚持，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尤其是斯巴达体系）和同时代思想家如格老修斯、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批判继承，还有在各卷各章节中都出现过的作者富有情感的激烈的对于当时政治理论和统治秩序的抨击，诸如此类，都蕴含着深刻的时代现实和个人感情因素，令人深思。也正是凭借着这种饱含感情而又理性至上的理论精神，本书成为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宣言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引领和推动力量，对亚洲各国革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读社会契约论的读后感篇六
天赋人权的精神，博极古今的彻悟。
在启蒙运动和欧洲革命自由高潮即将掀起的时代大背景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表达了寻求民主共和、向往君主立宪的革命思想，并设想了公共意志的优越之上和规范理想的契约社会。
我们要以人之本性和法之应然的角度察析人世之恶、政制之靡，健全法治精神以保障社会的稳定正常运作，从而最大化地维护社会成员既得利益。这一点我是和政法名士卢梭不谋而合的，但《社会契约论》上一些瑕疵令我不得不一提针砭。
首先，我认为卢梭的自由观念存在漏洞，其针对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及混合政体的看法多立足于欧洲古典政治观、哲学观、法学观，其大篇幅以罗马历史为典例探究行政体系的局限性比较强，不适合欧美先进文明以外的国家及社会。且卢梭对人民和行政官僚体系的数学联系有时自相矛盾，当然也或许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限或者翻译的工作没做好，一些数量、比例的通俗解释在我看来难以自洽。
再则，卢梭对立法原则和权力制衡的部分论证缺乏系统性、严谨性。卢梭致力于从古罗马、古希腊政治社会和原始法律文明的雏形中总结可取之处，并逐个分析国家间疆域大小、人口多寡、素质高低等造成的制度引力和适合之的不同建制规则。可是，用刑法臧否、刻板比例的条件先设和思想辩证政府形式是很不可行的，其对大国软弱、财富意义等阐述足以见得其思维之缺陷。或者说，这种借用古典法治意义考量现代文明的角度复合了法国大革命具体要求，但放之现代部分内容稍显迂腐过时、甚至违和。
最后，卢梭政治理念所需要的包容性与洞察力一度与其追求的观念相悖，同时提出一些近似乌托邦的幻想乃至集体色彩浓郁、甚至共产风格突出的左翼立场，和其服务公民人性价值、捍卫资产阶级权益的价值理念冲突而不相辅相成。正如他在第一章关于自由与平等孰为基础、孰为发展的判断与公约和人性的关系大相径庭、矛盾重重。
近乎完美地构想了符合当代公民和新兴工业文明的制度体系，综述了资本主义应套用的主权价值和立法主张，发扬了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勇气，对“人性是什么”“历史是什么”等划分政治思想派别的基本问题作出瞩目回答，其价值深深影响了后世，卢梭堪称现代法学史的翘楚先驱。无论如何，瑕不掩瑜，《社会契约论》是当之无愧的神作。卢梭用高度的法律智慧和极大的思想努力构建并表达如何构成一个科学的法治理念体系，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政府的本质与角色及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卢梭《社会契约论》经典之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18世纪以后的各国政治，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具有重大影响，其《人权宣言》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美国的独立战争同样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其《独立宣言》及其宪法的某些词句，甚至是直接英译自《社会契约论》的文本，更不必说其他国家。第二，对后世人物的影响，如法国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就直接引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论述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杰佛逊、罗尔斯等政治思想家无不受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
综上，值得一看，但耗时间精力很大，入坑慎重，需要潜心攻读。我后悔读《社会契约论》阅读时间跨度过大，当集寻离散时间以阅读时，常常浮躁走神。写昂我以后有机会再读。
读社会契约论的读后感篇七
首先，我认认真真把这本晦涩的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有的地方甚至反复读了好几遍，尽管这个过程对于我而言十分的艰苦，但即使如此，我依然坚持把这本书读完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艰涩难懂。
这本书大概就是想通过一大堆冗长的论述来说明作者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人生而自由，由于人们生存的需要，于是通过订立一种契约，来建立一种作者称之为主权体的东西，建立主权体，又是为了维护主权体内内每个人民（主要指原来签订契约让渡自己的一些权力的那些人。）的人身和财产等方面的利益，但是如果国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也就是原来契约中说要维护权力让读者利益的这一要求.)，甚至是与这一要求相违背，那么，契约就失效，人民有权通过推翻国家来收回自己原来让渡的权力（作者认为，契约一失效，人们就立马恢复到了原来的自由状态，因为人生而自由）。这就是书里面大概想说的观点。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不少的西方历史史实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的作品。然而，一方面，我对于西方的历史，就了解的并不详细，举个例子，书中第一卷就提到了奴隶制，对于这种制度，我的认识仅处在只知道西方有奴隶制这种层次，但具体是怎样的奴隶制，在奴隶制之下发生了什么事件，西方人对于这种制度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一无所知。他举的这些例子我基本上就不大了解。另一方面，他在里面提到的那些书和作者的某些观点，我也基本上未曾听说过。因此，这本书读起来十分吃力，我觉得这是由于知识结构不兼容的缘故。我过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历史，我又偏向于明史，在哲学上，我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对于西方哲学，我也仅仅只有粗略地了解过西方哲学史。我觉得，阅读的过程，也是读者自身的知识体结构与作者的知识体系之间交流的过程，若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知识结构相差过大，这种交流往往难以达成，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读者的知识结构虽然难以与作者的知识结构进行交流，但读者可以从作者的作品中吸收到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或许对于读者会有所启发，与读者的知识结构产生共鸣，这一点，或许就是我这次阅读有所收获之处。
以上为整体的阅读感受，接下来让我从各章节中找出一些能够与我的知识结构产生共鸣的部分来淡淡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卷
本卷主要谈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这样一个过程，并指出了公约的根本条件。
第三章论最强者的权利
本章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是，作者认为强力并不能带来权利，但强力可以迫使人们服从，但人们对于强力下的服从并不具有义务，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利才有服从的义务。作者在这里把权力分成了合法的权力和强力权力，人们对于合法的权力具有服从的义务，因而这种权力构成了权利，而强力迫使人们被迫服从，人们对其并不具有义务，因而强力并不构成权利。在这里，权力与权力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以前我经常把二者混淆，读完这一章后，我大概可以感受到二者的区别了。合法权力与强力权力的区分又让我联想起了中国古代对于导之以德与导之以刑观点，虽然仔细追究，中西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但我认为可以把西学中更合理的观点赋予到中学的解释之中，让刑法与德礼之辩拥有更理性而明晰的内涵。
第四章论奴隶制
本章有一些关于战争的重要观点。战争决不能产生不是为战争目的所必需的任何权利。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对方的武装力量来获得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那么人们就有权杀死敌方的武装人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杀死敌方武装人员与战争的目的是有关联的，一旦敌方武装人员解除了武装，那么此时，他将不再属于敌方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杀死他与实现战争的目的不再有关联，因此，别人将不再有杀死他的权力。这恐怕就是中国古代“杀降不祥”的原理。这个观点也成为了现代国际战争中不杀战俘原则的伦理依据。但在本文中，作者希望以此来论证奴隶制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另外，在本书的第二卷第四章论生死权中，有个与之有关联的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处死那些罪犯。作者指出，由于罪犯的罪行是在破坏国家的法律，攻击社会的公共权利，他是祖国的叛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不再是祖国的成员了，甚至可以把他等同于国家的敌人，因此，国家对于罪犯的处决，可以看做是一场国家与反国家者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家的目的是杀死那个破坏祖国法律的反国家者，来实现对国法的维护，杀死罪犯是与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有关联的，因此，国家有杀死罪犯权利。
第六章论社会公约
这章涉及第一卷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公约的基本条件：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都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七章论主权者
本章中我关注的观点是：由于个人利益的存在，每个人无法保证对政治共同体的绝对忠诚，这种不忠诚的积累为共同体的破灭提供了可能，共同体应对此有所限制。但人们组织政治共同体的最原始动机不正是想要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吗？这又让我陷入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问题...
第八章论社会状态
本章作者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进行对比，并认为后者是真正的自由。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放弃了自己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得到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作者的这些观点让我联想起了另一位哲学家似乎也所过类似的话，康德就曾提出人的自由与理性有关，当人遵从自己的理性时才是自由的，估计这二位中的某位受到了其中另一位的影响吧？
第二卷
本卷主要谈主权和立法方面的问题。
第二章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本章谈到政治家缺乏对主权的正确认识，把不可分割的主权分割，把主权的派生物当作主权本身进行分割。在这里，之所以会把主权进行分割，很可能是因为混淆了主权与行政权力，主权由人民共同体的意志构成，任何与之相关的个别或局部的行为，都只是其派生物，而不是主权本身，比如，像司法权，外交权，这些权力，它们实际上是由主权产生的法律运作而派生的，但我在一些书籍中，却有见过像外交主权，司法主权这样的词，我认为这有可能就是一种本体与派生物的混淆。
第三章公意是否可能错误
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间又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是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如果当一个集团足够的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不过是一种个别意见。以上这个观点，即是公意发生错误的原因，此时的“公意”，只不过是一种以公意形式表现出来的个别意志罢了。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党争之弊，那些结党之徒，往往是为了营一己之私，通过党派的势力来为自己的仕途寻找一个稳定的立足点，一旦进入了某个党派，这个党派就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发生了关联，许多人为了这个小集体，不惜以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许多迫切的国家问题，往往因为党争而丧失了解决的机会。现在西方的某些国家也会存在类似的情况，反对党对于执政党的反对动机，往往是从本党的利益出发的，而非根据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其反对不是建设性的反对，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执政党的观点，都反对，以此来证明现任的执政党是多么的不如本党，当这些反对党上台后，也常常为了扩大本党的影响力，把上届执政党的政策进行不加取舍的否决，只要是上届的，就是错的，就都要否决。这就是在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来牺牲整个大集体。那些看似多么民主而符合公意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党派势力下的个别利益。
第四章论主权权力的界限
本章很长。与我有共鸣的一个观点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使一种更美好的、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的、不安定的生活方式，以自由代替了天然的独立，以自身的安全代替了侵害别人的权力。他们所献给国家的个人生命也不断地在受着国家的保护；并且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国家的时候，这时他们所做的事不也就是把自己得之于国家的东西重新给予国家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当我们为国家而战斗时，我们所想要捍卫的，是国家所赋予我们的安全，当国家灭亡，这种所来自国家赋予的安全也不复存在之时，我们将更加的不安全，这时，我们将以冒更大的危险为代价来维护这种安全。在契约订立之前，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需要通过频繁的搏斗来维护自身安全，当契约订立之后，人们将侵害别人的权利放弃，换来的是国家赋予自身的安全。国家通过集体合力所产生的机制形成了震慑作用，维护了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国家时，我们所做的事也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安全。
第五章论生死权
我对于此章中“个人绝对没有处置自身生命的权利”这一观点表示有疑问，对于这一观点的注解“作者认为自杀不是自然权利”这一观点也表示不大理解，在这里什么是自然权利？生命由个人进行支配，为什么会没有处置自身生命的权利？
第六章论法律
本章主要谈政治体产生以后，需要由立法来赋予其行动和意志，我用正常的人和植物人来类比有法律的政治体和没有法律的政治体。法律是政治共同体的产物，因而结合了意志与对象的普遍性，在执政机关中某个个别对象所发出的命令属于行政命令，而不是主权行为，因而是可以不具有普遍性的。所以，政府在履行职能时，如果平时决策都是部门中某位一把手说了算，这就属于个别对象的行政命令，若长此以往地依赖于这种行政手段，会导致决策缺乏公意，这种个人专断，也是腐败滋生的根源。而依据法律来进行决策，则可以使决策更多体现公意，有效防止腐败发生。
第八章至第九章论人民
这三章基本上在讨论人民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大概想说制定法律要遵循人民特性，国家的领土，资源，人口等条件对于法律与制度设计的影响。我在想，以前五四时期部分激进者，曾经认为国民是多么愚昧，把一些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土壤环境下产生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人民，我倒是觉得，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需要，强大的皇权力量，与之相适配的儒家思想，使中国传统土壤环境下培育出了懂得顺应国家意志，服从集体，富于献身精神的忠良臣民，纵使这些国民有时候自私自利，有时候胆怯懦弱，但是，利己之心，爱心生命这本身就是人的天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顺应并引导这种天然的国民特性，用他们的利己心来引导他们为国效力，保护好国民的生命安全，使国民在安逸的环境下从事劳动与生产，为国家积累物质实力，根据这种现实的条件来创制与西人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发挥这种国民特性的优势，当现实与理论发生矛盾了，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现实，当医生无法医治好病人时，只能说明医生的医术有问题，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当国民特性与西方的法制制度体系无法兼容时，应根据中国自身的土壤环境来修正这种法制制度与本土特性相适应，而不是过于理想化地谈如何“改造国民”，把一套不合国情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中国人民。西方人的法律制度，也是同样根据他们自己的国民特性与社会土壤而设立的。
第十二章法律的分类
此章有一个观点：“国家的强力才能使得它的成员自由”。国家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唯有人民懂得如何服从集体意志，为国尽忠，国家才能获得力量，国家又运用这种来自于人民的力量来捍卫人民的自由与全社会的共同福祉。清末，民智未开的中国人民，受到数千年的皇权统治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懂得了服从与效忠，但对于个人的自由与主权体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能够保护成员的人身自由与财产等观念并不明晰。但这二者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可以在充分发挥了服从与尽忠的国民天性基础上，使像追求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对其进行补充。传统的价值观念下的中国人民在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念补充后将会用自己的服从，效忠，献身精神来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主权体，同时，这个主权体将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忠良国民的人身自由。当我们顺应自己的理性，来服从集体命令，效忠国家时，我们所服从和效忠的，也同时是我们自己。当一个人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意气用事之时，他往往会用自由或个性的名义来掩饰这种非理性所带来的实际不自由。
第三卷
本卷主要谈政府与政府的形式。
第一章政府总论
谈主权体，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人民公意产生主权体，主权体立法产生政府，政府维护法律。
第二章论各种不同政府形式的建制原则
本章有这样一个原则：政府中，行政人数越少，意志越集中，政府越活跃，反之，行政人数越多，意志越分散，政府越弱。政府人数，少可以只有一人，多可以达到全体人民，需要根据国家的大小来决定政府的人数，找到最合适的政府人数与全体人民数量的比例。我在想，平时开会的时候，也经常会有类似的现象，人数多了，反而难以活跃，这应该涉及到某些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知识才能解释了吧？
第八章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
这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名言。另外，里面说劳动少而出产多的地方，则需要国君制来统治，以便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被政府吸收要比个人浪费掉要好得多。但这种情况下，它们迟早会产生革命，使得事物又回到自然的秩序。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和作者说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但我尚不了解发生这种现象的原理是什么。
第九章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作者有一个令我感到有点怀疑的观点，就是：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它的成员的生存与繁荣。而他们生存与繁荣的最确切可靠的标志是他们的数目和他们的人口。因此，在排除了其它特殊的条件后，一个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是最好的政府。那个在它的治下人民减少而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根据这个观点，当今世界最好的政府应该是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而最坏的政府则是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日本政府。中国政府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那些列举的西方国家政府是不是世界上最坏的政府，我无法下结论，但印度政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总觉得用人口来衡量政府好坏不大靠谱。
第十一章论政治体的死亡
政治体犹如人的生命，必然会死亡，但人可以设计好的制度，尽可能延长其生命。再强大的国家终会有灭亡的一天，再好的政府，也终究会倒台，再精巧的制度，终究会崩溃。万事万物，终究是不能够永恒的吧？一代又一代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努力，可以使人的寿命不断提高，却永远无法使人永生，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延长政治体或社会共同体的存在时间，却也不能保证它们可以永远存在。
第四卷
本卷主要在讨论一些政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多和作者的那个时代背景和一些相关的历史环境有关，如果不了解这些相关信息的话，在读其中部分内容时会感到吃力。本卷有共鸣的地方不多，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第八章论公民宗教那一章说道宗教在西方政治中起到的作用，但作者坚持宗教活动不能够直接干涉现实中的政治生活。这让我想起了在中国，儒家伦理几乎就是宗教的替代物，在古代，儒家伦理对于政治的影响十分之大，大到官员们几乎都在把国家中各种技术问题转化成了道德问题，国家大大小小的事务中都统一采用这种伦理准则作为评定标准，这种儒家伦理高度影响政治的状况，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利大于弊，可惜的是，中国没能像西方那样，基于自身的社会土壤，通过内部力量的变革，完成政与教之间的分离，使儒家思想通过改革在社会层面继续发挥像今天西方宗教那样的作用，而是通过一场矫枉过正的变革，把原来的政教全面抛弃，转而接受了西方的政治体系，当然，不是说这完全就是西方的政治体系，想要把西方的政治体系完全照搬并建立在中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它必然会根据中国的社会条件而有所变化的，只是想说，现在的这种政治体系的基本原理与背后的知识体系来源于西方。
读社会契约论的读后感篇八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因此，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会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带来权利，那么如何产生一个权威来管理社会呢？卢梭认为，“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约定”。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一个权威——也就是政府，把个体自身必需的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让度给这个权威以便于其管理社会，而通过社会契约所形成的这个权威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这是卢梭描绘的最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模式，而这种社会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会紧密的纽带，“统治社会也只有以这种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在这里，卢梭把当时政权两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从组成政府的基础中剔除了，当时的欧洲政府在理论上一下子全部变成非法的了。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形成的契约必须有一系列强制执行的社会准则来规范缔约各方的行为，以保护契约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约得以执行。卢梭认为人民必须遵守法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在本质上，履行这些责任的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服务”。但是法律的约束也不是无限的，“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和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这也许是现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学阐述。由于法律给了政府管理人民的强制权力，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滥权、越权，卢梭提出了一系列分权的政体设计。他对宪法起草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描述，表明了他对政府滥权的严重的担心和立法、行政、执法分权的思想。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不光是宪法的起草，日常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民集团的准则，由法律联系的人民本应该是法律的制定者”，“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力”，“立法权力必须也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理人而已。卢梭对于政府官员的描述，与现代的“公仆论”相当一致，他说：“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其任命或罢免；他们是被要求服从而不是达成契约。”在卢梭看来，政府官员甚至不是社会契约方，自然也不具备立法的资格和权力。
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理念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这到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一致。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只可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在其他情形下“民主政府或群众政府比其他形式更可能出现内战和动乱”。困扰卢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另一个是教育上的。他认为民主政府的立法决策必须通过公民大会才能决定，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经常实现的。另外卢梭认为，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础，但“并不是说人民的所有决定都是成熟的。我们当然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可不能保证总是看到这种好处。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但她可会受到蒙蔽，此时的她，好像总是见坏就上”。实际上困扰卢梭两个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技术水平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充分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另外一个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准——这是社会教育的问题。正是担心人民的道德水准，卢梭才会造出一个“宪法起草人”，并赋予他神一样的境界。他是这样描述宪法起草人的：“找到适合一个民族的社会规范需要的是超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