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汇总(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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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汇总一

关键词：国民；国民外交；拒俄运动；国民公会

中图分类号：k25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1 — 0059 — 03

一、国民意识

“国民”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周礼·春官·墓大夫》曾提道：“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只是那时的“国民”是指一个邦国所辖的百姓，与近代的“国民”概念不同。近代中国列强环恃、屡遭欺压、每每丧权、局势动荡不安，这使中国人的国民观念开始萌生并逐渐增强。

从清政府的自救到中国各阶级革新的失败，使国人开始把国民意识和救国联系起来。1899年梁启超写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那么国民到底是怎样的呢？梁启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①在强调“国民意识”重要性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还积极引用外国名家的观点来丰富“国民意识”的内涵，当时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就刊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公论》（刊载时以《万法精理》为标题）等名著，对近代“国民意识”进行宣传。对此，时人称赞道：“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②1901年拒俄运动中，蒋智由也谈到了国民问题，他认为“国民者，人人各有国家之一分，而当尽其责任。”③汪康年也曾在张园演说中提出：“俄约一事，乃关系国家全局最要之事，亦关系我等一身最要之事也”，“我等同含血气，同具知识，必须竭我等心力。始足尽国民责任。”④经过诸多人士的倡导和对于国外著作的介绍，国人开始对权利、责任、平等等思想进行思考，自此中国近代“国民意识”开始形成。 20世纪初，输入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快为国人所接受，所以有拒法、拒俄运动的发生。国民之名屡见于报刊，例如《中外日报》刊张园集议宗旨第一条“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⑤从这时起，“国民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为之后的国民外交和国民团体的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国民外交思想的起源

我国古时就有外交一词，比如《春秋谷梁传·隐公元年》记载：“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另如《史记·苏秦列传》：“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古代的外交之意非常狭隘，主要指人臣与诸侯交往，但也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古代国与国之间也有外交活动，即互通使节，也叫“出使”或“通使”，如《史记·韩安国传》中的《匈奴和親议》记载：“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经过历代民族融合，统一封建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天朝上国的优越感油然而生，明清时期开始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外事活动越来越少。

近代中国屡受外来入侵，涉外事宜开始增多，清政府不得不设立总理衙门。但清国的外交多是丧权辱国的，算不上真正的外交。对于外交的重视，首先体现在一些开明官员身上，他们都是出使过欧洲的涉外官员，眼界比较开阔。如薛福成在《筹洋刍议》提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这说明他们渴望谋求变革，但他们本身又代表封建统治集团，有很大局限性，最终他们的主张并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揭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即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涉外事宜方面，清政府的趋炎谄媚，使国人痛恨不已甚至不承认清政府对外交往。一些先进人士开始撰文引导民众合理排外，逐渐形成早期的国民外交理论。麦孟华根据对时局的观察提出，中国人虽言排外，但并不讲究排外之法，以致丧权失利，为此他还着重强调了“文明排外”的重要意义。①在此之后“国民外交说”甚嚣尘上，可惜国民外交的初体验却是以失败告终。1900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借此将奉天置于其武力控制之下。1901年，沙俄政府又向清政府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规定沙俄有在中国东北驻兵、修筑保护铁路等特权。1901年3月15日在上海张园聚集了诸多爱国人士，他们主张拒绝俄国无理要求，救国家于危难。“当天，汪康年等人还致电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请其‘协助挽救’。”②由于只有少数人的活动，并没有组成有影响的社会团体，加之清政府的镇压，使得这次运动以失败告终。

三、国民公会与国民外交

随着国民意识的健全以及外患日重，一些人开始强调外交要与国民意愿相符合，并且呼吁中下层人民积极关心对交涉事宜。1903年俄国拒不履行《东三省交收条约》并且提出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等七项要求。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一些绅商打算再次在张园集议，并发表文章以及演说，力争抗拒俄约。与此同时，有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反帝涉外运动应该尽量发动下层民众，联合社会各阶层一同努力，才能壮大国民外交力量。中国国民过去“绝无谋联合团体以勃发其爱国思想之事，以至凡在上中下社会中人，皆视国家为一王所独有，……其结果遂酿成今日之腐败情状”③。因此，当振国民精神，共同参与外交斗争。更有人提出建立融合各阶级的社会团体，以求国民团结一致，抗争到底，对于沙俄的无理违约行为，一些爱国人士和四民总会做出了应有的政治反应，“4月27日，上海人民在中国教育会组织下，在张园举行规模空前的拒俄大会，严厉谴责沙俄无理背约和侵占东北的罪行。4月30日，爱国学社、四民总会和各界群众1200余人再次集会张园，安垲第，蔡元培、马君武等发表演讲，全体高唱《爱国歌》，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公会。张园的怒吼，代表着上海人民的正义呼声，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独立意愿。”④

国民公会原名“四民总会”，该团体欲合农、工、士、商全国之民共为一大团体，反映了该组织发起者想要联合全国民众共同救国的美好愿望。《中国四民总会提议各案》曾强调，“本会名曰中国国民总会，区域甚广，则将来重大义务待办不鲜，凡我国民，悉宜负此责任”⑤。同时亦有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学生来到上海参加国民政治运动，他们呼吁“国民总会之立，人人有入会之责”。⑥有了这些主张，国民公会成立之日就有五六百人签字入会，在之后又有上千人入会，这其中有学者、学生、商人、农民和工人，所涉范围极为广泛。政治团体的活动必然需要经费，而社会底层劳动者收入有限，对于会费缴纳自然不可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为了扫清低收入群体入会的障碍，发起者还对会费的摊派进行了合理的规划，根据会员的收入进行科学分配，这使国民公会的成员日益增多，进而壮大力量扩大影响，使它成为国民外交运动中重要的国民团体。

当时的国民公会，不仅注重政治上的斗争，同时注重配合相应的武装力量即“拒俄义勇队”。拒俄义勇队最初是由留日学生于1903年4月29日于日本东京率先组织成立，主要目的就是拒绝俄国无理要求，收复东北失地。在东京的集会上，留学生代表汤尔和、钮永建、叶澜等人先后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很多爱国留学生纷纷签名参加义勇队，“当场有200余人加入拒俄义勇队，女留学生则组成赤十字会，准备参加随军看护工作。大会决定抓紧拒俄义勇队军事训练工作，并促请北洋大臣袁世凯主战，将义勇队隶属袁世凯麾下，随时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军队作战，收复东北国土。”①同时他们还联络国内爱国组织，共同组建拒俄义勇队，国民公会成立当日便接到东京拒俄义勇队的电报，随后决定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一时报名者甚众。由此可见，此次拒俄运动彻底激起人民的民族尊严和爱国热情，人民开始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心系国家荣辱，从张园集会后国民公会的成立到上海拒俄义勇队的出现，初步显现了国民外交的萌芽。

国民公会的衰落开始于它改名“国民议政会”和它宗旨的改变。这时的国民公会不仅仅专注国民外交，同时从事国内政事的讨论，这便涉及到国民公会内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斗争。这两派是国民公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民的影响极大，政治见解的不统一，决定了国民公会最终必然解体。作为革命派不仅专注于国民外交，同时也把矛头指向清政府，认为一切俄患均是清政府的昏聩腐败所致。这一观点引起了清政府的敌视，同时这也与保皇派人士的宗旨发生了严重冲突。而后，保皇派便密谋将“国民公会”易名为“国民议政会”。由于国民公会的会费主张是根据收入按比例缴费，下层人士缴纳会费很少，国民公会的主要经费都来自于保皇派，他们在会中投入的经费最多，想把国民公会变成宣传保皇思想的工具，并召集会议进行讲演，宣传保皇思想，并拟于7月发起“归政”请愿活动，他们的主张“大为邹容所唾骂，吴稚晖首不赞成，爱国学社社员皆未入会”②这次集会激起了与会人士的强烈不滿，“众人有上前驳诘者，致有多人散去”③。在随后革命、保皇两派的唇枪舌战、互相攻诘中，国民公会终因人心涣散走向末路。

国民公会对“国民外交”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国民意识具有重要的宣传作用，真正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在这之前，中国普通民众松散愚昧，有志者亦报国无门。进入20世纪，中华民族危机日重，中国人民认识到不平条约最后的承担者是国民，而非清政府。因此成立国民团体，并且想在团体壮大并有影响力以后，直接与外国交涉。他们通过国民公会，致电各国外务部，表示对俄国强横行为的愤懑，并表示“倘民心激变，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无涉”④。这已体现出，国民公会进行的是一种独立于清政府的“国民外交”活动，虽然这时“国民外交”还处在萌芽阶段，但是国民公会的外交行为足以体现国民之觉醒，他们的活动使得清政府不敢轻易答应俄国的要求，也使得外帝国主义在对中国有所图谋时心存顾虑。

〔参 考 文 献〕

〔1〕贡华南，主编.全球化与国民意识研究论丛现代性与国民意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冯自由.革命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汪林茂，主编.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2卷：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运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4〕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5〕纪第二次绅商集议拒俄约事〔n〕.中外日报，1901-03-25.

〔6〕伤心人稿.排外平议〔n〕.清议报，1901-01-01.

〔7〕曾荣.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j〕.学术研究，2011，（03）.

〔8〕论中国当求治标之法〔n〕.（天津）大公报，1903-09-08.

〔9〕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辞典〔g〕.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10〕中国四民总会提议各案〔n〕.苏报，1903-05-01.

〔11〕严昌洪：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12〕邓书杰，李梅，吴晓莉，等，编著.中国历史大事详解（近代卷 晚清落1900-1909）〔m〕.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13〕录某君张园拒俄演说文〔n〕.中外日报，1903-04-29.

〔14〕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苏报案纪事〔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8.

〔15〕寄各国外务部电〔n〕.苏报，1903-04-28.

〔责任编辑：张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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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汇总二

《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摘 要：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经济而言，辛亥革命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经济思想；社会基础

时光流转，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无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就近代中国经济来说，辛亥革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辛亥革命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晚清以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

中国自进入封建专制社会以后，重农抑商和政府主导就成为封建时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重农抑商是农业社会在经济思想上的突出体现，政府主导则是专制体制的题中之义。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内忧外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重重。从1840年到1911年，即我们常说的晚清时期，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例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允许私人设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别是晚清时期的新政，其主要内容有：倡导振兴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定并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试办银行章程》、《筹办矿物章程》、《铁路总表》、《奖励公司章程》等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对私人业主按照投资额度给予奖励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与政府主导的经济传统在政策层面逐渐地为振兴工商、允许并鼓励私人自由发展实业的思想所代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并逐渐发展。不过，专制政权的改革始终甩不掉浓厚的政府干预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成立了真正资产阶级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来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中就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进步思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只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发展资本主义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间自营，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为此，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比如《临时约法》中就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营业自由”等等，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转变，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主流。借鉴当时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之路，南京临时政府亦明确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办实业。资产阶级政权的非专制性导致对政府干预倾向的比较彻底的放弃，进而使得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快速发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环境，在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轨道之外，又并行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就是当时自由经济思想在社会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和基础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们普遍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与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之后要谋求的便是实现民生主义。于是，当时全国上下在“振兴实业”上一度形成了较高水平的思想认同和比较一致的行为取向，这就为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转化为经济发展实际成果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它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社会环境。孙中山在民国创建伊始就主持制订了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为发展工商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是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对私人财产严加保护；在中央成立实业部，地方成立实业司，专门负责管理和振兴实业；制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新式金融业的发展；制定并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允许私人自由申报设厂；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工商保息法》、《矿业条例》、《审查矿商资格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农商部奖章规则》等一系列法令：实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学校教育，推动新思想的传播，激发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识，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会有持久的交换，有了持久的交换才会有经济的繁荣兴旺，以上这些对当时民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进效应。毋庸置疑，南京临时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是积极的、迫切的，传统的抑商政策此时在政策层面已经烟消云散了。

从经济上看，辛亥革命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1912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就写到：“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1912年，孙中山亲自发起筹备中华实业银行，并自任名誉董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倡办中华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建设垦植协会和国民银行。于右任、陈英士等发起建设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层革命党人也多从事实业活动。

辛亥革命后，学校数目和在校学生数量都逐年增长。1912年，学校数量达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学生人数达到290多万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数的三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实业经济的进步培养了各类人才，同时也带动了出版印刷工业的兴旺。这样，在当时社会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征时代进步的发展实业的热潮，或多或少地优化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环境。反过来，这股热潮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又进一步深化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这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十年的发展上。1911―1915年，全国各地成立的经济团体达到107个；清末十余年所建银行总共不过17家，而仅1912年一年新建银行即达14家，此后更是新增不绝；自1914年起中国经济的各项统计指标均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为中国民族经济迈出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步。

三、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诚然，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环境，使得近代中国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局面是相对的，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究致使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国经济没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市场的掠夺和投资侵略，其在工矿企业的投资远远大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力量。中国封建政权则在客观形势的迫使下逐渐放松了对民族企业的束缚，然而一旦有利可图，他们便会对商办企业进行种种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业自身，大多处于设厂的起步阶段，存在着资金、技术、营销、经验等多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购买外国机器设备的时候经常受到外国商人的敲诈。同时，民族工业的资本家为了减少封建官僚的各种勒索，凡是与清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于绅商的力量，因而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与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在内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形势下，民族资本力量微弱，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成长，机器工业和手工工场业的发展长期处在低水平的状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政权，但它没有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是到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也还是很低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当软弱。

直到抗日战争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只有10%左右。并且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经济的局限，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彻底的，这个“命”是在不触动封建主义利益的基础上“革”的，因此，封建专制主义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实质不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它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1922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由自由资本主义轨道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轨道过渡。尤其是经过1929―1930年的几次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政权得到巩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全国性政权，这样，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就被迅速改变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下，民族资本只有或被兼并或相附合，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崎岖的小路。有资料显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22年后表现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时彻底陷入了窘境。

参考文献

[1]石波。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1991，(8)。

[2]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j]。社会学研究，1992，(5)。

[3]张佳坚。浅议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j]。金融经济，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