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汇总(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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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汇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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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9—0136—07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大官僚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它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顺应了世界潮流；它是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思潮付诸实践的产物。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也都是围绕近代化而展开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30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中央以奕诉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安内”、“御外”为目的，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兴办洋务；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向工业化迈出的一大步，它加快了中国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体制转变的过程，为中国社会开始向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洋务运动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学堂的创办及留学生的派遣，培养了一批新式科技、外交、军事人才，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河；近代外交体制的构建开始了外交的近代化。尽管，最终它还是以失败结束，但它是洋务派努力地推进中国工业和国防近代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声中启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它的兴起既是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又有明显的“制夷”、“御侮”的战略用意。

一、洋务运动开启中国近代化大门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洋务运动的历史环境是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有搞清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或者说是国情，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洋务运动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它的局限性。洋务运动是当时中国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洋务运动又受到环境的制约又有其局限性。从国际环境来讲，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迫使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自强”，从国内环境来说，农民起义的冲击，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允许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于是洋务运动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但是，洋务运动需要的是和平环境和统治集团的一致努力，而国际资本的不断侵略，又使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将精力和财力集中于军事，无力兴办更多的其他事业，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使中国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就国内环境来讲，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洋务运动缺乏内在的新生活力。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一是顽固派的反对和最高统治者的限制；二是满汉矛盾给洋务运动以很大牵制。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王朝一直没有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如农业部、商业部、交通部等，也没有制定出长期、稳定的政策。此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具有独立性格的程度；农民阶级又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不能建立新的社会，昏聩腐朽的清王朝封建顽固势力因循守旧，不图振作，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反对向西方学习。因此，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最初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来承担。而由于洋务派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用“官督商办”的封建主义的方式经营和管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使这些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建性。洋务派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洋务派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企业的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全国来讲，它不可能全面推进中国的近代化。

通过对中国近代环境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任务是繁重而又艰难的。洋务派在当时的环境中兴办洋务很不容易，他们兴办的洋务运动客观上起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作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尽管他们具有种种局限，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二、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

洋务派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是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这里的“中学”是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体”，是不能改变的；“西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和坚船利炮，这是“用”，是可以学习、效法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冲击，社会风气也有所改变。以往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和“士”为“四民”首、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近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中，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在对西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认识上，很多开明的官僚和士大夫也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再不被认为是“师事夷人”之举，而被看成是求强求富得重要手段。对西方的技术制造和各种器物，再不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被看做是“制造之精”。中国再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华夏”之邦，而是世界各国的一员，并且是远远不如西方各国的一员。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其他社会事物的逐步传人，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区，社会风气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的科学技术被视为中国求强求富不可缺少的学问，它们不但被用军事和军事工业，也被用于工

业和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在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有了一些改变。

对洋务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的《校分庐抗议》一书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际是一革命性的态度”。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理论。

三、洋务运动促进政治的近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由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链条中不可分割的最初一环，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有重要的影响。洋务派以“西用”固“中体”，延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洋务运动以“西学”解“中体”，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历史进程的按扭一经启动，就会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向前运行。洋务派们充当了不自觉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郭嵩焘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这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郑观应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形成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各局厂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其一，所有权属于清政府，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洋务派不得不作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从国际看，列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再次，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洋务派学习西方只是浮浅的模仿，只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肌体上的嫁接，他们不能也不敢推翻封建体制，所以在维新思想出现后，他们就同顽固派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新思想。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且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四、洋务运动促进外交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自诩为“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蛮夷，对外关系为番属朝贡，因而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由礼部和理番院分管一部分属于外交性质的事物。鸦片战争以后，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有两广总督兼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外国公使进京繁杂的外交事物迫切需要清政府建立一个中央外交机构。在外国列强的要求下，1861年初，咸丰帝批准了奕欣等洋务派人士的奏请，设立总理事务各个衙门，主管外交通商以及其他洋务事宜。这是中国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设置，虽是被动之举，却意味着清政府开始放弃闭关锁国政策，冲破了理番外交的传统观念，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体现了早期中国近代的外交意识。

据上所述，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应顺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既是自强，因此它的最核心的工作，它的成立和发展，虽也有对外妥协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主要着重于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也限于总理衙门本身，未能也不能像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带全局性的体制上的改革。由此可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在某种意义来上说，洋务运动瓦解了用官制度，而且还造就了封建政治制度的掘墓人。代化

五、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因此，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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