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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一
1、就业工作。
通过开发保洁、保绿、保安和托老等公益性岗位，促进我县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截止目前，我县城镇新就业3146人，完成全年任务的70%，城镇新增就业2818人，完成全年任务的69%，失业人员再就业2516人，完成全年任务的68%，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573人，完成全年任务的98%，登记失业率为3.1%，低于全市4.3%控制指标1.2个百分点。
2、创业培训服务工作。
制定了人社工作服务园区和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针对园区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实际，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工作。截止目前，我们共培训再就业人员760人、培训农民工852人、培训创业人员120人，其中为园区企业培训缝纫工500人。
3、公共就业服务工作。
一是做好职业介绍工作。我们积极与县内外用工企业联系，广泛收集用工信息，截止目前，共完成公共职业介绍2457人，职业介绍成功人数1375人，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60%和59%。
二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工作。
我们积极与省人社厅协调开发公益性岗位，上半年共安置了30名就业困难大学生。
4、人才开发工作。
对人才队伍情况进行了全面普查、登记，充实了人才信息库，储备人才达到了7210人，确定农村乡土人才890人。建立了1080名毕业生信息库，为前来登记的招聘单位和求职人员进行登记、发布信息、人事代理等服务。通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文化考试，录用公安辅警30名，有效充实了我县公安力量。20xx年以来，已有281名特岗教师转正。通过委托招聘，为县内重点单位、重点企业推荐了50人，签订协议10份。为县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5、社会保险工作。
年初以来，我局加大社会保险宣传力度，增加社会保险扩面。截止目前，企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和社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人数分别达到13,484人、68,923人、128,000人、8,600人、1,460人。
1、就业、创业规模、层次较低。
我县就业困难人员年龄偏大，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的意识不强，职业技能单一，又不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因此适合其就业的岗位较少。
2、社会保险收支压力逐年增加。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临近，退休人员逐年增多，各项待遇稳步提高，社保待遇支出钢性增长，同时由于社会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参保覆盖面已达到一定水平，扩面征缴空间不断缩小，社保收支压力逐年增加。
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续参保扩面难。
虽然我县新农保制度起点较高，年最高缴费标准达到20xx元，但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仍觉得标准过低，吸引力不强，缺乏参保积极性。此外，因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流动性强，新农保参保空间不大，扩面后劲不强。
4、人才观念和人才优先意识不浓。
我县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总量偏少，特别是创新型人才数量不足，不能适应跨越发展的需要；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的工作体系还不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和服务功能不健全，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要进一步引导社会转变人才观念，强化人才优先意识，健全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1、加大培训工作力度，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围绕产业园区建设需求，对拟上马项目用工情况超前搞好用人情况预测，有针对性地开展好特色培训、订单培训和个性化培训，为新落户企业做好技能人才的准备。针对三联药业即将投产的用工特点，要联系药监局开展gmp培训。针对轻纺产业园建设的需求，要扩大麻纺、编织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创业、就业本领。积极扶持产业园区建立创业孵化基地，提高有创业意愿人员的创业本领。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搞好新农村建设试点乡镇农民的技能培训，为他们创业、就业积极创造条件。为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残疾人及军队退役人员办理小额担保贷款。要充分发挥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和乡镇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定期走访就业困难人员，跟踪了解其就业再就业情况，及时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切实解决好就业困难人员、被征地农民及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乡镇协理员特别要抓好劳务输出的调查、摸底，掌握群众的意愿，登记造册，为全县劳务输出提供依据。
2、加大人才开发力度，稳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要根据园区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利用人才中心和人才市场等多种途径，为企业引进省内外高校毕业生和技术人才，解决企业用工难的问题，特别是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同时要搞好域内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加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畅通高技能人才成长通道。要做好高校毕业生的报到登记及就业指导工作，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促进毕业生就业。要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用人公开招聘制度、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按照省、市要求启动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改革工作。进一步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继续做好公务员津贴补贴规范工作，努力提高工资收入水平。组织实施好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准备工作。
3、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加快完善社保体系。
一是开展《社会保险法》宣传活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协调工商、建设、规划、土地等审批部门，将办理社会保险作为行政审批的前置条件。
二是全面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续保缴费工作。
三是巩固提高医保覆盖面和待遇水平。
四是做好失业、工伤与生育保险工作，严格落实相关待遇，扩大失业、生育保险覆盖面，完善失业保险实名制台帐。
五是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提高监管水平。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二
内容提要：就现代政府而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大多以功利主义伦理学为基本依据，秉持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利益的核心原则进行政策效果评估。尽管这种方法论有着简洁，明了的效果，但是它却无法平衡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代价。本文以政治学的视野出发，力图阐明价值，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弥补功利主义方法论的先天不足。
美国政治学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学系统分析论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因而得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这一定义突出了三个思想：
1．制定公共政策是为了价值分配。
2．分配的范围是全社会。
3．分配的影响力是权威性。
很显然，这种理解是从政治学原理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在这里关于“价值”的理解是最宽泛的，它包括了一切有用的资源。这种理解暗含着一个基本的政治学的假设，即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公共政策就是政府进行社会性利益分配的主要形式。那么要实现“对全社会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的.公共政策的主体在行为中必将是“趋利弊害”的，也就是说有要求达到“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这样政策的效果才能凸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去保护，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的同时，抑制、削弱了甚至是打击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以达到一种新的利益结构。这种主张本质上体现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一、对戴维?伊斯顿的公共政策价值的追问。
“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换言之，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其本身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这种定义天然地存在着缺陷。
追问一: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公共政策的确具有价值分配功能，但人们会沿着这一话语逻辑发问：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与分配同系列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否也是公共政策的功能所在？我们认为，公共政策除了分配社会价值的功能外，还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社会价值的功能，表现在：1）政府通过执行直接投资、国家控股等政策，直接创制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2）通过签订和执行政府间外贸协议，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互相交换社会价值。wto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内外社会价值的交换和互惠。3）通过制定扩大内需等政策，鼓励民众消费社会价值。如果没有公共政策的消费功能，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功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追问二：全社会的价值都能够分配吗？在戴维?伊斯顿的视野中，价值就是对人们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对人们有效用的东西太多了：阳光、雨露、地热、臭氧层等是价值；财产、权力、地位、荣誉等也是价值。前者显然是公共政策所不能分配的，后者则可以经由公共政策被分配给不同的群体。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自然价值，把后者称为人为价值。一般地说，公共政策能够分配人为价值，但却不能分配自然价值。
追问三：以什么样的价值体系进行分配？从逻辑上说，政府首先必须起自身的价值标准，才可能对社会价值进行分配。换言之，政府根据什么标准分配社会价值，这是很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不可一概而论。
追问四：价值的分配对象一定是或选吗？在戴维?伊斯顿看来，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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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三
内容摘要：自美、英相继出台《外国主权豁免法》和《国家豁免法》，国际上开始了“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理论和实践的大动荡时代”1。如果说国家豁免原则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国际社会还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明确，那么在对国家利益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强制措施方面，各国事实上已经达成了某些方面的默契和共识（尽管还存在范围和程度的不同）。本文主要分析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91年二读草案（以下简称公约草案）中的核心条款即有关强制措施的规定，结合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实践，对其加以总结和归纳，并对我国在公约磋商和制定过程中应采取的立场提出一些建议。
一、执行豁免的理论。
（一）理论。
关于执行豁免，存在2种学说或者说是实践做法，一种是一体说，如果国家行为及其财产享有管辖豁免，那么所涉国家财产也享有执行豁免，反之亦然，即将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等同对待，此理论是绝对豁免论在执行方面的体现；还有一种是区分说，即将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视为两个不同的问题区别对待，其中又有完全区分说和部分区分说，前者主张即使不享有管辖豁免，对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的放弃仍需另行表示，后者规定一般需要另行表示，但某些财产符合如用于商业用途、与法院地有联系、与起诉商业活动有关等国内法条件的，则不享有执行豁免，如美、英、加拿大等国。
（二）公约的立场。
从公约草案第四部分的行文来看，采取了完全区分的立场，同时在某些细节方面也有特殊的地方。体现具体在：
1、公约第18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家同意接受他国管辖并非默示同意采取强制措施，对于强制措施必须另行表示同意。表示同意的方式在该条第一款做了列举即：国际协定、仲裁协议、事后声明等。
2、即使在国家已经另行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仍需符合：（1）该国已就此诉讼拨了专项财产；或（2）执行财产位于法院地国，并被该国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用途以外的目的，且与诉讼标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机构或部门有关。
（1）项较易理解，在实践中也比较容易区分，（2）项则是具体判定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实质条件，现将其分解开来进行分析：
a、地点（领土联系）。
公约规定执行的财产对象必须位于法院地国且在法院地国被用于商业目的，也就是说，执行对象与执行地国要存在领土联系。英国、澳大利亚在立法中均未要求外国财产必须用于法院地国的商业活动才可成为强制执行的标的;而美国、瑞士则规定，使用外国财产所进行的有关商业活动须发生在执行国境内,该项财产才可予以强制执行2。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在法院地国被用于政府非商业用途以外的目的”进行判断，是采取性质说还是目的说。从该款字面来看，似为目的标准，但公约第2条对“商业交易”的理解又采取了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的做法。此处判断“用于政府非商业用途以外的目的”究竟以哪个标准为准，仍需公约加以明确，当然目的标准对被执行国是有利的，因为很多具有商业性质的国家行为的目的往往不是出于商业营利。
b、时间。
公约规定可能被执行的财产必须被该国用于或意图用于商业用途，在时间上包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涵盖范围是比较广的.。而美国、澳大利亚的豁免法规定，用于或曾经用于商业用途的财产可以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但未提及意图即将来可能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意图用于商业活动的财产可能在执行豁免之列。公约在这方面有些超前，对被执行国（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利的，因为它把可能将来用于商业的财产也纳入了可被执行的国家财产范围，而“意图”或者说“可能”的判断往往是以执行国的国内法为标准的。
c、与被诉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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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四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baratz)。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毛泽东时代，从土改、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13]。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温家宝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event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go”。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五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所有对政策的目标和执行感兴趣并对其具有影响的团体和个人。房地产政策一直关乎多个群体的利益，这其中包括政府、公众、房地产企业、媒体等。可见房产政策是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这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透视这些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发现众多利益相关者。
1、政策制定者―政治领袖。
2、政策操作者―技术官僚。
技术官僚是指部委内负责起草具体方案的技术官僚，主要是各个部委的正副部长以及下辖的各个司局的正副司局长，比如住建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官员。他们长期负责该领域中的具体事务，具有丰富的经验与知识，是政策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在政策方案起草过程中，部长级官员并不亲自参与，他通常是根据政治首脑的政策意图和本部门的利益考虑，在听取司局长汇报的基础上作出指示；司长级官员则负责秉承旨意，拟定具体方案。在政策制定中，他们起到了如下作用：频繁地调研，召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委托思想库研究某一政策问题，由此酝酿和拟定政策方案；积极响应政治首脑的垂询、意见与要求，及时调整政策方案，支持政策方案上传，设定政策议程；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调整政策执行，制定政策实施细则，在政策执行中实现政策再决策。
3、政策执行者―地方政府。
4、政策影响者―利益集团。
自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利益集团得以形成，主要有三个：由国营城建系统和中房系统组成的房地产协会，属于建设部系统，更多的是代表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利益；全国工商联下属房地产商会，其成员多为民营中小房地产企业（包括建材等相关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代表各大城市拥有领导地位的民营房地产企业的“中城房网”，“大公司俱乐部”或`好公司俱乐部”。此外，还包括那些将住房作为投资工具的少数民众，如专业的炒房客、房地产中介以及国际投机商等。在政策制定中，他们积极进行幕后游说，影响政府决策，既插手政策目标选择，也干预政策方案制定。比如，开展调研，提供行业报告；资助科研机构，借助媒体公布结果，制造舆论；高新聘用学术精英，作为政策代言人；密切联系技术官僚，提供政策方案或干脆贿赂；与媒体、地方政府建立利益同盟。
面对政府已经或有意颁布的旨在抑制房地产暴利的政策，这个利益集团通常高举“市场”大旗，大声疾呼要抵制来自“行政意志”的“不合理干顶”；而对政府颁布的符合他们利益、有助于维护并扩大其暴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往往又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得来的），无论这种政策需要政府部门动用多少行政资源强力推进，他们都赞赏有加。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他们展现了巨大的能量，不可小觑：获取大面积廉价和珍稀土地供给；为房地产业获取廉价融资创造更有利环境；维护房地产不合理高价与暴利；削弱、扭曲政府关于小户型、经济类房产供应要求，满足暴利需求；排挤新进入竞争者。
5、政策研究者―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亦称思想库。在目前中国，涉足房地产政策制定的思想库主要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或直接参与、帮助决策部门从事课题研究或基于公共精神独立研究，以直接上书或媒体公布研究成果的形式来引起政治决策层注意。
6、政策传播者一一媒体精英。
媒体精英主要是指负责传媒的记者、编辑、网络论坛骨干、政论评论员等，他们也是幕后活动者，主要有引导舆论设立议程、制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一方面媒体精英筛选、过滤新闻事件，刻意放大某些政策议题，旨在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而设立政策议程。另一方面，各个媒体精英持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与动机，或为公，或谋私，在公共能量场中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加人到不同的政策论战阵营，有的为地产集团摇旗呐喊，有的为民生疾苦大声疾呼，发出了迥然不同的声音。
7、政策接受者―购房民众。
在房地产政策制定中，购房民众主要可以分为消费性购房民众与投资性购房民众。消费性购房民众主要包括大量准备结婚或已婚的年轻人及其家庭、想改善住房的普通家庭和从农村进人城市的家庭，他们代表了住房市场的刚性需求，是真正的住房消费者。民众的可承受政策偏好是低房价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普通民众无权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进行政策辩论与对话，也无权对政策提案进行投票表决，他们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式主要有：通过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制造社会舆论，对政策决策者施加压力；借助党代表、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党代会、人大或政协会议中反映意见，表达利益诉求，企图引起决策者关注；以公民精神为纽带，抱作一团，集体协作，用一个声音说话；利用政府或专家调研机会，主动反映住房难问题。由此构成房地产政策制定利益jp相关者图谱。
上述利益相关者图谱清晰地描绘出谁是房地产政策制定中利益相关者集团，在针对房地产市场问题而进行公共决策时，代表哪个集团的利益，他们是否可能反对或阻扰某一政策通过，他们的实力怎么样，应该如何对待他们。通过这一图谱，可以确定公共决策中所有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了解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风险与机会，可以识别和应对任何可能的变化，以便未雨绸缪。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六
3.宜昌磷矿开发行业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4.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难题及其对策研究。
5.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效度研究。
6.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与法规研究。
7.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公共政策分析。
8.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我国环境政策执行研究。
9.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文化影响因素分析。
10.论督查对政策执行的推动作用。
11.一种政策终结分析模式的探讨。
12.我国政府参与高等教育评估行为研究。
13.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分析。
15.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政策体系研究。
16.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信息化初探。
17.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研究。
18.和谐社会视阈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19.两型社会建设的财税支撑政策研究。
20.海关通关效率问题研究。
21.鞍山市市管领导干部培训工作研究。
22.贵广高速铁路对贵州区域经济影响力及利用研究。
23.中国政府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研究。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七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渠道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经验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方法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八
工业革命为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它，不仅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生活场景也从农村社区转到了大城市的人口稠密区。上个世纪的科学革命则带来了自身系统性的变化：新发明的产生使托马斯·爱迪生那样的孤立的、独立的发明家转到了巨大的研究实验室。今天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就象百年前生产汽车和钢材一样。从而象比尔·盖茨那种懂得如何制造知识和信息的人们要比其它的种类的人更能收获果实，就象当年制造汽车和钢材的人成为那个时代的阔人一样。
向知识经济的变化过程需要重新思考一些经济基本原理。知识与其它商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公共物品的许多重要特征，实际已具有全球性公共物品的重要特征。政府对保护一切产权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其对知识产权所起的作用就相当复杂了：甚至对这些权利的确切定义也不清楚。在知识经济中，垄断的危险甚或比工业经济时代更大。这说明在知识经济府的作用与我们已熟悉的上个世纪工业经济中的作用截然不同。
知识经济的文化。
转变思维方式。
比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很难定义它，但一个公认的变化就是人们认识到，深陷好几个世纪的贫困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也许最重要的是对知识和教育的普遍重视，尤其对科学和技术的重视。确切无疑，甚至在最发达的社会，科学尽管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利，但与其打交道的，还是集中在相对小的范围里——这一现象我们这种从校园到政府的人看得十分清楚。发展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这些基本思维方式的触角延伸的程度以及这些思维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主动学习与制度转变。
发展就是关于最终影响人们如何思维的社会转型。外部机构不能强迫人们改变其思维模式和信仰。人们只能被强迫采取某种行为或说出某些言语，但人们很难被强迫改变其心灵和思想。那只能靠自己来改变。
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要伴随着至上而下的等级制度的结构向诸如半自治团队式的平面结构转变。泰勒制的垂直结构是为了实施和协调某些身体行为，而以知识为基础的劳动组织则涉及更多的对自治的认同及思想的自我导向。知识的最佳获得不是通过死记硬背的记忆化，而是通过学习者的主动参与。学习是通过做，而不是通过观看或记忆。
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现在十分清楚知识经济的成功离不开文化的改变。在有些方面，知识与普通商品存在根本区别，这些区别不仅对应该如何组织知识经济有重要启示，而且对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有很大启示。
知识的公共性与无限性。
首先，也许是最基本的事实是前面提到的——知识是公共物品。托马斯·杰弗逊用如下的方式描述了知识和信息的非竞争性：“他从我这儿得到了一种思想，是在没有减少我的思想的同时，他自己得到了引导；正如他在我这儿点蜡，在没有暗淡我的同时获得了光明。”知识动态过程的特征最终来源于知识具有向稀缺性挑战的无限性或非竞争性特征。知识一旦被发现或公开化，对于增加的更多用户来讲，绝对是零边际成本。
这里有必要从概念上区分知识的纯粹非竞争性和传播的低成本。信息革命通过现代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成本降低。但任何信息的物质载体或编码都是有竞争性的。就象在图书馆常见的，不同位置上的两个人不可能同时使用同一本书。还有象从因特网上下载东西时等待的时间也可以证实电话网络上的电子邮箱是竞争性的，而且能带来拥挤后果。只有非物质的（“无载体的”）知识、信息、思想、概念、功能及其它思想的抽象客体才是纯粹非竞争性的。那是在人（学习）与事物（运用）中知识载体化的过程，总有一天它会值钱，并且是资源。
知识产权的产生与保护。
纯粹公共产品是一种非竞争的，并对某用户来讲没有排他性。但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排他性，因而可以被认为是非纯粹公共物品。如果有效的使用完全无代价的话，企业和个人将没有生产知识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是私人提供的，特别是一些有实用价值的发明创造，应有某种形式的保护。知识创造不能简单地公开化。有些时候商业机密有必要保护。但在其它情况下，需要对知识产权的更宽松的保护。
知识经济的竞争。
可以肯定地讲，知识会带来规模收益的增加，而这又可能削弱竞争基础。那些联合使用计算机“语言”的大型网络的外部效果强化了这种观点。这些网络的外部效果还有均衡和动态两个方面更深远的影响。然而，我担忧垄断资本主义正以国际规模卷土重来，此间微软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不用过早判断审判结果，很明显的是，微软涉嫌企图在pc操作系统中开拓出接近垄断的地位，而且其扩张影响的企图也显而易见。如果微软的做法并不违法，那么问题就是，兴许法律应该修改了[2]。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要: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原则,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中的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
公民参与也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民主,需要通过‘公民不断的参与’,方能领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会和建立民主作风,在行为上获取民主办事的技巧和方法,这样才可以保证社会运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
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
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
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
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
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
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
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
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
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
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
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
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
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
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
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
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
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
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
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
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
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
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
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
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
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
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
摘要：我国农村公共福利产品供给有失公允、农村养老体系不完善使农村养老问题十分严重。因此，进一步理清我国农村养老主体，明确养老责任，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关键词：农村;养老;养老保险。
（一）农村老人生活现状。
农村老人大多从事农业生产，仍靠劳作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收入低且不固定。这种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不能积攒太多养老积蓄，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儿女帮助。农村老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居住条件普遍低于城市。不仅要进行耕作还要肩负照顾留守儿童的重担，生活条件得不到基本保障。农村老人精神空虚，大部分农村青壮年离乡到城市发展，农村留守老人现象严重。农村老人娱乐缺乏，对于农村的老人而言，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与邻居聊天，缺少更丰富的娱乐活动。农村的老人生活观念比较保守，相较于城市老人的广场舞、社区活动等娱乐活动内容，农村老人更倾向于花时间做家务。
（二）农村老人养老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主要的养老方式仍是家庭养老。农村老人思想保守，对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充分的认识。据上海财经大学进行的问卷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分析，农村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有近八成的老人偏向的养老方式是和子女一起居住，或者是住在子女附近。
养老保险是作为农村养老方式的另一种补充方式存在，在如今的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农村养老保险从出现到获得今天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农村养老政策制定问题分析。
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分五个档次，每人每年缴纳1200元，如果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每年拿出那么多钱去买一个未来的保障是不大现实的，因此国家会适当给予财政支持。但实际上政府补助有时缺位，一旦少了政府的补贴，那么农村养老保险还比不上个人储蓄优点多。
地方財政养老负担不均，由于农村养老保险是农民在户籍所在地参保，而我国各省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就导致一些经济欠发达省市因为农业人口多而要承担更大的农村老人养老财政负担。
保障水平低，农村养老保险保障的只是农村老人普遍的最低生活需求，所以养老保险只是老人晚年生活的基本保障，而且还是“低保障”，我国现行的农村养老金的水平主要是由农村老人参保的年限和缴费的标准决定。再加上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现行的养老金发放标准能否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农村养老政策执行问题分析。
农村养老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政策执行主体和客体。一方面，农村老人的觉悟、家庭经济水平等决定政策能不能落实;另一方面，政策执行主体决定农村养老政策能不能顺利运行。在养老政策实施过程中，缺乏健全的法制化管理，尤其是养老保险的管理、运行和社会救助的具体实施方面。由于相关法律的缺乏，有很多工作流于表面，或者由于公职人员的不认真负责导致实际中经常出差错。
政府工作人员既是公共人又是社会人，他们为人民办事服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追求的私人目标未必与公共目标一致，从而可能使广大人民的利益受损。在养老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公职人员以公谋私情况依然难以清除，五保或低保补助常常落入公职人员的近亲属手中，而那些真正需要扶助的人却被排除在外。
不管是什么事情，只有好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取得好的效果还要有效执行，而为了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监督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政策监督的缺失易导致养老保险集体补助缺位，五保、低保未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虽然我国一直在强调各种政策监督，可是维权知识普及和维权渠道构建工作依然不到位。渠道不明确，公职人员的关系网复杂，人民的维权意识不强烈，普遍逆来顺受，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减弱养老政策监督的效果。
我国应当选择何种农村养老政策，不能一概而论。结合我国国情仍是根本前提，我国的人口结构特殊，土地还具备部分养老保障功能，所以，我国现阶段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建立土地、家庭以及社会养老保障相结合的模式。
（一）设置基础福利养老金。
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中的强制力弱，集体补贴又经常流失，使农村养老保险得不到保障，这部分费用相当于变成了储蓄保险，农民就会失去参与保险的积极性，导致农村养老保险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遇到阻碍。
要想更好地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支配作用。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可以设立一个新的政策规定，即规定老人不管是谁，之前从事什么工作，在达到一定年龄后都可以领取国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金额可以少一点但要有，既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又能够从实际上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补助的基础上，农村居民依据农村养老保险的类别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国家根据他们的缴费标准再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补助，多缴多补助，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保。
（二）健全完善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部分流向城市，人口属性变动频繁。发展农村经济是国家当前主要工作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城市和农村的界限不会那么明显。因此，将农民纳入城镇职工保险体系中，进一步推动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向农村延伸，建立全国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我国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相关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对于养老这种家庭内部问题，亲情成为老年人维权的最大阻碍，不到最严重的地步，老人一般不会将自己的子女告上法庭，所以，针对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还要进行深度宣传，积极转变老年人的观念，同时对子女进行教育。还要加大侵害农村老人合法利益案件的侦查力度，出台相关的惩罚措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维护老人利益。针对那些违法诈骗老人的嫌疑人要加重处罚。
（四）加强对农村养老政策实施的监督。
对农村养老政策实施的监督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工作人员对相关政策流程更为熟悉，所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政策实施的监督尤为重要。各个省份可以在农村成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委员会，对基金的筹集和使用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务必要继续完善农村养老基金的管理制度，严格把控资金从来源到支出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不定时检查并严格做好在村内的各项养老金公示事务。由于农村养老保险是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補贴三部分组成，所以，经济能力相对较好的村应该对参加养老保险的人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应该由村民委员会通过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在这一项工作中，村集体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在村公告栏上公示补助标准以及补助对象，并积极呼吁村民可以通过相关渠道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真正参与到政策监督中去。加强对农村养老政策实施方面的监督是在为政策的良好运营奠定基础。
（五）做好农村养老政策的宣传工作。
政府部门要注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在农村的宣传，现场组织大会，同时，可以通过工作人员进家门宣传的方法努力做到家家都知道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有条件参保的农民积极参保，调动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积极性。通过多媒体等途径扩大养老政策的影响面，从而使得农民的养老观念得以改变，与时俱进。使得更多的老人能够接受并认可社会养老，从而积极参保，体现我国社会保障的广泛性和福利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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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一
（一）教材研究深度不够。西方的公共政策学教材基本都是由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或学者来编写，西方教材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全面系统地阐明政策分析的含义与方法论，政策论证的功能、结构和模式，并深入阐释了政策分析方法在构建政策问题、预测政策前景、建议政策行动、监测执行结果和评价政策绩效过程的具体运用。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教材不仅是教科学，也是学术专著，因为它们在向广大读者分析了理论视野和理论深度的同时，还能够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及时反映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内容遍布着大量的概念和定义、空泛的理论、简单的方法和原则。教材暴露出重原理轻技术和方法、重理论轻问题意识的缺陷，不注重对公共政策领域中最新研究动态、最新学术观点的梳理和分析，教材的学术价值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公共政策学教材枯燥简单、索然无味，批判、消化和吸收的工作难以深入展开，导致教材的学术含量较低。
（二）教材知识综合性不强。“跨学科、综合性是公共政策学的重要特征之一”[1]，与其它学科相比，公共政策学具有更广泛的学术框架，公共政策学知识涉及诸多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除此之外，公共政策研究还要求了解与公共政策有关的历史、法律、人类学和地理方面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公共政策学是一个由多种学科、多种理论、多种模型和多种方法组成的综合研究领域。在西方，财政压力是政府进行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原因，西方兰德公司在政策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技术的成功案例为西方公共政策分析奠定了坚实的操作化基础，这几个因素共同导致经济学、定量分析和政治学构成了西方公共政策学的主要知识基础，从而使得西方的公共政策学教材知识具有经济分析、组织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特征，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经济学、管理学、运筹学和系统分析等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被充分应用和吸纳。在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主要包括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公共管理硕士及mpa系列教材和公务员培训系列教材等。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更多局限于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领域。加上目前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人员的学科背景过于单一、专业知识结构不太合理，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主要是传统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具有现代经济学、运筹学、统计学等专业背景的人较少，这就使得他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很难把经济学、统计学、运筹学和系统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运用到教材之中，导致教材内容的学科知识出现单一化模式。
（三）教材形式单一。根据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和思路，高水平和高质量的教材“不是仅仅‘便于教师教’，而是要更‘便利于学生学’。”[2]翻阅西方的公共政策学教材，发现教材的语言都能达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效果，教材内容丰富且有层次感，深奥的原理、繁琐的`概念、抽象的理论、基本的方法能够与大量的实际案例相结合，少量有必要进行解析的概念在恰到好处的地方予以解析。教材版式设计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考虑，符合学生的阅读习惯，关键概念和专有名词加粗标黑以提醒学生其重要性，同时书中还配有插图、表格，图文并茂，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书中有意增设了一些专门的栏目，目的是为了读者提供一些相关的知识；采用大量的图示与表格，用以更为直观地说明政策分析的程序、方法和结构；在每一章的结尾部分，都对本章的关键术语、主要原则和理论进行了总结，有助于读者把握书中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每章后面都附有学校提示，目的是帮助读者巩固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在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在版式的设计和整体风格上过于古板和僵硬，虽然部分教科书中也偶尔插入图表及附有相关文字的说明，但整体上给读者的感觉还是过于简单且缺乏生动。教材编写模式没有摆脱定义学、原则学、分类学的固有模式，格式排版要么板块式结构要么要素式结构，缺乏为学生提供思考的空间和余地，难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导致这一问题出现有诸多原因，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编写教材的动机不纯正。目前，高校教师迫于职称评定的压力和困境，为了增强自身的“学术能力”和“竞争筹码”，编写教材就是最快捷的途径，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去撰写教科书，这直接导致了低水准教材的泛滥。基于此，转变教材编写的思想动机，端正态度，努力实现公共政策学教材风格与版式的创新。
（一）结合地方资源加强教材内容的本土化。纵观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基本上都未能从中国公共政策实践中总结出相应理论并吸收到教材中来，教材内容的重心集中于西方国家或西方的公共政策的实践与理论，存在明显的“非中国化”，鉴于此，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内容设计必须重视对本土资源的发掘，我国有着数千年政府决策的丰富实践和闪耀着理性光辉的决策思想，这些实践和思想一定会对我们创新公共政策学教材内容给予宝贵的启迪。因此，将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与决策思想纳入公共政策学教材内容中，实现公共政策学教材内容的本土化将是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建设的方向。
（二）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制科学合理的教材。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存在“数量泛滥、质量低劣”的现象，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教学对象有本科生、研究生、mpa等，在教材的编写上应针对不同群体的学习需要规划并编制适合各自教学对象的精品教材，避免教材之间低水平的复制。基于此，可以考虑不同机构负责不同教学对象的教材规划和撰写，各级干部培训所需的公共政策学教材的规划可以交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负责，而高等院校所需公共政策学教材则由教育部负责，行政学院系统所需公共政策学教材可让国家行政学院规划，党校系统所需公共政策学教材由中央党校负责编写。
（三）加强教材编者群体的多学科背景。公共政策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不仅涉及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还包含计量经济学、统计学、运筹学和系统分析等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教材作为学科知识的重要载体，公共政策学教材势必要反映公共政策学知识的多学科特质，这就对公共政策学教材编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很大程度上要求编者具备高水平的量化分析知识和理论，尤其要具有统计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等学科基础。
（四）加强教材的特色案例库建设。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中虽然附加了配套案例，但质量高、有特色的案例实为不多。我国的各项实践都与公共政策的创新密切相关，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社会化养老体制的建设以及公共医疗体制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示着政策的设计、创新与优化，基于此，可以对我国公共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研究，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库，出版公共政策案例教材，实现我国公共政策学案例教材的本土化。除此之外，要转变观念，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建设，积极进行公共政策的科学研究工作，才能实现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内容与形式的发展与创新。
作者:韦彩玲单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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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二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下降，给社会带来的就业压力日趋严重，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应如何解决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成为今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因此就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形势、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措施。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育层面的不断拓展与深化，高等院校的不断扩招,导致教育规模迅速膨胀,待就业的大学生数量与日俱增,给社会带来的就业压力日趋严重。大学生的就业难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已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如何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必将成为各个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当前大学生毕业的就业形势：
是按图索骥非本专业不就业，还是勇于跨学科就业？是坚守城市辛苦营业，还是到基层去大展身手？政府应对大学毕业生如何成功实现就业、社会实习和见习岗位能给大学生就业什么帮助、大学生实习基地的发展状况、及未毕业大学生该如何面对未来的就业等话题进行探讨，因此能为大学生就业提供帮助。
二、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
第一，大学生就业专业与实际学习的专业不对口。由于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对就业方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对择业的盲目性也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专业与社会实际的不对口。因此导致许多大学生不能马上适应社会需要，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第二，对工资的期望值过高。就学生及家长的主观愿望而言，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但家长与大学生个人仍然始终对毕业后的就业抱着高期望值。当这种高期望值与现实中的就业岗位或机会存在落差时，大学生就可能陷入难以就业的处境。因此，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构成了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第三，对于一份硬工作的需要。很多大学生都向往“铁饭碗”的工作，希望自己能及一个好的工作单位或企业，工作稳定，收入较高。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社会现状并不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愿望，因此导致很多大学生就业出现困难。
三、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解决措施：
在分析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知道大学生就业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学校和学生等各个方面，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部署,高度重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社会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下面就将从公共政策角度方面来阐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措施：
（一）、政府应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建立培训机制,增强毕业生的择业竞争力。近年来，毕业后暂时未找到工。
（5）、制定政策，解除特殊群体的后顾之忧。对那些思维活跃、富有开拓创新意识的毕业生群体，要给予大力支持，对自主创业者，国家要制定一套相应的办法，为创业者营造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利用完善的机制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潜力，让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对那些暂时未找到工作而家境比较困难的毕业生要给予多方面关照,在延长毕业生找工作就业时间两年之内，允许待业大学生自由选择将本人户口和人事档案保留在高校或生源所在地，免收服务费用，符合社保条件的特殊困难毕业生,要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做到应保尽保，在一定限度内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二）、不断优化我国的教育结构；
大力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应用性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对教学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合理而导致就业率达不到50%的学校和专业要减少招生计划，甚至停止招生。在教学计划上，重点进行基础和综合教育,重视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应逐步将教育方式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高校较大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自主权，使高校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大力发展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这类教育上。
（三）、合理发展经济，正确调整产业结构；
解决就业最终要靠经济的增长,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俗话说的好，经济繁荣就业易，经济繁荣靠人才。只有快速、合理的发展经济，才能更好，更稳的从今就业。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成长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为就业提供巨大的空间。
据调查，目前，第三产业必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就业比重将从现在30%上升到50%左右,发达国家已达到70%以上。现代化的第三产业是以知识和高科技为支持的,其中的金融保险业、法律、审计、财会、投资、心理、出国留学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业，各类经纪人和中介机构，文化教育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要求其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是取得大学学历或大学学历以上的人员，第三产业成了吸收就业的主要领域。
此外，非公有制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对高层人才需求旺盛成为就业的重要增长点，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要载体，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渐完成，也将使国企大规模储备人才。当前，全球经济大调整，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工人,即具有高级技能、较高知识水平和较高收入的蓝领，这是人才全球化的一种趋势。努力争取将全球有限的就业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国来，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重要基地，到时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都向莘莘学子们展示了广阔的就业前景。
总结：
业观念、不断的完善自我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全方面发展的人才，这样才能根本性的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才能真正的适应这个社会，解除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人民网；新疆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网。
2、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分析及对策研究[d]张举福建师范大学。
3、《关于我国就业问题的理性思考》孙续功。
4、《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思考》董克用。
5、《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就业与管理体制创新研究》郎建华。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三
知识经济中成功的关键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有那么多的国家致力于改善其教育制度，这都值得肯定。观察的结果是：
其一，从长远看，知识经济的成功需要创新能力，即基本能力之外的较高层次的认识能力。那些寻求培育这种创新力的国家因而在知识经济的竞争中更能成功。
其二，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培训对于知识经济成功也是关键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补贴科学教育：因为那些从事研究的人从其工作中所获甚少，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它存在很强的外部效果。
其三，教育部门未能如我们所愿强大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部门的竞争是最受限制的。
支持基础研究，改善产业政策。
事实上，政府无论是支持农业研究（19世纪的核心产业），还是支持铺设第一条电话线（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前者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而后者带来了因特网的发展。
政府的目标不是去挑选优胜者，而是要识别产生外部性的创新。当产业政策的批评家们认识到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必要性时，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没有明确的划界；许多应用研究也能产生很大的外部效果。政府政策的目标是要识别能够带来巨大外部效果的优胜项目。
我有以下观察结果：
其一，成为知识经济典型特征的许多创新是依赖于基础知识——这一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存在两种倾向，不仅低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还要企图搭上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的便车。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至少是要放慢发展的进程。
其二，政府有一种对花哨项目的癖好，就象空间站，它可以吸引大众的联想，但不一定是运用研究基金的最佳途径。
其三，大家可以盯住其它的支持新技术的项目，以评价其增值效果。有一些迹象，比如美国小企业研究支持计划，尽管用心良苦，但在研究增长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显著效果。
适当竞争，加强合作。
前面我强调过在知识经济中有效竞争所面临的现实危险。我们必须回到适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制度两个问题上来。让我再提出一些观察结果。
其一，当我们步入全球化经济时，竞争的议题就提升到全球的水平上。当政者们当然会期望在竞争中产生更大的企业带来更高效的竞争规格，并能把这种规格提升到最高水平。世界也将从这一更好的竞争市场中获益，世界中的所有国家也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协调运作。
不仅都能削弱竞争的基础，而且也能削弱支持新知识经济的产业政策。
其三，鼓励合作，但合作能够转向勾结，也能为心照不宣地达成一致的反竞争或至少非竞争政策提供依据，对此应提出足够警示。
实施优惠创新的税收政策。
在美国，有一些鼓励创新的税收规则，也有一些不是。最近实施一项鼓励新小企业（免资本收益税）的规定，但谈到其效果还为时过早，也难说它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新的知识为基础的企业。
研究，从其根本特性来讲，就是冒风险的。它就象钻井探油一样。成功的度量是根据一个人能否在十次试验中成功一次。一个能分享风险的伙伴才能够鼓励冒险，但只分享成功而不分享损失的伙伴似乎不能鼓励冒险。
在美国，资本收益的优惠措施一直保护下来，就是因为它鼓励与知识经济紧密相联的冒险和企业家制度。但大多数税收优惠没有偏向这种企业家制度，而是偏向投机的不动产贷款。我在前面已提及文化改变的重要性。那种以奖励真正创新的办法去奖励投机不动产收益的税收体制，不是在支持创新的文化。
参考资料：
[2]后来法庭审判的结果是：微软公司因涉嫌垄断而被一分为二。译者注。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四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下降，给社会带来的就业压力日趋严重，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应如何解决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成为今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因此就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形势、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措施。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育层面的不断拓展与深化，高等院校的不断扩招,导致教育规模迅速膨胀,待就业的大学生数量与日俱增,给社会带来的就业压力日趋严重。大学生的就业难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已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如何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必将成为各个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按图索骥非本专业不就业，还是勇于跨学科就业？是坚守城市辛苦营业，还是到基层去大展身手？政府应对大学毕业生如何成功实现就业、社会实习和见习岗位能给大学生就业什么帮助、大学生实习基地的发展状况、及未毕业大学生该如何面对未来的就业等话题进行探讨，因此能为大学生就业提供帮助。
第一，大学生就业专业与实际学习的专业不对口。由于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对就业方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对择业的盲目性也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专业与社会实际的不对口。因此导致许多大学生不能马上适应社会需要，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第二，对工资的期望值过高。就学生及家长的主观愿望而言，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但家长与大学生个人仍然始终对毕业后的就业抱着高期望值。当这种高期望值与现实中的就业岗位或机会存在落差时，大学生就可能陷入难以就业的处境。因此，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构成了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第三，对于一份硬工作的需要。很多大学生都向往“铁饭碗”的工作，希望自己能及一个好的工作单位或企业，工作稳定，收入较高。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社会现状并不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愿望，因此导致很多大学生就业出现困难。
在分析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知道大学生就业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学校和学生等各个方面，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部署,高度重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社会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下面就将从公共政策角度方面来阐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措施：
（一）、政府应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建立培训机制,增强毕业生的择业竞争力。近年来，毕业后暂时未找到工。
（5）、制定政策，解除特殊群体的后顾之忧。对那些思维活跃、富有开拓创新意识的毕业生群体，要给予大力支持，对自主创业者，国家要制定一套相应的办法，为创业者营造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利用完善的机制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潜力，让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对那些暂时未找到工作而家境比较困难的毕业生要给予多方面关照,在延长毕业生找工作就业时间两年之内，允许待业大学生自由选择将本人户口和人事档案保留在高校或生源所在地，免收服务费用，符合社保条件的特殊困难毕业生,要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做到应保尽保，在一定限度内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二）、不断优化我国的教育结构；
大力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应用性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对教学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合理而导致就业率达不到50%的学校和专业要减少招生计划，甚至停止招生。在教学计划上，重点进行基础和综合教育,重视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应逐步将教育方式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高校较大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自主权，使高校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大力发展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这类教育上。
（三）、合理发展经济，正确调整产业结构；
解决就业最终要靠经济的增长,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俗话说的好，经济繁荣就业易，经济繁荣靠人才。只有快速、合理的发展经济，才能更好，更稳的从今就业。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成长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为就业提供巨大的空间。
据调查，目前，第三产业必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就业比重将从现在30%上升到50%左右,发达国家已达到70%以上。现代化的第三产业是以知识和高科技为支持的,其中的金融保险业、法律、审计、财会、投资、心理、出国留学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业，各类经纪人和中介机构，文化教育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要求其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是取得大学学历或大学学历以上的人员，第三产业成了吸收就业的主要领域。
此外，非公有制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对高层人才需求旺盛成为就业的重要增长点，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要载体，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渐完成，也将使国企大规模储备人才。当前，全球经济大调整，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工人,即具有高级技能、较高知识水平和较高收入的蓝领，这是人才全球化的一种趋势。努力争取将全球有限的就业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国来，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重要基地，到时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都向莘莘学子们展示了广阔的就业前景。
业观念、不断的完善自我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全方面发展的人才，这样才能根本性的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才能真正的适应这个社会，解除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
1、人民网；新疆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网。
2、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分析及对策研究[d]张举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
3、《关于我国就业问题的理性思考》孙续功。
4、《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思考》董克用。
5、《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就业与管理体制创新研究》郎建华2009。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五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要: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原则,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中的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
公民参与也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民主,需要通过‘公民不断的参与’,方能领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会和建立民主作风,在行为上获取民主办事的技巧和方法,这样才可以保证社会运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
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
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
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
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
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
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
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
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
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
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
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
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
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
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
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
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
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
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
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
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
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
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
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
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
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
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六
摘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不断提高自身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着眼于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提升，母婴室作为社会对母亲关爱程度的集中体现，近期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焦点。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重要渠道，公共政策也承担着引领社会发展导向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母婴室这一新兴概念进行了定义，并且结合公共政策的相关作用和对南京市母婴室的调查情况，讨论了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母婴室的提供。最后以公共管理的视角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给出了一点建议。
关键词：公共政策;母婴室;引导;不完全;公共物品。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体概念，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表明国家间的交流不断加深，各个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竞争不仅仅限于军事，经济等几个宏观层面。在微观方面的竞争也逐渐升级，比如城市间的竞争，其中就体现在城市公共领域的竞争。而城市在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孕妇群体在城市中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受众群体，但是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再次引起舆论讨论的“地铁哺乳事件”使如何在城市开发中建设母婴室成为了摆在城市政府面前新的问题。
母婴室的供给是一个不断变化，连续不断的政策制定的过程，过程中各种要素联系密切，相互影响。首先母婴室的供给与所在城市的整体经济水平有关，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城市的公共场所设立“母婴室”就成为一个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标准。并且，公民素质、人口与数量，生活水平以及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共同推动“母婴室”成为城市的基本生活设施。表明人们对更高城市道德文明的追求。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母婴室的提供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方面。
二、南京市母婴室调查情况。
笔者对南京市母婴室的情况做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和实地调研，调查结果如下：走访了南京7个主要城区的25个公共场所，包括政府部门、商场、旅游空间、医院等，发现只有个区域内建有母婴室，并且主要集中在商业场所和交通枢纽。共发放100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0份，进行12次访谈。调查发现“有些商场内设施比较好，比如宜家每层都在卫生间旁设有一间独立的哺乳室，内设沙发、水池、架子、婴儿操作台等，还免费提供尿不湿和湿纸巾。”禄口国际机场的母婴室设施完备，但是有损坏。南京南站的母婴室名存实亡，成为保洁室。但是南京主要城区公共空间的母婴室建设数量相对较少，像夫子庙、中山陵、万达广场、新百商场、省人民医院等旅游空间、商业场所、医院等都没有单独的哺乳空间。调查发现，德基广场母婴室使用频率高，妇幼保健医院母婴室，比较简陋，仅仅设有座椅，但是有很多哺乳小知识。从调查问卷数据结果整理情况看，南京市民对南京市母婴室了解较少，但需求较大。南京市母婴室亟待建设与规范。
在人类社会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公共政策也经历了漫长的变化的过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的公权力始终在社会少数人手中，封建社会中，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掌握了社会的全部公共权力，并且为了自身利益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发动的资本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阶级政权。法治代替了天命人治。二战之后，随着社会公共事务数量和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基层复杂化，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问题的出现，政府为了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制定出相应的公共政策，就推动了学界和社会对公共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始放弃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场经济传统思维模式，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的重要手段。各国的实践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越是明显，公共政策的影响就越大。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是政府实现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是连接社会与政府的桥梁。政府通过全方面的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全方位的管理与导向功能。公共政策的形式有很多，政府部门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条例和规章等等，都是公共政策的不同的存在形态。那么公共政策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认为，公共政策是像政府这样的权威职能机构，运用社会成员赋予其的权力来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手段。例如引导市场经济行为和个人行为，以及以实现公平和效率为目的的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公共政策已经成为调控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关键性因素。
五、母婴室概念定义。
母婴室作为近期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其概念定位国内学术界尚未给出明确定义，学者们也少有研究，笔者希望从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等的概念的对比，初步对母婴室进行定义。
母婴室作为政府针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婴幼儿专门开辟的使用设施，它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不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使用者也不是通过俱乐部形式组织起来的，又不同于准公共物品那样具有争夺和排斥性。笔者认为母婴室可以定义为“不完全公共物品”。即面向特定人群，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属于商品，不具备消费的争夺性和排斥性的一类公共设施。
笔者认为要想了解公共政策在母婴室提供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以参考公共政策对城市公共物品提供的导向作用。因为母婴室作为“不完全公共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大部分特性。但是首先要了解为什么母婴室的提供需要公共政策起引导作用。
六、母婴室提供中公共政策干预的必要性。
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有导向，调控与分配功能。市场经济无论在实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实现社会公平分配方面，都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单靠市场经济并不能履行所有的经济功能，如外部性问题导致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或者说，没有政府，市场机制将无法有效地得以发挥。
母婴室提供是一种城市的公共物品的开发建设的过程，是社会的一种经济行为。当市场调节公共物品的供给无法满足公众的需要的时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对市场加以引导。
七、结论。
城市综合水平的提升，离不开政府对城市科学有效的管理。政府科学的公共政策的导向有利于城市价值的提升，尤其是对于城市布局和基础建设等一系列长远的公共政策。相应的，落后的，低水平的公共政策则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总而言之，公共政策深刻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政策要有科学性和预见性，现在制定公共政策来引导“母婴室“的供给，正迎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城市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梁爽.上海服务业区位选择中公共政策引导作用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七
摘要：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持续提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造成资源过度开发、浪费，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有必要进行加强城市低碳环保公共政策方面的法制体系，分析现阶段相关方面的不足，提出改善的建议，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低碳环保；公共政策；不足；改善建议；
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持续提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但是国内经济发展依赖消耗自然能源过度，造成碳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不断上升，其在空气中的浓度不断增加，人类赖以生存在自然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其所产生的生存威胁已不容忽视。众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积极采取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一系列政策和方法，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低碳环保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环保理念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要求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及高产出，通过相应的政策手段、生活理念、技术创新以及产品升级等方式方法以节能减排为方向，实现和谐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从根本上转变人类的发展理念，能源利用率的提升、能源结构的完善、污染排放的减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低碳环保的最终理想。实现低碳环保的生活和经济发展理念，必然要通过公共政策对工业生产、人民活动进行导向、制约和管理。公共政策的导向功能就是引导工业生产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气体的排放，指导人们的生活行为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绿色环境；其制约功能就是限制工业生产超标排放，禁止人们生活行为上的环境污染；其管理功能就是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以及完成政策中的所规定的任务，对生产、生活等各方面进行政策上的管理，包括生产和生活上的行为、产品、排放等方面的管理和制约。
一、低碳环保、公共政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
低碳环保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减少资源的消耗、提高经济效益以及促进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低碳环保在绿色经济发展、提高环境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方面作用巨大，城市发展、经济水平提高、环境优化三者可以实现同步进步的目标。国际上从《能源白皮书》到《京都议定书》，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无时无刻都在关注能源消耗、开发新能源，积极推动创新技术开发，促进低碳环保生产生活的发展，另外还有加拿大、发过、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也时刻重视着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目标，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在主动完成能源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减排，我国在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创新技术开发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更进一步，但是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环境美好三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目标还需努力，如何创新公共政策促进城市低碳环保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低碳环保的理念不仅仅是转变能源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目标实现的基础也是提高我国产品再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促进进出口贸易，为国际其他国家做出表率和模板作用。低碳环保理念对于国内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新问题积极应对的有效措施，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制约、管理生产生活行为，达到社会、环境、人类三者的和谐发展，对国内工业产业升级、市场经济提升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实现科学的、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创新低碳环保的公共政策才能够实现与时俱进，持续适应国内各方面的发展，不断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二、城市低碳环保公共政策方面现存问题。
（一）相关法律机制不健全。
现阶段，国内城市低碳环保方面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低碳环保的基本法，仅围绕自然资源的开发颁布了一定的法律条款，至于如何实施以及节能减排、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没有提出具体的法律规定，因此，目前的城市低碳环保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另外在石化节约方面尚未制定，以及在已存在的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上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造成了低碳环保法律实施滞后，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相关法律体系上还不够完善。
（二）相关激励机制不健全。
城市低碳环保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必然需要财政支持，现阶段，我国还没有明确在城市低碳环保方面的财政投入机制，财政投入缺失持续长久性和稳定性；在市场以及产品结构升级方面也缺乏明确的激励机制，相关方面的税收、扶持、优惠等政策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导致市场调节不积极，产品结构升级滞后；在创新技术开发方面的财政扶持投入显示出严重不足，存在盲目投资和投资不稳定的问题，投入产出比极其不合理，造成激励机制不健全，相关公共政策实施效果不佳。
（三）人们低碳环保意识薄弱。
现阶段，造成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严重的原因就是城市供暖燃煤和尾气排放，工业生产中的非法排放更是严重破坏生态化境的平衡，由于低碳环保理念宣传和教育工作不到位，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自身行为与低碳环保之间的联系，仍然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等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产品以及一次性筷子等严重破坏绿色植被的产品，人们低碳环保认知度较浅薄导致传统思想上难以扭转以及日常行为中更是缺乏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认知。
三、关于城市低碳环保公共政策的完善建议。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及其激励机制。
结合国内实情，建立低碳环保相关法律机制，健全相关法律方面的缺陷，包括自然资源保护以及石化资源和新能源方面的开发，建立相互协调的强制性法律机制，保证相关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
加强财政方面的投入力度，保证资金投入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另外，对于节能减排产品和新能源技术产品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扶持，政府通过减免税收的激励方式进而激发市场和产品升级的积极性。
（二）加强创新技术开发和创新人才引进力度。
在发展初期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较大，往往造成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仅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应该加强新能源开发技术以及节能减排创新技术方面的开发力度，切实实现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新能源方面包括水能、风能、地热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尤其是核能更是蕴藏巨大能力，但是其开发方面需要高精尖技术，所以引进创新人才能够有效实现新能源方面的开发利用。
（三）加强人们的低碳环保意识。
加强低碳环保意识的宣传和教育，渗透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中，改变原来的传统浪费资源的生活方式，自觉主动地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排放、放弃使用一次性污染和破坏环境的产品，切实创造社会发展、人类生存、自然保护的和谐氛围，达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总结。
现阶段，国内的城市低碳环保相关的公共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方面还存在不足，政策方面的强制性法律和激励机制应继续加强，低碳环保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应进一步加强，促使节能减排、绿色发展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行为上。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八
（一）以美国本土公共政策案例为中心，重视对美国本土公共政策实践问题的研究。
（二）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化学者与实务工作者的合作与互动。
美国公共政策学一个重要的发展特点和发展经验，就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互相结合，注重学者与实务工作者的合作与互动，这样的结果是使公共政策研究更具实践性和应用性。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普拉诺认为，公共政策学与相关学科的“纯科学”不同，它主要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应用性和实践性是公共政策学科价值的最根本体现。而在促进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走向融合的过程，深化学界与政府的双向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早在学科诞生之时，公共政策学创立者拉斯韦尔就指出，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必须和政府官员共同研究的学问。从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说，学者们非常需要了解政府官员对政策的认识和掌握的数据；同时，政府官员也需要了解学者们的政府研究思路和政策建议。[2]在德洛尔看来，学习和研究公共政策学，缺乏感性知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大学里设公共政策学课程，应当聘请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执行方面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与大学老师一起登上讲台。美国公共政策的发展也正好践行了拉斯韦尔、德洛尔的倡导。许多具有丰富的公共政策实务经验的又有教学水平的被美国大学不惜重金聘请到大学来讲学。而众多学者本身也具备丰富的政策咨询经验。在美国，对于从事公共政策教育的教师，一般要求具有在政府部门或公共管理部门工作的经历，或者与政府部门有联合研究项目或咨询项目，从而保证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注重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和跨学科研究。
经历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已经发展出多样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也是美国公共政策学繁荣发展的成功之处。公共政策学建立者拉斯韦尔认为，公共政策科学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学知识和方法，不仅要借助于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也借助于哲学、数学、系统分析及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德罗尔也同样强调公共政策学的跨学科性质。美国著名公共政策专家麦考尔和韦伯在《跨学科的政策分析》一文中，探讨了政策分析与管理学科、城市规划、社会服务、法学、工程学、医学等应用专业领域之间的学科关系，分析了政策分析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之间的学科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政策科学———致力于科学完善政策制订的一个知识领域———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已经出现的专业，它可能从许多学科(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以及一系列有关专业(特别是管理、城市规划、社会服务和法学)中极大地获取了直接的事实、概念、原理和方法。”[3]早在社会矛盾激化、政策问题丛生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共政策学就兴起了跨学科研究。70年代后，发展至今，美国公共政策学多样化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世界典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行为主义的影响，公共政策学强调实证分析方法。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变得更加多样化，行为主义、公共选择方法论、博弈论、个案研究、实证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定时分析、伦理分析、价值分析甚至超理性的直觉方法等方法都得到广泛应用。
（四）重视公共政策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形成丰富的学科体系。
美国公共政策科学在其形成与发展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已经形成了极为丰富和细致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大体而言，美国公共政策科学的研究领域划分可以归为如下两个层次：第一层划分是在以“政策科学”作为学科领域这一总名称之下，主要包含有政策科学总论、政策分析方法、本国公共政策、比较公共政策、政策伦理学（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研究）、战略研究、未来研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政策学、社会政策学等分支；第二层划分是在政策过程的各个基本环节或功能活动方面形成的专门研究分支，如政策战略（元政策）、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规划或政策形成）、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另外致力于突破政策过程阶段论的研究者亦发展出政策变迁、政策周期、政策网络、政策范式、政策学习、政策传播与扩散等新领域。同时，近年来欧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还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一批更新更细的研究分支，如政策话语理论、协商式决策、推论式政策分析、参与式政策分析、全球公共政策网络等。[4]总之，美国公共政策学经过几十年时间发展到当代，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子学科，学科体系日益丰富。
（五）公共政策学科获得政府的充分支持，使公共政策学实现了建制化。
学科建制化水平是衡量一门学科的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建制化是学科成熟的外在标志。根据科学社会学的观点，一个学科的社会建制也就是一个学科的机构设置，包括学术团体、基金来源、出版发行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政策科学的这些机构、建制已相当完备。在学术团体方面，美国已拥有不少专业学会和研究中心；在基金来源方面，既有私人资金也有政府资金；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私人组织都对公共政策感兴趣，愿意拨款或资助政策研究，在出版渠道方面，目前美国有不少政策科学的杂志，已出版了大量政策科学方面的著作或丛书；在教育培训方面，从70年代初开始，美国出现了一批独立的公共政策学院，许多大学相继制订出政策科学课程大纲，开设相关课程，并出版了不少政策科学的学位授予点；在职业化方面，现有政策研究已被公认为一种新的职业，从业者包括政府部门的“政策分析家”、思想库的工作人员、大学及研究生院的教师等，从业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据70年代初的统计资料，单思想库的从业人员就有近十万人，分布在5300多个思想库中。[5]而在美国公共政策学的建制化过程中，有一点值得指出的，那就是美国政府部门对于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宏观调控是指导性的而非指令性的，是约束与支持共进。至今，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等官方机构并不对公共政策学科实施全面管理，而是由民间的ngo进行评估与管理，美国政府则主要从通过教育拨款和科研资助的方式来影响公共政策学科发展。
二、美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经验与特色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学者陈振明提出，中国公共政策学必须处理好规范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特色)、主观性和客观性、价值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在充分注意国际规范，吸收国外政策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对中国政策实践及现实政策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加强政策相关知识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应用，发挥政策科学理论在政策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凸显中国政策科学的应用性、现实性和本土化。[6]然而，从中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现状来看，相当多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上，而非中国公共政策实践本身。有的学者甚至一提起公共政策学就言必称美国如何如何。由于中国公共政策学起步晚，在学科引进初期将研究重点放在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引进和消化上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30多年后仍然将研究对象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学研究上就是十分令人担心的。不客气地说，公共政策的有些问题在国外是真问题，在国内则是毫无研究价值的伪问题。因此，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必须立基于影响本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之上，加强对中国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解决中国当代公共政策问题为核心，创造性地走符合现代性标准或具有现代性内涵的公共政策学科发展之路，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学科理论体系。为此，就必须把公共政策学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国自身的政策实践上来，对我国公共政策实践活动做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从中概括和总结出理论来。
（二）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又要重视应用研究。
目前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基础研究仍然比较薄弱。除了对方法论的研究比较薄弱之外，中国公共政策学在学科基本范式上并没有成型，而这必然使公共政策学研究缺乏更深层的理论指导和更坚实的理论支点。而美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史表明，要实现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发展，必须既要重视公共政策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又要重视公共政策学的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和矛盾是任何一个学科都要面对的问题。因此，为了公共政策学学科体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我们要充分重视公共政策学的基础研究，但根据认识的最终来源是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又必须重视公共政策学的应用研究。进言之，就是必须重视研究中国公共政策实践，通过问题导向的研究总结出解决问题的.规律和办法，并上升到公共政策学理论的高度，促进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理论建构和学科发展。
（三）必须汲取其他学科的养料，加强跨学科研究。
（四）必须重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科学化发展。
美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能足以支撑整个学科研究。公共政策学要实现自身发展，必须引入和发展多样性研究方法。西方公共政策学在百多年的发展中，发展出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并无国界之分，它对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也是可以借鉴的。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照搬照套西方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一种研究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还应视实际情况而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尤其防止不加分析、囫囵吞枣地套用西方公共政策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应当发展适合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构建和发展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公共政策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必须重视研究领域的分化，发展分支学科，构建学科体系。
美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内向外的发展，研究领域不断细分和拓展，学科不断分化和融合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多姿多彩的学科体系。这就告诉我们，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必须不断开拓新领域，组建分支学科，最后形成一个壮大的学科群或学科体系。反观我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研究领域仍显狭小，中国公共政策学在对公共政策的好多领域都缺少理性认识，这种状况很不利于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
（六）必须积极争取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要发展中国公共政策学，实现公共政策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就要得到各方的重视与支持：社会各界在公共政策研究过程中要对公共政策研究者给予积极的配合与支持；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研究过程要给予足够的政策参与机会和充足的研究资金支持；学术界要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建设一套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就当前来说，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大力支持公共政策学科建制化，提升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地位。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十九
摘要：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就要求大家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把握时代、把握时代问题。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由于公共政策的失灵，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了不同的问题，但究其原因就在于权力的异化导致了公共政策的失灵。
关键词：公共政策;社会利益;问题;研究。
一、权力异化是根本原因。
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政府为了其效用的最大化，极有可能出现“权力自肥”和寻租的后果，这就导致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偏离，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作为政府机构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其具有双重属性：一面是“社会人”，一面是“经济人”。从“社会人”的属性出发，政府机构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履行工作职责同样存在着基本的交换关系，他们用自身的劳动来获取个人的进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以及周围人群的认可和尊重;从“经济人”的属性来看，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履行工作职责则是同样是为了获得与自身劳动付出相匹配的经济报酬或者补偿，但是由于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往往会想方设法得到远远超出自己付出劳动甚至根本就不是自己所得的那一部分利益。
1.政策制定过程科学化不高。
如上文所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群体、阶层、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在他们这些利益诉求之间，既有追求共同利益的一般，也有谋求自身利益的特殊。17、18世纪的思想家，如霍布斯等人很早就告诉我们，如果任由人们依靠自身的强力或者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分配，那么终将会出现会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毫无公平和正义可言。为了保证人类社会的有序和正常繁衍，人们必须公平、公正地将各种利益资源进行分配，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阶层和个人，都有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冲动，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利用各种资源，来完成与其他利益不同体的博弈、合作和竞争，最终实现利益的相对均衡。
当今时代，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叠加，信息化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现行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经常会偏离一些规范化的程序和形式，或多或少地出现凭借决策主体即领导说了算、一言堂的现象。
2.公民参与度不高。
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和实质就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它也是政治文明发展与否的重要标识，“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在这个价值调整过程中，涉及到每位公民的利益，所以政府政策的公共性体现为政府的政策为公共服务的程度或者说是政府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4]然而我国政府政策的`公共性往往不足，强势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诸如经济实力、社会关系、社会舆论资源等因素来影响、左右公共政策。
3.制度的缺失或无效。
公共权力能否正常行使决于决策的科学与否，而科学理性的决策的关键就在于数据信息的准确和实时以及决策程序的规范和科学。但是在实际的公共管理过程中，由于公共事务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有时对于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都无法进行判断，也就不可能有时间按照规范化的程序来进行可行性分析，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了决策主体往往会听从于自己的经验才猜测、预判事物的发展，从而做出一种有限的理性选择，最终就可能偏离政策目标。
1.培育公民社会是基础。
在各个利益群体的政策博弈中，公共政策的最终制定都将由所有参与者的互动来决定。因此，一个好的制度将很好地保证结果的最大公平性。作为防范公共政策失败的有效途径，制度创新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制度是一切公共政策实行的最低保证，没有制度作为政策，尤其是同基本国情、时代特点相配合的整套制度，公共政策都缺乏有力的支撑;其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土壤，不可能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最后，公共政策的失灵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前车之鉴，可以防止新一轮的政策失灵，从而最终建立公共政策走向成功的长效机制。
3.提高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道德责任是必要手段。
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化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政府行政管理人员拥有公共权力并行使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来源的社会性决定了他们可以操控着整个社会的每个方面。行政人员和公共权力之间的职业关系，使得行政人员这个群体具备了天生的特殊性，和其他职业的人员相比，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公共权力是行使支配性权力，这样的支配是其他任何职业所不具备的。因此，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理所当然应该具备理性和道德的双重属性。因为其具有理性，因此，他们有追逐自利的动机，但是，因为理性和道德的约束，他们更应当追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才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和工作。
对于行政管理人员道德意识的培养，必须要紧急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特点，有针对性建构一种新型的现代行政文化。文化对于人及其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行政文化也不例外。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官本位、人治文化至今仍充斥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文化当中。所以要重构现在的行政文化，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些腐朽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张红.政府的“经济人”特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11)：52。
[3][美]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m].欧阳景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21.
[4]李景鹏.论政府公共性[j].天津社会科学，(6).
公共政策学论文（汇总20篇）篇二十
摘要：
媒体对公共政策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众与政府的信息沟通以及监督执行方面，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皆能起到重大作用。
关键词：
对于国家政治生活与长治久安而言，公共政策的制订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正确合理的公共政策将帮助政府机构更好地管理社会，服务民众。而媒体与公共政策本身就具有天然性的联系，能将信息集约、整合、沟通和传播，为广大社会群体提供了解公共政策、参与政府决策、表达切身利益和自身观点的机会。同时，也方便社会中的个体对政府行政作为与公共政策执行程度等加以监督，以保证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化、民主化及科学化。媒体又是国家进行政治社会化、塑造自身形象和增进政府合法性的重要舞台，国家利用这一公共空间加强与社会民众的交流，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媒体在公共利益表达方面的功能。
作为群众利益的表达渠道，大众媒体通过自身所提供的信息和舆论点，促使公众参与到政治决策当中，使得原本比较分散的公众意愿转化为明确集中的决策要求，再将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信息公开透明地传达给公众，最后将公众的意愿和建议反馈给决策者，使决策层可以充分了解社会成员的意见，能够不断对决策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合法化、民主化及科学化。同时，利用大众传媒监督和纠正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偏差，对行政决策进行完善。媒体在公共利益表达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2009年5月7日，浙江大学毕业的谭卓在过杭州城西繁华路段斑马线时，不幸被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三菱跑车撞倒后身亡，而肇事者胡斌和朋友却在现场谈笑风生。由于该事件发生在杭州市的闹市区，惨案发生以后，社会舆论非常强烈，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网络媒体上，很多人都在发表着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见解，最终引发了政府相关部门对该案件的重视。
在该案件当中，媒体作为一种具有话语表达、信息沟通、舆论监督等社会功能的公共平台，在平衡、统一和协调不同关系、不同利益的相关过程中，通过双向性的对称进行传播，让政府和公众可以在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这一事件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媒体在信息对称传播当中的新角色，并将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另外，媒体充当了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在当前信息化的社会，媒体的依存度已经越来越高，人们更加容易体会到大众传媒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例如近段时间，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河北武邑县周先生办理护照的新闻，报道中的周先生称从北京到老家往返6次，走了将近三千公里才最终将所需的证件办理成功。以此事件为舆论焦点，《新京报》联合优数咨询进行了类似办理相关证件手续难的调查。该事件中，针对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普通群众办理手续困难的现状，由相关媒体进行联合深入地调查和了解，而后将产生问题的原因与解决的方式进行叙述，从而很好地落实了媒体实现公众利益表达的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媒体作为一种可以让人们参与、理性平等进行对话的话语平台，是积极促进政府和公众有效交流、互动、沟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有效途径，最大限度地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减少利益输入的一些中间环节，有利于让公众接近决策的核心，从而来实现自主的利益，有效的进行表达；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沟通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媒体一般都是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身份，为很多无法和决策系统进行接触的'人群提供了表达问题和提出意见的窗口，从而有效的扩大政策问题的来源，同时还可以较为有效地克服政府决策的盲区。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媒体具有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一、具有促使问题进入到政策议程的功能。在媒体报道当中，媒体工作者需要先对所采集到的信息具有的价值进行选择后，才可以进行报道。媒体对现实世界选择性的报道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非常有利。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中，媒体在推动公共决策完善和改革的同时，还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比如他所提供的一些真相有很大的可能是决策机构通过常规政府机构渠道不可能了解到的，或者是因为某些政府机构和部门由于各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信息流失，从而导致决策者难以了解到。
二、媒体具有反映社会公众利益的功能。媒体有助于公共参与和公共政策的制订。媒体作为连接着公共决策和公众参与的有效桥梁，能够帮助很多不能够直接和决策系统接触的公众来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诉求，让基层老百姓可以直接关注政策问题并且直接有效传达心声。媒体传递信息的及时性和直接性将会帮助那些分散公众及时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所以，媒体具有强化公共利益表达的功能，它将真实地反映公众的利益。
公共政策规划后形成比较成熟的政策方案，最终在政府部门的允许下进行执行。在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通过媒体能够提升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的科学性。
一、使政府机构、群众间的信息保持通畅。通常说来，媒体会拥有社会问题的现场资料和内部信息，在公共政策执行当中，媒体的优势可以为执行带来信息上的支撑和提供事实上的证据，消除群众对政府只从单一方面公布信息所产生的质疑感，同时实现群众、政府对于事件情况的跟进性了解。
二、避免公共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有限理性模式。该模式主要认为公共政策执行时，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受到来自多方条件的影响与限制，自身出现理性有限，所执行的工作不是在完全理性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利用媒体的作用。如媒体通常会进行相关领域专家的采访，公布群众意见以及书写新闻评论的方式，尽可能多的为公共政策执行提供客观依据、建议参考，降低理性有限出现的可能性。
三、媒体能够起到政策执行前宣传，政策执行中监督和政策执行后讨论的作用。特别是在新媒体技术出现后，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媒体公共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公共政策的执行就是整个政策体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检验和落实政策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将这些政策转换成现实的唯一的途径。因此除了自身作用以外，还需要第三方予以支持，媒体则能够恰如其分充当起这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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