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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中国共几篇几年后的中国篇一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体现全国人民意愿和实现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保证,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带头执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欢迎大家阅读。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中，即提出“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15日在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指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21日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再次提出，实行“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全面的抵抗”，进行“统一的积极的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地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是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
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二、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三、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四、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钳制敌人。
五、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的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六、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七、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有关国共两党抗日战争的实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以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广泛联盟。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它是一个包括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顽固力量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八路军：
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中共命令驻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原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同年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对敌作战共10万余次，毙俘敌约137万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1947年3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四军：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分布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于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中共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945年8月，新四军和全国其他抗日部队一起向日伪军发起战略大反攻，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8年抗战中，新四军所属部队对敌伪作战近2万次，毙伤浮敌伪31。7万余人。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敌后根据地。
党的政治路线，是指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或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的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或总政策。
一、政治路线
经济情况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的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或总政策。党的政治路线决定革命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党制定各方面工作方针和政策的依据。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就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
二、思想路线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是我们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
三、组织路线
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
第一，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买行高度的集中，加强组织纪律，健全党的生活，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以及组织上的巩固和统一。
第二，正确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培养、选拔、使用干部，把最恰当的人选派遣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建设好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使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履行自已的职责，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和带头作用。
第三，教育全党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
当前，中国道路是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许多国际友人和学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在毛泽东那里叫“独立自主”，在邓小平那里叫“走自己的道路”，在担任就职演讲中表述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个话题也是中国老百姓密切关注的与中国的民生、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一、何谓“走自己的道路”
“走自己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邓小平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照抄照搬别国模式都从来不会成功。鉴于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第一，“走自己的道路”不是“东施效颦”，而是从自己的条件、特点出发，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外国的东西再好，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会水土不服。照抄照搬外国的模式就会出现“东施效颦”的笑话。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第二，“走自己的道路”不是依靠别人的力量，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独立自主为立足点，凭自己的本事走路。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即使别人有意扶持，自己不行，再扶持也无用。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第三，“走自己的道路”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主观妄为，而是遵循客观规律，顺应客观实际。孟子认为“挟泰山以超北海”不是不为，而是不能也。人们只能做能做到的事，不能做异想天开的事。依靠自己的力量，不盲目仿效别人，不等于就把自己的道路走对了，主观主义地去走还是要犯错误。只有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不盲目仿效别人的基础上，又能主观服从客观，才能把自己的道路走对。
第四，“走自己的道路”不是“刻舟求剑”，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顺时而作，与时俱进。过去的经验再好，只能反映过去的实际，不能反映现在的实际。固守过去的经验就会出现“刻舟求剑”的笑话。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
第五，“走自己的道路”不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而是要善于在存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善于发现和吸取别人的长处，善于在尊重别人的特殊性中与其和谐相处。结合自己的实际博采众长，自己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特殊性，在重视自己的特殊性的同时，也一定要尊重别人的特殊性。走自己的道路，既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以求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二、对中国共产党走自己道路的回眸
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革命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毛泽东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就是重视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实际出发。
第一，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不像俄国革命那样走以城市为中心、城市暴动道路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部队，同先期到达井冈山的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开辟了新天地。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懂得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第二，走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不像俄国革命那样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的内容。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个统一战线的道路，在遵义会议后越走越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篇重要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就是谈统一战线的道路并进而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
第三，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的党的建设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提高党的领导能力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是农民成分的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党，抓整风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那时延安产生了几十所学校，整风学习的影响重大而深远。抓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的作风建设，提高了全党的素质。抓民主制度和组织纪律建设，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领导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走自己的道路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建设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进行了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方面走自己的道路，保证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避免了后来苏联垮台对中国的多米诺效应。
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也出现过重大失误，主要表现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全民炼钢的“大跃进”运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种种做法。毛泽东探索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急于求成，在政治上、生产关系上、经济建设上、文化思想上都想“只争朝夕”，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
邓小平既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走自己的道路”的优秀传统，也吸取了毛泽东在建设探索中所犯错误的教训。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发展：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初级阶段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过大，依靠手工搞饭吃的比例过大，生产力不能满足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的阶段，是邓小平所说的搞社会主义还不够格的阶段。从这个实际出发必须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以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宗旨，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的道路，也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先进管理经验、技术成果等因素结合起来的道路。它既不是苏联式的或者说传统的左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但资本主义在其还能容纳生产力发展时是决不会灭亡的。超越历史阶段的制度、体制和政策，同落后历史阶段的制度一样是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所以要改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改革是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继而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搞了一两百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中国要改变小农经济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善于借鉴他们的成果和经验，才能少走弯路，缩小差距。所以不能闭关自守，要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从建立四个特区开始，从沿海开始的。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和发展的速度上，是吸取过去盲目求快、急躁冒进的教训，实事求是，稳步发展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认为中国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夸了海口，不可能做到。有鉴于此，他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第一步，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贡献，为后世树立了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的光辉典范。随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同志担任之后，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激励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这些重要思想和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内容。
三、对中国共产党走自己道路的展望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前景如何?对这个问题，总有一些人喜欢说三道四。那些用西方的意识形态看中国，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说中国的人，总是要否定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而一些具有冷战思维的人甚至把中国看成另类，把中国妖魔化。他们要不制造“中国崩溃论”，要不制造“中国威胁论”。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受到搞冷战思维的人的压力，这是不足为奇的。
今后中国走自己的道路会面临很多困难，不会一帆风顺，但中国不会崩溃。相反，中国会像历史学家汤因比所展望的那样：“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走自己的道路，不是对别人的威胁，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是。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中从来没有把整个国家都变成远征机器，在对外关系上历来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共处。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或者是欺侮中国欺侮贯了的人，或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今天的中国决不会任意受人欺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未来中国怎样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第一，决不能东施效颦和当阿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凝聚中国力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去做决策定方针。根据这个最大的实际，中国既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方向，又要采取符合初级阶段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第二，决不能搞极端主义、主观主义，要吸取中国的传统智慧和方法，走自己的道路。党的以来，多次讲，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是中国的智慧。在号召实现中国梦时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只要时代精神，不要民族精神，就会割断历史传统;只要民族精神，不要时代精神，就会偏离世界潮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才是中国的传统智慧。
第三，走自己的道路，要坚定信心。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国家，是一个有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的国家。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天地。中国只有从特殊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中国也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为世界增光彩，才能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走自己的道路，要善于师人之长。中国是一个有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是一个深知“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哲理的国家，是一个善于向一切国家一切长处学习的国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在开放兼容中走自己的道路，其结果是：中国受世界的影响越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就越大。
以后的中国共几篇几年后的中国篇二
;20世纪初，在中国拥有“治外法权”的国家，除了所谓“八国联军”之外，还包括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成人文盲率高达80%；在共产党刚刚接手的1950年代初，旧中国的工业能力不足欧洲小国比利时的一半。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强大百倍的对手，而它打败的恰恰也正是这样的对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则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非凡”、“异常”、“非常”和“反常”，黄仁宇用来描述他所谓“大历史”的这一连串关键词，其实只消用一个“共产党式”的词语来囊括就足够了，这个词就是：不断革命。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遭遇的发展难局与困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失落，更深刻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除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除了“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硬闯出一条新路”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文明的深刻内在危机，我们就不能改革、不能前进、不能革命，就没有觉悟和自觉。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为破解这个谜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1000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10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日本的侵略。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0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三门干部”的同时，必须反对“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风。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为戒。
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发展，超越马克思的理论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会，7月31日，会议在嘉兴南湖的航船上闭幕。
中共诞生伊始，只不过是林立于现代中国的200多个政党当中的一个，而与近代中国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义、富国强兵”理念（据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报》相关报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诉诸的奋斗目标——以不懈的阶级革命最终消灭人类剥削制度，听起来似乎是太过遥远的理想。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科学和理性，并非认识活动的终结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认识活动的开始和起点。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人类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从知识和科学理论中来，即使这些知识与科学理论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空前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斗争，使得共产党人认识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转化的复杂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种本质化的知识来把握的，高速变革的革命和建设进程，是不能用一种静态的科学理论来描述的，十几亿人参与其中的创造活动，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事先已经存在在那里——并为一种客观的理论所认识、预见的。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总体矛盾，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人认为：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从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转化，即多元矛盾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才可能观察中国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其主体和动力便是无产阶级，是单一的阶级主体，而中国人民民主的主体却是“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则是动态、互动的多元主体。
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已经占了欧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的新型民主，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同样是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还占不到中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这样指出：如果说欧洲的情况是贫富分化，那么中国的情况却是普遍的贫穷，中国的中产者，其生活程度，还赶不上欧洲的无产阶级，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广大的穷人。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旧的三民主义，这样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国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标，是改善最广大的平民的生活条件，而这就是他所谓“民生”，他还说，离开了改善民生，所谓的民权和民族主义，都必将在中国落空。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泊中重新举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旗帜，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说：中国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和穷人的民主，因此，中国新民主的不竭的强大动力，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民主革命的主体，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是一个“动态联合的主体”，或“多元的主体”，而不是单一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实践，超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民主理论。
三、发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将中华帝国称为“世界帝国”，他把世界帝国的要点、要素概括为：世界帝国保持了世界货币、世界宗教、世界语言。而对中国来讲，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语言就是汉文，汉文的表意系统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还涵盖了韩国、日本、朝鲜等。柄谷更认为，世界帝国诉诸的法律，应该说就是现代的“国际法”理想。因为中国周边有许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来中国进行朝贡的目的之一，当然是贸易，但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却是通过到中国朝贡，来确立自己“内部的秩序”。因为在当时，确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的国家，此前并不承认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说，不承认有国际法，于是，其内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来确立的，因此战争、混战和叛乱非常多，而到中国朝贡，一方面可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个“普遍秩序”的意识能够确立起来，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那样引进文官官僚体制，并且顺便通过引进文官官僚体制确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进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观念，正是由于产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识，政治结构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发生。作为中心的中国和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的关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这个意识的产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将中国世界观概括为“友善法权”，以区别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权”，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权”的基础上，方才能够实现一个“世界宪政”，柄谷的研究，是对康德论断的阐发。
朝贡贸易体制和朝贡金融体制，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个全球合作型社会的理想。即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货币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能源和技术不断进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创造性的社会，而且是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团结紧密融和在一起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尊重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感恩自然的社会。
人类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生在16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这是由欧美国家所推动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体制”为核心的西方列强主宰、分割世界的强权秩序。它是对传统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天下“大一统”的和平、稳定模式的根本挑战和革命。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权”。
历史的真实是：16世纪以来欧洲在资源上的危机促进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业革命，其在军事和安全上的危机促进了金融革命，而一个残酷竞争型的市民社会，则推动欧洲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帝国主义体制迈进。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竞争体制中，为了生存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占据能量转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须掌握能量转换的主动权，而这就需要一个高效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能够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时把转换中产生的无用的熵彻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统之外。而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被组织起来的，就是把优质的资本、人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贫困、污染和老弱病残孤排斥在系统之外，而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欧洲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所谓“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须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权”的意义，并且考虑如何在这种“友善法权”的基础上，去重建欧亚大陆之间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切断的有机联系。
当然，欧洲的这种转变引起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极大不满，美国著名鹰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欧洲人发明了强权政治，但是，现在却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义，可见欧洲正在背叛欧洲的传统，今天的欧洲已经沦为不分是非、不分敌我的软弱势力。”中国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之根本不同是发展理念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主张和平、合作谋发展，而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却依然把当今世界理解为“美国的战利品”，不肯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历来就有“华夏不治夷狄”的优良传统，中国从来没有想去改变美国，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奋斗，与其说是要改变美国，不如说是要改造自己，即通过改变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去超越现代世界旷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从经济上说，这就是要摆脱发展中国家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谋生存的“卖血”之路，走上依靠技术、资本和创新谋发展的健康之路，从社会上说，就是发展要以民生为本，惠及全中国、全世界的普通劳动者，从文化上说，就是重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自信与自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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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组成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团员中，学生4033.7万名，占51.3%;第一产业从业人员2117.1万名，占26.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566.8万名，占7.2%;第三产业及其他行业从业人员1141.3万名，占14.5%。
按一般规则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年满十四周岁即可申请入团，入团需介绍人及上级团组织考察及批准。实际操作中基本上所有在校学生中初中毕业时已有半数以上为团员，在高中毕业时几乎全部成为团员。
以后的中国共几篇几年后的中国篇四
团旗征集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旧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团中央根据代表的要求，作出了制定团旗、团徽、团歌的决定，并在194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征求团旗、团徽、团歌启事》。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共收到100多种团旗图案。
团旗确定
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审定和党中央批准，于1950年5月3日，团中央委员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颁布团旗的决定，并登出了团旗图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由此确定。1950年5月4日，作为中国共青团标志的团旗，出现在五四运动31周年纪念活动的青年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