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生法律案例及分析心得体会篇一
20xx年6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某临街小百货店的老板魏某准备回家吃午饭，刚刚迈出店门，突然就有一个东西砸在自己的头上，疼得他大叫起来，赶紧用手捂住头部，鲜血从手中流了出来。他的妻子和儿子急忙上前扶住，发现其头部砸伤。同时发现，“肇事者”原来是从楼上掉下来的一只圆盘大小的乌龟。魏某的小百货店在小区的一楼，上面还有2到7层是居民住宅，乌龟肯定是住在2至7层的居民在阳台上饲养的。魏某儿子拿着乌龟从2楼找到7楼敲门让邻居认领，但是这些邻居均不承认自己饲养乌龟。报警后，魏某表示，希望养龟的住户能够自觉承认，承担责任，如果无人承认，他将向2至7楼居民集体索赔。请用侵权法的相关原理对本案进行分析。
分析
这个案件虽然简单，但是在法律上却非常复杂，主要涉及的是本案究竟是动物致害，还是一般的物件致害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本案造成损害的是乌龟，当然是动物。但是，这个乌龟又不是一般的动物致害，而是在楼上坠落下来造成的损害，因此又比较接近《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建筑物的悬挂物、搁置物脱落、坠落造成损害的物件致害责任。前者是无过错责任，后者是过错推定责任。更为复杂的是，本案致害物乌龟的所有人不明，目前还没有查明究竟谁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最终无法查明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存在魏某所说的有可能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楼上6户居民承担连带责任，因为这又接近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对此究竟应当怎样适用法律，确定侵权责任，我的意见是：
1.本案的实质确实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
不论怎样，这个案件造成损害的都是乌龟，是动物，而不是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但是这个案件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区别。《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动物致害侵权责任，说的是动物的自主加害，是因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动物没有管理好，而使动物由于其本性，自主加害于他人。而本案则不然，是因动物管理不当在楼上坠落，造成他人损害。尽管如此，这个案件终究是动物造成的损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7条确定的规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是有道理的。因此，只要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造成了损害、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就构成侵权责任。
2.但是，本案毕竟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不同。
因此在确定其侵权责任的时候，应当参考《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这就是，乌龟是在建筑物上由于坠落而造成的损害，因此可以按照坠落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则处理。如果确认坠落的乌龟是何人所有或者何人管理，那么就应当由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对此，尽管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却对下面的意见具有指导意义。
3.如果经过警方侦查也无法确定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那么，这个案件就极类似于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在重庆法院判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案件中，一个高层建筑上有人抛掷一个烟灰缸，造成过路人伤害，无法确定究竟是该建筑物的哪一个人所为，因此，法院为了保护受害人损害赔偿权利的实现，确定由该建筑物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是建筑物抛掷物责任的规则。尽管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案件确立的规则，但是，法理认为这样的规则是合理的，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上说是公平的。当然，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中，没有规定这个规则，因为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果无法查清致害的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乌龟必然是魏某楼上2至7楼的居民之一所有或者管理，不可能是他人。因此，为了保护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权利得到实现，也就是依据民法同情弱者的原则，可以参照物件致人损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规则，确定由2至7楼的6户居民对魏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其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养过乌龟，也就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管理不当的行为的，可以免除自己的责任。
结论
可见，这个案件在适用法律上的复杂程度，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适用。因此，要经过以上这些复杂的过程才能够确定。至于其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倒是简单，就按照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的确定标准确定即可，没有特殊的规则。
小学生法律案例及分析心得体会篇二
案例分析解答
2008年6月，公民张某已经满17周岁，在一家商店工作，能以自己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能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以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金项链的行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商场有权拒绝张某父母的要求。
小学生法律案例及分析心得体会篇三
11月中旬，北京东城区刘女士接到了一份拆迁评估单，其内容是对其承租了将近40年的公房进行了评估，评估的总价为370万，其中仅包括原有的90多平米的公房，而对其30多平米自建房，没有进行认定，自然不包括在评估单之内。刘女士在接到上述评估结果后，感觉十分不满，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对其30多平米的自建房口头答复为违章建筑，不予补偿;二：建筑面积单价相对很低，不符合其所在地理位置的商品房单价。于是迫切寻找拆迁专业律师提供帮助，在朋友介绍下来到了本团队，找到了主管吴律师，在介绍了上述情况后，律师了解到其家庭的自身情况：原来刘女士一家三口，父母都已经80高龄。房屋属于原东城农机局所有，其父母原是农机局职工，所以自然拥有公房的承租权。早在70代就在这里居住，后由于居住的局限，使生活很不方便，在原单位同意的前提下，自行在原居住的房屋旁边连接建筑了30多平米的房屋。
承办策略
主管吴律师在了解了上述情况后，首先对其特殊性也就是是自管公房还是直管公房，到原有单位和东华房管所进行了调查，最后确定是直管公房，属于东城区东华房管所管理，在调查到上述情况同时，拆迁人已经失去了继续和谈的耐心，向东城区房管局申请了拆迁裁决，其想借助公权力达到目的之心昭然若揭，情况紧急，吴律师没有迟疑迅速出击。
办案第一计：一封律师函阻挡拆迁裁决进行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而《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中也有类似的一语成谶：“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由于吴律师裁决前的细致调查，把功夫已经做在了对方的前面。其直管公房的管理人便是东城区房屋管理局，但是在裁决中其又作为裁决人而出现，便出现了运动员与裁判员同属一人的尴尬局面，这是其一。其二，刘女士仅仅是房屋的承租人而非产权人不应该被列为被拆迁人。以上两个理由要求中止裁决的进行，很快得到了区房管局的支持。
办案第二计：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议——一锤定音
由于其为土地一级开发，自然此时的拆迁人是土地储备中心，大家都知道，土地储备中心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土地局，其属于利益共同体，吴律师很好的利用了这个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就其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许可行为，进行了复议，要求审查其在土地使用权许可的面积以及用途，并针对的说明了土地还未招拍挂就确定了项目名称和用途是属于本末倒置。拆迁人针对如此双重压力，无奈回到了谈判桌上，现正处于继续谈判之中。
承办总结
相较众多的拆迁纠纷维权案，吴律师办案思路凸显为单一主线模式，即以一个“点”为突破口，历经一番厉兵秣马式的穷追猛打后实现委托人的预期值!当然，这种拆迁维权模式依赖于显性违法“点”的存在。就本案来讲，这个“点”即是被拆迁人主体认定的错误——在缺乏转换条件的情况下，拆迁人误将房屋承租人直接列为被拆迁人，从而在源头上抹掉了拆除标的房屋的合法性。陷入此种境地的拆迁人才会果断地接受，以低姿态与“被拆迁人”重新回到谈判桌。
直管公房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形成的“怪诞”现象!此前房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对于厘清这一产权灰色地带已卓有成效。但，疏而不漏，北京地区的直管公房依然数目可观。那么，城市化进程隽携而至的拆迁大潮必然会覆盖于此。对这类特别的房屋进行拆迁时，恰当把握主体资格对减少拆迁纠纷无疑意义颇深!
小学生法律案例及分析心得体会篇四
案例：
2004年6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某临街小百货店的老板魏某准备回家吃午饭，刚刚迈出店门，突然就有一个东西砸在自己的头上，疼得他大叫起来，赶紧用手捂住头部，鲜血从手中流了出来。他的妻子和儿子急忙上前扶住，发现其头部砸伤。同时发现，“肇事者”原来是从楼上掉下来的一只圆盘大小的乌龟。魏某的小百货店在小区的一楼，上面还有2到7层是居民住宅，乌龟肯定是住在2至7层的居民在阳台上饲养的。魏某儿子拿着乌龟从2楼找到7楼敲门让邻居认领，但是这些邻居均不承认自己饲养乌龟。报警后，魏某表示，希望养龟的住户能够自觉承认，承担责任，如果无人承认，他将向2至7楼居民集体索赔。请用侵权法的相关原理对本案进行分析。
分析
这个案件虽然简单，但是在法律上却非常复杂，主要涉及的是本案究竟是动物致害，还是一般的物件致害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本案造成损害的是乌龟，当然是动物。但是，这个乌龟又不是一般的动物致害，而是在楼上坠落下来造成的损害，因此又比较接近《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建筑物的悬挂物、搁置物脱落、坠落造成损害的物件致害责任。前者是无过错责任，后者是过错推定责任。更为复杂的是，本案致害物乌龟的所有人不明，目前还没有查明究竟谁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最终无法查明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存在魏某所说的有可能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楼上6户居民承担连带责任，因为这又接近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对此究竟应当怎样适用法律，确定侵权责任，我的意见是：
1.本案的实质确实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
不论怎样，这个案件造成损害的都是乌龟，是动物，而不是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但是这个案件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区别。《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动物致害侵权责任，说的是动物的自主加害，是因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动物没有管理好，而使动物由于其本性，自主加害于他人。而本案则不然，是因动物管理不当在楼上坠落，造成他人损害。尽管如此，这个案件终究是动物造成的损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7条确定的规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是有道理的。因此，只要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造成了损害、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就构成侵权责任。
2.但是，本案毕竟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不同。
因此在确定其侵权责任的时候，应当参考《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这就是，乌龟是在建筑物上由于坠落而造成的损害，因此可以按照坠落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则处理。如果确认坠落的乌龟是何人所有或者何人管理，那么就应当由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对此，尽管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却对下面的意见具有指导意义。
3.如果经过警方侦查也无法确定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那么，这个案件就极类似于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在重庆法院判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案件中，一个高层建筑上有人抛掷一个烟灰缸，造成过路人伤害，无法确定究竟是该建筑物的哪一个人所为，因此，法院为了保护受害人损害赔偿权利的实现，确定由该建筑物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是建筑物抛掷物责任的规则。尽管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案件确立的规则，但是，法理认为这样的规则是合理的，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上说是公平的。当然，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中，没有规定这个规则，因为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果无法查清致害的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乌龟必然是魏某楼上2至7楼的居民之一所有或者管理，不可能是他人。因此，为了保护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权利得到实现，也就是依据民法同情弱者的原则，可以参照物件致人损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规则，确定由2至7楼的6户居民对魏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其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养过乌龟，也就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管理不当的行为的，可以免除自己的责任。
结论
可见，这个案件在适用法律上的复杂程度，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适用。因此，要经过以上这些复杂的过程才能够确定。至于其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倒是简单，就按照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的确定标准确定即可，没有特殊的规则。
小学生法律案例及分析心得体会篇五
[案情]4月17日，王某与上海某教育咨询公司(简称“咨询公司”)签订了《咨询协议》，约定咨询公司为王某在广州市海珠区暨南大学区域单点范围内开办的培训机构提供运营咨询服务，由王某向咨询公司支付咨询费用。双方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4月17日至7月17日：每年协议年度的咨询费用为40万元，保证金3万元，王某按年分次向咨询公司支付咨询费，第一年度的咨询费在签署协议时支付，以后每年的咨询费在该年度的开始前一个月内支付，因任何一方停止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达连续两个月或者在连续的十二个公历月内合计达四个月，任何一方可以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协议，咨询公司应对王某选择合适的a品牌学校地点予以指导，该等指导意见由咨询公司提供的a品牌启动系统手册予以明确，王某应该根据a品牌启动系统手册中地点选择知道条款或者咨询公司的指导意见选择a品牌学校地点，王某向咨询公司书面申报学校地点后，咨询公司应该在收到后七个工作日书面是否确认该地点，双方约定纠纷的处理机构是上海仲裁委员会。王某根据前述咨询协议，在签订之时交付了两年的咨询费用，共计人民币80万元，咨询公司给王某开具了以“咨询费”为内容的发票，前述协议签订后咨询公司对于选址事项一直拖延未予以支持，跟其招商宣传期间以及签订合同之时口头声称的选址服务完全不一致，王某就此一再催促，咨询公司便提供了几个待选点给王某，但均不具有操作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选址事项已经超过三个月，按照合同约定，反而是王某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于是王某委托本人对该合同进行分析，我个人认为该合同属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按照《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咨询公司有重大信息披露的义务，同时王某作为被特许人享有在一定期限内的法定任意解除权，而且在本案中，咨询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即招商期间宣传的事项与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情况完全不一致。年10月份，王某委托本人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合同、退还王某所缴纳的咨询费和保证金，同时仲裁受理费和律师费由咨询公司承担。
[案件焦点]这个案件焦点在于涉案合同属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还是无名合同，如果是属于前者，显然案件对于王某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商业特许经营条例赋予了被特许人也就是投资者王某法定的任意解除权;而如果是无名合同，则适用合同法的总则规定，参照买卖合同部分章节的规定，那么对于王某来说相对被动很多，因为咨询协议里基本是权利一边倒的倾向咨询公司，对于王某的违约责任约定的非常清晰且繁重，而对于咨询公司的违约约定却非常模糊，其根本原因在于咨询合同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而王某对合同的种种不利约定的风险评估不够。因此，整个案子的关键就是关于合同性质的论证问题，思路就是以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的法定任意解除权为主线来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仲裁结果]上海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王某在签署咨询协议时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应有充分的理解，且开具的发票内容为咨询费，王某对于合同性质以及发票的内容未向咨询公司提出异议，因此，认为系争合同为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主张不成立。对于选址义务问题，上海仲裁委员会认为按照咨询合同的约定，选址的义务在于王某而非咨询公司，咨询公司仅是提供了指导和确认工作，且咨询公司提供了数个地址备选给王某，因此王某认为咨询公司怠于履行选址义务的意见不能成立。但上海仲裁委员会认为双方就选址义务问题产生争议后，王某和咨询公司主要围绕的是退款问题发生纠纷，而咨询公司再也没有提供新的选址指导意见，因此按照咨询协议的约定，尽管咨询公司提供了一些咨询服务，但毕竟该培训机构未能实际成立，系争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此，王某主张解除合同的主张，上海仲裁委员会予以认可。另，上海仲裁委员会员会认为由于系争合同解除，则咨询公司应该退还王某支付的相应费用，但是鉴于咨询公司确实为选址问题向王某提供了相应的指导与意见，付出了相当的工作量，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培训学校未能成立系归责于咨询公司，事实上王某对咨询公司提供的诸多建议均不予采纳也是导致双方发生纠纷的重要原因，故最后，上海仲裁委员会酌定咨询公司退还王某已支付的咨询费72.5万元和保证金3万元，仲裁受理费由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对于王某主张的律师费和差旅费鉴于王某在履行合同中亦有不妥之处，因此均不予以支持。
[案件的分析和提示]对于上海仲裁委员会上述的理由，在我个人看来还是有点牵强的，尤其是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问题上，上海仲裁委员实际上是绕开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关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定义，同时也忽视了双方实际履行过程中的地位。简单来说，商业特许经营里特许人和被特许人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咨询服务支付咨询费的一方与收取咨询费的一方显然是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比如客户与律师之间的咨询服务，显然不可能是律师管理客户，这就是商业特许经营和咨询服务之间的根本区别。涉案合同或者双方提供的证据均显示王某是必须遵守咨询公司的管理规定，必须按照a品牌的加操作手册去经营，否则将承担高达合同金额30%的违约金，何况王某支付所谓的咨询费关键换来的是a品牌学校商标的授予、咨询公司网络信息管理系统的使用权、a品牌学校统一装修装饰以及师资教材的使用权及购买权等，这显然是商业特许的内容而非咨询。而对于案件的结果，不能说完全满意但是也来之不易，这个案件在代理之时对于申请人一方也就是王某来说，不管是从合同约定上，还是从实际履行中的证据来说均不利，比如咨询协议里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未能成立培训机构的，加盟费和保证金没收，另外，对于没有按照咨询公司的要求经营培训机构的，则需要支付高额的违约金，且还有诸多其他的系统信息管理费、教材费等等，整份合同在权利义务上完全不平等。当然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作为当事人的律师，也只能穷尽一切可能对当事人有利的情况去为当事人争取合法的权益，虽然最终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里有部分咨询费不予退还，但实际上这个只能说是自由裁量的程度不合理，稍微超出了预计的范围，但这个毕竟是上海仲裁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咨询公司确实也付出了一些服务。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个人也能理解上海仲裁委员会这样的裁决，因为其考虑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涉案的纠纷属于一个系列案且约定的纠纷处理途径均为上海仲裁委员会，如果一律认定王某的主张成立则可能形成判例，这会导致咨询公司的经营陷入困境，而该公司在上海本地也算一家比较有名的培训机构。
在此，作为当事人的律师，对于当事人的建议和对于其他投资者的建议是一样的，即在从事任何投资之前，对于投资的项目必须了解、对于被投资方的情况、投资协议的内容必须较为清晰，尤其是投资协议的条款约定需要做风险评估，切忌轻信招商阶段被投资方的广告宣传内容，否则发生纠纷时，如果协议或者证据本身对投资者不利，那么律师想挽回投资者全部损失，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诉讼也好，仲裁也罢均是以证据事实来证明一方主张的存在，而不是以实际发生的情况作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