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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一
不久前爆发的“韩白骂战”闹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不谈事件根源，也不论孰是孰非。我不懂文学，当然也就不会争论什么文学不文学的，（这事儿恐怕不是文学争论那么简单咯）只说说从中看到的几个社会现象。
现象一：帮亲不帮理。
帮理不帮亲是中国历代传承的行为准则，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已不是这样子啦。譬如说吧，某人在街上被狗咬了，这人理所当然地向狗的主人讨要医药费，而往往狗主人只会敷衍一两句，然后狗主人的儿子就跳出来大讲“道理”，接着儿子那当官的老丈人也跳了出来，骂被咬之人撒泼使赖，对狗咬人一事却一字不提。天理何在！“韩白骂战”也是这个样子。先是白烨不止一次说韩寒的文学不够文学之类的话，韩寒看了那些话就骂了白烨，而白烨不答话，然后白烨的哥们跳了出来，接着哥们的儿子也跳了出来……跳来跳去，全是些不相干的人，都只听说自己的亲朋好友被骂了，就不管孰是孰非，这个说韩寒是“红卫兵”，那个要抽韩寒俩巴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典型的“帮亲不帮理”。
现象二：长辈的话就是至理名言。
长辈说：“不对，你是错的。”那么你就是错的。如果你说自己没错并指出长辈的错误，就会被说成叛逆不尊重长辈，然后一群长辈围着你骂（一般地，他们不会耐心教育。还教育个屁，他们连是非黑白都不辨，就他们说的是真理）。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晚辈应该尊敬爱护长辈，但是，我认为长辈并不就是年龄比自己大的人，对那些不辨是非歪曲事实甚至诋毁别人的人，纵然他们的年龄比自己大也不必把他们当长辈来尊敬，而是要大胆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毕竟爱心的泛滥，只会让他们错上加错；等到他们改正了错误，晚辈还是要视他们为长辈，而且加倍地尊敬他们。
现象三：暴力倾向严重。
以上是我从“韩白骂战”中看到的几个与现今社会现象有关的问题。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二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出县跨省谋求新的发展，寻求更多的挣钱机会，这种被称之为打工经济的新型经济为发达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也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当前全县发展的现状来看，打工经济已经成为全县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由于多种原因，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因此，解决好这些问题，促进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和探讨:。
原因之一：地方经济发展不够是造成农民外出打工的根本原因。
就河口乡的情况来看，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较差，农村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虽然近几年结构调整有了一定的起色，但由于尚未形成气候，效益不明显，农民收入依然还比较低下，尤其是现金收入很少，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生产生活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挣取更多货币收入，很多农民便不得不出去赚点副业钱，正所谓“呆在家里坐，不如出去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这是导致农民大量外出打工的根本所在。
原因之二：本地就业需求有限是造成农民外出打工的客观因素。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农业科技的逐步推广，农业耕作方式已由过去的刀耕火种变为现在的科学种田，客观上节约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同时，近几年来全县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的毕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由于本县没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无事可干，为了谋求生计和寻求发展，他们不得不出去打工。
原因之三：外出打工是脱贫致富和寻求发展的一条很好门路。
从近年来发展打工经济的效果来看，它不仅缓解了全县严峻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使他们告别了贫困甚至走上了富裕道路，他们在外积累的.资金和所学的技术也促进了自身和地方发展。就河口乡而言，仅20就寄回现金300多万元；少数人员由于外出时间长，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如今已成为公司或部门主管，月收入在几千元以上；还有部分人员通过在外辛勤劳动逐步致富，回到家乡盖起了小洋楼，办起了养猪场。由此可见，打工的确是农民增收致富和谋求发展的一条很好门路。
二、打工经济发展中存在那些问题。
我县打工经济起步于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近几年来发展尤为迅速。但随着打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甚至有少数打工人员变得更加贫困，严重阻碍了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出务工人员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导致活难找、钱难挣。
据调查，从外出打工人员打工的渠道来看，他们大多数是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到外地打工，而不是通过劳动中介机构推荐就业，甚至有少数人完全是毫无目的外出闯荡，部分人完全没有打探信息的可靠性，加之少数专门联系打工的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同时又不是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从而导致部分农民盲目外出，毫无秩序的涌向四面八方。他们出去以后，长期找不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都是零杂工和苦活、脏活、累活，收入极其低下，甚至有少数人迫于无赖和上当受骗从事传销等违法犯罪的活动。
2、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导致收入普遍不高。
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打工以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外出打工之前也没有参加任何培训，更没有一技之长。出去以后，主要从事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体力活，男工靠的是力气吃饭或者干危险活，女工主要从事手工劳动，主要分布在建筑、装饰、餐饮、搬运、玩具生产等领域，待遇普遍较低，一般只有七八百元左右，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已成家的通过省吃俭用有少量积蓄，少数在外打工的单身汉最多能解决温饱，而且在卫生、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根本没有保障，工作稳定性差。同时，由于法制观念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工钱难讨、老板克扣工人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正因为这样，导致外出务工人员收入普遍较低。
3、农民长年外出打工导致地方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和长年整家外出，就眼前的收入来看，或许比在家种田要强的多，却给地方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在河口乡，总劳力人口仅有400多人的朝阳村就有近200劳力外出打工，其中整家外出的有20户。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为这些地方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结构调整整体推进难，公益事业建设难，人才流失选干部难，子女教育也成了很大的问题，少数地方甚至到了“人走了，田荒了，村空了”的地步。
三、促进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制约了打工经济的发展，但在近几年农民增收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打工经济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并且出现了一些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真正要实现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尤其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对此，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正面宣传，正确引导。
打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农民应以农为本，打工只能当作副业来抓。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事实上造成了部分农民的隐性失业，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工作”可做，而外出打工是他们谋生的一条很好门路，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对于打工经济要进行正面宣传和正确引导，要教育广大群众摒弃对打工经济的传统认识，尊重外出打工人员并积极鼓励支持农民外出打工；要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做到打工挣钱与农业生产两不误，合理安排外出；外出打工人员要克服自卑心理，破除“金饭碗”的思想，把打工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副业，甚至把它当作事业来干并力争有所作为。
（二）、积极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各种服务。
在积极引导、鼓励支持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还必须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各种服务，主要是针对当前农民外出打工遇到的如就业信息不灵、打工技能较差、劳资纠纷较多等问题，抓好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中介、培训和法律服务等工作。
1、加强劳动就业中介机构建设，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信息服务。当前绝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就业信息主要来源于本地外出打工人员，信息渠道少、信息面窄，因而加强规范性的劳动就业中介机构建设刻不容缓。要在健全现有劳动就业中介机构职能的基础上，积极组建一批服务面较广、有较强就业推荐能力的中介机构，并建立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长期劳务关系，及时掌握各种就业信息，甚至可以将外地劳务中介机构引进来，定期或随时在本地招工，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外出农民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信息，尽量减少农民盲目外出和无功而返现象的发生。
2、加强对外出打工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外出打工农民素质。随着外出打工农民的增多和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加之外出农民素质普遍不高，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外出打工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因此，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一般农民开展一些最基本的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在外出打工时的就业几率；对于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农民和刚毕业的学生，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把他们从低素质、简单型的打工人员培养成高素质、复合型的打工人才，为外出打工创造良好的条件。
3、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好外出打工人员的“远虑”和“近忧”。外出打工人员最主要的“远虑”就是长时间在外打工长远发展的问题，而“近忧”则包括子女教育、老人赡养、自身权益的维护等多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关键是要从政策和制度入手加以解决。对于造成土地荒芜的问题，在不改变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实行有偿转让，或与外出户签订协议，暂由村将土地收回，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并按统一规划发展经济项目，如果农户返回土地升值，由农户给予一定补偿；同时，积极呼吁争取，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对于户口和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城里人同等待遇，让有能力的人进城居住；劳务输出地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和老人院条件，对无人照顾的老人和孩子实行全托和有偿服务；尽量减少外出人员办证环节，取消办证收费；提高外出打工的组织化程度，在同一地方打工人员相对集中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建立流动党支部，通过组织来管理和服务打工人员，同时，积极扶持发展针对打工农民的法律服务，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法律支持以保障外出农民的权益。
（三）、积极鼓励支持外出打工农民回乡创业。
部分外出打工农民通过在外打工期间的辛勤劳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少数人通过刻苦钻研学得了一技之长。他们返乡以后，有的将资金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有的用于生产性投资发展产业，有的回乡办厂当起了老板，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是打工经济的一种很好的发展方向。因此，对于他们回乡创业，应该积极鼓励并给予大力支持，重点在政策上予以一定扶持。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他们原居住地所在村要优化各种服务，提高办事效率，简化各种手续，为他们回乡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并通过他们发挥“双带”作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四）、充分发挥打工能人在打工经济中的优势作用。
一些在外打工时间较长的打工人员，由于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突出的工作业绩，深得企业老板的信任，逐步站稳了脚跟，成了外地企业的技术骨干甚至是部门和公司主管，每年回乡探亲总会带动一大批老乡外出打工。对于这类打工经济中的典型，应该大力进行宣传，加强和他们的联系，建立打工人才资源库，并通过他们随时掌握本地外出打工人员在外工作状况，提供各种有价值的劳务信息，适时请他们回乡交流经验，用他们的经验来指导本地打工经济的发展，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打工经济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三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地从土地上游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发达地区流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流动形式。按照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有来自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关系和信息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户籍制度、文化障碍和农民工自身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城市地区之后也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的边缘化，无法实现身份认同，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趋势。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城市地区，导致在城乡及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劳动力从较不发达地区转移到较发达地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当地城市，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城乡二元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二元结构不仅仅只在经济层面体现出来，更应当体现在社会层面（庄士成、王莉，）。因而，不能仅从经济层面去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多层面关注，才是理解经济发展应有的态度。
二、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社会行动是韦伯社会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中，经济社会行为不同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经济行为。经济社会行为不单单是受到物质利益和理性驱动，行为的其他方面也是韦伯关注的重点。根据韦伯的说法，有四种主要的社会行动：传统的，感情的，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在经济行动中，没有使用暴力并且经济目的是主要导向。在经济取向的行动中，或者目标是经济的但使用了暴力，或者目标不是经济的但经济方面的因素被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学既研究经济行动也研究经济取向的行动，而经济学传统只研究了前者（胡雅梅、韩克庆，）。相比于市场分析和文化分析，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同时包容了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且承认历史的影响。
在刘易斯的二元论述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将出现从农业部门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为何要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对经济收入的预期和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经济差别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因素值得探讨。1、社会经济因素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早已有之，仅仅用经济学的推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移的`原因。在传统上，我国以家庭伦理为中心，注重家庭及家族的延续，家族财产是延续家族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在迁入城市地区之后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业收入低，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还需要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家庭更好的生活条件，许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了农民工的一员。2、社会关系因素人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网络关系的影响。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过程中也受到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首先，面对众多的城市，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城市往往是熟人介绍，因而在一个城市之中往往会形成同乡聚集的情形。如果个人能够通过他的关系网络得到帮助，那他将某地作为选择的意向动机就会更加强烈。其次，对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言，城市的陌生感使得他们需要同伴的结伴来减轻这种不熟悉和不安。3、信息因素社会关系是农民工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来源。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村劳动力带来大量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是政府和媒体无法提供的，并且也更加可靠。一个农村劳动力首先流向城市，有关打工的信息接着会传到农村的其余人那里，并促发他们进城打工的心理。而其他人会通过已外出者来增加经验并且获得帮助，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要向外流动的可能性。在信息的有效性方面，亲友、老乡所提供的信息也更为可靠。
四、农民工为何难以融入城市。
虽然我国目前已有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这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户籍制度障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的流动而制定了户籍制度，户籍规定了人的身份，也由此规定了与身份相关的权利和待遇，即使发生了人口的转移，户籍却未随之改变。由于受到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不能像当地居民那样平等地享有本地的各项权利与待遇。与此相对应地，农民工没有户籍身份的认同，便会疏远这个城市，从心理上产生排斥。2、文化障碍市民和农民工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了二者的文化分化。对城市居民来说，社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化的结果就是现代性和城市性的获得。这种匮乏恰恰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也是歧视产生的重要前提（卢国显，）。3、主观障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困境也有其主观原因。首先，农民工经济资本普遍短缺，经济收入较低，在物质生活上与城市居民相差较远，住房、生活质量都受到限制；其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大多是由老乡结成的小圈子，社会参与的障碍较大；再次，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城市之中的农民工普遍具有较低的文化水平，所从事的工作也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
五、总结。
经济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它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等。因此在分析农民工流动问题时，运用经济社会学的思想，要从经济、文化、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3]卢国显.农民工: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四
贵州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基本特征。
将外出劳动力的个体做分析，能了解其构成、文化层次、规模等基本情况。数据结果显示基本特征是外出人员性别男性化、转移年轻化、家庭主劳动力转移化、文化程度较低化。
1.从外出的人员数来看，在50户的村户调查中有21个劳动力外出，为23人，07年为28人，增长了30%。在有限的调查户数里，两年增长了三分之一的外出人数，说明外出的人群在增加。
2.从性别构成来看，男劳动力人数在三年内分别是18、20、26人次，分别占总外出人员的85.6%、86.9%、92.8%。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外出劳动力中以男性为主，且男性外出人员的增长幅度大于总的外出人员增长数。
3.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的关系中，户主与子女两类是外出的主要类型，在05与06年外出的人员全部由这两类关系构成，07年新增加了兄弟姐妹关系占的比重仅为7.1%。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外出的基本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
4.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16岁到50岁都有外出的人员，三年平均外出人员的年纪结构比重分别是：16-20阶段占12.28%，21-25岁阶段占24.03%、26—30岁范围占18.50%、31-35岁比例为9.39%、36-40岁为20.34%、41-45岁为14.27%。但更多的集中在21-25与36-40岁两个阶段，这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关系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80%以上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程度，而初中程度占52%，是外出人员的主要受教育水平。其次是高中水平（8.57%）不识字或很少（8.45%）以及中专（4.77%）。可以看出，贵州山区外出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很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也决定了外出人员就业的环境及收益水平。
（二）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
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能揭示贵州劳动力外出的流向问题，也能从中看出外出劳动力的竞争力程度。数据分析显示如下的现状：
1.劳动力的外出方式中，三年内所有的转移劳动力全部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山区人际网络关系决定了村民外出就业的强度，一方面说明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村民对外界的信任度很低。
2.在外出地区及类型项目中，东部地区是转移的主要输入地05年占76.2%，06、07两年占100%；西部地区在05年占23.8%的比重，其他年份没有转移于此；至于中部及其他地区一直没有劳动力的流往。可以看出，贵州劳动力仍然聚集在发达地区，追逐最高的劳动力报酬。
在外出地区类型中，93.93%的劳动力外出到地区级城市，6.73%集中在县级市，4.76%流动在省会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07年所有的劳动力都集中在了地区级城市，这说明农户的转移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只是选择略高出流出地一级的城市转移。
3.外出就业结构中，转移劳动力全部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就业，其中又以第二产业为主要工作部门，二产业中制造业与建筑业是其从事的两个重点行业，三年来平均分别所占的比重为55.1%、43.3%。而第三产业中仅有4.76%的外出人员从事，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业。
4．从外出务工的时间来看，贵州劳动力在外从业滞留时间仍然较短。1-3个月的占21.59%、3-6个月的占52.87%、6个月以上的比例为25.55%。可以看到，贵州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仍然是候鸟式的，及平时在外务工，农忙时则回到农村。在以上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贵州山区贫困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高。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风险高首先表现在外出方式自发、盲目、不均衡性，外出保障力度很低。从实现外出的方式来看，依靠个人社会资本自发实现的流动一直是主要的方式，而政府及中介结构发挥作用甚微。这种自发、盲目、不均衡的流动会带来许多的问题，同时自身的利益保障度也很低，一旦外出务工遇到欺诈等厂商恶意行为，不成体系的农民工不具有与厂商谈判的足够资本，其利益的受损在所难免。其次，外出人员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相对机会成本较高。大量主要劳动力外出，滞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多为年迈的老人、幼小的孩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过80岁的老人仍然在土地上辛勤的为生存而耕种，对于贵州贫困山区来说“386199”问题就更加的凸出。最后贵州外出劳动力在外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工种，低附加值的从业导致劳动力的竞争力很差。一旦面临国内市场、国际经济环境变动时，外出劳动力就会立刻成为“失业”一族，此时在回到家乡土地上工作时已经变成了“不具有经验的非熟练”农民了。
（二）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对城市体系的适应能力较低但略有增强的趋势。
贫困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对陌生城市体系的适应是需要一段磨合过程的`，由于特有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长期固定的生活方式较其他的外出人员适应城市能力更弱。具体体现在外出务工的时间、地点以及人数上面。从外出务工的就业时间来看六个月以上的只占22.5%，说明劳动力的外出仅仅是一个短期行为，外出人员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长期工种或者不具较好的城市工作转化的能力。从就业的地点来看，一般外出就业地点离输出地越远对劳动力适应城市能力要求越高，而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山区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地方大多还是选择地区级城市，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的保守。从外出人数上来看，三年内外出人数增加了30%，是一个比较可喜的数据，说明山区贫困农民已经开始逐步“走出去”且步伐加快，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走出去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三）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结构在优化。
从外出的人员年龄结构来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所占的比重也逐渐呈现均衡化。年纪结构的优化对后期返乡创业、增加农户收入等农村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从外出文化程度上也能看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在整体农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外出人员主要集中在初中，且外出总体程度随时序的增加而提高，受教育结构的优化是外出务工人员竞争力加强的一个主要构成。从外出的就业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初外出务工基本都从事第二产业的低附加值行业，而现在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增加，工种在多样化，这些都是外出人员择业的优化调整，是外出资源调整的一个可喜转变。
三．优化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几点启示。
根据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及区域特点，结合国外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提出几点启示以供参考。
（一）营造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低风险转移的有利环境。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由于地理、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外界有较强的戒备性，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较弱，如何有效的转移劳动力同时又避免产生相应的“农村病”，多方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低风险”转移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1．国家营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制度环境。
制度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1846年的《贫民迁移法》颁布、二战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实施、印度政府的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政策都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我国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经历了国家“限制—有条件开放流通”到现在的国家有序引导的过程，但是专门成文的制度并没有，只是在“三农”政策中有所提及。国家制度的强制性能有效保障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能给外出劳动力强有力的指导，特别是对于贵州贫困山区的弱势劳动力，国家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的必要。因此，国家应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如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立外出劳动力的维权制度等。
2．以市场为主导各级政府及其他机构创造完善的服务环境。
资源的市场自由调配是获取最大效用的前提，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方向。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定位于完善劳动力转移市场服务，提供市场经济所需的必要保障。如政府对劳动力转移市场有效信息的筛选、提供与及时传递；为提高转移的有效性，政府所进行的必要技术培训与就业前景指导；政府有意识的引导“精英”劳动力的外出和返乡创业行为，为后续劳动力的外出起示范作用，扩大其良性效用；政府根据主要输入地就业政策调整相应的输出地的劳动力政策，设立区域劳动力外出维权机构，保障区域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等。其他机构的服务体系主要为滞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提供便利的劳作环境，以解决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能有效减少“农村病”的产生。如保险公司对农田灾害的承保；农协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统一透明购买、田间管理服务、农业技术指导、农机具的租用修理、农产品销售渠道的供给等。
（二）根据区域特点调整劳动力自身行为。
农民在劳动力转移中是一个主体行为，因此加强自身的劳动竞争力是万事之本。加强自身竞争力，提高劳动力对城市适应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的帮助下，多渠道获取外出的各种相关信息，选择与自身能力、专长相吻合的外出就业工种与外出地；知晓自己外出的合法权益范围，懂得用现有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外出劳动力。其次，加强外出劳动力自身与外界的沟通能力。多数学者将众多的社会弊端归结到劳动力的低素质上，实际农民缺乏的不是素质而是与外界有效沟通的能力。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李昌平，2009），但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技巧，外出农民被市场一刀切的误认为只能从事简单的加工工种，其结果导致就业的低端化，对外出劳动力的潜力没有机会释放出来，竞争力也很难得以提高。因为缺乏沟通的资本，外出劳动力不具有与资方谈判的能力，就使得他们处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只有加强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拥有平等的沟通平台和机会才能释放出自身的才干，获取比工资更具有吸引力的尊严感，也能示范的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外出，从候鸟式的迁移转变为长期迁移，从个人迁移变成家庭迁移，达到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的。最后，根据贵州贫困山区的特点，贵州贫困山区农民应该遵循“兼业化——非农化”的过程，发展第二种兼业户即从事农业外劳动为主，农业为辅，并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兼业农户是贵州贫困山区农民现阶段的可选之策。贵州山区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丰富多样化的植被与生物资源，在发展农村非农经济的同时要发挥其优势而非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可以大力研究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对其进行深加工及品牌的推广，同时推动特色区域旅游等。
参考文献：
2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昌平: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五
论文摘要：选取贵州贫困山区望谟县为调研对象，以05-的跟踪数据分析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显示其外出风险较高，对城市适应能力较差，但同时外出的结构在优化。通过分析，认为要合理有效转移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首先要各方营造一个低风险转移的环境，其次外出劳动者要有意识根据自身及所处区域特点调整个体行为。
论文关键词：劳动力转移,贫困山区,贵州。
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表现。其积极意义已经不再仅仅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促进信息、知识、技术、资金的城乡互动，提高农业劳动效率，改善农村人力资本的状况（张锦鹏，）。“走出去”这就对于欠发达山区、拥有72.3%的庞大农业人口的贵州来说意义显得尤其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贵州省望谟县农村住户的跟踪调查资料分析，来客观的认清贵州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以期能为研究贵州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微薄的参考。
一．贵州省望谟县基本情况及调查数据说明。
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边缘，是典型的“贫困”“多民族”“山区”。望谟县直属贵州省31个贫困县之一，也是全国331个贫困县之一；全县土地3004平方公里，可经营面积为437.46万亩，是一个“九分半山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里聚居着布依、苗、回、壮、回、汉等15个民族，其中布依族占65%，苗族占12.5%，汉族占21.74%。望谟县是一个自然经济王国，农户的主要经济作物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产品，对气候、自然环境依附性较大。基于以上的区域特点，选择望谟作为贫困山区调查对象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社会经济调查总队，选取望谟县5个村50户进行——的住户跟踪调查。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六
摘要：随着社会的转型，高知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高知女性“结构性过剩”的失婚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原因外，本文还从社会认知理论分析了高知女性对爱情、自我、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从认知倾向的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择偶梯度理论及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不利地位。
关键词：社会认识；认识交换；择偶补偿原则。
一、社会转型高知女性地位的提高与“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一）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
本文所谓的高知女性是指拥有较高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处于中、高级白领阶层的职业女性或仍处在为获得更高学历（硕士、博士）而继续接受教育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其中部分人可能错过了最佳婚恋时机，按照社会的一般看法，她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大龄女”。也就是，学历、知识、能力越高的女性，她们的结婚时间会越晚，择偶对象的范围会随着学历知识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变小，高质量的结婚机会会随之降低。此现象的发生，是中国30年来社会转型加速期间发生的，在社会转型期间某一方面会迅速发展而另一些方面会相对滞后，在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中，则表现为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应的传统女性文化观念相对滞后，也就是说，是高知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传统“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二）“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造成的“结构性剩余”
中国社会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形成了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婚姻模式。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高性别比的国家。近十几年来，性别比又大幅度上升，从而导致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了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引发了诸如色情泛滥、买卖婚姻、拐买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传统的择偶模式使得未婚男性强大的求偶压力难以传递到高知女性身上。男性在择偶时大都希望选择那些在学历、政治、经济地位上比自己低的女性，而高知女性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这就使得部分高知女性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虽然存在着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但男性失婚人口绝大部分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下层，在婚恋中与处于上层的高知女性之间无法沟通。毫无疑问，这种“结构性剩余”状况加大了高知女性在婚恋中获得成功的难度。
（三）在社会婚配模式下的择偶梯度观念。
所谓“择偶梯度”，是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以便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获得家庭的掌控权，而女性则更多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高于自己，也就是“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以便寻找依靠，排除内心的不安全感。这里所说的男高女低的差异包括很多方面，如年龄、外貌、相对年龄、社会地位、个人综合能力等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配模式是“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内”，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来看，男性在婚恋中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女性在人们眼中就要凭借自己的外貌、年龄、持家能力、品德等来换取男性在社会上的成就、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就是依附于男性，在婚恋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样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方式同样就是遵循了“择偶梯度”理论，这种中国的传统婚配模式至今仍主导着中国青年的择偶观。
二、高知女性的社会自我认识偏差。
（一）对爱情的认识偏差。
社会认知是指包括感知、判断、推理和评价在内的社会心理活动，其过程是社会知觉、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
认知偏差也就是在认知过程中出现的知觉、印象及判断与认知客体的不一致。社会认知过程中的社会知觉是关于他人和自我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和特征的整体性知觉，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社会印象并进一步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有依据的归因。社会印象则是人们通过与认知对象的接触和知觉，在头脑中形成并留在记忆里的认知对象的形象。
在社会知觉和社会印象的基础上，对认知客体的评价和推论就是社会判断。高知女性本身的高知因素可能会成为其理解爱情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高知女性往往对爱情持理想主义态度，这与世俗的婚姻观念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鸿沟。她们眼中的美好爱情要有双方志向上的统一、精神上的默契、价值观念的一致，还要有高品位、有内涵、有情调的生活。简言之，在她们看来，情感的交融和心理的相容才是真爱。这种爱情观必然导致她们对完美男性和完美婚姻的追求。她们虽知完美男性难以追求，但是由于这种完美情结的存在，她们会对爱情呈一种固执的追求状况，而不肯向世俗婚姻低头。这种完美主义导致她们选择婚姻时过于挑剔，并且会用各种理由来掩盖这种有偏差的爱情观念。
（二）对自我认识的偏差。
对自我的认知可以借助于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所说的“镜中我”来实现，具体说，“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认识是他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费孝通把这种自我认知过程叫做“我看人看我”。自我通过“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维持和不断完善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使认知主体清醒而又完整地看到自己、理解自己。人们认为高知女性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处于金字塔的最顶层，无论从知识还是能力来说，她们都不承认自己比男性弱，从心理上来说她们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她们认为自己的高智慧高能力能够与她们相配的也是男性高层精英分子。这也是社会择偶梯度理论在高知女性中的一个反映。处于金字塔顶尖的高知女性，追求更加完美的男性精英，而在男性的金字塔层次里没有与高知女性相对应的层次；另一方面，处于男性金字塔顶层的男性精英，在择偶梯度理论的社会大观下，往往会选择比自己弱一点的女性为结婚对象，他们更看重女性的是女性的年龄、外貌等先天因素，而非女性后天努力得到的智力、能力因素。于是在这种观念下，有俗话说“女大专生是赵敏，女本科生是黄蓉，女研究生是李莫愁，女博士是灭绝师太”。高知女性对自我的过高认识，无疑增加了她们在择偶中的困难。
（三）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
“男才女貌”的择偶标准观在中国人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女性看重的是男性的智力、才能，而男性看重的却是女性的年龄、外貌。所以现在在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的是“学的好不如嫁的好”，表面上看可以认为是社会上盛行的功利主义在作祟，但我们认真研究可以看见的是那些本科女性为什么能够“不学而嫁的好”呢？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她的年龄、外貌条件与高知女性相比会优一些。也就是年龄外貌条件能够补偿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智力、能力不足的因素，而反过来智力能力条件并不能补偿女性的年龄外貌不足的因素。而男性恰恰相反：年龄外貌因素不能补偿他们的才能不足，而才能能够补偿他们的年龄外貌不足。在这种择偶补偿原则下，男性择偶的首要标准当然会是年龄、外貌条件了，尤其是对处于金字塔顶尖的男性精英来说更是会在寻找“次而优”的非高知女性。这种择偶补偿标准使得女性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很多高知女性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自己的高素质条件，能够使自己在择偶过程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当然，我们得承认这是择偶观念滞后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奇怪现象”，并非高知女性本身的错。
三、婚姻市场中社会交换的男女认识。
在婚姻市场中，婚姻实质是双方的'一场交换。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认为互动者是根据一项关系所能够带来的报酬与代价之比率来评价其吸引力的，当报酬超过代价时，该项关系便被评价为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交换双方一旦发生初次的接触以后，二者之间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便主要依赖于个体所体验到的或期望体验到的报酬水平。
个体在互动中具有高度的行为选择性，他们追求能够产生最大满意的结果，一旦达不到目标，他们便会放弃眼前的关系而另作选择。这里我们从这一理论出发来考察高知女性的婚姻交换。
（一）高知女性婚姻交换的报酬与代价不对等。
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报酬与代价这一对概念比较重要，因为对两人互动中相互作用分析的行为结果是以这两个概念来表示的。报酬与代价是两人互动中独立或联合行为的结果，同时还是双方价值观和情感的反映，而并非仅仅是经济的或物质的收入或付出。这里强调的是，双方在婚姻交换过程中的双方价值观与情感的报酬与代价。
在高知女性的择偶过程中，她们已经潜在的付出了高代价，她们在学业事业上的投入成为她们婚姻交换过程中不得不重视的代价，这种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年龄与青春，因而是高昂的。因而她们价值观上期望的报酬也是较高的，所以潜在要求自己的择偶对象是高标准，这种高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要求男性对象的经济基础较好，而且要求他们的精神价值与情感能够与自己追求的高精神境界相匹应，这就造就了高知女性在婚姻代价与报酬中的不平衡。而相对应的，男性精英在报酬与代价之间就不存在这种不平衡，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当成婚姻的一种基础，所以他们在自己才智上的投资的代价可以从婚姻的报酬中得到，他们有空间选择自己的理想的女性。所以这种代价与报酬的不对等使得女性在婚姻交换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二）交换中的外源性因素———交换互补不成功。
外源性决定因素指并非直接来源于社会互动，而是来自互动以外的影响报酬与代价的因素，包括互动者的个体需要与能力，互动前已存在的态度或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互动的情境等。因此在交换中，双方的互补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外源性因素。当互动双方能够以各自的低代价相互提供报酬时，交换关系便容易形成。因此，互补便成为影响行为结果的重要因素，即在互补关系中，每一方能够为对方表现出某种对方本人不能表现的行为。这样，每一方能够提供给对方所需要而对方本人又难以实现的资源。在互动中，拥有某种资源的人便有机会对依赖于他们的人实施垄断，而依赖于他们的人又能够从有优势的人那里获得依赖性满足。关于这种互补原则，我们在分析高知女性择偶过程中可以看见择偶补偿的缺陷所造成的高知女性择偶的互补不成功。具体分析可以见上文的在对“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中对择偶补偿原则的分析。
因而，在市场转型中高知女性失婚现象具有必然性，这其中有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原因，也有高知女性高于现实的认识偏差，也有在婚姻交换中男女认识倾向的社会交换中的矛盾。充分研究这些认识倾向上的原因，有利于改变社会对高知女性的认识偏差。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七
作者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今天，看到了“标签固化”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年代划分的标签，就像“九零后”。每个圈子都深陷标签中无法抽离，也许我们是时候反思一下是否要撕开自己身上的标签。
标签和反标签，是近年来网络常见的现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可以来说是关于代际划分的标签。尤其是九零后，因为处于互联网迅速发展阶段，成为风口浪尖人物，多次产生巨大的网络舆论。
“九零后”这个词一度指九十年代后出生的这部分群体非主流，自私，自我，也成为一个贬义词，但随着时间发展，这部分群体身上原有的标签被撕去。
他们在国人面前，身上带有的品质出现，年轻，活跃，勇于接受新事物。不过值得会心一笑的是，零零后标签固化初现端倪。
我们处于网络浪潮中，在见证着标签固化的同时，也看到反标签的论战。但就整体趋势而言，反标签似乎占了上风，这和我们网络的主要群体有一定关系，九零后们更强调个性。
韩少功写过一本书《马桥词典》，写到马桥人对味道形容的词“甜的”，只要是他们认为好吃的味道都用“甜的”来形容，他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而西方人的吃到辛辣，或者对舌头刺激性食物，则用“hot”形容。
一定程度我们可以看出标签固化的原因，由于时间或者地域的局限性，彼此无法深入沟通了解，从而形成固有印象。
那么标签固化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交流接轨，为了让世界更好记住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功夫，长城，故宫，兵马俑等成为我们的文化名片，在让世界其它国家记住中国的同时，无意间也把中国的形象固化，现在也对中国输出其它文化产生困难。
同样在网络里面，由于信息瞬息万变，标签固化有助于网友加深对自身的印象，于是我们看到了“最有故事的女同学”“最美xx”等系列网络人物，一时风头另他人难以企及。
娱乐圈的人设更是屡见不鲜，比如“老干部”“耿直”“蠢萌”“逗逼”等等形象，我相信在我说出这几个标签的时候，读者脑海中自然也勾勒出相应的明星形象。
过犹不及，相应的负面影响随之而来，过分地渲染一个标签，会使网友产生厌烦之感，同时也会面临限制，在要转型时候付出更大努力，甚至可能导致失败。特别是人设一旦崩塌，难以再挽回形象，更会让人觉得“作”。
那么又该如何减少乃至消除这种标签带来的标签固化影响，最根本应该是做到自身的强大。
比如近些年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更加深入交流，展示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京杭大运河还在历史中砥砺前行，几千年古老智慧的二十四节气还在叙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望。更有高铁载着经济发展，移动互联网独领风骚。
胡歌撕去标签人设的过程是值得小鲜肉们学习，虽然有无数自媒体人夸耀他，但是笔者依旧以他为例，毕竟除了他，要真正提高实力的明星我真的不知道几个，也许陈晓还在修炼过程，彭于晏是一直都很出色，把演员职业做得很赞。
回到开头所说的零零后，有意思的是批评他们最多的大概也是来自当初被标签固化严重的九零后，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笔者也会在下周分享相关见解。
大江东去浪淘尽，时间最为公平，也能让大家记住最该记住的。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八
做生意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怂恿别人放松警惕，而自己保持高度警惕的过程。
男人越没本事，越会指责女人现实;女人越没自信，对男人要求越多。
在时间的轨道上，人们想象有一条线，超脱了这条线，当前的痛苦便不复存在。
人有人的难，也有心的苦，别浪费自己的感情，别耽误别人的生命。
面对现实，逆境也会变为顺境，总有转机的机会。逃避现实，虽暂时偷安，但没有翻身之余地。
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晨醒来这个世界依然车水马龙。
人生于世，委屈在所难免，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
心，应该是一颗树，在缄默中伫立，既能接受阳光，也能包容风雨。
当三个人一起玩时，总有两人感情比较好，而另一个人就被忽略。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
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你的选择是不是和你的内心同在，并且不会让你与它之间撕裂拉扯甚至崩溃。
只有清楚知道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并勇敢拥抱自己的人生，那才是真正的美。
会花钱的女人就是好女人，节俭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让男人安于现状。
白璧易埋千古恨，黄金难买一身闲。人生究竟归何处，看破放下随万缘。
当你有了忍，有了自信，该接近你的人也许走了，想走近你的人也许会扰乱内心。
天下壮丽山河我与你共享，天下轰烈快事我与你共尝，只有苦难请让我一人独挡。
攀登山顶的脚力，生于“欲穷千里目”的壮心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志。
你别去打扰他，别一有什么都想和他分享，别满腔热血说完只剩下尴尬。
人活在世上，似乎总要一场大病后，才懂得知足，大难过后的从容和通透都是赏赐。
当你心中有期待，那便是失望的开始，所以放下期待，无声欢喜。
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使你烦恼，愿望得到满足时又使你感到另一种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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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九
主要耗能行业增速减慢是能源行业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
部分能源产品价格水平持续高位波动甚至攀升，主要是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传导，并未真实反映国内供求格局的实际变化，国内需求增速回落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价格冲击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建材、钢铁等原材料工业增长指数高位持续回落。
年一季度，受铁矿石和有色金属原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多数钢铁品种、电解铝和主要的有色金属产品价格明显上涨。但受需求增速放慢影响，这些行业增长指数仍呈持续回落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放慢是主要原因。
(三)消费性制造业增长指数持续回落。
(四)部分制造业增速出现明显反弹。
这类行业数量不多，经济总量也不大，但对“瓶颈”环节投资增长意义重大。例如，专用设备制造业近期的反弹，则与国家加大煤炭安全管理和新建煤炭能力快速增长直接相关。一定程度上，新近明显反弹的制造业领域大多属于有保有压中应该“保”的领域，说明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开始显现成效。
(五)消费品行业增长景气普遍回落。
食品等主要消费品价格近期的上涨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购买力。纺织服装等行业也受到出口增速放慢的影响。但从历史经验看，作为基本的生活消费品，这类行业增长态势一般不会形成大的波动，目前的下降态势幅度不大，也不会延续太长时间。
上半年及全年产业增长趋势分析。
一季度经济运行的情况表明，在部分宏观指标和部分行业增速出现反弹，瓶颈环节压力未根本缓解的同时，国民经济总体仍处于20下半年以来形成的“下降”通道。由于需求总体增速回落，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正逐步减弱。这种态势还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得以延续。预计2005年gdp增长速度将从年9.5%的水平下降到8.6%左右。受需求增速放缓的影响，能源原材料行业的供求缺口将进一步减弱。其中：电力供给的最大缺口将从2004年的3500万千瓦缩减至万千瓦左右。由于发电能力建设加速，全国平均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预计为5000小时，明显低于和2004年，但仍高于。我国电力供需紧张的局面有望在2005年底扭转。煤炭供需表面看有约4000万吨的(一季度)缺口，但由于有大量库存准备，并未出现严重短缺。二季度起煤炭生产将加速，全年煤炭供需可基本实现平衡。困扰煤炭供需的运输能力不足也将有所缓解，预计2005年铁路运煤能力将比2004年增加1亿吨以上。
在总体供求缺口出现减缩的情况下，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的动力将逐步减弱。目前煤炭和石油制品的价格已处高位。但电价仍滞后于去年一路上涨的煤价，导致目前电力企业利润水平大幅下滑，电价上调的呼声很高，需要注意电价调整可能带来的连锁效应。钢材价格在铁矿石价格猛涨和国际钢材价格高位运行的影响下涨幅较快，下半年这些影响将减弱，钢价将因此逐步走稳甚至小幅回调，不同品种钢材的价格会有不同表现。目前，影响国内能源价格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和大幅波动，但由于国内能源需求增速总体回落态势明显，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际油价波动的负面影响。
值得重视的问题。
近来，各方面对经济走势反弹压力的顾虑增强。笔者认为，目前在局部领域存在反弹和通胀压力的同时，经济总体增长态势仍处于“下降”通道，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大。应防止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特别是防止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起带头作用的汽车、房地产等新的消费领域出现大幅下降。
针对以上情况，在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应着力提高宏观调控“有保有压”的灵活性。在调控实施力度上，应考虑适当放松部分重点领域的投资限制，增大贷款支持。应考虑经济景气周期阶段性回落的调控要求，提早进行反周期调控的必要准备。在“有保有压”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部分重点领域的投资支持，如加快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源勘探开发的投入等，以避免经济增速回落幅度过大带来的问题。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十
摘要仇富现象是当今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社会公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之时，对于仇富现象的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点话题。本文将根据社会各界对仇富这一现象的理解，简要探讨何为仇富现象，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即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关系出发，对仇富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层次地分析。最后，本文创新地看待仇富这一社会现象，并探讨仇富现象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仇富现象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
一、仇富现象含义与分类。
如今，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仇富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于仇富的本质有不同见解。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认为，仇富是一种怪现象，仇富现象可概括为：员工仇恨老板、学生仇恨老师、病人仇恨医生、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仇恨做慈善的人。谢静教授角度新颖，将仇富现象与媒体中的富人与穷人的不同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媒介形象中的穷人通常是正面的形象，而富人以负面形象居多，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仇富现象。以上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其实仇富的本质是仇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仇财富的不合法积累。这一说法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是对上述观点的概括总结。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仇富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恐怖行动。
这是最为极端的一种仇富现象，是由内心的焦虑与愤怒的长时间积累造成的。北京机场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引爆炸弹的男子叫冀中星，家中经济条件困难，曾在广东打工生活，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十多年，他通过投诉、网络博客等各种方式进行控诉都没有结果，于是只好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还有“仇富男”杀死“宝马男”等类似案例，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内心积累了太多的不公平感，愤恨无法及时排解，对法律也失去了信任。
(二)扰乱社会治安。
还有许多人通过扰乱社会治安来表达仇富心理。比如在富人居住小区将停车场里的奔驰、奥迪等高档车辆砸坏或刮花；专门偷盗、抢劫富人的财富；聚众殴打有钱人；恶意散播关于富人的谣言等。这些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组织性。他们通常是由三五个甚至更多人组成的团伙，并且按照计划行事。个人的仇富心理再加上群体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三)网络舆论。
通过网络来表达仇富心理是最为普遍的仇富现象，尤其体现在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兴网络交流平台，发表几句仇富的评论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有些人则专门通过发表一些仇富的文章，曝光一些富人的负面行为而博取大众的关注，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公平感，同时也起到了带动作用，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二、仇富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制度层面。
首先，中共十四大后，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对资源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一方面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引起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单位体制下，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单位，资源配置上几乎遵循平均主义，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它以创造财富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利用投资、股票等方式赚取巨额财富，从而造成这些人的财富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对等的状况。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促进市场发育，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方针。这样，行政与市场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都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因素。
第二，国家有许多制度无形中强化或保护了富人的利益。仇富背后的制度原因就是有一个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更加重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先发展；在三大产业中，国家大力扶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初衷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然而较低的起征点以及缺乏必要的“限高”政策，已经违背了初衷。教育制度中也包含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法规指向不够明确，许多人可以利用这些法律漏洞、投机取巧地攫取巨额利润。
(二)社会结构层面。
第一，仇富现象与社会阶层流动不畅有很大的关系。杨继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精英整合的趋势，权钱开始统一，这会更加强化社会资源流向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成为“蚁族”，而那些出生在权贵家庭中的人，即使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中的上层人物。李友梅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在严重分化的同时，形成的是一种具有庞大底层社会的‘尖塔式’社会结构。”然而每个人都希望能向上流动，当向上流动的途径畅通时，有利于化解阶层矛盾。但是，当今社会缺乏这样畅通的渠道，努力得不到收获，这种状况必然会造成底层人们对上层人的仇视和愤恨。
首先，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对等的互动是仇富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现代的地位不一致的消费行为上。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就是当一名顾客走进一家高档品牌服饰店，店里的服务员首先就会对顾客的穿着打扮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再根据顾客现有的打扮来决定有没有必要认真为他服务。在公共场所中，富人通常会比穷人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这些现象就很能说明在社会互动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富人与穷人区别对待。
第二，富人阶层的失范行为严重。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富人的炫富行为。我国已进入一个以炫耀性消费为代表的畸形消费机制当中。近年来新闻频繁报道关于有钱人举办的超奢华婚礼，对大众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富人阶层失范行为还表现在为富不仁。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利用自己父亲的地位在公共场所为所欲为。然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拥有多少套别墅，而是他能否利用自己的财富为社会作贡献，可如今能像李嘉诚这样将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都捐献给社会的富豪屈指可数。
三、如何看待仇富现象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富人真的可恨吗。
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为了过上富足的日子而奋斗。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富人是由于自身的不懈努力而发财致富的，他们背后付出的勤劳和艰苦奋斗已经被财富的光辉所掩盖，而发财致富后想要过上比别人优越的日子也是正常心理。所以我们在看到富人风光的一面的同时，应该回想一下他们的致富手段是什么，有什么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和倡导的。虽然有的富人确实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可还是有许多富人时刻谨记着做人基本的道德原则。当然，具有仇富心理的人并不都仇恨所有的有钱人，例如袁隆平、李嘉诚等人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富人反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支持，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仇“富”，而是仇社会的不公正。
(二)穷人真的可怜吗。
仇富现象大部分原因归结在富人身上，但并不是所有原因都在富人。新闻媒介总是喜欢将穷人塑造成为贫苦善良、受压迫的形象。许多穷人怀才不遇，一直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近年来关于穷人的负面消息也屡屡让大众心寒，例如偏远地区的孩子得到人们捐赠的衣物时，并没有感谢，反而埋怨这些衣服太劣质。可见在仇富之前应该先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富人阶层呢，我相信还是有许多人是由于自身还不够勤奋。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一味地去怨天尤人，而是分析和学习致富的方式。
(三)仇富现象不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
仇富现象虽然蕴含着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但是，我国社会总体而言还是会保持着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不会爆发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是由于大众虽然有仇富心理，但是仍然在单方面地接受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不断地改善社会治理方式，颁布了多项法律都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平息社会冲突的，政府的及时调控使社会不公平感降低，所以不会使社会落入一个混乱不堪的境地。再加上我国经济一直以来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总体来说大家都是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并且，仇富心理也不一定是坏事，会仇富的人是对提高自己的地位充满向往的人，还会激励这些人不断奋进，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仇富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应该相信政府的处理能力和社会本身的平衡力。
四、结论。
可见，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将仇富现象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应该辩证地看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状况，从全局着眼，站在社会大背景中来看待仇富现象。仇富心理虽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乱，但也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总之，要想彻底地消除这一现象是不可能的，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还是要重视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是否畅通，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就需要政府部门、人民群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且需要大众对社会保持应有的信任与支持。
注释：
毛寿龙。仇富的本质是仇不公。学习月刊。2006(7).
亦叶。钱文忠：仇富是中国社会怪现象。经济学人。2011(10).
谢静。论中国财经新闻中的富人形象。国际新闻界。2011(3).
张劲松、陈璐。论仇富现象的原因及化解。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1).
李友梅、刘玉照、张敦福。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杨继绳。正在固化的社会阶层。社会科学论坛。2011(12).
张劲松、陈璐。论仇富现象的原因及化解。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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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成。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仇富问题探析。理论探索。2008(5).
吴春元、常青青。和谐社会视域下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的关系探析。前沿。2007(3).
周毅。中国社会焦点。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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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十一
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特征之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先进国家来看，7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首先成为人口零增长国家，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从1994年开始也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也成为了世界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我国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的征兆。
一、中日社会老龄化现状。
步行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老年人的身影。日本已成为了老龄化现象非常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超过20%，也就是说，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5月29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平成版老龄化社会白皮书》，至10月为止，日本的总人口达到了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大约174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3.6%，而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为28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1%。老龄化比率比去年增长了1%，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白皮书中也同时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日本后期高龄者将会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比率甚至可能上升到40.5%。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非常高，除1960和1961年外，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因为长期持续的高出生率，儿童人口的比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减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年龄人口类型是年轻型。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1975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人口出生率剧减到23.01%以下。儿童的比重明显下降，成年人口的比重则大幅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9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也快速发展，导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上升，平均寿命达到了70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34%。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向老年型转变，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抚养比率。从我国情况来看，199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到20，抚养的老年人口变为15.6人，预计到2025年，会变为29.46人，2050年，甚至会达到48.49人。而同样的在日本，到2025年，每2.4个劳动人口将要抚养一位老年人。而且，看护老人也将成为一个问题，例如，谁来抚养老人。从日本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8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孩子接近60岁，孙子接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同时老去，该由谁来看护老人呢。也就是说，看护者自己也将面临老年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老年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劳动人口就会减少，养老负担也会日益加重，如此下去一定会引起生产资金的减少，因此，极可能会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老年人还在工作的话，年轻人的就职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会变的越来越严重。
第三，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也会增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化，各方面的费用也会上升，给各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今后如何养老，如何解决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
第四，人口老龄化会逐渐改变现有的产业构造。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儿童的不断下降，年龄构造上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需求构造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老年人口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就必须提供老年用品。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接受新商品、新服务的能力较低，就会给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开拓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晓其原因。通常与老龄化一起出现的词语还有少子化。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老龄化才变的越来越明显。不难理解死亡率的下滑是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少子化是为什么呢。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都深受其影响。男女平等的观念、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等都给予女性认识理解社会的机会。但是，世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为了获得跟男性同样的成绩，就要必须付出几倍的努力，如果生孩子、休产假的话，就很可能与外界隔离，还有可能连原来的工作位置也不在了。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开始增多，另外孩子的抚养费用越来越高。因此，首先要完善改革社会部保障体系。调和各方面矛盾，为了不给现在的年轻人增加多余的负担，也为了现在的老年人和将来的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更应当加快改革。
其次，必须从政策方面来考虑。在了解其原因和影响之深远的基础之上，找到有用的方法。这正是身为政府应该做的事，应该将民众意识往积极正确的方向引导。同时，在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上呼吁正视老龄化问题，听取民众意见，唤起民众的积极性。增加国库投入，延迟老年人退休，导入继续雇佣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日渐浮出水面，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中日两国虽然在人口、政策、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是各国应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政府与民众、企业一起协力合作来谋求其根本方法。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十二
听说过世界上最软的床吗？如果听说过那你们一定没听说过世界上最硬的床。有多少孩子在温暖的卧室中躺进柔软的被窝进路梦乡，而又有多少孩子像童话故事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冻死在那寂静的街头。
那些孩子成天躺在“最硬的床”上忍受寒风的摧折。他们多希望有一天可以躺在柔软的床上做一场香香甜甜的梦，他们多希望有一天可以呆在温暖的被窝里安稳入睡，他们也想体会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上帝多少也会无情，他不可能给每一个人相同的待遇。
那些孩子甚至仅仅渴望看到烤鸡、家、衣服……他们要的不多，一点也不多。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或许给那些孩子做人最基本的尊严才是最重要的。
那冰冷的地面，那肮脏的大街就是他们的栖息地。愿那些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十三
近年来，一些典型的“高考移民”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对于“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不同学者做出了不同解释。但分析后发现，绝大部分文献把“高考移民”现象产生原因直接归结为目前高考录取制度，具体来讲是各省域存在的高考分数和录取率的差异。然而笔者看来，固然高考录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考移民”现象，但仅仅着眼于高考录取制度改革不免过于狭隘。因此，从社会学角度审视“高考移民”现象，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一、冲突——“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根源。
“高考移民”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特殊现象，它本来是指教育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部分考生利用各地高考分数及录取率的差别，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转学、户口迁移等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以此来增加高考录取或者到名牌大学就读机会的现象。但随着高考政策的更加严格，很多不和谐的“移民现象”也浮出水面，“高考移民”的界定扩展开来，比如民族造假，就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篡改民族身份来改变考生户籍信息，获得高考加分或降低分数线的目的。笔者认为，从“高考移民”运转过程与最终目的而言，“民族造假”同属于新形式的“高考移民”现象。因此，现在“高考移民”现象不应再单纯指户口迁移(地域转移)，而篡改户籍信息(信息造假)也应包括之内。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目前各省高考原有的平衡状态，破坏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格局，但对“高考移民”现象不应该也不可以简单地做出是非判断，而应理性对待。
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为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从表面上看，“高考移民”现象只反映了“分数线不公平”这个表面的事实。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是不同教育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换句话说是不同的群体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正如上文所述，“高考移民”现象就是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改变考生户籍和学籍以获得利益，此利益就是选择更优的入学机会，尽管有些是违反了国家招生政策，却反映的是以非正常手段表现的正当诉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总是要趋利避害。为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很自然的也会趋易避难。能够通过较小的代价上个较好的大学，是自然的一种选择”。不难看出的是，“高考移民”本质表现的正是这种“自然选择”所造成的“高考移民”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而一个现象持续发展的源头，正是价值冲突和利益资源相互争夺的过程。由此，“高考移民”问题更应以一个社会问题对待。
二、冲突的背后——“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高考移民”现象背后关键的力量是社会冲突的不断演化，当我们寻求对产生这些冲突的解释时，会含蓄地借助于马克思描绘的这样一幅图景：当社会中充斥着在稀缺资源分配上的冲突，充斥着有价值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就会使目标与利益在冲突中极端化。因此，在笔者看来，“高考移民”现象是一个集合了社会观念、利益及价值冲突于一身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观念冲突：理想与现实。
高考制度的初衷是要为全国各地区考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总体看来，高考也确实成为我国现阶段一项公平选拔人才的制度，成为一项对一个学生十二年学习所做的最权威的评价。但教育具有促使社会分层的功能，这项功能不断引导着家长给予高考更多的关注与投入。因此，相对于中国考生及家长而言，高考有着连锁性的社会回报：优质高等教育——重点大学文凭——较好的就业机会，并且这种连锁反应已经在社会化过程中反复得到强化。
其强化结果是促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在围着高考这根指挥棒转，使我们的教育活动误入围绕高考进行的怪圈。而对于公平而言，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实现教育实质公平即宪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不现实的，国家只能提供一些补偿性的教育政策，例如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弱势地区降低分数线等，通过相对公平向实质公平转化，最终实现宪法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但照顾弱势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群体是有时效性与地域性的，正如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的，“社会结构的个体差异使得个体达成目标的合法性机会存在着一定的分化，同时社会并没有在结构上为每个人提供合法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这样就会使人产生挫折和紧张，在没有合法的手段时就会用非社会赞同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非社会赞同的手段”就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激化。于是，在理想的公平与现实的利益驱使下，越来越多的考生们在家长和亲友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加入了“高考移民”的行列。
(二)利益冲突：受益者与受害者。
“高考移民”总是趋利的，利益的落差越大，行动的势能越大。由于地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各地教育资源与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高考不但实行地域指标制度即分省区定额录取的模式，而且录取分数线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马克思认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固有利益冲突。当社会群体意识到他们在资源再分配中的利益并寻求减少不平等性时，他们将对系统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然，“高考移民”群体质疑的不是合法性，而是对公平性的质问。他们认为就读名牌大学的机会不是某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而是付出努力去争取的，但相同的付出获得不同的回报，这就是难以接受的。从“移民地”角度看，“高考移民”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地考生的“利益”，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反过来讲，当地考生所谓的利益，其实就是“我们的指标会被‘移民’占去”。
那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种衍生出利益感的地域“指标”分配是否公平?不难看出，高考制度衍生出了两方面的利益纷争。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认为录取线差异造成了教育不公平，他们的权益因户口所在地较高的录取线而受到损害;另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移入地区，大多是经济较为落后、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地区，当地考生认为，他们教育资源匮乏而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就理应在高考录取时享受“照顾”，而“高考移民”群体的涌入损害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益。这样来讲，就不能认定谁是纯粹的受益者，谁是纯粹的受害者了。
(三)价值冲突：权力与责任。
公民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受到了限制，户籍制度本质上是公民拥有的一种市民权利，是一种基于身份的权利，但是现在的户籍与一个人的入学、求职、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根源来看，这就为户籍附着了高考的利益，地方考生正是通过“购买”这一权利，取得了附着于其上的本地考生才能享受的招生指标权利。所以，“高考移民”群体不管法律是否允许，就产生了权利的交易行为。因此，户籍制度可以说是导致“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间接原因。从这一角度看，“高考移民”现象应该被视为违法行为，它违反了政府的户籍管理制度，破坏了国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
但是，也应看到现实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有相当一部分“高考移民”是按照合法渠道办理迁户手续，而且也得到了一些政府人员的认可;另外，因为出于接收外地较好生源可以提升当地学校的升学率与知名度、收取借读费、出售房产等考虑，一些外地“移民考生”的请求也得到了接收地学校和有关部门的默许，这样显然的政策漏洞和学校的意愿所产生的责任不应该由“高考移民”来承担。由此可见，“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凸现了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冲突。对“高考移民”现象背后进行深层次的追问，则在于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力与公民正确选择教育的责任两者之间的矛盾。但教育权是最大的公平权，在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上，政府责无旁贷。
三、化解冲突——防治“高考移民”现象的对策。
对冲突的分析过后，已经清晰可见“高考移民”问题不仅是教育界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只有化解“自然选择”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才可有效防治。
(一)转变观念：淡化高考。
在观念上很多考生与家长陷入“高考定终身”、“高考指挥棒”的怪圈，要真正化解观念上的冲突，必须要从淡化高考入手。现在我国高考改革已是必然趋势，但如何改革，能否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都是高考改革所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建立一种以国家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和选拔录取相结合的招考制度，比如在高考前后增加申请及面试环节，大学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爱好特长等申请材料，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再分专业进行面试，既保证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同时也保障学校录取学生的质量。
但无论如何改革，总的方向是不变的，那就是招生制度公平且透明化，评价和测量方法值得信赖且有效。同时，要强化终身教育思想，使得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在现代社会，知识更新期明显缩短，产业结构调整频繁，转岗、再就业的机率增大，接受再教育已成为必然，虽然各层各类教育逐渐分化清晰，但教育的作用却统一在终身教育思想中。传统教育的终点成为终身教育的起点，高考也不再是教育的唯一起点。因此，过去那种单一的“高考定终生”的人才选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经济的需求，它必将被日益多元化的选拔方式所取代。而且育人、育才也不仅是在普通高校里进行，在高职院校、中职院校中同样可以。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远程教育、电大、夜大等，来达到获取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目的。所以，在强化终身教育观的同时，也要使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使考生与家长认识到成才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二)均衡利益：教育公平。
只有使每个受教育者拥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获取相等公共教育资源份额的权利，才能体现科学公正的教育资源分配。一方面省域招生要统一标准，达到形式上的公平;另一方面基于“起点平等”才能“公平竞争”的考虑，继续实行补偿原则，缩小教育资源差距。只有在保证受教育者可以享受到基本教育权利的情况下，人才选拔才能体现公平。
其次，继续扩招也会对缓解“高考移民”现象做出贡献。当学历不再成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只是通过高考体现，高考这根指挥棒也就不灵的时候，“高考移民”也就失去了意义。
再次，在高校扩招的同时，大学要实行宽进严出，这样就会使大学生普遍质量差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也会相对地给予其他省区那些勤奋好学的贫困学生以入学机会。最后要大力提倡高校自主招生，笔者也同意在自主招生上加大力度，但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在招生方式上多元化，过程上透明化，尤其是要统一起点，也就是起点平等下自主招生，否则自主招生也容易成为新的教育腐败的滋生地。
同时，政府也应提高高校录取自主权，实行“按比例投档”和“高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办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选拔真正优秀的学生进入高校深造，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
(三)明确价值：有法可依。
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高考移民”现象中篡改户口信息、迁移户口等从某一侧面也反映出了弱势省区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有关法律的漏洞，为“高考移民”群体提供了“合法”的权利交易。因此，治理“高考移民”首先必须构建一套完善的高考法规条例。中央可以在《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的基础上制定有关高考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条例作为高考基本法;由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人大或政府还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有关高考的具体法规。招生考试的管理部门要担负起考试法规的宣传、执行、监督工作，以法治考。
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为高考而设立的法规，对高考违规现象的处罚主要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各种临时性行政文件，这种以政策代替法律的传统造成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限缺乏法律界定与依据，致使高考的公正与权威不能得到具体法律的保障。其次，各省域政府也应对“高考移民”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并努力形成省、市、区三级审查机制，其重点对象是外来移民高考子女，对其户籍严格审查。同时，由地方制定符合本区域“高考移民”具体可行的防治法规，从根源上缓解“高考移民”现象的存在。
四、结束语。
总之，任何社会群体都应该清晰地认识到“高考移民”现象存在的社会性，正确认识到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激化是导致“高考移民”现象蔓延的原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及防治“高考移民”现象的产生。这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十四
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特征之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先进国家来看，7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首先成为人口零增长国家，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从1994年开始也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也成为了世界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我国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的征兆。
一、中日社会老龄化现状。
步行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老年人的身影。日本已成为了老龄化现象非常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超过20%，也就是说，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5月29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平成版老龄化社会白皮书》，至10月为止，日本的总人口达到了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大约174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3.6%，而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为28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1%。老龄化比率比去年增长了1%，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白皮书中也同时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日本后期高龄者将会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比率甚至可能上升到40.5%。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非常高，除1960和1961年外，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因为长期持续的高出生率，儿童人口的比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减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年龄人口类型是年轻型。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1975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人口出生率剧减到23.01%以下。儿童的比重明显下降，成年人口的比重则大幅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9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也快速发展，导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上升，平均寿命达到了70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34%。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向老年型转变，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抚养比率。从我国情况来看，199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到20，抚养的老年人口变为15.6人，预计到2025年，会变为29.46人，2050年，甚至会达到48.49人。而同样的在日本，到2025年，每2.4个劳动人口将要抚养一位老年人。而且，看护老人也将成为一个问题，例如，谁来抚养老人。从日本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8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孩子接近60岁，孙子接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同时老去，该由谁来看护老人呢。也就是说，看护者自己也将面临老年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老年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劳动人口就会减少，养老负担也会日益加重，如此下去一定会引起生产资金的减少，因此，极可能会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老年人还在工作的话，年轻人的就职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会变的越来越严重。
第三，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也会增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化，各方面的费用也会上升，给各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今后如何养老，如何解决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
第四，人口老龄化会逐渐改变现有的产业构造。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儿童的不断下降，年龄构造上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需求构造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老年人口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就必须提供老年用品。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接受新商品、新服务的能力较低，就会给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开拓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晓其原因。通常与老龄化一起出现的词语还有少子化。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老龄化才变的越来越明显。不难理解死亡率的下滑是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少子化是为什么呢。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都深受其影响。男女平等的观念、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等都给予女性认识理解社会的机会。但是，世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为了获得跟男性同样的成绩，就要必须付出几倍的努力，如果生孩子、休产假的话，就很可能与外界隔离，还有可能连原来的工作位置也不在了。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开始增多，另外孩子的抚养费用越来越高。因此，首先要完善改革社会部保障体系。调和各方面矛盾，为了不给现在的年轻人增加多余的负担，也为了现在的老年人和将来的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更应当加快改革。
其次，必须从政策方面来考虑。在了解其原因和影响之深远的基础之上，找到有用的方法。这正是身为政府应该做的事，应该将民众意识往积极正确的方向引导。同时，在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上呼吁正视老龄化问题，听取民众意见，唤起民众的积极性。增加国库投入，延迟老年人退休，导入继续雇佣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日渐浮出水面，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中日两国虽然在人口、政策、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是各国应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政府与民众、企业一起协力合作来谋求其根本方法。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十五
不久前爆发的“韩白骂战”闹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不谈事件根源，也不论孰是孰非。我不懂文学，当然也就不会争论什么文学不文学的，(这事儿恐怕不是文学争论那么简单咯)只说说从中看到的几个社会现象。
现象一：帮亲不帮理。
优秀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6篇）篇十六
从四面八方的穷乡村到城市寻求苦力活的民工，每天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天桥下面。劳累了的，总会里铺一张席子，睡，这里才是的安居之所，这里才是的世界。是的，在无亲无故得城市，是贫苦的劳动人。没钱，却在用结实的身躯努力去挣钱。摆脱贫穷，家里年迈的母亲和还在读书的孩子，也等待好日子来，等待可爱得阳光能够照射到贫困的角落里来。
是的，在等待。建筑工，炽热的阳光下，黝黑的肩膀上，扛着一袋袋晒的滚烫的水泥地搬运着。高级白领的丰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奢望过，也不那到底是一中怎样的生活。但等待的理想。理想的，又仅等待，还在拼搏，在用劳累的肩膀努力地生活的机会。
年初时，cctv-1曾经播放了《民工》这部电视剧。看了以后，我感慨良久。剧片生动地再现了民工生活的艰难。世代都在外打工却转变生活状况，但依然着那分，等待。同于“养羊，娶媳妇，生孩子，再养羊”的牧羊人，安于现状，努力拼搏中等待阳关普照。
曾经见到过在外打工的民工，也听到过民工的故事，在城市中受着冷漠的眼神和歧视。但每年的打工潮开始时，仍然背起沉重的包袱踏上艰难的旅途。抱怨社会的不公，对未来抱有希望，可爱，另人敬佩的执着的等待啊!
农民工，上帝给与生俱来的财富，但却阻止对幸福的，对阳光的等待。为民工们执着的等待，我敬佩，永远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