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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一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出县跨省谋求新的发展，寻求更多的挣钱机会，这种被称之为打工经济的新型经济为发达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也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当前全县发展的现状来看，打工经济已经成为全县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由于多种原因，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因此，解决好这些问题，促进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和探讨:。
原因之一：地方经济发展不够是造成农民外出打工的根本原因。
就河口乡的情况来看，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较差，农村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虽然近几年结构调整有了一定的起色，但由于尚未形成气候，效益不明显，农民收入依然还比较低下，尤其是现金收入很少，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生产生活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挣取更多货币收入，很多农民便不得不出去赚点副业钱，正所谓“呆在家里坐，不如出去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这是导致农民大量外出打工的根本所在。
原因之二：本地就业需求有限是造成农民外出打工的客观因素。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农业科技的逐步推广，农业耕作方式已由过去的刀耕火种变为现在的科学种田，客观上节约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同时，近几年来全县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的毕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由于本县没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无事可干，为了谋求生计和寻求发展，他们不得不出去打工。
原因之三：外出打工是脱贫致富和寻求发展的一条很好门路。
从近年来发展打工经济的效果来看，它不仅缓解了全县严峻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使他们告别了贫困甚至走上了富裕道路，他们在外积累的.资金和所学的技术也促进了自身和地方发展。就河口乡而言，仅20就寄回现金300多万元；少数人员由于外出时间长，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如今已成为公司或部门主管，月收入在几千元以上；还有部分人员通过在外辛勤劳动逐步致富，回到家乡盖起了小洋楼，办起了养猪场。由此可见，打工的确是农民增收致富和谋求发展的一条很好门路。
二、打工经济发展中存在那些问题。
我县打工经济起步于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近几年来发展尤为迅速。但随着打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甚至有少数打工人员变得更加贫困，严重阻碍了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出务工人员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导致活难找、钱难挣。
据调查，从外出打工人员打工的渠道来看，他们大多数是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到外地打工，而不是通过劳动中介机构推荐就业，甚至有少数人完全是毫无目的外出闯荡，部分人完全没有打探信息的可靠性，加之少数专门联系打工的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同时又不是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从而导致部分农民盲目外出，毫无秩序的涌向四面八方。他们出去以后，长期找不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都是零杂工和苦活、脏活、累活，收入极其低下，甚至有少数人迫于无赖和上当受骗从事传销等违法犯罪的活动。
2、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导致收入普遍不高。
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打工以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外出打工之前也没有参加任何培训，更没有一技之长。出去以后，主要从事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体力活，男工靠的是力气吃饭或者干危险活，女工主要从事手工劳动，主要分布在建筑、装饰、餐饮、搬运、玩具生产等领域，待遇普遍较低，一般只有七八百元左右，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已成家的通过省吃俭用有少量积蓄，少数在外打工的单身汉最多能解决温饱，而且在卫生、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根本没有保障，工作稳定性差。同时，由于法制观念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工钱难讨、老板克扣工人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正因为这样，导致外出务工人员收入普遍较低。
3、农民长年外出打工导致地方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和长年整家外出，就眼前的收入来看，或许比在家种田要强的多，却给地方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在河口乡，总劳力人口仅有400多人的朝阳村就有近200劳力外出打工，其中整家外出的有20户。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为这些地方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结构调整整体推进难，公益事业建设难，人才流失选干部难，子女教育也成了很大的问题，少数地方甚至到了“人走了，田荒了，村空了”的地步。
三、促进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制约了打工经济的发展，但在近几年农民增收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打工经济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并且出现了一些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真正要实现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尤其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对此，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正面宣传，正确引导。
打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农民应以农为本，打工只能当作副业来抓。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事实上造成了部分农民的隐性失业，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工作”可做，而外出打工是他们谋生的一条很好门路，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对于打工经济要进行正面宣传和正确引导，要教育广大群众摒弃对打工经济的传统认识，尊重外出打工人员并积极鼓励支持农民外出打工；要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做到打工挣钱与农业生产两不误，合理安排外出；外出打工人员要克服自卑心理，破除“金饭碗”的思想，把打工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副业，甚至把它当作事业来干并力争有所作为。
（二）、积极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各种服务。
在积极引导、鼓励支持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还必须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各种服务，主要是针对当前农民外出打工遇到的如就业信息不灵、打工技能较差、劳资纠纷较多等问题，抓好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中介、培训和法律服务等工作。
1、加强劳动就业中介机构建设，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信息服务。当前绝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就业信息主要来源于本地外出打工人员，信息渠道少、信息面窄，因而加强规范性的劳动就业中介机构建设刻不容缓。要在健全现有劳动就业中介机构职能的基础上，积极组建一批服务面较广、有较强就业推荐能力的中介机构，并建立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长期劳务关系，及时掌握各种就业信息，甚至可以将外地劳务中介机构引进来，定期或随时在本地招工，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外出农民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信息，尽量减少农民盲目外出和无功而返现象的发生。
2、加强对外出打工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外出打工农民素质。随着外出打工农民的增多和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加之外出农民素质普遍不高，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外出打工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因此，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一般农民开展一些最基本的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在外出打工时的就业几率；对于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农民和刚毕业的学生，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把他们从低素质、简单型的打工人员培养成高素质、复合型的打工人才，为外出打工创造良好的条件。
3、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好外出打工人员的“远虑”和“近忧”。外出打工人员最主要的“远虑”就是长时间在外打工长远发展的问题，而“近忧”则包括子女教育、老人赡养、自身权益的维护等多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关键是要从政策和制度入手加以解决。对于造成土地荒芜的问题，在不改变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实行有偿转让，或与外出户签订协议，暂由村将土地收回，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并按统一规划发展经济项目，如果农户返回土地升值，由农户给予一定补偿；同时，积极呼吁争取，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对于户口和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城里人同等待遇，让有能力的人进城居住；劳务输出地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和老人院条件，对无人照顾的老人和孩子实行全托和有偿服务；尽量减少外出人员办证环节，取消办证收费；提高外出打工的组织化程度，在同一地方打工人员相对集中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建立流动党支部，通过组织来管理和服务打工人员，同时，积极扶持发展针对打工农民的法律服务，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法律支持以保障外出农民的权益。
（三）、积极鼓励支持外出打工农民回乡创业。
部分外出打工农民通过在外打工期间的辛勤劳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少数人通过刻苦钻研学得了一技之长。他们返乡以后，有的将资金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有的用于生产性投资发展产业，有的回乡办厂当起了老板，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是打工经济的一种很好的发展方向。因此，对于他们回乡创业，应该积极鼓励并给予大力支持，重点在政策上予以一定扶持。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他们原居住地所在村要优化各种服务，提高办事效率，简化各种手续，为他们回乡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并通过他们发挥“双带”作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四）、充分发挥打工能人在打工经济中的优势作用。
一些在外打工时间较长的打工人员，由于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突出的工作业绩，深得企业老板的信任，逐步站稳了脚跟，成了外地企业的技术骨干甚至是部门和公司主管，每年回乡探亲总会带动一大批老乡外出打工。对于这类打工经济中的典型，应该大力进行宣传，加强和他们的联系，建立打工人才资源库，并通过他们随时掌握本地外出打工人员在外工作状况，提供各种有价值的劳务信息，适时请他们回乡交流经验，用他们的经验来指导本地打工经济的发展，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打工经济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二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地从土地上游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发达地区流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流动形式。按照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有来自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关系和信息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户籍制度、文化障碍和农民工自身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城市地区之后也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的边缘化，无法实现身份认同，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趋势。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城市地区，导致在城乡及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劳动力从较不发达地区转移到较发达地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当地城市，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城乡二元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二元结构不仅仅只在经济层面体现出来，更应当体现在社会层面（庄士成、王莉，）。因而，不能仅从经济层面去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多层面关注，才是理解经济发展应有的态度。
二、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社会行动是韦伯社会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中，经济社会行为不同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经济行为。经济社会行为不单单是受到物质利益和理性驱动，行为的其他方面也是韦伯关注的重点。根据韦伯的说法，有四种主要的社会行动：传统的，感情的，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在经济行动中，没有使用暴力并且经济目的是主要导向。在经济取向的行动中，或者目标是经济的但使用了暴力，或者目标不是经济的但经济方面的因素被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学既研究经济行动也研究经济取向的行动，而经济学传统只研究了前者（胡雅梅、韩克庆，）。相比于市场分析和文化分析，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同时包容了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且承认历史的影响。
在刘易斯的二元论述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将出现从农业部门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为何要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对经济收入的预期和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经济差别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因素值得探讨。1、社会经济因素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早已有之，仅仅用经济学的推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移的`原因。在传统上，我国以家庭伦理为中心，注重家庭及家族的延续，家族财产是延续家族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在迁入城市地区之后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业收入低，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还需要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家庭更好的生活条件，许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了农民工的一员。2、社会关系因素人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网络关系的影响。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过程中也受到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首先，面对众多的城市，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城市往往是熟人介绍，因而在一个城市之中往往会形成同乡聚集的情形。如果个人能够通过他的关系网络得到帮助，那他将某地作为选择的意向动机就会更加强烈。其次，对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言，城市的陌生感使得他们需要同伴的结伴来减轻这种不熟悉和不安。3、信息因素社会关系是农民工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来源。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村劳动力带来大量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是政府和媒体无法提供的，并且也更加可靠。一个农村劳动力首先流向城市，有关打工的信息接着会传到农村的其余人那里，并促发他们进城打工的心理。而其他人会通过已外出者来增加经验并且获得帮助，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要向外流动的可能性。在信息的有效性方面，亲友、老乡所提供的信息也更为可靠。
四、农民工为何难以融入城市。
虽然我国目前已有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这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户籍制度障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的流动而制定了户籍制度，户籍规定了人的身份，也由此规定了与身份相关的权利和待遇，即使发生了人口的转移，户籍却未随之改变。由于受到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不能像当地居民那样平等地享有本地的各项权利与待遇。与此相对应地，农民工没有户籍身份的认同，便会疏远这个城市，从心理上产生排斥。2、文化障碍市民和农民工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了二者的文化分化。对城市居民来说，社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化的结果就是现代性和城市性的获得。这种匮乏恰恰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也是歧视产生的重要前提（卢国显，）。3、主观障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困境也有其主观原因。首先，农民工经济资本普遍短缺，经济收入较低，在物质生活上与城市居民相差较远，住房、生活质量都受到限制；其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大多是由老乡结成的小圈子，社会参与的障碍较大；再次，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城市之中的农民工普遍具有较低的文化水平，所从事的工作也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
五、总结。
经济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它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等。因此在分析农民工流动问题时，运用经济社会学的思想，要从经济、文化、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3]卢国显.农民工: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三
摘要：随着社会的转型，高知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高知女性“结构性过剩”的失婚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原因外，本文还从社会认知理论分析了高知女性对爱情、自我、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从认知倾向的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择偶梯度理论及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不利地位。
关键词：社会认识；认识交换；择偶补偿原则。
一、社会转型高知女性地位的提高与“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一）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
本文所谓的高知女性是指拥有较高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处于中、高级白领阶层的职业女性或仍处在为获得更高学历（硕士、博士）而继续接受教育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其中部分人可能错过了最佳婚恋时机，按照社会的一般看法，她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大龄女”。也就是，学历、知识、能力越高的女性，她们的结婚时间会越晚，择偶对象的范围会随着学历知识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变小，高质量的结婚机会会随之降低。此现象的发生，是中国30年来社会转型加速期间发生的，在社会转型期间某一方面会迅速发展而另一些方面会相对滞后，在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中，则表现为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应的传统女性文化观念相对滞后，也就是说，是高知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传统“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二）“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造成的“结构性剩余”
中国社会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形成了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婚姻模式。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高性别比的国家。近十几年来，性别比又大幅度上升，从而导致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了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引发了诸如色情泛滥、买卖婚姻、拐买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传统的择偶模式使得未婚男性强大的求偶压力难以传递到高知女性身上。男性在择偶时大都希望选择那些在学历、政治、经济地位上比自己低的女性，而高知女性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这就使得部分高知女性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虽然存在着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但男性失婚人口绝大部分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下层，在婚恋中与处于上层的高知女性之间无法沟通。毫无疑问，这种“结构性剩余”状况加大了高知女性在婚恋中获得成功的难度。
（三）在社会婚配模式下的择偶梯度观念。
所谓“择偶梯度”，是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以便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获得家庭的掌控权，而女性则更多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高于自己，也就是“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以便寻找依靠，排除内心的不安全感。这里所说的男高女低的差异包括很多方面，如年龄、外貌、相对年龄、社会地位、个人综合能力等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配模式是“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内”，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来看，男性在婚恋中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女性在人们眼中就要凭借自己的外貌、年龄、持家能力、品德等来换取男性在社会上的成就、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就是依附于男性，在婚恋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样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方式同样就是遵循了“择偶梯度”理论，这种中国的传统婚配模式至今仍主导着中国青年的择偶观。
二、高知女性的社会自我认识偏差。
（一）对爱情的认识偏差。
社会认知是指包括感知、判断、推理和评价在内的社会心理活动，其过程是社会知觉、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
认知偏差也就是在认知过程中出现的知觉、印象及判断与认知客体的不一致。社会认知过程中的社会知觉是关于他人和自我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和特征的整体性知觉，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社会印象并进一步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有依据的归因。社会印象则是人们通过与认知对象的接触和知觉，在头脑中形成并留在记忆里的认知对象的形象。
在社会知觉和社会印象的基础上，对认知客体的评价和推论就是社会判断。高知女性本身的高知因素可能会成为其理解爱情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高知女性往往对爱情持理想主义态度，这与世俗的婚姻观念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鸿沟。她们眼中的美好爱情要有双方志向上的统一、精神上的默契、价值观念的一致，还要有高品位、有内涵、有情调的生活。简言之，在她们看来，情感的交融和心理的相容才是真爱。这种爱情观必然导致她们对完美男性和完美婚姻的追求。她们虽知完美男性难以追求，但是由于这种完美情结的存在，她们会对爱情呈一种固执的追求状况，而不肯向世俗婚姻低头。这种完美主义导致她们选择婚姻时过于挑剔，并且会用各种理由来掩盖这种有偏差的爱情观念。
（二）对自我认识的偏差。
对自我的认知可以借助于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所说的“镜中我”来实现，具体说，“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认识是他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费孝通把这种自我认知过程叫做“我看人看我”。自我通过“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维持和不断完善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使认知主体清醒而又完整地看到自己、理解自己。人们认为高知女性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处于金字塔的最顶层，无论从知识还是能力来说，她们都不承认自己比男性弱，从心理上来说她们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她们认为自己的高智慧高能力能够与她们相配的也是男性高层精英分子。这也是社会择偶梯度理论在高知女性中的一个反映。处于金字塔顶尖的高知女性，追求更加完美的男性精英，而在男性的金字塔层次里没有与高知女性相对应的层次；另一方面，处于男性金字塔顶层的男性精英，在择偶梯度理论的社会大观下，往往会选择比自己弱一点的女性为结婚对象，他们更看重女性的是女性的年龄、外貌等先天因素，而非女性后天努力得到的智力、能力因素。于是在这种观念下，有俗话说“女大专生是赵敏，女本科生是黄蓉，女研究生是李莫愁，女博士是灭绝师太”。高知女性对自我的过高认识，无疑增加了她们在择偶中的困难。
（三）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
“男才女貌”的择偶标准观在中国人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女性看重的是男性的智力、才能，而男性看重的却是女性的年龄、外貌。所以现在在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的是“学的好不如嫁的好”，表面上看可以认为是社会上盛行的功利主义在作祟，但我们认真研究可以看见的是那些本科女性为什么能够“不学而嫁的好”呢？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她的年龄、外貌条件与高知女性相比会优一些。也就是年龄外貌条件能够补偿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智力、能力不足的因素，而反过来智力能力条件并不能补偿女性的年龄外貌不足的因素。而男性恰恰相反：年龄外貌因素不能补偿他们的才能不足，而才能能够补偿他们的年龄外貌不足。在这种择偶补偿原则下，男性择偶的首要标准当然会是年龄、外貌条件了，尤其是对处于金字塔顶尖的男性精英来说更是会在寻找“次而优”的非高知女性。这种择偶补偿标准使得女性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很多高知女性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自己的高素质条件，能够使自己在择偶过程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当然，我们得承认这是择偶观念滞后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奇怪现象”，并非高知女性本身的错。
三、婚姻市场中社会交换的男女认识。
在婚姻市场中，婚姻实质是双方的'一场交换。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认为互动者是根据一项关系所能够带来的报酬与代价之比率来评价其吸引力的，当报酬超过代价时，该项关系便被评价为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交换双方一旦发生初次的接触以后，二者之间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便主要依赖于个体所体验到的或期望体验到的报酬水平。
个体在互动中具有高度的行为选择性，他们追求能够产生最大满意的结果，一旦达不到目标，他们便会放弃眼前的关系而另作选择。这里我们从这一理论出发来考察高知女性的婚姻交换。
（一）高知女性婚姻交换的报酬与代价不对等。
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报酬与代价这一对概念比较重要，因为对两人互动中相互作用分析的行为结果是以这两个概念来表示的。报酬与代价是两人互动中独立或联合行为的结果，同时还是双方价值观和情感的反映，而并非仅仅是经济的或物质的收入或付出。这里强调的是，双方在婚姻交换过程中的双方价值观与情感的报酬与代价。
在高知女性的择偶过程中，她们已经潜在的付出了高代价，她们在学业事业上的投入成为她们婚姻交换过程中不得不重视的代价，这种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年龄与青春，因而是高昂的。因而她们价值观上期望的报酬也是较高的，所以潜在要求自己的择偶对象是高标准，这种高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要求男性对象的经济基础较好，而且要求他们的精神价值与情感能够与自己追求的高精神境界相匹应，这就造就了高知女性在婚姻代价与报酬中的不平衡。而相对应的，男性精英在报酬与代价之间就不存在这种不平衡，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当成婚姻的一种基础，所以他们在自己才智上的投资的代价可以从婚姻的报酬中得到，他们有空间选择自己的理想的女性。所以这种代价与报酬的不对等使得女性在婚姻交换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二）交换中的外源性因素———交换互补不成功。
外源性决定因素指并非直接来源于社会互动，而是来自互动以外的影响报酬与代价的因素，包括互动者的个体需要与能力，互动前已存在的态度或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互动的情境等。因此在交换中，双方的互补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外源性因素。当互动双方能够以各自的低代价相互提供报酬时，交换关系便容易形成。因此，互补便成为影响行为结果的重要因素，即在互补关系中，每一方能够为对方表现出某种对方本人不能表现的行为。这样，每一方能够提供给对方所需要而对方本人又难以实现的资源。在互动中，拥有某种资源的人便有机会对依赖于他们的人实施垄断，而依赖于他们的人又能够从有优势的人那里获得依赖性满足。关于这种互补原则，我们在分析高知女性择偶过程中可以看见择偶补偿的缺陷所造成的高知女性择偶的互补不成功。具体分析可以见上文的在对“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中对择偶补偿原则的分析。
因而，在市场转型中高知女性失婚现象具有必然性，这其中有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原因，也有高知女性高于现实的认识偏差，也有在婚姻交换中男女认识倾向的社会交换中的矛盾。充分研究这些认识倾向上的原因，有利于改变社会对高知女性的认识偏差。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四
不久前爆发的“韩白骂战”闹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不谈事件根源，也不论孰是孰非。我不懂文学，当然也就不会争论什么文学不文学的，（这事儿恐怕不是文学争论那么简单咯）只说说从中看到的几个社会现象。
现象一：帮亲不帮理。
帮理不帮亲是中国历代传承的行为准则，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已不是这样子啦。譬如说吧，某人在街上被狗咬了，这人理所当然地向狗的主人讨要医药费，而往往狗主人只会敷衍一两句，然后狗主人的儿子就跳出来大讲“道理”，接着儿子那当官的老丈人也跳了出来，骂被咬之人撒泼使赖，对狗咬人一事却一字不提。天理何在！“韩白骂战”也是这个样子。先是白烨不止一次说韩寒的文学不够文学之类的话，韩寒看了那些话就骂了白烨，而白烨不答话，然后白烨的哥们跳了出来，接着哥们的儿子也跳了出来……跳来跳去，全是些不相干的人，都只听说自己的亲朋好友被骂了，就不管孰是孰非，这个说韩寒是“红卫兵”，那个要抽韩寒俩巴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典型的“帮亲不帮理”。
现象二：长辈的话就是至理名言。
长辈说：“不对，你是错的。”那么你就是错的。如果你说自己没错并指出长辈的错误，就会被说成叛逆不尊重长辈，然后一群长辈围着你骂（一般地，他们不会耐心教育。还教育个屁，他们连是非黑白都不辨，就他们说的是真理）。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晚辈应该尊敬爱护长辈，但是，我认为长辈并不就是年龄比自己大的人，对那些不辨是非歪曲事实甚至诋毁别人的人，纵然他们的年龄比自己大也不必把他们当长辈来尊敬，而是要大胆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毕竟爱心的泛滥，只会让他们错上加错；等到他们改正了错误，晚辈还是要视他们为长辈，而且加倍地尊敬他们。
现象三：暴力倾向严重。
以上是我从“韩白骂战”中看到的几个与现今社会现象有关的问题。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五
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农村劳动力外出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增长。中国农业资源严重不足，相对于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人们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较小，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因此，中国农民从农业经营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上。
（二）缓解贫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统计局年城乡住户调查资料表明，迁移与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三）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60%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一）增大就业压力，影响收入分配。
工资收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下岗失业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现有大约1.6～1.7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了谋生而向城市流动。而劳动力供给数量庞大，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又相对有限，使得我国城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同时随着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维持生计，城镇失业人员必然要与外来劳动力争夺有限的低端劳动岗位，从而造成这类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就业状况的变化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使得劳动力市场分化，工资差距加大。
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福利体制的存在，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社会保障状况差。一般来说，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着与城镇职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们占据了许多非熟练工种：建筑工人和维修工、餐馆服务员和办公楼的保洁员、家庭里的保姆等，并且平均来说，挣得低得多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化和巨大的工资差距，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而且使整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村流动人口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其受到现行政策与社会制度的歧视，难以获得同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源，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容易激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三、对策建议。
（一）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政府发挥职能，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两极分化。
将城市公共福利和安全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确保政府公共行为和政策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相一致。同时，利用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在有效调节高收入的同时为低收入者创造发展的机会和平台。比如充分发挥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允许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等进入税前扣除项目，对退休金的一定比例给予免税等。
（三）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导致城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失去工作，从而丧失了收入来源，陷入贫困，这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还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有必要建立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的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统筹层次。同时，在现有保障水平的前提下逐步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畴；逐步提高低收入人口的保障水平并实施综合保障管理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逐步按照国际惯例实施劳动标准。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六
贵州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基本特征。
将外出劳动力的个体做分析，能了解其构成、文化层次、规模等基本情况。数据结果显示基本特征是外出人员性别男性化、转移年轻化、家庭主劳动力转移化、文化程度较低化。
1.从外出的人员数来看，在50户的村户调查中有21个劳动力外出，为23人，07年为28人，增长了30%。在有限的调查户数里，两年增长了三分之一的外出人数，说明外出的人群在增加。
2.从性别构成来看，男劳动力人数在三年内分别是18、20、26人次，分别占总外出人员的85.6%、86.9%、92.8%。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外出劳动力中以男性为主，且男性外出人员的增长幅度大于总的外出人员增长数。
3.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的关系中，户主与子女两类是外出的主要类型，在05与06年外出的人员全部由这两类关系构成，07年新增加了兄弟姐妹关系占的比重仅为7.1%。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外出的基本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
4.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16岁到50岁都有外出的人员，三年平均外出人员的年纪结构比重分别是：16-20阶段占12.28%，21-25岁阶段占24.03%、26—30岁范围占18.50%、31-35岁比例为9.39%、36-40岁为20.34%、41-45岁为14.27%。但更多的集中在21-25与36-40岁两个阶段，这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关系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80%以上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程度，而初中程度占52%，是外出人员的主要受教育水平。其次是高中水平（8.57%）不识字或很少（8.45%）以及中专（4.77%）。可以看出，贵州山区外出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很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也决定了外出人员就业的环境及收益水平。
（二）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
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能揭示贵州劳动力外出的流向问题，也能从中看出外出劳动力的竞争力程度。数据分析显示如下的现状：
1.劳动力的外出方式中，三年内所有的转移劳动力全部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山区人际网络关系决定了村民外出就业的强度，一方面说明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村民对外界的信任度很低。
2.在外出地区及类型项目中，东部地区是转移的主要输入地05年占76.2%，06、07两年占100%；西部地区在05年占23.8%的比重，其他年份没有转移于此；至于中部及其他地区一直没有劳动力的流往。可以看出，贵州劳动力仍然聚集在发达地区，追逐最高的劳动力报酬。
在外出地区类型中，93.93%的劳动力外出到地区级城市，6.73%集中在县级市，4.76%流动在省会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07年所有的劳动力都集中在了地区级城市，这说明农户的转移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只是选择略高出流出地一级的城市转移。
3.外出就业结构中，转移劳动力全部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就业，其中又以第二产业为主要工作部门，二产业中制造业与建筑业是其从事的两个重点行业，三年来平均分别所占的比重为55.1%、43.3%。而第三产业中仅有4.76%的外出人员从事，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业。
4．从外出务工的时间来看，贵州劳动力在外从业滞留时间仍然较短。1-3个月的占21.59%、3-6个月的占52.87%、6个月以上的比例为25.55%。可以看到，贵州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仍然是候鸟式的，及平时在外务工，农忙时则回到农村。在以上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贵州山区贫困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高。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风险高首先表现在外出方式自发、盲目、不均衡性，外出保障力度很低。从实现外出的方式来看，依靠个人社会资本自发实现的流动一直是主要的方式，而政府及中介结构发挥作用甚微。这种自发、盲目、不均衡的流动会带来许多的问题，同时自身的利益保障度也很低，一旦外出务工遇到欺诈等厂商恶意行为，不成体系的农民工不具有与厂商谈判的足够资本，其利益的受损在所难免。其次，外出人员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相对机会成本较高。大量主要劳动力外出，滞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多为年迈的老人、幼小的孩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过80岁的老人仍然在土地上辛勤的为生存而耕种，对于贵州贫困山区来说“386199”问题就更加的凸出。最后贵州外出劳动力在外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工种，低附加值的从业导致劳动力的竞争力很差。一旦面临国内市场、国际经济环境变动时，外出劳动力就会立刻成为“失业”一族，此时在回到家乡土地上工作时已经变成了“不具有经验的非熟练”农民了。
（二）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对城市体系的适应能力较低但略有增强的趋势。
贫困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对陌生城市体系的适应是需要一段磨合过程的`，由于特有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长期固定的生活方式较其他的外出人员适应城市能力更弱。具体体现在外出务工的时间、地点以及人数上面。从外出务工的就业时间来看六个月以上的只占22.5%，说明劳动力的外出仅仅是一个短期行为，外出人员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长期工种或者不具较好的城市工作转化的能力。从就业的地点来看，一般外出就业地点离输出地越远对劳动力适应城市能力要求越高，而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山区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地方大多还是选择地区级城市，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的保守。从外出人数上来看，三年内外出人数增加了30%，是一个比较可喜的数据，说明山区贫困农民已经开始逐步“走出去”且步伐加快，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走出去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三）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结构在优化。
从外出的人员年龄结构来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所占的比重也逐渐呈现均衡化。年纪结构的优化对后期返乡创业、增加农户收入等农村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从外出文化程度上也能看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在整体农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外出人员主要集中在初中，且外出总体程度随时序的增加而提高，受教育结构的优化是外出务工人员竞争力加强的一个主要构成。从外出的就业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初外出务工基本都从事第二产业的低附加值行业，而现在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增加，工种在多样化，这些都是外出人员择业的优化调整，是外出资源调整的一个可喜转变。
三．优化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几点启示。
根据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及区域特点，结合国外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提出几点启示以供参考。
（一）营造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低风险转移的有利环境。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由于地理、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外界有较强的戒备性，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较弱，如何有效的转移劳动力同时又避免产生相应的“农村病”，多方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低风险”转移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1．国家营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制度环境。
制度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1846年的《贫民迁移法》颁布、二战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实施、印度政府的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政策都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我国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经历了国家“限制—有条件开放流通”到现在的国家有序引导的过程，但是专门成文的制度并没有，只是在“三农”政策中有所提及。国家制度的强制性能有效保障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能给外出劳动力强有力的指导，特别是对于贵州贫困山区的弱势劳动力，国家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的必要。因此，国家应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如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立外出劳动力的维权制度等。
2．以市场为主导各级政府及其他机构创造完善的服务环境。
资源的市场自由调配是获取最大效用的前提，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方向。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定位于完善劳动力转移市场服务，提供市场经济所需的必要保障。如政府对劳动力转移市场有效信息的筛选、提供与及时传递；为提高转移的有效性，政府所进行的必要技术培训与就业前景指导；政府有意识的引导“精英”劳动力的外出和返乡创业行为，为后续劳动力的外出起示范作用，扩大其良性效用；政府根据主要输入地就业政策调整相应的输出地的劳动力政策，设立区域劳动力外出维权机构，保障区域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等。其他机构的服务体系主要为滞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提供便利的劳作环境，以解决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能有效减少“农村病”的产生。如保险公司对农田灾害的承保；农协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统一透明购买、田间管理服务、农业技术指导、农机具的租用修理、农产品销售渠道的供给等。
（二）根据区域特点调整劳动力自身行为。
农民在劳动力转移中是一个主体行为，因此加强自身的劳动竞争力是万事之本。加强自身竞争力，提高劳动力对城市适应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的帮助下，多渠道获取外出的各种相关信息，选择与自身能力、专长相吻合的外出就业工种与外出地；知晓自己外出的合法权益范围，懂得用现有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外出劳动力。其次，加强外出劳动力自身与外界的沟通能力。多数学者将众多的社会弊端归结到劳动力的低素质上，实际农民缺乏的不是素质而是与外界有效沟通的能力。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李昌平，2009），但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技巧，外出农民被市场一刀切的误认为只能从事简单的加工工种，其结果导致就业的低端化，对外出劳动力的潜力没有机会释放出来，竞争力也很难得以提高。因为缺乏沟通的资本，外出劳动力不具有与资方谈判的能力，就使得他们处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只有加强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拥有平等的沟通平台和机会才能释放出自身的才干，获取比工资更具有吸引力的尊严感，也能示范的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外出，从候鸟式的迁移转变为长期迁移，从个人迁移变成家庭迁移，达到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的。最后，根据贵州贫困山区的特点，贵州贫困山区农民应该遵循“兼业化——非农化”的过程，发展第二种兼业户即从事农业外劳动为主，农业为辅，并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兼业农户是贵州贫困山区农民现阶段的可选之策。贵州山区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丰富多样化的植被与生物资源，在发展农村非农经济的同时要发挥其优势而非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可以大力研究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对其进行深加工及品牌的推广，同时推动特色区域旅游等。
参考文献：
2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昌平: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七
当今四大傻人：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成无效的，看着手机傻笑的。
现今四大土：手机戴套，传呼戴铐，男人穿背心，女人戴胸罩。
四大惹不起：喝酒不吃菜，光膀扎领带，乳房露在外，骑自行车80迈。
新人生四大喜事：聊天遇知己，逛街遇网友，手机单收费，情人你高兴。
人生四大悲：久旱逢甘雨，一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提名时，重名。
四大腻歪：请客没人到，bb机没人叫，媳妇不让闹，要闹还得戴上套。
四大虚：老板的肾，某官的稿，小姐的眼泪，统计局的表。
四大闲：大款的老婆，领导的钱，下岗职工，调研员。
四知：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楼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包厢才知道老婆老。
四讲：上午讲正气，中午讲义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
四大“不能说”：牛市被套，小蜜被泡，赃款被盗，伟哥失效。
四大祸根：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下山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男人四货：二十岁的男人是期货，三十岁的男人是抢手货，四十岁的男人是现货，五十岁的男人是跳楼货。
男人四怕：怕小姐有病，怕情人怀孕，怕群众写信，怕老婆自尽。
男人四花：一等男人家外有花，二等男人家外找花，三等男人四处乱抓，四等男人下班回家。
男人四“睡”：乞丐睡觉是地睡，和老婆睡觉是纳税，和情人睡觉是偷税，和小姨子睡觉是增值睡。
讽刺现实社会顺口溜。
【一】。
不伦不类像傻瓜，
日本看了笑哈哈。
还说俺是侵略者，
穿上军服你是啥?
【二】。
车内人员真不少，
既有老来又有小。
不是俺不学雷锋，
窗外风景独自好。
【三】。
人人都有老来日，
步履蹒跚行路迟。
还望儿女孝心至，
切记父母养育时。
【四】。
手拿勺子腰别刀，
又红又辣生意好。
大干快上真革命，
这家饭店有奇招。
【五】。
少男少女真大方，
表演接吻大街上。
父母老师若看到，
看你脸面往哪放?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八
论文摘要：选取贵州贫困山区望谟县为调研对象，以05-的跟踪数据分析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显示其外出风险较高，对城市适应能力较差，但同时外出的结构在优化。通过分析，认为要合理有效转移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首先要各方营造一个低风险转移的环境，其次外出劳动者要有意识根据自身及所处区域特点调整个体行为。
论文关键词：劳动力转移,贫困山区,贵州。
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表现。其积极意义已经不再仅仅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促进信息、知识、技术、资金的城乡互动，提高农业劳动效率，改善农村人力资本的状况（张锦鹏，）。“走出去”这就对于欠发达山区、拥有72.3%的庞大农业人口的贵州来说意义显得尤其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贵州省望谟县农村住户的跟踪调查资料分析，来客观的认清贵州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以期能为研究贵州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微薄的参考。
一．贵州省望谟县基本情况及调查数据说明。
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边缘，是典型的“贫困”“多民族”“山区”。望谟县直属贵州省31个贫困县之一，也是全国331个贫困县之一；全县土地3004平方公里，可经营面积为437.46万亩，是一个“九分半山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里聚居着布依、苗、回、壮、回、汉等15个民族，其中布依族占65%，苗族占12.5%，汉族占21.74%。望谟县是一个自然经济王国，农户的主要经济作物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产品，对气候、自然环境依附性较大。基于以上的区域特点，选择望谟作为贫困山区调查对象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社会经济调查总队，选取望谟县5个村50户进行——的住户跟踪调查。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九
在2011年，发生了一件更为令人心寒的“小悦悦”事件，在广东一条菜市场街上，可怜的弱小的身躯先后经过了几辆车的碾压，却无一肇事者跳下车查看，经过的数几十位路人竟无一人发现，就是有看到的也没有多关注几眼，还以为是一团什么东西，如今好奇害死猫的道理已经逐渐被人们意识到甚至奉为真理，所以这样一个生命在遭受伤害时，没有一个路人关注到似乎也不足为奇，连在街边的商店店主也声称生意忙没关注。听听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把这样一个软弱的生命当作了什么，如此视而不见。最后还是一位七十多岁的捡垃圾的老太太发现了这可怜的孩儿。可弱小的生命终究还是经不起这般的摧残啊。小悦悦的逝世也算是对那些自私冷漠不愿伸出援助之手的人的一种控诉，想必对他们也造成了心理及灵魂上的撞击。
二、社会冷漠的根源——道德信仰的缺失。
一个民族如果总是很难达到一个核心的价值共识，那就很难不发生问题了。老人倒地了，没有人上前救助；小孩子被汽车碾过了，路人扬长而去。也许我们该谴责这些冷漠的人，可是，我们本身就是冷漠的人。
康德曾有过这样一句名言：世上最使我们震撼的是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这就是典型的道德信仰。一旦有了这种道德信仰，就有了坚定的道德信念，能按照道德信念坚定地进行道德行为选择和是非善恶的判断。在建国初期，全国人民为了共同的富强愿望，对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坚定不移，有了共同信仰基础，自然人们就能团结起来，这种信仰当然也包括道德信仰，这种信仰成为团结和凝聚，使人们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然而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冲击下，教育式的道德说教难以激起人们内心的强烈认同，无法形成坚定的道德信仰。
旧的道德信念已经瓦解，而新的道德信念在人们心中还没有真正建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怎么能不冷漠呢？什么是冷漠？冷漠就是一种罪恶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就是一种没有是非的状态；就是一种什么都不信，只信谣言的愚昧；就是生活政治化，然后政治商业化；就是把教育政治化，同时把教育“去人性化”;就是把礼仪礼貌当成是弱者的示弱表现；就是用炫富来抵御世俗的鄙视；就是用极权来饮鸩止渴；就是把腐败当成胜利；就是把正义当成无能；就是把正直当成失败；就是怀疑一切的同时鄙视一切。
荣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韦塞尔于1999年为冷漠下过定义。他说，冷漠的社会中只有三种人，即凶手，死者，旁观者(thekillers，thevictims，andthebystanders);冷漠是一种奇怪而不自然的状态，人们分不清黑暗和光明，分不清早晨和黄昏，分不清罪与罚，分不清残酷与同情，分不清好与坏。这位出生于罗马尼亚，受尽纳粹折磨的犹太人把冷漠看得通通透透。的确，道德信仰的缺失使社会公德缺失，诚信缺失，直逼我们走上了冷漠的道路。社会冷漠的根源就是道德信仰缺失造成的。
三、对策。
对此，我想我们的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律来维护好心人的合法权益，让助人为乐的风尚继续发挥其应有的鼓舞作用，并大力提倡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当然，最重要的也是解决问题关键的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向，不要迷失了方向，要在思想上先入为主，认识到道德信仰的可贵，分析曾经迷失的错误，吸取教训，党、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带头作用，满怀信心地去解决这一严肃问题。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利益出发点，以帮助他人为事业的中心，并通过专业的知识、技巧，帮助案主解决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专业。所以对于社会冷漠现象，社会工作者也应该积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努力做好榜样，在服务案主同时渗透相关内容，使社会能处于温馨和谐的氛围之中。
社会传媒作为社会舆论的关键，应积极提倡中华优良传统美德，宣传党中央政府的先进思想理念，监督公民的行为，督促政府加快社会和谐建设进程，对不良行为加以批评。
总之，对于社会公德心的缺失，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去找到它并完善它。希望类似于“小悦悦”、“彭宇案”的事件不再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被金钱迷失了双眼，更不能让冷漠蒙蔽了我们的公德心。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十
从四面八方的穷乡村到城市寻求苦力活的民工，每天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天桥下面。劳累了的，总会里铺一张席子，睡，这里才是的安居之所，这里才是的世界。是的，在无亲无故得城市，是贫苦的劳动人。没钱，却在用结实的身躯努力去挣钱。摆脱贫穷，家里年迈的母亲和还在读书的孩子，也等待好日子来，等待可爱得阳光能够照射到贫困的角落里来。
是的，在等待。建筑工，炽热的阳光下，黝黑的肩膀上，扛着一袋袋晒的滚烫的水泥地搬运着。高级白领的丰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奢望过，也不那到底是一中怎样的生活。但等待的理想。理想的，又仅等待，还在拼搏，在用劳累的肩膀努力地生活的机会。
年初时，cctv-1曾经播放了《民工》这部电视剧。看了以后，我感慨良久。剧片生动地再现了民工生活的艰难。世代都在外打工却转变生活状况，但依然着那分，等待。同于“养羊，娶媳妇，生孩子，再养羊”的牧羊人，安于现状，努力拼搏中等待阳关普照。
曾经见到过在外打工的民工，也听到过民工的故事，在城市中受着冷漠的眼神和歧视。但每年的打工潮开始时，仍然背起沉重的包袱踏上艰难的旅途。抱怨社会的不公，对未来抱有希望，可爱，另人敬佩的执着的等待啊!
农民工，上帝给与生俱来的财富，但却阻止对幸福的，对阳光的等待。为民工们执着的等待，我敬佩，永远赞扬!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十一
摘要：从路基沉降、施工方法和结构体系上对桥头跳车病害进行原因分析，探讨提出减少病害防治措施。
1.1地基沉陷。
土质不良，由此产生沉陷是桥头跳车的主要原因。桥涵通常位于沟壑地方，地下水位较高，在南方地带多有软土，此类土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天然孔隙比大，常含有机质，压缩性高，抗剪强度低，一旦受到扰动，天然结构易受破坏，强度便显著降低，桥头路基填筑高度较大，产生基底应力相对较大，在车辆荷载作用下，更容易引起地基沉陷，且变形稳定历时往往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就是在一些稳定地基，在外荷作用下，也无可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1．2压缩沉降。
台后填料一般为渗透性材料，存在着多孔隙，加上施工时受施工作业方面影响，压实机具不能过分靠近接触台背，不能将填料颗粒间孔隙完全消除，在车辆荷载和自身重力作用下，填料迅速压缩，孔隙率降低，便在短时间内产生压缩沉降，造成跳车。
1．3措施不当。
当前一些施工队盲目追求高速度，没有严格按施工规程作业，台背填土速度过快，对地基造成扰动和破坏，没有充分时间固结，对台背挡土墙等构造物挤压力大，施工时没有按分层填筑、分层碾压、分层检测“三分法”施工。用料没有把好质量关，排水措施没有做好，压实度没有达到要求。这些人为因素使高填土引道不稳定，工后沉降大，且不均匀，是造成跳车现象主要原因之一。
1.4结构突变。
桥台与台背路面在结构上存在着差异。
从路面结桥组合可以看出，a点左右侧是两个不同性质路面体系，左侧是铺设在桥台背墙顶面柔性面层与刚性桥台组成双层路面体系，右侧为柔性或半刚性多层路面体系，在车辆荷载作用下，垫层、基层密实度迅速增加，结构层压缩，而桥台由于巨大建筑作用，加上基础处理较好，一般认为沉降已经完成，相对于路基而言，沉降可视为零，而铺装层压缩也不大。这样，a点两侧抗变形能力不同，相对沉降就不可避免出现，使路面结构破坏，造成跳车。
1．5设计不周。
在基底未作彻底处理，而沉降还未稳定时，应周详考虑桥台结构与引道衔接，在没有质量保证情况下，不应该直接浇砼板。设计时也应处理好桥梁与引道路面接缝问题，避免接缝损坏而造成跳车。
2．1处理好台后地基。
就目前情况看，水泥粉喷桩复合地基加固软土效果明显，施工工期短，但费用高；超载预压一般可利用施工荷载作为软基预压荷载，但施工工期较长，剩余沉降量也大；塑料排水板法加固效果好，工期较短，施工简单，经验较为成熟，是目前处理软基较为常用方法。
2．2对接头处路面进行处理。
对连接沥青路面，则在桥台处增设增变厚式水泥混凝土埋板，对连接水泥混凝上路面，则将连接处路面板改为变厚式。我们还应注意，混凝土路面同桥梁相接处，最好是设置钢筋混凝土搭板。搭板一端放在桥台上，并加设防滑锚固钢筋和在搭板上预留灌浆孔，如为斜交桥，尚应设置钢混凝上渐变板。
2．3妥善处理好接缝。
参考柔性路面与刚性路面接缝处理方法，合理地使体系逐渐过渡，避免出现结构突变点。桥梁与水泥混凝土路面间接缝，如处理不好，容易造成错台。
2．4严格控制施工。
合理安排好施工计划，施工时符合规定，是有效减少桥头跳车关键，应遵循“早开工，工期长一点”原则进行，控制好填料质量，尽量采用轻型材料，渗水性好填料。控制好每层填筑厚度，碾压遍数，井对每层填筑质量实施检测，特别是控制好压实度。后台连接处填土应尽量与桥台砌筑协调进行，尽量使这些不易碾压地方密实度达到要求，台后最好按一坡度设置泄水盲沟，沟底用粘上夯实，以利排水。这样，才能更好减少病害。
参考文献。
[1]公路施工手册桥涵[d].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2]方福森.路面工程[d].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3]王明怀.高等级公路桥头跳车清害的成因与防治研究[j].华东公路，，（1）.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十二
豪华跑车、富家公子、浙大毕业生、飙车撞死人，诸多吸引眼球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引发了社会对杭州飙车案广泛而热烈的关注。
而当地交警部门最初的草率鉴定，最终让这种关注演变成了一场网络风暴。日前，受害者家属接受了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肇事者因交通肇事罪被批捕。
一起交通事故何以演变成一桩公共事件，社会各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显然，这件案子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能够如此轻易地撩动大众的敏感神经，其背后的因素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安全或是富二代的教育问题。
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飙车案激起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关注，暴露出了普通公众对自身安全的焦灼感。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焦灼感背后所体现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群体心理和情绪，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人所警示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杭州飙车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标本意义。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
虽然这部分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财富伦理、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但很明显，其中一些人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高。他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炫耀性消费常常让身背几十万住房贷款的工薪阶层目瞪口呆，再加上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是那么阳光透明，其先富之路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灰色地带，这使得一般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平感。
而这其中，豪车无疑是先富阶层的一个标签，每一次引发的事故几乎都成为一时的焦点。此次杭州飙车案，媒体对双方“开跑车的富家公子”和“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名校毕业生”不同身份有意无意的强调，无疑放大了人们这种阶层分野的意识和情绪。
本来，法律是无论贫富都要遵守的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但飙车案发生后，杭州警方并没有立即将肇事者逮捕，在最初事故认定时在措辞上的不确定，引起了公众对权钱交易的遐想和对司法机构公信力的怀疑。
这其中，肇事者的一个朋友打了四十分钟电话试图摆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一些有钱有势者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遇到麻烦时调动关系将其“摆平”，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并不是多么陌生的社会现象。
但每一次“摆平”，都在侵蚀司法这一最后权利屏障的公信力。其实，以上的种种，并不是一个胡斌所能够负担的了的。
凭心而论，公众和媒体对这起案件的反应多少有些过度，但这种过度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权利救济途径的缺乏，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都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和契机。
飙车案不过是一个放大器和导火索。而网民表达中所闪现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令人不安。
如果富人阶层和草根阶层除了相互鄙视和谩骂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么，这将为我们这个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说到底，我们需要将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冲突纳入法治的轨道。
不论是开宝马还是挤公交，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被侵害时，能够得到司法的有效庇护，应该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而这其中，公正司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十三
主要耗能行业增速减慢是能源行业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
部分能源产品价格水平持续高位波动甚至攀升，主要是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传导，并未真实反映国内供求格局的实际变化，国内需求增速回落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价格冲击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建材、钢铁等原材料工业增长指数高位持续回落。
年一季度，受铁矿石和有色金属原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多数钢铁品种、电解铝和主要的有色金属产品价格明显上涨。但受需求增速放慢影响，这些行业增长指数仍呈持续回落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放慢是主要原因。
(三)消费性制造业增长指数持续回落。
(四)部分制造业增速出现明显反弹。
这类行业数量不多，经济总量也不大，但对“瓶颈”环节投资增长意义重大。例如，专用设备制造业近期的反弹，则与国家加大煤炭安全管理和新建煤炭能力快速增长直接相关。一定程度上，新近明显反弹的制造业领域大多属于有保有压中应该“保”的领域，说明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开始显现成效。
(五)消费品行业增长景气普遍回落。
食品等主要消费品价格近期的上涨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购买力。纺织服装等行业也受到出口增速放慢的影响。但从历史经验看，作为基本的生活消费品，这类行业增长态势一般不会形成大的波动，目前的下降态势幅度不大，也不会延续太长时间。
上半年及全年产业增长趋势分析。
一季度经济运行的情况表明，在部分宏观指标和部分行业增速出现反弹，瓶颈环节压力未根本缓解的同时，国民经济总体仍处于20下半年以来形成的“下降”通道。由于需求总体增速回落，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正逐步减弱。这种态势还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得以延续。预计2005年gdp增长速度将从年9.5%的水平下降到8.6%左右。受需求增速放缓的影响，能源原材料行业的供求缺口将进一步减弱。其中：电力供给的最大缺口将从2004年的3500万千瓦缩减至万千瓦左右。由于发电能力建设加速，全国平均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预计为5000小时，明显低于和2004年，但仍高于。我国电力供需紧张的局面有望在2005年底扭转。煤炭供需表面看有约4000万吨的(一季度)缺口，但由于有大量库存准备，并未出现严重短缺。二季度起煤炭生产将加速，全年煤炭供需可基本实现平衡。困扰煤炭供需的运输能力不足也将有所缓解，预计2005年铁路运煤能力将比2004年增加1亿吨以上。
在总体供求缺口出现减缩的情况下，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的动力将逐步减弱。目前煤炭和石油制品的价格已处高位。但电价仍滞后于去年一路上涨的煤价，导致目前电力企业利润水平大幅下滑，电价上调的呼声很高，需要注意电价调整可能带来的连锁效应。钢材价格在铁矿石价格猛涨和国际钢材价格高位运行的影响下涨幅较快，下半年这些影响将减弱，钢价将因此逐步走稳甚至小幅回调，不同品种钢材的价格会有不同表现。目前，影响国内能源价格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和大幅波动，但由于国内能源需求增速总体回落态势明显，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际油价波动的负面影响。
值得重视的问题。
近来，各方面对经济走势反弹压力的顾虑增强。笔者认为，目前在局部领域存在反弹和通胀压力的同时，经济总体增长态势仍处于“下降”通道，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大。应防止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特别是防止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起带头作用的汽车、房地产等新的消费领域出现大幅下降。
针对以上情况，在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应着力提高宏观调控“有保有压”的灵活性。在调控实施力度上，应考虑适当放松部分重点领域的投资限制，增大贷款支持。应考虑经济景气周期阶段性回落的调控要求，提早进行反周期调控的必要准备。在“有保有压”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部分重点领域的投资支持，如加快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源勘探开发的投入等，以避免经济增速回落幅度过大带来的问题。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十四
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特征之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先进国家来看，7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首先成为人口零增长国家，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从1994年开始也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也成为了世界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我国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的征兆。
一、中日社会老龄化现状。
步行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老年人的身影。日本已成为了老龄化现象非常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超过20%，也就是说，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5月29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平成版老龄化社会白皮书》，至10月为止，日本的总人口达到了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大约174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3.6%，而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为28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1%。老龄化比率比去年增长了1%，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白皮书中也同时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日本后期高龄者将会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比率甚至可能上升到40.5%。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非常高，除1960和1961年外，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因为长期持续的高出生率，儿童人口的比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减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年龄人口类型是年轻型。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1975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人口出生率剧减到23.01%以下。儿童的比重明显下降，成年人口的比重则大幅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9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也快速发展，导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上升，平均寿命达到了70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34%。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向老年型转变，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抚养比率。从我国情况来看，199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到20，抚养的老年人口变为15.6人，预计到2025年，会变为29.46人，2050年，甚至会达到48.49人。而同样的在日本，到2025年，每2.4个劳动人口将要抚养一位老年人。而且，看护老人也将成为一个问题，例如，谁来抚养老人。从日本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8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孩子接近60岁，孙子接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同时老去，该由谁来看护老人呢。也就是说，看护者自己也将面临老年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老年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劳动人口就会减少，养老负担也会日益加重，如此下去一定会引起生产资金的减少，因此，极可能会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老年人还在工作的话，年轻人的就职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会变的越来越严重。
第三，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也会增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化，各方面的费用也会上升，给各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今后如何养老，如何解决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
第四，人口老龄化会逐渐改变现有的产业构造。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儿童的不断下降，年龄构造上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需求构造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老年人口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就必须提供老年用品。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接受新商品、新服务的能力较低，就会给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开拓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晓其原因。通常与老龄化一起出现的词语还有少子化。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老龄化才变的越来越明显。不难理解死亡率的下滑是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少子化是为什么呢。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都深受其影响。男女平等的观念、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等都给予女性认识理解社会的机会。但是，世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为了获得跟男性同样的成绩，就要必须付出几倍的努力，如果生孩子、休产假的话，就很可能与外界隔离，还有可能连原来的工作位置也不在了。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开始增多，另外孩子的抚养费用越来越高。因此，首先要完善改革社会部保障体系。调和各方面矛盾，为了不给现在的年轻人增加多余的负担，也为了现在的老年人和将来的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更应当加快改革。
其次，必须从政策方面来考虑。在了解其原因和影响之深远的基础之上，找到有用的方法。这正是身为政府应该做的事，应该将民众意识往积极正确的方向引导。同时，在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上呼吁正视老龄化问题，听取民众意见，唤起民众的积极性。增加国库投入，延迟老年人退休，导入继续雇佣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日渐浮出水面，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中日两国虽然在人口、政策、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是各国应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政府与民众、企业一起协力合作来谋求其根本方法。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十五
桥头跳车问题是我国公路建设中常见的病害之一,它对行车安全产生了较大影响,广大工程人员也对其提出了各种方案以尽量减少这种现象的出现.为此只有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不断的总结经验,才能确使桥头跳车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作者：陈茜作者单位：罗山县公路管理局,河南罗山,464200刊名：科技风英文刊名：technologytrend年，卷(期)：“”(13)分类号：u4关键词：头跳车危害分析防治描施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范文（16篇）篇十六
近年来，一些典型的“高考移民”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对于“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不同学者做出了不同解释。但分析后发现，绝大部分文献把“高考移民”现象产生原因直接归结为目前高考录取制度，具体来讲是各省域存在的高考分数和录取率的差异。然而笔者看来，固然高考录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考移民”现象，但仅仅着眼于高考录取制度改革不免过于狭隘。因此，从社会学角度审视“高考移民”现象，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一、冲突——“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根源。
“高考移民”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特殊现象，它本来是指教育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部分考生利用各地高考分数及录取率的差别，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转学、户口迁移等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以此来增加高考录取或者到名牌大学就读机会的现象。但随着高考政策的更加严格，很多不和谐的“移民现象”也浮出水面，“高考移民”的界定扩展开来，比如民族造假，就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篡改民族身份来改变考生户籍信息，获得高考加分或降低分数线的目的。笔者认为，从“高考移民”运转过程与最终目的而言，“民族造假”同属于新形式的“高考移民”现象。因此，现在“高考移民”现象不应再单纯指户口迁移(地域转移)，而篡改户籍信息(信息造假)也应包括之内。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目前各省高考原有的平衡状态，破坏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格局，但对“高考移民”现象不应该也不可以简单地做出是非判断，而应理性对待。
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为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从表面上看，“高考移民”现象只反映了“分数线不公平”这个表面的事实。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是不同教育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换句话说是不同的群体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正如上文所述，“高考移民”现象就是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改变考生户籍和学籍以获得利益，此利益就是选择更优的入学机会，尽管有些是违反了国家招生政策，却反映的是以非正常手段表现的正当诉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总是要趋利避害。为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很自然的也会趋易避难。能够通过较小的代价上个较好的大学，是自然的一种选择”。不难看出的是，“高考移民”本质表现的正是这种“自然选择”所造成的“高考移民”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而一个现象持续发展的源头，正是价值冲突和利益资源相互争夺的过程。由此，“高考移民”问题更应以一个社会问题对待。
二、冲突的背后——“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高考移民”现象背后关键的力量是社会冲突的不断演化，当我们寻求对产生这些冲突的解释时，会含蓄地借助于马克思描绘的这样一幅图景：当社会中充斥着在稀缺资源分配上的冲突，充斥着有价值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就会使目标与利益在冲突中极端化。因此，在笔者看来，“高考移民”现象是一个集合了社会观念、利益及价值冲突于一身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观念冲突：理想与现实。
高考制度的初衷是要为全国各地区考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总体看来，高考也确实成为我国现阶段一项公平选拔人才的制度，成为一项对一个学生十二年学习所做的最权威的评价。但教育具有促使社会分层的功能，这项功能不断引导着家长给予高考更多的关注与投入。因此，相对于中国考生及家长而言，高考有着连锁性的社会回报：优质高等教育——重点大学文凭——较好的就业机会，并且这种连锁反应已经在社会化过程中反复得到强化。
其强化结果是促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在围着高考这根指挥棒转，使我们的教育活动误入围绕高考进行的怪圈。而对于公平而言，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实现教育实质公平即宪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不现实的，国家只能提供一些补偿性的教育政策，例如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弱势地区降低分数线等，通过相对公平向实质公平转化，最终实现宪法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但照顾弱势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群体是有时效性与地域性的，正如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的，“社会结构的个体差异使得个体达成目标的合法性机会存在着一定的分化，同时社会并没有在结构上为每个人提供合法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这样就会使人产生挫折和紧张，在没有合法的手段时就会用非社会赞同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非社会赞同的手段”就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激化。于是，在理想的公平与现实的利益驱使下，越来越多的考生们在家长和亲友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加入了“高考移民”的行列。
(二)利益冲突：受益者与受害者。
“高考移民”总是趋利的，利益的落差越大，行动的势能越大。由于地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各地教育资源与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高考不但实行地域指标制度即分省区定额录取的模式，而且录取分数线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马克思认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固有利益冲突。当社会群体意识到他们在资源再分配中的利益并寻求减少不平等性时，他们将对系统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然，“高考移民”群体质疑的不是合法性，而是对公平性的质问。他们认为就读名牌大学的机会不是某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而是付出努力去争取的，但相同的付出获得不同的回报，这就是难以接受的。从“移民地”角度看，“高考移民”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地考生的“利益”，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反过来讲，当地考生所谓的利益，其实就是“我们的指标会被‘移民’占去”。
那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种衍生出利益感的地域“指标”分配是否公平?不难看出，高考制度衍生出了两方面的利益纷争。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认为录取线差异造成了教育不公平，他们的权益因户口所在地较高的录取线而受到损害;另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移入地区，大多是经济较为落后、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地区，当地考生认为，他们教育资源匮乏而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就理应在高考录取时享受“照顾”，而“高考移民”群体的涌入损害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益。这样来讲，就不能认定谁是纯粹的受益者，谁是纯粹的受害者了。
(三)价值冲突：权力与责任。
公民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受到了限制，户籍制度本质上是公民拥有的一种市民权利，是一种基于身份的权利，但是现在的户籍与一个人的入学、求职、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根源来看，这就为户籍附着了高考的利益，地方考生正是通过“购买”这一权利，取得了附着于其上的本地考生才能享受的招生指标权利。所以，“高考移民”群体不管法律是否允许，就产生了权利的交易行为。因此，户籍制度可以说是导致“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间接原因。从这一角度看，“高考移民”现象应该被视为违法行为，它违反了政府的户籍管理制度，破坏了国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
但是，也应看到现实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有相当一部分“高考移民”是按照合法渠道办理迁户手续，而且也得到了一些政府人员的认可;另外，因为出于接收外地较好生源可以提升当地学校的升学率与知名度、收取借读费、出售房产等考虑，一些外地“移民考生”的请求也得到了接收地学校和有关部门的默许，这样显然的政策漏洞和学校的意愿所产生的责任不应该由“高考移民”来承担。由此可见，“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凸现了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冲突。对“高考移民”现象背后进行深层次的追问，则在于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力与公民正确选择教育的责任两者之间的矛盾。但教育权是最大的公平权，在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上，政府责无旁贷。
三、化解冲突——防治“高考移民”现象的对策。
对冲突的分析过后，已经清晰可见“高考移民”问题不仅是教育界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只有化解“自然选择”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才可有效防治。
(一)转变观念：淡化高考。
在观念上很多考生与家长陷入“高考定终身”、“高考指挥棒”的怪圈，要真正化解观念上的冲突，必须要从淡化高考入手。现在我国高考改革已是必然趋势，但如何改革，能否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都是高考改革所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建立一种以国家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和选拔录取相结合的招考制度，比如在高考前后增加申请及面试环节，大学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爱好特长等申请材料，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再分专业进行面试，既保证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同时也保障学校录取学生的质量。
但无论如何改革，总的方向是不变的，那就是招生制度公平且透明化，评价和测量方法值得信赖且有效。同时，要强化终身教育思想，使得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在现代社会，知识更新期明显缩短，产业结构调整频繁，转岗、再就业的机率增大，接受再教育已成为必然，虽然各层各类教育逐渐分化清晰，但教育的作用却统一在终身教育思想中。传统教育的终点成为终身教育的起点，高考也不再是教育的唯一起点。因此，过去那种单一的“高考定终生”的人才选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经济的需求，它必将被日益多元化的选拔方式所取代。而且育人、育才也不仅是在普通高校里进行，在高职院校、中职院校中同样可以。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远程教育、电大、夜大等，来达到获取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目的。所以，在强化终身教育观的同时，也要使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使考生与家长认识到成才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二)均衡利益：教育公平。
只有使每个受教育者拥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获取相等公共教育资源份额的权利，才能体现科学公正的教育资源分配。一方面省域招生要统一标准，达到形式上的公平;另一方面基于“起点平等”才能“公平竞争”的考虑，继续实行补偿原则，缩小教育资源差距。只有在保证受教育者可以享受到基本教育权利的情况下，人才选拔才能体现公平。
其次，继续扩招也会对缓解“高考移民”现象做出贡献。当学历不再成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只是通过高考体现，高考这根指挥棒也就不灵的时候，“高考移民”也就失去了意义。
再次，在高校扩招的同时，大学要实行宽进严出，这样就会使大学生普遍质量差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也会相对地给予其他省区那些勤奋好学的贫困学生以入学机会。最后要大力提倡高校自主招生，笔者也同意在自主招生上加大力度，但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在招生方式上多元化，过程上透明化，尤其是要统一起点，也就是起点平等下自主招生，否则自主招生也容易成为新的教育腐败的滋生地。
同时，政府也应提高高校录取自主权，实行“按比例投档”和“高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办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选拔真正优秀的学生进入高校深造，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
(三)明确价值：有法可依。
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高考移民”现象中篡改户口信息、迁移户口等从某一侧面也反映出了弱势省区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有关法律的漏洞，为“高考移民”群体提供了“合法”的权利交易。因此，治理“高考移民”首先必须构建一套完善的高考法规条例。中央可以在《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的基础上制定有关高考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条例作为高考基本法;由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人大或政府还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有关高考的具体法规。招生考试的管理部门要担负起考试法规的宣传、执行、监督工作，以法治考。
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为高考而设立的法规，对高考违规现象的处罚主要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各种临时性行政文件，这种以政策代替法律的传统造成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限缺乏法律界定与依据，致使高考的公正与权威不能得到具体法律的保障。其次，各省域政府也应对“高考移民”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并努力形成省、市、区三级审查机制，其重点对象是外来移民高考子女，对其户籍严格审查。同时，由地方制定符合本区域“高考移民”具体可行的防治法规，从根源上缓解“高考移民”现象的存在。
四、结束语。
总之，任何社会群体都应该清晰地认识到“高考移民”现象存在的社会性，正确认识到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激化是导致“高考移民”现象蔓延的原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及防治“高考移民”现象的产生。这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