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加深对所学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和掌握。下面是一些值得一读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在写作时提供一些启发和参考。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一
根据支部学习计划，由我领学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通过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个人党性修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与曲折的历史，我个人觉得有如下的宝贵经验供我们学习：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指引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大门的时候，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直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我们要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5年底至1956年间，党的领导人，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提出，对苏联的经验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讨论这两篇文章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阐释了国际共产主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教训，最突出的是反对个人崇拜，维护集体领导原则，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等。避免执政党犯严重错误，从局部、暂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使之不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十个方面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成为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斯大林在政治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采取严厉的手段进行了处理，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举行，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这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
早在“*****”当中，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拉开了纠正“*****”错误的序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对“*****”的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纠正。一是恢复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扫清否定“*****”的思想理论障碍。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同年9月，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二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为刘少奇等一大批被迫害的同志平反，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热情，而且为否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合乎时世、顺乎潮流，深得民心、深孚众望。
正是因为总结了“*****”和“左”的危害及教训，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要在总结历史中排除右的干扰，我们党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邓小平理论孕育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发轫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明确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直气壮地反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或“左”或“右”两种错误思潮，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二
在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可以用于启发和指导我们发展现代社会的元素。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都深受国内外各种势力和影响的影响，反应出一种特殊的、多变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此，我们需要对这种特殊性进行思考和总结，以了解中国现代道路的本质和特点。
中国近代以来，在营造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民主、富强所做的各种开拓性探索和努力，成为我们值得肯定和珍视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反思过去，然后带着更加完善的思路，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道路，实现更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发展。
三、追求政治民主化。
现代中国通过重重困难和挑战，重在民主实践中真正展现了民主化的必要性和必要性。面临着实现民主化的种种困境和弊端，我们必须加强思想领域、组织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的改革，以为实现政治民主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四、高效推动发展。
发展是重要的基础，高效推动发展是根本。中国近代政府始终将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和开放政策，为全面推进发展探索出一条高效发展之路。因此，我们应该不断探索怎样真正落实“人民利益至上、物资利益和文化利益同等重要”的原则，提高发展效率和质量，切实可行地实现发展目标。
五、强化创新意识。
近年来，中国在科技等领域取得的进步引人注目。这个成果的背后，是中国不断强化的创新意识，以及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此为鞭策，我们仍需激活和鼓舞科学家和专家，开展前沿的科技创新工作，切实提高中华民族在其中的地位和发展。
总之，在中国近代道路探索过程中，我们所取得的历程和积累的经验，即便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还没有解决，但仍无时无刻地在鼓舞还没破土而出的新生代以及全国民众，给人们以继续前行的勇气。因此，我们必须永远用欣赏、肯定和总结的态度面向过去，勇于探索和创新，努力实现中国特色道路的高质量发展。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三
中国革命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探索和努力，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离不开许多伟大的先行者的奋斗和牺牲，也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血性。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革命道路经历了艰苦的摸索和曲折的道路，其中蕴含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中国革命探索的重要性，并从中汲取到了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要建立在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之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广大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因此，在制定革命道路时，必须综合考虑国内外的众多因素。同时，要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矛盾是非常复杂的、多样化的，仅仅靠单一的道路来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的探索必须坚持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其次，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需要广泛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一人难以独立完成伟大事业，只有依靠团结的力量，才能突破困难，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团结广大的劳动人民，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强大而有力的革命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追求革命道路的探索中，走得更远。
第三，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在制定和完善革命道路时，不能够凭空臆想，也不能够一味地追求个人的利益。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不断地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逐步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第四，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需要有勇气和担当。在革命探索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就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勇于担当的精神，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勇往直前，永不言败。
最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需要有正确的导向和目标。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只有明确了这个目标，我们才能够在探索的过程中不偏离方向，不走弯路，始终坚持正确的道路。我们的探索要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中心，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的革命道路，以实际行动为人民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有广博的知识、正确的思想、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和推动。只有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我们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更崭新的辉煌。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和宣传中国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的精神，努力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四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大家好，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个题目要谈的是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讲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这一段的探索应该说很曲折，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能够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的任务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毛泽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一条自己的路。那么，为什么这个任务这时候才提出新中国成立到这时候已经快七年时间了，为什么这中间没有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打破了过去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这个迷信对于我们中国******人，对于毛泽东都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后来讲过，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但是，这个迷信让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让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所谓“秘密报告”，其实题目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事先没有正式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苏共二十大2月25日结束，24日晚上临时通知开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报告。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各国******代表团的团长只让波兰、匈牙利的两位团长去听，我们的团长是朱德，副团长是邓小平，都没让听。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当然，这个秘密维持很短时间，美国***情报局搞到报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出来。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把他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充分，讲得淋漓尽致，甚至讲得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民族问题的错误，强迫包括车臣印古什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规模地长距离地迁徙；比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动不动就杀人。斯大林晚年连苏共***领导层的成员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举世震惊。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这个报告攻击******，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报告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报告对中国******人、对毛泽东主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使他们警醒，促使他们反思之前从苏联学过来的这一套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当报告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思考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内在的联系。
探索之初，我们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反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八大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虽然没有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说法，但思想是明确的。还比如八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还有八大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还有在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前后，一些领导人个人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失误。先是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今天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发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不是为了整风，而是为了整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立不住的。中国******发动整风的目的、愿望无可置疑。整风，为什么会发动出于什么考虑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内外背景就清楚了。国际背景是苏共二十大，还有在此之后波兰、匈牙利发生老百姓闹事的情况，这些事情都促使毛泽东这些党的领导人反思、警醒，怎样避免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事情。再一个我们国内也出现一些事，当年有人罢工，有人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领导人高度关注，深入调研，得出非常好的结论，认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工作人员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把本来可以和缓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讲，你要修飞机场，要占农民的地，要拆人家的房子，前提是必须安置好，没有安置好就拆了房子，怎么不闹呢别说是人，就是鸟，你掏了它的窝，起码也会叫唤几声。在这里很清楚，毛泽东把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到领导干部头上，没有怪老百姓。由此认定我们党内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风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党群关系。我觉得整风运动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发动的，所以主观愿望动机，无可置疑。
整风，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提意见。说你们整风不整风，以后再说，起码短期内不要整，短期内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在文教卫生领域，你们专家多，内行多。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外人士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对的，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说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不清楚，甚至有的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又发展下去，我们这个党有可能毁了的。
但是，整风过程中也确实有极少数人，主要是极少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了***不能接受的意见。有人讲了这样的意思，我欢迎你整风，但是如果真想整风，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是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有人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当然不会答应，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作出反击，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据后来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最终，经过复查没有改正的不到三千人，大部分人被冤枉了。所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今天，***也是这个基本结论。
1958年开始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这个失误，持续时间更长，持续三年之久。
“大跃进”的失误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领导人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太急了，毛泽东这一代人都很急。当然现在回头想一想，他们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建国初又遭受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又出现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不可能不急。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毛泽东后来更加尖锐的提出，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地球的球籍。我认为他们这些领导人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搞快一点，如果方法得当，也不是不可以搞快一点。
问题还有第二条，就是缺乏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搞政治斗争，经验也丰富；发展农业生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就是搞现代化工业没经验，过去基本上没有搞过。以为靠打仗冲锋的办法，就能把工业搞好，现在看来显然没那么简单。当年，“大跃进”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我们着急，要在钢产量方面迅速地赶上超过英国。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先确定钢的产量指标，然后其他方面服从保证。农业、轻工业受了冲击，在所不惜，这个思路绝对有问题。后来钢产量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现严重灾害，还有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的经济一度非常的困难。“大跃进”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我们出于这样的愿望犯下“大跃进”的错误。
还有第三个失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失误发生在“大跃进”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大跃进”引起的。
我觉得公社化运动有两个起因，一个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的。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纷纷仿效，公社就已经办了很多了。
再一条具体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自发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有几个优点、特点便于过渡，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公有化程度当然就高了，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利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9月1日报纸登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国庆节以前，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时间虽然短，但问题很严重。一个问题是办社过程中的“共产风”，几十个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穷的沾光，富的就吃亏了。第二，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搞点别的不要钱。明摆着当年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支撑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钱。连吃饭不要钱这一项，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普遍难以为继，但是1958年夏秋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两季大多数地方都是大丰收，而且秋收和夏收中间隔的时间很短，夏收粮食还没有吃完，秋收的粮食又来了。这一段时间内给了人们一种假象、错觉，似乎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就要实现。当年，还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一些做法庸俗化了。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后来农村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公社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工作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上这一段时间我们搞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系给调整为正常。这一段做得相当不容易，有些举措今天想来，似乎都不可思议。比如说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动员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两年时间我们动员了将近三千万人回农村。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感慨万千，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确实，我们的老百姓很好，体谅国家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我认为当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够的，我们干部队伍也好，干部队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
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起点是八届十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所接受，写入了***的公报。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除了给***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国家机关、部队、包括***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纠正的。所以1975年他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就够，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没有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讲出这个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对象，不适合做这件事。这个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摆着，邓小平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说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来看得明白，“文革”结束后，他再复出的时候，强调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为了这个拒绝，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但是对毛泽东来讲，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工作人员回忆，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当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眼前的现实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曾经很自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后来他发现，乱的不是自己吗？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伤感而已。
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的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始终认为是在反修、防修，是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下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错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谓打倒、换人，而主要靠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如果监督制约跟不上，光靠换人，我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新换上一波人可能比较收敛一些，但时间久了照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毛泽东的失误，恐怕就失误在这里。“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国家、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以上，我粗线条地勾勒了我们这20年探索的过程。这段走得很艰辛、很曲折。为什么我们中间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刚才，具体的原因讲到了，包括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也讲到了，在这我想有必要讲几条客观的原因。我想，都讲到，可能会更周全一点，看问题看得更明白一些。
第一条，搞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也很丰富，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不足的。开始我们跟着苏联学，学到1956年意识到不能学了，必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什么样的路？谁在短时间内能说得清楚！邓小平曾经讲过，“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有发热？都发热。有些错误是大家一同犯的，我想这就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第二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一点刚才实际上讲到了，所谓四个“单一”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从别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我们看当年发生过的事情，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发生其实都发生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厉害。什么原因就在于当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搞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病根是一样的。
第三条，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一点上，我们所受的影响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特别的长，虽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又铲除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它的经济根基，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决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应该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失误就跟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系。比如说个人专断家长制，当然是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有个人崇拜也跟这有关系，我们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所以当年才会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四条，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环境。我们这20年的探索，始终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就容易使我们产生两个方面的偏差。一个是容易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反映过度。美国要演变我们，苏联要颠覆我们，我们当然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但是当年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对付，结果一搞就扩大化了。还有，容易发生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开来的偏差，我们老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搞得很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批的很多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今天眼光当中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第五条，普遍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当年我们对现代化工业了解甚少，对现代技术革命更是不清楚。所以，才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当年的土法炼铁，跟眼界、素质有关系。
我讲这几方面客观原因，就是想说明当年我们的失误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甚至也不仅仅是党***领导集体的，而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特定阶段里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我觉得这么看，问题可能看得更周全一些，也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的探索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积极意义。
实践中的成就，在我看来主要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为这么四点：
第一点，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否则，你靠谁都靠不了，有钱也买不到。美国人不会卖给你。应该说，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我们这样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相对比较合理。1954年毛泽东说不能造的东西，很快从1956年开始就都能造了。
第二点，“两弹一星”的突破。特别是原子弹，我们当年是在困难时期起步，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尖端武器。陈毅元帅曾经讲过，哪怕我们穷得把裤子脱下来当掉，也得搞自己的原子弹。北京的一些顶尖科学家离开了家，到了西北戈壁滩，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1964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功。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第三点，培养了很多人才。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的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点，还有外交上的成功。主要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所导致的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从抗美援朝开始激烈对抗，对抗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这个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机，导演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居然跑来访问。这件事震惊世界，很多西方大国纷纷跟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改善。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这些成就我认为都是实实在在的。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的名字。比如说王进喜，比如说焦裕禄，比如说雷锋，还比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等。这些人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大庆，大庆的铁人纪念馆去了好几次，我对王进喜的事迹可以说很熟悉，但是每次去都受感动。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为了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讲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0几岁，应该说少活的不只20几年。对这段成就，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不光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也对不住当年的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公道。
另外，这个时期的探索，在理论上也有积极意义。这一段探索当中取得的一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这些领导人所继承，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再一个，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成了创立新理论、开辟新道路的契机。还有第三条更重要，那就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人民，包括教育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想一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人能够走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们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当中被打倒了两次。这样的特殊经历，在党内使他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谁都多，也比谁都深，我认为是大彻大悟。他后来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如果有时间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想很容易发现这个现象。那就是邓小平爱谈历史，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都是他的基本论断。而且这些论断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的教训，说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的。再后来，又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再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所以，“文革”这个错误，我们看没有白犯，这个代价没有白付，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所以，综合来说，这一段探索虽然我们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艰难，犯过错误，付出过代价，但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中间有成就，有教训。但是，我想无论是成就还是教训，对后来我们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才不会发生苛求于前人的问题，才不会发生割断历史的问题。
这是我对这段探索的一些理解、感悟。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五
中国的革命道路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积极探索民主革命到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试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对这一道路的探索心得有深入的认识和体会。在我看来，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心得体会主要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坚定的决心、与时俱进、团结一心、实事求是和探索创新。
首先，坚定的决心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发起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中国的革命者都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他们不怕困难和牺牲，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福祉而前仆后继地奋斗。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铸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其次，与时俱进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关键之一。中国革命者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社会发展变革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改进革命策略和道路。从新文化运动到土地革命战争，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革命者始终与时俱进，积极应对时代的要求。
第三，团结一心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重要保证。革命的事业是一个团结的事业，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中国革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经历了内外困难和艰险，但是始终保持着团结一致的态势。无论是国共合作还是统一战线，中国的革命道路探索始终凝聚着各方力量，实现共同的目标。
第四，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从实际出发，分析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中国的革命道路探索充满了创造力和发展性。
最后，探索创新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必由之路。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国的革命者始终保持着探索创新的精神。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的革命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不断寻找克服困难的新途径。
总之，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心得体会是多样的，但这五个方面的总结可以说是最为核心和基本的要素。只有坚定的决心、与时俱进、团结一心、实事求是和探索创新，中国的革命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能蓬勃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和体会这些探索的心得，从而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的挑战和发展需求。革命是一代人的事情，也是一代人的责任。我们有信心和决心，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为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不断努力奋斗。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六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符合中国国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正确之路。它经过了党的不懈探索，最终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产生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旧社会，变成如今繁荣昌盛、团结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党带领全国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不断推向深化。
近代以来，在长期的奋斗中，中国人民得出了重要的历史结论即：惟有共产党、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这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它包含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和探索。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2]。
但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经历了曲折而艰苦的奋斗征程，才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基的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对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
首先，摆脱苏联模式，坚持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照搬苏联建设模式便成为我国建设的必然。但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在我国建设中逐渐显露，毛泽东在党内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最近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教训，少走了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要走自己的路。
其次，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并揭示了解决矛盾的不同方法。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4]这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供了重要理论源头。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现实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借鉴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从我国国情出发，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缓慢，社会落后的面貌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变，对此，邓小平有清醒认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5]对于解决矛盾的方法，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这样的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首先，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本质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和价值目标的科学揭示，为我们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战略目标。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通过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两个不等于”思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另外，一国两制的独创性构想，开辟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先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解决祖国统一提出了最佳途径。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的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也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
第一，继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及时向全党提出党建理论要创新，并作出加强党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江泽民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四）新时期的领导人：科学的和谐。
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是党一直不懈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科学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一，科学发展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中探索新的发展理念，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基础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创新成果。反映了党对发展的本质内核和规律的把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第二，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思想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党几十年来领导中国人民汲取深刻教训、总结丰富经验，不懈探索的成果，是党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并由此积累了丰富经验。
首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成功的基本前提。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属性，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就是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最有力证明。
其次，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特征，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通过改革开放实践，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党自身的建设的方向，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实践，努力实现社会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者，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根本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党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始终坚持把最大限度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劳动经验，通过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保证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使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有机统一起来，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国家亦将愈来愈繁荣富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n].人民日报，2007-10-25.
[3]毛泽东选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7.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2，
165.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5.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七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个题目要谈的是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讲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这一段的探索应该说很曲折，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能够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的任务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毛泽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一条自己的路。那么，为什么这个任务这时候才提出？新中国成立到这时候已经快七年时间了，为什么这中间没有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打破了过去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这个迷信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都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后来讲过，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但是，这个迷信让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让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所谓“秘密报告”，其实题目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事先没有正式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苏共二十大2月25日结束，24日晚上临时通知开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报告。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只让波兰、匈牙利的两位团长去听，我们的团长是朱德，副团长是邓小平，都没让听。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当然，这个秘密维持很短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到报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出来。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中央把他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充分，讲得淋漓尽致，甚至讲得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民族问题的错误，强迫包括车臣印古什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规模地长距离地迁徙；比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动不动就杀人。斯大林晚年连苏共中央领导层的成员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举世震惊。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这个报告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报告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主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使他们警醒，促使他们反思之前从苏联学过来的这一套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当报告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思考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内在的联系。
探索之初，我们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反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八大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虽然没有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说法，但思想是明确的。还比如八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还有八大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还有在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前后，一些领导人个人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失误。先是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今天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当年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不是为了整风，而是为了整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立不住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的目的、愿望无可置疑。整风，为什么会发动？出于什么考虑？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内外背景就清楚了。国际背景是苏共二十大，还有在此之后波兰、匈牙利发生老百姓闹事的情况，这些事情都促使毛泽东这些党的领导人反思、警醒，怎样避免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事情。再一个我们国内也出现一些事，当年有人罢工，有人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领导人高度关注，深入调研，得出非常好的结论，认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工作人员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把本来可以和缓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讲，你要修飞机场，要占农民的地，要拆人家的房子，前提是必须安置好，没有安置好就拆了房子，怎么不闹呢？别说是人，就是鸟，你掏了它的窝，起码也会叫唤几声。在这里很清楚，毛泽东把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到领导干部头上，没有怪老百姓。由此认定我们党内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风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党群关系。我觉得整风运动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发动的，所以主观愿望动机，无可置疑。
整风，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说你们整风不整风，以后再说，起码短期内不要整，短期内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在文教卫生领域，你们专家多，内行多。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外人士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对的，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说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不清楚，甚至有的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又发展下去，我们这个党有可能毁了的。
但是，整风过程中也确实有极少数人，主要是极少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受的意见。有人讲了这样的意思，我欢迎你整风，但是如果真想整风，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是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有人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央当然不会答应，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作出反击，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据后来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最终，经过复查没有改正的不到三千人，大部分人被冤枉了。所以，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今天，中央也是这个基本结论。
1958年开始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这个失误，持续时间更长，持续三年之久。
“大跃进”的失误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领导人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太急了，毛泽东这一代人都很急。当然现在回头想一想，他们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建国初又遭受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又出现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不可能不急。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毛泽东后来更加尖锐的提出，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地球的球籍。我认为他们这些领导人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搞快一点，如果方法得当，也不是不可以搞快一点。
问题还有第二条，就是缺乏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搞政治斗争，经验也丰富；发展农业生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就是搞现代化工业没经验，过去基本上没有搞过。以为靠打仗冲锋的办法，就能把工业搞好，现在看来显然没那么简单。当年，“大跃进”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我们着急，要在钢产量方面迅速地赶上超过英国。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先确定钢的产量指标，然后其他方面服从保证。农业、轻工业受了冲击，在所不惜，这个思路绝对有问题。后来钢产量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现严重灾害，还有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的经济一度非常的困难。“大跃进”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我们出于这样的愿望犯下“大跃进”的错误。
还有第三个失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失误发生在“大跃进”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大跃进”引起的。
我觉得公社化运动有两个起因，一个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的。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中央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纷纷仿效，公社就已经办了很多了。
再一条具体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自发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有几个优点、特点便于过渡，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公有化程度当然就高了，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利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9月1日报纸登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国庆节以前，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时间虽然短，但问题很严重。一个问题是办社过程中的“共产风”，几十个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穷的沾光，富的就吃亏了。第二，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搞点别的不要钱。明摆着当年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支撑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钱。连吃饭不要钱这一项，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普遍难以为继，但是1958年夏秋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两季大多数地方都是大丰收，而且秋收和夏收中间隔的时间很短，夏收粮食还没有吃完，秋收的粮食又来了。这一段时间内给了人们一种假象、错觉，似乎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就要实现。当年，还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一些做法庸俗化了。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后来农村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公社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工作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上这一段时间我们搞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系给调整为正常。这一段做得相当不容易，有些举措今天想来，似乎都不可思议。比如说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动员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两年时间我们动员了将近三千万人回农村。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感慨万千，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确实，我们的老百姓很好，体谅国家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我认为当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够的，我们干部队伍也好，干部队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
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起点是八届十中全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全会所接受，写入了全会的公报。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全会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中央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除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包括中央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中央。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中央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中央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央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纠正的。所以1975年他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就够，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没有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讲出这个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对象，不适合做这件事。这个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摆着，邓小平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说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来看得明白，“文革”结束后，他再复出的时候，强调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为了这个拒绝，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但是对毛泽东来讲，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工作人员回忆，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当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眼前的现实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曾经很自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后来他发现，乱的不是自己吗？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伤感而已。
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中央的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始终认为是在反修、防修，是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下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错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谓打倒、换人，而主要靠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如果监督制约跟不上，光靠换人，我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新换上一波人可能比较收敛一些，但时间久了照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毛泽东的失误，恐怕就失误在这里。“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国家、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以上，我粗线条地勾勒了我们这20年探索的过程。这段走得很艰辛、很曲折。为什么我们中间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刚才，具体的原因讲到了，包括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也讲到了，在这我想有必要讲几条客观的原因。我想，都讲到，可能会更周全一点，看问题看得更明白一些。
第一条，搞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也很丰富，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不足的。开始我们跟着苏联学，学到1956年意识到不能学了，必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什么样的路？谁在短时间内能说得清楚！邓小平曾经讲过，“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有发热？都发热。有些错误是大家一同犯的，我想这就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第二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一点刚才实际上讲到了，所谓四个“单一”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从别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我们看当年发生过的事情，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发生？其实都发生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厉害。什么原因？就在于当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搞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病根是一样的。
第三条，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一点上，我们所受的影响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特别的长，虽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又铲除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它的经济根基，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决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应该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失误就跟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系。比如说个人专断家长制，当然是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有个人崇拜也跟这有关系，我们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所以当年才会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四条，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环境。我们这20年的探索，始终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就容易使我们产生两个方面的偏差。一个是容易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反映过度。美国要演变我们，苏联要颠覆我们，我们当然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但是当年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对付，结果一搞就扩大化了。还有，容易发生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开来的偏差，我们老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搞得很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批的很多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今天眼光当中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第五条，普遍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当年我们对现代化工业了解甚少，对现代技术革命更是不清楚。所以，才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当年的土法炼铁，跟眼界、素质有关系。
我讲这几方面客观原因，就是想说明当年我们的失误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甚至也不仅仅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而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特定阶段里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我觉得这么看，问题可能看得更周全一些，也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的探索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积极意义。
实践中的成就，在我看来主要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为这么四点：
第一点，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否则，你靠谁都靠不了，有钱也买不到。美国人不会卖给你。应该说，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我们这样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相对比较合理。1954年毛泽东说不能造的东西，很快从1956年开始就都能造了。
第二点，“两弹一星”的突破。特别是原子弹，我们当年是在困难时期起步，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尖端武器。陈毅元帅曾经讲过，哪怕我们穷得把裤子脱下来当掉，也得搞自己的原子弹。北京的一些顶尖科学家离开了家，到了西北戈壁滩，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1964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功。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第三点，培养了很多人才。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的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点，还有外交上的成功。主要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所导致的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从抗美援朝开始激烈对抗，对抗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这个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机，导演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居然跑来访问。这件事震惊世界，很多西方大国纷纷跟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改善。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这些成就我认为都是实实在在的。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的名字。比如说王进喜，比如说焦裕禄，比如说雷锋，还比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等。这些人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大庆，大庆的铁人纪念馆去了好几次，我对王进喜的事迹可以说很熟悉，但是每次去都受感动。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为了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讲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0几岁，应该说少活的不只20几年。对这段成就，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不光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也对不住当年的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公道。
另外，这个时期的探索，在理论上也有积极意义。这一段探索当中取得的一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这些领导人所继承，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再一个，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成了创立新理论、开辟新道路的契机。还有第三条更重要，那就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人民，包括教育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想一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走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们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当中被打倒了两次。这样的特殊经历，在党内使他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谁都多，也比谁都深，我认为是大彻大悟。他后来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如果有时间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想很容易发现这个现象。那就是邓小平爱谈历史，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都是他的基本论断。而且这些论断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的教训，说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的。再后来，又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再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所以，“文革”这个错误，我们看没有白犯，这个代价没有白付，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所以，综合来说，这一段探索虽然我们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艰难，犯过错误，付出过代价，但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中间有成就，有教训。但是，我想无论是成就还是教训，对后来我们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才不会发生苛求于前人的问题，才不会发生割断历史的问题。
这是我对这段探索的一些理解、感悟。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八
中国的革命道路源远流长，从辛亥革命到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经历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这个道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近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但在现代的中国，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真正走上了探索之路。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尝试，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这次革命以推翻满清政权为目标，成为中国人民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开始。
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充满了曲折和磨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通过推翻封建统治，实现土地革命，并团结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才能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村为纲”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遵循。然而，这个革命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共内战、对外侵略、内部分裂等一系列问题使革命的道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1949年的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也是中国革命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标志。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成为新中国的新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和挑战，取得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道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
中国的革命道路一直备受国内外争议，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存在差异时更是如此。一些西方学者批评中国的革命道路是“非民主”的，认为中国缺乏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参与。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中国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更是为了摆脱千年封建压迫和贫穷落后。因此，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现实情况下，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应自身国情和民族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的正确性和可持续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将继续，中国的革命事业也将不断发展。回首过去，我们深感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仍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下，中国需要继续加强自身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推动、不断反思的过程，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找到适应时代需求的新路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革命必然取得胜利，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伟大事业也必然取得胜利！”
总之，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一条曲折但充满希望的道路，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中国革命探索的最好见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道路将不断演进，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路径将始终是我们前行的指引。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九
党的xx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一些人喜欢用西方宪政等概念术语来解读和引导，例如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套改为“宪政”。这种概念的混用，导致了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认识的干扰和误导。排除这种干扰和误导，对树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至关重要，对学术研究和中国理论体系建构也很重要。
用西方的“名”(价值和概念等)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套到西方话语体系中，是西方学术和意识形态同化战略的一部分。我国古人对“名”格外慎重，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讲法。当然，西方学术对自己的“名”也很重视，不轻易接受外来的带有价值含义的概念。要摆脱西方“名”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替代、覆盖和干扰，正名、顺言、成事工作就格外重要。简单套用西方宪政等概念，不利于我们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束缚住了我们的思维，丢了自己好的东西不说，生产的知识最后充其量是在为别人打工，是别人体系的一部分和附庸。在中国制度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还有人总爱拿西方制度标准来套中国制度，认识上早已落伍了。
关于西方宪政，经常与西式自由、民主、法治等概念纠缠在一起，同义反复很多，这就像古人司马谈论名家时所说的，“使人苛察缴绕不得其意”，把人给绕糊涂了。至于“宪政”究竟是什么，是不明就里的。有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有说没有宪政就没有民主;有说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有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有说要分权制衡，有说要保障民权;成功了是因为实行宪政，失败了是因为拒绝宪政;更有甚者，还有说要精心设计出一个完美宪法，就可长治久安。找来国内新出版的四卷本《世界各国宪法大全》一书一看，宪法蔚为大观，各种宪法不可谓不多，朝令夕修的不可谓不少，但是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绩效，各国则又相去甚远。中国人常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宪法为公器，贵在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保证实施，按照宪法来治国理政，同时每个公民对宪法要有敬畏，这是政治学的一般道理。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最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章党规管党治党，依据宪法领导人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治国，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坚持用自己制度模式中的“名”，容易将自己制度价值、制度原理、制度实践讲清楚，从而在制度教育中逐步形成自己制度的思维基因;相反，用西方宪政的“名”言说中国制度，说不通，甚至对政治发展有很大的误导效应。
反对用西方宪政概念和标准来对照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民主政治建设，并不是说我们要全盘否定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政治文明，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每个国家都不应该看着别人的制度文明不舒服。这符合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倡导的和平共处的精神。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反对用西方的“宪政”来套中国的民主法治，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法治建设，也不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就已经很成熟了，更不意味着我们就关起门来，不学习和借鉴人类在法律文明上已经形成的许多合理且对我们也有用的内容。但是在借鉴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别人好的东西转化到自己法律体系中，而不是把自己转化到别人体系中去，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
制度自信并不仅仅表现在实践中，也体现在我们的思维中。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要有对自己法系的自信。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减少这种简单化、片面的认识的干扰，从西方宪政思维中走出来，核心是培育、践行中国制度以及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思维。
第一，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思维。中国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制度的一个核心精神，或者中国实行法治的一个核心思维，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这种思维应该深深植根在治国理政、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全过程中，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因。按照这个思维，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依法治国领域，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所谓西方的宪政思维，恰恰与中国制度思维是矛盾的。在中国制度思维下，我们遇见问题难题会坚持在中国制度框架下去认识并加以解决，而在西方宪政思维下，人们一遇见问题难题就会总想到在西方制度中去开药方，这种思维在实践中不会巩固中国制度，只会慢慢削弱中国制度。
第二，人民主体思维。人民主体是中国制度的基本特征。坚持人民主体思维，就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享受的权利与其承担的义务是统一的;坚持法治建设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坚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法纪思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会有秩序。古人说：“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法要行，首先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和法律权威，敬畏宪法和法律。在中国制度下，法纪思维有两个含义，一是全社会形成对宪法和法律崇高性、权威性的认识，二是对党员干部来说，要有对党章崇高性和党规党纪严明性的认识。党规党纪不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党规党纪严于法律，保证党从严治党、长期执政。
第四，法律文化思维。制度与文化总是不可分割的。具体到中国的法治文明，就是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思维。古人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的就是德法兼治的治国理政思维。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进程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西方法律形式主义和程序主义的弊端，重视汲取我国古代传统法律文明资源。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曾说：“夫法制繁，则巧滑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这段经典的话用来批判当前西方法律形式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很贴切的，中国的法治建设应该避免其弊端。再比如，中国法治文明思维中重视调解，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法治领域的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西方对抗性法律程序过度的弊端。调解不仅体现在我国国内法治体系中，而且在对外关系处理中也很重视调解的使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立法律体系，中华律令文明对周边地带不乏影响，被借鉴的也不少，中华法系在人类法律文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有西方学者在20世纪初统计，在人类有史以来的xx大法系中，有6个已经彻底消亡，5个经过融合后得以存续，3个基本未经融合而生存下来(中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两个经过大规模融合更新和再造，但已面目全非(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其中，历经3000多年未经融合而存续下来的就有中华法系。纵观法律体系演变史，凡是自成体系并具有一定辐射意义的法律体系，都是在自己社会土壤中生长壮大的，照搬和拿来主义的国家从来不会在世界多极法系和法律文明中拥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制度体系正在走向定型，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逐步建成，即最终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与法律法规衔接、自洽并相互支持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系的确立。因此，中国的政治学人和法律学人始终要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道路，矢志不渝建成中国法系的自信，唯有这样，才能在推动知识体系发展和国际学术对话中拥有自尊。而按照西方宪政思维来指导，今天搬欧洲大陆法系，明天学英美法系，搬来学去，最后无非是别人法系的一个分支，断不可能建成自己的法系，更不可能在人类政法文明独树一帜、自成一格。我国唯一担任过国际法院院长的史久镛法官，在论述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发展时曾说：“这些年里，中国法学界在强调借鉴、接轨的同时，对中国法律人自己独创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淡漠了，乃至不大提及了。”这段话是个警示，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发展国内法治体系还是建设国际法治体系的进程中，始终要有建成中国法系的自信。
因此，一旦我们拉长历史的视野，拓宽比较的空间，就会从国际比较和历史纵深中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建设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规范着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我们理应将其作为人类一大法系去认识和发展。要充满自信地把中国法系视为人类一大法系，摆在世界多元法系中。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建设中，拥有强烈的事业感和巨大的成就感。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十
翻开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见，我党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路走来!近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迫的白色恐怖中创立，从诞生之日起即历经磨难、饱经风霜。千千万万革命前辈抛头颅撒鲜血，奋不顾身地喚起灾难深重的积弱民众，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守为人民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这些新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的前列，在不断纠正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以及同西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复杂斗争中，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并不断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把我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推进党的先进性、创新性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更加注重教育全党，不断从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使我党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新时期、新特点、新任务，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专题教育和今年开始的“学习党史、国史”等活动，都是为了使全党更加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提高广大党员的党性觉悟，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我党已经是有9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
就在今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第一个建党百年奔向小康目标的关键时刻，“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及其迅猛的蔓延，向我们党，向我们国家，也向全世界提出了挑战。措手不及中，***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为全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面对“疫情”，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迅速科学做出决策，实行高效有力的应对，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充分展现，党心民心空前凝聚。在疫情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的救治，到社区挨家挨户的排查、生产、攻关，3900多万党员干部，夜以继日的奋战在抗疫前线，460多万党组织高效运转。实践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愈挫愈奋战的政党，具有脱离险境的神奇力量，能创造出让人难以置信的传奇业绩，带领全国14亿人民，严防死守，用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阻断疫情的传播。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复工复产战斗中，党员仍然起到带头作用，在全世界“疫情”还在急速大面积扩散的情况下，使我国的经济、生产，逐渐走向了轨道。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挫折，通过对党史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过去，更加清楚未来前进的方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警察，我将秉承光荣传统，不忘初心，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十一
根据支部学习计划，由我领学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通过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个人党性修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与曲折的历史，我个人觉得有如下的宝贵经验供我们学习：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指引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大门的时候，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直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我们要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5年底至1956年间，党的领导人，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提出，对苏联的经验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讨论这两篇文章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阐释了国际共产主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教训，最突出的是反对个人崇拜，维护集体领导原则，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等。避免执政党犯严重错误，从局部、暂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使之不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十个方面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成为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斯大林在政治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采取严厉的手段进行了处理，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举行，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这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
早在“*****”当中，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拉开了纠正“*****”错误的序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对“*****”的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纠正。一是恢复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扫清否定“*****”的思想理论障碍。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同年9月，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二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为刘少奇等一大批被迫害的同志平反，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热情，而且为否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合乎时世、顺乎潮流，深得民心、深孚众望。
正是因为总结了“*****”和“左”的危害及教训，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要在总结历史中排除右的干扰，我们党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邓小平理论孕育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发轫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明确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直气壮地反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或“左”或“右”两种错误思潮，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十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同时提升了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知水平，只有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20xx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心得体会。
范文三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历史性变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大思想武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在我们党的历、中华民族历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历史性变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大思想武器，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我们就能战胜前进中的各种风险挑战，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时代发生新变化、新变化需要新思想，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视野，把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具体步骤、基本方略、方法路径。只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壮丽篇章，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居于引领地位的宏伟奋斗目标。
要深刻领会、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按照“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努力。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发展，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作出新贡献。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xx大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夯实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雄厚基础，塑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面貌，进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思想。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是顺应时代之必然选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中，其高屋建瓴、统揽全局、大气磅礴、博大精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党和国家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在当前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际，现就我个人学习情况谈以下几点：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是这次党代会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
党的xx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新使命新实践需要新的思想来指引。党的xx大以来的5年，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离不开这个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回首九十七载光辉征程，我们党坚守初心、矢志不渝、筚路蓝缕、不畏险阻，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为百姓筹谋利益，用事实回答了初心之问。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三个“起来”这一重要论断直达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底，激起了浓浓的民族自豪感，让更多普通的中国人感受到了国家的文明进步，真切体会到了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历史性巨变。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党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人民的一切美好生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懈奋斗而取得的。xx大以来的这五年，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同频共振，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得到解决，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终于办成。五年来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不仅振奋了人民精神，更凝聚起坚不可摧的人心力量。
硕果鼓舞人心，蓝图催人奋进，实干富民兴邦。我们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奋勇前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在新时代，伟大斗争在考验着我们，伟大工程在引领着我们，伟大事业在激励着我们，伟大梦想在感召着我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全面、内涵深刻，要不断学习，加以对照，终身坚守，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每一名党员都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不折不扣、完完全全去履行党员义务，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总之，我们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要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知行合一，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以高度的责任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认真全文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宪法;党的xx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和检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讲话。现将我个人学习心得体会总结如下：
一、主动加强学习，深刻领会精神。
一是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把握精神实质，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高检院和省检察院的要求部署上来。
二是对党和人民忠诚，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加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公仆意识、服务意识，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司法为民”的执法理念，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与正义。
三是毫不动摇地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践行党的宗旨，恪尽职守，进一步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践行“五个过硬”，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服务保障海南经济发展和完善检察工作自身发展中，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坚持学以致用，做到用以促学。
作为检察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把学习贯彻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率先垂范，为全院检察人员作出示范。
一是始终牢记入党誓言，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并以焦裕禄、杨善洲等模范人物为榜样，对照党的宗旨检查自身言行、修正坐标。
二是通过参加院党组中心组学习、支部“三会一课”、专题学习研讨以及自学等方式，系统学习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35号文件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将所学内容进行总结、反思，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三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进一步增强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的政治定力，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四是遵守政治规矩，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把“四讲四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五是自觉把学习成果融入到实践省检察院“三三三四五”工作部署的要求上来，融入到完成今年各项目标工作任务的过程中。
在工作中，我坚持每周至少下乡一次，深入到农村走访群众，倾听群众诉求，及时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积极回应群众关心关切，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三、查找存在不足，加强廉政建设。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我时时告诫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坚守自己的德操，就是依法办案、公平办事、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绝不给检察机关的形象和利益造成损害。
一是要求本人和分管部门干警强化自我约束，依照党员标准进行自我反省，自觉对照检查是否存在对自身要求不严、交友不慎，是否出入不该涉足的场所，是否热衷于吃喝应酬，是否能够严格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
二是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做到实体和程序并重，依法合情合法维护被害人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每一件犯罪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每一份证据都有出处，都是依法收集，绝不违法违规办案，真正做到案件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相统一。
三是在执法办案中严格贯彻落实“三严三实”，做到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围绕着公平与正义，推行实体与程序并重、打击与保护并重的原则，逐步稳健推进检察工作的发展。
检察机关的司法形象会影响司法公信力，进而影响公众对国家权力的信任程度和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检察机关党员领导干部，要牢记职责使命、坚守责任担当、依法行使权力、自觉廉洁从检，在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目前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
因此，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加强组织建设，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保证司法体制改革爬坡过坎、闯关夺隘，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才能使检察机关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作为检察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应主动规范自身的行为，自觉拒腐防变，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观念，做到勤政务实、勤俭节约、秉公用权、生活正派，才能做党和人民需要的合格党员和检察官，才能更好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贯彻到检察工作中、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十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建立起比较完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单一星,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直到今天还在支持和励着我们前进的步伐。通过字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历史,我有以下四点感悟：
学习党史要佳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是必须循的党性原则,我们要认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备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后漫成就,深刻认识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传统和优良作风,巩国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便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十四
景区生态文明，是景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石，是景区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景区文化伦理形态。
景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得益于景区先期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又能更好地保护与改善现有的生态面貌，进一步促进景区的全面发展。云龙湖风景名胜区作为一个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高度融合的区域，同时也是正在打造的徐州市唯一一个5a景区，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促进全市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路更畅、城更靓”五大生态功能、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以及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笔者实地调研了云龙湖景区，并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总结了近年来景区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进一步推进景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一己之力。
一、主要做法和成效。
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主要包括云龙湖、云龙山、珠山、大头山、韩山、西凤山，面积达到14.4平方公里，其中云龙湖水面(含小南湖景区)面积已达到6.67平方公里。已建成的景区主要有：水族展览馆及水面游览区、滨湖公园、湖东文化古迹游览区、小南湖生态游览观光区，以及珠山风景区等。
(一)水更清。
1.加强监测，保护湖体水质环境。
云龙湖截污工程正式运行使得云龙湖实现了湖水雨污分流，自10月起，我委委托具有专业资格的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徐州分局，通过布设20处监测点加强对云龙湖及入湖河流水质进行监测，分析水质变化原因，准确掌握动态水质信息，云龙湖湖面整洁美丽，湖体水质达到国家重点风景区二类湖泊水质的要求，并且保持稳定。
2.加强监管，加大违规惩处力度。
通过制定水源污染防治预案和水源保护预案，并与周边29家单位签订污染排放承诺书，进一步明确了排放要求;每天组织专门人员对每个污水出入口及泵站进行检查并记录在案;同时，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切实加强对周边单位污水排放的监管，一旦发现有违法违规排放，必及时依法严处。
3.做好打捞工作，确保湖面洁净清美。
针对水草生长的季节性，每年春夏时节及时组织水库管理处、环卫站、养殖场和滨湖公园等相关单位进行打捞作业，并确保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安排专门队伍负责湖面漂浮物打捞，并实施长效化管理，以保证河道畅通、水质清洁、湖面美丽。
4.提升人员业务素质，保证工作质量。
针对水质监测工作，邀请水文专家对检测人员、技术人员以及部分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其熟练掌握水质简报编制、水质评价依据、监测的七项标准、水质富营养化和常见水草防治等水环境监测知识和技能，保证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地更绿。
1.湖西路绿化改造。
湖西路绿化改造工程位于云龙湖湖西路及玉带路临湖一侧，全长约2.8公里，9月底绿化改造完工。此次改造以“秋”为主题，在原有绿地景观基础上进行提档升级，增加了树阵广场、亲水平台、雕塑小品、林荫游步道等服务设施，以及座椅、休憩亭、厕所、标志牌、生态停车场、可坐式花坛、无障碍坡道等服务设施，对原有少量枯死及病虫害严重的树木进行更新，新栽植物苗50余种，并以秋季观赏植物为主，最终呈现了“丹枫烂漫锦装城，要与春花斗艳明”的盛景。
2.湖中路景观提升。
湖中路景观改造工程中，通过多种植物合理配置，营造了四季变化的视觉感受，新增“福临门”、“结发葫芦”等雕塑小品，营造出一种喜庆的氛围;同时利用地势建设亲水平台和游步道，营造移步换景的效果。
3.泉山森林公园敞园改造。
泉山森林公园改造是市委市政府进一步还绿于民、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又一重大工程。曾被誉为“徐州绿肺”、“天然氧吧”的泉山森林公园，此次改造特意依托景区原有的植物资源，按照‘自然、生态、原始’的理念将其改造成集自然生态、休闲游览、生物多样性于一体的生态森林公园，注重突出植物造景及山水相依的自然特色，主要景点有烟柳春色、风荷夏韵、枫林染秋、冬岭寒松、松迎梅香、楸韵樟馨、竹林茅舍等。此外，龙泉湖景区作为泉山森林公园的点睛之笔，此次改造通过扩大湖面面积、丰富和提升湖边小景，加之环湖游园路的贯通，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美好空间和意境。
(三)城更靓。
1.云龙山敞园改造，提升文化遗产保护。
云龙山是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的主要组成部分，长约3.15公里，自北向南有9个山头。云龙山作为“三云”品牌的重要一品，既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典故，又有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此次改造工程分三期，一期工程范围为云龙山东北门上山道至原市广电局，以景观绿化为主，进一步提升云龙山景区的景观水平，改善云龙山的生态环境，挖掘和弘扬历史文化内涵。改造后的一期工程，以苏轼文化为核心，黄茅冈群羊坡为主线，再现了苏东坡诗歌意境。在整体布局上，结合原有侧柏树林及特有地貌，突出园林植物的生态多样性及自然原始景观。同时，采用现代的敞园园林建设模式，集游览、观赏、服务、健身等多功能为一体，涉及工程内容丰富，达到历史古迹与自然山水的有机融合，重点突出文化符号的人文色彩与价值。
二期工程范围为原市广电局至云龙山隧道西口，启动云龙书院、张山人故居等古迹重建，重建的张山人故居将对故居的外立面设计和建筑结构布局进行大胆创新，故居内的房间进行了适当扩大，使房间更具实用价值。云龙书院在原址进行重建，建筑结构为砖木，以充分保持清初官式建筑风貌，同时增设展示厅和汉学讲堂，使云龙书院成为一个既具有历史底蕴的旅游景点，又能够弘扬传统文化的教学场所。并设置苏轼、萨都剌、白居易等古诗人游徐州、赞彭城的诗词石碑，达到历史古迹与自然山水的有机融合，原有珍贵的历史风貌将修复还原，显著提高徐州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及景区的生态文化建设。
三期工程范围为云龙山东北门上山道至云龙山隧道东口，以佛教文化为主，将是云龙山的精品区，目前还没有投入施工，还要面向全国进行设计招标并广泛征集全社会意见，在此基础上再投入建设。
2.珠山景区改造，弘扬道教文化。
珠山景区的改造是徐州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显山露水”工程的又一创举，也是徐州生态文明城市创建的又一实事，同时还是自然山体保护和宕口修复的标志性工程。景区的创建是将原来杂乱的民房和小饭店一一拆除，拆迁面积达55万平方米，总投资高达17亿元。其以道教文化为核心，以徐州丰县籍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仙路历程为主线，设有鹤鸣台、百草坛、天时广场、创教路、天师岭等景点来展示道家文化。以植物配植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动静分区，特色明显，基础设施完备，是集休闲、生态、自然为一体的全融入、无障碍、开放式主题性景区，切实做到了“退建还绿、还绿于民”，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高度重视。
此外，珠山景区的改造在强调自身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同时，也融合了现代元素，更加注重人的参与性与融入性。其人文精神的弘扬、好人园的打造、道家文化的挖掘、古树名木的保护，以及尽最大可能让市民融入景区的设计理念，都体现了极大的人文精神和人性化的设计理念，这正是生态文明创建的根本要求。
二、存在的不足。
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是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和价值意识的载体。现代社会生态文明的缺失正是因为人们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因此导致人们藐视自然、忽略自然，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1994年12月11日，云龙湖与杭州西湖结为“姊妹湖”，两姊妹湖的美各有特色，然而西湖美的不仅仅是风景，更是文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赞的也不光是西湖的美景，更是西湖的品牌和杭州的知名度。西湖以“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故事”名扬天下，“西湖十景”的每一个景点从形成到命名也都是由先贤达人用智慧与情感重笔勾勒而成的，是西湖风景与文化内涵的集中呈现，象征着西湖的精华所在。历史上关于云龙湖景区的文化传说有很多，诸多文人雅士也曾对其不惜笔墨，除此之外，还有“云龙湖十八景”，但这些却没能够家喻户晓，有的甚至鲜为人知，而如果能够像西湖那样，有着家喻户晓的文化传说，前来旅游观光的游客对景区的.生态环境会自然而然地增加几分敬畏和爱惜。
(二)景区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有待加强。
生态旅游产品是针对旅游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作用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新型的旅游产品,指的是以生态旅游资源为中心吸引物,按生态学目标和要求,实现环境优化组合、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旅游产品，强调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景区内以高端生态度假与高尚活动类的旅游产品、观光与生态休闲类的旅游产品以及宗教类旅游产品已经初具规模，而珠山景区以及泉山森林公园的生态旅游产品就相对单一，其生态资源并没有最大化利用。
三、两点建议。
结合徐州的历史文化，为云龙湖景区撰写一个美丽的传说，并加大文化宣传，不局限于口口相传，要合理利用网络、报纸以及媒体等;在景区内开展多项全市乃至全国性的活动，也应注重宣传报导，增加云龙湖的吸引力;此外，可以引进电影电视等传媒宣传方式，以云龙湖景区为题材背景，拍摄电影电视等，进一步打响云龙湖品牌，提升徐州市和云龙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建设生态旅游景区。
生态旅游景区是指一系列生态旅游景点组合而成的、具有生态美学特征的、具有较为明确的主题和功能的一个旅游地域系统，是协调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最佳选择。而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能够迎合旅游者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心理感受，增强游客融入自然的欲望。以珠山景区为例，可以将道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思想观点“道法自然、道常无为、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等融入其中，在已有的道教景点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建设宗教文化类旅游产品。
此外，泉山森林公园作为“徐州绿肺”，以“看树”为主的观光仅能给游客带来视觉上的壮美感受，如果能够在原有生态资源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增设碳汇教育基地，增建森林博物馆、标本馆，设置生态科普长廊等生态旅游产品，不仅可以促进景区生态建设、提升景区的综合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游客从根本上做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切身融入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漫漫生态路，美哉云龙湖，壮哉中国梦。相信在以习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完成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十五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当时的内外部环境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党首要面临的问题，并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这一探索历程波澜曲折，既有成功的、正面的经验，也有实践证明失败的、反面的教训。***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经艰辛和曲折，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比去学习理解这一历程，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领悟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思想观点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同志曾经总结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建国之初，我们党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是内外部环境所决定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在社会主义改造还未结束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独立自主的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些表明，我们党在当时已经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不够深入，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深刻认识，没有能够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根本思想没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带来了之后的诸多重大决策失误。实践证明，只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逐渐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运用矛盾的观点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以后，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实践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立足中国国情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是正确的路径选择。然而，当时的党对于社会主义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简单地判断为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致使60年代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左”的倾向不断发展，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出了偏差、走了弯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的发生。
第三，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建国初期，由于民主和法治都不健全，党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意见受到压制和打击，正确的主张得不到采纳甚至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遭到批判，错误的决策得不到及时制止甚至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结果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发生“*****”的严重错误。这就要求全党，必须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四，必须坚定四个自信。***总书记讲到：“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尤其需要正确认识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成就和挫折。社会主义初期，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并进行封锁和遏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着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艰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党和人民在历史实践中获得和发生的，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十六
1.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提出的主要任务是()。
a.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b.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c.健全国内民主制度?
d.借鉴苏联的经验和教训。
2.中共“八大”确定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方针是()。
a.逐步改造b.多快好省c.稳步前进d.加速发展。
3.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的规律是()。
a.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b.生产关系变革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c.人民群众具有无限创造力。
d.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
4.党在社会主义建成设中，连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在于()。
a.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b.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理解。
c.没有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d.没有处理好十大关系。
5.产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____”等错误的根本原因是()。
a.毛泽东的骄傲和专断错误。
b.中国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
c.阶级斗争和国际形势严峻。
d.未认清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6.1956年到1965年，我国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呈现的趋势是()。
a.初期问题严重，后期逐渐纠正。
b.初期、后期较好，中期问题严重。
c.初期、中期较好，后期问题严重。
d.整个十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7.人民公社运动“一大二公”的错误在于()。
a.违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b.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c.开始背离“八大”的正确路线。
d.超越了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
8.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被誉为大庆油田的铁人的劳动模范是()。
a.焦裕禄?b.王崇伦?c.王进喜?d.雷锋。
二、材料解析题。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十七
变化是最扎实的答卷，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通过一年多的教育实践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四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探索出了有效途径，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必须坚持从严治党，才能使党始终成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坚强领导核心。从严治党必须具体而不是抽象、认真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这些启示和经验，其重大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出来。
在充分肯定这次活动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全党改进作风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基础还不稳固。作风有所好转，“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树倒根存。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最担心的是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常抓不懈、保持长效。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把目前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使作风建设要求真正落地生根。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次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总结了“六个必须”的经验;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才能开创党的作风全面纯洁的新局面，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结束了，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历史进程永远不会结束。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建，继续打好党风建设这场硬仗，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必定能以好的作风保障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赢得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最新党对中国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心得（汇总18篇）篇十八
我单位就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基层干部学习了一系列有关作风建设方面的文件，并结合基层实际召开了各种形式的作风建设座谈会。作为一名基层党群工作者，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基层党群工作，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一、树立高度的政治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感。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落实是基层政治上负责任的重要体现。作为基层党群工作的一员，就必须培养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者，成为党委和领导决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要自觉增强服从意识，对党组织和领导作出的决策要原原本本的执行，把上级的精神和领导的要求贯彻好，落实好。
二、增强学习意识，强化立身之本。学习是提高自身素质的前提，是做好工作的基础。作为新时期的基层领导干部，应该强化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把学习作为精神需求和政治任务。要端正学习态度，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正确处理工学矛盾，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注重学习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专业知识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法律等知识，不断拓宽知识面，全方位充实自己;要始终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通过理论联系实践学、带着问题学、深入持久学，达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的目的。
三、提高工作效能，加大执行之力。一要尽职尽责。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如果碌碌无为、无所事事，名声扫地。要强化干事创业意识，找准自己的位子，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二要狠抓落实。抓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不抓落实，就会落空。干工作就要发扬稳、准、狠的精神，勇往直前、与时俱进、跨越发展。在落实工作中，无论任务多重、难度多大，干部都要矢志不渝地抓、锲而不舍地抓，不达目的不罢休。三要争创一流。高目标激发强动力。强动力引领快发展。只有定位上的高起点、高效能，才会落实在高速度、高效能。因此，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争创一流”的工作理念，把争创一流作为工作的目标。四要营造氛围。作为基层单位，要营造良好的宽松愉快的工作氛围。领导作风会形成一种导向，影响民风;与之相对应，民风也会形成一种导向，影响领导作风。因此，在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要形成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合力。
四、严谨的工作作风，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作为企业基层党群工作人员来说，就需要培养一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生活作风。在日常工作中，要保持谨慎的工作态度，任何工作要细致入微，做任何事情要反复斟酌，仔细考虑，特别是对领导交待的任务，要认认真真地完成。工作上如果不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接人待物要讲和气，为人处事要真诚，说话办事要三思而行，时时处处保持一颗平常心，用自己的良好行为树立基层领导的良好形象。
我们每一位基层干部都应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对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进行认真的对照检查，以良好的个人形象在职工中作出表率，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始终牢记党纪国法，爱岗敬业干实事。处顺境时不张扬，处逆境时不气馁。要淡泊名利，要清正廉洁。人与人相互交往是人之常情，关键是要把握好分寸，守得住“底线”，这条“底线”就是不违法、不乱纪。要追求名节，不要追逐名利;要以权谋事，不要以权谋私。要用《廉政准则》约束自己，用“四大纪律八项要求”规范言行，管好自己的嘴，不该说的话不说;管好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管好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自警自重，防微杜渐，自觉抵制。
总之，作风建设的关键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言行一致，表率作用直接关乎企业和谐、科学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