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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房间大改造篇一
尊敬的领导干部缓刑后社区矫正本人做到工作以来的思想汇报个人工作思想汇报个人工作思想汇报 尊敬的缓刑工作人员 一、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本人工作以来的思想汇报，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知识的欠缺，只有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努力学习，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胜任本职工作，否则， 不进则退，终究要被环境所淘汰。二、脚踏实地，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我深深地感触到办公室综合性协调部门的重要性，办公室的工作担负着参谋，监督，协调，服务的职能，半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体会到，干好办公室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干好工作就要首先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清楚自己所应具备的职责和应尽的责任。
第二篇
希望矫正对象要加倍珍惜改造机会，用心构筑未来，把过去作为新的起点和加油站。
第三篇
公德，以主人翁的职责感站在祖国的土地上。而一名矫正人员，需要做到的不止这些。不仅仅要遵纪守法，还要主动制止违法行为;不仅仅要有社会公德，还要带动身边的人;不仅仅要做主人翁，还要为了祖国利益挺身而出。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作为一名社区矫正人员要对自我忠于的组织负责，更要对民众负责。
最终，是我对于自我未来的认识。
以前，我一向迷茫于自我的未来。有这 90 后的脾气。可是，当我成为一名进取分子之后，我发现自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开始给自我定力目标，开始努力让每一天变得有意义。慢慢的改变自我，让自我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都更贴合一个矫正人员的标准。同时也更有职责感，虽然还没有到达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胸襟，可是我会为这一目标而努力的。这就是我成为积极分子这一年来的思想汇报，虽然有点凌乱，有点浅薄，但这的确是我真实的想法。有不足之处，期望组织予以批评。我必须全力改正，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社区矫正人员。
缓刑期间思想汇报重复单一，李某某因醉酒驾驶被判处 3 个月，缓刑 5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思想改造房间大改造篇二
;[摘要]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系统性地提出了改造“人的相互关系”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凝聚着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究，对于平等、民主的价值追求，对于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思考。文章总结归纳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理论上的深刻性与预见性，并探讨了其对党和国家现实工作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人的相互关系”;平等;民主
[作者简介]侯卓沅（1993-），男，河北秦皇岛人，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历史观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干群关系的实践与经验研究》（编号：sq191104）的阶段性成果。
一、毛泽东改造“人的相互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改造“人的相互关系”是无产阶级重要的历史使命
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就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我们学习辩证法是为了什么呢？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要改造这个世界，要改造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人与物的老关系。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类大多数都过着苦难日子，受着少数人所控制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压迫。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人类，受着惨无人道的双重性的制度的压迫——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我们必须改变这些老关系，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①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改造人与人的老关系”之任务，并将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视为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础性途径，因而可以讲，此为无产阶级需要承担的重要历史使命。
（二）改造“人的相互关系”之目标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民主关系
在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老关系”即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人民大众普遍受到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受到剥削阶级的经济剥削，女性与少数民族群众所遭遇的则更甚一些。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推翻旧中国普遍存在的人剥削人的制度而不懈奋斗，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民主的阶级根源最终消失。1958年2月，毛泽东敏锐地提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②在当年三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当前“所有制和分配改變了，相互关系未改”③，其结果就是“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④，“劳动者内部关系”⑤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当年八月，毛泽东再次指出：“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⑥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相互关系应是“平等的关系”⑦、“打成一片的关系”⑧、“是种民主的关系”⑨，“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⑩，不能是“猫鼠关系”?，而应是“有民主、有纪律的同志关系”?。可见，从改变经济关系入手，最终实现政治上真正的平等与民主是毛泽东改造“人的相互关系”思想的价值诉求，为此，他提出整顿党的作风、“两参一改三结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思路与方法来实现对“人的相互关系”的改造。
（三）改造“人的相互关系”的关键在于干群关系的改造
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官本位的封建思想遗毒长期存在。因此，改造“人的相互关系”的重点与难点就在于干群关系的改造。
毛泽东曾说：“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这表明，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就高度重视改造“人的相互关系”，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认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员干部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劳作在一起”?，并虚心接受群众的各种批评与建议。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人心，最终以弱转强、以少胜多。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官僚主义有所抬头的迹象，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为了纠正这种不正常的“官与民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们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同时，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这种改造所具有的长期性特点，他曾说：“要使社会主义在相互关系中取得胜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此，他要求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改造干群关系，干部是关键，必须时刻注重对党内掌握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与管理，始终倡导平等、民主的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
（四）“人的相互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
毛泽东认同斯大林对于生产关系的“三分法”，认为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构成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并且认为“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离不开对“人的相互关系”的改造。
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相互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良的相互关系所造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而“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觉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这就体现了平等、民主的相互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毛泽东改造“人的相互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为此，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了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构想。列宁则更为深入地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往后的任务更艰巨、更伟大，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强调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则关注到了进行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组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改造所有制僅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一步，此后还要进行“人的相互关系”的改造。这一思想使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得以延伸并更为具体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二）从理论上预见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曾对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做出这样的评价：“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这表明，毛泽东看到了苏联在“人的相互关系”改造上的不足。毛泽东认为，若不主动进行这种改造，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不会自动实现，这样的后果十分严重。再观苏联，斯大林时期就对“人的相互关系”改造有所松懈，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种改造更是被弃置一旁，于是苏共出现了脱离群众、以权谋私、严重腐败的现象，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积弊难返，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赫然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最终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政治悲剧。实践告诉人们，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如果将革命任务仅停留在建立政治统治或夺取资产阶级全部资本的阶段上，放弃对“人的相互关系”的改造，长此以往，官僚主义就会横行其道，特权阶层就会出来兴风作浪，公有制即使搞得再纯，最终也难以摆脱苏联式命运的窠臼。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当年就已经作出了十分清晰的理论预见。
（三）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党的建设贡献了具有长远意义的理论认知
一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描绘了方向。毛泽东站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视角上，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描绘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单纯是改造所有制的问题，还涉及改造“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的问题。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应当学习与继承，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直至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实现。
二是为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曾极富远见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毛泽东所提出的改造“人的相互关系”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干群关系的改造，为此，他毫不留情地向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宣战。苏联恰是由于放弃了这种改造，最终黯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只有坚守这样的干群关系，才能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特别是注重党内的相互关系与干群关系的改造，才能预防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滋生，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三是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者的大家庭，人与人之间应建立起平等、民主的同志式关系。因此，改造“人的相互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此问题，毛泽东不仅率先提出了构想，还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探索，这些都是他为人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应当倍加珍视、充分发掘。
三、毛泽东改造“人的相互关系”思想的现实启示
（一）要坚持不懈地抓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改造“人的相互关系”的执行者与示范者。党风正则民风正，党风不正，则民风更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净化政治生态，对党内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改造，成效显著;坚持群众路线，狠刹“四风”，干群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毛泽东改造“人的相互关系”思想的最新实践。习近平指出：“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就抓住了改造“人的相互关系”的长期性特点，盯住目标、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才能有所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总有一些“反腐消极论”冒出来混淆视听，认为反腐影响到了经济发展，这实属荒谬之言。在中国共产党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天起，就明确强调：“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并提出“以整党促进经济，以经济检验整党”的工作思路。惩治腐败是改造“人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而“人的相互关系”的改造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打击腐败，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得以消除，人民群众心顺了、气畅了，劲儿就大了，个人的才能得以自由而充分地施展，这其中怎有阻碍生产力、影响经济发展的丝毫道理呢？对此，应理直气壮，保持定力，将党风廉政建设继续推向纵深，不断巩固和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
（二）要循序渐进地提高群众觉悟
列宁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因此，完成“人的相互关系”的改造离不开群众觉悟的普遍提高。一方面，要注重价值引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就涵盖了平等、民主的价值诉求，并包含了其他多层次的基本内容，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群众的价值取向，这一实践过程能够带动群众觉悟的自发提升。另一方面，要注重在行为方式上进行引导。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注重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弘扬正气，使群众在现实的工作与生活中找到标杆、找到方向。群众觉悟的普遍提高，带来的是良好的社会风尚，这为实现理想的“人的相互关系”创设了重要的条件。
（三）要务实有序地推进制度设计
在毛泽东看来，改造“人的相互关系”的目标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与民主的关系，为此，他曾提出用“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提高群众责任心”，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独创形式。可是，事与愿违，突进式的“大民主”带来的是大混乱。实践证明，美好的设想无法通过“跃进”来快速实现，只能依靠制度设计来铺就一块块基石，向着既定的目标日趋接近。制度问题是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完善的制度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得以建立与保障，为此，必须以为民、务实为基点，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而细致的制度设计。另外，还应兼顾到制度落地的有序性，成熟一项推进一项，避免急功近利地“大干快上”。制度建设日臻完善的过程，就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对于最终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与民主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5.
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6.
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00.
列寧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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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政治表现、品德素质修养及职业道德方面 能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积极学习政治理论;遵纪守法，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爱岗敬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积极主动认真的学习专业知识，工作态度端正，坚持原则，秉公办事。
2、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具体工作方面 自今年 6 月份到狼山镇街道司法所工作半年时间，在这期间主要协助司法所做好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社区矫正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但为了搞好工作，我不怕麻烦，向领导请教、向同事学习、自己摸索实践，在短时间内便熟悉了社区矫正工的作，明确了工作的程序和方向，提高了工作能力，在具体的工作中形成了清晰的工作思路，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并圆满地完成工作。
(1)协助司法所做到入教规范、解矫及时，矫正方案客观、科学，按照方案实施个别教育，并在每季度开展阶段性跟踪评价。
(2)协助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集中教育、公益劳动、出境报备等工作。这些工作是社区矫正日常管理的重点内容，主要做好协助所里通知社区服刑人员准时参加活动，并及时做好台帐资料记录。
(3)认真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管理工作，充分利用 ibs 定位系统每日查询社区服刑人员的行踪轨迹。在这半年中无重新犯罪情况发生。
(4)做好走访、帮教、思想汇报、电话汇报等日常工作。
(5)认真做好矫正人员台帐信息的录入工作。
(6)认真、按时、高效率地做好所里交办的其他工作。
3、工作态度和勤奋敬业方面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正确认真的对待每一项工作，工作投入，热心为大家服务，认真遵守劳动纪律，保证按时出勤，出勤率高，没有无故缺岗，有效利用工作时间，坚持岗位，需要加班完成工作时加班加点，保证工作能按时完成。
4、工作小结
目前我负责 2 名社区服刑人员和 5 名安置帮教人员的管理，还有矫正人员台账信息的录入工作，经过半年的不断学习和不懈的努力，使工作水平有了长足的长进，为我镇社区矫正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结半年的工作，尽管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不足，比如还缺乏创造性的工作思路，个别工作还做的不够完善，这有待于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在新的一年里我将认真学习各项规章制度，努力使工作效率和思想觉悟进入一个新水平，为社区矫正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汇报人：xxx 时间：xx 年 xx 月 xx 日 社区矫正思想汇报 社区矫正思想汇报 2021 年 年 9 月份二篇 本人名叫 xxx，是一名因酒驾被判缓刑的犯罪人员，在政府的关心下接受社区矫正，在社会上服刑，我能够深深地体会到高强墙内和高墙外的区别。在接受社区矫正的这段日子里，我能够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经过多次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谈话以及本人对国家法律的理解，使我认识到法律的严谨，和懂法守法的重要性，政府没有放弃我们这些人，而是采用一切措施来挽救我们，我非常感谢政府的关心。
过单位培训，学习以及看相关法律书籍及司法所徐所，社区帮教人员的教育，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法律知识的匮乏，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教育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管我有什么样的困难社区工作人员都尽可能帮助我解决，在接受帮助的同时我也要帮助别人，积极改造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合法的公民，才不辜负政府、社区和家人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缓刑期间，通过司法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及我所在单位领导的教育，我一直在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自己的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首先，在思想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学习，深入领会，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以更加积极的精神面貌，开展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不断提高个人的思想理论水平。不断加强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其次，在业务知识上，与自己本职工作要求还存在有一定的差距，通过工作实践，使我深刻的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业务知识的不熟悉，将会直接影响工作的开展，在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今后我要做得更加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管理、服从监督，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及组织纪律性。力争早日成为一名有利于单位，社会的有用人员。
汇报人：xxx 时间：xx 年 xx 月 xx 日
社区矫正思想汇报 社区矫正思想汇报 2021 年 年 9 月份三篇 我是一名因合同诈骗罪而被判缓刑的社区矫正人员，我在怀远路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这段日子里，我能够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经过多次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谈话以及本人对国家法律的理解，使我认识到所犯罪行给他人带来的伤害，也给社会造成了危害，但是政府和司法所并没放弃我们这些人，而是采取一切措施来挽救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耐心帮助。
思想改造房间大改造篇四
;大约在1951年秋季开学后，复旦大学外文系办公室通知我和其他五六个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外文系教授思想改造学习。
有一天，有一位姓徐的干部见了我们几个学生代表。他说，复旦大学党委决定成立教授思想改造工作小组，由校党委书记李正文领导，他是这个小组派到外文系来协助工作的。他告诉我们，学生代表主要是和教授们共同学习，参加讨论，可以相互启发，共同进步。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回忆起来，一些事情早已模糊，一些事情却依然记忆犹新。当年作为一个孤陋寡闻的学生，我掌握的信息很少，就是今天也远不足以全面了解和分析这场运动，只能以经历者的身份，记录下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在旧中国生活过十七八年，亲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在我们看来，解放后的新中国欣欣向荣，一切正在走向正轨，人民开始过上稳定的生活。我们对党充满信任，对自己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身份充满骄傲和自豪，党中央提出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毫无异议。
我记得在我们学生中讨论最为激烈、议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新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分子还是接受旧教育、应该接受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当时规定的学习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通过学习，又听了上海市领导人的大报告，愈来愈多的同学倾向于认为，我们这批大学生从本质上看仍然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
至于如何看待我们一向尊重的老师呢？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有革命的、进步的，也有反动的、落后的，更有不少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就复旦大学文科老师而言，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学术上具有很高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与此同时，他们接受旧的传统教育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教育，因此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最早是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要求在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随后周恩来总理应马寅初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为了在全国开展教师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报告会也邀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讨论和小结;第二个阶段，老师们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写自传，批判自己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学生代表不参加这个阶段活动，老师写好自传后径直交给校方。
我记得，杨岂深、索天章和李振麟等年轻一些的教授学习认真，发言积极。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时，教授们对讨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兴趣比较高，但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讨论中就说不太清楚。不过那时正在整顿上海社会，禁止嫖娼，关闭妓院、舞厅等，在大家看来都是社會主义社会新气象。
我参加的学习讨论会多是和风细雨的，很少有激烈的争论。作为学生我们习惯了听老师讲课，很少发言，更多是听老师侃侃而谈。有时主持会议的老师点名要学生代表发言，我们往往勉强讲几句听了老师讲话后的心得。有的发言比较好的老师还在全校大会上作典型报告。
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善谈，非常受学生欢迎。我记不得他是否给全校师生作了典型报告，但至少听说他在学习小组会上的发言很精彩。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刘教授跳黄浦江自杀，幸被及时救了起来，成为轰动复旦大学的一件大事。至于他自杀的真正原因，当时的我们不得而知。
1938年，冒效鲁从苏联回国，取道欧洲，乘船途中结识了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以诗会友，唱和不断，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杨绛说过，《 围城》中有真人影子。冒效鲁读了《围城》后，觉得书中的诗人董斜川是影射自己。
这一事件引起上海市和华东局的重视。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就此事发表讲话，陈毅市长还到登辉堂给师生作了报告。听说有的系在这场思想改造学习中对有的老师的历史追问过于严厉，引起一些教师的不满，他们的讲话有点安定人心的意思。
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的俄语教授，我记得有黄有恒和冒效鲁。
黄有恒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不多，也很少与学生聊天。那时就听说，他是很有背景的人。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1923年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与赵世炎、陈延年、聂荣臻、任弼时和叶挺等人同学。1925～1926年，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成为著名工人运动领袖。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黄有恒留在上海，参与上海临时中央的工作。1932年底，他去天津视察时被捕，自杀未遂后变节。他后来解释说：“我想如果打得个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因此他供出了三四个接头地址，而没有供出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关键地点。随后，又写了自首书，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并宣布脱离共产党。解放后，他坦白了自己被捕和变节的经过，被安排在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被中央接到北京进行保护性隔离。1975年回到复旦大学，1981年在上海病逝。
冒效鲁教授和黄有恒教授截然不同，他善于言谈，在学习讨论会上表现积极，似乎是无所顾忌的乐天派。和他交谈实为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他会引经据典，论述件件事情的原委，听他讲话好像听他讲了一堂课。
冒效鲁是冒辟疆的后人，中国近现代篆刻家陈巨来把他排在中国“十大狂人”之首。我们那时候只听说他曾在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过低级外交官，不仅俄文好，中文修养也很高，又通晓古今中外历史文化。
1938年，冒效鲁从苏联回国，取道欧洲，乘船途中结识了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以诗会友，唱和不断，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杨绛说过，《围城》中有真人影子。冒效鲁读了《围城》后，觉得书中的诗人董斜川是影射自己。
冒效鲁的好友王统照1938年去苏北参加革命前，曾力劝冒效鲁去苏北解放区工作，冒效鲁没去。人们不免会想，如果当时去了，参加革命，是否能改变冒效鲁的一生呢？在今天看来，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1958年，冒效鲁离开复旦大学，在安徽大学任教。他为人豪爽，性格开朗，敢言敢语。1959年，他反对大炼钢铁，认为这无疑是“拆了大楼造茅房（厕所）”，从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像他这样的为人与经历，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受残酷迫害，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毫无疑问的。冒效鲁经受了考验，他乐观地活了下来，直到1988年初病逝。
我和冒效鲁教授有过不少接触。他那达观的性格笑谈天下大事的豪爽，永远不会从我的回忆中消失。
从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这次运动的情况来看，没有人告诉我们谁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学生代表内部也从来没有讨论过如何对某个教授进行帮助。但谁都能感觉到，外文系最大的重点是孙大雨教授。可是孙大雨只参加了一次会，就称病了。
孙大雨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随后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国文学。他早在1946年就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被选为干事，并曾代理干事会主席。上海解放后，“大教联”改选，孙大雨落选。对此，他斥责为“过河拆桥”。他先后两次给周恩来等写信告状，说“大教联”的改选是被“小集团”操纵了。
但这些事儿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老徐大概了解情况，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孙大雨家看望他，并相机劝说一下。
那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国最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还在校图书馆内看到他翻译的《黎琊王》（即《李尔王》）。该书1948年出版，厚厚的两册，封面朴素大方。扉页上写道：“谨向杀日寇、斩汉奸和歼灭法西斯盗匪的战士们致敬。孙大雨。”还论述，迄今为止的译著是多么差劲，简直不堪入目，给我的印象是很自信很有骨气又无所畏惧的人。
校园中经常遇到孙教授匆匆而过。他身材魁梧，脸黑黑的，更像一个北方人。我对他颇有敬畏之感，怯于和他招呼。这次去他家，多少有些紧张。
没有寒暄几句，我们就迫不急待地问孙教授，什么时候能回校参加学习？他看了看我们，唉声叹气地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能体会我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你们年轻，跑上几百米喘口气就休息过来了;而我跑累了，可不是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气来。听他这口气，一时是不会回校参加思想改造学习小组了。我们两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孙教授看了我们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很多事你们不知道。他静静地坐着，沉默不语。
话到这个地步，也很难再继续下去，我们只能告辞。回来后向老徐汇报情况，他只是“嗯”了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
此后，孙大雨依然长年累月地告状。那些与他有过节的当权者，多被他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这样到了“反右”斗争时，他被定为“极右分子”，是无可避免了。他还被毛泽东钦点，说：“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1958年，上海法院以诬告诽谤罪判处孙大雨六年徒刑。
“文革”结束后，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绝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被改正，但是孙大雨始终不在此列。
孙大雨政治命运的真正转机来自两件事。一是胡耀邦的批示，二是胡乔木对来京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谈及，自己有位老师孙大雨是莎士比亚专家，至今右派分子问题未能解决，希望能关心一下此事。
张承宗受托后，让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协副秘书长范征夫着手处理此事。范征夫调集大量档案，进一步了解孙大雨的情况后认为：1.孙大雨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贡献的。2.孙大雨看问题片面偏激，桀骜不驯，他主要的问题是爱骂人，但不是骂共产党。3.他坚持向党和政府申诉，没有做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在拨乱反正的今天，应超越历史上的是非，团结这位已届岁暮之年的老知识分子。
几经努力和周折，1984年7月，复旦大学党委终于通过并上报了《关于孙大雨教授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获得批准。孙大雨成为全国最晚改正的右派之一。
可能我对教授太景仰了，我不记得我对教授的思想改造提出过什么像样的意见，相反他们求学治学的经历成为我日后学习的榜样。其中伍蠡甫教授是我最佩服的。
五十岁出头的伍蠡甫是国内知名学者，有影响的著名英美文學文艺评论家，翻译过大量英美文学名著，又长于中国传统绘画。徐悲鸿曾赞美伍蠡甫的绘画，“元气淋漓障犹湿”。
跟他熟悉起来，是1950年2月上海遭国民党空军轰炸期间。学校组织了学生夜间巡逻队，记得好像我们外文系学生每半个月轮一次夜间巡逻任务。伍蠡甫教授特别打听我们在哪一天值班，事先让师母准备丰盛的夜宵。
我们从夜晚七八点开始巡逻，11点走向庐山新村时，伍教授早已在门口等候我们。学生们免不了对教授的住所带着新奇的眼光扫视一番，他家里井井有条，到处都是书籍。这顿夜宵不仅有面条、包子，还有不少菜肴，我们穷学生还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好过。
因为我们是执行夜间巡逻任务，在他家不能久留。伍教授邀请我们，可以三三两两到他家喝下午茶。
我们应邀到他家时，他往往准备了蛋糕、饼干。大家这时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我记得那时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平常应该阅读哪些英法文学著作。他提到英国的狄更斯、莎士比亚，法国的福楼拜、大小仲马等，还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这些作家创作的特点。每当他谈起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美术的时候，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上个把小时。
我们这些刚进大学的学生多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没有受过很好的系统教育。伍教授关于如何进行系统阅读、如何分析和判断文艺作品的谈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事实上正是他将我们引向了欧美文学的圣殿。
教授思想改造开始以后，有一天，伍教授请我们几个学生喝茶。他似乎有点心事，十分认真地解释，和我们交往十分愉快，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当时听了实在不明其意。过了很多时间，我才对当时思想改造的总体情况和教授们的心态略有了解。
我们应邀到他家时，他往往准备了蛋糕、饼干。大家这时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我记得那时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平常应该阅读哪些英法文学著作。他提到英国的狄更斯、莎士比亚，法国的福楼拜、大小仲马等，还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这些作家创作的特点。
我的感觉是，如果和后来的“反右”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相比，当时的思想改造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还是“和风细雨”的。不过在有些教授身上，可能感受就不同了。
孙大雨教授从一开始就称病不参加学习，这样，外文系思想改造的重点似乎就落在伍蠡甫教授的身上。
参加教授思想改造的除了学生代表外，还有学校党委派出的工作组。他们好像是掌握分寸的，帮助教授作好自我批评。我记得伍教授在社会上谈自己的翻译工作时，有位工作组成员说，您的翻译著作真多啊！伍教授沉默了一会说，我的翻译著作确实不少，不过也许少量的是我弟弟伍况甫参与翻译的。伍教授说完这句话后，大家沉默不语。
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伍教授见到我们好像有点尴尬。有一天，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夜间巡夜时请你们来我家吃夜宵或是平时来我家吃下午茶，其实并不是想……他话没有说出来，其实我们这时也明白了，他想说的无外乎“拉拢”或“收买”你们。
这件事情，成为我心中长期的纠结。与其他教授相比，他并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不能理解，像他这样的教授为什么老是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
近几年，我时而读到当年校友回忆伍蠡甫教授的文章。有位校友提到，1958年秋季，复旦大学党委统一布置，开展“拔白旗”运动。一些卓有成就的老教授被定为“白专”典型，伍蠡甫也在其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伍蠡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到红卫兵批斗，他的《西方文论选》被批为大毒草。他家中珍藏的名家字画古玩被洗劫一空，留学英伦时期苦心搜购的西方文学名著和原版外文资料也散失殆尽，不知去向。
幸运的是，伍蠡甫幸存下来。改革开放后，他重返工作岗位，继续教书育人。
纵观伍蠡甫的一生，很可能再没有一位学者像他这样，与复旦大学关系如此密切。从1919年他进入复旦大学攻读文科，直到1992年逝世，他除了在北京工作几年、欧洲留学三四年外，几乎有七十年时间，治学于复旦，服务于复旦。我始终忘不了他在一次自我批评会上讲过的一句话。他说，自己对文艺、绘画和历史有着广泛的兴趣，希望进一步改造思想，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
1992年伍蠡甫去世后，美学家蒋孔阳送了一副挽联：中国画论西方文论论贯中西，西蜀谈艺海上授艺艺通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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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51年秋季开学后，复旦大学外文系办公室通知我和其他五六个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外文系教授思想改造学习。
有一天，有一位姓徐的干部见了我们几个学生代表。他说，复旦大学党委决定成立教授思想改造工作小组，由校党委书记李正文领导，他是这个小组派到外文系来协助工作的。他告诉我们，学生代表主要是和教授们共同学习，参加讨论，可以相互启发，共同进步。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回忆起来，有些事情早已模糊，有些事情却依然记忆犹新。当年作为一个孤陋寡闻的学生，我掌握的信息很少，就是今天也远不足以全面了解和分析这场运动，只能以经历者的身份，记录下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在旧中国生活过十七八年，亲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在我们看来，解放后的新中国欣欣向荣，一切正在走向正軌，人民开始过上稳定的生活。我们对党充满信任，对自己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身份充满骄傲和自豪，党中央提出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毫无异议。
我记得在我们学生中讨论最为激烈、议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新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分子还是接受旧教育、应该接受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当时规定的学习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 和 《论人民民主专政》 等，通过学习，又听了上海市领导人的大报告，愈来愈多的同学倾向于认为，我们这批大学生从本质上看仍然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
至于如何看待我们一向尊重的老师呢？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有革命的、进步的，也有反动的、落后的，更有不少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就复旦大学文科老师而言，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学术上具有很高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与此同时，他们接受旧的传统教育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教育，因此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最早是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要求在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随后周恩来总理应马寅初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作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的报告。为了在全国开展教师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报告会也邀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讨论和小结;第二个阶段，老师们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写自传，批判自己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学生代表不参加这个阶段活动，老师写好自传后径直交给校方。
我记得，杨岂深、索天章和李振麟等年轻一些的教授学习认真，发言积极。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时，教授们对讨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兴趣比较高，但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讨论中就说不太清楚。不过那时正在整顿上海社会，禁止嫖娼，关闭妓院、舞厅等，在大家看来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新气象。
我参加的学习讨论会多是和风细雨的，很少有激烈的争论。作为学生，我们习惯了听老师讲课，很少发言，更多是听老师侃侃而谈。有时主持会议的老师点名要学生代表发言，我们往往勉强讲几句听了老师讲话后的心得。有的发言比较好的老师还在全校大会上作典型报告。
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善谈，非常受学生欢迎。我记不清他是否给全校师生作了典型报告，但至少听说他在学习小组会上的发言很精彩。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刘教授跳黄浦江自杀，幸被及时救了起来，成为轰动复旦大学的一件大事。至于他自杀的真正原因，当时的我们不得而知。
这一事件引起上海市和华东局的重视。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就此事发表讲话，陈毅市长还到登辉堂给师生作了报告。听说有的系在这场思想改造学习中对有的老师的历史追问过于严厉，引起一些教师的不满，他们的讲话有点安定人心的意思。
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的俄语教授，我记得有黄有恒和冒效鲁。
黄有恒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不多，也很少与学生聊天。那时就听说，他是个很有背景的人。
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1923年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与赵世炎、陈延年、聂荣臻、任弼时和叶挺等人同学。1925—1926年，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成为著名工人运动领袖。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黄有恒留在上海，参与上海临时中央的工作。1932年底，他去天津视察时被捕，自杀未遂后变节。他后来解释说：“我想如果被打个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后果就严重了。”因此他供出了三四个接头地址，而没有供出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关键地点。随后，又写了自首书，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并宣布脱离共产党。解放后，他坦白了自己被捕和变节的经过，被安排在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被中央接到北京进行保护性隔离。1975年回到复旦大学，1981年在上海病逝。
冒效鲁教授和黄有恒教授截然不同，他善于言谈，在学习讨论会上表现积极，似乎是无所顾忌的乐天派。和他交谈实为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他会引经据典，论述件件事情的原委，听他讲话好像听他讲了一堂课。
冒效鲁是冒辟疆的后人，中国近现代篆刻家陈巨来把他排在中国“十大狂人”之首。我们那时候只听说他曾在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过低级外交官，不仅俄文好，中文修养也很高，又通晓古今中外历史文化。
1938年，冒效鲁从苏联回国，取道欧洲，乘船途中结识了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以诗会友，唱和不断，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杨绛说过，《围城》中有真人影子。冒效鲁读了《围城》 后，觉得书中的诗人董斜川是影射自己。
冒效鲁的好友王统照1938年去苏北参加革命前，曾力劝冒效鲁去苏北解放区工作，冒效鲁没去。人们不免会想，如果当时去了，参加革命，是否能改变冒效鲁的一生呢？在今天看来，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1958年，冒效鲁离开复旦大学，在安徽大学任教。他为人豪爽，性格开朗，敢言敢语。1959年，他反对大炼钢铁，认为这无疑是“拆了大楼造茅房 （厕所）”，从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像他这样的为人与经历，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受残酷迫害，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毫无疑问的。冒效鲁经受了考验，他乐观地活了下来，直到1988年初病逝。
我和冒效鲁教授有过不少接触，他那达观的性格，笑谈天下大事的豪爽，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从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这次运动的情况来看，没有人告诉我们谁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学生代表内部也从来没有讨论过如何对某个教授进行帮助。但谁都能感觉到，外文系最大的重点是孙大雨教授。可是孙大雨只参加了一次会，就称病了。
孙大雨1925年畢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随后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国文学。他早在1946年就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被选为干事，并曾代理干事会主席。上海解放后，“大教联”改选，孙大雨落选。对此，他斥责为“过河拆桥”。他先后两次给周恩来等写信告状，说“大教联”的改选是被“小集团”操纵了。
但这些事儿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老徐大概了解情况，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孙大雨家看望他，并相机劝说一下。
那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国最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还在校图书馆内看到他翻译的 《黎琊王》 （即 《李尔王》）。该书1948年出版，厚厚的两册，封面朴素大方。扉页上写道：“谨向杀日寇、斩汉奸和歼灭法西斯盗匪的战士们致敬。孙大雨。”还论述，迄今为止的译著是多么差劲，简直不堪入目，给我的印象是很自信很有骨气又无所畏惧的人。
校园中经常遇到孙教授匆匆而过。他身材魁梧，脸黑黑的，更像一个北方人。我对他颇有敬畏之感，怯于和他招呼。这次去他家，多少有些紧张。
没有寒暄几句，我们就迫不急待地问孙教授，什么时候能回校参加学习？他看了看我们，唉声叹气地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能体会我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你们年轻，跑上几百米喘口气就休息过来了;而我跑累了，可不是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气来。听他这口气，一时是不会回校参加思想改造学习小组了。我们两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孙教授看了我们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很多事你们不知道。之后他就静静地坐着，沉默不语。
话到这个地步，也很难再继续下去，我们只能告辞。回来后向老徐汇报情况，他只是“嗯”了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
此后，孙大雨依然长年累月地告状。那些与他有过节的当权者，多被他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这样到了“反右”斗争时，他被定为“极右分子”，是无可避免了。他还被毛泽东钦点，说：“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1958年，上海法院以诬告诽谤罪判处孙大雨六年徒刑。
“文革”结束后，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绝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被改正，但是孙大雨始终不在此列。
张承宗受托后，让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协副秘书长范征夫着手处理此事。范征夫调集大量档案，进一步了解孙大雨的情况后认为：1.孙大雨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贡献的。2.孙大雨看问题片面偏激，桀骜不驯，他主要的问题是爱骂人，但不是骂共产党。3.他坚持向党和政府申诉，没有做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在拨乱反正的今天，应超越历史上的是非，团结这位已届岁暮之年的老知识分子。
几经努力和周折，1984年7月，复旦大学党委终于通过并上报了《关于孙大雨教授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获得批准。孙大雨成为全国最晚改正的右派之一。
可能我对教授太景仰了，我不记得我对教授的思想改造提出过什么像样的意见，相反他们求学治学的经历成为我日后学习的榜样。其中伍蠡甫教授是我最佩服的。
五十岁出头的伍蠡甫是国内知名学者，有影响的著名英美文学文艺评论家，翻译过大量英美文学名著，又长于中国传统绘画。徐悲鸿曾赞美伍蠡甫的绘画，“元气淋漓障犹湿”。
跟他熟悉起来，是1950年2月上海遭国民党空军轰炸期间。学校组织了学生夜间巡逻队，记得好像我们外文系学生每半个月轮一次夜间巡逻任务。伍蠡甫教授特别打听我们在哪一天值班，事先让师母准备丰盛的夜宵。
我们从夜晚七八点开始巡逻，11点走向庐山新村时，伍教授早已在门口等候我们。学生们免不了对教授的住所带着新奇的眼光扫视一番，他家里井井有条，到处都是书籍。这顿夜宵不仅有面条、包子，还有不少菜肴，我们穷学生还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好过。
因为我们是执行夜间巡逻任务，在他家不能久留。但若伍教授邀请，我们可以三三两两到他家喝下午茶。
我们应邀到他家时，他往往准备了蛋糕、饼干。大家这时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我记得那时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平常应该阅读哪些英法文学著作。他提到英国的狄更斯、莎士比亚，法国的福楼拜、大小仲马等，还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这些作家创作的特点。每当谈起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美术的时候，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上个把小时。
我们这些刚进大学的学生多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没有受过很好的系统教育。伍教授关于如何进行系统阅读、如何分析和判断文艺作品的谈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事实上正是他将我们引向了欧美文学的圣殿。
教授思想改造开始以后，有一天，伍教授请我们几个学生喝茶。他似乎有点心事，十分认真地解释，和我们交往十分愉快，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当时听了实在不明其意。过了很多时间，我才对当时思想改造的总体情况和教授们的心态略有了解。
我的感觉是，如果和后来的“反右”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相比，当时的思想改造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还是“和风细雨”的。不过在有些教授身上，可能感受就不同了。
孙大雨教授从一开始就称病不参加学习，这样，外文系思想改造的重点似乎就落在伍蠡甫教授的身上。
参加教授思想改造的除了学生代表外，还有学校党委派出的工作组。他们好像是掌握分寸的，帮助教授作好自我批评。我记得伍教授在社会上谈自己的翻译工作时，有位工作组成员说，您的翻译著作真多啊！伍教授沉默了一会说，我的翻译著作确实不少，不过也许有少量的是我弟弟伍况甫参与翻译的。伍教授说完这句话后，大家沉默不语。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伍教授见到我们好像有点尴尬。有一天，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夜间巡夜时请你们来我家吃夜宵或是平时来我家吃下午茶，其实并不是想……他话没有说出来，其实我们这时也明白了，他想说的无外乎“拉拢”或“收买”你们。
这件事情，成为我心中长期的纠结。与其他教授相比，他并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不能理解，像他这样的教授为什么老是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
近几年，我时而读到当年校友回忆伍蠡甫教授的文章。有位校友提到，1958年秋季，复旦大学党委统一布置，开展“拔白旗”运动。一些卓有成就的老教授被定为“白专”典型，伍蠡甫也在其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伍蠡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到红卫兵批斗，他的 《西方文论选》 被批为大毒草。他家中珍藏的名家字画古玩被洗劫一空，留学英伦时期苦心搜购的西方文学名著和原版外文资料也散失殆尽，不知去向。
幸运的是，伍蠡甫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他重返工作岗位，继续教书育人。
纵观伍蠡甫的一生，很可能再没有一位学者像他这样，与复旦大学关系如此密切。从1919年他进入复旦大学攻读文科，直到1992年逝世，他除了在北京工作几年、欧洲留学三四年外，几乎有七十年时间，治学于复旦，服务于复旦。我始终忘不了他在一次自我批评会上讲过的一句话。他说，自己对文艺、绘画和历史有着广泛的兴趣，希望进一步改造思想，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
1992年伍蠡甫去世后，美学家蒋孔阳送了一副挽联：中国画论西方文论论贯中西，西蜀谈艺海上授艺艺通古今。
（選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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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柔主义是贯穿《老子》学说主张的一个原则。黄老学说的代表作《黄帝四经》继承了《老子》的贵柔思想，并对之进行了改造与发展。贵柔主义既与具体的政治主张相联系，是统摄政治主张的一个原则；又与深层的哲学理论相联系，是哲学理论应用于政治实践的一条路径。考察两书贵柔思想的因变关系是理解先秦道家学说变化发展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贵柔主义；《黄帝四经》；《老子》
一、《老子》的贵柔思想
《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可见《老子》学说的柔弱特点给人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这种贵柔的特点在《老子》的许多思想主张之中都有体现。
《老子》的贵柔主义在君主的用人问题上，有明显的体现。《老子》的思想主张与当时的许多学派的思想主张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用关系。《老子》经常强调“道”与“学”的区别，所谓“道”就是自己学派的理论旗帜，所谓“学”则是对其他学派的概括。用“道”去反对“学”，就是这种学术争用的表现。《老子》试图劝说君主罢黜其他学派，而单独任用自己学派的人，可惜处处碰壁。对此，《老子》感叹：“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段话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就君主用人以及对学术思想的选择而说的。弱与柔都是道家学说的特点，其他家派学说的特点则是贵刚强。《老子》认为自己的柔弱主义是胜过百家之刚强的。可惜天下的君主选择的都是百家的刚强学说。
在对待民众的问题上，《老子》反对刻剥民众，反对以刑杀来镇压民众，这些都属于强硬的手段。《老子》所主张的御民之道是“下”民“后”民，七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下”民“后”民，其实质是让君主摆出柔和的态度以缓和階级矛盾。这种从统治者立场出发而作出的对民众的同情与让步是《老子》贵柔主义的表现。
在处理一国与他国关系的问题上，也贯穿着《老子》的贵柔主义。《老子》产生的时代，大国争霸，兵戎不断。在各国国君周围也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战之士。《老子》痛恨这种争乱，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又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他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君主的贪得无厌，指出这种贪欲会带来严重后果：“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又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对于战争本身，与好战派针锋相对，指出战争是一种“凶事”，一种“不祥之器”。《老子》对战争的最高理想是：“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这种反对贪欲厌弃战争的态度是其贵柔思想的表现。
但他无法否认战争的现实性与某些合理性，所谓“不得已而用之”，这时《老子》强调要靠“慈”、“哀”的办法取得胜利：“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又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又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种以慈哀后退取胜的兵学思想，在当时流行的兵学思想之中较有特色，也是《老子》贵柔思想的体现。对于胜利，要“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否则“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则已”。可见即便对于胜利，《老子》仍以柔和之态度处之。
在批判了现实的国与国的关系以后，《老子》为国家间的关系给出了自己的谋划：“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大国在国家关系中处于主动的地位，《老子》劝说大国摆出甘居下流的姿态，以赢得小国的归心，不以兵刃而实现国家间的秩序。大国的这种“静”与“下”的态度，是柔弱主义的表现。
二、《黄帝四经》的贵柔主义
《黄帝四经》对贵柔主义有更加自觉、更加系统的认识。《四经》把贵柔主义概括为“雌节”，雌即柔，节即行事原则。与此相对的是“雄节”。《雌雄节》说：“皇后屯历吉凶之常，以辩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乡。宪敖骄居，是胃雄节；宛湿共验，是胃雌节。夫雄节者，浧之徒也。雌节者，兼之徒也。”雄节就是自我显耀，骄傲自夸，这属于“浧（盈）”的范畴。雌节就是平顺和气，恭敬谦卑，这属于“兼（谦）”的范畴。并认为：“夫雄节以得，乃不为福，雌节以亡，必得将有赏。夫雄节而数得，是胃积央（殃）。凶忧重至，几于死亡。雌节而数亡，是胃积德。慎戒毋法，大禄将极。”以雄节行事，即便有所获得，也不是福气，并且得的越多，灾殃越多。以雌节行事，即便有所损失，也会得到善报，并且失得越多，积累的福禄也越多。又说：“凡彼祸难也，先者恒凶，后者恒吉。先而不凶者，是恒备雌节存也，后（而不吉者，是）恒备雄节存也。先亦不凶，后亦不凶，是恒备雌节存也。先亦不吉，后亦不吉，是恒备雄节存也。”又说：“凡人好用雄节，是胃方（妨）生。大人则毀，小人则亡。以守不宁，作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战不）克，厥身不寿，子孙不殖。是胃凶节，是胃散德。凡人好用雌节，是胃承禄。富者则昌，贫者则谷。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单则克。厥身则寿，子孙则殖，是胃吉节，是胃绔德。故德积者昌，殃积者亡。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乡（向）。”总之，雌节无不顺利，雄节无不败亡，可谓将贵柔主义推向无以复加的高度。
《黄帝四经》的贵柔主义也体现在其他思想主张之中。
《黄帝四经》提出了“当位”的思想主张。《四度》篇说：“君臣当位谓之静。”所谓“当位”即要求不同社会角色各居其位各尽其分，互不侵扰。《四经》把当位的原则概括为“以阴阳明大义”。所谓“以阴阳明大义”就是把各种社会角色分隶于阴位、阳位之下，如“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等等；然后要求在阳位者依阳的原则来对待在阴位者，在阴位者以阴的原则来对待在阳位者。阳的原则就是“诸阳者法天，天贵正”，也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位置不被阴位侵犯，这是基本意思；同时要惠爱在阴位者。阴的原则就是“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就是要忠心顺服于在阳位者。阳位对阴位的惠爱，与阴位对阳位的忠心顺服都是贵柔主义的表现。
贵柔主义是从阳位与阴位两方面来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君主居于最大的阳位，故而在很多情况下贵柔主义表现为对君主的限制。因为“人主者，天地之□也，號令之所出也，□□之而造成命也”，是社会关系的纲纽。君主常常因为骄溢苛暴，贪名好利而造成社会秩序紊乱。所谓“生杀不当谓之暴……暴则失人”“上杀父兄，下走子弟，谓之乱首”就是这种情况，贵柔主义就是要消解君主的残暴品格，以赢得士民之拥护。
但在《四经》的时代，臣下侵夺主上之位的情况也不鲜见，故而贵柔也是对臣民的要求。如《六分》所言“臣肃敬，不敢敝其主。下比顺，不敢敝其上。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则“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
贵柔主义在《四经》的顺应天时思想里面也有所体现。顺应天时首先表现为尊重四季与作物长养的规律。《观》：“是故为人主者，時室三乐，毋乱民功，毋逆天时。”“时室三乐”即节度春夏秋三时之逸乐活动，春夏秋正是农作物长养之时，若逸乐过度，势必扰乱民功。“时室三乐”的实质是节制欲望，乃贵柔主义的一个表现。
顺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待时，事业发展成功有一个时机问题，时机未到，要安于等待。《前道》：“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知（智）以辩之，强以行之，貴道之并世，柔身以寺（待）之时，王公若知之，国家之幸也。”可见安于等待也是一种守柔的态度。相反，不安于等待时机，纵欲盲动，违反天时，必自食恶果。《顺道》：“见地夺力，天逆其时。”《称》：“毋先天成，毋非时而荣。先天成则毀，非时而荣则不果。”盲动是逆时的行为，柔身等待是顺时的行为，顺时必胜，逆时必败，故《顺道》主张：“不廣（旷）其众，不为兵邾，不为乱首，不为宛（怨）谋（媒），不阴谋，不擅断疑，不谋削人之野，不谋劫人之宇。慎案其众，以隋（隨）天地之从。不擅作事，以寺（待）逆節所穷。”这里反对为乱首为怨媒而主张慎重等待，也是贵柔主义的表现。
三、《黄帝四经》对《老子》贵柔主义的继承与改造
将《黄帝四经》与《老子》的贵柔思想相比较，可知两者相同之处甚多，如同有反对贪欲不知足之义，同有反对骄盛主张卑柔之义，同有反对纵欲好战之义，同有以谦下争取弱小之义，同有反对先行举事主张后发之义。这种相同不是偶然，是《黄帝四经》对《老子》思想的自觉继承。
但是《四经》并非原原本本地继承《老子》的贵柔思想，而是对之进行了改造。上述《四经》与《老子》相同之处，大多也同中有异，另外《四经》还增加了《老子》所没有的或明确反对的思想主张。
比如《老子》知足不进取，《四经》知足待时进取；《老子》纯卑柔，《四经》卑柔同时正定己位；《四经》有信诺温良恭俭正信仁爱之主张，皆《老子》所明弃；《老子》纯粹反战，《四经》主张义战时战；《老子》谦下小国，以小国寡民为理想，《四经》谦下小国，以王天下为目的；《老子》后而不先是不进取，《四经》后而不先是待时而取。
从《老子》到《黄帝四经》贵柔主义的变化，反映了道家学说的性质的转变。
（一）阶级基础的转变
《老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代表。在《老子》的时代，社会在发生重大的变革，这个变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统治者的政权也在从奴隶性质向封建性质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奴隶主贵族阶级逐渐被边缘化。他们对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日感不安，希望通过君主的支持而回复到已往的社会。在《老子》看来，当时的社会与已往的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已往的时代是没有欲望与作为的，而当下的社会是充满欲望与作为的。充满欲望与作为的社会，其特征《老子》用“刚强”来概括；没有欲望与作为的社会，《老子》用“柔弱”来概括。于是贵柔主义就成了批判当前的乱世而回到已往的理想时代的政治纲领。
《黄帝四经》在继承《老子》柔弱思想的时候，并不把柔弱理解为没有欲望与作为，而将之理解为节制欲望，等待时机而作为，也就是肯定了欲望与作为。肯定了欲望与作为就是赞同且努力参与社会变革，这与《老子》的全盘复古主义全然不同。主张全盘复古的是没落贵族阶级，赞同社会变革的无疑是游走各国企图实现自身价值的士阶层。
这说明由《老子》到《黄帝四经》，道家的阶级性质已发生根本转变。
（二）政治主张的变化
在奴隶制性质的政权里，君主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他据以进行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是奴隶主贵族。但当社会向封建性质转化的时候，君主渐渐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渐渐与旧贵族疏远。这突出表现在“士”阶层的兴起。诸侯国要在兼并战争不断的国际环境下生存，必须不拘一格地起用招揽人才。这些才智之士在为所服务政权图存谋强的时候，也深刻地改变了这个政权的结构与性质。因而《老子》所代表的旧贵族与才智之士的矛盾便十分突出，不可调和了。
旧贵族与才智之士的阶级矛盾必然要在政治主张上体现出来。在《老子》中有鲜明的“道”与“学”的对立。《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所谓“道”无非是旧贵族的政治主张，而才智之士的学说主张，《老子》称之为“学”，“道”与“学”的对立反映了两个阶级的对立。《老子》对“学”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批判，这些“学”包括诸子百家的许多学派，如儒、墨、兵、法等等。
在《老子》那里，道与学势同水火，绝无相通之理。但在《四经》这里，道与百家之学是相通的，《四经》即是择取百家之长，将之含融在“天道”范围之内。在《老子》看来自己学说的特性是“柔弱”，而百家之学的特性仍是“刚强”，他的贵柔主义也是反对新兴阶级的政治学说，宣扬本阶级政治主张的一个工具。而《黄帝四经》积极吸取那些具有“刚强”特征的有为进取学说，而把“柔弱”改造成与这“刚强”相反相成的辅助力量。
这说明从《老子》到《四经》，道家的政治主张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柔弱无为全盘复古的政治主张转变为任贤能名法有为进取的政治主张。这个转变与阶级基础的转变是相适应的。
（三）哲学理论的变化
《老子》贵柔主义的哲学依据是对立面的统一与矛盾的转化思想。上引的经文处处体现了对立双方的统一转化。如“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表现了善战善胜与不武不怒这包含着相反性质的两方的统一。《老子》劝说统治者“下”民“后”民，因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则是下与上，后与先的统一转化。
《老子》没有解释这种统一的原因，没有说明这种转化的条件。正因为矛盾双方的统一转化似乎是无条件、自动发生的，所以强的自然转化为弱的，弱的自动转化为强的，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贵柔主义。
《老子》更進一步把对立面无条件的统一转化与它的最高范畴“道”联系到一起，所谓“反者道之动”。因为“反”必然导致重弱，所以“反者道之动”就必然导致“弱者道之用”，从此柔弱就成为道的属性，而贵柔主义就成为一种绝对的原则。
而《四经》贵柔主义的实质是“刚不足以，柔不足寺”，反对片面地强调刚或者柔的一方。“刚不足以，柔不足寺”则是真正的辩证法思想。《四经》的辩证法固然也承认对立面的统一与转化，但它的统一以承认对立为前提，而《老子》则倾向于混淆对立面的界线；《四经》的转化皆强调其条件，而《老子》则忽略其条件性。
这说明从《老子》到《黄帝四经》，道家的哲学理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形而上学转到了较为科学的辩证法，这个转变与其阶级基础及政治主张的转变仍然是相适应的。
综上，从《老子》到《黄帝四经》，虽然传统的说法同属道家学派，且在思想学说中确有渊源关系，但在阶级基础、政治主张、哲学依据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变，不可不注意。正是这种转变才使得道家在齐国稷下与汉初成为有实际影响的政治指导思想，而本色的《老子》思想实际上未被统治者采用，（注：《老子》思想由于富于空想性和复古性，常被统治者所捐弃。此种情况即便在《老子》书中已多有反映，如四十三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只是被改造与发挥以后才对社会政治发生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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