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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一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响彻云霄的一声春雷，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闷局面，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现了高潮。
五四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封建军阀为了维持反动统治，极力勾结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内忧外患，日甚一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就是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深化的基础上发生的。五四运动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受到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
五四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战斗。富于敏感的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使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和拒签对德合约，得以实现。从五月四日到六月二十八日的这场政治斗争，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从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创办开始，中国就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分化，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经过他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分水岭，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五四运动的酝酿。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四月底到五月初，巴黎和会的噩耗频频传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日益暴露。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以及由这一场危机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生的。
二。爱国热潮席卷了整个中国。
“五四”前夜，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深重，使人之祸迫在眉睫。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人开始丢掉企图依靠外力收回国家主权的幻想，痛切感到只有自己奋起反抗，才是挽救危亡的正确道路。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喊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他们焚曹击章的爱国行动，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因此，五四运动在北京一爆发，就立刻得到各地的积极响应，爱国热潮顿时席卷全国。这场运动的发展速度之快，斗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及其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三。六三运动。
“六三”是五四运动的里程碑，以它为界限把五四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四”到“六三”，是运动的第一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从“六三”到六月二十八日拒签“和约”，是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了运动的主力。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两大主力，他们高昂的爱国呼声构成了五四交响乐的主旋律。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工人阶级奏出了这部交响曲的最强音，工、学、商采取了联合行动，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
四。从罢免曹、章、陆到拒签“和约”
五四爱国运动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使得反动派极为恐惧。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了万夫所指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也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
五。改造社会的探索。
界出现的围绕着关于“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争论，就是这种新、旧交替的主要体现。那时，既是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又是新旧文化思想相互排斥、相互渗透的复杂局面。这种新、旧交替的状况，在“五四”后的第一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六。走十月革命的路。
五四运动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与此同时，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而导致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五四时期为社会所公认的思想战线上的民主主义者，都曾被封建卫道者们攻击为“过激党”。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从民主主义的思想出发，而又保留这一思想的某些原则，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们要继续前进，成为共产主义者，就不能再囿于这种状况了。他们所面临的，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尖锐课题；这同构成民主主义思想的个性解放和天赋人权等基本原则，是直接冲突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已经出现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新的课题面前退缩了，甚至与之对立，背道而驰；能够继续前进，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比较重视实际革命斗争，把自己学得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实际斗争相结合，从而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坚定地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七。总结。
五四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促成五四运动的社会矛盾最根本的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人民如果不从封建主义的旧教条中解放出来，破除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学习资本主义的进步文化，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奋斗，中国就没有自由和独立的希望；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指导中国人民战胜强大敌人，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为了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还要不断地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作斗争。
五四运动所提供的这些基本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作为今天进行新的长征中的借鉴。
参考文献：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二
摘要：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教学用书。推进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打破现行传统教材单一的局面，编写与出版与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势在必行。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系列用书；培养创新思维。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并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近些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中国近代史教学(1840―1919年，即中国近代史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我们在看到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存在不足的另一面，即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引起有关部门的真正注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许多新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成果未能融入教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这些教材虽然编著者不同，出版社不同，但这些教材的体例、内容、所引文献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基本皆为同一模式，均未能从传统史学观念的框框中超脱出来，真可谓众人一面。教学实践已经充分地告诉了人们，以传统史学观念为指导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现在已经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需要。为了更好地贯彻与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我国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战略目标，全面提高历史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此，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的质量，努力发挥中国近代史在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方面的功能作用，必须对现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改革。否则，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方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教学质量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水平和创新思维也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是教学的根本之所在。由于我国目前未对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这是导致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陈旧的最根本原因。教学实践说明，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内容的创新，之所以举步维艰，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近代史教材上去对其进行改革的结果。与高中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相比，高等院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的老化程度极其明显。
这正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大学和中学还存在许多几十年如一日的‘爷爷的教材’，这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国内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教育落后的最重要部分。”可见，要使中国近代史的教学适应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对中国近代史教材体例、内容、所引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方面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中国近代史教学创新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在距瞿振元先生提出教材落后的意见十余年后，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却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包括有关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文科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都已学过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并对其中的有些史实和内容背的“滚瓜烂熟”。又由于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其中相当部分的基本知识和观点等内容与高中阶段所学的一样，因此，大学生们对这种“炒冷饭”的现象也极不满意。高中阶段，学生们为了高考去被动地死记硬背中国近代史，大学阶段，学生们为了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过关，仍然要死记有关的内容。
这种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的被动教学方法，至今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但随着大学生们知识面的不断扩大和理论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迫切需要教师改变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要求教师讲授新的史学观点、新的史料和介绍新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等。因此，要满足学生们更新知识的正常要求，仅靠教师在课堂上所作的点滴介绍，是远远不够的。要适应学生们的强烈求知欲望，我们必须改变目前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使用“单打一”教材的局面。即我国有关的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地去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等编写和出版有创新内容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外，还需要编写和出版与中国近代史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
笔者认为，系列用书应包括一份指导学生们学习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大纲和编写教材的说明书，让学生们从中了解到，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编者们筛选史料和观点的标准和原则，编者是如何处理编写中的重难点等，对这些内容的说明，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有关问题，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因这些内容不仅可以使学生们明白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一整套构思，及其编写手法，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学习到这些构思和方法，这对学生们智力的发展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还应编写一份供学生们阅读的参考书目，在这份参考书目中，必须注明书籍的作者、出版社地点及名称、出版时间及著作的内容提要等。由于种种原因，因此，历史系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狭窄，史学信息不灵，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有哪些应该读的著名书籍，学生们则很少知道。这当然不利于提高学生们的史学理论水平和拓展专业知识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向学生们提供一定的参考书目，就显得十分必要。
譬如在参考书目中列出由苏双碧主编，山东齐鲁出版社1985年出版发行的《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一书，这样，学生们就能根据参考书目中提供的线索，去借阅该书。通过阅读，学生们就会从书中清楚地了解到建国后的30余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从而使学生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本相。这无论是对学生们进一步深入地学习中国近代史，还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大有益处的。有了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目，学生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有的放矢地查找自己所需的书籍，从而减少了学习中的盲目性，节省了有限的学习时间。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三
每当提到孙中山，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振奋，是热血，虽然他所在的年代离我们很远，但他对我们国家、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他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是任何人都无法取而代之的。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也想发表一下个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感受，斗胆对这位伟人做一下评价。
一、伟大历史地位。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这段话已经大概反映了孙中山的部分伟大贡献。具体来说，他的伟大贡献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1、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他系统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了终生。先生刚强不屈，连遗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先生最大的历史功绩。为了维护之后的共和，从护法到北伐，孙中山先生时刻都没有停歇。
3、孙中山先生晚年更加进步，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国内第一次革命高潮的来临。他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与工农日益接近，他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称赞工农是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是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具意义的。他的人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人心酸心痛，但是国人更加热血沸腾，为之更加努力！
二、高尚的思想修养。
孙中山先生常以“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自勉；修身，是指修养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而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修身以齐家，治国。胡适先生曾说过，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着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可见中山先生是很重视自身的思想修养。
命也是救人。治病只能救少数的几个人，而革命能救千千万万的天下人，在国家危机的时候正需要有人站出来，而孙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国家危难之时，无人知晓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他敢于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但他敢于站出来，这是挺身而出的精神，这种敢于担当历史国家重任的宝贵精神值得学习。他启迪我们当代大学生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必要时候挑起国家重任。
孙中山先生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山先生积极投身革命，然而革命道路总是充满曲折的，极其需要坚定的意志才有可能成功。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然而，挫折面前，孙先生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愈挫愈勇。孙先生在谈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道：“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不能屈，穷途之困苦不能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风潮。”他的政治遗愿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他的信念有多么的坚定。他这种坚定不移，不达目标势不摆休，屡败屡战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动。
中山先生的良好思想修养是很有口碑的。他的崇高思想修养让世人折服，让后人深深感动，让我们都敬仰万分。纵观孙中山的一生，他的全部优良品质可用“天下为公”四个字来概括。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个真正以国家、社会、民众、民族利益为重的人，一个真正以建设性的立场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的人，一个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三、不足与缺点。
在我看来，每个历史伟人都摆脱不了众多正、负面的评价。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
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但今日观之缺乏远见。
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近代史中，中国领导人于混乱局势下，企图以权宜手段对列强在华权益让步的案例甚多。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后来皆颇多学者批评。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是极具意义的。他的人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心心酸心痛，但是国人更加热血沸腾，为之更加更近！更加努力！孙中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奋斗与救中国。他具有乐天的人生态度，博爱的人生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敬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人民出版社。
2.《中山书信手迹选》，1986年，文物出版社。
3.《伟人孙中山》,2001年，出版社。
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5.《孙中山选集》。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四
[摘要]西藏本民族的服饰特色得以保留主要原因是取材自然，源于生活，符合藏族劳动人民的生产劳作方式，简要对藏族聚集地区的服饰进行描述。
[关键词]西藏;服饰;特征。
服饰是承载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及审美内涵。藏族服饰，从头到脚一应俱全，主要有动物皮、氆氇制作的僧俗帽类，藏袍、袍裙、长布衫、皮毛坎肩、围裙，衬衣，僧装，帮典还有传统藏靴。藏族不论男女极喜爱穿金戴银，佩饰就地取材，常用红珊瑚、绿松石、玛瑙、翡翠蜜蜡镶嵌点缀，给人厚重古朴的质感。衣领、袖口、饰物图案花纹丰富特征明显，辨识度极高。
近代前期藏族服饰样式变化不大，基本沿袭甘丹颇章时期的传统。根据藏族主要的分布地区，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区域。
一、卫藏服饰。
城镇居民服饰，平民男子以长袖装为主，襟大、袖长，用料为氆氇。内穿棉布衬衫，脚穿牛皮底的藏靴，靴面用借植或平绒。夏天戴毡制礼帽，冬天戴橙植或狐皮帽。平民女子夏装为斜玛、稽毽质的无袖长袍，内穿粗布衫，冬装穿里子为羔皮或夹棉的藏袍，外套棉布罩，腰束帮典。戴次仁金果帽，靴子用氆氇制成。
牧区服饰，主要指阿里高寒地区。男子以长袖皮袍为主，襟、袖和底边镶上黑色平绒、灯芯绒和毛呢，女子藏袍以着皮袍为主，在板皮外边镶上五彩的帮典料，然后用紅、蓝、绿等颜色作花纹，在襟、袖口和底边镶上黑色羊绒、灯芯绒或毛呢，增加服饰的色彩感和立体感。黑氆氇的藏袍，肩披绸缎为面料水獭皮镶边的披肩，藏语称“甲不力”。
二、康区服饰。
康区包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西藏的昌都，青海的玉树地区。史上称康巴为“人域”，人杰地灵，风景秀美。一年之内的民族节日盛会很多，藏历年、金马节、迎秋节，每逢节日，康巴汉子、姑娘着盛装欢庆。
农区藏袍大襟、宽腰、长袖、无扣。注重色彩的艳丽明快。男子藏袍以挂金丝缎或毛呢等为面料，下摆、襟、袖等处镶宽大的水獭、豹、虎等珍贵兽皮，白色衬衫外，穿锦缎袄褂夏装与冬装基本相同，只是冬天里子加羔皮，夏天为单层，脚穿钩鼻厚底藏靴，显得粗犷刹悍。康区女子服饰有较大的差异，玉树、昌都、甘孜等地的女子藏袍制作极为考究，多用织锦缎、毛料为面子，边镶一尺余宽的黑白相配的水獭皮，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对比感。稻城等地女子盛装，以五颜六色的花错植制成的百褶连衣裙，左右胸襟处镶以红、黄、绿、藏青、金丝绒三角形，双袖肘处镶红布，袖边镶绿布，背部镶绣吉祥图案“公热”，裙边镶红色，色彩鲜丽，装饰性极强。
牧区由于多在高寒地带，男女均以厚重的皮板老羊皮、羔羊皮为袍，上饰线条宽大的五色布、呢料条纹或其他宗教图纹。气候稍温暖的地方夏季以轻、薄的面料里加羔皮，或穿错植袍。早期穿光板老羊皮裤子，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脚穿厚底藏靴，腰际横插长刀或铁棍（以防狗），火镰、后腰吊小刀。女子不佩长刀，在前腰佩吊小刀、针线盒、奶钩、银链等，服饰基本形状与玉树农区相似。
康区的丹巴县太平桥的上宅垄、下宅垄和半扇门一带，至今留着清代遗留下来的古老服饰，每逢重大节庆日，妇女们都会穿上先人留下来的盛装歌舞。可能是古老的清代服装珍品在社会上流行的唯一一处地域。
三、安多服饰。
农区妇女多选锦缎为袍面，白羊羔皮作里皮，纯黑、紫青、墨绿、碧蓝、咖啡等色为上乘。袍边、袖口常用橙、黄、绿、蓝、靛五色氆氇镶成一寸宽的花边，犹如彩虹叠绕，色彩明快艳丽。戴白毡高尖帽，帽尖高约一尺，沿圆缀以黑色布边。还有一种棉边帽，俗称“四片瓦”，是用细棉制作的圆顶小帽，镶满了金银丝织锦花条。靴子由氆氇制成，靴头、靴帮都用不同色线装饰，在色线中又夹杂着十字纹作为装饰，不同的色块区划分单元，图案十分耐看。
西藏的服饰之所以与内地的服饰有很大差异，最根本的原因是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和基本政治结构不同，我们还需要联系藏民族的文化和其基本精神的影响。藏族人民的服饰一开始便与大自然有密切联系，制服材料取之于自然，用青稞染色，皮毛，羊皮袍，藏地昼夜温差大，牧区风大寒冷，服饰整体厚重。避免了服饰与宗教一体化的僵局，同时一味地突出自然属性，使其服饰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上。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苏丽英，山西省原平市人，目前就读于西藏大学。
[作者单位]。
西藏大学。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五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高等院校新开的一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搞好本课程的教学，首先要明确教学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教学方法：一是于叙事中寓论断；二是注重多媒体教学；三是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四是课堂讨论和演讲；五是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中宣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社政教〔2005〕5号)中规定，在一年级本科大学生中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门新课。该课程的开设是在新形势下对历史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精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上好这门课呢？我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请各位同行指教。
一、明确教学目的。
教学工作必须围绕教学目的展开。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不仅会导致教学工作紊乱，而且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确定教学目的是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的首要环节。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社政教〔2005〕9号)规定，《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这个规定，进行《纲要》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
第一，充分认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进步性，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使中国社会长期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不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社会制度，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并加深学生对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必然性的认识，自觉继承和发扬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
第二，了解近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斗争，明确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到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都进行过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提出并实施种种救国方案。但无论是和平式的救国方案(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革命式的救国方案(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即使像辛亥革命那样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由此学生懂得：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一套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此增强学生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坚定信念。
第三，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史实，加深学生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理的认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和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加深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进而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惟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进行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为夺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实现了彻底解放。
第四，充分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进步性，深刻领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及特点，加深对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明确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时，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此增强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改进教学方法。
(一)把握课程特色，于叙事中寓论断。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课程的开设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系统性大大增强。但《纲要》课程进行思想教育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又有所不同，是以古喻今通过鉴史而明理，是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其最大的课程特色在于它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1840年至当代)、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期)、更复杂的社会场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讲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复兴和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以历史事实说话，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正确性。《纲要》课程重心在于讲“史”,但它与普通的历史课又有所不同。普通的历史课侧重从史学学科本身或者从学术角度进行教学和研究，而《纲要》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有着鲜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它的开设不单纯是为了使学生从宏观上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认识，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在了解国史、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因此，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应在加强理论性教育的同时，做到史论结合，于叙事中寓论断，着力培养和强化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注重多媒体教学。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传统的教学，基本上靠的是文字语言的阐述，其吸引力有限，不仅使学生产生模糊不清、枯燥无味的感觉，而且制约他们对历史的形象性理解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电脑网络资源查找许多历史图片以丰富教学电子幻灯的内容。这些原始资料和图片能给大学生带来直观的视觉印象和冲击，让他们感受到历史不再枯燥，而是趣味的、生动的、深刻的。另外，结合专题讲座，适时播放一些资料性强的爱国主义优秀影片和相关纪录片，用图片和影视等手段加深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程的艰辛、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理解。除了幻灯和影视等教辅手段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积极开设这门课的教学网页，开展网上自学辅导、讨论答疑等活动。
(三)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社会实践由于涉及经费、安全、时间等诸多因素，在组织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充分利用各地的历史资源和革命老区资源，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要使学生不只局限于课堂的讲授，还要注重教学的拓展，即向第二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拓展。教师应该在鼓励学生在课上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在课下参观学校所在地周围的一些名人故居、革命纪念地等，通过历史实物感受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可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比较不同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交相应的调研报告。这样可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同时，该课教学还可结合团委、学工处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理论上对活动加以指导。
(四)课堂讨论和演讲。
讨论与演讲一定不能流于形式，在课前需做认真的准备工作，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些材料的来源与线索，由学生自己选择有兴趣的题目，搜集材料，最好写成文字，讨论后再补充和完善，形成小论文，从而既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又锻炼独立或集体完成研究的能力。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必须对原来的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具体做法：适当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比重，约占总成绩的50%―60%;提高平时成绩(作业、提问、讨论和考勤)的比例，约占40%―50%;对一些回答问题、做作业和试卷思路宽、有自己见解且阐述合理的学生适当给予高分，避免以往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现象。
三、结语。
总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应当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做到集知识性、理论性、生动性于一体，在准确把握教学目的的基础上，努力开创教学方式方法的新模式，改革传统的考核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教学效果，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陶冶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情操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2]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学导刊，2006年增刊。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六
摘要：“鸦片战争”使中国极不情愿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清朝统治者的自主改良性的“洋务运动”成果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损失殆尽，统治权在内外压力下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临界点”时期，制度替换行将发生，1898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然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维新派却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最弱的政治集团，诸因素包括基本的社会基础力量的缺乏、光绪皇帝的无权状态、未全盘考虑和计划缺乏程序性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然而它仍然开启了中国制度变迁和以制度救中国的道路，时至今日依然功不可没。
关键词：戊戌变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一、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引起了处于政治学研究困境的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传统制度对重大制度替代和宏大政治变革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了研究视域，它将研究的核心放在了制度对于行为主体如何产生影响，以及由制度、行为和观念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塑造某种政治后果具有必然缘由。这一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它避免了行为主义的太过微观琐碎以及对社会历史背景现存限制性条件的忽视，克服了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单一边界条件的缺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二)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夹杂着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临界点”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打破旧制度产生新制度的路径突破和路径替代时期；“关键节点”通常归结为重大的外部冲击，诸如战争、经济危机等打破原有政治制度，为制度变迁找到突破口和产生理由，这节点上的制度处于断裂状态，各方利益集团处于博弈争斗状态，新制度可能产生。
(三)制度变迁的利益博弈。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剧烈的社会环境变化引发了不同社会集团巨大的利益冲突。旧的政治制度由于其先天的惰性使其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主动改变，它会由于自身的惯性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刚性而进入“路径循环”状态，这种封闭循环使得新旧制度难以实现有序对接，当旧制度难以容纳环境剧烈改变而带来的冲突时，往往会导致旧制度的崩溃，新制度的创立。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来自于行动者对于新制度能够带来比旧制度更多利益的期望以及旧制度所引发的政治博弈和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法性的怀疑。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临界点”上，制度选择的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进行激烈政治冲突和力量博弈，这种合力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最终走向。
二、路径危机中的晚清政治困局。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以人治、集权、保守、宗法继承、抑商重农为特征，在服务于皇权统治的路径中运行着。伴随这种路径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臣民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封建帝国的运行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在君权轨道上难以脱离。这一切注定了因为缺乏政治创新而在东西文明激烈碰撞之际，中国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
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强行拖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变局促使封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寻求“应变”之道，在晚清政治中出现了一些人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政治新气象，尽管很多都是昙花一现。早期开明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西方技术层面的先进，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理念指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使人们进一步对中国封建政体的反思与醒觉。
甲午战后清王朝为了偿还赔款，向列强大举外债，以海关税收为担保，进而使得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的掀起了势力瓜分狂潮。中国处于瓜分豆剖的局面，财政亏空更使这台陈旧机器的运转雪上加霜，清政府只能“横征暴敛”，导致民变四起，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付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下，各地会党，发作待时”[3]，内忧外患的政治危局促使惊醒，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第一次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戊戌变法和制度变迁的流产。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以后的103天中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在政治上，措施主要是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取消旗人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但一些比较激进的具有资本主义内涵精神的措施却没有被采纳，如康有为在1898年6月对于新政的建议提出“拟定开制度局，立宪法，设议院，建设新京，议开懋勤殿以议制度”[4]。即便维新是以挽救危局为目的且措施多有折衷但变法在后党疯狂的镇压下崩溃瓦解只维持了103天，除了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外，一切回复照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设想的君主立宪还未成形就夭折了，一个没有结出果实的花朵随即凋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失败的制度替换运动，它没有打破中国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的路径依赖，没有成功地实现君主立宪体制的制度创新。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戊戌变法仍有一定的制度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尝试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成为近代以来制度变革的先锋。
制度变迁一般可以分为渐进型制度变迁和突变型制度变迁。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是统治集团在在政治体制能够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局部不适合形势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变革。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更替通过剧烈的、暴力的和全局的方式实现。在以渐进式变迁为主的制度替换过程中，也存在突变型制度变迁，在政治活动中矛盾双方不能在现成的制度架构内协商成功达成妥协，在政治资源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凭借掌控的话语权，利用暴力机器胁迫对方，以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变迁。晚清政府在19世纪末期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只有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才能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路径锁定”状态，实现制度创新。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场渐进型的制度变迁，康有为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虽然这种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最终命运是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制度创新的尝试，解放了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探索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之路的路径替代模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动力。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社会变革就会到来。清朝末期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旧制度的构建者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不变革将会亡国灭种，于是一场旨在挽救王朝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任何政治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敏感的神经，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15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说：“再没有什么比带头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的成败更不确定更没有把握了，再没有什么比这事施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因为新制度的倡导者使所有那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而所有那些可以从新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们则只是他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5]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通过模仿日本，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来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以实现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然而，渐进式制度变迁已经无法突破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王朝“路径锁定”状态。这样一群势单力薄又缺乏任何政治资质的改良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发号施令，试图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以来试图仿效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步子迈得不大，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康梁”的一小步，却是中华民族探索新政治制度的一大步。
四、“康梁”维新集团的弱势状态。
(一)利益集团的“搭便车”行为。
戊戌变法的组织依托之一的强学会，其成员构成复杂，鱼龙混杂，有不少人加入强学会是带有功利性的，是为了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并不是真心支持变法，甚至有破坏分子混入其中。维新派人士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不加甄别地将一些封建官僚动员进入强学会，不仅使强学会的组成人员复杂而且矛盾也日益突出。
(二)行动资源不足制约着创新主体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凡是在制度创新上取得成功的创新集团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在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却没有足够的创新资源，制度创新主体就很难突破现有的制度路径锁定状态，实现既定的制度替换的目标。制度创新资源主要有军事、经济、政治资质和组织等资源。
首先是军事资源严重不足。在变法之前，光绪皇帝也意识到军队的支持性作用，而自己却无军事调动权，他只有将全部希一望寄托于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身上，通过职务提拔，希望他能支持变法，袁世凯效忠后党集团，在了解光绪皇帝的意图后立即向荣禄报告，于是政变爆发，手无寸铁的维新派只能任人宰割，在镇压维新派人士后，一切恢复原状，制度替代宣告破产。
其次是制度创新的经济资源缺乏。改革旧制，修铁路、奖励农耕、建立现代化的海军等都需要大量经费，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捉襟见肘，为了偿付甲午海战失败的赔款，只能大举外债。这些借款除了偿还对日赔款外，还用到政费、利息、军费、佣金、贪污和折扣等上面去了。列强通过对清政府借款把持了中国的海关税收。所以，戊戌变法过程中颁布的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因为无钱支持只能作罢。
再次是政治资质太浅。戊戌变法，其领导者康有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并且维新集团中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其所依靠的光绪皇帝也是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变法，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是组织不力。戊戌变法的政治组织强学会无法克服组织内部一些投机分子“搭便车”现象，不能形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进而在变法过程中不能形成上下合力协同效应。
(三)制度创新主体意识形态内聚力与整合力不足。
政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该集团主流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表现为道德、政治理想、宗教、哲学等形式。意识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教化、批判、整合、导向和控制等功能，其中整合功能对于制度创新主体来说十分重要，对于解决制度创新过程中利益集团“搭便车”现象很有帮助。
维新集团因为没有搭建起一个合理、严谨、合乎逻辑的意识形态框架，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认知目标，更无维持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戊戌变法也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推动变法的动力不是源自维新集团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深恶痛绝，而是来自外部，即列强对于国家领土的蚕食和瓜分的阴影。
(四)难以抵制臣民文化对于制度创新的阻滞。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皇帝就成为权力的代表，因此，他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君主世袭“君权独尊”成为“积习”。所以在改革前后提出“君民共主”，试图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发号施令是很自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发布“密诏”，实行“勤王”运动，可以看出臣民文化对其影响的深远。臣民文化不仅使现代公民文化在皇权崇拜、愚民的专制主义的土壤上难以自发成长并开花结果，也使得西方的先进文化难以为国民所接受。因此，若要在中国成功实现制度替代，就必须对中国的臣民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淘汰，培育适合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公民文化。
五、结语。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制度发展历程中若能模仿先发型现代化国家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是最好不过了，但在模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革者应该立足中国的国情，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嵌入到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之中。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先进理论和科学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建立具有强大内聚力与整合力的创新团队来完成制度创新的路径替代，这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求实、创新、坚定精神的人才能担此任。面对社会混乱、主权失落、领土残缺的局面“康梁”举起了制度创新的大旗，然而其组织松散，意识形态混乱，创新资源缺乏等，注定了在这个积淀厚重的专制主义沉渣的国家构建民主宪政政体失败的命运。但戊戌变法作为开启了中国近代制度变革先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至今为后学者探索不尽。(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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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七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场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虽然它失败了但它开历史之先河，指明了中国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运动意义道路。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社会背景：(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2)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3)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4)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6)民主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7)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王会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出刊机关报《民报》，确定了革命纲领。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具有深远而伟大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此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再也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之害”。这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民的精神解放，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显著增加，使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4)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到推动作用，使亚洲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起的一个伟大里程碑。”(5)辛亥革命具有它深广的意义。
三、辛亥革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经验总结。
存在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6)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暴露出革命中存在的问题，证实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大告成功了，对反对封建主义认识不彻底。资产阶级革命派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掌权以后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
命遭到失败是难免的。革命领导人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脱离人民群众，革命派力量显得十分弱小。而其根本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组织上不巩固，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缺乏统一信仰。
革命中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充分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外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破坏，政党政治、议会等充分地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即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但从中我们总结很多经验，得到很多教训和启示。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马，封建专制制度不能统治中国，并且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不能领导中国，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导中国走向富强。辛亥革命把反动的封建帝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此后的革命积累了经验。它引领的政治风暴使一切专制的制度无法占领地位，也许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国人民心深处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经形成。在辛亥革命后的斗争岁月中，中国人民努力践行者孙中山梦寐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国”。
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民主俱达”，“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尝矣”，此后乃是“以民生主以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虽然这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但却真的给近代化经济带来了生机。孙中山亲自制定的《实业计划》蓝图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发展之路。以发展交通为重点，提出建招铁路、公路干线、疏通运河、新建港口，计划通过交通线联通工业区，走近代化工业之路，以改变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实现中国工业化。虽有些措施不切实际，但深深影响了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导中国向工业化之路发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会习尚上，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锁，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核心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民所遗弃，思想界得以解放，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崛起承传中山先生志业奠定了思想根基。
总之，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对中国的现代影响深远。
四、结论。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斗争最后都归于失败，但它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要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必须寻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党、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成为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国新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
参考文献：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八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隅，即美丽的彩云之南。有人说，这是荒蛮之地，有人说，这里住着野蛮的名族。但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确涌现出许多文人志士，抑或是将领之才。而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轮换的时候，这里的救国英雄也表现出中华儿女忧国忧民之情节，为祖国贡献一己之力，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他们独特的足迹。作为近代影响人物，不得不说的就是龙云。
龙云（1884年—1962年），字志舟，彝族人。他194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在中国近代为巩固边防做出一定贡献。
龙云曾担任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彝族人，彝名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1911年加入滇军，1914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入云南都督唐继尧部，为唐所赏识，被唐继尧从下级军官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之后在与胡若愚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1933年出兵助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二十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虽说中国近代大多数是沿海巨变，沧海桑田，工业社会影响下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国较落后的几个省份也开始有所作为，在龙云执政期间，云南的明主，明权体制大为改善，为解放人们的思想，为今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近代史上为中国抗击外敌侵略和保全祖国的完整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边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建设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产生出了这样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在不起眼的地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业，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和一个云南同乡，我为这种精神和作为感到自豪。
第二个要说的便是近代文人李根源老先生。
李根源生于1879年，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生于云南腾冲。光绪二十四年李根源中秀才，二十九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敛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藏书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吴县志》书影摩崖题刻访古探幽，历时3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从1932年到1945年，李根源曾先后4次为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建造英雄冢，披麻送国殇。“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这是李根源在1932年写的一首题为《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的五绝。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骨灰安葬于藏书小王山。今小王山辟有李根源纪念馆。遗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等。
李根源访记下的史料切实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与群众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自观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力争把事情弄清为止。这是他一贯的态度，例如，他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126幅及图说两卷，就是深入英军驻地险境后才写成的实况纪录，为1960年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史料根据。他为中国近代边境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文化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的边境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近代，云南还涌现出了许多的仁人志士，如为中国教育添砖加瓦的楚图南先生：
楚图南先生生于1899年，他6岁丧母，14岁离开文山，辗转到昆明。15岁时，考入昆明私立联合中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楚图南就在校办的《史地丛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了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楚图南有机会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并直接接触了李大钊。以后，就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办起了《劳动文化》小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楚图南是由云南考入的官费生，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到云南敬恭桑梓。1923年的秋天，他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了阔别4年的昆明，并在省立一中任教。楚图南以其博学多识，使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名人、大家。一位从香港回到昆明，考插班生进省一中的李生萱同学，就是楚图南的得意弟子。在楚老的教诲下，李生萱成了著名哲学家。
当年的李生萱，就是我们今天早已熟知的哲学家艾思奇。
1926年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楚图南从云南又到了北京，迅即转到哈尔滨，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省立女中、吉林六中等中学及长春二师等校任教。这年春天，楚图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楚图南受党组织的指派，先后到山东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楚图南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鲁迅诗文和柯仲平诗歌，给学生以革命的启蒙，培养同学们努力思考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他的引导下，柯仲平长诗《风火山》的“一个朋友下监牢，千个朋友杀火冒！一个朋友枪决了，万个朋友滴血誓战刀”之类悲壮、慷慨的诗句深深打动了青年的心，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1935年春天，楚图南到达上海，改名楚曾，进入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1936年至1941年，楚图南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将他翻译的德国陀劳尔、德米尔、贝赫尔，俄国的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美国的惠特曼、匈牙利的沙罗西、欧特瓦士等进步诗人的16首诗作结集为《枫叶集》。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楚图南从上海回到云南。整整抗战八年，楚图南始终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积极投身于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云南省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和云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云大给楚图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3岁时，楚图南还题书赠与云大附中同学“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做大事”。
楚图南老先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为中国的发展中，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知识保卫了祖国。
如果说近代史中有哪个云南人能让全国人民记住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聂耳。聂耳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艺术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突出的，便是《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国歌。
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在中国近代曲折的道路中从云南走出的革命者和救国者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名族情结在那个年代绽放，集结了所有的中华儿女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祖国的西南角，也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影响着中国近代的走向，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云南人，我同样为他们骄傲。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九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应用心理专业。
2010225012徐梦茹。
2011.9.15。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是谁能把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事实上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一位总统他是乔治·华盛顿。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得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他就是中国。他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是什么让他对毛泽东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呢？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毛泽东走出了韶山，也就走进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大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件艺术品的原胚，虽然五色斑斓，却瑕瑜互见，总需要一双灵巧而有力的大手来雕琢。毛泽东也许不知道，他就是这双大手。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构建与两位19世纪的伟大德国人遥远的回应。他秉持着自由的理想，领导中国人民反击党国政府的围剿，抵抗日寇的入侵，拯救中华民族于瓜分豆剖之际。理想的旗帜挥舞在他的前面，这是最博大的民族理想，革命的人生理想，并在他热情的诗歌中赞美了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壮丽的斗争。《七律·长征》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既写出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又把红军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碍、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堪称为艺术精品，千古绝唱。
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在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毛泽东陆续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十年**，十年的伤疤，用了几十年也没有完全医好。据此，有人意图对毛泽东做全面否定。早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毛泽东已经得到了客观的评价：“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作为诗人，他是政治家诗人。毛泽东特殊的进取个性，斗争意志，浪漫想象和执着情感．这些诗化的性格，为他从事的事业谱写了一首首杰作，也铸造了一篇篇遗憾的败笔。这杰作与败笔对国家民旗的影响既深且大。其反差相隔天壤却同样惊心动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饱餐中国传统文化而达“内圣”、“外王的毛泽东，其诗化的秉性、气质、风格与其毕生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儒学士大夫其墨客骚人的秉性气质和风格是多重的。有其气势磅礴、洒脱不羁、气冲霄汉、豪迈不屈的一面，又有超凡脱俗、远离客观现实、文过饰非、虚幻理想的一面。很明显，这两个方面在毛泽东身上都是浓墨重彩。当他天才的想象与历史逻辑的轨迹吻合时，毛泽东创造了奇迹，这种奇迹是那些把历史的进步看成电梯一层一层上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法领略和创造的。当他天才的想象和历史逻辑的轨迹错位时，灾难性悲剧也是天崩地裂。毛泽东是大半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设计、创造和指挥者，民主革命的成功和胜利把毛泽东推向“唯意志论”，而且是“唯己意志论”。他对自己天才的想象力从不怀疑，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便是最好的佐证。
毛泽东以毕生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有自身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思想概论，有助于我们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现在正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要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使我们国家以社会主义强国的地位屹立于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一代成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群体，而思想理论素质是人才素质的灵魂。
因此，年轻的一代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缅怀毛泽东同志！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十
摘要: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育法《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十一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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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十二
[摘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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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十三
[摘要]近现代思想史中对国民性的讨论批判从未停止，国民性问题关系着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而近代民众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许多思想家均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现树立介绍了即为典型的思想家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对其进行简单对比。
[关键词]国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启蒙思想萌发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逐渐发起国民性讨论的热潮。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与探究。国民性在政治心理学中是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将国民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国民性与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该民族的成员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心理特点。国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环境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产品得以表现，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特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和行为特质、性格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观念往往会集中地展现其民族心理特点。因此在讨论国民性本身的同时，也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会对国民的政治行为有导向作用。
近代中国思想史中之所以发生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讨论，是在列强压迫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企图通过国民性的改造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摆脱民族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国民性”这一话语是从西方传人的，18、19世纪，西方以及日本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精英群体深受其影响，从中获得启示：一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可以通过培养出一些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习惯或特性，来提高本民族成员的素质，从而推动民族的文明进步；二是消除阻碍民族进步的消极因素，使人从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能够促使民族的进步。近现代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严复。“国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广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现代“国家”、“国民”意识的出现为前导的，而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国民”概念，是在晚清启蒙运动中才产生的。据梁景和考证，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进而提出挽救国家危机的措施，严复思考的国民性问题，是怎样能够实现民族的复兴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论事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来探索中国的国民性：“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认为中国人“好古而忽今”。严复推崇进化论，其进化论来自于西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而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细胞在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关乎国家强弱存亡的一件大事。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而精神的涣散衰颓、道德心的丧失，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严复提出的启蒙“三民”说，是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具体方案，成为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乏独立、自由之德。“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依赖古人，言政术则依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依赖官吏。百姓依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唯倚赖之是务。”而且奴性深重“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既然如此便罢了，但国民不能自己视自己为奴隶。并感叹“吾不解吾国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梁启超认为奴性导致中国数千年的腐败，而且奴性不除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当时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他对国民性的论述主要也是对劣根性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专制压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动因。民主法治观念几乎没有，而且在教育上，学而优则仕的导向，后来严格的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压抑了国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认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发展到另一方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中庸”，强调克制自己来达到整体的和谐，学会宽容与忍让，这样的思想理念在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使国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与反抗的精神。在趋同的过程中磨损了个性。
梁启超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启超主张以“新民”来“新吾国”。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两个途径：“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不同于严复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梁启超也看到了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中华民族精粹的同时采补外来文化中新的价值观念，学习其它民族的优秀文明以实现本民族国民性的改组。梁启超强调国民意识的塑造，除了有“国”的概念，还看到了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国权”与“民权”是紧密联系的。国民个人权利的倡导将个人由以往的对君主意志被动服从的臣民而推为主动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国民，由“国”而“人”的观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前提。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改造与提升视为社会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
晚清启蒙意识到这个国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国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传统的“用民”的角度出发来倡导“重民”甚至“新民”。他们的“新民”之道，还是比较狭隘的，设想的是在旧有的文化体系内部借助一些外来文化的力量以辅助民族实现自新、自强。在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民”的概念是作为建立“民族一国家”的必备因素被提出来，其涵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质差别。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反省国民性的弱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家。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灵魂。鲁迅在其众多文章以及言论中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迅笔下的民众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无知，鲁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锐的词汇也不吝以最恶来论述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世纪末思潮视现代文明为颓废、摧丧本能、造成人种退化，认为文明的再生有赖少数天才或杰出的个人。鲁迅笔下的革命者作为杰出个人，为了革命流血牺牲，课面对的是无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为他们献身，他们非但不会理解，而且还把他的遭遇受刑当作娱乐节目。鲁迅一方面对庸愚大众进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离开群众，他不能没有听众。鲁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虫豸，而虫豸一般是族群意向，需要相互协助完成艰难的任务。这体现出对群众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众，至于庸众，却连自己被贬为昆虫都不知情。这是一种复杂的双重情感。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来源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封建礼教的束缚另外还有外来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里面。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便是认为国民病的不是身体，病在国民的性格国民的素质，麻木愚昧的民众是不可能有带领其走向反抗、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语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也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近现代思想中的热门话题。这是如当时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单从国民性本身来看，可能包含的内容会更多也更温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并企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民众的觉醒民族的复兴。中国国民的国民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关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其“仁”的核心并由此而来的行为导向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思维习惯道德风俗。道家等阴阳调和无为自然的思想也对国民性格有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本就是辩证的，有精华的同时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级教化的束缚等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祸根。封建专制统治的登峰造极，使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的性格受到严重压抑。而中国的闭关锁国在思想技艺上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后的对比更加使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劣性彰显。
近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均从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入手是因为国是由民组成，民众的思想行为会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近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种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发展复兴。所以欲救国，首先要开民智要改造国民性。
从主要思想家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发展创新之处，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来谈谈自己的总结归纳。
一、正如前文所诉，从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后者更多了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与重视，不再是在国家一民族的构架中来，讨论因为民众是其组成部分，需要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的思想意识存在问题所以要对其进行开化。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多的是从人本身来论述，看到了国民应该拥有权利。
二、陈独秀等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纲常礼教，改造国民性的要求是与反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相符合。
三、我认为对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由于提出反对传统文化的口号，虽然严复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显然要更激进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说。对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思想家们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国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刺激，而且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了文化中落后之处，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处方。都看到了民众在国家发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将民众作为民族发展的载体，只有民众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进而谈进步谈发展。
国民性的问题一直都在提，现如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如集体过马路便不用管红灯等也会归结到国民性问题上去思考讨论。我认为，国民性虽是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还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地域环境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保留，但同时绝对会有发展变化。因此它包含的内同是十分丰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背景的，在当时，只有将国民的思想打开智慧开启，才能够求得民族的发展。我们现在再来谈国民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对自己的观照，能够以之为镜，进行反思，实现现代人国民性的发展。国民性问题应该重视和思考，但是不能过度。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十四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基础。
(二)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进行集会抗议，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一)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她们一起来，“一声摇班，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用罢工的手段，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那是虚伪的，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妇女才能真正解放，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在革命运动中，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显示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一)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反而以男性为榜样，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因此，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但实际上，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首先，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开创了新的纪元。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通用15篇）篇十五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可以说，这段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受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又是华夏大地的劳动人民通过智慧与勤劳摆脱压迫，走向光明的探索史。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尽显衰相，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在中国从贵族之间的炫耀的奢侈品变为普通百姓用来解脱贫穷与饥饿的工具时。就注定造成贫穷与诱惑的恶性循环。而曾想借此缓解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病，却没有像其他国家抵制鸦片那样和平介入，而是直接武力封锁烟局，这直接加快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当清朝落后的战斗器械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时，结局就注定是失败。清廷震惊，天朝形象随之垮台。之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随着外国资本注意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中国人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这么一步步的沦陷，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英法要求按照合约内容修约时，清政府再次显示出封建国家的局限性。不仅未予以许可，还无缘无故的对外国船队进行袭击。这一不仅认真考虑的决定的直接后果就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差点遭遇灭国危险，还导致圆明园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遭到无情的焚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文物外流。
在天朝尊严面前，百姓生命如同草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因为各方势力的矛盾而全军覆没，结束了清政府的美梦。没放在眼里的日本国竟能迫使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签订代价惨重的条约，这无疑给清政府的头狠狠地浇了盆冷水。台湾也在这一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洋务运动并没有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过来。这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拥有爱国热枕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变法来实现民族振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却由于行动激进，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的强烈反对，前后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在外国侵略势力一步步渗入中国时，反帝反侵略斗争也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掀起的一场斗争，却激起了帝国主义的集体侵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之爆发，不仅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也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慈禧太后甚至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列强似乎意识到了中国此时已无力抵抗，开始依实力瓜分中国。中国几乎成为列强炫耀自己实力的大本营。即使意识到不改革就要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清政府也无法力挽狂澜，拯政权于水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却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第二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敢彻底和帝国主义决裂，也无法真正团结民众，这就注定他们无法取得本质上的胜利。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逐步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甚至妄图恢复帝制，终于引起人民不满，在护国运动中被迫取消帝制。虽然袁世凯被赶下台，但中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反而更加严重，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更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局面，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正是这段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在对近现代史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要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现象，不能单纯凭借某一历史事件就判定历史上人物的性质，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个人的功过得失。而对待历史，要从是否能促进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为标准，正视历史。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转移，但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推动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发展，而这些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并非一定是有着超人的天赋，但他们往往能审时度势，把握住机会，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不朽的成就。历史的确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也应该把历史作为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为自己的奋斗指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