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

同一本书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读后感，我们可以通过写读后感的方式来发现自己与他人的差异。以下是一些深入浅出的读后感范文，读者可以借鉴其中的观点和表达方式。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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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一

读秋雨的书，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加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风土人情。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很是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简单叙述至此，最后一余秋雨的一句话来结尾。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二

曾经读过余秋雨的许多散文，而让我时时不能忘怀的一篇就是《垂钓》。《垂钓》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自己的喜恶，胖老人在钓绳上“挂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着，等着“暮色苍茫”，“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结局，让旁观者更觉况味无穷。

也许有人认为胖老人是追求物质而胸无大志，随遇而安，浑浑噩噩地过着小鱼生活的现实主义者；瘦老人则是一个追求完美、志在高远、锲而不舍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从生活的角度而言，我对胖老人的做法是报以赞许目光的。生活追求需要积极向上，却要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智慧，不容许有盲目和好高骛远的侥幸心理，胖老人十分明白自己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钩小滩浅，他不妒忌瘦老人钓钩的”硕大无比“，也不去打击他的执着，即使在”提起满满的鱼桶走，快乐地朝我们扮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怕的是惊扰瘦老人的钓鱼梦，他的这份平常心，使得他非常快乐。也许，他一辈子都钓不上大鱼，但是在他面对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优胜者。

瘦老人无疑是许多人认为的完美形象，他的身上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士之美。他的钓鱼钩”硕大无比“，可谓大矣，”在他眼里，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鄙视同伴的浅北，瘦老人是唯大鱼不钓的，他在浅浅的水域里等待大鱼上钩，俨然一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情形，他在苦作者：钱毅伟苦地单相思久久不愿上钩的大鱼之余，却没有实际地分析自己所处的客观条件，倘若他向大海深处更进十米、二十米，或许就有机会拥有胖老人意想不到的收获，“硕大无比”的钓钩上挂着他梦寐以求的大鱼儿。只是，他自视清高，鄙视胖老人的满载而归，却不曾想付出哪怕一点点智慧和艰辛！他的盲目执着在浅浅的沙滩边显得格外苍白，让观者体味到他的孤独和单保。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满的六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和快乐之门！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三

这几天在网上读余秋雨老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感受颇多。读了很多篇文章，感受最深的是他那篇体现“诚信”的《信客》，我们上次学生做作文也是写了反映“诚信”的话题作文，所以想把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谈一下。

《信客》写的是早年在乡间的事，那时候通信手段很落后，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不能联系上出远门的亲人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沉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文章说的是这里的一个老信客，曾有一次为客户送给女儿的红绸，而他也要为一远亲送一分礼，就裁下了客户窄窄的一条红绸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小小的一件事毁了老信客一生的名誉，老信客申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这就是不讲"诚信"的结果，哪怕只有仅仅的一次;这就是我要说的，在这个世界，你要想顶天立地的站在这个世界上，请记住一句话——万事"诚"为先!

西方有句话：“他骗了所有的人，最后发现他被所有的人骗了。”信誉，是对权益的维护和尊重。承诺，就自己来说是一种责任，就对方来说是一种希望。失信和失诺，不管对象是谁，都是一种失责。然而，正是这种诚信，才显示出一个人思想品德的高下。古人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为何难追?因为言出诺随，方显君子本色。“言必行，行必果”，特别是存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承诺更是事业生存发展的基石。只有一诺千金，才可赢得至高无上的信誉。

郑周永说过，信用是财产，有信用就有一切。麦可格雷尔也说过，一切商业交易中，信用第一。请看美国的凯特皮勒公司是怎么做的，这个公司是生产推土机和铲土机的世界性跨国公司，它的广告中说：“凡是买了我们产品的人，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需要更换配件，我们保证48小时内送到你们手中。如果送不到，我们的产品就白送给你们。”他们说一不二。有时候为了把一个价值50美元的零件送到边远山区，不惜用一架直升飞机，费用高达20xx美元。有时无法按时在48小时内把零件送到用户手中，就真的按广告所说，把产品白白送给用户。由于经营信誉高，这家公司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仍然兴旺。这就是讲究信誉给凯特皮勒公司带来的效益。正是有了信誉，才有了凯特皮勒公司的发展，才有了凯特皮勒公司兴旺。这就是说，承诺就是信誉，承诺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有一家国内的银行的员工们也很好的做到了讲诚信，维护了“青年文明号”的荣誉称号，做到了名不虚传。当记者拿出1100元钱，却故意在存款凭条上填写了1000元，递进2号窗口，服务员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并将多出的100元退了回来。这是发生在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工商银行吉林市湘潭储蓄所的一件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普普通通的银行普普通通的职工，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坚持，才换来了他们这样的光荣称号。这种品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这告诉我们：信誉要靠实际行动积累。

但也有一些单位口号喊得震天响，在真有事发生后却一再推诿，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一消费者到一家门面堂皇，公开向消费者承诺“包修3年”的电器商店，花820元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使用仅10天，就发现定时器失灵了。当该消费者带着发票把洗衣机运回商店要求换一台新的时，就惹得营业员满脸的不高兴。她说，换新的不可能，只能给你修理一下，今天没修理人员，你先运回去，明天派人来维修。不得已，笔者只好运回去等人上门修。殊不知，修了坏，坏了修，折腾了好几个回合仍无效果。真是让人有苦说不出。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承诺，又怎么能让人信服?这件事告诉我们：承诺不是只说不做。就像池田大佐说的：“信用是难得易失的。费十年的功夫积累的信用，往往由于一时的言行而失掉。”这也是我们今后生活中要吸取的教训吧!

说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礼记》上的一句话：“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这句话战国时期的尾生做到了。尾生曾与一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河水却开始上涨。于是他便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固守着诚信被淹死;要么丢掉诚信保全生命。尾生最终选择了诚信，抱柱而死，成就了千古美名。读来虽觉惨重，但在追寻诚信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正像《信客》里的那位老信客，一生的信誉毁在了那条窄窄的丝绸带上，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而他只能躲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世人，牢牢的记住那句话吧：万事诚为先。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四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更深层的本质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哀的过去。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很是被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比照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表达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简单表达至此，最后一余秋雨的一句话来结尾：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五

很早就想写点东西的，在囫囵吞枣看完余秋雨老师散文集之后，但因为工作变化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来写，也没有心情静下来写。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写，只是总感觉心里有点事，这或许就是自己的一点个性。

定下的事情不做完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在这次阅读了多篇美好的文章之后，总感觉应该留下点什么，特别是现在的生活节奏，让自己已经很难在一段时间之内再翻起余老师的文章，只好趁着心里还有点感觉，留下几行贻笑大方的文字。

余老师和季老一样，都是高中时就耳熟能详的大师，但可惜的是，我这个文科出生的人并不喜欢学习语文，唐诗宋词兴致来了还会背上几首，而对于这些文学作品，学起来感觉真是要人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学了不考，考了也考不好，所以，很少认真阅读教材上面的文章，听课也是是是而非。

这次机缘巧合读到了两位大师的散文集之后，让人对散文又有了一点重新的认识，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自己水平有限，无法写出精湛的体会，只能由着自己的感觉信马由缰。

正如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关于读季老散文集有感的文章一样，季老从自己工作生活的点滴入手，润物无声，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一种自然美，让人感觉有一种返朴归真、悠然自得的娴静，人生就如同一幅淡淡的山水画;余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则从宏观着眼，纵横捭阖，以一个文学家独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将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件通俗易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在冥冥当中感受到几分沧桑和震撼，感受到不一样的厚重和深沉。想到这里，又想起许多当前关于余老师的种种消息，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但人人亦云，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现在感觉起来，读完这本散文集，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让人对现实中的余老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至少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这些文章只是余老师文学作品中的沧海一粟，但从读的这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文章都让人从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让人思维开阔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同是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品味已经尘封的历史，就如《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上海人》等每一篇文章一样，都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六

近日，抽空重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山居笔记》，但当读完最后一篇《暗角》后心情尤难平静。

的故事。由此，为“小人”了八大行为特征，即：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见不得权力，小人不怕麻烦，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须用制造气氛，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与此同时还把“小人”分成恶奴型、乞丐型、型、文痞型等四种类型。但在铲除和防御“小人”上却犯了难。余先生认为，小人所以难以防御，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外，还有五大原因，即观念上的'缺陷，情感上的牵扯，心态上的恐惧，策略上的失误以及灵魂上的对应。

孔老先生当初把人划分为两种：君子和小人，标准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余先生好似也赞成这种划分，我们当然认为余先生也是君子了。但是，当小人为“利”纠缠余先生的时候，以君子之“义”是不是要以牙还牙呢？当余先生对小人“鼓噪”以后，你的“义”又如何表达呢？况且，从古到今，人们为了生存和开展，有智慧的用智慧，有力气的使力气，有谁能把君子和小人分得清呢。刘邦当初是无赖，属小人范畴，但后来作了皇帝，你说他是因“小人”的卑劣获得成功呢，还是以仁义取胜的呢。

“量小非君子”。一旦遇到所谓“小人”或纠缠的时候，上策乃是：不理不睬，沉默应对。

正是：

当红大腕事缠身，何以偷闲鞭小人。张罗八罪祥描脸，防范五难知费心。

惯见贤愚共奔竞，岂凭好恶划疏亲。

英雄无赖常流转，可记刘三昔日贫？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七

在第一章当中，余秋雨总结中华文化为何长寿的原因，一共总结出是八个原因。一、体量自觉，二、自守自安，三、力求统一，四、惯于有序，五、简易思维，六、以德为帜，七、中庸为轴，八、特殊门径。

在阅读第二节的时候，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其他文化在地域对峙、教派纷争、军阀割据中也会产生不少人员的身份自判、边界跨越。这会造成一量一地的喜怒，却不会引起太广泛的反应。中华文化，则完全不同，非此即彼，非正即反，立场明确，不容漂移。踏错一步就会直追人格、牵动远近、留迹历史。”

从这段话中，犹其在最尾的那个句子中。我联想到最近的江歌事件，刘鑫就是踏错了一步，又或者说，她一直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没有人发现而已。到现在的今天，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个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状况呢？我们都不得而知，由这个这件事件，我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做人不能踏错一步，一步错就会步步错。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会思考的，我们会反省的，我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江歌这样的事件，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身边的伪装的狼人。

其实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也是哭了。因为江歌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为朋友失去了生命，而他的朋友、他朋友的家人，却这样子对待江歌的妈妈，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做人不要太善良。

之前有看到一篇文章说，孩子，你不要太善良，因为成年人是不会向你求助的。人贩子伪装求助孩子从而把孩子拐走的事件。这样的事件也是挺可恨的，让一个家庭失去了孩子，让一个家庭关系破裂，让一个家庭中的父母痛不欲生。

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间的意外实在太多了，我不得而知，这样的事件最后会有怎样的发展，怎样的未来。

江歌这个事件现在引起大众的关注了，看到很多自媒体都是在谴责刘鑫的。大家都是有各自的观点，当然都说是刘鑫做得不地道。然后凶手更加残忍，凶手他就是凶手，不管日本法律是否判他死刑。

我期待真相早日来临，我坚信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八

很早就想写点东西的，在囫囵吞枣看完余秋雨老师散文集之后，但因为工作变化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来写，也没有心情静下来写。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写，只是总感觉心里有点事，这或许就是自己的一点个性。

定下的事情不做完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在这次阅读了多篇美好的文章之后，总感觉应该留下点什么，特别是现在的生活节奏，让自己已经很难在一段时间之内再翻起余老师的文章，只好趁着心里还有点感觉，留下几行贻笑大方的文字。

余老师和季老一样，都是高中时就耳熟能详的大师，但可惜的是，我这个文科出生的人并不喜欢学习语文，唐诗宋词兴致来了还会背上几首，而对于这些文学作品，学起来感觉真是要人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学了不考，考了也考不好，所以，很少认真阅读教材上面的文章，听课也是是是而非。

这次机缘巧合读到了两位大师的散文集之后，让人对散文又有了一点重新的认识，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自己水平有限，无法写出精湛的体会，只能由着自己的感觉信马由缰。

正如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关于读季老散文集有感的文章一样，季老从自己工作生活的点滴入手，润物无声，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一种自然美，让人感觉有一种返朴归真、悠然自得的`娴静，人生就如同一幅淡淡的山水画;余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则从宏观着眼，纵横捭阖，以一个文学家独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将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件通俗易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在冥冥当中感受到几分沧桑和震撼，感受到不一样的厚重和深沉。想到这里，又想起许多当前关于余老师的种种消息，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但人人亦云，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现在感觉起来，读完这本散文集，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让人对现实中的余老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至少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这些文章只是余老师文学作品中的沧海一粟，但从读的这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文章都让人从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让人思维开阔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同是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品味已经尘封的历史，就如《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上海人》等每一篇文章一样，都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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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九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文章并不多。

仔细想想，萧红写的文章《我和祖父的园子》便是如此，也是自然，真实，美好。“太阳在园子里是显得特别大。花开，就像花睡醒似的。鸟飞，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花，就开一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又有这样一本书，让人读着读着，就不由得沉浸在已逝的烂漫的童年生活中。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呼兰河传》，和余秋雨的散文一样美，简单却又不失味道，虽通俗却又十分自然，自然中透着美好与真实。那种意境，远比夸张的文章要吸引人得多，一个是外表华丽，却找不到内在，另一个则是表面简简单单，普普通通，而只有细读一番，才可能品出其中的自然美。

我本身就十分喜欢散文，诗歌之类的文章，因为它们不仅表达字面意思，更是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还可以学学名家文笔，多多感受，在自己的文章中注入自己的情感，读上去一定与众不同。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十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十一

夕阳西下，朔风凛冽，一个破落的道士塔朝跪在莫高窟的大门外。

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真正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与悲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如同流水般从他手中渐渐逝去。

一次次屈辱，一次次叹息，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然而，这个道士太卑微，太渺小，他的愚昧令我们更尴尬于八国联军火烧皇家圆明园。

“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一个年轻的诗人道出了巨大的民族悲剧。

历史让王道士打开了这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但一道砖，一把锁，将光芒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将中国文化锁在了深深的官仕腐朽的黑暗之中。余秋雨的脑中一片惨白。

在当时的朝代，我们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余秋雨的恨，余秋雨的屈，正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恨，几千年来的屈。一千年的古代文化就如此被中国官邸糟蹋，被洋鬼子吞噬。

让我们“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你们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的遗赠。一段飞天的故事，一把锁，一辆马车，最终留下一行烧焦的车辙。

历史已成过去，不愿意抒发感情，越是屈辱越是深爱。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十二

荣耀千年，屈辱百年。如今，中华脊梁，屹立东方。

“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我想，那车上的“货物”太重了，一箱一箱的，承载的是敦煌文化，能不重么?或者，王道士根本也阻止不了，在那样的时代，活着已经颇为不易。但他只为了一叠银元，便拱手相送了，不免让人愤慨。那是沉甸甸的文化瑰宝，或许他英勇的反抗一下，那么作为后世中华儿女便好受了，流传的，也就是一曲英雄的赞歌了。

敦煌文化外流事件中，王道士只能算是故事中的一个小丑。试想一下，当你一人向刷墙的人喊住手时，没人帮你，当看到他们呆滞的目光时，你能怎样?当你一人拦住运装着大批文物车队时，看到他们嘲笑，讥讽的目光时，你能怎样?我遗憾我未早生一个世纪，未成为莫高窟的主持，中国未早日强大。我想，这就是作者写作时候的心情，愤怒、无奈、憋屈……这些都难于言表。文章中说道：“当外国人运着一箱又一箱、一车又一车的敦煌文物时，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滴血。”

我没有亲眼见过敦煌，敦煌文化的价值也不够了解，但从秋雨先生的笔下，我能够感受到，敦煌对于中华文化而言，意义绝对是非凡的，那是无法用货币衡量的。《道士塔》中，当我们随着作者愤懑冲激，也意欲随作者横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强盗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车队时，忽然又被作者“拦下了车队，又怎么办”的提问所震慑，情感的痛苦转瞬间转为思想的痛苦。

于是，我从百度查看了关于敦煌石窟的资料：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境内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其中有泥塑、彩绘、壁画及各种文献典籍，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大宝库。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发现了藏经洞，出土了四至十四世纪的文书、刺绣、绢画、纸画等文物4万余件。其中文书，大部分是汉文写本，少量为刻印本。汉文写本中佛教经典占90%以上，还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等。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敦煌文书的发现是研究中国与中亚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文学、艺术、科技等的重要资料。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后历经劫难，大批敦煌文物与石窟中的一些壁画和彩塑，先后被英、法、日、俄、美等国的盗宝者劫运国外，流散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与博物馆。这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本世纪初以来，以藏经洞出土文书与敦煌石窟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在全世界兴起，已成为当今国际上的一门显学。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944年，在莫高窟设立了保护研究的专门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大为敦煌研究院。

以上这些粗略的介绍之中，我也切实感受到了近现代和当代文化研究者对于文物流失的“痛”，那是一种灵魂被践踏，被撕碎的痛。荣耀千年，屈辱百年，一个世纪岁月流逝，伴随着一个民族荣耀的流逝。在这个屈辱的一个世纪中，我们丢失的不仅仅是文物和文化，中华民族的尊严与骄傲，在这漫长的百年中，也被践踏地千疮百孔，最后几乎抛弃。最后，终于爆发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代又一代的先辈，浴血抗争;一辈又一辈的英雄，谱写赞歌。中华民族的脊梁，一节一节的拾起来了，又傲然挺立世界。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十三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着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x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n、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我安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

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我安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十四

第一次见到余秋雨的《道士塔》是在他的散文集《晨雨初听》读到的，这本书的封面印着蓝蓝的天空和海洋，沙滩上放着两张洁白的椅子。看起来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让人舒心。可是当翻到《道士塔》这篇文章时，先前舒坦的心情早已没了影儿，只有一股怒火在心中燃烧。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20世纪敦煌莫高窟不幸由以为无知的道士当家，他自作聪明将一幅幅珍贵的壁画变为一道惨白，他将一座座精美的塑像化为天师、灵官、菩萨，他将一箱箱无价的国宝换为历历可数的银元。给后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这位道士的名字叫王圆箓，他只是一个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的湖北麻城农民。他的无知让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些不满，他找来帮手用石灰淹没了唐代的衣冠，宋代的笑容。因算了算石灰的价钱，他认为没有必要全部刷完，于是他放下了刷把。如果当时有免费的石灰恐怕这个愚昧的道士会将他的“宅院”刷得一尘不染吧！看来我们是否应该感谢他呢？感谢他的手下留情，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珍品！粉刷了之后，他又想弄几个雕塑。他看到中座雕像的体态过于婀娜，与几面的白壁似乎有些不相符。这时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身份：道士。那自己何不在这里立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和他的帮手用铁锤将那婀娜的身姿，柔美的浅笑砸成了碎片，化为了泥巴。他又请来了邻村的泥匠如小孩子般堆起了雪人，忙活了半天总算能立住了，最后做出来还像模像样。

虽敦煌文化在中国，但中国被历史划出的伤口仍未愈合。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十五

近来有幸看到了余秋雨的《上海人》。觉得我们真的不应该用一连串的贬义词来评价他们。什么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说句内心话，对于上海人我们还是要抱以同情与宽容。难道他们就没有我们中国人值得称赞和值得自豪的事情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事物的存在必有它的道理。

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这个妇女确实令人讨厌。瞧比起外地人，这真的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难道大家都不是中国人吗？难道我们中华民族过去所受的苦还不够多吗？难道还想在窝里斗个你死我活？我们也站在大多数上海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们这些外地人抢我地方夺我田！你们这些外地人占我岗位挤我路！你们这些外地人赚了我们的钱还说我们穷！你们这些外地人讨厌我们还又来烦我们！这就是上海人与外地人的对立面！外地人认为自己在上海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而上海人认为自己又是一种有苦说不出的弱势群体。所以产生了双方的矛盾与对立！当然也又统一面了。都是中国人，同属华夏文明。上海经济的发展谁也离不开谁，外地人离开了上海，上海人活不了，上海离开了外地人，上海人也活不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把对那妇女的恨都纠结到“上海人”身上。这样未免太草率。对上海人未免太不公了。几十年前来自农村的社会改革使很多骄傲的上海人离开了上海。他们带着社会历史使命感来到祖国大地的各处。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他们大多数无怨无悔，这其中他们的心酸现在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又有多少外地人会去了解。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予的应该是无限的赞美。可那时也有好多祖国各地的人来到了上海。我们现在敢肯定那妇女就是地地道道的老上海人的后代吗？大多数真正的上海人是郊区的淳朴的农民。仔细想来我们把罪恶的帽子扣在了“上海人”身上，其实我们本身就是罪恶的。其实我不是说城里的上海人就不是上海人了，我只是为骄傲的上海人说句公道话。

我称他们为“骄傲的上海人”不是去讽刺他们。而是他们是有理由有根据去骄傲的。革命年代有多少革命先驱得到了上海的庇护，中国经济少不了上海的贡献，中国文化更少不了上海的雍容大度，曾经上海对于中国承载了多少苦难！英租界，法租界，得租界，对于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封闭的古老文明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践踏，而上海人默默的承担了下来！这种突然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使得上海文化与中华文化产生了最初的格格不入。

听人说上海人小市民多，好像大家都有点瞧不起上海人。对于我来说这很有悲剧性色彩。曾经的曾经是谁替上海以外的淳朴农民顶着帝国主义的子弹过日子。帝国主义的枪炮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繁华的上海，当然上海的抵抗离不开上海以外的人，但受伤最深的还是上海人。久而久之养成了现在这种胆子小缺少冒险精神的习惯。也许是因为受的伤太深了，一时还缓不过来。但是上海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给点时间，他们会缓过来的。

上海人的精明还没有得到祖先徐光启的真传，也许真传流失了，但中国传统文化就教育人们不要忘本。给点时间上海人啊！他们会活出个人样的。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十六

读秋雨的书，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加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风土人情。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因为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

第一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许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非常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十七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着，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

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了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

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了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了。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优秀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18篇）篇十八

《垂钓》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自己的喜恶，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更觉况味无穷。

也许有人认为胖老人是追求物质而胸无大志，随遇而安，浑浑噩噩地过着小鱼生活的现实主义者;瘦老人则是一个追求完美、志在高远、锲而不舍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从生活的角度而言，我对胖老人的做法是报以赞许目光的。生活追求需要积极向上，却要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智慧，不容许有盲目和好高骛远的侥幸心理，胖老人十分明白自己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钩小滩浅，他不妒忌瘦老人钓钩的”硕大无比“，也不去打击他的执着，即使在”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怕的是惊扰了瘦老人的钓鱼梦，他的这份平常心，使得他非常快乐。也许，他一辈子都钓不上大鱼，但是在他面对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优胜者。

瘦老人无疑是许多人认为的完美形象，他的身上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士之美。他的钓鱼钩”硕大无比“，可谓大矣，”在他眼里，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鄙视同伴的浅北，瘦老人是唯大鱼不钓的，他在浅浅的水域里等待大鱼上钩，俨然一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情形，他在苦作者:钱毅伟苦地单相思久久不愿上钩的大鱼之余，却没有实际地分析自己所处的客观条件，倘若他向大海深处更进十米、二十米，或许就有机会拥有胖老人意想不到的收获，“硕大无比”的钓钩上挂着他梦寐以求的大鱼儿。只是，他自视清高，鄙视胖老人的满载而归，却不曾想付出哪怕一点点智慧和艰辛!他的盲目执着在浅浅的沙滩边显得格外苍白，让观者体味到他的孤独和单保。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满的六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和快乐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