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

时间:2023-12-27 作者:文锋

思想是一种精神活动,它能够给人带来思辨和创新的乐趣,使人热爱生活。以下是一些思想家的经典名言,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一

泱泱古国,悠悠华夏,五千年的历史轨迹,五千年的文化传承,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霜雨雪,仍没有将这千年文化埋没,更没有将这千年文化的先驱遗忘,他就是先秦时伟大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极力主张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克己复礼,实现和谐的社会生活。“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105处谈到“仁”,集中体现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强调自身的修身养性和对他人的爱。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显然,克己和复礼是不可分割的:既要严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爱人”以“亲亲”为基础,即从爱自己的双亲出发。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子思想是公平社会的全部内涵,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源于官,施于民,政仁而后民善。

在孔子之前"仁"并不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核心范畴,在先秦思想中出现的最多的是"礼"。但是到了孔子这里,"仁"便有了新的意蕴和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是在吸收以往"仁"的观点的基础上,进而完善成为"仁"学体系。孔子的"仁"主要体现为伦理道德规范和政治统治理念两方面:"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志士仁人,不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要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把"仁"看作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并且希望其成为人们恪守的准则;"仁"对社会统治思想影响同样久远,孔子曾提出"为政以仁"的政治论点,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怀有仁爱之心,要"以德治国、以礼治人",孔子也希望能够从"仁"出发,实现统治者对人民的一种"仁德"的统治,而并非以暴力手段去镇压和管制民众。他认为施行"仁政德治"的君王更能够争取民心,安定统治。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也是孔子留给后人的重大启示。此外,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他鼓励人们去追求这种境界,把"仁"看成是"君子"需要孜孜不倦去达到的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是一般人都应该追求达到的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爱自己、爱家人、爱所有的人。从孔子的"仁"的思想中体现出了他对社会民众的关注,对于人民的爱护。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思想的重视,也表明了"仁"的思想和学说是整个孔子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它对于其他的如"礼"、"乐"等思想均处于统摄地位。

此外,孔子的清贫自守、忧道不忧贫、责己宽人、重义轻利思想,对抵制当代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

曾几何时,它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神人”,穿越历史的长河,孔子的形象,儒家的思想,何时衰落过,何时沉寂过。纵使秦始皇以焚书坑儒,又怎样呢?孔子、儒家的思想,还是不流传千年,至今又如何呢,它已不仅是中国的孔子,儒家。现世界各国,哪里少了他的影子和他的思想。曾听过这样的一则新闻,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弥阳中学有组织的安排学生去拜孔子像,这能说明什么呢?走过千年,孔子在人们眼中,已被神话。这又是为什么呢。

你又是否记得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你换个角度说这句话,你会得到什么效果,因为古人曾千年不变的称孔子为“圣贤”。也说明孔子在世人眼中是最完美的。并且孔子能在那个人人心中只有自己的自私腐朽的时代,能以自己锋芒的语言去鞭笞封建传统思想提出“仁”“人人平等”的思想去与人相处,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的先进思想,并努力的去发扬自己的优良品质。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等,超越时代步伐的思想,无不让人折服。所以他的名字被后人传唱,让后人仰望。

可是孔子真的无过吗?他只是有包容万千的胸心罢了。然而他又是一位“至人”。因为他不以自我为中心,善于采纳他人的建议,孜孜不倦,执着的以一种大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用一生的时间去游说各国,宣扬自己的思想,即使身陷蔡、陈两国之交,差点送命,但还不改其意志,仍游说各国,并且当楚狂接舆对他万般嘲讽时,他也不曾为此而懊恼,并且他还以自己的高尚品质长存,他虽一身才华,有一腔抱负,他也不因功利而“害仁”。所以他大声呐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并且他注重与学生的关系,不以老师的身份高高在上,而是以“当仁,不让于师”的标准与学生和谐平等共处。

借庄子之言,他便是一位“至人”“神人”“圣人”,因为他勇于担当孜孜不倦,所以历史选择了他,他也因此成就了自己,成为了我国先秦时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以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给当时的社会,以至当今社会散发出无限的光芒,以“圣人”的形象给人以无穷的力量。让人仰望这位大“圣人”。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二

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它倡导的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念,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以及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等思想,均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这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受到重视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已不再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加追求自身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因而现代企业的管理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或硬性的约束和督促,更加需要内在的感染与软的影响。美国兰德公司和麦肯锡公司对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30家公司进行跟踪调查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世界500强胜出其他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善于给他们的企业文化注入活力,凭借企业文化力,这些一流公司保持了百年不衰。

可见用文化完善和丰富现代企业管理日益彰显其重要性。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涵盖了许许多多博大精深的智慧,不仅为个人提供了行为导向,更为我们的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活水源头。儒家思想愈来愈受到现代企业家的认可,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视为至宝,不断地从中汲取精华,并把它深深地融入到企业管理的各个领域。

。几千年前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崇尚道德管理的理念,对增强现代企业凝聚力、向心力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现代企业管理中充分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是实现企业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通过企业文化来提升现代企业管理的高度成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孟子也曾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屡上》)。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孟子又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显然,制度、法律、规范应当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

。我国以及日本的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

在美国曾经轰动一时的一本书《掌握人性的管理》,提出激发员工的不二法则就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该如何对待别人”,这一被誉为管理的黄金准则,恰恰是孔子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企业要有长久的发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最根本的是离不开人才,而企业只有遵循“重才尚贤”的用人之道,才能留住人才,才能调动其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推进企业的发展。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它从观念意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和管理哲学等方面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有益的成分,当然不可否认它也有些陈腐过时的陈旧观念,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积极性、重要性,我们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儒家传统的优秀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的管理之中,形成具有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机制。

儒家思想,仁义敦厚,博大繁富,根植于国人心之深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对儒家精神的领悟,成经世济民的大胸襟。我们相信,儒家思想不仅会对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产生影响,也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您还可以通过传统文化培训学习管理企业之道。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三

李逵,绰号黑旋风,“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杀星’他面貌丑陋,但正直善良,是梁山好汉中性格鲜明,颇受读者喜爱的英雄。”[2]被金圣叹称赞为“人中之宝”,他对封建统治者最具有反抗精神,对梁山众弟兄爱得深切,对奸臣贼子恨之入骨。他耿直、讲信义,在救柴进一事中,说“我打死了殷天锡,却叫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称赞他的品德说“《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1]2宋江做主梁山后,一门心思要招安,小说第七十一回写到,宋江借赏菊吟诗,表露招安心意,“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1]611然而,招安之后,当他知道宋江给他酒里下了毒时仍然无怨无悔,只是流泪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李逵对宋江的忠心耿耿,儒家提倡的“忠义”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孙胜、雷横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则是“悌”的典型代表。由于无道昏君和奸臣贼子的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上梁山,于是就有了“犯上作乱”的罪名。

三、从出世之人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小说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思想却在和尚、道士及神仙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出来。在历史上,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但却奉道极虔,做出了许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还自称“道君皇帝”,《水浒传》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让佛道之徒及长老仙师却往往成为身着袈裟道服的儒者,让人耳目一新。

小说开头便写“张天师祈攘瘟疫”,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经充分证明,努力给人民解除苦难、以天下为己任的还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积极入世,当不当和尚都力求奋发有为,以刚健为本,并非消极避世而皈依佛门,五台山智真长老尽管曾以封建正统思想约束鲁达的积极入世,但总体来说,他还是给以支持的;公孙胜和他的师父罗真人,保着宋江一直到破辽胜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说前七十一回中,他们披着道袍,但信奉和实践的却是以天下为己任、极积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静而有为,但是她身静而心并不静,可以说,她也是个出世而又关心国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嘱托宋江要“替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书,要他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在攻打辽国的危亡之际,她又给宋江托梦,授予其破敌之法,才使他得以彻底战胜辽国。作家通过一个又一个佛道人物的描写,从侧面清楚地显示出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思想,激人奋进,让人心潮澎湃。

四、从妇女形象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经历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在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会被体现出来。

如:作品中的正面妇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顾大嫂是做“人肉馒头”的,而孙二娘曾经卖“蒙汗药”酒,都是谋财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主持,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矮虎,只是为了说明宋江的恪守信义。这些女性在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之后,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沙场,其实,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着夫权思想的主导,是“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对作者的束缚。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在这些封建正统思想的主导下,作者把她们描写成了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甚至是维护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她们的放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中,潘金莲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于演变成为淫妇和杀人凶手,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剧虽然也是出于年轻女子本身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酿成大祸,但是,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阎婆只因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惜与“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既没有把阎婆惜平等看待,又没有给她爱情,作者是根据封建礼教中“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一个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渴望,以至于行为偏激,最终导致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廉价的买卖是她不幸的来源。

作为潘巧云的丈夫,杨雄爱的只是弄枪舞棒,从来都不善对她嘘寒问暖,并且杨雄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她实际上只是家庭的摆设而已,而潘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马,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与此同时,杨雄、石秀杀妇,手段竟然如此残忍,作品中对于妇女的这些态度明显的是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影响。

要之,《水浒传》的成书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迹,作者甚至将其渗透到了全书的主导思想当中,无论是从作品中描写到的朝廷、梁山好汉、出世之人还是妇女形象,无不渗透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四

去过海底捞的顾客都会不由得赞叹其周到、贴心的服务,他们的火锅味道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单凭服务这一点,也只能让很多企业望尘莫及了。海底捞火锅的成功离不开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不论是对顾客还是对员工,其管理者都切实做到了以人为本这一点。

“顾客就是上帝”,海底捞始终信奉着这样的信念,在实际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确实做到了。从排队等位到进餐直至离开,都享受着其贴心的服务,甚至有很多顾客觉得比在家里吃饭还要惬意。在排队等候时,海底捞为大家准备了美甲、擦鞋等服务,提供各种饮料和小食品享用,还可以跟朋友在等位的时候一起下下棋、做做小游戏,使等候时间不再枯燥,不再让人反感;在顾客进餐的时候,海底捞的员工总会面带微笑热情服务,为客人提供热湿毛巾,为长发女顾客提供发箍,为带手机的朋友提供防水小袋子,他们的嘴上经常带着“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您好,请问您需要加汤汁吗”等等一系列客气周到的问候,这些都使到店顾客感受到温暖和舒适。

很多人不解,海底捞的员工何以做到如此的亲切、勤快,对待每一位顾客就像服务自己的亲人一样呢?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公司的员工福利。海底捞公司不仅以顾客为本,还十分注重员工的激励。海底捞的员工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的稳定性较低,海底捞为了留住员工并且让员工踏实留在海底捞工作,特别为员工的子女提供受教育津贴,并为留守在家乡的父母提供生活补助。没有了后顾之忧,员工们才更愿意用诚信服务,才会带来如此优质的服务。另外,海底捞还鼓励员工入股,将个人的利益与公司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员工就像在经营自己的公司一样,当然就会更加尽心尽力。海底捞时刻秉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行事,这是它有今天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制胜法宝。

(二)以人为本——玫琳凯的“p”、“l”理念。

在企业的管理中,“p”代表盈(profit)、“l”代表亏(loss)但是在美国著名的化妆品公司玫琳凯的经营管理中,“p”代表人(people)、“l”代表爱(love)。他们提出:“我们是重视人才的公司”。

其创始人玫琳凯提出了“开门原则”,她的办公室的门始终面向所有的员工敞开着,随时欢迎大家提出利于公司发展的宝贵意见,她主要人与人之间要经常进行交流,这体现了该公司对于人的重视。当员工过生日的时候,还可以享受一份精致的免费晚餐。另外,玫琳凯公司还有一个传统,就是“秘书周”,在这一周中,所有的秘书都会获得一束鲜花和一个咖啡杯,礼轻情意重,这足以体现公司对员工的关怀。玫琳凯公司取得的成绩与其人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和谐的团队氛围是密切相关的。

(三)以人为本——海尔创新管理的核心。

《首席执行官》是以海尔企业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为原型创作的电影,影片为大家讲述了海尔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工厂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的故事,它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奇迹。“以人为本”是海尔优秀企业文化的灵魂。张睿敏始终信奉这样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当员工的利益诉求和企业的整体利益达到一致的时候,才能赢得企业经营的胜利。

海尔在管理员工时,讲求“三心”。首先,解决疾苦要热心。海尔公司组织了自救自助形式的救援队,员工人手一册《排忧解难本》,当员工遇到困难的危险时,救援队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帮助。其次,批评错误要诚心。在每个月的中层干部考评会上,实行红黄牌制度,对变现优异者进行表扬,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诚心批评和指正,为其改正错误引导正确的方向。最后,做思想工作要知心。了解员工心里想什么,企业才知道自己可以怎样做以满足员工的需求而使其更好地为企服务。海尔对员工的知心体现在很多日常的工作制度中。

海尔的“三心”管理方式以及《排忧解难本》的施行充分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体现。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五

孔子,不仅仅是人们眼中的圣人,一代文化巨匠,在我心目中中,不似人们眼中圣人的清高孤傲、与世无争,孔子更像是一个可亲可敬、至情至性,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真正的人。相比较老子的高深莫测,庄子的逍遥洒脱,孔子的直面现实生活的勇气,勇于入世的态度以及在黑暗的现实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精神,敢于不阿权贵发出时代的呼声,都表明孔子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写的人。孔子对于文化学术的追求使我明白了什么是学而不厌;孔子对于弟子谆谆的教导使我了解了什么是诲人不倦;孔子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忠心使我知道了什么是鞠躬尽瘁。而孔子的人格精神与人文主义情怀更是在为孔子的政治学说中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也许有人会说孔子的学说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捍卫者,而经过通读《论语》,我对孔子的政治学说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孔子并非统治阶级的卫道者,而是一个叛逆者,他是一个温和的叛逆者。他为将自己的政治见解诉诸于实践真正造福于天下苍生,也只能把这个社会的不满和自己对于黑暗时代的愤懑化作珠圆玉润的语句向统治者娓娓诉说,只为求得统治者的认同,让黎民百姓减轻负担,免于战争与苛政之苦。

作为一个文人,孔子既然不能用武力去对抗无道统治,用自己的言语身体力行来警醒各个诸侯,试图用“曲线”的方式最终达到自己政治理想。

一、从孔子的出身来说,孔子出身贫寒,孔子父母的结合也不被世人所认可,孔子母子也不为其父的正妻所容,年幼时就过上了艰辛的生活,从孔子的身世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孔子会成为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社会是不公的,而孔子并没有抱怨社会的不公,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打破这个不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的出身和幼年的经历为孔子日后的“温和的叛逆”提供了可能。

二、孔子心系百姓,胸怀天下。孔子讲求为政以德,主张以德教化百姓,以理服人,要求统治者要体察民情,体恤百姓,真正考虑百姓的利益进行自己的统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学说中不乏对政治的论述,孔子本人也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治国理念,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里,普通人逃命唯恐不及,自身难保,而孔子却挺身而出,为百姓求取更公正的待遇,无法否认的是在那样的战乱年代提出关心百姓,关注普通人生活的思想的孔子,不管站在哪个阶级都是一个真正的胸怀天下的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五、孔子不随波逐流,追求最高境界。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六、孔子敢爱敢恨,至情至性。无论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还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不畏权贵,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愤怒对抗世界的不公与黑暗,正如他自己所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这句话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因为只有付出爱的人才会有所厌恶,因为心中有爱,心有光明,更不惧怕向黑暗的一面公开宣战。或许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并非完人,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点才是的孔子更加真实,也显得越发的可爱,同时也很好的体现了孔子的叛逆及不问强权的精神。

在我眼里,孔子并不是一个统治者的捍卫者,他的学说或许有为统治着服务的成分,甚至在日后一些封建的统治者别有用心的用来愚民,但是这并非孔子的本心,孔子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发出的这些声音,他用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更易于让统治者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而他是一位叛逆的真正的文化英雄。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眼中也有一千个孔子。通过阅读《论语》使得我们拉近了与孔子之间的距离,名著散发的光辉不单单在于其中的发人深省的教育意义,更在于我们与书中形象的情感与思想的'交流。书中引起的共鸣让我们可以试着想象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也是孔子这一圣贤的形象在我们眼中更加的立体化和多面化,我仿佛看见一个穿过历史的迷雾微笑而仁爱的老人——孔子渐渐向我们走来。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六

摘要: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1]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荀子看来,自然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强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而“有其治”,这就是“能参”,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职,和谐共处。

儒家的“与天地参”在《易传》那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三才之道”。《易传》是战国末期儒家对《易经》的诠释。《易传•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认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合”,与天地万物和谐一致。《易传•系辞下传》还在诠释《易经》卦象的六爻时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易传•说卦传》还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经》卦象的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相互统一的。

2阴阳五行的结构论。

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儒家也讲阴阳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在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时,提出天地自然的阴阳五行结构。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载,曾子说:“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尽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立五体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较为明确地讲阴阳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关于思孟讲阴阳五行,郭沫若先生还有过详尽的论证。[2]当今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联系。[3]汉代大儒郑玄在注《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4]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阴阳五行与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在论及阴阳家时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然而,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也有“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这两段叙述如出一辙,很能说明《尧典》与阴阳家的密切关系。而且,《尧典》中的其它部分还明显有五行说的迹象,其中讲到五典、五端、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虽然《尧典》没有直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与《尧典》同属《尚书》的《洪范》则是阐释古代五行说的重要文献。《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论述几乎成了古代五行说的经典表述。关于《尧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这一派人。[5]无论《尧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毕竟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可见儒家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

最能反映儒家阴阳五行自然观的,当属《礼记•月令》。《月令》较为完整地建构了儒家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

日帝神虫音数味臭祀祭居色食德。

春甲乙太皡句芒鳞角八酸羶户脾青阳青麦与羊木。

夏丙丁炎帝祝融羽徵七苦焦灶肺明堂赤菽与鸡火。

中央戊己黄帝后土倮宫五甘香中霤心大庙黄稷与牛土。

秋庚辛少皡蓐收毛商九辛腥门肝总章白麻与犬金。

冬壬癸颛顼玄冥介羽六咸朽行肾玄堂黑黍与彘水。

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了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体系,实际上成为后来阴阳五行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3“仁民爱物”的伦理学。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出去,讲“爱物”。《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爱动物植物。《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易本命》则说:“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然而,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说,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礼记•月令》中也有较多类似的记载,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儒家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广;同时,从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4“以时禁发”的生态观。

儒家讲道德,但不是不讲经济。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据《论语•学而》所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较多的论述。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生态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

荀子对自然资源以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荀子•富国》中曾经说过:“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善治”,也就是要运用科技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的状况。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还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书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3]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j].学术月刊,1986(11).

[4][汉]郑玄.礼记注疏•中庸[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宋]张载.正蒙•乾称篇[a].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62.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七

韩寒说过孔子象哈姆雷特一样难以说清楚,确实有同感,心里的孔子总是那么模糊,那么矛盾,想说一说我怎么看孔子。

象我周围的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并不知道哲学是什么,却相信孔子是个哲学家。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科学,那么什么是世界观呢?其实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认为人该怎样活着,为什么要那样活着的原因。不同哲学提供了不同的人生该怎样活着的答案,也阐述为什么要那样活着的理由。该怎样活着就要涉及到人与自然的根本问题。从这个方面讲,我认为老子的《道德经》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提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顺应自然,要无为,所以老子是个哲学家。但是,孔子的《论语》根本没有谈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论题,更没有回答人生是什么?《论语》只是提及人该怎么与人相处,所以我认为孔子充其量是个人际关系学家。

其次,我认为孔子的理论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孔子生在春秋战国战乱年代,他提出的仁爱,反对战争史对的。但是,他又用礼把人分成各个等级,这是他犯的本质错误,所以基于礼这个基础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实已经在违背了人类的基本道德思想了,甚至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反人类的。孔子的思想是那么的.矛盾,那么的反人类,那么的混乱,那么的不本质,却依然有那么的人去维护他,不是因为他的理论,因为维护他的人并不知道他的理论是什么,只因为他是孔子!

最后,我认为我们对任何人,任何理论,要尊重,但不要崇拜。尊重是基于人与人是平等的,而一旦崇拜,我们就已经背离了人人平等这个基本思想!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八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加上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时代。以下是“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用恰当的方法解决诸多矛盾。当今世界局势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要寻找共同话语,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国的传统,保持各国的特色。斯人虽远逝,其道冠古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辉煌符号,是当之无愧的。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国和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子敏而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勤于向人请教,不到30岁,就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力图改变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局面。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的救世思想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他周游列国,遭到不少隐士的嘲笑,累累如丧家之狗。在陈蔡等小国,挨饿受冻,面有菜色。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孔子思想虽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冲击,但并没有消亡,一直存在发展壮大着。孔子与其弟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中就是主要的一家,但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过匡被围之难,有微服过宋之险,有陈蔡绝粮之苦等等。他的学派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战国时代,成了影响最大的学派。

虽然秦国不用儒家用法家,用武力统一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焚书坑儒,造成二世而亡的结局。贾谊把秦的成败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刘邦马上得天下,宣称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听后立即改变态度,明白武力攻天下,而仁义守天下。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从此,儒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孔子也成为亘古一人的大圣人。唐玄宗时被尊为文宣王,宋真宗时尊为玄圣文宣王,金章宗时尊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

孔子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相处时要互相克制谅解妥协和互相关怀亲善支持照顾,以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这种精神不仅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需要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党派与党派它们之间都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却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采取哪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这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只强调妥协友好的一面,自然是不对的,但是把人与人之间只看成是争斗对立的关系,只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显然是不对的。谦让妥协、谅解友好更是常用的一种基本方式孔子提倡中庸,实行和,并不是没有原则,为和而和,还需要以礼节之,就是要以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制约其实行,使其做到恰到好处。孔子还提出和而不同的要求,说明和不是模棱两可的和稀泥,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和善地来处理问题。

我们不但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一般人际关系,而且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国际问题。我国最早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间的争端,今天又提出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等等,都是对和而不同的创造应用孔子重视家庭伦理观念,建立长幼尊卑秩序,把孝作为做人根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他一生追求的总目标。尊老敬长是一种值得各个时代重视的有普遍意义的品德,不仅是因为晚辈为了报答长辈的养育之恩,更主要的是,老人不论在生产斗争和社会阅历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晚辈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歧视和虐待老人,不仅使生产和社会工作受到损失,而且会使道德沦丧,社会混乱,甚至能形成社会危机。孔子的思想讲究仁爱,重视伦常,提倡和谐,强调秩序,追求安定如今,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国向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奋斗时,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稳定社会和睦民族团结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加剧,阶层对立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也不断加深,需要通过包括道德教育在内的各种手段的综合使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当社会上还存在尔虞我诈背信弃约的现象时,孔子思想的信廉刚直等道德,就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种道德规范都是在历史上产生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会变化和消亡,孔子提倡的久丧厚葬父母在不远游三年勿改于父之道等等,这些繁冗愚孝的行为观念应该扬弃。但是,当某些道德规范所依据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它还能对社会发生作用时,这些道德规范也就不会消亡。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孔子,并不是要掀起尊孔儒学的新潮流,而是更加理性认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的精髓,更好地指导我们现实世界。把崇高的道德信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使孔子的伦理教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化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这样,孔子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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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九

《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了老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老师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其恕乎!”什么叫“恕”呢?孔子又用八个字解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学会宽容。

宽容在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为人处事的重要原则。

古人尚能如此,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我们更需要调整自己心态,调整好与他人的关系,学会宽容。

《北京日报》曾刊登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小伙子在公共汽车上吐了一口痰,女售票员让他擦掉。小伙子感到很难堪,不去擦。女售票员给了他个台阶下,自己用纸把痰擦掉了。事后小伙子很后悔,他给报社写了一封信,表示向这位售票员道歉。这件事启示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风平浪静。”得理也让人,宽容的感化作用常比剑拔弩张作用要恒久得多。如果她不这么做,而是硬逼小伙子去擦掉,结果不难想象。

然而,现实生活中,真正做到宽容谈何容易!有很多时候,他会为一丝一毫的事情而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他还是老在那想,这么可恶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原谅它呢?然后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咀嚼中,不断的从中受到伤害,难以自拔!有时甚至要发誓“报仇”!哎,仔细想想,何必呢?让自己整天活在过去的种种痛苦和仇恨中,这样的生活是多么悲哀!

那么,怎样才能学会宽容呢?

首先,宽容需要沟通。当自己与他人发生矛盾或误会时,要主动与对方交谈,认真倾听对方的诉说。这样,才能沟通彼此的思想,从而消除误会和隔阂。

其次,宽容需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要想。积极地换位思考,更多地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就更容易宽容别人。

再次,宽容需要忘却。克制性的宽容,不是真正的宽容,它不能祛除感情伤口上的脓水,医治感情上的创伤。只有那种不记、不究的宽容,才是真正的大境界。

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认为:《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有时候一两个字,就够我们用一辈子了。“其恕乎!”——就一个“恕”字,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就一个“恕”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幅健康的心电图,是这个世界的一张美好的通行证。

让我们学会去宽容别人吧!该放下时且放下,人与人能宽容相处,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卫中.论语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杨树增.论语导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周韬.孔子与儒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一

一个是中国的圣者,一个是西方的智者,孔子和苏格拉底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东西方文化教育的走向。虽然他们拥有很多相似的教育思想却有着更多不同的教育方法和认识,分析和比较这两位伟大教育家的教育体系,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孔子;苏格拉底;教育体系;比较。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和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是东西方历史上两位博学多识、思想深邃的学者。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影响着整个东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他们的教育思想仍然渗透在我们的教育理论中,指导着我们的教育实践。孔子与苏格拉底在不同时代,不过社会下提出的如“有教无类”,“启发教学”,“因材施教”等教育理论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由于两人相隔近一个世纪,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互不相同,个人生活经历也不尽一致,他们的教育方法各具特色,特别是在教学方式和教师地位这两点上。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两位伟大教育家教育体系的异同,更深入地了解东西方教育的共性和差异,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以推动当今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在孔子以前的中国,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学习文化知识是官府及其子弟的特权。到了春秋时期,文化下移,下层平民希望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孔子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三十岁时便开始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办学方针。意为无论地域,无论民族,无论等级,只要是乐于接受教诲的人,孔子都积极地教育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其他有关的史料记载的几十个学生,据考证,有贵族家庭出身的南宫敬叔、贫贱家庭出身的子路、颜渊和商人出身的子贡等。其中贫贱出身的占大多数,这是“有教无类”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是教育对象上的一次革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也为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各族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后来,孔子周游列国14年,行踪不定,此时,他的私学没有固定的校舍,弟子们追随他,辗转游动,形成了仅有学校之实的游动式教学社团。因此,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孔子的学生来自各诸侯国,其中有富豪子弟,但大多数为微贱之士,凡有求学之志者,只要“洁己以进”,孔子就一视同仁,不拘一格,兼收并纳。孔子的谈话式教学十分重视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注重点拨时机。孔子认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引导学生而不牵着鼻子走,鼓励学生而不强迫他们,启发学生思考而不把答案点破,让他们自己悟出。正是因为孔子的这些思想,所以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成名者就有七十二人。

古代希腊的学校大约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比中国晚了至少1000多年。在苏格拉底时代,初等教育是体操和音乐学校,初等学校以上是纯军事操练性质的体育馆。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从雅典人中出身的教育家,是一位不收酬金义务教育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第521页载:“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关心所有同一城邦人民的灵魂,使他们达到尽可能的完善。’”色诺芬回忆说:“他接待了许多希望听他讲学的人,其中有本国公众,也有外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讲学而向任何人索取过报酬,而是以其丰富的学识,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吴永泉,1984)。”当时的希腊没有多少文化典籍,学习者无书可读,无典可依,只能通过聆听演讲、辩论以获取知识。巧的是,苏格拉底的教育活动也是教无定所,教无定规。公共场所、市场、店铺、私宅、餐桌都是他进行教育活动的地点,或作公开演讲,或个别交谈,或进行辩论。色诺芬记述道:“苏格拉底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在早晨总往那里去散步并进行体育锻炼;当市场上人多起来的时候,总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常作演讲,凡喜欢的人都可自由地听(吴永泉,1984)”。苏格拉底的门徒中有富豪子弟、贫寒之士、手工业者。他自称:“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和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余灵灵、罗林平,1988)”。苏格拉底一生桃李满天下,产生了很多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哲人、大师,如影响深远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著名的修辞学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墨加拉学派创始人欧几里德,犬儒学派创始人安提西尼,杰出的历史学家色诺芬,昔勒尼学派创始人阿里斯提普等等。

孔子和苏格拉底相似的教育理论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的价值,它不仅扩大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面、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而且为东西方文化发展中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准备了条件,使教育的社会功能发生重大变化。

苏格拉底在与弟子进行谈话中,往往从对方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和现象开始,进行反讽、暗示等进而求得结论。他通过独特而辛辣的讽刺式诘问等方法,使对方觉悟到自身观点的矛盾,激发对方追求真理的热忱,唤起“求知的强烈欲望”。他在谈话中注重学生理性认识的深入,人格品质的完善,谈话的内容大都与正义、善德、虚伪等有关。而孔子更注重追求一种宽松、自由的谈话环境,给学生一定的思维空间。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让每一个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不加以限制,当曾皙感到犹豫时,孔子鼓励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所以其思维过程是一种发散性的。

孔子的为师之道认为师者是在学生因而不得之时予之所求,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圣者。学生以获取师者的知识为求学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师为贤、师为圣,故应敬之、尊之。这对营造中华尊师敬贤的伦理文化特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的为师之道,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助产术”观点之中,他的母亲是个接生婆,他由母亲的职业受到启发,认为为师的职业与接生婆的职业具有同质性,因而倡导“助产术”的理念。苏格拉底提问的方式,通过讨论实现对事物的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普遍,一步步逐渐深入,最后得出认识,生下自己孕育的真理的儿子。如此而形成的观点,非为外在强加于学生的,而是由对手、学生自己思辨而形成的,固而从为师的方面而言,少了盛气凌人的意象,从而使对手、学生在追求知识、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自觉主动的参与意识,培养了其探索精神。与之相比,孔子的“教师权威”对于发掘学生的心智,引导学生形成主动、自觉的探索精神是有阻碍的,并易于形成盲目的个人崇拜心理。而苏格拉底的观点则与现今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不谋而合。

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位伟大的教育家根据各自不同的教育认识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用自己的方式推动了人类的发展。研究两位教育家的的教育体系在重视教育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给我们的教学提供有益的启示和诸多的借鉴。希望我们能更好地弘扬东西文化的相同之处,借鉴、吸纳东西方不同的营养,以利现代教育的持续发展,促进全人类建立一个美好协调的大家庭。

[1]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m].商务印书馆,1984,(9).

[2]柏拉图著,余灵灵,罗林平译.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m].三联书店,1988,(3).

[3]匡亚明.孔子评传[m].齐鲁书社,1985.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商务印书馆,1983.

[5]马振铎.孔子的哲学思想——仁·人道[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二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仁学思想。以下是“孔子思想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孔子的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等文本之中。仅《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就达109次之多。如果我们把孔子对仁的各种界说加以分析与综合,就不难发现,“仁”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是不完全一样的。本文无意全面解读与阐释孔子的仁学理论,只是认为深刻领会并汲取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华,对于指导和改进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深化家庭仁爱、孝悌与克己教育,解决爱心缺失、亲情淡漠及自私任性等实际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与仁爱教育。

《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一要义,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孔子把“爱人”视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希望人们能以“仁爱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孔子不仅以“仁爱”思想要求民众,还要求执政者率先垂范,以“仁爱”治国安邦。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执政者带头施爱,且人人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一个和合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非不讲原则。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当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时,他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孔子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把“乡愿”那种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称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理性之爱,是爱憎分明、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

深刻领会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内涵,反观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群体中较普遍存在的“爱心缺失”的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仁爱教育”,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青少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祖辈、父辈的爱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好吃、好用、好玩的多由他们独享,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再加上商品经济社会,物欲横流,过分追逐享乐与金钱至上的理念,充斥其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长大的青少年儿童,极易形成自私、懒惰、依赖与任性等心理弱点。他们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环境中,缺少关爱他人的内在意识。这种“爱心缺失”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人际冲突乃至造成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家庭“仁爱教育”。

须知,仁爱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传统优势,在家庭教育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当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成为有博爱之心的仁人志士。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却有赖于家庭仁爱教育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家长要想使子女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就必须通过实施仁爱教育,使子女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与他人协商共事;学会分享与换位思考,凡是自己不愿意的,决不可强加于别人。实施仁爱教育,家长要身体力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将仁爱教育落到实处。

二、“孝第为本”与孝悌教育。

孔子一贯主张“爱人”应从“孝第”开始,然后再由近及远,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在《论语》中,子有是这样阐释孔子“孝第”思想的,他说:“其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爱人”应以“孝悌为本”,只有以孝为先,以爱齐家,方能爱他人、爱国家。“孝第为本”,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它不仅是人们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

深刻领会孔子“孝第为本”的思想,对于加强孝悌教育,解决当今社会较普遍存在的“亲情淡漠”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君不见,在我国众多的“四二一”式家庭中,“孝老”已被“亲小”所替代,“啃老”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虽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孝悌”,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亲情,作为人类相生相息的一种自然情感和维系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的基础,正在被金钱和利欲所替代。由此而产生的亲情关系破裂乃至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危及社会的安定。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顺,都不感恩,怎么可能去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加强孝悌教育,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美德,我国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孝道。宪法中就有“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等条款规定。孝悌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优势,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我国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家长的有责任把孝悌作为教育子女的一门必修课,做到常抓不懈。在道德观念上,要让子女懂得父母有养育之恩,孝敬父母责无旁贷,无上光荣;在道德情感上,要让子女知道父母的生日、爱好、身体和工作情况,学会关心、体贴与理解父母;在道德行为上,要让子女对父母恭敬真诚,自觉接受父母的教诲,但又不过分依赖父母,主动与父母分担辛劳和忧虑。在孝悌教育中,家长的以身作则至关重要。家长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子女,引导他们从爱父母、爱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而升华到爱集体、爱国家、爱人民。

三、“克己复礼”与克己教育。

克己复礼,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三个要义。《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克已,二是复礼。所谓克己,就是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所谓复礼,原本是指回复周礼,即西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我们今天理解其内涵,不必苛求其原义,可以把它理解成必要的伦理制度与行为规范即可。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克制和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才算是仁人。“克己复礼”,不仅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又指明了践行仁学思想的正确路径。

首先,“爱人”需要“克己”,“克己”要有目标。孔子为此提出了“为仁”的“三项要求”、“近仁”的“四种品德”和“行仁”的“五个标准”。其中,“三项要求”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四种品德”是:“刚、毅、木、纳。”(《论语·子路》)意即“刚强不屈、坚毅果敢、质朴无华、言语谨慎”的品德。“五个标准”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其次,“克己”要有措施保证。孔子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二是“省”。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是“戒”。他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四是“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杜绝“不凭空猜测,不主观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的毛病。五是“学”。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修行“仁、知、信、直、勇、刚”等六种德行,才会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六种弊端。

第三,“克己”是条件,“复礼”是目的。孔子认为,“礼”是衡量人的行为和道德是否规范的标准。“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只有“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所以,他一再要求他的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在使其弟子知礼守礼,立身于世。“礼”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核心。理政治国,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一种形式载体,不仅可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具有促进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功效。

总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今天,我们领会并汲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加强家庭克己教育,解决我国独生子女中较普遍存在的“自私任性”的问题,极具有现实意义。

克己是一种品德。人的忍耐、谦让、恒心与毅力,都是由克己而生。只有克己,才会奉公;只有克己,方能临危不惧,尽忠报国。从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苏秦的“悬梁刺股”,到当今时代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克己奉公的先进事迹,我们不难看出,凡成就大业者,皆具备克己的品质。眼下,许多人都在抱怨当今社会独生子女“自私任性”的问题,却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岂不知,这正是长期以来疏于对子女“克己教育”的结果。许多家长对子女关爱有过、赏识有加,缺少对他们的约束、批评与引导,久而久之,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增长,私欲和任性也在随之膨胀,他们甚至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经不起任何困难与挫折的考验。须知,一个人的克己品质,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教育与修养的结果。孩子年纪小,克制能力差,更需要家庭克己教育。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克制自己,对孩子自私、懒惰、说谎、任性等弱点,不可姑息迁就;要让他们从小学会明辨是非、抑恶扬善、克己奉公,做到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服从时代、服从社会。

在家庭克己教育中,家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家长是否克己自律,决定着家庭克己教育的成败。实施克己教育,家长必须首先克己,以实际行动为孩子作出表率。即便是碰到障碍或出现反复的时候,也要克制自己,不可动辄发火,采取打骂等粗暴手段,不仅达不到教育效果,而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实施克己教育,还需建立必要的家规。家长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与子女共同制定家庭守则。从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方面入手,约束与规范孩子乃至每个家庭成员的言行,以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家庭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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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三

【论文摘要】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其内部扣外部公众进行“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一系列努力和行动。为使公共关系在组织中发挥巨大作用,首先应当树立良好的公共关系观念系统。在关于公共关系主体的观念中,真诚是组织公关人员的基本信条。本文简要介绍公共关系中的真诚观念的涵义、奉行真诚观念的原因以及真诚观念的要求等。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盛唐一颗光焰万丈的巨星。这位一生忧国忧民、恪守儒家传统的诗人,以他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的社会人生,以他出自至性至灵的呼喊,把对自家命运的自叹自怜、对社会人生的大悲大痛融为一体;从以凝重的诗笔,血泪的歌唱,描绘了盛唐由盛而衰、万方多难的时代社会画卷,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灾难深重的生活,以及自己悲天悯人、爱国爱家的博大情怀,熔铸成了一部具有众多社会内容、鲜明时代特色、强烈政治倾向和兼擅众长、沉郁顿挫风格的“诗史”,彪炳青史,流芳千古。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深远的价值。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来自于他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主要体现在杜甫诗歌为数众多、质量很高的叙事诗上面。

第一,杜甫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加以艺术的概括,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逾墙而逃的老翁,应急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殷勤劝饮的田父,昏庸无能的大臣……组成一个人物形象画廊。栩栩如生,刻画淋漓尽致,如此众多的、真实、鲜明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贡献。

第二,杜甫善于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描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自然感人。就象我现在所从事的新闻宣传工作一样,在新闻稿件中讲述客观事实,让作者的倾向性从作品中流露,而不是在作品中强调作者的主观意识。例如杜甫诗歌《丽人行》写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臣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奢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流露出来。正如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所说:“无一字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声感叹,点逗处声声感叹。”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另外,如《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都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手法,让倾向从事物本身流露出。

第三、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对话还是独白,都精彩传神。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口吻写出:“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时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将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儒裳。罗儒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首诗很好地体现出杜甫爱国与爱民的思想,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诗将新娘送别丈夫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展示无疑,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因为在当时只有先平定战乱,才能得到最起码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显然是新妇的呼声,也体现了杜甫的思想。它如《无家别》、《潼关吏》均采用对话方式;这些人物的话语,通俗朴素,各各符合性格、身份、年龄特征,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色。因为人物的语言传神,使我们在阅读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着真实、亲切的感觉。

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所写:“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郎妻子各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腰哭,哭声直上千云萧。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吾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尤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杜甫写的一首新题乐府,讽刺唐玄宗不断发动对外的不义战争。之前,杨国忠等人又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死伤数万。同时又在西北一带发动对吐蕃的战争。此诗便是对这些战争的艺术表现。作者以“道旁过者”的身份亲自目睹了抓丁的惨状,并通过“行人”之口,哭诉了士兵的不幸。在此基础上又指出连年战争给经济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明确批评了当局“开边意未己”的错误政策,表现了杜甫同情人民,敢于批判时政的大无畏精神。

《丽人行》用“犀箸厌饫久未下”这一细节来刻画那班贵妇人的骄奢。前人说杜甫“每借没要之事,形容独至”。在这些细节描写中可以明显看出。以上手法体现了杜诗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感受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追溯其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杜甫生前所在的社会状况和个人处境,使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以诗歌直接面对惨淡的社会人生,初步形成了“沉郁”的风格。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出生于一个时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有名的儒将、《春秋左传集解》的作者;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但到杜甫时,家道中落、贫困。杜甫从小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读书颇多,人才出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风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时的诗作就为洛阳名士们所惊赏。二十岁以后,抱着科举入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南游吴、越名胜。二十三岁应试落第,又以山东为中心,漫游齐、赵、梁、宋,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青年时间的苦学与壮游,使杜甫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学素养,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杜甫三十五岁赴长安应试,遭李林甫阴谋而落第。他曾向当权者投诗自荐,不果。四十岁时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得到赏识,待制集贤院。直到四十四岁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务。此间杜甫仕途失意,生活贫困,过着“买药都市,寄食友朋”,“朝,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寄家奉先县、幼子饿死的极其潦倒辛酸的生活。社会状况和个人处境,使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以诗歌直接面对惨淡的社会人生,初步形成了“沉郁”的风格。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携家与人民一道逃难。目睹战乱惨景,亲尝国破家亡的苦难,加上屡受贬斥的屈辱,使他与社会、人民、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达到新的高度。杜甫入蜀后,在友人的资助下,定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五十一岁时曾由友人严武表荐任节杜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为期半年,故后人称他“杜工部”。以后曾到过梓州、阆州,又漂泊到夔州。大历三年携家离川,在湖北、湖南一带漂泊转徙,最后病逝于湘水舟中。杜甫晚年,生活动荡不安,但创作精力空前旺盛,忧国忧民的感情有增无减。杜甫一生,恪守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始终不忘爱国爱民,正视现实和人生。他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中比较积极的因素,具有高度的进步性和人民性。杜甫生逢安史乱前的全盛时期,又经历了唐朝衰落的开端。他饱经忧患的一生,是与这历史打转折时期的治乱盛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诗歌真实、深刻地再现了这以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因而被后人誉为“诗史”。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杜甫诗歌的基调,“沉郁顿挫”是其主要风格。他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开拓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途径,诸体兼备,自成机抒。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四

孔子,即孔丘,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化名人,他的学说博大精深,影响深远。通过对孔子的学说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首先,孔子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其次,孔子主张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再次,孔子注重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最后,孔子倡导和谐共处的理念。这些思想和原则对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人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首先,孔子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只有先修身养性,才能做到“身体正,不仁无名矣”。他强调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认为一个人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他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即通过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品质和能力,然后投身于社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我反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言行一致,做一个有道德操守的人。

其次,孔子主张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即道德的核心在于爱人。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要有爱心、善良和同情心。孔子认为,道德和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只有以仁为核心,才能愉快和谐地生活在社会中。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善待他人,互相帮助,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再次,孔子注重学习和实践相结合。孔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认为,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思考,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同时,他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说:“听见一知之者,善行之,未闻一知之者,从之去之。”孔子认为,只有学以致用,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实践,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最后,孔子倡导和谐共处的理念。孔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他认为,只有和睦相处,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他提倡“和而不同”,即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个性。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意见不同的人时,要保持冷静和谅解,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见,通过对话和交流,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综上所述,从孔子的学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首先,我们要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修养,做一个有道德操守的人。其次,我们要以仁爱为核心,善待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再次,我们要注重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实践能力。最后,我们要倡导和谐共处的理念,保持谅解、包容和合作的态度。这些思想和原则对我们的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五

1、“中庸文化”。“中庸”主要是强调“善”。“中”乃适合,“庸”乃按照适宜方式做事。“中庸精神”指的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这对我们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2、强调“知行”结合,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孔子要求人们应“言行一致”,强调“力行”,坚持“言必行,行必果”。子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行以达其道”,“力行近乎仁”。朱熹也十分重视“力行”,朱子曰:“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就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强调实践。

3、“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学者强调正确的“义利”观。当生命和道义二者之间不可兼得的时候,儒家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4、“闻道”、“行道”。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儒家学者认为闻道、行道才能体现人生价值。儒家学者是把“仁”和“礼”作为了道德行为的最基本范围和最高准则成为人生的终极追求目标。小至“修身齐家”大至“治国平天下”,无不要求仁人志士“闻道”“行道”,实现自身的价值。

5、“忠孝”。孝于父母,忠于朝廷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遵循的原则。儒家要求孝顺父母、忠君爱国。孔子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提倡大家“入则孝,出则悌”,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长幼有序。以“孝悌”的原则推广至国家,便是要忠君爱国。同时,对待周围的人事要“忠恕”,这便是为“仁”之道。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不器”。子曰:“君子不器。”这指的是君子不能像器物那样,隅于一技一能,只能发挥一种作用。儒家认为,君子应该追求大道,而不能拘泥于一技一能之“小道”。小道虽有可观者,然君子所不为也。“君子不器”是要求人们要“游于艺”、“通于艺”,由“器”上升到“不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道。

7、“慎独”、诚信。“慎独”一词出自儒家《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东汉郑玄的解释为:“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其实,“慎独”即谨慎自己在独居、独处时的言论和行为,始终保持道德的操守,独善其身。荀子则将“慎独”与“诚”联系起来。不诚则不独。这便提出诚信的要求。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也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纽带,儒家的“诚信”观不仅是立人之本,也是立国之本。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确我是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当今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时代,为了创建适合于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仅应当总结工业文明时代教训,而且应当从古典的农业文明中去吸取人类生存的智慧。儒家思想固然有局限性,但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在当今社会合理运用,发挥其合理的教育指导意义。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六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化名人,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和教育方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研究孔子的思想和理论时,不妨通过阅读相关论文,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孔子的心得体会。

首先,孔子心得体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孔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人首先需要修养自己的道德和品德,然后才能够影响他人和改善社会。通过阅读论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孔子强调各种仁德美德,比如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友善待人等等。他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才能够塑造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格,也才能够让这种善良的品质流传下去,影响他人,改善社会。

其次,孔子心得体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方法和思维方式。孔子非常重视教育,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在论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孔子主张以“学以致用”为原则,强调实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技能。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三纲五常”和“九域十举”等教育原则,培养学生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广博的学问和知识,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通过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引导和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培养出有道德的、有才干的人材。

第三,孔子心得体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治理之道。孔子有着务实的政治思想,提出了很多有关政府运作和管理的观点。论文中可能会提到孔子对于领导者的要求,比如正直、明智、贤能等。他认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首先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以德服人。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关于合理治理的观点,比如礼治思想,即通过制定一些规范和仪式来规范人们的言行,使社会和谐有序。通过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治理之道,我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和推动社会的发展。

第四,孔子心得体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非常注重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在论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孔子强调的友爱和诚信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够共同进步,共同发展。通过了解孔子的人际关系观,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良好的人际网络。

总结起来,通过研究论文,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孔子的心得体会。孔子强调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主张实用的教育方法和思维方式,提出治理之道和政治思想,以及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和实践孔子的心得体会,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素质,培养好的思维方式,参与社会事务,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七

第一段:引言(200字)。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影响至今仍然深远。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教育和政治理念上。本文将以孔子的心得体会为主题,探讨他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教育和政治领域。

第二段:孔子的人际关系理念(200字)。

孔子强调了尊重、诚实和家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应该尊重并保持亲密的关系,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外,孔子还认为,诚实是一个人品格的基础,只有诚实才能建立起真实的人际关系。孔子的家庭观念也在他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强调家庭的和谐和亲密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第三段:将孔子的人际关系理念应用于教育领域(250字)。

孔子的人际关系理念对于教育领域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该教育孩子尊重和理解他人,并积极培养他们的诚实和包容心。孔子认为,只有在和谐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孩子们才能获得全面的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在学校教育中,孔子主张师生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他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告诉我们在教育中应该注重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每个人的特长和潜力。

第四段:将孔子的人际关系理念应用于政治领域(250字)。

孔子的人际关系理念同样可以应用于政治领域。孔子主张君主应尊重百姓,并以身作则。他强调执行公正的政策,并依法治国。他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君主可以赢得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在现代政治领域中,孔子的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政府官员应尊重人民的需求和权益,并秉持公正和诚信的原则来管理国家事务。这样一来,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能更加和谐,社会也能实现长期的稳定和发展。

第五段:总结(250字)。

孔子的心得体会对于人际关系、教育和政治领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理念强调了尊重、诚实和家庭的重要性。将他的原则应用于教育和政治领域,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培养诚实、谦虚和包容的人才,以及构建公正和稳定的政治体系。因此,我们应该将孔子的心得体会作为指导,不仅在个人生活中,也在社会实践中,秉持这些原则,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福祉。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八

摘要:孝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家庭内部的孝和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孝两个角度辩证的分析孔子“孝”的思想,有助于人们对“孝”价值观的正确理解和认识,反思当今社会存在的深层问题,辩证的发展与继承孝道观。

近几年来杀亲案频繁发生,河南唐河一妇女亲手杀害公婆和一双儿女,北京大兴区李磊手刃一家六口骨肉至亲,最为人震惊的是未成年人高炜晟雇佣帮凶杀害父亲和长姐一案……杀亲案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不禁反思中国的“孝”到哪里去了?不妨从孔子那里汲取营养吧。

一、孔子思想中“小家”之孝。

钱穆先生曾称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在《论语》中“孝”字共出现19次。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孝敬父母的时间不长,但是非常看重“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认为孝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孔子核心思想“仁”的基础。《汉礼记》上讲“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的有三个层次,最重要的是尊重父母、兄弟,其次是不使父母受辱,最次一等的是养活父母,给予物质上的关怀。

(一)能养。

能养是“孝”的最低层次的要求,《礼记坊记》讲“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为政》中讲到,“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连犬马都可以得到饲养,更不必说在物质上赡养父母,但是对待父母,还有更高的要求,《孝经纪孝行章》中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子侍奉父母亲,平日在家就尽恭敬的`孝心,食衣起居,都要多方面注意,不可怠慢;奉养父母就使他们快乐,时常露出和悦的脸色,使父母感到心安;父母生病时要以最忧虑的心情照料父母,面面俱到,事事亲力亲为;父母过世时要用最哀痛的心情置办丧礼、料理后事;举行祭祀时,以最严肃的态度来追念父母,哀悼父母。

(二)弗辱。

孔子所说的“孝”还包括“几谏”和“弗辱”两方面的要求,“几谏”指的是婉转的劝谏,“弗辱”指的是不因自己的德行让父母受辱,“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侍奉父母,遇到父母有不对的时候,要委婉的劝说,倘若自己的想法父母没有接纳,仍旧恭敬地对待父母,不冒犯他们,不让父母感到难堪,不令父母蒙受耻辱,自己内心忧愁但是并不怨恨。另外,《孝经?谏诤章》中讲:“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为子女的,不管父母的见解是否符合时宜,若只顾一味的听而不加劝诫,就会陷父母于不仁不义之中。由此可见,孔子对待孝的态度十分鲜明,他反对一味盲从,反对愚忠愚孝。《论语》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意思是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别人对于父母兄弟对他的夸奖没有异议。

(三)尊亲。

首先,“尊亲”在《论语》中体现为真诚对待父母,不让父母担忧,却时刻惦念父母。“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里仁》父母的年龄生日,儿女都应该谨记在心,一方面为父母高寿而高兴,另一方面又因为父母高寿而恐慌担心;“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父母仅仅为子女的疾病而发愁,不要让父母为其他事情操心、担忧。其次,尊亲应该和颜悦色,深爱至亲。“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也说明子女在父母面前经常有愉悦的脸色,是很困难的,究其原因是子女没有对父母真正的深爱,深爱才会尊重,尊重才会和气,和气才会孝顺,“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礼记祭义》)。最后,尊亲体现在持之以恒的继承优秀德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父亲在世时,可以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要观察他的行为,若他能长期继承了父亲合理的、优秀的行为志向,那也是尊亲的一方面,是孝的体现。孔子在这里强调,子女所继承的一定是来自于父母亲合理的、优良的部分,而不是随意地、不假分辨地全盘接受,全盘吸收。这是对后来人认为孔子的孝是愚孝的有力反拨。

二、孔子思想中“国家”之孝。

行孝是为政的特殊形式。在孔子看来,为政不一定要做官,行孝也是为政。孝顺父母,有爱兄弟,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也算是参与政治了;同时,上至君王下至百姓,能以身作则孝敬父母尊重兄长,推己及人爱护其他人,无疑有利于社会和谐。

(一)忠孝相通。

孝是仁的主要内容,在家是孝,上升到国家则体现为“忠”,《孝经》讲“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曾子养老》讲“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悌,可谓知终矣。”“夫惟孝者,必贵本于忠。”孝是忠的起点,忠是孝的起点,把对父母的“孝”转化为对国家的“忠”,把对家的责任感转移对国的责任感,这是儒家孝道观的一大特点。如何才能“忠”,君臣如同父子,“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为人君正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大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朝堂之上,君王、臣子各司其职,退居家中,父亲、儿子各尽其责;君王就要做君王该做的事情,体恤人民,臣民才会上行下效,做好本职工作,对君王尽忠,这体现了孔子“孝”思想的“双向对等的德行原则”。

(二)推己及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尊重兄长,推己及人也爱别人的父母、尊重别人的兄长,如果人人都这么做,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形成良好的秩序,人人都具有良好的道德责任,《孟子》云:“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学而》中提到,“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无论是否在父母身边,都寡言少语,诚实讲信用,广泛的爱护其他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每个人都从自我做起,仁者爱人,“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那么,我们的小家会更加和谐,国家更加安定有序。

三、“孝”的反思。

孔子“孝”的思想以及后世儒学对“孝”的发展与继承,不可避免的存在陈旧的思想,不适用当今社会,因此,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孔子“孝”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十八大人大代表刚提出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还应为我们所用。关注空巢老人,善待老人,维护家庭和谐;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泛爱众”,在全社会倡导爱老敬老的良好风尚,维护社会稳定,让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继续绽放光彩,让它成为民族团结、国家兴旺发达的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传播正能量,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2]左丘明,《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3]生、陈美兰,《礼记孝经》,中华书局。

[4]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中华书局。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大全(19篇)篇十九

20世纪大致可以算做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此期的杜甫研究以1922年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1928年出版的胡适《自话文学史》为代表。山于未受政治潮流的影响,此期的研究多能发挥学者学术自山之精神,评论杜诗多有创见,至今仍小失经典之论。例如,胡适的《自话文学史》第四章专章讲论杜甫,认为杜诗具有“诙谐风趣”的风格,且这种风格贯穿杜甫诗歌创作的三个时期;胡适还认为杜甫开创了一种“问题诗”的体式;胡适对杜甫第三时期的“小诗”格外重视,这种“小诗”用自山的绝句体,小拘平仄,多用自话,叙述简单生活的小片段、小故事、小感想,小印象,并且和西方的印象主义艺术相联系。梁启超在“诗圣”之外,誉杜甫为“情圣”,“因为他的感情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小走样子”。梁氏还举例证明杜甫对妻儿、家庭真挚的感情,展现杜甫温柔细腻的另一面。梁氏对杜甫部分诗作“半写实派”的提法,着一字的讽刺手法,杂揉多种情绪而得调和之美的表情方式,将洗练之功发挥到极致的本领等等的分析,都体现梁氏对杜诗艺术风格细致深刻的体认。

可以看出,以梁、胡为代表的上世纪50年代前的杜甫研究,体现出一种“但开风气小为先”的风格,他们首先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观照杜甫研究,既有革路开创之功,又颇多闪光创见。但是,梁、胡多就杜诗的艺术风格、情感意绪做出评论,未专门论述杜甫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在传统学术研究中,学术难逃成为政治的附庸,而儒家思想长期占据政教主流地位,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捆绑约束毋庸赘言。上世纪上半叶,胡适的《自话文学史》作为一而文学界革新的旗帜,意在将中国文学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儒家思想首当其冲成为要“去除”的部分。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便小难理解,梁启超为何更愿称杜甫为“情圣”而非“诗圣”了。总之,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打上了深刻的革新和启蒙烙印。

(二)20世纪50至80年代末。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即新中国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的三十一年,是政治上特殊而敏感的时期,杜甫研究一度遭遇尴尬。这种尴尬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而逐渐消散,但其余波却影响至80年代。故此处笔者将文献综述的分期从50年代横跨至80年代来论述。

此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有郭沫若、萧涤非、朱东润、傅庚生、金启华等等。学界一般公认,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以现实主义与人民性作为分析评价杜甫的新标准,代表了50年代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关于杜甫的思想,肖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明确指出:“杜甫确是一个‘儒家者流’。”并认为“山于杜甫一方而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十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小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县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

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自与杜甫》一书中,对萧涤非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该书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说: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特别突出他的忠君思想,小用说也是把他敬仰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们,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别强调杜甫的同情人民,认为他自比契翟,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因而把他描绘为“人民诗人”,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而孔。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而虽然他小曾象李自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而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自到他的辞世之年。

萧涤非对郭沫若的批评给子回应,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在1980年修订本《杜甫研究》中肖先生进一步指出:“杜甫的主导思想是儒家,说得具体些是孔孟,这几乎已成定论。”并列举六条说明:。

第一,杜甫以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为荣;第二,杜甫自始至终都是以“儒家者流”自居(这在书中已举了小少例);第三,杜甫用以教育他的孩子们的是儒家经典,如云“应须饱经术”,并希望他们能成为“七十二贤”式的人物:“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第四,杜甫一贯坚持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未达善一身,得志行所为”的从政态度,都是来自儒家的;第五,杜甫作诗的法则也是从儒家来的,所谓“法自儒家有”;第六,杜甫认为唐土朝如果耍恢复过去的业绩还是得用儒术,所以说“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

时间也许是检验真理的利器。1962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郭沫若在《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对他过去所持的观点有所改变,与萧涤非先生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上承认了“扬李抑杜”的偏颇,承认了杜甫“人民诗人”的地位。

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立论,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批评是20世纪50至80年代大陆杜甫研究的普遍模式。尽管萧涤非先生已经做到了那个时代较大限度的持论公允,但也无法完全跳出这个模式。更有激进的“左倾”批评者,认为杜甫“小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这样的论断在失去了那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立即失去生命力,其偏颇荒谬小待今人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大陆,这种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研究杜甫的方法,并未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立即改变,而是波及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例如周春韵的《杜甫与儒家思想》认为杜甫“部分地突破了统治阶级思想—儒家思想”,但是“维护土权是所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无法突破的局限”。可是“杜甫忧国忧民积极进步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他愚忠等消极落后的思想影响。”周文对杜甫的态度几经周转,比较复杂,既肯定杜甫忧国忧民的积极而,又批判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落后面。

杜甫的人道主义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但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小同的。比如在解决社会矛后的主张上,他还是要采取山上而下施行仁政的办法来缓和阶级矛后,而小同意实行山下而上的阶级革命。……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诗人小可能认清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他说,“小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忆边老翁错料事,眼暗小见风尘清”,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能清醒地秉儒家思想中积极进步的东西,清醒地批判现实,朦胧地向们未来,而这种批判最终也还是小彻底的。

王亚民的批评更加自接地采用革命战争以及阶级斗一争的思维,俨然混淆了文学和政治的边界,将诗人杜甫完全理解成一个革命立场小坚定的改良派、妥协派人物,将诗歌的内容情感完全等同于诗人的政治觉悟,似乎更加强调了杜甫思想中“小彻底”的那一而。

唐海等的《试论杜甫对儒家正统观念的突破一一杜甫战乱诗新评》一文认为:“他(杜甫)爱国、爱民,但小爱君,因此他也小可能‘忠君’。这一点,是他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最大突破。……这就是杜甫其人其诗的人民性一一伟大的、纯洁的、永恒的人民性。”尽管唐文主要论点是强调突出杜甫的人民性,但“忠君”问题,仍然是唐文小愿过多触碰的政治敏感区,因而称杜甫爱国爱民而小爱君。此观点是较为牵强的。

总之,20世纪50至80年代末杜甫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研究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从阶级性、人民性、革命性角度立论成为普遍模式;其二,激进的“左倾”研究者对杜甫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判,将文学和政治混为一谈,对杜甫给子了极小公正的评价,这部分评论随着特殊政治气候的消散而失去生命力;其三,以萧涤非、傅庚生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给子杜甫在那个时代最大限度的公允持论,赋子杜甫“人民诗人”的桂冠,在人道主义方而对杜甫的思想给子肯定,但仍小出大的政治背景和研究模式之框架。其四,80年代虽承袭50年代以来的风气余波,但如50年代“左倾”研究者那般猛烈批评杜甫的声音小复存在,褒扬杜甫人民性、爱国爱民的积极方而的声音更多。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杜甫研究开始跳出阶级性、人民性的框架,运用西方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理论,跨学科运用比较、统计等方法,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而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中西融合,学科交叉的丰富形态。政治气候的回暖,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杜甫思想的研究也更能从学术角度给子正常化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此期杜甫研究者众多,代表人物有莫砺锋、张忠纲、祁和晖、葛景春、刘明华、段师炳昌等等。

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较能代表此期杜甫研究转变的一个侧面。莫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道:“所以本书在把杜甫当做一位文学家进行评述的同时,必须着重阐明他在思想方而的建树,而且必须对杜甫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子以特别的关注,而这正是其他的杜甫传记注意得小够的地方。”重视杜甫思想方而的建树,并将他与传统思想文化积极联系起来,是莫氏传记的一个特点。对于前一个研究时期杜甫遇到的小公正待遇,莫氏一针见血地指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养成了一种习惯:在评论古代文学家时,要小厌其烦地指出其“局限”—阶级的、时代的,等等。似乎这样做便小具备现代意识、体现理论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识”而受到种种责备,更其甚者,有人竞指责他没有为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我对此一向感到困惑。……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说得痛快淋漓,便越能显示论者自身的高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主体诠释和现代意识的极大误解……文学史研究当然是应该体现现代意识的主体诊释,但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却必须时时有着对象的“历史”性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现代意识去理解、诠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而小应该用现代意识去指责历史人物与现代的差距,因为后者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莫砺锋先生的上述这段话已经分清楚自接地指出前一个研究时期解读杜甫思想的误区。思而知来者,这预示着淡化、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杜甫思想研究的钳制,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研究杜甫思想,细致、深入、多方位地研究杜甫思想,成为此期的主调。刘明华的《杜甫研究论集,上编》专讲杜甫思想研究,论述了杜甫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政治理想、“忠君”表现形态等问题,是在杜甫思想内部的一种细分解读。而赵海菱的《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则试图打通杜甫与儒家诗学、美学、士文化、经史传统等的文化血脉,可作为杜甫思想外部研究的一种思路尝试。

除了专著,相关的期刊论文也纷纷涌现。具体篇数因数量庞大小可胜数,笔者聊将知网查到的50余篇相关论文分为若十类型,举其中代表性篇章言之。

1、杜甫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综论性质的论文。这类论文的代表作有吴新生的《杜甫对文化的继承》,莫砺锋的《论杜甫的文化意义》,吴明贤的《杜诗中的儒家情怀》,等等。吴新生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对杜甫的政治思想起着最主要影响作用的,无疑要算是仁政和民本思想了。”“崇尚和奉行人道主义,这是杜甫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又一突出表现。”

莫砺锋认为“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杜甫“小但在忧国忧民这种大事上体现出儒家的人格风范,而且在待人接物等日常琐事上也同样体现出儒家气象”。将儒家的道德标准贯穿日用人伦,杜甫用行动证明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莫文还指出,“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在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杜甫那种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对小同文化的宽容兼纳的态度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

吴明贤则认为,“儒”小过是杜甫实现理想的阶梯和完成事业的手段,他强烈的事业心建立在对儒家思想的虔诚信仰之上,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小断激励着他的功名欲望。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简单认为“儒”只是杜甫用以晋升、求取功名的手段未免失之明辨,杜甫对“儒”的态度应该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分阶段、分具体情况加以辨析,起码在他后期颠沛流、食小果腹的情况下,很难再认为这时的“儒”对杜甫还意味着功名欲望。同时,吴明贤还认为,主张仁政德治是杜甫儒家情怀在政治上的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和“自比翟契”的大臣怀抱是杜甫儒家情怀的又一具体体现。

2、以儒家核心词汇仁、圣、和谐、忧国忧民、民本思想、中庸思想等为核心,探讨杜甫与儒家思想中的某一而的关系。这方而的代表作有张忠纲的《恻隐之心为仁一一杜甫儒家思想一瞥》,建国的《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诊释》和《论杜甫的民本思想》,葛景春的《杜甫怀乡忧国的思想情结》和《杜甫审美思想的和谐理念》等等。

张忠纲将杜甫得儒家思想上推至孔孟时期,认为“他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在韩愈之前”。如果说张忠纲之文着重谈杜甫对孔孟儒家的继承,那么建国的论文则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三个方而,谈杜甫立足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对孔孟儒学尤其是“仁”学的选择性、创造性阐释,形成自己的一套诗化的“仁学”思想。

综观杜甫思想研究走过的一个多世纪,基本上经历了从个别大师级人物的启蒙性、奠基性研究,到同声从阶级论、人民性角度立论,再到将诗歌还给诗歌、将文艺还给文艺的转变。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注意到杜诗在艺术形式、审美心理等方而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今后的杜甫儒家思想研究,应也是在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在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范围,对杜甫儒家思想做出更加精微、深细研究。然而,关于对儒家经典以及杜诗诗歌文本的阐释一时间难以突破前人之见,所以容易出现文献材料和研究观点的陈陈相因。我们希冀这种一定程度的僵局能被打破,在前人研究成果上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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