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它也是减少和防止发生争议的重要措施。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篇一
我国《合同法》将赠与的撤销明确区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并对任意撤销的行使及限制,法定撤销的法定事由作了明确规定。法律确立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对平衡受赠双方利益,最大程度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规定存在一些不足,应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它撤销权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完善。
一、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内涵释义
赠与,谓因当事人之一方,以自己之财产为无偿给与他人之意思表示,经他方允受而生效力之契约。我国《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所以,赠与合同本身是一种契约,须双方达成合意才可成立。从赠与合同的性质来看,赠与合同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有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然而,作为一种单务合同,在赠与关系中,仅有赠与人负担给付的义务,而无受赠人承担相应对价的义务。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基于自己的意思而撤销赠与。《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在关于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学界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持诺成合同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与传统观念和司法实务作为实践合同有质的差别。其理由大致为,合同法没有像保管合同那样将赠与合同明文规定为实践合同,也没有将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的司法解释精神纳入。依据《合同法》第25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及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赠与合同采纳了诺成合同说。而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对于赠与合同性质的规定,既不同于德国、日本民法的有关规定,也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折衷方式以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有人认为,目前一些人将我国赠与合同解释为实践合同,是受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影响,而又没有考虑立法者在赠与合同上的划分。德国民法并非将合同划分为书面赠与合同与口头赠与合同,而是将赠与合同划分为:(1)普通赠与合同(包括一般书面赠与合同和口头赠与合同);(2)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3)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将普通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将后二者规定为诺成合同。
二、我国任意撤销权存在问题
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篇二
[摘要]司法实务对合同债权人行使其保全撤销权的认识和理解尚存在歧义，文章从撤销权的性质、撤销权成立的要件、行使撤销权的主体及其法律效力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而明确合同债权人保全撤销权的立法意义及适用条件。
[关键词]债权人;合同保全;撤销权
各国民事法律都规定，债务人是以自己的全部财产负责清偿其债务，以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即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总财产就构成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
债务人责任财产的减少，有可能直接危及到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为此，法律赋予债权人以保全的权利，以保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致因其不当减少而影响债权的实现。
债权人合同保全权包括债权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
本文就合同债权人的保全撤销权问题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和探讨，以利于司法实务界对合同债权人撤销权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理解。
一、债权人保全撤销权的性质
我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债权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此即合同债权人保全撤销权的规定。
这里的债权人保全撤销权，是债权保全权的一种，为区别撤销法律行为的撤销权(包括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对合同、赠与、遗嘱、婚姻的撤销权)，可称之为保全撤销权。
[1]保全撤销权，又称废罢诉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
关于保全撤销权的性质，通说认为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而非诉讼法上的权利。
[2]因为保全撤销权的成立条件、行使效果以及行使期间等均由实体法加以规定，与诉讼法无关。
只是由于该撤销权行使的结果与第三人有重大关系，不能由债权人任意为之，故债权人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撤销权。
但保全撤销权在实体法上是何种性质的权利，观点不一。
通说认为，保全撤销权具有请求权和形成权的双重性质。
保全撤销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债权人撤销权是附属于债权的实体权利。
它的内容，既以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的法律行为为特点，又以请求恢复原状即取回债务人财产为特点，因此，是兼有形成权和请求权双重性质的实体权利。
同时，它也是附属于债权而存在的从权利，而不是独立的权利，不能与债权分离而进行处分;当债权让与时，撤销权亦随之移转;当债权消灭时，撤销权亦随之消灭。
(2)债权人撤销权的产生，与债的担保即特殊担保具有区别。
债权人撤销权着眼于债的不履行之后，是由法律规定，并须依法定程序申请人民法院裁决;而债的特殊担保则着眼于债的产生之初，在于双方的约定或法定，在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可自行处理担保物。
(3)债权人撤销权是在债务人实施减少其财产和放弃其债权的积极行为时方能行使。
债权担保权是通过债权人撤销权与债权人代位权两种方式加以实现，但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债权人代位权是在债务人实施听任其一般财产减少，即怠于行使或者放弃其债权的消极行为时采取的保全方法，而债权人撤销权是在债务人实施减少其财产的积极行为时，所应采取的保全方法。
(4)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范围包括全部债权。
它不仅是合同之债的保全方法，而且包括对侵权行为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的保全。
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务人一方当实施害及债权的处分财产积极行为和放弃自己的债权时，债权人都依法享有撤销权。
二、债权人保全撤销权的成立要件
一般而言，债务人处分其财产是其行使财产权的具体表现，法律赋予财产所有人这项自由并承认处分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但是，当债务人不当处分其财产或债权且有可能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即债权人可以行使保全撤销权。
债权人行使保全撤销权必须同时符合下列要件：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有效债权，才能发生债的效力，也才能将债的效力扩张到第三人。
无效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自然不能发生撤销权。
撤销权人的主体资格可以基于下列债权而获得：(1)应是以财产给付为目的的债权，但该债权可以是到期债权，也可以是未到期债权;(2)应是以作为一般担保的财产的减少而受损害的债权;(3)应是在债务人处分财产的积极行为或者放弃债权前发生的债权。
(二)债务人实施了处分财产的积极行为或者放弃债权的消极行为
债权人撤销权的客体是债务人有害于债权的财产处分行为。
那么究竟哪些是处分行为呢?按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放弃到期债权，所谓放弃债权，就是单方面地免除债务人的债务;第二种就是指无偿转让，无偿转让就是指赠与;第三种就是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转让。
什么是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我们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必须首先是依据市价来衡量，如果转让价格与市价相比较，明显地偏低，那么这就是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转让。
如果债务人已经实施上述行为并进行了登记时(如处分的财产是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交通工具所有权或者知识产权的转让)，那么这种虚伪的登记行为也是撤销权的客体。
当债务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处分的是与他人共有之物时，撤销权要求撤销的只能是处分共有财产中债务人应有的部分。
债务人不当处分其财产的行为，既可以是无偿行为，也可以是有偿行为;既可以是单方行为，也可以是双方行为。
但它必须是法律行为。
如果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事实行为，如债务人毁弃财产，则不能成为撤销权的客体。
(三)债务人的行为须有害于债权
债务人的一般财产，是对债权的一般担保，或者说是债务人对外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责任财产。
但并非债务人任何处分其财产的行为，都会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因此，只有在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行为使自己陷入债务支付不能，从而影响到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才可以对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行为行使撤销权。
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没有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则不得行使撤销权。
在无偿行为产生的债权人撤销权构成上，只须具有前三个要件。
但在有偿行为产生的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上，除有前三个要件之外，尚应具备主观要件。
对无偿行为的撤销，勿须以恶意为要件，即有无恶意均可撤销。
对有偿行为的撤销，则须以恶意为必要。
债务人的恶意，即知道其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继续为之，甚至其直接目的就是要逃避债务。
如无此恶意，则不可撤销。
受益人的恶意，可以表现为与债务人的恶意串通;也可以表现为知其恶意而与债务人实施民事行为。
至于受益人是在受益之前还是在受益之时知悉债务人的恶意，则在所不问。
受益人无恶意者，一般不得行使撤销权。
这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需要，且其行为也是有偿的。
以明显的低价处分财产的，应作为有偿处分，债务人及受益人亦须具备主观要件。
三、债权人保全撤销权的行使
债权入撤销权的行使，必须由享有债权人撤销权主体资格的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由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审理、裁判。
当债权人为一人时，该债权人为原告;当债权为连带债权时，连带债权人中可一人提起诉讼，也可以由所有连带债权人共同行使撤销权，作为共同原告起诉;当数个债权受同一债务人行为危害，各债权人均有权依撤销权起诉，其请求范围仅及于各自债权的保全范围，法院为便于审判、公正处理考虑，可以合并审理。
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被告，分为两种情况，依撤销权之诉的性质不同而不同。
当撤销权属形成权性质，即处分行为只达成协议而未实际转移占有时，该诉的性质为形成之诉，被告系处分行为之债务人。
当撤销权以返还原物的请求权性质为主，即处分行为已实际转移占有时，该诉的性质为给付之诉，以债务人及受益人为共同被告。
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的时限限制，究竟是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各国民法典的立法例有所不同，有的规定为诉讼时效，有的规定为除斥期间。
在我国，主张以《民法通则》统一规定的诉讼时效为标准，采诉讼时效的，为多数。
但是，我国《合同法》没有采纳这种主张，而是采纳了除斥期间的意见，该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据此规定，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有两种：一是时间为一年的除斥期间，适用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情况，其起算点为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
二是时间为五年的除斥期间，适用于债权人不知道撤销事由的情况，其起算点为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
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对“必要费用”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凡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都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也应适当分担。
四、债权人保全撤销权行使的效力
债权人撤销权的效力，应依法院的撤销判决的确定始发生。
对于撤销权的效力范围，学说上分为两种：一是相对无效说，认为撤销的效力虽然为自始无效，但效力范围，以保全债权人的权利范围为标准，超出其保全范围的部分仍然继续有效。
二是绝对无效说，即债务人行为被法院判决撤销后，其不当处分行为全部视为自始无效。
上述两说，各国均有不同采用，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规定为准。
在无明文规定时，多采绝对无效说。
《合同法》第74条对此无明文规定，依法理，宜采绝对无效。
由于债权人撤销权是撤销债务人所为的行为，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更，并使之回复到债务人实施不当处分行为之前的状况。
因此，法院撤销判决的效力同时及于债务人、第三人及债权人。
(一)对债务人的效力
对于债务人而言，债务人的行为一经被撤销，即自始无效。
因此，已为财产赠与的，视为未赠与;已为债务免除的，视为未免除;已承担债务的，视为未承担;已设定负担的，视为未设定;已让与债权的，视为未让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5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
(二)对第三人的效力
第三人已经受领债务人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原物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返还;第三人向债务人支付对价的，可以向债务人主张返还。
(三)对债权人的效力
债权人撤销权行使以后，将债务人的财产回复为债务人所有，债权人就其债权的行使，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仍为平等债权。
撤销权的行使，其效力及于全体债权人。
由第三人返还的财产为债务人的所有债权的一般担保。
如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依强制执行程序请求受偿，全体债权人均可申请参与按比例分配。
但若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的债权与返还的财产发生抵销状态时，债权人可依抵销方式受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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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598.
[3]郭明瑞.民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400.
无效合同与债权人撤销权认定的司法建议【2】
[摘要]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中会出现无效合同构成要件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发生某种竞合的情形，主要表现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与债权人撤销权发生要件竞合，在该情况下如何适用法律是司法实践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文章借助现实案例，从对《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及第(三)项规定中“第三人利益”、“非法目的”的解释出发，分析在出现上述竞合情况后应该如何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以期在维护私法自治的前提下更快更好地解决纠纷。
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篇三
(一)任意撤销权与受赠人信赖利益保护相冲突。我国《合同法》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规定了在缔约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合同没有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其应对信赖合同会有效成立而受到损失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对缔约过失责任做了规定。而赠与合同中,立法者为了维护赠与合同中无偿赠与人的权益赋予其任意撤销权,使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没有移转之前,有权单方撤销赠与使合同关系解除,而无需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可见,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忽略了对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付出的成本损失的维护,这与《合同法》对信赖利益的规定相冲突。
(二)任意撤销权缺少对受赠人权益的保护。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只承担履行义务的责任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受赠人则只享有要求赠与人履行合同的权利而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立法者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规定了任意撤销权制度。而大多情况下,受赠人需要给予赠与人一定的方便,从而使赠与人获得无法衡量的利益回报,此时受赠人的付出是无法以简单的客观标准来衡量的。因此,法律应当考虑赋予受赠人相应地撤销权。虽然受赠人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很小,但法律不能因此就忽视对受赠人权益的维护。
(三)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不协调。我国合同法第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却与此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二者的行使条件不同。法定撤销权只有在具备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而任意撤销权不需要具备任何法定事由,赠与人可以任意行使。其次,二者的行使时间不同。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行使;而法定撤销权一般是在赠与物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或其他权利主体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定期间内行使。再次,权利主体不同。法定撤销权是由赠与人和赠与人的继承权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一般是由赠与人行使。
(四)任意撤销权行使期间限制缺失。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没有除斥期间的规定,这就使赠与合同因为赠与人长期不行使任意撤销权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下,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交易的迅速发展等都有不利的影响,对法院等部门正确处理纠纷、作出判决也增加了难度。
三、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完善
(一)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后,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单方撤销赠与合同后只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赠与人要赔偿受赠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所受的损失,包括缔约过程中的支出、准备履行过程中的支出等费用。关于赠与人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要件应包括三方面:首先,一方缔约人有过错,此种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同时一般情况下的过错缔约人是指赠与人,而不包括受赠人。因为当受赠人有过错时,赠与人可以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是不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其次,缔约过失责任是由于赠与人的行为导致赠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产生的。由于赠与合同是无偿的,法律更加注重对赠与人权益的维护。最后,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还需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所以在没有损害事实时,是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因为此时受赠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减少,赠与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篇四
现实生活中，房屋的赠与行为时常发生，但是大家可否知道房屋的赠与是有别于一般动产的，需要满足特殊的条件才能达到有效赠与的目的，否则赠与行为对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存在重大的法律风险。下面，本律师就以《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来对房屋的赠与行为、生效条件、撤销权的行使以及法律风险作如下简要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及上述“民通意见”可以看出，赠与人在签订赠与合同且受赠人未实际占有房屋及其产权证之前，即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是可以享有任意撤销权的。这里的“财产权利”被民通意见明细化，指的并非房屋的过户登记，而是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因此，赠与人在此阶段实行任意撤销权才是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当然，《合同法》第186条对赠与人的这种任意撤销权也进行了限制，它对房屋赠与行为也是同样适用的，其中包括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此外，《合同法》第192条也设立了法定撤销权之规定，即无论是否具备《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情形，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均可撤销：(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这说明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以交付为所有权转移的生效条件。由于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我国《物权法》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房屋的所有权转移以登记为准。因此，在房屋赠与合同中，房屋过户登记才是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界点。但是，根据上述《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可以看出，为了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而对此作出了特殊的规定，即只要受赠人已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这时该赠与行为即生效，赠与人应当为受赠人补办过户手续。此时，赠与人一般是不可以以行使任意撤销权为由来翻悔的。因此部分律师认为，如果没有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变更登记，不但房屋所有权不发生转移，而且这种赠予合同也是不生效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由此可见，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时间应当在赠与关系成立之后，但未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在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之前提出，否则赠与人就不能有效的行使撤销权、进而达到撤销赠与的法律效果。
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篇五
提出无效合同与债权人撤销权可能出现效力冲突这一问题，是笔者在阅读上海高院的一个案例时想到的。
原告上海英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讯公司”)诉被告上海龙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都公司”)、武汉宗成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成达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中，英讯公司与龙都公司于3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英讯公司向龙都公司出借2200万元，期限至3月。
后因龙都公司不能按期偿还借款，英讯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审判，确认英讯公司对龙都公司的到期债权合法有效，龙都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为逃避债务，两被告于9月20日签订一股权转让协议：龙都公司将其持有的随州龙都首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宗成达公司，9月22日龙都公司股东黄传仁委托黄奇明向武汉市工商局提交宗成达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9月23日龙都公司股东会通过股权转让的决议，9月25日宗成达公司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同日龙都公司在随州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原告认为两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其合法债权，要求法院撤销股权转让协议。
法院查明认定，黄传仁既作为龙都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又是宗成达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同时代表股权转让双方签署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双方即龙都公司与宗成达公司具有关联关系。
且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极为简单，甚至没有约定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和方式，以致于宗成达公司长期未支付转让款。
上述种种事实均表明两被告之间恶意串通，虚假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伪造诉讼，进行诉讼欺诈，企图通过法院的确权来逃避债务的履行，为其逃避债务的行为寻找合法的外衣。
因此，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撤销龙都公司与宗成达公司于209月20日签订的《随州龙都首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宗成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认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1}
根据《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上述案例中，龙都公司向宗成达公司转让龙都公司股权的协议，虽表面看起来合法，但因龙都公司长期未主张相应的转让款，构成事实上的无偿转让股权，符合第74条的规定，英讯公司有权请求法院撤销龙都公司与宗成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如何对“第三人利益”中的“第三人”范围进行认定
笔者认为，龙都公司和宗成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现行《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构成要件。
首先，龙都公司和宗成达公司之间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主观意图。
从订立时间来看，龙都公司在宗成达公司尚未成立时就签订了该协议;从协议内容来看，其侧重规定对股权转让手续的办理，关于转让款项只是约定了具体金额，对交付时间、方式等未作规定;从协议签订主体来看，协议中转让方和受让方的签订代表是同一个人;从转让方对转让款主张的积极性来看，在股权转让手续办理成功后，转让方一直没有向受让方主张，对该款项的主张缺乏合理的积极性。
上述各项事实均表明，两被告之间相互串通，具有通过股权转让协议以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的故意。
其次，如果这一协议生效也确会产生损害龙都公司的债权人英讯公司利益的后果，英讯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当然符合法条中规定的“第三人”的`主体要件。
由此观之，如果英讯公司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也未尝不可。
经过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相竞合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出现的这一问题关键点在于如何理解“第三人利益”中“第三人”的范围，而解决问题的突破点也在此。
何为“第三人”?如果按照《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中的立法意旨来分析，“第三人”即是除了合同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是不特定的范围，《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也应该属于“第三人”。
转而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分析，能行使撤销权的主体则是相对特定的第三人，即债务人的债权人。
该债权人相对于债务人与受让人所签订的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合同来说，是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但又不能是任意第三人，他必须是债务人的债权人。
由此看来，对于法律上“第三人”的理解可以分为不特定第三人和特定第三人两类。
就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如果损害的是不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实质上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绝对无效;对于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将其规定为可撤销的合同。
理由如下：
首先，对于损害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因此其损害主体范围的不确定性，本质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征，应该包含在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大范围之中，而损坏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不仅直接影响其他主体意思自治的实现，更有害于整个社会意思自治的基础，不再属于私法对意思自治的保护范围，合同效力不应任由双方当事人决定，而应由立法设强行性规定，杜绝此种意思自治的滥用。
由此，出于对社会公益和基本经济秩序维护的需要，以国家意志确立恶意串通订立的损坏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绝对无效合同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如若将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认定为是绝对无效合同，从合同自由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上说，让人难以接受。
市场经济运行遵循这样的一个逻辑前提：经济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拥有一般人都具备的识别判断能力，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维护者，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自己利益受损时都能够依据客观情况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
特别地，合同法作为私法，核心要素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法律在特定主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应当尽可能给予利益受损方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尽量减少强制性的规定，减少公权力对私权的过分干涉。
但从我国恶意串通立法的文义上看，“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并没有依照损害对象的不同做出区别对待，而是对于损害不特定或特定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一概给予否定性评价。
这样一来，在仅仅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下，立法规定实际上是突破了国家意志应当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行使的界限，代替个人作出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
这种越位的价值判断表面上虽可以实现社会正义，但无法实现真正的个体正义，并不足取。
最后，根据现行法对于“恶意串通”的认定，要求原告举证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共同的故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合同当事人来说举证他人的主观心态恶意十分困难，因此，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理由来主张合同无效比较困难。
而倘使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则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如果是在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无须对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主观心态进行举证，哪怕是在债务人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也只需证明受让人知道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但不需要证明受让人有与债务人串通以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主观恶意。
由此看来，特定第三人如果适用撤销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不仅举证责任相对比较轻，而且实现保护债权的可能性也更高。
因此，笔者认为恶意串通损害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该是无效合同，而对于恶意串通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该是可撤销的合同。
当然，这里只是可撤销合同而不是可撤销、可变更合同，因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特定第三人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本无权变更他人的合同，只是出于对其的特别保护和对债务人的恶意心态的惩罚，赋予其撤销他人合同的权利。
但这种保护不是无限制的，在赋予其撤销权已足够达到保护其利益的目的后，法律不应该过分打破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再赋予其变更他人合同的权利。
三、如何理解“非法目的”中的“法”?
所谓的“非法”是否是指一切的违法行为，包括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不法目的?当事人通过合法的买卖行为来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的调整范围?对此，学者多持肯定意见。
但很显然，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也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
就以开篇案例为例，龙都公司和宗成达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以转让股权的方式逃避债务，既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构成要件，也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
由是出现了《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与《合同法》第74条第1款的竞合的现象，这时应如何适用法律也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笔者表示赞同。
首先，从立法目的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稳定的角度来说，应该明确这里的“非法目的”是指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目的，因为对于任意性规范，民法是允许当事人排除适用的。
而对强制性法律规范的效力分类，可以分为取缔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
违反效力性规范的行为才是绝对无效的，法律既否定行为的本身，也否定行为的后果。
而对于违反取缔性规范的行为来说，法律否定行为的本身，但是对于行为的后果不予以否定，就比如黄牛党倒卖火车票，法律否定倒买倒卖的行为，但是对于持有从黄牛党手中买到的车票的乘客来说，法律是承认这一买卖行为有效的，也即认可乘客可以凭该车票乘车。
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对违反强制性规定导致行为无效的范围进行了缩限解释，那么，从遵从立法目的和社会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在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进行认定时，也应该进一步缩小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范围，只有违反效力性规范的行为才认定为无效。
其次，从保护私法自治的角度来说，国家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应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干涉，国家意志应当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适当对个人意志进行限制，不应过多干涉私人领域，代替个人作出选择。
最后，减少无效合同的范围将其归入可撤销合同有利于保护特定第三人的利益。
与上述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效力分析一致，对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集体、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来说，应该是绝对无效的。
而对于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来说，应该尊重该特定第三人的真实意思，给予特定第三人一定的选择权，让其自由决定是继续该合同的效力而或是撤销合同，使其归于无效。
而且如若该特定第三人是债权人，其在行使撤销权时所负担的举证责任也相对较轻，更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维护。
因此，笔者认为“非法目的”的“法”应是效力性的法律规定，整个词组应理解为以损害国家、集体、不特定第三人为目的而违反效力性法律规定，由此尽量缩小适用该条认定合同无效的范围。
四、小结
经过前面的分析，在实践中出现无效合同与债权人撤销权相竞合时，笔者认为应该缩小对无效合同的认定，赋予权利人选择认定合同无效或行使撤销权的权利，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减少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涉，更好地提高交易效率。
注释
{1}具体见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656页。
{3}韩世远.合同法新论.法律出版社版，第17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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