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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有机统一篇一
;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要把握两者相统一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以自身全面过硬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主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再次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习主席在与外国政要通电话时指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的理论逻辑 从一定意义上看，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统一性，其理论逻辑的基础就在于我们党的性质与宗旨。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就会失去主心骨;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引领，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去力量之源。只有明确并坚持两者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
坚持两者相统一基于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两个“绝大多数”的庄重宣示，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性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阶级局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具有与生俱来的鲜明的人民性。这决定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困、做人民之所盼，能够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坚持两者相统一源于党的宗旨的内在要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走过再长的路，走到再远的未来，“人民”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辞典中永恒的关键词。同时，实现人民的利益，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党强有力的领导，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坚持两者相统一归于人民利益的时代彰显。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要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来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主席这一铿锵有力的话语，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谁”的问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要实现这一切，须臾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有了执政兴国的牢固根基，就有了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人民得到党的正确领导，就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就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的实践基础 近百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这是党和国家成就辉煌事业、走向兴旺发达的坚实保障。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就是集中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的伟大实践。应对这场抗疫大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
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个战场协同作战。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无论患者年龄再大、病情再重也决不放弃，具体而深刻地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汇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创造了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的光辉范例。
行程万里，人民至上;民心所望，执政所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地统一起来，通过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体现党的先进性。只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才能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复兴号”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只有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能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的伟大力量。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的根本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奋进新时代的宏伟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以自身全面过硬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和支 持。
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践表明，只有不断强化党的领导，才能使群众路线一以贯之，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我们党服务群众的实践逻辑，也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归。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要求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和监督，真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党的领导，必须首先把党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回望99年光辉历程，我们党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全面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永远在路上。在新时代前进道路上，我们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要求我们党必须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拥有着卓越的执政能力和高超的 领导水平。但也必须看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仍然复杂严峻，决不可掉以轻心。进入新时代，党必须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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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有机统一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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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依规治党”这一新理念，为全面掌握和有效运用该理念，进一步提升管党治党水平，新时代深化依规治党需坚持“四个统一”，即在治理理念上坚持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的统一，在治理对象上坚持特殊少数与普通多数的统一，在治理内容上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出的统一，在治理方式上坚持外部惩治与内部预防的统一。
【关键词】依规治党;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制度
2015年6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十八届中央第六轮巡视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依规治党这一概念，并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一起确立为我国的治国治党方略。[1]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索形成了依规治党的新理念，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思维。
一、治理理念：坚持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的统一
一方面，新时代深化依规治党需坚持历史继承。历史继承是时代创新的基础，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首先，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为依规治党的形成提供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党规党纪建设，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3]列宁主张“严格党员标准、严防官僚主义、严惩腐败分子和严密监督体系”[4]。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牢牢抓住党规党纪建设这个重点，不断丰富和发展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5]“党内法规”的首次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已深刻认识到治党首先要建规立制;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6]强调了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的重要性;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各级党组织每个党员都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行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7]通过依据党内法规行事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8]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依规治党的形成提供历史启示。讲规矩、守规矩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等，这些都被人民群众广泛认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坚持依规治党正是对讲规矩、守规矩的有力表现。由上观之，这些理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历史中创新发展管党治党理论，并在这些理论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经验。
另一方面，深化依規治党还需进行时代创新。时代创新是对历史继承的发展，勇于创新才能更好继承。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在对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理论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依规治党”这一概念，将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制定一大批重要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推进步伐明显加快，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规党纪思想发展的新境界。首先，治国理政相统一。党中央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机统一的高度，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避免了单纯就依规治党而谈依规治党的片面倾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9]十九大党章又将“坚持依规治党”写入其中，这不仅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新时代坚持依规治党的新征程，而且充分体现了管党治党理论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完善与创新发展。其次，“三位一体”创新路。几年来，党中央相继出台廉洁自律、纪律处分、巡视工作等方面的党内法规，塑造了“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制度效应，构成了“正面清单”“负面清单”与“专项清单”三位一体的组合创新，充分体现了依规治党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依规治党规律认识的再次深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规治党理念的新变化。
二、治理内容：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出的统一
习近平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0]依规治党的有力推进，既要立足当下，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解决途径上发力;又要展望未来，在加强全面推进上着力，既重点突出又兼顾整体，既系统全面又富有针对性，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筹兼顾。
一方面，依规治党要坚持全面推进，依规治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单项工作的一翼突进，而是系统全面地提升，它实际上强调的是依规治党在全面整体推进过程中的要素耦合，这体现在立规、执规、督规等各方面的科学谋划：首先，立规重质。长期以来，很多党内法规只限于“挂在墙上、印在纸上”，而并未走进广大党员心中，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党内法规本身就不具备科学性，脱离实际、不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甚至有些交叉重复、文件打架。因此，习近平指出：“要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掌握制度建设的周期性规律，及时进行立、改、废，既保证制度的活力，又注意保持制度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频繁‘翻大饼，确保每项法规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11]其次，执规必严。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执规乏力现象，在党内法规执行过程中，坚持党中央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狠抓落实，将依规治党作为一项长期的、常态化的任务来抓，并将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既让党员干部感受到违纪必究的外在压力，迫使党员干部不敢乱作为，又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促使党员干部敢作为、肯作为。最后，督规必实。规范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除了要求党员个人与党组织自觉遵守与执行之外，还必须加强对遵守与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正如习近平所说：“抓好法规制度落实，必须落实监督制度，加强日常督察和专项检查。”[12]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要强调真正落实，以监督传递压力，以压力推动落实。
另一方面，依规治党还需注意突出重点，重点的突出是为了更好地全面推进。依规治党的全面推进，并不意味着其内部各要素平均发力，而是要聚焦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四风、腐败等突出问题，紧紧抓住依规治权重点，以改革创新精神着力破解制约依规治党的体制性障碍。早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就曾指出：“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这些年有的领导干部犯错误，恰恰都与乱用权有关。”[13]因此，要“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14]而这需要通过完善治权方面的法规制度，制约权力和惩治滥用权力行为来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把对领导干部的约束落细落小，深化到8小时内外各个环节，真正做到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留纪律“暗门”、不开规矩“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三、治理方式：坚持柔性预防与刚性惩治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强调治标与治本的辩证统一。依规治党要防范违规违纪现象发生，就必须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式，既要通过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对违规违纪现象进行严厉惩治，达到治标目的，又要加强党规党纪的学习，强化监督与纪律教育，提高党员及领导干部的党规党纪意识，达到治本目的。
坚持依规治党，就是强化外部的刚性惩治，通过治标来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进而可以对症下药，进行治本。依规治党的顺利进行必须通过完善机制、扎紧制度的“笼子”，形成有效约束机制，从而使掌权者不得“任性”，确保权力在党内法规制度的轨道上运行。扎紧制度的笼子就是完善以“1+ 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15]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要真正发挥实效，就必须要在价值上彰显法治性，这离不开党章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上的引领，原则上而言，唯有尊崇党章、自觉维护党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才能纲举目张，实现党内法规的尊崇与维护，这不仅体现了党章的法治引领价值，还保障了党章的制度效用。与此同时，通过违规必究、有腐必惩，严厉惩治违规违纪行为，“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16]使得潜在的违规乱纪分子心存敬畏，不敢伸手，构成了严厉的外部惩治机制。
坚持依规治党，仅仅依靠刚性约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以灵活变通的形式，采取柔性教育手段从根本上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增进依规治党的内部预防作用。一是加强党章党规的学习教育，树立党内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权威。大量案例表明，正是因为一些党员干部法规、法律意识淡薄，对党纪规定置若罔闻，才产生了违法乱纪行为。因此，习近平强调：“要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存戒惧。”[12]以正面教育引导与反面典型警示相结合方式，增强广大党员对党内法规制度的认知认同，强化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防止党员领导干部出问题。通过谈话函询、批评教育、实施问责、通报曝光等手段，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問题。尤其对年轻干部加强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意识到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形成“不想”的自觉。
四、治理对象：坚持特殊少数与普通多数的统一
众所周知，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就依规治党而言，治理对象的普遍性就是严格按照党内法规治理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都能够认真负责、依法依规办事，从而最终建设成为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和党组织队伍。但治党不等于全面撒网，不分主次一把抓，而要把握对象的特殊性与一般性，所以在依规治党实践中还应注意治理对象的特殊性，通过抓住特殊少数，示范影响和逐级传导带动全体党员和党组织队伍，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依规治党还需管住普通的大多数党员和各级党组织。依规治党的治理对象要实现全覆盖，也就是“两队伍一组织”这三大对象，全体党员及党组织代表着主体力量，是我们必须始终倚重的主要依托。管党治党不仅是党中央的责任，更是全体党员以及党的各级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管住普通多数是确保党内法规贯彻执行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发生在基层的腐败行为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社会公众还会因此陷入“塔西陀陷阱”，出现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因此，习近平强调：“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必须夯实基层。”[10]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要对广大基层党员、党组织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抓好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通过明确责任清单，量化工作标准，更好推动各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履职尽责，解决发生在基层、人民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实现政治生态的根本好转。
参考文献：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328.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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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哲学地位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个误区，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只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创立“唯物主义辩证法”，甚至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受到传统哲学把“两个对子”作为哲学评价标准的严重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从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表现形式——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去追寻哲学形态评价上的更高层次(也是最高层次)，我们就会发现：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上升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在阐述一个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统一
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不仅引用了马克思的评价，而且明确指出“我们的见解”是“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据此，国内学术界也普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清算了从前的哲学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唯物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并且“这个有历史新质内容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新世界观的创立，标志着人类哲学思想的变革。”并进而认为在《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占着主要的地位”。这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也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只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创立“唯物主义辩证法”，甚至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如果我们能够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去追寻哲学形态评价上的更高层次，我们就会发现：在《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内在统一的，而不是在阐述一个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哲学形态的层次与哲学评价的标准
要从哲学形态的高度分析《形态》的理论地位，对《形态》进行哲学形态定位，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哲学形态，什么是哲学基本形态，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是什么。只有先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充分认识传统哲学评价局限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个对子”必然造成的评价困境，为《形态》的评价奠定理论基础。
(一)什么是哲学形态和哲学基本形态
所谓哲学形态是指哲学的形式、结构和特征，如哲学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社会功能、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和表述形式等。
确立哲学形态的层次和划分标准，是进行哲学评价和进行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坐标，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准备。在这方面，国内哲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后有关哲学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探索的论文和著作不断问世。欧阳康撰写的《哲学研究方法论》，第二章专门探讨“哲学形态学的思路和方法”，主张从“外延”，如“社会系统的内在要素”、“时代性哲学主题”、“某种哲学流派的不同历史形态”、“某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哲学派别的不同形态”等，着手划分哲学形态的层次，并据此提出哲学形态学的研究方法，为哲学形态学的研究开拓了道路；王干才主编的《实践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主张“侧重于时间维度”来划分哲学形态，把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划分为“本体论形态”、“认识论形态”和“方法论形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方法论为主要形态的哲学，“实践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应有形态；吴元梁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主张把“哲学内部结构的各种层次”作为划分哲学形态的标准，认为任何哲学学说或哲学理论，都必然是由一系列具体观点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体系。哲学体系又分为思想体系和叙述体系——前者对应“原生形态”(唯一)，后者对应“衍生形态”(可以有多个)，并据此确立了全书的论述架构。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哲学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论文发表，赵剑英、孙正聿还主编了论文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以上这些成果，在哲学形态层次划分方面各有千秋，对哲学形态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憾，就是仍然受“两个对子”哲学评价模式的影响，没有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来审定哲学形态的层次结构，因而无法据此确立哲学形态的最高层次及其划分标准，也就很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以及其他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这也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在哲学评价上深受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思维模式甚至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以至把黑格尔哲学或现当代西方哲学作为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样本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在上述研究提到的哲学形态的各种层次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最高、最根本的层次——哲学基本形态，其划分标准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缺少了对这个基本形态的准确把握，就很难建立起完整的哲学形态学和科学的哲学评价标准。因此，必须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入手，在对哲学形态的最高层次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确立哲学的划分体系和评价标准。
换句话说，哲学形态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一切哲学均在形式和特征上与其它哲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因而具有自己的形态。广义的哲学形态可以划分为哲学基本形态、哲学类型、哲学流派、哲学家思想体系、哲学家具体研究领域、某一研究领域的具体观点等几个层次。从狭义上讲，在日常学术研究工作中，为了适应哲学研究和评价的需要，必须将上述几个哲学划分层次按照具体称谓严格区分开来，只有其中的第一个层次可以使用“形态”二字，冠以“哲学基本形态”的称谓，其它各个层次不宜再使用“形态”二字，以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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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计划安排，今天我围绕“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服务辩证统一”这个主题，与大家作个党课交流，主要讲四个问题。
对上负责、对下服务，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职责所在，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对上负责，核心就是对党负责、向党看齐;对下服务，核心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如何认识这个问题，起码有三个方面需要搞清楚。
第一，对上负责、对下服务是机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对上负责，就是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所谓对下负责，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作为市一级的机关，相对于上级来讲，是执行机构，坚决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是我们首要的职责和任务;而相对于基层来讲，我们既是领导机关也是服务机构，服务基层、服务人民，是机关基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指导工作的应有之义。所以说，对上负责、对下服务是机关的基本职责和要求。履行好负责和服务的责任，天经地义，没有任何疑问。如果对上不负责、对下不服务，或者负责和服务的标准不高，那就是失职失责，机关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当作履职尽责的重大问题加以解决。
第二，对上负责、对下服务是机关讲政治的具体表现。小平同志当年强调，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工作和政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根本上讲，对上负责就是政治上的负责，对下服务也是讲政治的必然要求。因为讲政治不是空的，从来都是有着具体的、丰富的内涵和要求的，一级机关、一个干部政治口号喊得再响，在履职尽责上不过硬，那本身就是政治上的“两面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哪一条都跟对上负责、对下服务紧密相关。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对党忠诚、向党看齐的高度，深刻认识对上负责、对下服务的极端重要性，绝不能把这个问题看轻了。
第三，对上负责、对下服务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论政府》中就强调“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习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也指出：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从来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我理解，就机关工作而言，两者的具体工作方式和内容可能会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其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其工作过程也基本是一致的，都统一于对党的事业和单位建设的高度负责。二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对上负责是为了更好的对下服务，对下服务就是最好的对上负责。这就要求我们，实际工作中既不能对上级指示要求机械执行、照抄照搬，也不能片面强调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尤其不能把对上负责与对下服务对立起来，那种对上一副面孔、对下另一副面孔的做派，也是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治和解决的。
从机关的情况看，不少同志一年到头加班加点，个人和家庭牺牲都是很多的，但确实也有标准不够高、工作凑合对付的问题。具体分析起来，好多时候不是不想干好，而是受限于能力素质，以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付出与效果不成正比。所以，解决好对上负责、对下服务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需要尽快把能力素质提上去，也就是大家讲的要有“本领恐慌”，要有那种不学习提高就要落伍、就要被淘汰的危机感紧迫感。当前，要注意提高六种能力。
一是把握大局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大者”关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而“国之大者”则事关方向方位、事关关键要害、事关行稳致远。毛泽东同志讲，学问再大，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所以，准确把握上级意图，是对上负责、对下服务的重要前提和关键环节。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对上级和领导的意图，不去做深入的学习、研究、了解，要么凭想当然落实，要么机械照搬，要么另起炉灶自搞一套，导致偏离上级意图，甚至南辕北辙，办了一些不靠谱的事。我感到，准确把握上级意图，关键是要注重学习、研究和落实。所谓学习，首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领导机关工作的根本指导和遵循，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抓得很紧;还要认真学习上级的各项指示、政策、规定，把上级的要求始终要搞得非常清楚。所谓研究，就是要联系单位实际、本级实际、岗位实际，理清贯彻落实上级要求的基本思路、重点和方法措施。所谓落实，就是在实践中坚决照办，不能脱离上级的要求另搞一套。对“国之大者”，我们要有认知、有敬畏、有担当，时常观之察之、思之悟之，时常践之行之、念兹在兹，做到脑子里装着、心里面想着、手里头抓着。就要对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对人民群众期待什么想得透、做得实，让“国之大者”贯穿在方方面面工作中，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会迎来新的更大胜利。
二是能参善谋的能力。这是决定对上负责、对下服务质量层次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参谋工作水平高，能推进党的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实施;水平低，就会影响全局，甚至造成严重后果。有人把机关干部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先于领导思维，能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是优秀参谋;第二种是同步于领导思维，尽管好的建议不多，但对领导决策能正确理解执行，这是称职参谋;第三种是落后于领导思维，既提不出建议，又对领导决策理解执行不力，这是不合格参谋。我感到，大家都要努力成为第一种参谋，起码要做第二种参谋，不能做第三种参谋。当好一个合格参谋，或者标准更高一些，当一个优秀参谋，首先是站位要高，就是自觉站在党的领导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想问题、出主意，多提一些有思想、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切实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其次是掌握情况要准，就是把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搞准摸透，使每个建议都符合上级要求和政策规定，都符合单位实际和人民需要。还有一个就是敢于大胆建言，用好参谋的“三次建议权”，把政策依据、实际情况和利弊影响都如实讲清，尽管有时领导不一定完全采纳，但该讲的还是要讲，要本着对党高度负责、对工作高度负责、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敢于负责地提出正确的意见建议。一个机关干部总是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什么事都是顺杆爬，肯定也是不行的，不仅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可，最终要得到某个领导的认可也很难。
三是调查研究的能力。这是提高对上负责、对下服务针对性实效性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还讲，调查研究，这是比什么大学都要好的学校。现在看，我们一些同志还不善于调查研究，不注意分析问题，心中无数，手里没招，干工作拿不出好的意见建议，写材料东拼西凑、没有自己的东西，这是落实不好对上负责、对下服务要求的。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一个是深入基层要进得去。老人家讲，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我们讲深入基层，就是要多去基层，多到一线，多到人民之中，去了解情况。这需要有扎实的作风、科学的方法，不能走马观花、道听途说;不能浮在上面、闭门造车。另一个是要善于分析研究问题。就是对各种情况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系统分析和理性思考，特别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难点问题，要善于在分析中敏锐地抓住矛盾症结，并有针对性地拿出措施办法。再一个是要注意集中大家的智慧。经常向高手请教，与能者碰撞，与大家交流，这也是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的重要方法，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地领会和把握。
四是服务群众的能力。“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干部只有沉下去，作风才能实起来;干部沉得越深，群众就离我们越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离我们越远。这是对下服务的重要基本功，其实也是对上负责的要求。机关干部一定要心里装着人民，人民利益至上。在基层工作过的同志都有体会，群众是最讲感情、最重感情的，我们把群众看得多重，群众就会把我们看得多重。现在有一些干部还是存在着“群众感情缺失症”，认为自己学历高又有专业背景，发展好又有领导赏识，做事不愿同群众商量，也不屑于听取群众意见，有的甚至在群众面前颐指气使、趾高气扬、自我感觉高人一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一定要戒掉身上的“骄娇二气”，把用心服务群众作为立身之本、处事之基和为政之要，多到群众中去，多交群众朋友，多向群众学习，在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中感悟群众工作的真谛。这里面关键在“多跑”，要义在“贴心”，就是腿脚要勤快些，每年拿出一定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绝不能“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要多吃点苦，多到矛盾突出、情况复杂的地方，多接触问题，多去“解剖麻雀”，特别是多到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去，听听群众的骂声、怨声，经常性地开展下访接访工作，“打着灯笼”去找问题，把群众和企业反映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处理好、一个个突出矛盾化解掉，从中体会做群众工作的路与桥。
五是组织协调的能力。机关在对上负责、对下服务中担负着承上启下、协调各方的职责，既有与上级机关的协调，也有与友邻单位和机关内部的协调;既有中心工作、大项活动的协调，也有紧急情况、临时任务的协调，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分不清轻重缓急，该完成的工作没有按时完成，该抓好的工作没有抓好;有的协调办事粗枝大叶，不按程序规定来，该请示报告的没有请示报告，该反馈情况的没有及时反馈;还有的把请示报告搞得很繁琐，有些很小的事也反复请示、喋喋不休，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我感到，一个是要学会统筹兼顾，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工作，同时兼顾其它、照顾一般，在抓重点、带全盘中使各项工作协调有序推进，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抓住牛鼻子”“学会弹钢琴”，也是重点论和两点论的辩证统一。另一个是要讲规矩讲程序，就是按照上级政策规定和机关工作程序办事，不能为图省事简化程序，更不能不讲章法、规矩，由着性子胡来、乱来。该自己负责的不能推诿、踢皮球，该配合的要切实负起责任、不能简单对付。个别部门过去在这方面不太注意，机关和基层都是有反映的。再一个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讲技巧讲方法并不是说让大家投机取巧，用非正常的手段办正常的事，而是在政策规定和正常交往范围内，多动脑子、多想办法、多拿出切合实际、能够落实的办法措施，这与投机取巧是有本质区别的。这里我还要强调，组织协调好一项工作，一定的灵活性是少不了的，但灵活性是为原则性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原则的，不能离开原则讲灵活性，不能本末倒置。
六是精通业务的能力。业务能力是机关干部的看家本领，也是对上负责、对下服务的基础和前提。一个机关干部如果业务不精或者一知半解，就很难胜任本职岗位，对上负责、对下服务就是空话。现在我们机关各条线上都有一些“明白人”“小专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少数同志进入情况较慢、业务能力偏弱，干工作还比较吃力，甚至有的还不能独立完成任务。提高业务能力，一方面，要把本职岗位所必需的基本理论、主要法规和工作方法学明白、研究透、掌握全，成为分管工作的“法规通”“专业通”。另一方面，要注重在工作实践中磨练，坚持上级带下级、师傅带徒弟、强的带弱的，在结对帮带中共同提高素质;对干部个人来讲，就是要主动参加大项活动、中心工作，去磨去练，机关业务素质的许多方面，还有大家共同需要的文字表达能力，不下苦功夫磨练历练，是很难提高的。再一方面，领导要强化带的意识，要注意在工作中培养干部。这样一时半会不会看出什么效果，时间长了绝对是不一样的。
标准和作风是机关形象的直接体现，也决定着对下服务的质量和成效。
(一)强化精品意识，切实立起精益求精的工作标准。这是我们一贯倡导和强调的工作理念。强化精品意识，事业心责任感一定要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心中四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心中有责。带着责任干工作，就会有压力、有动力，就会主动动脑子想问题，就会主动想办法抓落实，也就能保持工作的高标准。现在我们有些工作，领导不安排不去抓，领导安排了也仅是满足于任务完成，不去用心思考怎么才能完成得更好、怎么才能标准更高，说到底这是个责任心不强的问题。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一句名言：伟大的价值在于完成责任。作为党员干部，应当把履行好组织和上级赋予的责任作为一种追求和担当，自觉把标准往高处定，把工作往实里抓。强化精品意识，要养成精细落实的习惯。有本书名叫《细节决定成败》，里面很多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一些工作层次不是太高，很多时候并不是下的功夫少，而是在细节欠火候上。实践证明，细节做好了不一定会给工作出多少彩，但做不好就可能对工作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我们做工作的道理也是一样，也有一个细节决定层次、细节决定品位的问题。今年的年初的部署会上，我就明确提出了精准服务、精准指导的要求，节后到××调研时也对这个问题作了强调。精细化管理是我们抓工作的重要理念。作为机关干部，无论抓任何工作，都要强化严抠细抓、精雕细磨的精品意识，甚至要有挑剔的眼光、苛刻的态度，把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抓实抓细，这样可比性工作才能争第一、大项任务才能过得硬、经常性工作才能做精致。强化精品意识，还要注意用创新来带动。我们××地区在这个大竞技场上要保持领先优势，就必须破除思想上、工作上的陈规陋习，就必须加强探索研究、提高创新能力。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围绕新形势新任务，加强重点工作的系统梳理和理性总结，尽快拿出针对性强的对策措施和办法，使我们的工作指导和单位建设走上新的层次。当然，我们强调创新，是着眼实效的创新，有实质意义的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不能别出心裁地求新求异，更不能搞博人眼球的那一套。
(二)强化执行观念，着力培养紧张快干的过硬作风。我来市委工作近3年，感到我们机关是个好机关、是个本分务实的机关，有一批苦干实干能干的同志，但确实也存在一些疲沓拖沓、执行力不强的问题。有的什么事都是按部就班、不紧不慢;有的什么事都等上级拿办法、等靠依赖;还有的不推不动、大推小动，延误了工作进程，影响了落实质量。解决这些问题，我感到要从三个方面做起：一要敢于担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敢于担当，就是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要主动负责、尽心尽力，高标准抓好落实;对他人的工作要主动补位、互相帮衬，绝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对集体负责的工作要积极靠上、主动补台，把应尽的责任尽到尽好。二要雷厉风行。就是风风火火、说干就干。周恩来曾告诫身边工作人员：政治机构，要非常灵敏，什么事情都要很快地有反应，很快地有回音。抓工作、办事情，就要有立说立行的态度、事不过夜的精神，任务部署了就迅速展开，上级要求了就马上行动，问题发现了就立即纠正，切实做到信息不在手中梗塞，文件不在手中积压，事情不在手中延误，工作不在手中断线，始终以第一速度完成好各项任务。三要吃苦奉献。现在机关工作任务重、头绪多、节奏快，如果没有吃苦奉献精神，就很难保证把工作完成好。我感到，做人不能怕吃亏，不要老把一时一地的得失看得太重，尤其是不能老想占便宜，吃不得一点亏。河南豫剧《村官李天成》有一个唱段“吃亏歌”，“当干部就应当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少是非;当干部就应当肯吃亏，肯吃亏就自然有权威;当干部就应当常吃亏，常吃亏才能有作为;当干部就应当多吃亏，多吃亏才能有人随”。我觉得很有道理。中国人讲舍得，有舍才能有得，有付出才可能有超常的收获。这是一种生活智慧。我们机关干部一定不要怕吃苦、怕加班，吃苦是一种修炼、是一种格局、最终也是一笔财富。
(三)强化末端落实，始终保持一抓到底的恒心韧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果工作落实不到末端，上级政策规定、本级部署要求、社会矛盾问题就会悬空，就谈不上对上负责、对下服务。这方面，重点要把握好三点：一是要多到一线抓落实。机关干部要强化亲力亲为的意识，多到一线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原则来原则去，不能总是“指着兔子让别人去追”。尤其是重点工作、重要环节、难点问题，要靠上去具体指导，确保每个阶段、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落到实处。二是要认真较真抓落实。认真较真既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责任。就是不抓则已，抓就一抓到底，抓就抓出样子，不虎头蛇尾，不抓抓停停，不达目的不撒手，始终保持一股“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狠劲。如果大家都当好好先生，落实上降低标准，检查上放宽要求，末端落实就是一句空话。三是要紧盯实效抓落实。就是在筹划部署、检查督导、末端落实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都要始终坚持全程关注、跟踪问效，看是否有利于推动单位建设，是否有利于促进问题解决。要重实际，坚持一切从实效出发，把党的决心意图与基层实际需求对接好;要出实招，注重探索研究，多找直接管用、具体实在的措施办法，让工作早见效多见效;要用实劲，抓就真抓、干就实干，做到谋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以正风肃纪开局破题，铁腕纠风、重典治乱，党、国家和机关都出现了崭新的气象。我们讲对上负责、对下服务，也要紧紧抓住正风肃纪这个关键，特别是市委机关作为对上对下的枢纽，这方面必须要求更严、做得更好。作风过硬了，对上负责、对下服务才有保证;形象树好了，上级才能满意、单位才能服气。
(一)任何时候都要对党绝对忠诚。这个绝对，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这既是很高的标准，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政治底色，必须坚持的政治标准。要在紧紧追随领袖思想步伐中强化忠诚度，带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认识，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行动，切实做到经常、主动、坚决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看齐。要在绝对服从上级命令指示中提升忠诚度，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制度要求，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命令指示和省委的决策要求。服从上级命令指示不是空泛表态，就是要看在关键时刻、利害问题上的具体态度。要在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中检验忠诚度，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坚持看待问题思考政治背景、分析问题讲究政治依据、处理问题考虑政治影响，在重大政治性问题上绝不乱发议论、说三道四，不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二)任何时候都要依法依规用权。机关对上负责、对下服务既是在履行职责，也是在行使权力。在市委机关工作，大家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权力，有时候左一点、右一点，就可能会影响领导决策，就可能影响到某项工作的贯彻执行和在基层的落实。要坚持用权为公。这是用权的核心要义。大家要清楚，权力是组织和上级赋予的，是用来为单位建设服务的，不能与个人私利沾边。我们机关绝大多数同志在这方面做得是好的，尤其是在一些事关单位建设的重要问题、群众关注的敏感热点问题上秉公用权，上下反映较好。我们要切实转变观念，不能凭老习惯办事，任何事情再小也得按规矩办，再特殊也不能突破政策。要坚持谨慎用权。对权力要有敬畏之心，要有怕处。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机关干部行使权力，上上下下都在看着，无论个人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最终都要经受组织的考察、群众的评说、历史的检验，所以办任何事情都要慎之又慎、丁是丁卯是卯，绝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坚持“阳光”用权。这种比喻不一定准确，但用权一定要透明，要在阳光下操作，不要神秘化，不要把个人权力看得过重。我常想，一个机关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说有权有权，说没权也没有权。说有权，是岗位确实赋予了一定的建议、参与决策权;说没权，因为只要你按规矩用权，按照多数人意见用权，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都是势在必行，个人职务再高，其实也是没什么权力的。我们感觉到哪个人有权的时候，恐怕是不依规依纪用权的时候，这也恰恰是需要我们特别警觉的。
(三)任何时候都要把住管好自己。机关干部很重要的是自己管住自己，要有很强的自觉、自省、自律意识，这也是对上负责、对下服务的重要要求。在正风肃纪的新形势下，我们在工作和自身要求上，一定要从严、从紧、从细，有时候就是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难受，千万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涉及工作和自身的一些问题上马马虎虎，一切严格按照上级的规定要求办，按照中央和省委明确的原则精神办，大事小事都较真，不开口子，不钻空子，不打擦边球。这也是新常态，我们要自觉地适应这种新常态。
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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