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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一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摘要：农村幼儿教师频繁流动成为阻碍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人口流动、农村社会变迁、教育体制变迁、经济体制变迁等方面来分析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现状，提出应切实保障增加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学前教育，抑制农村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回归政府的主导地位，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其工资待遇。
关键词：社会变迁；农村；幼儿教师流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想发展农村的学前教育，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该要建设一支高质量的稳定的农村幼儿教师队伍。[1]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农村幼儿教师的流动之间关系重大，因为幼儿教师的合理流动可以给幼儿园带来积极的影响，使幼儿园充满活力，也可以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实现教育资源的重组；反之，则给幼儿园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不仅不便于幼儿园的管理，并且也会限制幼儿教师的个人成长和正确的自我认知。但目前的很多研究显示农村幼儿教师流动较为频繁，甚至已经达到失衡流动的程度，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是与幼儿教师自身的因素有关，更是与整个社会变迁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现状，以期可以找到缓解农村幼儿教师流动的可行之策。
一、社会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
1.人口流动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一般而言，人口流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二是指人口的空间移动。[2]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表明，只要预期的实际工资大于农村的实际收入，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会继续下去，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使城市工资降低，或者增加了城市失业率，从而使得预期的城市工资和农村收入水平相等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才会停止。[3]这一人口流动的模型表明，城市和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收益、就业机会的差距，无一不影响着农村幼儿教师向收益好、就业机会多的城市流动。这一现象就促使国家加大对城市教育资源的投入而弱化对农村教育的扶持，而迫使农村幼儿教师离开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而流入城市。
2.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在以前的乡村社会中，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幼儿教师来说，其与农村土地是有浓厚情谊的。靠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4]所以对于扎根农村的幼儿教师来说，是不会轻易流出农村的。目前在农村，大部分人采用土地出租的土地流转模式，离开乡村，去城市寻找工作，这样既有土地出租得到的收入，又可以通过在城市工作挣得收入。农村幼儿教师在这一流动的潮流中，也试图在城市的幼儿园找到立足之地，或者干脆离开幼教领域进入到其他领域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吸引了大批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教育资源也开始偏离农村而聚集城市，从而促使农村幼儿教师向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流动，使幼儿教师不仅可以在城市得到更好的专业发展，也可以使自己的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
3.教育体制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师范教育不再免费，也不再包分配，师范教育对于那些学业成绩优秀、家境贫寒的学子已经失去了吸引力。[5]对众多考生来说，幼儿教育师范专业，已经成为其较少的选择，或只是最后服从调配的无奈选择。师范教育体制变迁使本来受政府重视的师范教育变得不受重视，免费师范教育的逐步消失使幼儿师范教育毕业的学生不愿回农村教学，甚至流向其他待遇较好的行业。在农村，大部分的民办幼儿园都是个体性质的，这些农村的民办幼儿园因其盈利性质和自负盈亏的运转机制，使其本就无编制的幼儿教师的收入往往没有保障，更不用说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这就会导致幼儿教师不愿全身心投入到农村幼儿园的工作中去，并且在其中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幼儿教师并没有幼儿教师资格证，他们往往是因为暂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才会选择去幼儿园工作，一旦有更好的去处便会很快离开幼儿园。
4.经济体制变迁与农村幼儿教师流动。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贫富差距要比在计划经济时代更加明显。市场经济影响下的贫富差距，()使处于同一阶层的人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差异，根据陆学艺依据职业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其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包含有幼儿教师，同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幼儿教师在贫困的农村与在发达的城市工作的待遇却有着巨大的差距。在计划经济时代，师范生毕业基本上是由国家同一分配，国家会有计划地根据现实需要分配毕业生到相应的岗位，教师流动现象一般是很少出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下，毕业生很容易将市场价值规律运用到求职择业的过程中，将薪酬福利等作为决策的重要标准。[6]有关调查研究显示，大部分的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月工资在500~800之间，在工资收入还满足不了幼儿教师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情况下，农村幼儿教师的流失是必然的。
1.应切实保障增加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幼儿教师流向发达城市工作是城乡收益差异所导致的，如果这种差异在合适的范围内，则可促进幼儿教师的合理流动，反之，则导致农村幼儿教师出现失衡流动现象。随着农村幼儿教师持续不断地向城市幼儿园或其他行业涌入、竞争力的不断加大，其收入和就业机会就会有所降低，此时可能会有许多幼儿教师返乡任教，但这只是幼儿教师的被迫选择，是城乡幼儿教师流动极度不平衡造成的结果，而不是缓解农村幼儿教师失衡流动的解决办法。所以政府应重视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幼儿教师收益和扩大就业机会，缩小城市和弄寻幼儿教师之间的发展差距，只有预期收益的城乡差异逐渐减小，才能实现农村幼儿教师的合理流动。
2.统筹城乡学前教育，抑制农村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对学前教育进行城乡统筹，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在统筹城乡学前教育过程中，统一配备学前教育师资，构建合理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促进城市幼儿园教师下到农村幼儿园，为农村幼儿园教师带来新的教育思想，同时也可以激励农村幼儿园教师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促进其快速成长。如果农村幼儿教师工作稳定性强，工作环境良好，与城市幼儿教师收入相差不大，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那么大部分的幼儿教师是更愿意选择在农村幼儿园工作，因为其家庭的居住地点就在幼儿园附近，可以照顾父母和孩子，不至于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而去城市打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抑制农村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的。
3.回归政府的主导地位，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政府在对农村的学前教育的政策选择上实现政府主导地位，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提高农村学前教育的质量。合理分布城乡优质幼儿教师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阻止事实存在的城乡学前教育差距继续发挥“马太效应”作用，遏制幼儿教师单向、无序流动的势头，给予农村的学前教育发展喘息的空间。[7]学前教育的质量与师资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所以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前提是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所以，高等教育也应加强学前教育专业的建设和重视，正确引导师范专业毕业生回家乡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由地方政府进行公开招聘，对愿意回村进行任教的大学生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大量解决其编制问题。对于民办幼儿园的教师，虽然无法解决其编制，但是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福利保障，从而稳定农村幼儿教师的队伍。
4.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其工资待遇。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外界对幼儿教师的看法是有诸多误解的，认为幼儿教师就是“廉价的保姆”。对农村幼儿教师来说，由于其工作性质、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其地位总是达不到应有的高度。有学者认为，城乡教师职称晋升应实行差别待遇，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称，要有在农村中小学或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的经历；适当增加中小学高级教师职务岗位指标，为农村中小学教师晋升中、高级职务创造条件。邓小平也曾说过：“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8]幼儿教师首先作为一个人是必须要先生存下去的，然后才能积极地投入工作。所以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如此，更要使农村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努力地使幼儿教师的生活、工作环境得到真正的改善，并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幼儿教师的浓厚氛围，使幼儿教师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农村幼儿教育工作中去。
参考文献：
[1]汪少英。农村乡镇幼儿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以湖北省汪集镇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3]罗希。由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看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j].科教文汇，，（5）：1-2.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出版社，：2.
[7]姜盛祥。重庆城乡教育统筹背景下幼儿教师流动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二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都存在着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总规模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中西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的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及收入水平，大量自发的流入东部地区，生产要素在各地之间流动，改变了生产要素占有水平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地区性的劳动力流动在客观上加剧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但同时也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是造成地区之间的工资收入增长呈收敛趋势的主要原因。
二、利用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
1.优化产业结构。
劳动力归根结底是趋向于流动到收入较高、发展较快的部门或地区，所以，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核心，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劳动力流动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强调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劳动力、注重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加强对流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
大量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的水平低下，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为劳动力流动提供支持，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体系，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新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劳动者具有自主保护自我合法权益的`意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及其专业的职业技能水平，发挥社区在劳动力教育和培训中的作用，共同服务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社会保障制度是培育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条件，政府应加快失业、养老、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用工合法性，保障劳动力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和良好的供应体系，探索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管理和分配，建立形成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安抚和社会互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流动劳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保证劳动力平等地进入市场，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劳动力资源获得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三
论文摘要：选取贵州贫困山区望谟县为调研对象，以05-的跟踪数据分析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显示其外出风险较高，对城市适应能力较差，但同时外出的结构在优化。通过分析，认为要合理有效转移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首先要各方营造一个低风险转移的环境，其次外出劳动者要有意识根据自身及所处区域特点调整个体行为。
论文关键词：劳动力转移,贫困山区,贵州。
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表现。其积极意义已经不再仅仅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促进信息、知识、技术、资金的城乡互动，提高农业劳动效率，改善农村人力资本的状况（张锦鹏，）。“走出去”这就对于欠发达山区、拥有72.3%的庞大农业人口的贵州来说意义显得尤其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贵州省望谟县农村住户的跟踪调查资料分析，来客观的认清贵州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以期能为研究贵州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微薄的参考。
一．贵州省望谟县基本情况及调查数据说明。
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边缘，是典型的“贫困”“多民族”“山区”。望谟县直属贵州省31个贫困县之一，也是全国331个贫困县之一；全县土地3004平方公里，可经营面积为437.46万亩，是一个“九分半山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里聚居着布依、苗、回、壮、回、汉等15个民族，其中布依族占65%，苗族占12.5%，汉族占21.74%。望谟县是一个自然经济王国，农户的主要经济作物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产品，对气候、自然环境依附性较大。基于以上的区域特点，选择望谟作为贫困山区调查对象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社会经济调查总队，选取望谟县5个村50户进行——的住户跟踪调查。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四
摘要：随着社会的转型，高知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高知女性“结构性过剩”的失婚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原因外，本文还从社会认知理论分析了高知女性对爱情、自我、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从认知倾向的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择偶梯度理论及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不利地位。
关键词：社会认识；认识交换；择偶补偿原则。
一、社会转型高知女性地位的提高与“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一）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
本文所谓的高知女性是指拥有较高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处于中、高级白领阶层的职业女性或仍处在为获得更高学历（硕士、博士）而继续接受教育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其中部分人可能错过了最佳婚恋时机，按照社会的一般看法，她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大龄女”。也就是，学历、知识、能力越高的女性，她们的结婚时间会越晚，择偶对象的范围会随着学历知识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变小，高质量的结婚机会会随之降低。此现象的发生，是中国30年来社会转型加速期间发生的，在社会转型期间某一方面会迅速发展而另一些方面会相对滞后，在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中，则表现为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应的传统女性文化观念相对滞后，也就是说，是高知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传统“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二）“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造成的“结构性剩余”
中国社会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形成了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婚姻模式。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高性别比的国家。近十几年来，性别比又大幅度上升，从而导致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了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引发了诸如色情泛滥、买卖婚姻、拐买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传统的择偶模式使得未婚男性强大的求偶压力难以传递到高知女性身上。男性在择偶时大都希望选择那些在学历、政治、经济地位上比自己低的女性，而高知女性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这就使得部分高知女性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虽然存在着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但男性失婚人口绝大部分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下层，在婚恋中与处于上层的高知女性之间无法沟通。毫无疑问，这种“结构性剩余”状况加大了高知女性在婚恋中获得成功的难度。
（三）在社会婚配模式下的择偶梯度观念。
所谓“择偶梯度”，是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以便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获得家庭的掌控权，而女性则更多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高于自己，也就是“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以便寻找依靠，排除内心的不安全感。这里所说的男高女低的差异包括很多方面，如年龄、外貌、相对年龄、社会地位、个人综合能力等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配模式是“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内”，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来看，男性在婚恋中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女性在人们眼中就要凭借自己的外貌、年龄、持家能力、品德等来换取男性在社会上的成就、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就是依附于男性，在婚恋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样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方式同样就是遵循了“择偶梯度”理论，这种中国的传统婚配模式至今仍主导着中国青年的择偶观。
二、高知女性的社会自我认识偏差。
（一）对爱情的认识偏差。
社会认知是指包括感知、判断、推理和评价在内的社会心理活动，其过程是社会知觉、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
认知偏差也就是在认知过程中出现的知觉、印象及判断与认知客体的不一致。社会认知过程中的社会知觉是关于他人和自我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和特征的整体性知觉，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社会印象并进一步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有依据的归因。社会印象则是人们通过与认知对象的接触和知觉，在头脑中形成并留在记忆里的认知对象的形象。
在社会知觉和社会印象的基础上，对认知客体的评价和推论就是社会判断。高知女性本身的高知因素可能会成为其理解爱情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高知女性往往对爱情持理想主义态度，这与世俗的婚姻观念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鸿沟。她们眼中的美好爱情要有双方志向上的统一、精神上的默契、价值观念的一致，还要有高品位、有内涵、有情调的生活。简言之，在她们看来，情感的交融和心理的相容才是真爱。这种爱情观必然导致她们对完美男性和完美婚姻的追求。她们虽知完美男性难以追求，但是由于这种完美情结的存在，她们会对爱情呈一种固执的追求状况，而不肯向世俗婚姻低头。这种完美主义导致她们选择婚姻时过于挑剔，并且会用各种理由来掩盖这种有偏差的爱情观念。
（二）对自我认识的偏差。
对自我的认知可以借助于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所说的“镜中我”来实现，具体说，“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认识是他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费孝通把这种自我认知过程叫做“我看人看我”。自我通过“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维持和不断完善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使认知主体清醒而又完整地看到自己、理解自己。人们认为高知女性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处于金字塔的最顶层，无论从知识还是能力来说，她们都不承认自己比男性弱，从心理上来说她们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她们认为自己的高智慧高能力能够与她们相配的也是男性高层精英分子。这也是社会择偶梯度理论在高知女性中的一个反映。处于金字塔顶尖的高知女性，追求更加完美的男性精英，而在男性的金字塔层次里没有与高知女性相对应的层次；另一方面，处于男性金字塔顶层的男性精英，在择偶梯度理论的社会大观下，往往会选择比自己弱一点的女性为结婚对象，他们更看重女性的是女性的年龄、外貌等先天因素，而非女性后天努力得到的智力、能力因素。于是在这种观念下，有俗话说“女大专生是赵敏，女本科生是黄蓉，女研究生是李莫愁，女博士是灭绝师太”。高知女性对自我的过高认识，无疑增加了她们在择偶中的困难。
（三）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
“男才女貌”的择偶标准观在中国人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女性看重的是男性的智力、才能，而男性看重的却是女性的年龄、外貌。所以现在在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的是“学的好不如嫁的好”，表面上看可以认为是社会上盛行的功利主义在作祟，但我们认真研究可以看见的是那些本科女性为什么能够“不学而嫁的好”呢？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她的年龄、外貌条件与高知女性相比会优一些。也就是年龄外貌条件能够补偿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智力、能力不足的因素，而反过来智力能力条件并不能补偿女性的年龄外貌不足的因素。而男性恰恰相反：年龄外貌因素不能补偿他们的才能不足，而才能能够补偿他们的年龄外貌不足。在这种择偶补偿原则下，男性择偶的首要标准当然会是年龄、外貌条件了，尤其是对处于金字塔顶尖的男性精英来说更是会在寻找“次而优”的非高知女性。这种择偶补偿标准使得女性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很多高知女性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自己的高素质条件，能够使自己在择偶过程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当然，我们得承认这是择偶观念滞后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奇怪现象”，并非高知女性本身的错。
三、婚姻市场中社会交换的男女认识。
在婚姻市场中，婚姻实质是双方的'一场交换。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认为互动者是根据一项关系所能够带来的报酬与代价之比率来评价其吸引力的，当报酬超过代价时，该项关系便被评价为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交换双方一旦发生初次的接触以后，二者之间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便主要依赖于个体所体验到的或期望体验到的报酬水平。
个体在互动中具有高度的行为选择性，他们追求能够产生最大满意的结果，一旦达不到目标，他们便会放弃眼前的关系而另作选择。这里我们从这一理论出发来考察高知女性的婚姻交换。
（一）高知女性婚姻交换的报酬与代价不对等。
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报酬与代价这一对概念比较重要，因为对两人互动中相互作用分析的行为结果是以这两个概念来表示的。报酬与代价是两人互动中独立或联合行为的结果，同时还是双方价值观和情感的反映，而并非仅仅是经济的或物质的收入或付出。这里强调的是，双方在婚姻交换过程中的双方价值观与情感的报酬与代价。
在高知女性的择偶过程中，她们已经潜在的付出了高代价，她们在学业事业上的投入成为她们婚姻交换过程中不得不重视的代价，这种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年龄与青春，因而是高昂的。因而她们价值观上期望的报酬也是较高的，所以潜在要求自己的择偶对象是高标准，这种高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要求男性对象的经济基础较好，而且要求他们的精神价值与情感能够与自己追求的高精神境界相匹应，这就造就了高知女性在婚姻代价与报酬中的不平衡。而相对应的，男性精英在报酬与代价之间就不存在这种不平衡，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当成婚姻的一种基础，所以他们在自己才智上的投资的代价可以从婚姻的报酬中得到，他们有空间选择自己的理想的女性。所以这种代价与报酬的不对等使得女性在婚姻交换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二）交换中的外源性因素———交换互补不成功。
外源性决定因素指并非直接来源于社会互动，而是来自互动以外的影响报酬与代价的因素，包括互动者的个体需要与能力，互动前已存在的态度或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互动的情境等。因此在交换中，双方的互补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外源性因素。当互动双方能够以各自的低代价相互提供报酬时，交换关系便容易形成。因此，互补便成为影响行为结果的重要因素，即在互补关系中，每一方能够为对方表现出某种对方本人不能表现的行为。这样，每一方能够提供给对方所需要而对方本人又难以实现的资源。在互动中，拥有某种资源的人便有机会对依赖于他们的人实施垄断，而依赖于他们的人又能够从有优势的人那里获得依赖性满足。关于这种互补原则，我们在分析高知女性择偶过程中可以看见择偶补偿的缺陷所造成的高知女性择偶的互补不成功。具体分析可以见上文的在对“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中对择偶补偿原则的分析。
因而，在市场转型中高知女性失婚现象具有必然性，这其中有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原因，也有高知女性高于现实的认识偏差，也有在婚姻交换中男女认识倾向的社会交换中的矛盾。充分研究这些认识倾向上的原因，有利于改变社会对高知女性的认识偏差。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五
论文摘要：道德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占有主导地位。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中国的道德教育带来较大冲击。对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准备不足、学校教育滞后、家庭教育单一、社会道德教育偏弱等是导致中国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呼吁全社会重视德育教育，努力营造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分析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而且参加讨论的人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人们把种种不道德或归于市场经济，或归于社会环境，或归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或归于学校教育不得力，或归于个人自我修养差，等等，众说纷纭，观点不一[1]。笔者认为，导致中国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人们对突如其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繁荣”的局面，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接受，而不是主动“拿来”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始终在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运动与建设相生，整顿与生产相伴。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解放了的人民更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忠诚，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大潮之中。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极其单纯，大家并不认为经济收入少、加班加点、商品供应匮乏不对，相反，在做好分内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分外工作，可以说，为了工作人们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近乎疯狂。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有一道铜墙铁壁似的防线，以传统的和时代的道德观自觉地抵制着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在中国人面前展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中国人耳目一新。面对突然的变化、豁然的局面、繁杂的环境、飞速发展的经济和反差极大的生活，人们来不及思考，对某些社会现象没有时间去做本质上的分析，而是以自己工作、学习、感觉上的需求，简单而武断地否定过去的体制和传统的道德观，并迅速地从一种单纯的思想进入另一种单纯的思想，而且带着这样的思想又一次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之中。这一时期的思想领域，旧的东西被丢掉，而新的东西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于一种迷茫的状况，加之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人们也就自然放松自我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一次，中国人民打了一场思想上的无准备之仗，结果也付出惨重的道德代价。
2学校德育教育滞后是导致“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1978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教育界吹来一股浓浓的芳香，10年中人们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如火山岩浆迸发而出，校园沸腾了，又安静了。教师学生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攻克高考这座堡垒。学校的中心工作也非常明确，就是教学，说透了，实际上就是应对高考，就是提高升学率。“升学率”“就业率”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对各级学校评估的标准，在这一标准的导向下，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更明确。因此，多年来，学校教育过于注重教育的功利性，而忽略教育的育人功能，更多地在关注学校的升学率和学生就业率，教学成绩成了学校唯一的追求，甚至主宰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当然学校教育也在始终如一地不断地完善着理论、追求着实效，在对学生进行着道德教育，但这些尽乎理想的理论，似乎触及不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有时也难以解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面对如此纷繁的社会大环境和繁重的教学、课业负担的重压，真可谓杯水车薪，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和无奈[2-3]。其实，在应试教育之下大谈德育教育，也只是空谈，因为学校无暇也无力更多地顾及德育教育，德育起着点缀或应付检查的作用。
3家庭德育教育的单一对孩子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社会德育包含的范围极广，如今，媒体导向、通讯手段、现身教育、现实生活状况等都对学生的道德观念、道德品德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体宣传是社会教育的一种极重要的手段，一个学生从他懂事的时候起，接受广播、电视、杂志、唱片的影响和教育要多于学校，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要比教师和家长的说服教育更具实力，更有说服作用。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歌星、影星、运动明星，每个学生心中都有自己的崇拜偶像，或者是某颗“星”的粉丝，但对其他知名人士却知之甚少。诚然，每一次的宣传活动都有很好的主题，但这些主题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被形式所掩盖，从而使得学生更多地关注宣传的形式，而忽略内容。如今在青少年中间出现的“崇拜危机”与媒体宣传不无关系。其实，在社会教育方面从未放松过，如1981年由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因救落入粪池的老农而英勇献身的事迹引发的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大讨论、“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倡导、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英模的演讲、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评选等，然而，学生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实生活中不变的事实，给学生带来的是“事实胜于雄辩”的影响和教育。其他如电脑、手机的影响、长辈和朋友的现身教育、金钱的诱惑等，这些“事实”现象使学生对道德教育失去足够的信任[4]。
5经济发展对德育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
经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与此同时，许多社会现象在学生思想中形成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也直接影响着学生道德观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展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社会表象上看，在学生的眼里，看到更多的是人们头脑中利益多了，理想少了；见利忘义的人多了，见义勇为的人少了；骗子多了，老实人少了；奸商多了，标兵少了；假的多了，真的少了；索取的多了，奉献的少了；贪官多了，公仆少了。而且，一些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面对如此缤纷的社会现象，那些理想的、理论的、书本的德育很难改变学生眼中的信息，这种大于任何一种教育作用的“事实”教育，对学生良好道德观念的形成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既不必做危言耸听式的假设，也无需做杞人忧天般的推理，但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一个没有良好道德修养和道德规范的民族，不可能有一个繁荣、强大、兴旺发达的美好前程。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道德荣辱的礼仪之邦。如果把中国每一时期的教育作一个比较，不难看出，无论是哪一个历史时期，德育教育都占着主导地位。其实，孩子就像一张没有被涂抹的白纸，开始需要社会、家庭、学校为他们打好底色，涂好和谐的色调，为其将来挥毫泼墨奠定基础。因此，希望全社会对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勇于面对现实，找出不足，承认错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因为这关乎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强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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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六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出县跨省谋求新的发展，寻求更多的挣钱机会，这种被称之为打工经济的新型经济为发达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也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当前全县发展的现状来看，打工经济已经成为全县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由于多种原因，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因此，解决好这些问题，促进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和探讨:。
原因之一：地方经济发展不够是造成农民外出打工的根本原因。
就河口乡的情况来看，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较差，农村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虽然近几年结构调整有了一定的起色，但由于尚未形成气候，效益不明显，农民收入依然还比较低下，尤其是现金收入很少，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生产生活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挣取更多货币收入，很多农民便不得不出去赚点副业钱，正所谓“呆在家里坐，不如出去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这是导致农民大量外出打工的根本所在。
原因之二：本地就业需求有限是造成农民外出打工的客观因素。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农业科技的逐步推广，农业耕作方式已由过去的刀耕火种变为现在的科学种田，客观上节约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同时，近几年来全县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的毕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由于本县没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无事可干，为了谋求生计和寻求发展，他们不得不出去打工。
原因之三：外出打工是脱贫致富和寻求发展的一条很好门路。
从近年来发展打工经济的效果来看，它不仅缓解了全县严峻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使他们告别了贫困甚至走上了富裕道路，他们在外积累的.资金和所学的技术也促进了自身和地方发展。就河口乡而言，仅20就寄回现金300多万元；少数人员由于外出时间长，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如今已成为公司或部门主管，月收入在几千元以上；还有部分人员通过在外辛勤劳动逐步致富，回到家乡盖起了小洋楼，办起了养猪场。由此可见，打工的确是农民增收致富和谋求发展的一条很好门路。
二、打工经济发展中存在那些问题。
我县打工经济起步于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近几年来发展尤为迅速。但随着打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甚至有少数打工人员变得更加贫困，严重阻碍了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出务工人员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导致活难找、钱难挣。
据调查，从外出打工人员打工的渠道来看，他们大多数是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到外地打工，而不是通过劳动中介机构推荐就业，甚至有少数人完全是毫无目的外出闯荡，部分人完全没有打探信息的可靠性，加之少数专门联系打工的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同时又不是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从而导致部分农民盲目外出，毫无秩序的涌向四面八方。他们出去以后，长期找不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都是零杂工和苦活、脏活、累活，收入极其低下，甚至有少数人迫于无赖和上当受骗从事传销等违法犯罪的活动。
2、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导致收入普遍不高。
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打工以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外出打工之前也没有参加任何培训，更没有一技之长。出去以后，主要从事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体力活，男工靠的是力气吃饭或者干危险活，女工主要从事手工劳动，主要分布在建筑、装饰、餐饮、搬运、玩具生产等领域，待遇普遍较低，一般只有七八百元左右，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已成家的通过省吃俭用有少量积蓄，少数在外打工的单身汉最多能解决温饱，而且在卫生、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根本没有保障，工作稳定性差。同时，由于法制观念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工钱难讨、老板克扣工人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正因为这样，导致外出务工人员收入普遍较低。
3、农民长年外出打工导致地方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和长年整家外出，就眼前的收入来看，或许比在家种田要强的多，却给地方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在河口乡，总劳力人口仅有400多人的朝阳村就有近200劳力外出打工，其中整家外出的有20户。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为这些地方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结构调整整体推进难，公益事业建设难，人才流失选干部难，子女教育也成了很大的问题，少数地方甚至到了“人走了，田荒了，村空了”的地步。
三、促进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制约了打工经济的发展，但在近几年农民增收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打工经济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并且出现了一些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真正要实现打工经济的良性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尤其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对此，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正面宣传，正确引导。
打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农民应以农为本，打工只能当作副业来抓。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事实上造成了部分农民的隐性失业，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工作”可做，而外出打工是他们谋生的一条很好门路，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对于打工经济要进行正面宣传和正确引导，要教育广大群众摒弃对打工经济的传统认识，尊重外出打工人员并积极鼓励支持农民外出打工；要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做到打工挣钱与农业生产两不误，合理安排外出；外出打工人员要克服自卑心理，破除“金饭碗”的思想，把打工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副业，甚至把它当作事业来干并力争有所作为。
（二）、积极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各种服务。
在积极引导、鼓励支持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还必须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各种服务，主要是针对当前农民外出打工遇到的如就业信息不灵、打工技能较差、劳资纠纷较多等问题，抓好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中介、培训和法律服务等工作。
1、加强劳动就业中介机构建设，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信息服务。当前绝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就业信息主要来源于本地外出打工人员，信息渠道少、信息面窄，因而加强规范性的劳动就业中介机构建设刻不容缓。要在健全现有劳动就业中介机构职能的基础上，积极组建一批服务面较广、有较强就业推荐能力的中介机构，并建立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长期劳务关系，及时掌握各种就业信息，甚至可以将外地劳务中介机构引进来，定期或随时在本地招工，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外出农民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信息，尽量减少农民盲目外出和无功而返现象的发生。
2、加强对外出打工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外出打工农民素质。随着外出打工农民的增多和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加之外出农民素质普遍不高，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外出打工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因此，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一般农民开展一些最基本的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在外出打工时的就业几率；对于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农民和刚毕业的学生，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把他们从低素质、简单型的打工人员培养成高素质、复合型的打工人才，为外出打工创造良好的条件。
3、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好外出打工人员的“远虑”和“近忧”。外出打工人员最主要的“远虑”就是长时间在外打工长远发展的问题，而“近忧”则包括子女教育、老人赡养、自身权益的维护等多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关键是要从政策和制度入手加以解决。对于造成土地荒芜的问题，在不改变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实行有偿转让，或与外出户签订协议，暂由村将土地收回，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并按统一规划发展经济项目，如果农户返回土地升值，由农户给予一定补偿；同时，积极呼吁争取，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对于户口和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城里人同等待遇，让有能力的人进城居住；劳务输出地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和老人院条件，对无人照顾的老人和孩子实行全托和有偿服务；尽量减少外出人员办证环节，取消办证收费；提高外出打工的组织化程度，在同一地方打工人员相对集中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建立流动党支部，通过组织来管理和服务打工人员，同时，积极扶持发展针对打工农民的法律服务，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法律支持以保障外出农民的权益。
（三）、积极鼓励支持外出打工农民回乡创业。
部分外出打工农民通过在外打工期间的辛勤劳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少数人通过刻苦钻研学得了一技之长。他们返乡以后，有的将资金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有的用于生产性投资发展产业，有的回乡办厂当起了老板，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是打工经济的一种很好的发展方向。因此，对于他们回乡创业，应该积极鼓励并给予大力支持，重点在政策上予以一定扶持。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他们原居住地所在村要优化各种服务，提高办事效率，简化各种手续，为他们回乡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并通过他们发挥“双带”作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四）、充分发挥打工能人在打工经济中的优势作用。
一些在外打工时间较长的打工人员，由于在工作中踏实肯干，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突出的工作业绩，深得企业老板的信任，逐步站稳了脚跟，成了外地企业的技术骨干甚至是部门和公司主管，每年回乡探亲总会带动一大批老乡外出打工。对于这类打工经济中的典型，应该大力进行宣传，加强和他们的联系，建立打工人才资源库，并通过他们随时掌握本地外出打工人员在外工作状况，提供各种有价值的劳务信息，适时请他们回乡交流经验，用他们的经验来指导本地打工经济的发展，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打工经济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七
贵州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基本特征。
将外出劳动力的个体做分析，能了解其构成、文化层次、规模等基本情况。数据结果显示基本特征是外出人员性别男性化、转移年轻化、家庭主劳动力转移化、文化程度较低化。
1.从外出的人员数来看，在50户的村户调查中有21个劳动力外出，为23人，07年为28人，增长了30%。在有限的调查户数里，两年增长了三分之一的外出人数，说明外出的人群在增加。
2.从性别构成来看，男劳动力人数在三年内分别是18、20、26人次，分别占总外出人员的85.6%、86.9%、92.8%。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外出劳动力中以男性为主，且男性外出人员的增长幅度大于总的外出人员增长数。
3.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的关系中，户主与子女两类是外出的主要类型，在05与06年外出的人员全部由这两类关系构成，07年新增加了兄弟姐妹关系占的比重仅为7.1%。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外出的基本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
4.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16岁到50岁都有外出的人员，三年平均外出人员的年纪结构比重分别是：16-20阶段占12.28%，21-25岁阶段占24.03%、26—30岁范围占18.50%、31-35岁比例为9.39%、36-40岁为20.34%、41-45岁为14.27%。但更多的集中在21-25与36-40岁两个阶段，这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关系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80%以上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程度，而初中程度占52%，是外出人员的主要受教育水平。其次是高中水平（8.57%）不识字或很少（8.45%）以及中专（4.77%）。可以看出，贵州山区外出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很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也决定了外出人员就业的环境及收益水平。
（二）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
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能揭示贵州劳动力外出的流向问题，也能从中看出外出劳动力的竞争力程度。数据分析显示如下的现状：
1.劳动力的外出方式中，三年内所有的转移劳动力全部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山区人际网络关系决定了村民外出就业的强度，一方面说明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村民对外界的信任度很低。
2.在外出地区及类型项目中，东部地区是转移的主要输入地05年占76.2%，06、07两年占100%；西部地区在05年占23.8%的比重，其他年份没有转移于此；至于中部及其他地区一直没有劳动力的流往。可以看出，贵州劳动力仍然聚集在发达地区，追逐最高的劳动力报酬。
在外出地区类型中，93.93%的劳动力外出到地区级城市，6.73%集中在县级市，4.76%流动在省会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07年所有的劳动力都集中在了地区级城市，这说明农户的转移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只是选择略高出流出地一级的城市转移。
3.外出就业结构中，转移劳动力全部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就业，其中又以第二产业为主要工作部门，二产业中制造业与建筑业是其从事的两个重点行业，三年来平均分别所占的比重为55.1%、43.3%。而第三产业中仅有4.76%的外出人员从事，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业。
4．从外出务工的时间来看，贵州劳动力在外从业滞留时间仍然较短。1-3个月的占21.59%、3-6个月的占52.87%、6个月以上的比例为25.55%。可以看到，贵州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仍然是候鸟式的，及平时在外务工，农忙时则回到农村。在以上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贵州山区贫困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高。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风险高首先表现在外出方式自发、盲目、不均衡性，外出保障力度很低。从实现外出的方式来看，依靠个人社会资本自发实现的流动一直是主要的方式，而政府及中介结构发挥作用甚微。这种自发、盲目、不均衡的流动会带来许多的问题，同时自身的利益保障度也很低，一旦外出务工遇到欺诈等厂商恶意行为，不成体系的农民工不具有与厂商谈判的足够资本，其利益的受损在所难免。其次，外出人员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相对机会成本较高。大量主要劳动力外出，滞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多为年迈的老人、幼小的孩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过80岁的老人仍然在土地上辛勤的为生存而耕种，对于贵州贫困山区来说“386199”问题就更加的凸出。最后贵州外出劳动力在外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工种，低附加值的从业导致劳动力的竞争力很差。一旦面临国内市场、国际经济环境变动时，外出劳动力就会立刻成为“失业”一族，此时在回到家乡土地上工作时已经变成了“不具有经验的非熟练”农民了。
（二）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对城市体系的适应能力较低但略有增强的趋势。
贫困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对陌生城市体系的适应是需要一段磨合过程的`，由于特有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长期固定的生活方式较其他的外出人员适应城市能力更弱。具体体现在外出务工的时间、地点以及人数上面。从外出务工的就业时间来看六个月以上的只占22.5%，说明劳动力的外出仅仅是一个短期行为，外出人员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长期工种或者不具较好的城市工作转化的能力。从就业的地点来看，一般外出就业地点离输出地越远对劳动力适应城市能力要求越高，而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山区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地方大多还是选择地区级城市，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的保守。从外出人数上来看，三年内外出人数增加了30%，是一个比较可喜的数据，说明山区贫困农民已经开始逐步“走出去”且步伐加快，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走出去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三）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结构在优化。
从外出的人员年龄结构来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所占的比重也逐渐呈现均衡化。年纪结构的优化对后期返乡创业、增加农户收入等农村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从外出文化程度上也能看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在整体农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外出人员主要集中在初中，且外出总体程度随时序的增加而提高，受教育结构的优化是外出务工人员竞争力加强的一个主要构成。从外出的就业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初外出务工基本都从事第二产业的低附加值行业，而现在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增加，工种在多样化，这些都是外出人员择业的优化调整，是外出资源调整的一个可喜转变。
三．优化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几点启示。
根据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及区域特点，结合国外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提出几点启示以供参考。
（一）营造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低风险转移的有利环境。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由于地理、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外界有较强的戒备性，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较弱，如何有效的转移劳动力同时又避免产生相应的“农村病”，多方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低风险”转移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1．国家营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制度环境。
制度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1846年的《贫民迁移法》颁布、二战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实施、印度政府的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政策都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我国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经历了国家“限制—有条件开放流通”到现在的国家有序引导的过程，但是专门成文的制度并没有，只是在“三农”政策中有所提及。国家制度的强制性能有效保障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能给外出劳动力强有力的指导，特别是对于贵州贫困山区的弱势劳动力，国家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的必要。因此，国家应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如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立外出劳动力的维权制度等。
2．以市场为主导各级政府及其他机构创造完善的服务环境。
资源的市场自由调配是获取最大效用的前提，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方向。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定位于完善劳动力转移市场服务，提供市场经济所需的必要保障。如政府对劳动力转移市场有效信息的筛选、提供与及时传递；为提高转移的有效性，政府所进行的必要技术培训与就业前景指导；政府有意识的引导“精英”劳动力的外出和返乡创业行为，为后续劳动力的外出起示范作用，扩大其良性效用；政府根据主要输入地就业政策调整相应的输出地的劳动力政策，设立区域劳动力外出维权机构，保障区域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等。其他机构的服务体系主要为滞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提供便利的劳作环境，以解决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能有效减少“农村病”的产生。如保险公司对农田灾害的承保；农协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统一透明购买、田间管理服务、农业技术指导、农机具的租用修理、农产品销售渠道的供给等。
（二）根据区域特点调整劳动力自身行为。
农民在劳动力转移中是一个主体行为，因此加强自身的劳动竞争力是万事之本。加强自身竞争力，提高劳动力对城市适应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的帮助下，多渠道获取外出的各种相关信息，选择与自身能力、专长相吻合的外出就业工种与外出地；知晓自己外出的合法权益范围，懂得用现有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外出劳动力。其次，加强外出劳动力自身与外界的沟通能力。多数学者将众多的社会弊端归结到劳动力的低素质上，实际农民缺乏的不是素质而是与外界有效沟通的能力。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李昌平，2009），但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技巧，外出农民被市场一刀切的误认为只能从事简单的加工工种，其结果导致就业的低端化，对外出劳动力的潜力没有机会释放出来，竞争力也很难得以提高。因为缺乏沟通的资本，外出劳动力不具有与资方谈判的能力，就使得他们处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只有加强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拥有平等的沟通平台和机会才能释放出自身的才干，获取比工资更具有吸引力的尊严感，也能示范的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外出，从候鸟式的迁移转变为长期迁移，从个人迁移变成家庭迁移，达到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的。最后，根据贵州贫困山区的特点，贵州贫困山区农民应该遵循“兼业化——非农化”的过程，发展第二种兼业户即从事农业外劳动为主，农业为辅，并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兼业农户是贵州贫困山区农民现阶段的可选之策。贵州山区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丰富多样化的植被与生物资源，在发展农村非农经济的同时要发挥其优势而非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可以大力研究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对其进行深加工及品牌的推广，同时推动特色区域旅游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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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八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地从土地上游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发达地区流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流动形式。按照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有来自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关系和信息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户籍制度、文化障碍和农民工自身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城市地区之后也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的边缘化，无法实现身份认同，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趋势。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城市地区，导致在城乡及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劳动力从较不发达地区转移到较发达地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当地城市，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城乡二元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二元结构不仅仅只在经济层面体现出来，更应当体现在社会层面（庄士成、王莉，）。因而，不能仅从经济层面去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多层面关注，才是理解经济发展应有的态度。
二、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社会行动是韦伯社会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中，经济社会行为不同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经济行为。经济社会行为不单单是受到物质利益和理性驱动，行为的其他方面也是韦伯关注的重点。根据韦伯的说法，有四种主要的社会行动：传统的，感情的，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在经济行动中，没有使用暴力并且经济目的是主要导向。在经济取向的行动中，或者目标是经济的但使用了暴力，或者目标不是经济的但经济方面的因素被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学既研究经济行动也研究经济取向的行动，而经济学传统只研究了前者（胡雅梅、韩克庆，）。相比于市场分析和文化分析，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同时包容了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且承认历史的影响。
在刘易斯的二元论述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将出现从农业部门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为何要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对经济收入的预期和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经济差别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因素值得探讨。1、社会经济因素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早已有之，仅仅用经济学的推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移的`原因。在传统上，我国以家庭伦理为中心，注重家庭及家族的延续，家族财产是延续家族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在迁入城市地区之后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业收入低，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还需要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家庭更好的生活条件，许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了农民工的一员。2、社会关系因素人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网络关系的影响。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过程中也受到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首先，面对众多的城市，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城市往往是熟人介绍，因而在一个城市之中往往会形成同乡聚集的情形。如果个人能够通过他的关系网络得到帮助，那他将某地作为选择的意向动机就会更加强烈。其次，对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言，城市的陌生感使得他们需要同伴的结伴来减轻这种不熟悉和不安。3、信息因素社会关系是农民工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来源。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村劳动力带来大量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是政府和媒体无法提供的，并且也更加可靠。一个农村劳动力首先流向城市，有关打工的信息接着会传到农村的其余人那里，并促发他们进城打工的心理。而其他人会通过已外出者来增加经验并且获得帮助，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要向外流动的可能性。在信息的有效性方面，亲友、老乡所提供的信息也更为可靠。
四、农民工为何难以融入城市。
虽然我国目前已有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这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户籍制度障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的流动而制定了户籍制度，户籍规定了人的身份，也由此规定了与身份相关的权利和待遇，即使发生了人口的转移，户籍却未随之改变。由于受到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不能像当地居民那样平等地享有本地的各项权利与待遇。与此相对应地，农民工没有户籍身份的认同，便会疏远这个城市，从心理上产生排斥。2、文化障碍市民和农民工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了二者的文化分化。对城市居民来说，社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化的结果就是现代性和城市性的获得。这种匮乏恰恰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也是歧视产生的重要前提（卢国显，）。3、主观障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困境也有其主观原因。首先，农民工经济资本普遍短缺，经济收入较低，在物质生活上与城市居民相差较远，住房、生活质量都受到限制；其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大多是由老乡结成的小圈子，社会参与的障碍较大；再次，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城市之中的农民工普遍具有较低的文化水平，所从事的工作也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
五、总结。
经济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它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等。因此在分析农民工流动问题时，运用经济社会学的思想，要从经济、文化、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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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九
摘要：从路基沉降、施工方法和结构体系上对桥头跳车病害进行原因分析，探讨提出减少病害防治措施。
1.1地基沉陷。
土质不良，由此产生沉陷是桥头跳车的主要原因。桥涵通常位于沟壑地方，地下水位较高，在南方地带多有软土，此类土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天然孔隙比大，常含有机质，压缩性高，抗剪强度低，一旦受到扰动，天然结构易受破坏，强度便显著降低，桥头路基填筑高度较大，产生基底应力相对较大，在车辆荷载作用下，更容易引起地基沉陷，且变形稳定历时往往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就是在一些稳定地基，在外荷作用下，也无可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1．2压缩沉降。
台后填料一般为渗透性材料，存在着多孔隙，加上施工时受施工作业方面影响，压实机具不能过分靠近接触台背，不能将填料颗粒间孔隙完全消除，在车辆荷载和自身重力作用下，填料迅速压缩，孔隙率降低，便在短时间内产生压缩沉降，造成跳车。
1．3措施不当。
当前一些施工队盲目追求高速度，没有严格按施工规程作业，台背填土速度过快，对地基造成扰动和破坏，没有充分时间固结，对台背挡土墙等构造物挤压力大，施工时没有按分层填筑、分层碾压、分层检测“三分法”施工。用料没有把好质量关，排水措施没有做好，压实度没有达到要求。这些人为因素使高填土引道不稳定，工后沉降大，且不均匀，是造成跳车现象主要原因之一。
1.4结构突变。
桥台与台背路面在结构上存在着差异。
从路面结桥组合可以看出，a点左右侧是两个不同性质路面体系，左侧是铺设在桥台背墙顶面柔性面层与刚性桥台组成双层路面体系，右侧为柔性或半刚性多层路面体系，在车辆荷载作用下，垫层、基层密实度迅速增加，结构层压缩，而桥台由于巨大建筑作用，加上基础处理较好，一般认为沉降已经完成，相对于路基而言，沉降可视为零，而铺装层压缩也不大。这样，a点两侧抗变形能力不同，相对沉降就不可避免出现，使路面结构破坏，造成跳车。
1．5设计不周。
在基底未作彻底处理，而沉降还未稳定时，应周详考虑桥台结构与引道衔接，在没有质量保证情况下，不应该直接浇砼板。设计时也应处理好桥梁与引道路面接缝问题，避免接缝损坏而造成跳车。
2．1处理好台后地基。
就目前情况看，水泥粉喷桩复合地基加固软土效果明显，施工工期短，但费用高；超载预压一般可利用施工荷载作为软基预压荷载，但施工工期较长，剩余沉降量也大；塑料排水板法加固效果好，工期较短，施工简单，经验较为成熟，是目前处理软基较为常用方法。
2．2对接头处路面进行处理。
对连接沥青路面，则在桥台处增设增变厚式水泥混凝土埋板，对连接水泥混凝上路面，则将连接处路面板改为变厚式。我们还应注意，混凝土路面同桥梁相接处，最好是设置钢筋混凝土搭板。搭板一端放在桥台上，并加设防滑锚固钢筋和在搭板上预留灌浆孔，如为斜交桥，尚应设置钢混凝上渐变板。
2．3妥善处理好接缝。
参考柔性路面与刚性路面接缝处理方法，合理地使体系逐渐过渡，避免出现结构突变点。桥梁与水泥混凝土路面间接缝，如处理不好，容易造成错台。
2．4严格控制施工。
合理安排好施工计划，施工时符合规定，是有效减少桥头跳车关键，应遵循“早开工，工期长一点”原则进行，控制好填料质量，尽量采用轻型材料，渗水性好填料。控制好每层填筑厚度，碾压遍数，井对每层填筑质量实施检测，特别是控制好压实度。后台连接处填土应尽量与桥台砌筑协调进行，尽量使这些不易碾压地方密实度达到要求，台后最好按一坡度设置泄水盲沟，沟底用粘上夯实，以利排水。这样，才能更好减少病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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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福森.路面工程[d].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3]王明怀.高等级公路桥头跳车清害的成因与防治研究[j].华东公路，，（1）.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十
做生意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怂恿别人放松警惕，而自己保持高度警惕的过程。
男人越没本事，越会指责女人现实;女人越没自信，对男人要求越多。
在时间的轨道上，人们想象有一条线，超脱了这条线，当前的痛苦便不复存在。
人有人的难，也有心的苦，别浪费自己的感情，别耽误别人的生命。
面对现实，逆境也会变为顺境，总有转机的机会。逃避现实，虽暂时偷安，但没有翻身之余地。
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晨醒来这个世界依然车水马龙。
人生于世，委屈在所难免，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
心，应该是一颗树，在缄默中伫立，既能接受阳光，也能包容风雨。
当三个人一起玩时，总有两人感情比较好，而另一个人就被忽略。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
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你的选择是不是和你的内心同在，并且不会让你与它之间撕裂拉扯甚至崩溃。
只有清楚知道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并勇敢拥抱自己的人生，那才是真正的美。
会花钱的女人就是好女人，节俭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让男人安于现状。
白璧易埋千古恨，黄金难买一身闲。人生究竟归何处，看破放下随万缘。
当你有了忍，有了自信，该接近你的人也许走了，想走近你的人也许会扰乱内心。
天下壮丽山河我与你共享，天下轰烈快事我与你共尝，只有苦难请让我一人独挡。
攀登山顶的脚力，生于“欲穷千里目”的壮心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志。
你别去打扰他，别一有什么都想和他分享，别满腔热血说完只剩下尴尬。
人活在世上，似乎总要一场大病后，才懂得知足，大难过后的从容和通透都是赏赐。
当你心中有期待，那便是失望的开始，所以放下期待，无声欢喜。
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使你烦恼，愿望得到满足时又使你感到另一种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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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十一
不久前爆发的“韩白骂战”闹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不谈事件根源，也不论孰是孰非。我不懂文学，当然也就不会争论什么文学不文学的，(这事儿恐怕不是文学争论那么简单咯)只说说从中看到的几个社会现象。
现象一：帮亲不帮理。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十二
桥头跳车问题是我国公路建设中常见的病害之一,它对行车安全产生了较大影响,广大工程人员也对其提出了各种方案以尽量减少这种现象的出现.为此只有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不断的总结经验,才能确使桥头跳车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作者：陈茜作者单位：罗山县公路管理局,河南罗山,464200刊名：科技风英文刊名：technologytrend年，卷(期)：“”(13)分类号：u4关键词：头跳车危害分析防治描施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十三
摘要：当前，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办社会问题，贷款利率上升，利润空间下降，电力企业经营难度加大，企业收益率下降的状况令人忧心。电力在现代社会，作为高度集成的一种技术性的基础能源，是公共产品之一，因此电力市场在弹性需求方面，不同于其他很多产品。随着电力价格的变化，电力需求量也会随之有比较大的变动，但是不管电力价格有多么大的变动，供电水平却绝对不会受电力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居民对电力的需求量大致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关键词：电力；经济；运行。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十四
豪华跑车、富家公子、浙大毕业生、飙车撞死人，诸多吸引眼球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引发了社会对杭州飙车案广泛而热烈的关注。
而当地交警部门最初的草率鉴定，最终让这种关注演变成了一场网络风暴。日前，受害者家属接受了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肇事者因交通肇事罪被批捕。
一起交通事故何以演变成一桩公共事件，社会各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显然，这件案子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能够如此轻易地撩动大众的敏感神经，其背后的因素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安全或是富二代的教育问题。
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飙车案激起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关注，暴露出了普通公众对自身安全的焦灼感。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焦灼感背后所体现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群体心理和情绪，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人所警示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杭州飙车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标本意义。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
虽然这部分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财富伦理、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但很明显，其中一些人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高。他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炫耀性消费常常让身背几十万住房贷款的工薪阶层目瞪口呆，再加上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是那么阳光透明，其先富之路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灰色地带，这使得一般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平感。
而这其中，豪车无疑是先富阶层的一个标签，每一次引发的事故几乎都成为一时的焦点。此次杭州飙车案，媒体对双方“开跑车的富家公子”和“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名校毕业生”不同身份有意无意的强调，无疑放大了人们这种阶层分野的意识和情绪。
本来，法律是无论贫富都要遵守的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但飙车案发生后，杭州警方并没有立即将肇事者逮捕，在最初事故认定时在措辞上的不确定，引起了公众对权钱交易的遐想和对司法机构公信力的怀疑。
这其中，肇事者的一个朋友打了四十分钟电话试图摆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一些有钱有势者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遇到麻烦时调动关系将其“摆平”，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并不是多么陌生的社会现象。
但每一次“摆平”，都在侵蚀司法这一最后权利屏障的公信力。其实，以上的种种，并不是一个胡斌所能够负担的了的。
凭心而论，公众和媒体对这起案件的反应多少有些过度，但这种过度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权利救济途径的缺乏，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都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和契机。
飙车案不过是一个放大器和导火索。而网民表达中所闪现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令人不安。
如果富人阶层和草根阶层除了相互鄙视和谩骂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么，这将为我们这个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说到底，我们需要将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冲突纳入法治的轨道。
不论是开宝马还是挤公交，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被侵害时，能够得到司法的有效庇护，应该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而这其中，公正司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十五
摘要：公平是相对于不公平存在的。对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情况，不能指望强势群体主动来改变，而这正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在市场有限介入教育领域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调节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教育政策的角色和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关键词：教育公平；社会排斥；公平教育资源。
1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的逻辑关系。
1.1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和目标指向。
我国的教育政策一定要使大多数受教育者受益。在义务教育阶段，要维持它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维护教育机会的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要实现有限的教育公平，将市场机制有限的引入进来，自主确定收费标准，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质量，提高教育的效率。同时辅以弱势补偿制度来保证教育公平。
1.2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判断原则。
1.2.1确保社会成员公平地获得基本的教育资源。
在当今知识社会里，不论出身、地位和财富，必须要接受基本的教育，才能保证一个人真正的融入社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因此，能否保证每名社会成语享有基本的教育资源是判断教育政策是否公平的标准。
1.2.2要保持基本教育和非基本教育的合理差距。
教育公平必须以差别为前提，教育公平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消除差别，但不能全盘抹杀差别。因为现实中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相对于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基本教育，却不能无差别的接受非基本教育。在非基本教育当中，应当适当的收取学费。
1.2.3教育资源的补偿原则。
在上述不均等的分配了非基本教育资源后，我们还要根据教育公平的原则，给非基本教育资源中，获利较少的社会成员适当的补偿，因为无论如何，非基本教育资源也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适当通过优惠或减免的手段，给弱势群体适当的补偿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对那些天赋聪慧、出身幸运、辛勤努力的人是不公正的。更好的方法是对他们的上一代，通过征收遗产税或是个人所得税的手段来转移非基本教育资源。
1.3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逻辑。
第一，要建立教育资源的调节机制。逐步缩小城乡教育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教育差距，进而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就、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
第二，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来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教育政策要显现教育公平的目标，就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
第三，教育政策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要形成一种机制，在公平和效率的目标权衡中，始终把公平放到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上，教育公平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反思现阶段教育领域中的效率主义倾向，需要相关的教育政策来调节和保障。
2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的问题。
2.1制度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的教育不公平。
制度排斥是结构性排斥的主要表现，是因为政策的制定或失误造成的，无论什么原因，这种排斥受到了政策、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在中国，弱势群体受到制度排斥的显现十分突出。最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了。与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密切相关的就是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两个具体制度了，即教育财政投入制度和升学制度。
2.2经济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经济排斥主要指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正是由于经济排斥，造成了进城的农民工经济状况不好，影响到了流动儿童的教育，造成了流动儿童的“上不起学”的状况。经济排斥究其原因还是来源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城市人因为有城市户口，可以找到待遇好、医疗好、有各种保险和保障的国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而进城农民工由于是农村户口，只能成为临时工、合同工等，小部分人成为雇主，大部分人的收入比较低，应得的社会保障无从谈起或比较差。严重影响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他们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或者虽然能到公办学校，却要负担高额的学杂费和借读费等。更有甚者，部分流动儿童过早辍学。
2.3文化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文化排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偏离了社会认可的主流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lifeorientation)和价值观而受到的排斥。第二个是少部分人由于坚持自身的文化权利而被主流社会所隔离。中国的文化排斥也和户籍制度相关，是因为偏见造成的，需要沟通和了解。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进城的农民工和孩子受到的文化排斥。其次，是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最后，是教师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
3问题和建议。
3.1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儿童期是人的社会化的出发点，同龄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媒介，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流入地儿童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两者之间不能组成同龄群体，因此，流动儿童就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不懂得遵守规则和团结互助，可能对城市世界产生恐慌，导致叛逆等行为方式的出现。
根据u曲线假设，迁移者对迁移地的适应时间呈现u曲线形状。在第一阶段，迁移者对迁移地表现出新奇和兴奋。在第二阶段，开始表现出对未知的地区和人的陌生和压力。第三阶段，如果很好地和迁移地区融合，就进入了第三阶段。但是由于我国的呈现二元结构，迁移地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延缓了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
3.2建议。
消除制度性障碍。必须铲除户籍制度对流动儿童的不利影响。在我国，正是户籍制度形成了一道屏障，限制了流动儿童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力。改变人们的观念，城乡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特权阶层，消除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因为流动儿童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还要建立专门组织和机构，来维护流动儿童的权益。
4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公平问题。
新贫困家庭的界定是依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标准，城市的贫困人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人员。第二类是：失业后，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第三类是：在职人员领取工资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后两类就是城市新贫家庭。前一类是传统的城市贫困家庭。我们的研究聚焦在后两类家庭中子女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还有经济状况对这些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
良好的教育对贫困家庭的子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将帮助他们认识客观环境和自身，将为他们的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如果没有受到教育或者足够好的教育，将有可能导致贫困，而贫困家庭会逐渐被社会边缘化，反过来又成为子女受教育的障碍。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分为内外两个循环，内循环表示，因为贫困使子女教育受到影响，以及因为贫困受到社会排斥，成为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的障碍。外循环表示，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子女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同样受到社会排斥，处于贫困状态不能自拔。
4.1入学机会的排斥。
入学机会的排斥直接影响到被排斥着接受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谓入学机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二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在教育资源有限而教育成本不断升高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选择了念职业高中或者直接选择就业。
4.2学习条件的排斥。
兴趣。
4.2.1学校的学习条件。
非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孩子就读的学校的质量普遍低于其他的家庭。
4.2.2家庭的学习条件。
和其他孩子相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明显缺乏教学辅导书和课外书籍，不利于孩子们的学习。对青春期孩子们来说，学习条件差，不仅仅是物质上缺乏的问题，在主观上会造成孩子们的自卑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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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十六
听说过世界上最软的床吗？如果听说过那你们一定没听说过世界上最硬的床。有多少孩子在温暖的卧室中躺进柔软的被窝进路梦乡，而又有多少孩子像童话故事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冻死在那寂静的街头。
那些孩子成天躺在“最硬的床”上忍受寒风的摧折。他们多希望有一天可以躺在柔软的床上做一场香香甜甜的梦，他们多希望有一天可以呆在温暖的被窝里安稳入睡，他们也想体会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上帝多少也会无情，他不可能给每一个人相同的待遇。
那些孩子甚至仅仅渴望看到烤鸡、家、衣服……他们要的不多，一点也不多。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或许给那些孩子做人最基本的尊严才是最重要的。
那冰冷的地面，那肮脏的大街就是他们的栖息地。愿那些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
实用社会现象分析论文（案例19篇）篇十七
摘要仇富现象是当今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社会公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之时，对于仇富现象的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点话题。本文将根据社会各界对仇富这一现象的理解，简要探讨何为仇富现象，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即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关系出发，对仇富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层次地分析。最后，本文创新地看待仇富这一社会现象，并探讨仇富现象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仇富现象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
一、仇富现象含义与分类。
如今，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仇富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于仇富的本质有不同见解。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认为，仇富是一种怪现象，仇富现象可概括为：员工仇恨老板、学生仇恨老师、病人仇恨医生、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仇恨做慈善的人。谢静教授角度新颖，将仇富现象与媒体中的富人与穷人的不同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媒介形象中的穷人通常是正面的形象，而富人以负面形象居多，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仇富现象。以上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其实仇富的本质是仇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仇财富的不合法积累。这一说法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是对上述观点的概括总结。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仇富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恐怖行动。
这是最为极端的一种仇富现象，是由内心的焦虑与愤怒的长时间积累造成的。北京机场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引爆炸弹的男子叫冀中星，家中经济条件困难，曾在广东打工生活，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十多年，他通过投诉、网络博客等各种方式进行控诉都没有结果，于是只好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还有“仇富男”杀死“宝马男”等类似案例，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内心积累了太多的不公平感，愤恨无法及时排解，对法律也失去了信任。
(二)扰乱社会治安。
还有许多人通过扰乱社会治安来表达仇富心理。比如在富人居住小区将停车场里的奔驰、奥迪等高档车辆砸坏或刮花；专门偷盗、抢劫富人的财富；聚众殴打有钱人；恶意散播关于富人的谣言等。这些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组织性。他们通常是由三五个甚至更多人组成的团伙，并且按照计划行事。个人的仇富心理再加上群体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三)网络舆论。
通过网络来表达仇富心理是最为普遍的仇富现象，尤其体现在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兴网络交流平台，发表几句仇富的评论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有些人则专门通过发表一些仇富的文章，曝光一些富人的负面行为而博取大众的关注，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公平感，同时也起到了带动作用，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二、仇富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制度层面。
首先，中共十四大后，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对资源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一方面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引起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单位体制下，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单位，资源配置上几乎遵循平均主义，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它以创造财富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利用投资、股票等方式赚取巨额财富，从而造成这些人的财富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对等的状况。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促进市场发育，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方针。这样，行政与市场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都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因素。
第二，国家有许多制度无形中强化或保护了富人的利益。仇富背后的制度原因就是有一个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更加重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先发展；在三大产业中，国家大力扶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初衷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然而较低的起征点以及缺乏必要的“限高”政策，已经违背了初衷。教育制度中也包含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法规指向不够明确，许多人可以利用这些法律漏洞、投机取巧地攫取巨额利润。
(二)社会结构层面。
第一，仇富现象与社会阶层流动不畅有很大的关系。杨继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精英整合的趋势，权钱开始统一，这会更加强化社会资源流向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成为“蚁族”，而那些出生在权贵家庭中的人，即使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中的上层人物。李友梅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在严重分化的同时，形成的是一种具有庞大底层社会的‘尖塔式’社会结构。”然而每个人都希望能向上流动，当向上流动的途径畅通时，有利于化解阶层矛盾。但是，当今社会缺乏这样畅通的渠道，努力得不到收获，这种状况必然会造成底层人们对上层人的仇视和愤恨。
首先，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对等的互动是仇富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现代的地位不一致的消费行为上。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就是当一名顾客走进一家高档品牌服饰店，店里的服务员首先就会对顾客的穿着打扮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再根据顾客现有的打扮来决定有没有必要认真为他服务。在公共场所中，富人通常会比穷人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这些现象就很能说明在社会互动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富人与穷人区别对待。
第二，富人阶层的失范行为严重。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富人的炫富行为。我国已进入一个以炫耀性消费为代表的畸形消费机制当中。近年来新闻频繁报道关于有钱人举办的超奢华婚礼，对大众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富人阶层失范行为还表现在为富不仁。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利用自己父亲的地位在公共场所为所欲为。然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拥有多少套别墅，而是他能否利用自己的财富为社会作贡献，可如今能像李嘉诚这样将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都捐献给社会的富豪屈指可数。
三、如何看待仇富现象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富人真的可恨吗。
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为了过上富足的日子而奋斗。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富人是由于自身的不懈努力而发财致富的，他们背后付出的勤劳和艰苦奋斗已经被财富的光辉所掩盖，而发财致富后想要过上比别人优越的日子也是正常心理。所以我们在看到富人风光的一面的同时，应该回想一下他们的致富手段是什么，有什么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和倡导的。虽然有的富人确实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可还是有许多富人时刻谨记着做人基本的道德原则。当然，具有仇富心理的人并不都仇恨所有的有钱人，例如袁隆平、李嘉诚等人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富人反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支持，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仇“富”，而是仇社会的不公正。
(二)穷人真的可怜吗。
仇富现象大部分原因归结在富人身上，但并不是所有原因都在富人。新闻媒介总是喜欢将穷人塑造成为贫苦善良、受压迫的形象。许多穷人怀才不遇，一直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近年来关于穷人的负面消息也屡屡让大众心寒，例如偏远地区的孩子得到人们捐赠的衣物时，并没有感谢，反而埋怨这些衣服太劣质。可见在仇富之前应该先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富人阶层呢，我相信还是有许多人是由于自身还不够勤奋。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一味地去怨天尤人，而是分析和学习致富的方式。
(三)仇富现象不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
仇富现象虽然蕴含着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但是，我国社会总体而言还是会保持着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不会爆发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是由于大众虽然有仇富心理，但是仍然在单方面地接受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不断地改善社会治理方式，颁布了多项法律都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平息社会冲突的，政府的及时调控使社会不公平感降低，所以不会使社会落入一个混乱不堪的境地。再加上我国经济一直以来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总体来说大家都是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并且，仇富心理也不一定是坏事，会仇富的人是对提高自己的地位充满向往的人，还会激励这些人不断奋进，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仇富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应该相信政府的处理能力和社会本身的平衡力。
四、结论。
可见，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将仇富现象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应该辩证地看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状况，从全局着眼，站在社会大背景中来看待仇富现象。仇富心理虽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乱，但也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总之，要想彻底地消除这一现象是不可能的，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还是要重视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是否畅通，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就需要政府部门、人民群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且需要大众对社会保持应有的信任与支持。
注释：
毛寿龙。仇富的本质是仇不公。学习月刊。2006(7).
亦叶。钱文忠：仇富是中国社会怪现象。经济学人。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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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面八方的穷乡村到城市寻求苦力活的民工，每天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天桥下面。劳累了的，总会里铺一张席子，睡，这里才是的安居之所，这里才是的世界。是的，在无亲无故得城市，是贫苦的劳动人。没钱，却在用结实的身躯努力去挣钱。摆脱贫穷，家里年迈的母亲和还在读书的孩子，也等待好日子来，等待可爱得阳光能够照射到贫困的角落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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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特征之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先进国家来看，7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首先成为人口零增长国家，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从1994年开始也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也成为了世界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我国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的征兆。
一、中日社会老龄化现状。
步行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老年人的身影。日本已成为了老龄化现象非常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超过20%，也就是说，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5月29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平成版老龄化社会白皮书》，至10月为止，日本的总人口达到了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大约174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3.6%，而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为28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1%。老龄化比率比去年增长了1%，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白皮书中也同时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日本后期高龄者将会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比率甚至可能上升到40.5%。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非常高，除1960和1961年外，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因为长期持续的高出生率，儿童人口的比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减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年龄人口类型是年轻型。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1975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人口出生率剧减到23.01%以下。儿童的比重明显下降，成年人口的比重则大幅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9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也快速发展，导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上升，平均寿命达到了70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34%。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向老年型转变，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抚养比率。从我国情况来看，199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到20，抚养的老年人口变为15.6人，预计到2025年，会变为29.46人，2050年，甚至会达到48.49人。而同样的在日本，到2025年，每2.4个劳动人口将要抚养一位老年人。而且，看护老人也将成为一个问题，例如，谁来抚养老人。从日本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8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孩子接近60岁，孙子接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同时老去，该由谁来看护老人呢。也就是说，看护者自己也将面临老年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老年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劳动人口就会减少，养老负担也会日益加重，如此下去一定会引起生产资金的减少，因此，极可能会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老年人还在工作的话，年轻人的就职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会变的越来越严重。
第三，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也会增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化，各方面的费用也会上升，给各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今后如何养老，如何解决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
第四，人口老龄化会逐渐改变现有的产业构造。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儿童的不断下降，年龄构造上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需求构造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老年人口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就必须提供老年用品。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接受新商品、新服务的能力较低，就会给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开拓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晓其原因。通常与老龄化一起出现的词语还有少子化。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老龄化才变的越来越明显。不难理解死亡率的下滑是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少子化是为什么呢。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都深受其影响。男女平等的观念、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等都给予女性认识理解社会的机会。但是，世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为了获得跟男性同样的成绩，就要必须付出几倍的努力，如果生孩子、休产假的话，就很可能与外界隔离，还有可能连原来的工作位置也不在了。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开始增多，另外孩子的抚养费用越来越高。因此，首先要完善改革社会部保障体系。调和各方面矛盾，为了不给现在的年轻人增加多余的负担，也为了现在的老年人和将来的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更应当加快改革。
其次，必须从政策方面来考虑。在了解其原因和影响之深远的基础之上，找到有用的方法。这正是身为政府应该做的事，应该将民众意识往积极正确的方向引导。同时，在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上呼吁正视老龄化问题，听取民众意见，唤起民众的积极性。增加国库投入，延迟老年人退休，导入继续雇佣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日渐浮出水面，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中日两国虽然在人口、政策、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是各国应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政府与民众、企业一起协力合作来谋求其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