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天的故事歌词(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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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然和上官云珠（澎湃新闻 刘筝 绘）

上官云珠（1920-1968），原名韦均荦，又叫韦亚君，演员。电影代表作有《天堂春梦》（1946）《太太万岁》《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万家灯火》《群魔》（1948）《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1949）《太平春》（1950）《纺花曲》（1951）《南岛风云》（1955）《今天我休息》（1958）《枯木逢春》（1961）《早春二月》（1963）《舞台姐妹》（1964）《血碑》（1965）。另外参演话剧《上海屋檐下》《清宫怨》《红旗歌》《雷雨》《北京人》等四十余部，参与译制片《牛虻》等配音。1962年，被文化部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活动中，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女演员。

程述尧（1917-1993），早年与孙道临、黄宗江、丁力、于是之等组织南北剧社，兼任社长，后受金山之邀，先后加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清华影业公司。上海解放初，受命接管兰心大戏院，任第一副经理，后担任过衡山电影院经理。

韦然，生于1951年，原名程彭，乳名灯灯，上官云珠与程述尧之子，退休前任职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今年是上官云珠诞辰一百周年，《上海书评》专访了韦然，请他谈谈上官云珠与程述尧的艺术和人生。

上官云珠（1920.3.2-1968.11.23）

韦然：我妈妈出生在江苏江阴的长泾镇，是家里的小女儿。我太外公健在的时候，家里还比较殷实。太外公过世以后，三个儿子分家，我外公拿了钱去上海炒期货、做金融，赔了，回到长泾后，主要靠我外婆织土布养家，后来就靠我大姨韦月侣和我舅舅韦宇平，他们比我妈妈大很多，中学毕业后都去上海教书谋生，接济家里。因为也算个传统书香之家，我妈妈虽是小女儿，不觉得将来能成什么气候，但是书总要念的，不过家境不太好，辗转了几个学校，最后来到苏州。那里有我妈妈的堂房姐姐韦均一，她是合肥四姐妹的父亲张冀牖的续弦，张在苏州办了乐益女中，我妈妈在这儿上学，可以免学费。同时在学校教书的，就是我舅舅的同学张大炎，他对我妈妈这么个漂亮的小姑娘很喜欢，两人是同乡，又都住校，反正好上了，师生恋。我妈妈中学没毕业，十六岁就嫁给了比她大九岁的张大炎，回到长泾，做上了少妇。张家在长泾是比较有钱的，现在还能看到当时的大院子。嫁过去不久，我妈就生了我哥哥张其坚。不过尽管张大炎对她不错，婆婆却不大喜欢她，婆媳矛盾大概从来都是难解的课题，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

不到一年半，日本侵略中国，炸弹扔到了长泾，把我的姨——我妈的三姐韦均奇炸死了，就在河北街家门口。这样全家开始逃难。张家比较有钱，一大家族很多房和乡邻租了船，我妈妈把我外公外婆也带上了。逃出不久又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正好那次我妈妈感冒生病，一家人在岸上没上船，结果这船走到半路就被炸了，后来张家人还说是我妈妈救了大家。这么辗转逃了将近一年，先到湖南，然后一直往南到广东、香港，最后到上海，投奔我的大姨和舅舅。我妈妈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丈夫，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敲开我舅舅家门，我想那个场景应该就像《万家灯火》里那一家老小为逃战乱，到城市投奔长子的剧情一样。这一年我妈妈不过十八岁，等于是一个逃避战乱的村妇，就这么到的上海。

电影《万家灯火》（1948）海报

我舅舅那时还单身，不可能接待这一大家子，好在张家有钱，逃难分手的时候，婆婆给了些盘缠。我妈妈和张大炎就先在马当路的西城里租了个房子，不久后，又到蒲石路——现在的长乐路236弄，拿金条顶了个房子下来，一家五口人搬了过去。那么多人在上海要生计，舅舅就帮张大炎找了一个中学教美术，我妈妈在家里伺候父母、带孩子。但是仅靠一人教书，养不起这家，妈妈便像现在的外来打工妹一样，到处找工作，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到1938年底就找了霞飞路巴黎电影院旁边弄堂里的何氏照相馆，做开票员。

上官云珠摄于何氏照相馆

你提到的我大姨韦月侣，确实对我妈一生都很有影响。我妈妈蹒跚学步的时候，韦月侣已经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毕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过记者，做过编辑，写过言情小说，也曾风行一时，有人把她归为鸳鸯蝴蝶派，此外她还标点过《海上花列传》，还对尺牍有研究，编了不少书，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韦月侣一生未婚，我妈妈很多重大的选择，都有这个大姐给她出主意，帮她把关，另外，妈妈出道以后经常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些就是我这位大姨捉笔的。

韦然：在我想象当中，妈妈当初大概有点像现在的追星族，她一个小姑娘，长得比较漂亮，照片被放在何氏照相馆的橱窗里作招牌，正好老板何佐民原来是明星公司的摄影师，所以经常有演员来光顾，他们看我妈妈可爱，她也羡慕这些明星光鲜亮丽，彼此对话就多起来了。1940年夏天，经何佐民的朋友介绍，我妈妈考入华光戏剧学校，和谢晋成了同学。我想她走这条路的初衷肯定是想改换门庭，另外羡慕演员的声誉和享受，也觉得演戏好玩，她文化水平不高，十里洋场上看到的这些肯定对她有吸引力，不如就去试试看。

上官云珠摄于何氏照相馆

当然正好碰上了一个机会，新华公司拍《王老虎抢亲》想捧新人，在训练班里选中了我妈妈，立马用导演卜万苍给她取的艺名“上官云珠”大肆宣传。但可能是因为她试镜的时候怯场，也有说法讲因为新华老板张善琨和童月娟重归于好，我妈妈就被换下了。小报记者一开始把她吹上天，后来又将她踩下地，但是我妈妈，或者说韦家人的脾气就是，你越说我不行，我越要吃这碗饭，非搞点成绩出来给你们看看。我觉得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光是追求名利的心理了，而是有点赌气的意思。当然她想出人头地不容易，因为她一没根基，二没人脉，只能靠自己，从学说国语开始，狠下功夫。张大炎肯定是个很传统的人，他只想要一个相夫教子的主妇，不愿意太太抛头露面做明星，于是两个人产生了分歧，后来我妈妈又认识了姚克，最终决定和张大炎离婚。离婚之后，张大炎带着我哥哥回到长泾乡下去了，那时哥哥还没上小学，就五六岁。

韦然：我父亲这个家算是北京的一个外来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从山东济南迁来，市民阶层里偏上一点，算小康。我父亲是长房长孙，所以家里一直对他偏爱有加，什么好东西都让给他。他从小就比较能够自由发挥，什么时髦的玩意都学：滑冰，打拳，看电影，打网球，学跳踢踏舞，还找了一个外国老太太上英文课，好像那时上一节课一美元，对于一般家庭不便宜，但也支持他。当然他学习很好，大学考上了燕京，而且从二年级开始就拿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燕京后，他又是一个活跃分子，被封为全校的“大活宝”，热衷参加各种业余组织的活动。他一二年级的时候，黄宗江等人在燕京大学搞了燕京剧社，起初我爸爸没参加，孙道临也没参加，后来是缺一个什么角色，黄宗江把孙道临拉去临时代演，据说他上台还很腼碘，不过从此开始了演艺生涯。我爸爸在三年级的时候也进去了，那时黄宗江已经离开燕京，南下演戏，他之前因为失恋自杀，到协和医院灌肠抢救，我爸爸都跟着照顾。我爸爸在燕京剧社里演过《国民公敌》等三部戏，跟孙道临也比较熟了，应该说是燕京剧社埋下了他喜欢演戏的因子。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关门，我爸爸和孙道临作为活跃分子都被抓了起来，在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总部的地下室里关了一个多月。放出来后，他到辅仁把最后一年的学业念完，拿到了文凭。因为我爷爷觉得他被日本人盯住过，在北京或上海比较危险，就托人在老家济南帮他找了学校教书的工作。

1941年9月，燕京大学贝公楼前，前排右一身着长袍者为程述尧。

燕京剧社话剧《生死恋》演员合影：左二为张玉范，左三为卓富来，右一为程述尧，中坐者为孙道临，两人之间穿白裙的是麦任曾。

1945年，爸爸回北平过春节，在长安大戏院看了南北剧社的话剧《钦差大臣》，和剧社里的老同学丁力、孙道临聊天，再次勾起了戏剧梦，不久他就回到北京，加入了南北剧社。大半年后，他和这时同在剧团的黄宗英结婚，还考入了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职位相当于行长秘书，工资高，收入稳定，他大少爷做派，剧社没钱，就解囊相助。这样到1946年，他兼了南北剧社社长，业务上参与组织话剧排练和联系演出，经济上支持剧社的运营费用，表演需要时还做临时演员。当然这是一个业余剧团，用我爸爸当年燕大同学张澜生的话说：“南北剧社这些人，如果不干话剧，他们同样有饭吃，也能生活，因为他们的家境都不错。……他们搞话剧不是为了票房、为了赚演出费，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他们是希望在乱世中通过他们的戏，让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也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思考。”我爸爸妈妈第一次见面，我只是听爸爸讲过，那时完全是一种艺术交流。南北剧社听说有外地的剧团，特别是上海来的剧团来演戏，自然想去观摩学习一下。他俩并没有更多私下的交往，只是见过，彼此知道，大概就这样。

上官云珠，1940年代。

韦然：上海解放后，我爸爸先是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但那时上影厂刚刚成立，还没有开始运转，他就先去夏衍筹办的《亦报》当了两个月临时编辑，主编第四版的影剧栏目。到1949年8、9月份，他被派去接洽购买兰心大戏院的事宜。兰心是英国人的剧场，共产党刚刚接管政权，与英国尚未建立正式邦交，不能由政府机构出面商洽更改产权，便以上海市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的名义，由我爸作为代表，同英国人打交道，商谈购买条件，订立契约，实际上是将产权收归国有。购买手续完成后，组织上就想让我爸爸去兰心做第一副经理，那时他还属于上影编制，征求他意见时说，如果他留在上影也不一定当演员，也是搞行政，那我爸爸就无所谓了，服从组织安排去兰心。

程述尧在1950年代

兰心的经理吕复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戏剧家。我爸爸在五十年代初，还带着四十年代的性格脾气，所以在兰心戏院的管理上，有自己的主见，与吕复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很融洽。我在他“文革”时写的交代材料上，读到了他那时和吕复在业务上的不同意见：比如剧院与演出团体如何签约——我爸爸主张，私营团体租场地采用分账方式，盈亏双方共担，国营剧团有经济保障，采用场租方式，不管票房好坏，剧场都能保证有收益。吕复不同意，认为应该一视同仁，无论国营还是私营，都按统一标准收场租。再者，戏院该不该归属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作为专用剧场——我爸主张分立，市场管理，吕复因兼任上海人艺院长，主张合并，想让兰心作为人艺的专用剧院。但在“文革”后期比较宽松的时候，吕复还经常来我家找我爸爸叙旧，要电影票，所以他们这些人也仅是业务上主见不同，私下关系都挺好。

爸爸在剧场当经理，本来和我妈妈她们没有关系，但1950年初，剧影协会妇委会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四幕话剧《红旗歌》，我妈妈在剧中饰演女工马芬姐，因为这个戏连演一百五十九场，时间长达几个月，其间就和我爸爸接触频繁了。那时我妈妈还跟蓝马在一起，我爸爸和黄宗英离婚不久，单身一人。黄宗英在《红旗歌》里也有角色，黄家的一些亲戚到了上海，不知道黄宗英在哪，来找我爸爸，爸爸还得告诉他们，你们到赵丹那去找黄宗英，他在剧场碰到她，会当面说谁来找过你。慢慢地，他和同为演员的我妈妈有了来往，相知、相恋，走入了婚姻。婚礼在兰心戏院二楼排练厅举行，这事让蓝马很生气，他愤而去参军，离开了上海。

上官云珠，1950年代。

程述尧与上官云珠摄于兰心大戏院，1950年。

爸妈刚结婚那段时间，大概是他俩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他们住到了复兴西路147号三楼整层的一套，后来二楼东侧一套住过柯灵。我们家生活非常好，两个人收入都不低，往来无白丁，后来家里有了我，保姆就有三个。有时候严永洁——我妈妈的姑舅表姐妹——到上海来开会，看到我爸妈的那种生活很不满，她提醒我妈，新社会了，你们不能这样。果然树大招风，“三反”的时候出事了。人家看到你就有气：家里养德国猎犬，女儿弹着钢琴，什么赵丹、白杨、蒋君超成天来吃饭，多少在新社会有点不合时宜。

韦然：我妈妈1940年开始学表演，马上就要上台演戏，因为这些办戏剧学校的人也要赚钱，要用这些学员排的戏去卖票。所以一开始就演话剧，《米》《人之初》《雷雨》都演过，后来拍《玫瑰飘零》《黑衣盗》《国色天香》这些电影，都是跑龙套，还是演话剧为主。1941年，妈妈加入了天风剧社，费穆、姚克是天风的编剧，她在排《梅花梦》的时候，姚克主动来帮助她，就好上了。其实，妈妈演的话剧非常多，好像不比电影少。我觉得像我妈妈这一代演员的功力，都是舞台上练出来的：舞台表演是实打实的真功夫，每个剧目都要演好多场，在台上不能出错，每演一场戏都是一次创作，要照顾现场观众的反应，要搭配对手演员的变化，不像电影，一次就完了，或者某个镜头可以反复拍，所以我觉得话剧给她打下了非常深的功底。

上官云珠和母亲、女儿（与姚克之女姚耀，小名姚姚），摄于1950年代中期。

我妈妈跟姚克的婚姻存续时间不长，因为她要跑码头，生了我姐姐姚姚以后，就去北方巡回演出，天津、北京、哈尔滨、沈阳、吉林、长春、济南都跑过，离开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姚克跟他母亲的干女儿吴雯好了，回来以后被我妈发现，就离婚了。不过，我认为姚克对我妈妈的栽培很重要，她刚从戏剧学校里出来，最初走上舞台，有这么一个大才子引领，可以进入一些比较高的平台、不同的圈子，交际的层次不一样了，眼界就开阔了。另外她也可以有更多剧目、更重要的角色演，如果没有姚克，她在《清宫怨》或许只能演宫女，现在可以演珍妃了。

上官云珠在《天堂春梦》（1946）饰演龚妻，蓝马演她的丈夫——沦陷时资敌致富，胜利后买得“地下工作者”身份逍遥法外的龚某。

与姚克离婚后，我妈妈跟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的蓝马生活在一起了。蓝马先是在她那里搭伙吃派饭，然后两人就同居。他们合作了好几部电影，《天堂春梦》《万家灯火》《群魔》《丽人行》《希望在人间》，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电影史上的力作，他们在里面演了一些夫妻对手戏。我觉得蓝马对她表演的飞跃是很有作用的，蓝马演技肯定比她强，一起拍戏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另一方面我妈妈也有悟性，否则再扶也扶不起来。但她始终没有和蓝马结婚，我听他们同行里不少人都说，蓝马的性格有问题，人是好人，但太懒散了，大概是女人受不了，觉得这样的人不能够托付终身。不过不可否认，不论姚克还是蓝马，都使我妈妈的表演上了一个台阶。当然她在这一阶段演技的提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她几部戏的导演都非常厉害，蔡楚生、程步高、桑弧、徐昌霖、郑君里、沈浮、陈鲤庭、汤晓丹，全是响当当的大导演，没有他们的点拨也就没有她的成功。

上官云珠在《群魔》（1948）饰演妓女小白菜

上官云珠在《乌鸦与麻雀》（1949）饰演华妻（右五），黄宗英饰演侯义伯的外室（右三）。

华太太抱着患急性肺炎、昏睡不醒的女儿哭泣

韦然：因为我妈妈开始一直演交际花，她很想尝试不同的角色，也可以说品尝不同的人生，她跟黄宗英关系比较好，就私下跟黄宗英商量换角色，其实黄宗英也愿意换，演员都想尝试不同的戏路，创作不一样的形象，最后在《乌鸦与麻雀》，我妈妈就演了中学老师华先生的妻子，黄宗英演国民党军官侯义伯的外室。这事我听别人也讲过，那时候是挺正常的一种现象。其实我妈妈在《万家灯火》里已经不是演交际花了，蓝又兰是一个小市民家庭主妇，《丽人行》演的也是一个受欺负的女工金妹，她那时已经不是只能演施咪咪这样的人了。但我觉得这样的交换对她演技成长肯定有好处。

《太太万岁》（1947）最后一个镜头：上官云珠饰演的交际花施咪咪对镜头抛媚眼。

某种程度上，我父母其实一直都倾向进步。我父亲他们因为是青年学生，总是思想比较激进，看不上腐朽的东西，演的戏都比较文艺范。后来才知道，和他一起参加南北剧社的姚克荫，是姚依林的堂弟，早在燕京时就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当过燕大地下党支部书记。我妈妈虽然抗战时期一直在沦陷的上海，但是她没拍过日伪的电影。她三姐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她逃难时又九死一生，她是比较仇恨日本侵略者的。另外，姚克、韦月侣也会指点她该和什么人交往，不该和什么人交往，所以她那时基本就靠演话剧为生。她当时所在的苦干剧团里有很多地下党，例如后来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奔赴延安前曾在苦干剧团拉大提琴，他亲口跟我讲，半夜里演出结束，我妈妈如何和他们一起激越昂扬、兴高采烈地走在空无他人的马路上返回住地。

上官云珠在《丽人行》（1949）饰演女工金妹

1947年我妈妈加入昆仑公司，昆仑是地下党领导的，她周围工作的朋友，以及她参加拍摄的影片中刻画的内容，无疑对她也有进步影响。前面提到，我还有个姨叫严永洁，她管我外婆叫舅妈，跟我妈妈年龄相仿，两人从小就关系特别好，后来严永洁参加新四军，抗战的时候嫁给了谭启龙。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打散了，谭启龙正好在上海养病，一度住在我舅舅家，那时中央给他一个任务，利用严永洁亲戚的社会关系，在上海建立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严永洁来找我妈妈，让她帮忙传递一些信件，因为她已经是明星了，穿着旗袍坐黄包车送信，不容易引起怀疑，我妈妈也帮过他们。还有一件事，我没有考证，估计也可能和她与严永洁的交往有关：1949年初，我妈妈说服一个国民党空军人员邢国铮起义，邢国铮是她在北方一起演过戏的刘茜蒙的同学，起义的飞机后来降落在济南机场。这些大概都体现出所谓的进步文化人的“气节”和“正义感”吧。

1934年，上官云珠（左）在上海读中学时和严永洁。

解放以后，电影厂里分三六九等，首先是从解放区来的，再有从国统区来的，最不行的就是他们在沦陷区没有走的演员。我妈妈这样的人，为了能够跟上新社会的步伐，就要努力地表现进步，改造思想，向从解放区回来的和曾经地下党的这些同志学习靠拢。你不这样，也不能生存，不能演戏，所以她就穿上列宁装，参加各种活动，到街上到工厂去宣传演出。当然这也是形势所然，大家都得这么干，不光是她一个人，所谓从旧社会的电影明星转变为革命的艺术工作者，要“脱胎换骨”，要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可能付出得特别多一点，不然的话她就不能再继续她的演艺生涯了。

电影《纺花曲》（1951）连环画节选，上官云珠饰演蔡阿珠，当时肚里怀有儿子灯灯。

后来您父母离异，主要因为“三反”波及您父亲？另外和贺路有关系吗？

韦然：1952年“三反”时，有人揭发我爸爸有贪污行为，质证的事实，主要指他在1949年8月的劳军园游会义卖场担任会计时账目不清。关于这件事，爸爸时隔二十多年后对我讲过。当时园游会盛况远超预计，本来制定的销货、付款、记账手续无法实施，只好收到一批，装麻袋送走一批，待活动结束，再统一清点货款和物品，有多少算多少。我爸爸在钱财方面向来马虎，混乱情况下一些财物难免漏记、错记，“三反”来临，有人存心举报，如何说得清？因为从小过惯了大少爷日子，爸爸万般无奈，心想反正没几个钱，赔出来了事，还可以争取一个“坦白从宽”，便承认贪污了说不清的六百九十余元。我妈妈拿出自己积蓄，北京爷爷也寄来钱，凑在一起交给剧院，没想到，认错赔款的做法并没达到求罚从轻的目的，反而坐实了贪污罪行，兰心大戏院给了他机关管制一年的处分。而就在他还没有结束管制，仍被处罚期间，我妈妈提出要与他离婚。妈妈从一解放就想方设法彻底改造自身，爸爸出事以后，她一度受到牵连，内心痛苦，我看过电影厂档案，甚至到后来“反右”的时候，她还被一些人称为贪污分子的老婆，显然爸爸落马对她以后的政治前途、艺术生命，以及生活都有巨大影响。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不致离开表演事业，妈妈就要特别表现出跟我爸爸划清界限。那时我才一岁多，爸爸不同意离婚，但妈妈的态度决绝，我二叔清华毕业在上海工作，来我家看望自己的哥哥，亲眼见我爸爸忍气吞声期求圆镜，妈妈则回以狂躁的怒骂。所以我说，我妈妈几次家庭变故都是为了演戏，最早和张大炎分手，儿子不要，是为了演戏，后来跟我爸爸分手，儿子不要，也是为了演戏，她这一辈子不要命地要演戏，大概也是为什么能演得好的原因之一。

1952年上海组织慰问赴江西的垦荒队时，上官云珠与漫画家张乐平（后排右三）、张文元（前右）等人在庐山合影。

爸妈离婚后，圈子里几个来往密切的好朋友像孙道临、舒绣文、白杨，甚至组成了一个小组，来回劝和。而且家人也都不同意，因为我爸爸性格好，外公外婆、舅舅都非常喜欢他，非常反感贺路。由于和贺路的私情，我妈妈在电影厂受到处分，而爸爸机关管制一年期满解除处罚后，调往衡山电影院任宣传组长，次年升为经理，等于官复原职——应该说组织在处理我爸爸的问题上，多少有纠偏的成分，内部有个认识，他不是真贪污犯，只不过不能公开承认，他调动职务时，领导谈话也透露了歉意。妈妈那时候还没有和贺路真正走到一起，有点回心转意，但爸爸却犯少爷脾气不干了，我那么低三下四求你都无动于衷，现在我也不吃回头草。好多年后，我三姑到上海出差，爸爸和她吃饭时谈起这事，觉得有点后悔，如果当时能软一软复婚的话，对儿子应当是有好处的。

程述尧（左二）与同事在衡山电影院门前合影，1962年初。

后来一些电影厂的人写文章，都说贺路是我妈最后一任丈夫，但是我们韦家人都知道，他们可能没结婚。1978年12月16日，电影局在龙华为我妈开平反追悼大会，亲属排队，让贺路排第一个。按电影局的逻辑，应当先贺路，然后我哥哥和我，再后面是韦月侣和我舅舅。结果我舅舅在休息室里大吵，质问贺路算是上官的什么人？让他站在头一个？当时我在旁边，我想，舅舅如果没有点底气，坚信自己是对的话，是不敢在那个场合这么吵的。电影厂工会的人过来劝，最后贺路还是站第一个。我从那个时候才知道，贺路虽然跟我妈妈生活的时间最长，但他们未必是夫妻。我哥哥也知道，他说，妈妈三个孩子，我哥哥、我姐姐、我，都是和三个正式的丈夫所生，和蓝马、贺路都没孩子，说妈妈这点分得很清。

1978年12月16日上午，上海市电影局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上官云珠举行追悼会。

韦然：《南岛风云》这个角色当然不是我妈妈挑选的，完全是导演白沉启用她。也是因为张瑞芳临时有出国任务演不了，才给了我妈妈这么一个机会。但选她厂里肯定有非常多的意见，因为那时很多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人都进电影厂了，其中就有打过仗也演过戏的党员女演员，另外厂里还想培养年轻演员，有人就说为什么不让某某某来演符若华，非要找这么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但是白沉非常坚持，结果怎么就定下来让我妈妈演，我也不知道。为此，白沉为还修改剧本，重新设计了符若华这个人物：如果是张瑞芳演的话，符若华肯定是泼辣硬朗的形象，换成我妈妈，就变成表现一个娇弱的人怎么成长为坚强的战士。我觉得这样一改,反而成就了一个经典。

《南岛风云》（1955）剧照

当然妈妈下了很大的功夫，她在海南岛下生活时间很长。我哥哥那时候在闵行的汽轮机厂工作，每个礼拜回家，他说记得妈妈从海南回来以后，面黄肌瘦，脸色憔悴，看样子吃了很多苦。这个电影后来得奖，拿到北京讨论，有人发言说角色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上官云珠的演技如何，而是几年来党对她的教育，改变了她的思想立场的结果。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确实她是能够理解这样的人物了，但是不能说跟她的演技没关系。这个电影对她的考验，还不是说过去演交际花，现在又演一个医生或者教授夫人，甚至女工，而是和先前种种都有天地之别。所以我妈妈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上海电影家协会搞纪念活动，要放一部她的电影，征求我意见，我就说放《南岛风云》，这是她非常成功的转型，证明她真的是一个演技派演员，不是单纯的性格演员或本色演员。另外，只有这一部电影我妈妈是真正的女一号，哪怕《万家灯火》也是她配蓝马，我觉得这是她演艺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当然后来吴贻弓集中看完我妈全部的电影后也对我说，你妈为什么成功，因为她每一部戏，不管演再小的角色都认真，没有一部是失败的，所以她成功。

是不是因为《南岛风云》才受到毛主席接见？有一定关系，但不完全是。毛主席之前也看过我妈妈的电影，另外主席接见我妈妈七次，每次都是与一批教育、文学、科学界的代表座谈，集体接见，其中有她。记得一次是1961年的五一，她在文化广场演出，一场演完还带着妆，就让她跟王丹凤马上去，见完了回来晚场接着演。我哥哥的大女儿是那天出生的，取名“双双”：因为妈妈被毛主席接见，同时做了奶奶，双喜临门。

1961年5月1日，上官云珠（右二）与王丹凤（右一）、白杨（右三）、徐玉兰（右四）等和毛主席在一起。

韦然：我妈妈没有一个敌人，是吴贻弓说的。吴贻弓那时想拍她的电视剧，筹备了五年，已经找好投资，到选演员阶段，后来因为他不幸罹患癌症，就没拍成。像这种人物传记片，会涉及近百名影剧界人士，即便本人不在了，还有后人在，我有点担心人家会对剧本中涉及当事人的描述有意见，影响播出。吴贻弓便说，我仔细研究过了，你妈妈没有敌人。应该讲我妈妈这个人在外面的性格比较好，她很会交际，上上下下，从厂长到门房间到食堂大师傅，都能够打交道。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四十年代末那么多导演愿意用她的一个原因。

1957年，周恩来总理夫妇在中南海会见电影界的女演员。右起：王人美、黄宗英、岳慎、夏梦、周恩来、黎莉莉、邓颖超、舒绣文、白杨、吴茵、宣景琳、上官云珠、石联星、于蓝、胡朋。

我妈妈和黄宗英关系一直不错。我爸妈结婚后，黄宗英和我妈妈同为上影演员，两家住得距离又不远，有事情时也会来我家聚会谈论。后来爸妈离婚，我归父亲抚养，我大概两岁半，仍然每个星期在永福路52号电影演员剧团的托儿所全托。到星期六下午，爸爸下了班再来托儿所接我。因为电影院周末业务繁忙，经常晚场，不能按时来接，他就托黄宗英阿姨家的保姆在接她家孩子和周璇的儿子周民的时候，把我一起带走，等我爸爸下了班，再到赵丹叔叔家领我。宗英阿姨现在住在医院里，子女在国外，要是她动手术或者医院有什么事，她儿子就会委托我前去帮忙照料。

1956年7月，上官云珠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期间与捷克儿童在一起。

1958年，上官云珠（右）与蒋天流在上海感光胶片厂为工人们朗诵。

《让无数埋藏的珠宝放光》这篇文章，我现在猜测可能是韦月侣代笔写的。当时正好在“双百”的鸣放氛围下，北京的电影局开了舍饭寺会议，提出电影改制，上海的《文汇报》组织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我妈妈的这篇文章也参与其中。我觉得是我姨这样的人，接触社会更多，嗅觉更敏感，我妈妈可能把演员私下议论的东西和姐姐说，提供了一些材料，姐姐把它写出来。因为她之前《南岛风云》蛮成功，后面又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电影节，对她正好重视，她就觉得自己有分量，可以代表真没有戏演的人说几句话。“五花社”是天马厂的创作小组，也是在这个氛围里产生的，有点像星期聚会，每周在陈鲤庭、徐昌霖家吃饭。当然后来国际国内形势变了，这个“自由组合”的小组就遭了难。我也觉得，我妈妈这辈演员的一大遗憾就是无法选择自己喜爱、适合的角色和电影演。

上官云珠在《早春二月》（1963）饰演丈夫在大革命中牺牲了的文嫂

能谈谈你们的母子关系吗？她对您的姐姐姚姚似乎要严厉得多？

韦然：我妈妈两次离婚，两个儿子都留给了前夫，等她年纪稍微大一点，对我哥哥和我都很喜欢，尤其我比较小，而我哥哥有了女儿，她都关心，常常寄东西给我们。当时她身边带的是我姐姐，反而对身边这个最严厉。因为她见我们机会比较少，见到我们态度都比较好，而一旦她心情不佳，发脾气的对象就是我姐姐。妈妈在外面不太顺利时，回到家往往比较暴躁，我们沾的是没有跟她在一起的光。当然我姐姐跟着妈妈，生活待遇肯定比我们好，但是精神上，除了妈妈对她严，贺路对她也很不好。我们都管贺路叫“叔叔”，但我姐姐一直管我爸爸叫“爸爸”。

姚姚与灯灯，1955年。

恬恬（张其坚）与灯灯，1956年。

1963年在上海过暑假时，灯灯与妈妈、姐姐合影。

我对于我妈妈来讲，就是一个小儿子，为什么对我关爱有加，我后来分析，可能她总有些关于晚年的打算：姐姐早晚要嫁出去，哥哥大很多，早就在外面成家了，也许就这个小儿子将来能够依靠。所以她每次到北京开会、拍戏，走亲访友都带着我，她住哪个招待所，就让我跟她一起住，没有两个床，就两人挤一个床。那时候我十一二岁，带着我去唱老生的李宗义家走动，她问李宗义，你看他怎么样，能不能上戏校？李宗义觉得我应当唱小生，我坐在旁边听，回去跟我爷爷学，爷爷说，这怎么行？我是长房长孙，爷爷认为得按部就班读书考大学，不能上台去演戏。还有我们家遗传，牙不好，我和妈妈姐姐一样，都是前后重叠的乱牙，她们因为要吃开口饭，都去整过。一年暑假，妈妈也想给我整，带我去汾阳路五官科医院看，医生说，一个暑假恐怕不够，要拔要弄很长时间，就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到北京的口腔医院去看。我带着信回到北京给爷爷，爷爷一看就说，男孩子，牙乱一点有什么关系？用不着整。这就是两代人、两家人对我走向的不同看法，我妈妈是比较希望我往文艺方面发展的。

灯灯和父亲（中）、爷爷（右）祖孙三人在颐和园，1956年。

上官云珠在《舞台姐妹》（1964）扮演昔日的越剧皇后商水花

上官云珠家，建国西路641号（高安路口），四楼左侧为29室，右侧是30室，摄于2005年。

韦然：妈妈此生拍的最后两部电影，扮演的角色都选择了结束生命以远离这个世界。也许是巧合，几年后，现实生活中的她，重现了与角色相同的结局。我们家在“文革”中当然损失惨重。北京、上海，爸爸、妈妈、爷爷和两位叔叔，几个家都被抄过，原因各不相同。我妈妈在1965年底1966年初，因为癌症连续动了两个大手术，术后一段时间曾经失去记忆，一直在家养病，到“文革”时，虽然身体还很弱，但脑子已经慢慢恢复了。她曾经对姐姐说，你妈妈是演员。言下之意，她在造反派面前的“糊涂”是装出来的，为了保护自己。但在强力高压逼迫下，妈妈的心理防线还是崩溃了，1968年11月23日凌晨，她从自家四层楼的窗口扑了下去。那一年，妈妈四十八岁。她最后走这条路，我想还是跟她演戏有关，她这辈子就是要演戏，此时觉得不可能再演了，就彻底绝望了。我二叔1960年调到上海天文台第三研究室，在分子钟报时的研究项目上，由他带头攻关，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但二叔性格倔强，“文革”初期被监督扫地就已经受不了，后来又被人诬告关押起来，干脆一了百了，第二天便在关押地上吊自杀。至于我姐姐，她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她的男友燕凯是民乐系学生，高干子弟，一度非常激进，不久另一派上台，燕凯在被羁押期间自杀，姐姐极受打击，加上那时妈妈身亡不久，她的生父姚克是“反动文人”，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后来因为其他风波，学校对她另眼看待，分配也很不理想，她就耗着不去，她觉得我是独生子女，而且有妇女病，应当受照顾留在上海，再后来她的生活费也停发了。最后还是在严永洁的帮助下，把姐姐安排到了浙江省歌舞团，但是1975年9月23日，就在她计划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一场蒙蒙雨雾中，她的自行车被卷入一辆疾驰的卡车轮下，她当场殒命南京路。这时姐姐才刚过三十一岁。“文革”期间，我爸爸不像叔叔，也不像妈妈，他抱着随便怎样都逆来顺受的态度应付一切打击：让我陪斗我就去，让我交代我就写，该吃吃，该睡睡。他这时的妻子叫吴嫣，她解放前，用我爸爸的说法，是一个“茶花女式的人物”，后来卷入“潘杨案”，“文革”期间属于街道里弄监督劳动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收入来源，靠我爸爸的工资和变卖衣物字画度日，两个人就这么混着。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前面“三反”时已经修理了我父亲的性格，后来他自觉成为边缘人物，比较麻木了。

程述尧和姚姚、灯灯在上海中山公园，1975年春。

姚姚生前最后一张照片，1975年夏。

韦然：我父亲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后来因为生活到了上海，就再也没迁回去过。但是他保留了一口四十年代的北京口音，临了也不会说上海话，而且他对北京的那一套生活节奏与日常习俗非常喜欢，他认为把我送去北京，接受一个四合院式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我后来也想，如果我不去北京，留在上海跟着妈妈，可能我的人生轨迹，甚至性格、面貌都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会和我姐姐差不多。在北京，我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四合院里，也不是大杂院，只有我们一家人，平时家门不开，不跟胡同——上海叫弄堂里的人打交道。“文革”前，我接受的是一个几乎完全传统的教育，饭该怎么吃，坐立该什么样子，见人怎么打招呼，都有规矩。平常看《古文观止》，每天早晨起来要临帖写大字，就是这么一个家庭。如果在上海，肯定不是这样，大概会放任自流地发展。我父亲很赞赏我在北京的这种环境里成长，觉得对我有好处，当然我寒暑假回上海，还是能接触两边不一样的文化，有对比。

父子两人在北京家中橡皮树前，1956年。

青年灯灯

我父亲抗战胜利后有段时间生活没着落，为北京的美国军队做翻译，后来美军希望长期聘用他，给一个美国士兵的编制和待遇，他的一个同学当时就留了下来，后来跟着撤退的美军去了美国。但我父亲没有留，也不会去美国，他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1950年秋天，我爸妈新婚不久，一家人去北京省亲，顺便参加了金山与孙维世的婚礼。这次见面，金山问我爸妈愿不愿意到青艺工作，爸爸从小在北京生活长大，到上海不过两年，如果能一家子回去最好不过，后来请示，上海这边自然不愿意一下损失两员大将，于是此议作罢。我曾经想，如果他们那时真的到了北京，后面的命运也许会比在上海顺畅得多？我爸爸也许不会在“三反”运动中落马，也许我妈妈就不会遇到不该遇到的人，于是他们也许就不会离婚？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偶然都包含有必然因素。凭他们的性格、出身、处事、经历和为人，该逃不过去的都逃不过去。

程述尧摄于1980年代

父亲晚年的时候，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一次，我把他接到北京，想给他看病，甚至就在北京住下去，因为那时他和吴嫣关系不太好。但是真到了北京他也不适应，老朋友王世襄正在一门心思写家具研究，于是之刚当北京人艺的院长，工作繁忙，没有更多时间招呼他，结果刚待了一个星期，他就提出要回上海，怎么劝也没用，已经安排好的医生看病，他也不管，徒自回去了。

韦然：一方面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想了解母亲的冲动逐渐增多了，这是人之常情，另外，八十年代以来，开始重视老演员，也有一些关于我母亲的纪念活动，建纪念馆、座谈、拍片、造像、采访等等，要我提供材料，还要写文章，这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妈妈的电影，追寻她的轨迹。社会上关于妈妈很多事情各种各样的讲法都有，一些正式出版的传记，不少情景也都包含杜撰、虚构的成分，内容侧重点也不大一样。比如陈复观的《上官云珠》（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偏重她的早期，因为陈复观是江阴人，他这本书关于我妈妈青年时代的部分是比较实在的，准确性比较高。而陆寿钧是电影厂的人，他和林谷的《上官云珠生死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对我妈妈的后期写得比较详细。比较客观的应该是魏湘涛的《一颗影星的沉浮——上官云珠传》（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他是作为东北一个电影研究所的课题在做，他找过我好几次，也见过我父亲、贺路、韦月侣等，还采访了北京、上海许多与妈妈一起演过戏的同仁，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人都健在，做过面对面的采访。

其实，我自己掌握材料也有一个逐渐丰富、辨伪存真的过程，所以你看我早期写的文章里的一些提法，都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我过去说我叔叔是触电死的，后来收到当日负责看押他的人写给我的信，才知道叔叔是上吊死的。还有我妈妈得病的经过，我现在所了解的也和先前不同。有时候一些事情也很奇怪，半年前我跟朋友吃饭，饭店老板听说我在，就跑进来说：我原来跟你是邻居，你妈妈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说怎么可能这么巧？原来他当年住高安路，就在我们家后边一个楼，那时他十几岁，我们家楼下是菜场，那天清晨正好轮到他去排队买菜，他天不亮披件大衣等在那里，我妈妈跳下来就落在他边上，他跟我讲了很多当时的情况……可能不经意地，就会邂逅一些人，遭遇一些未知的史料。其实，不要说第三者的著作，即便是本人的口述、日记、回忆录，由于时间的沉淀、观念的变化、记忆的衰退、世事的左右……等等原因，都可能留下许多需后来者释疑考证的讹误与漏洞。所以说，读史写史，一定要尽可能参考更多的版本，设法查询第一手原始资料，以求互证。近二十年来，在追寻父母的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

时间一晃而过，浓浓的年味还未散尽，三月已悄然而至。

杨柳吐翠，大雁北归，溪水流潺，万物复苏，一切都是如此温柔与美好。

三月的春风，轻轻拂面，和煦清爽。

三月的阳光，温和不燥，让人心里暖洋洋。

三月的日子，是崭新的，是温暖的，是值得期待的。

伴着和煦的春光与微风，愿你遇见温柔的事，成为温柔的人。

愿你在这个春意盎然的三月里，每个日子都闪闪发光，生机勃勃。

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不负春光与流年。

心怀善意，温柔待人

下面有一个高赞回答：

最近热映的电影《你好，李焕英》，让温柔的妈妈李焕英圈粉无数。

贾晓玲偷偷伪造录取通知书，最终却在升学宴上露馅。

尽管犯了如此大的错误，李焕英并没有暴跳如雷，只是简单地训斥了几句，便载着女儿开心地骑车回家了。

她本以为妈妈能非常高兴女儿的“成就”，却没成想李焕英只说了一句：

“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

一句简单的话，让贾晓玲泪如雨下，更是赚走了荧幕前无数人的眼泪。

有人说，能把李焕英这个角色诠释得如此细腻，在于饰演妈妈的张小斐本身就是一个温柔至极的人。

一段采访中，在被问到背贾玲的感受时，张小斐笑着回答说：

“哎呦，我还以为多沉呢，这么轻！”

记者本想调侃贾玲太胖，却被张小斐的一句高情商回复温柔化解，同时维护了朋友的面子。

三毛曾经说过：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令人心折。”

年轻时以为温柔只是一种性格，后来才渐渐明白，温柔是一种善意，更是一种能力。

待人温柔，就是把别人放在心上，能够换位思考，去理解和包容别人。

有人说，生命中所有的惊喜和好运，都是你累积的温柔与善良。

这个三月里，愿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也愿这世间的温柔都尽数赠予你。

不负春光，向阳生长

曾经有读者问我：一个人对自己最大的温柔是什么？

我想了很久，偶然间看到这样一句话，很适合做答案：

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但不会白白给你，除非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代画坛大师徐悲鸿，自幼便跟着父亲学习诗文书画。

为了能画好一匹奔跑的马，他常常偷偷跟在马车后面，仔细观察马跑动的样子。

有时候盯得入神，一跟头就栽了下去，手上腿上都磨出了血，然后拍拍土站起来，又继续追赶。

“中国人又蠢又笨，就是送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材！”

坐在一旁的徐悲鸿被激怒了，他暗暗下定决心发奋努力，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中国。

当时巴黎的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欧洲名画，他只要一忙完课业，就跑到博物馆里学习临摹。

那时候的日子清苦，他就只带着一块面包一壶水，一画就是一整天，一直到闭馆。

徐悲鸿的水平日益精进，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结业考试，他创作的油画在巴黎展出轰动了国内外画坛。

当年那个满嘴嘲讽的外国学生找到徐悲鸿，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我承认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原谅我‘有眼不识泰山’。”

他笔下的骏马气势恢宏、四蹄生风，成为了世界为之惊叹的艺术珍品，徐悲鸿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享誉国际的绘画大家。

生活很难，但是你必须亲手改变现在，而不是等待别人或是未来救援。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把握住每个机会，好好工作，早点睡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而不是抱怨和颓废上。

当你足够努力，足够优秀，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

这个三月，愿你不负春光，昂首前行，一路惊喜，一路马不停蹄。

温柔半两，从容一生

台湾学者林清玄曾在《人间最美是清欢》中写道：

人生海海，浮沉有时，他也用传奇的一生，亲身践行着这句话。

林清玄8岁立志从文，17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出版第一部书籍，30岁前拿遍了几乎台湾所有的文坛大奖。

文学之路的春风得意，源于他数十年的勤学苦练。

谁又曾想到为了生存，他做过餐厅服务员，码头工人，街头摊贩，熨烫工，甚至杀过猪……晚上洗洗手回家，继续挑灯写作。

当熬过了人生低谷，鲜花和荣誉纷纷向他涌来时，他却在32岁选择入山修行，避世而居，研读佛经，修炼禅心。

三年后，林清玄下山归来，依然笔耕不辍，四处参学。

星云大师评价他是“文如流水，语似冬阳”，他的文字总是在温柔中透着一种力量，无声无息地滋养着人们的心。

在医疗新闻纪录片《人间世》的话题下，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当人生都这么艰难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在路过的时候温柔一点。”

他这样鼓励一位记录片中的患癌儿童：

屋里的小灯虽然熄灭了，

但我不畏惧黑暗，

因为，总有群星在天上。

只有真正历尽千帆，看透人间聚散，尝过万般苦难的人，才能如此柔软和慈悲。

就像那句话说的：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是历经风吹雨打开出来的花。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林老的回答也许能给你几分思考：

温柔是来自内心的笃定，从容是在不慌不忙中坚强。

要相信，你做好现在的事，岁月终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

三月的春天，正在悄悄地萌发，静静地生长。

恰如一直在寒冬蓄势待发的我们，即将迎来崭新的生机与希望。

这个春日融融的三月，愿你怀揣着积极与美好，也带着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念，温柔坚定地前行。

不要辜负你所受的苦难，善良又努力的你，一定是这个春天最幸运的锦鲤。

前路漫漫，终至欢喜，春煮清茶，万事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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