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

时间:2023-12-07 作者:ZS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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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一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导致高等学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混乱,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出现财务危机。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从明晰高等学校的产权入手,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一、治理结构的约束机制和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分析。

股份制自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得到了推广并日益成熟,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和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应当对规范的治理约束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股权集中度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国有产权带有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的色彩,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不能行使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权项,国家产权的特性导致高等学校管理者“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委托代理成本增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

(二)投资者的性质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投资者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性质是对股权结构质的体现,在研究中多用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反映各类投资者的影响。guercio和hawkins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议案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曹廷求和孙文祥认为,如果国有股比重大,出资人并未真正到位,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市场潜在竞争者对国有股东形不成威胁,使得治理约束机制中的竞争者约束链条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治理效率。

(三)管理股权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管理股权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组织的治理效率就越高,绩效就越好,但在我国国家产权占主导地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管理者股权或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的比例非常低,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严重不足,亦会导致治理机制效率的低下。

二、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思考。

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实现产权明晰化。在我国产权模糊虽然表现在民办高等学校上,但重点是在公立高等学校上。这正如企业产权明晰问题不仅存在于私人企业中,而且更主要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一样。研究高等教育产权明晰问题更应关注的是公立高等学校,只有这个领域的产权问题取得了突破,才能真正说我们开始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了。只有将高等学校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使高等学校政企分开,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才能使高等学校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高等学校能够良性发展。

(一)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是促进并推动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国家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完全实现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期,考虑到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公立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所处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相容性,其股权结构应采用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这种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

2、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立高等教育真正转化为现代教育体制,国家绝对控股的制度安排将逐步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时,应当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逐步向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转化。

3、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公立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逐步推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实现公立高等教育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选择时应考虑其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实力和信誉,目的在于保持治理结构的稳定。在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非国有法人优于国有法人,境外的法人优于境内的法人。通过引进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治理效率就越高,高等学校绩效就越好。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以短期激励如工资和福利激励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手段;二是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三是公立高等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其收益以合同性收益为辅,而以控制权收益为主,控制权收益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公立高等学校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可以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减少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本文在对治理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后,从股权结构的构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得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股份制改革应遵循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由国有产权绝对控股逐渐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转变,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二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教育质量质量评价质量控制。

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三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数已近13亿,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在这个基数上每年净增约1000万,当时的世界人口约60亿,平均每4.6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中国的人口优势并不是在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根据金斯利·戴维斯等人的测算,他在《文化的起源》里说:“从国家首次出现到基督教开启的四千年中,世界人口从8700万上升到22500万,新人口的总数中近五分之四的人在罗马帝国、中国汉朝和印度古普塔帝国的疆域中生活。”据历代官修史书记载,18世纪以前我国古代人口最盛时达到6000余万,其间在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有时损耗到1000余万,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很快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由于户口隐匿、虚报和人口流亡、疆域变动,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在立志复原人口数量的人口史学家那里曾产生过极大的怀疑,但是如果由此说中国在世界上长期保持了人口大国的地位,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何理解如此旺盛的生殖力?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史研究中影响人口的很多因素已被揭示了出来,其中自然因素如人口自然增长率、水旱蝗灾、瘟疫疾病,社会因素如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人口政策、赋税徭役制度、婚姻习俗、财产继承制度、养老、宗教信仰、性别比例、战争等等,阅读这些文献时我们发现这项研究存在两个倾向性问题,在思想方法上由于接受了某些现成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先验之见,在材料分析上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理解显得杂乱无章。请先从思想方法说起。

关于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至今最流行的解释是生产力理论,如杨宽谈到战国人口状况时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渐增加。”路遇、滕泽之也说“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被应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发展。”王育民说:“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上升,出现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人口增至二千万。”持这种历史观的学者似乎认为只有在社会准备好充足的生活资料时,新增长人口才能降生。人口与生产力孰为因,孰为果也许并不如此简单,更为常见的是当社会财富应付不了人口压力时,开辟新的生产力才成为必要。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首先是迁徙。马克思曾说:“部落人口的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他的论断是有历史依据的,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开篇写道:“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带地方的居民,由于那个地区既富饶又有利健康,从而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之地。每当一个地区不得不解除人口过多的负担时,往往采取如下办法:把全部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当中的贵族、富人和穷人的数目都相同,然后抽签,抽到签的那三分之一人口,就要寻找新的居住地区,其余三分之二留下占据原有乡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访问巴西印第安人的'民族志里也说波洛洛人虽然过定居生活,但“实际上存在的村落难得在同一地点存在三十年以上,因为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在那段时间内就变得贫瘠”。南比克瓦拉族拥有“一块面积象整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其中四分之三未被人探险过,只有一小群土着在里面迁移不定。”我国夏、商、周三代先民往来迁移、不常厥居的情形与此大致相同。人类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无处可迁时才肯采用新的谋生手段。这时他们面临的选择一是改变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或畜牧转变为农耕,二是实行强化生产,由园圃农业转变为集约农业。据我的理解,我国先秦时代的经济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狩猎、采集、畜牧规模不断缩小,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漫长过程,而战国生产力提高的第一推动力仍然是人口的增长。陈独秀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时很早就说过“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四

历史教学是关于历史学的教育,而社会科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便可知历史教学与社会科可以发生联系。全美社会科协会对社会科课程的解释为:“社会科是一门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进行整合研究的课程,旨在促进公民能力的发展。在学校课程中,社会科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恰当内容,为学生提供了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统的社会研究机会。”[2]从社会科定义的角度可知,历史学可以作为材料为社会科所用,进行综合的研究。在韦斯里的社会科课程“六型说”(包括各科目独立型、非系统相关型、系统相关型、统合型、中心统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统合型”便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反之,社会科作为一门综合性质的课程,当然也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这体现在如果运用社会科的研究视野,当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时,思路就会更加宽广些,研究的角度会更加灵活多变,同时更能够较容易地去理解历史、感悟历史。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五

【内容摘要】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是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行政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同时,国家行政的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变化。传统的命令服从型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行政的需要,行政指导是在行政管理事务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

第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于行政指导的性质,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指导是“权力性的事实行为”;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非权力行为”;也有学者称行政指导是“不属处分的行为”。笔者认为,行政指导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是因为行政指导制度是“对独立、平等、民主、宽容、责任等最具实质意义的人文精神因素的认同”,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代行政的发展决定了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探讨作为现代行政重要管理手段的行政指导的性质,应该首先明确国家行政在现阶段的发展特点。

本文尝试从国家行政的演变角度,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作界定,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

一、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

行政是组织的一种职能,任何组织(包括国家),其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执行和行使管理职能(行政职能)。行政是指社会组织对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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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六

摘要:新时期素质教育的提出和终身体育发展的需要,给我国的体育教育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马斯洛的理论原理,分析体育教育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中,以学生为参照物,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关键词:教学创新体育教学终身体育。

putforwordnewrequestinourschoolphysicaleducationinsuchrespectsasteachingorganizationform,teachingcontentandteachingmethodetc.

thearticletriestoanalyzetheschoolp.e.coursegoalandteachingarrangementundernewsituationthrough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andhowtopromotethestudentstobeengagedintheactivityoflifetimephysicaleducation.

1前言。

教师的自我反思是“教学创新”的动力,教学创新的基点,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应当扮演引导者、启发者、咨询者的角色,“教学创新”意味着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依据素质教育的基本观念在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中,应建立以“强身育人”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打破以传授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适应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理念,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知识和体育锻炼方法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论,使学生在校形成终生从事体育健身的意识和能力。

2分析传统学校教育模式。

近几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广与实施,“终身体育”思想的普及,学校体育作出了重大改革,但从总体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些学校的体育教师尝试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新颖的教学内容,例如在体育课理论基础上适当增加加人文知识,在教学模式上采用快乐体育和成功体育,但回到教学中,教学方法仍以竞技运动训练为依据,新的理论、新的模式的实施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教学目的'仍旧回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仍是以授课为主,培养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淡薄,体育健身知识匮乏,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已日渐显露。

2.1培养的学生体育健身意识差,学生健身知识匮乏。

现在有很多地区初中升高中,必须进行体育加试。其中有一项是排球,学生在考试时可以在一分钟内轻松垫七八十个,体育课不用想象,一切围绕排球中的垫球。考入高中,教师在排球中仍以垫球为主要内容,甚至到了大学还把垫球作为考核标准。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很少再去练排球,偶尔碰一下排球也只是作为“工作小插曲”。这仅仅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反映出如果再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朝传授体育健身知识、方法和方向发展的话,将来的终身体育将引人深思。

2.2以技术为中心忽视体育健身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

现在体育教师队伍中,约有90%以上是“正途出身”也就是说从体育学院毕业后专门从事体育教育的。而这些教师在大学的学习中实际学的也是竞技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即传统教学方法。教师一拿到教材,想的是自己怎样去教给学生,而不是考虑学生想要学什么;教师之间主要谈技术问题,生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外行”;在一些学校引成开口训练,闭口打比赛的习惯。所以新的教学安排无法正常实施,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更不用谈终身体育。

2.3教育的创新意识差,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

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师会毫不费力地去使用传统教学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不必动脑筋去创造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不担任何风险,再说我们许多老师自己也没有学过,就很少考虑增加新的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为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终身从事体育锻炼,必须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文化知识、体育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孔子曾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会经常参加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3更新观念,树立新的“体育观”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并通过人来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服务。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发展的需要,人要求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活动的中心,也是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配合德育、智育、美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这就明确提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依据和目标。

体育应该刻在人的心中,给学生应施以终身体育教育的思想,促进他们的身体,朝正常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体育教师,都要树立“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新观念,不能只着眼于上好一节体育课,而忽视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体育健身能力。除了培养学生必要的运动技能外,应考虑“终身体育”的要求,将体育教学内容与未来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着重培养学生的健身意识和参与意识,能够使体育成为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一部分,并逐步内化为一种品格。

3.1丰富学习内容,加强理论学习。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人有七个不同需要,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求知与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较高级的需要,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比较低的需要之后才能出现。所以可以看出体育活动不仅能满足学生强身健体的基本需要,还能满足学生社会交往,人格尊重,愉悦身心,实现自我价值等各种更高级的社会性需要。

教师就应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与爱好,引导学生明确体育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加强体育学习和体育活动的能力;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和教学水平,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变化教学形式和方法等,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正当需求。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3.2认真贯彻新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由于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往往是在认识学习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个教育,首先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而学,学习体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后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同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明确总的学习目标,如整个中学或大学期间的学习目标,某一学年的学习目标,还要结合学生实际,帮助他们设置和明确符合他们自身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真正把对学生的客观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学习需要。例如,在排球课让一个无法扣球的学生确定一个月后能够扣球的学习目标,第一周进行教师抛球,学生原地起跳扣球的小目标,然后降低网高,来进行扣球,再逐渐上升网高的目标,随着一个个阶段性小步子目标的实现而达到最终目标,这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身心能量,使学生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增强自尊和自信,从而不断提高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强度和持续性,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3.3提高教师教学的艺术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快乐体育也好,成功体育也好,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和喜爱体育的内驱力,个体一旦对某种活动产生了兴趣,就能提高这种活动的效率,体育学习活动亦是如此,对体育活动的浓厚兴趣会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他们愉快地进行学习,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是以活动为主体。根据“能者为师”及“三人行必有吾师”,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角色互换,提高教学艺术性的教学方式,以新的知识、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学习。同时教法的生动、变化、营造了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自编体育游戏、体育舞蹈,适当使用音乐伴奏,投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有这样,学生对体育的学习和活动,才能慢慢提高兴趣,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最后才能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参考文献。

[1]季浏.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学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2版。

[2]钟启泉.体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

[3]白凤瑞.新形势的高校体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j].

体育与科学,2001年5月第3期。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七

当前对贸易协定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均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是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国贸易政策制定是为了改善其贸易的外部条件,而根据贸易条件的外部性理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使得他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因此,各国在制定单边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会陷入囚徒困境的。贸易协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国摆脱这样的一种囚徒困境,主要有经济学方法和政治-经济的方法。另一个分支则是从合约的性质出发,认为无论是政府之间的博弈和政府与国内的私人部门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均无从得知对方对于贸易政策的执行,以及之后贸易协定可能的改变等有关的信息,主要有承诺的方法和不完全合约理论。

一、承诺的方法。

承诺的方法认为贸易协定是一种增强信誉的途径,主要研究政府与国内部门之间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国内各部门则做出相应的生产或投资决策,而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如果随意性太大,就会出现信誉问题。政府是在生产者的决策做出之后才制定其贸易政策,而此时政府会认为其关税选择只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这就造成了政府事前和事后关税选择偏好的区别。而当生产者理解政府的刺激意图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后,会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这种生产决策的扭曲就是贸易政策随意性的真实成本。承诺的方法实际上的区分了政府的事前偏好和均衡的事后偏好,此时,用承诺的方法来研究贸易协定的基本观点就是,政府根据事后偏好所作出的最优关税决策如果用事前的偏好来衡量,是次优的。因此,贸易协定能帮助一国政府承诺一种能更好的服从其事前真实偏好的关税选择。

麦格吉和诺德瑞古兹对承诺的方法,用效果模型做了解释。把关于贸易协定动机来源于贸易条件改善的理由剔除掉,并且允许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能形成院外活动集团。此时,政府对国民福利和来自院外集团活动集团的捐助进行评估,而出于政治的目的组织起来的那个部门会比其在自由贸易时要大,以至于产生投资于该部门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捐助所带来的保护。这就造成了对资源配置均衡的扭曲。而反过来,这种扭曲会带给政府一种承诺实施自由贸易的内在动力。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承诺的利益在于投资的扭曲可以被事先遏制,成本是政治租金的损失。因此,政治作用的特殊成果关系到是否决定选择自由贸易的承诺,只有贸易在政府对院外活动集团而言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时是具有价值的。承诺的理论还可以用松山(matsuyama)模型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一个行业的投资高于足以降低其成本的时候,政府就可能会设法消除对这一行业的保护。当时,私人部门此时往往会以不投资的手段,以此确保政府刺激政策的维持。而其贸易伙伴在政府不撤销保护政策时,往往会采取报复手段。因此,政府基于此种考虑,往往会在投资没有开始时偏向于自由化,而这种选择也会使得私人部门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在贸易协定中的应用。

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合约形式的存在,具有合约的一般性质,因此一些学者从合约的角度展开了对贸易协定的研究。首先,wto/gatt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其本身就是不完全合约(在贸易协定中既包括许多固定不变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又存在一些部分受限制或根本没有限制的灵活性政策工具),认为在许多领域的贸易协定,必然均有不完全合约的性质。这是由于成员国政府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在没有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只有在违约成本大于立约成本时,贸易协定才能得到履约。因此,他们认为wto协议在制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鼓励效率违约,并阻止非效率违约的制度。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贸易协定从结构上看,有对合约国有刚性约定的部分,也给合约国留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政府在设定国际贸易协定时,也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方面要调整当前国内的政策,使本国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要使国际贸易协定能应对未来可能现在的变化。此时,合约制定的越完美,其成本越大。这是因为完美的贸易协定需要涉及太多的细节,这就使得相关的费用,如由于合约拖延的时间造成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律师费用以及多个国家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争议以及突发时间的处理等。因此,在应对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时,为控制成本,国家往往不会选择签订一个最优的贸易协定来解决问题,而是会退而求其次,签订一个次优的贸易协定。此时贸易协定或者更具有刚性的,或者是给合约国留有更多自主决策权。

三、fta与wto/gatt。

fta之于wto/gatt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两者均是以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解决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帮助各国走出单边贸易体制下的“囚徒困境”。从承诺的方法来看,政府在签订贸易政策主要考虑与国内部门的博弈。一国加入wto在享受相关出口的优惠条件的同时,也必须开放国内的市场,使得国内的一些产业会面临国际上的相关产业的冲击。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外条款,对国内的一些部门提供优惠的政策,以保护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些措施在开放的初级阶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通常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发展到不需要保护政策到时候,这些产业却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场外利益集团,干预政府的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取消对其的优惠政策。显然,此时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垄断造成的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同时也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产生不良影响(贸易失衡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因此,从承诺的方法可以得出,政府是偏向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以避免上述出现的情况。而当政府决定参与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时,政府可以选择与本国产业结构互补或者不相冲同的国家或者地区签订贸易协定,那么政府就可以尽量减少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且可以利用加入fta的契机,推动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改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况。以上论述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而多哈会谈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原因。那么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完全合约理论从贸易协定签订的成本以及违约成本的角度来解读贸易协定。从这个角度来看,wto/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为节约谈判成本,达成的协定均给予协定签订国很大的自主权(例外条款),这种形式的贸易协定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贸易条件均发生较大的改变的情况以至于政府违约收益高于遵守约定时的收益,参与国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例外条款甚至违约,这就使得最初达成的协定逐渐失去约束性,为了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有效,必须进行第二轮的谈判,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参与wto的国家逐渐增多,以及贸易量以及贸易的方式日渐丰富,贸易协定所需要涉及到了内容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为达成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是巨大的。当前多哈会谈进展缓慢,其原因就在由此。

但是对于fta,参与国家的数量较少,而且签订国可以有选择行的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签订fta,这就使得签订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较低,因此能相对容易的达成贸易协定,并且在日后对贸易协定再谈判时,面对的困难也较小。

上述的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国际贸易多变体制进展缓慢而区域自由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对比,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就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而fta就类似与市场经济体制。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自由贸易,就能较为清晰的理解这类问题。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八

翻看历史的画卷,如浪花淘尽,那过去的一幕幕岁月流转,一位位英雄伟人展现在眼前,我不禁走上前去同他们对话。

我看到了屈原,他沉吟着《离骚》,向汨罗江畔走去,“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从谗而见疏到流放汉北,最后放逐江南,一路均是奸臣当道,怀王偏听不明。他说,“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洁的莲花,象征他不会被世俗所污。最后的最后,他纵身跃入汨罗江,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绝唱。

我看到了张骞,他是东方的哥伦布,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第一次出使,张骞带领使团走在河西走廊,但是出使西域,哪有这么容易,匈奴扣留软禁了他们,威逼利诱,破坏汉朝与月氏的往来,一晃十年。张骞从不动摇,终于赢的机会,幸运逃脱,“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大漠灼黄沙,狼烟熏晚霞,夏季热浪滚滚,冬季寒风刺骨。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到达。二次出使,他去往了更多的国家,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这一次,几乎打开了大汉通往西域的所有道路,从此世界上多了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大道,从此大漠不再只有孤烟。

我走近嵇康,与他对话,他默默不语,只是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从琴音里我听到,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在死刑场上,三千多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嵇康,他其实不怕死,此时此刻,他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送给所有为他送行的人。铮铮琴声,从此刻在了汗青之上。

梦回大唐,我遇到诗仙李白,他时而高举酒杯,吟诵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时而望着月儿,低语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在庐山,他满是豪情;“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蜀道,他感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甚至在梦中,游历天姥山,也要“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不放过美景。飘逸、洒脱,就是他的性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有雄心壮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自信满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告诉我要不畏强权......对话李白,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

我从历史的画卷走出来,回顾着与历史先贤的对话,屈原上下求索,九死不悔,张骞为国奉献,风雨无阻,嵇康洁身自好,不囿于世俗,李白自信豪放,洒脱自由......读史使人明智,我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也是不断地在向先贤们学习。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九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应构建一个与现有体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世界近代史体系。钱乘旦提出的“现代化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但是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并且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化体系。

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是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世界近代史,或者说以什么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并按这个中心思想将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系统地、有机地组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先后出版了多种《世界近代史》。这些著作大多作为高校教材使用,内容大同小异,由于主导思想和史实编排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不同的体系。

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主要有三种。一是杨生茂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该书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按照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来确定近代时期,即近代是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止于19俄国十月革命和19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刘祚昌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卷。该书是崔连仲、刘明翰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也是将世界近代史确定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限原来定为1917年十月革命,后来改为19。三是刘祚昌、王觉非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编。

该书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虽说是按照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观点来编写世界近代史,但仍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并将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500年,终点则定在1900年。综合起来看,第一种与第二种起点相同,终点不同;第二种和第三种终点相同,起点则不同。三种体系的共同点是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第三种体系强调世界历史是在近代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由分散而发展成为整体的。

以上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直至今天,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来说,这三种体系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我们不拟详加评论,但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文提出与之不同的世界近代史体系新看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而在这个方面,我国著名学者钱乘旦提出了一个设想,可以称之为“现代化体系”。钱乘旦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事件、一切变化都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因此,他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钱乘旦根据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将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他所划分的第一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从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的中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就是世界历史的近代时期。虽然这个体系目前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出版按照这个体系编写的世界近代史(以及世界现代史),但是这个新体系的提出,很有新意和创见。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赞同钱乘旦的意见,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确是世界各国走向和实现现代化过程,可以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但是,就“现代化体系”涉及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想谈点补充意见。

我们认为,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近代和现代。第一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近代史,第二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现代史。在我们看来,所谓近代,就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时期。

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世界近代史)开始于工业革命。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使人类开始进入工业社会(或工业经济时代)。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划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界标。我们认为,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主张以工业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其下限是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这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性。现代化不仅没有同一模式,而且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近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俄国的现代化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现的),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以另一种地位和方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可是它们在近代时期并没有实现现代化,以致其现代化任务还要留到现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去完成。

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即钱乘旦所提出的新体系的第五个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工业社会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兴起。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类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入信息社会。虽然亚非拉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个别国家例外),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并没有结束,因此也可以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看成是工业社会(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但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已经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不同于现代化第一个时期(近代时期)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将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第二个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世界现代史。为什么赞同“以现代化为主题”?我们认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

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说,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理论根据。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历史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因此,从古至今,才会出现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题或主线,就是现代化。

其次,这个主题抓住了世界近代时期历史发展的核心和实质。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也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后工业”社会)。从古至今的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开始于近代时期,如果将世界近现代史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近代时期的历史则是它的上部。因此,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正是体现了世界近代时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在这里,我们想对老一辈世界史学者提出的“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谈点看法。“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把世界历史形成为整体看成是“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相互交叉发展的结果。这一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发展事实表明,世界的确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也必须包含“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使人感到这个提法只是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反映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实质。“从分散到整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提出这一观点的吴于廑先生所说过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总序》)因此,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实质,应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现代化。

再次,“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建立过程中曾受到“苏联体系”的影响。包括世界史在内的苏联历史著作强调阶级斗争,把历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史学无不突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在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例如,对于世界近代史的界定,过去就曾表述为它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后来编写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则将“走向衰亡”去掉了。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工作者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去掉“走向衰亡”的提法,已初步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而今天“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提法,则可以说是完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再如,过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强调革命斗争,对改革则颇多微词,甚至斥之日“改良主义”而进行批判。其实,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革命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同样都应该受到重视。在世界近代时期,英国、美国、法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上现代化道路,德国、俄国通过改革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日本通过革命加改革的方式也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近代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孙中山的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其目的都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不会单纯强调革命而忽视或者贬低改革的作用。

复次,新体系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来,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某些历史著作往往不能实事求是地叙述和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就世界近代史来说,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总是把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侵略、掠夺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主角,从而形成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漠视东方各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当然是错误的,理应予以摈弃。但是,重视东方各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东方中心论”。应当承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东方各国,到近代时期的确是落后了。正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近代东方各国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但其结果大多归于失败或者造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的某种曲折。因此,无论是“欧洲中心论”,或者是“东方中心论”,都不符合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双重使命”,以及在造成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指自然经济的崩溃)时西方资本主义“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观点,虽然并不是直接论述世界近代时期的现代化问题,但是却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和东方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来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能够防止片面性,避免产生“欧洲中心论”或者“东方中心论”,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叙述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

最后,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具有涵盖宽广的优点。世界近代史有着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大多偏重在政治史方面,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很少,使读者感到历史著作非常单调和枯燥,以致阅读兴趣不大。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些改进,但是似乎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并在这一体系框架下编写出的世界近代史,我们相信将是一部内容充实、观点新颖、文字生动、富有特色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这个主题。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或者说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指的是人类历史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即从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现代化”首先体现于经济领域,即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它的核心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的完成,就为现代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于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要随之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等)都要适应现代社会而发生改变,或者说它们本身也都需要实现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涉及世界近代历史的全部内容。正如钱乘旦所说的:“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一切事关全局的大事或体现着大方向的进展都以现代化为中心,而不论这些进展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生活的。”由此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既有着学术上的深度,同时也具有内容上的广度。按照这个新体系来进行编写,肯定能够将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构建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个体系,它不仅是本门学科的“主心骨”,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时候,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们在思索这个课题的过程中,联系已有的多种世界近代史体系,避免可能产生的缺陷,想到了若干要求(也可以视为“原则”或“规则”)。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适和恰当,谨提出和同行学者商讨,并望共勉。

我们认为,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考虑到以下一些要求:

首先,应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世界近代史是世界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作为世界通史组成部分的世界近代史,应该从世界通史的整体结构来考虑。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它在整个世界通史中所处的位置。世界近代史上接世界古代史,下联世界现代史;它的起点即世界古代史的终点,它的终点即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时候,就不能孤立地只着眼于近代,同时也需要看到古代和现代。正是出于对这种整体性的考虑,我们将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代。也就是说,将世界通史划分为三个部分:世界古代史是农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农业社会)的历史;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工业社会)的历史;世界现代史是知识经济时代(或者称为信息社会)的历史。这种划分,不仅反映出人类历史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而且也体现了世界近代史的主题,并说明了世界近代史是现代化第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

其次,应注意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虽然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拼凑,但它必然要涉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因此其内容是十分纷繁复杂的。不过,无论多么纷繁复杂,无论是纵向或横向的叙述,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科技进步、教育兴盛等等,都应该围绕着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体系,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这种内在联系,那就只能看到历史知识的堆集和罗列了。那么,怎样才能使历史发展(无论纵向或横向)具有内在联系呢?这就关系到主题或主线。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的作用,就在于围绕着它,就能使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内在联系,因而才能使世界近代史形成一个体系、一个整体。用主题或主线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好有一比:“以线穿珠不见线。”就是说,诸多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好象一颗一颗的珠子,只有用一根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才会形成一个整体(体系)。当然,在叙述诸多历史事件(历史知识)的时候,这个主题或主线并非显露于外,而是隐藏于内的,这不正表明了它们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吗?!

再次,应考虑到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近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现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因此,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把世界近代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来构建它的体系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它在内容上与主题或主线的内在联系,而且在解释什么是世界近代史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它同世界现代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使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保持某种一致性。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现有的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这方面存在着不一致之处。我们看到,当前国内有代表性的两种世界通史著作,一种是崔连仲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种是吴于廑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种版本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都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历史”;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则称“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而关于世界现代史,人民版《世界通史》现代卷表述得比较含糊,没有明确地说什么是世界现代史;高教版《世界史》现代史编则笼统地说“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历史”。显然,对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上述界定,在提法和表述上不具有连续性。这种提法和表述的不一致,使人们看不到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

最后,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世界近代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应该有一个时间范围;作为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时期,也需要有它的上限和下限。不管世界近代时期之内如何具体分期或分段,但是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却是构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时间断限也是构建体系的一个要素。这个时间断限,应当同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作为起始和结束的明显标志,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定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定在1500年(“地理大发现”在此前后)。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下限,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都定在1900年。之所以定在这一年,其理由是“1900年可以视为已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这个“巨大变化”,指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这时(1900年)最终形成了。作为帝国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确发生在1900年前后,即:18的美西战争,1899―19的英布战争和1904―19的日俄战争。虽然我们对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的具体时间有着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两种断限都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因此应该说,这是符合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要求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现有世界近代史体系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赞同“现代化体系”的设想。但是,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史学工作者下大力气才能完成,我们就此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和讨论。

第一,现有的几种世界近代史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各有千秋,可以诸说并存。这些体系,代表了众多学者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各种观点,都有他们的依据和理由。这些不同的学术见解,很难说谁对谁错。我们虽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否定。同其他学术见解一样,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主张也不一定要强求一致。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

第二,在相互尊重、诸说并存的基础上,开展各抒己见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充分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理由。有学者提出,为了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现在应该从“百花齐放”的状态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并在成熟的条件下实现相对而言的“大一统”。这个意见很好。希望对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达成基本共识。

第三,目前,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要求。除了正式出版的《世界近代史》之外,也可能还有各高校教师自己编撰的教材。教材虽然不同,但是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关于世界近代史体系的学术讨论,并不会对高校历史院系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工作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院系的学生,应该对有关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不同学术观点有所了解。因此,我们建议,无论使用哪一种世界近代史教材,都应该将其他体系的不同观点加以简要介绍,从而启发学生的思考,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也可能促使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师生互动和提高教学质量,而且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讨论。

第四,积极启动按照新体系编撰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工作。如前所述,世界近代史不同体系的著作已有多种。“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主张虽然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按照这个主题编撰的世界近代史著作。看来,从新体系的提出到最后完成著作,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建议,高校历史院系和科研机构应组织人力对新体系及其框架的设想继续进行探讨,使“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的世界近代史新体系日臻完善。然后,结合具体史实,编撰成书。我们盼望着新体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1]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j].世界历史,,(3).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十

教师的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对于学生们了解历史真相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教师扮演的角色不仅仅只是教师而已,在学生的眼中,教师的语言就是历史故事的重现。历史老师在教授的过程中,必须避免掺杂个人的感情因素,应该客观地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另外,陈述历史事件,要注意查找历史资料,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织学生们去博物馆或历史纪念馆等进行更深刻的参观和学习。在参观和学习过程中,历史老师应为学生答疑解惑,将真实的历史情景再现,将学生引入历史情境中,运用讲解结合的方式,使学生提高对历史知识的研究与兴趣。

(二)尽量与课程教学目的相关联,有针对性

在历史课上,教师一定要注意避免为学生讲重复讲过的故事,另外,与本节课相关的历史故事可能很多,历史老师讲课时不需要将所有历史故事一一道来,可以结合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挑重点,挑选联系最大的一个故事进行生动的描绘也可以把课堂气氛活跃起来。

(三)尽量结合现实,以史喻论今

我们之所以学习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把古人的伟大事例展现给学生,还需要让学生们在学习历史故事的同时,能够传承祖辈们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孩子们今后的道德发展,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让学生们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自身,进行适当的吸收,这就是教授历史课的目的。

(一)新课导入前设置悬念故事

一堂课成功与否,课堂引入是关键,历史课的引入选定历史故事作为开头,那么这个故事一定要为学生做好伏笔,不能只是一味的灌输,学生自己不动脑筋,这堂课是很难进行下去的。课堂引入中为学生留出空间去思考,设置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进行探讨,可以有效地活跃学生的主动性。

(二)教学过程中穿插历史故事

教师必须控制理论与故事的时长,如果一节课中都是理论知识或都是历史故事,这样会让学生的思维感到疲乏。一名优秀的教师,应该了解自己的学生,善于观察学生的一举一动,知道什么时间应该穿插历史故事来再次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例如一篇课文涉及到不同的历史人物,教师可以穿插不同人物各自的故事。总之,让学生们产生兴趣才是一堂课的成功。例如,我在备课时,如果本节课中所涉及到的人物众多,为了避免学生们对故事当中的`人物混淆,我会分时段为他们讲述相应人物的故事。除了课本上的事件,为他们分别讲述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更方便孩子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对人物进行记忆。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利用司马迁的著作,为学生们讲述这篇著作艰难产生的过程,让他们学习司马迁坚忍不拔的精神,更是达到了学习先人精神的目的。

(三)课堂结束前巧用历史故事

完美的结束课堂是考验历史教师最后的一关,既然开头过程都是历史故事,当然是有头有尾的用历史故事来结束一堂课程。巧妙地选用一则可以让学生们回味的故事,具有积极能量的故事结束这一堂课,能够再次刺激学生们的对知识的渴望,能够让学生在课下还不停地讨论关于课上的知识,那么这堂课就成功了。例如在讲述商鞅变法这节课时,快要下课时我为学生们讲述能够让他们课下也可以讨论的故事,课上讲到商鞅最后被处以“军裂之刑”,同学们都很愤怒,为这样的变法感到惋惜,我为他们讲述商鞅逃到边关住宿,客栈按照他所提出的法令拒绝他,说明虽商已死,变法却已经兴起。同学们对当时的形势充满了期待。

总而言之,历史课中历史故事现在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想让课堂气氛活跃,想让学生们学到更灵活的历史知识,如何选用适当的历史故事,是历史教师长期需要学习交流的部分。然而,选定历史故事,怎么科学灵活的将历史故事运用到课堂中也是历史教师必修一门学问。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十一

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史学家。他主持编写的鸿篇巨著《资治通鉴》,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传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被载入史册,为世人敬仰。最早我是从“司马光砸缸”的这个故事认识他的。

他的机智,勇敢和冷静令我佩服。所以我搜集了许多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和小故事,他的勤奋好学,光明正直,更是令我钦佩。据说司马光小的时候并没有超出常人的聪颖资质,反而有点平庸,但是他不气馁,他常常担心自己的记忆力和学问不如别人,所以在学习时,总比别人花的功夫多。当他的伙伴们读一会儿书就跑出去玩时,司马光总要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直到把文章背熟了才放下书本。为了提醒自己抓紧时间刻苦读书,他用一截圆木当枕头,取名为“警枕”,这就成了司马光的闹钟,夜里睡觉时圆木一滚开,他的'头就砸在床上,这样他就能立刻醒过来,披衣起床,挑灯夜读。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中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手不释书”是司马光勤奋好学的最好佐证,“至不知饥渴寒暑”是司马光废寝忘食最好解释。司马光在他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也是如此,他曾经说:“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思,收获就多了!”。

当他无政事可做时,也没有享清闲,而是趁着这个机会全身心扑在修书上。他在崇德寺开辟了“独乐园”,开始编纂《资治通鉴》,由于年事已高,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大志,他常常午夜而睡,五更便起,天天如此。就是凭着这样的恒心和毅力,历经十九载,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司马光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能为世人所敬仰,是因为他比别人肯付出,勤耕不辍,当我们学习知识不牢固,成绩不理想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用心了吗?我们刻苦了吗?从司马光身上我领悟到要想在学习上超越别人,你只有比别人多努力。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十二

人工智能(ai)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包括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让计算机这台机器能够象人一样思考。这可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如果希望做出一台能够思考的机器,那就必须知识什么是思考,更进一步讲就是什么是智慧,它的表现是什么,你可以说科学。

家有智慧,可你决不会说一个路人什么也不会,没有知识,你同样不敢说一个孩子没有智慧,可对于机器你就不敢说它有智慧了吧,那么智慧是如何分辨的呢?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想法如同泉水一样从大脑中流出,如此自然,可是机器能够吗,那么什么样的机器才是智慧的呢?科学家已经作出了汽车,火车,飞机,收音机等等,它们模仿我们身体器官的功能,但是能不能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仅仅知道这个装在我们天灵盖里面的东西是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器官,我们对这个东西知之甚少,模仿它或许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了。

在定义智慧时,英国科学家图灵做出了贡献,如果一台机器能够通过称之为图灵实验的实验,那它就是智慧的,图灵实验的本质就是让人在不看外型的情况下不能区别是机器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时,这个机器就是智慧的。不要以为图灵只做出这一点贡献就会名垂表史,如果你是学计算机的就会知道,对于计算机人士而言,获得图灵奖就等于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一样,图灵在理论上奠定了计算机产生的基础,没有他的杰出贡献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东西,更不用说什么网络了。

科学家早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希望能够制造出可能模拟人类思维的机器了,在这方面我希望提到另外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哲学家布尔,通过对人类思维进行数学化精确地刻画,他和其它杰出的科学家一起奠定了智慧机器的思维结构与方法,今天我们的计算机内使用的逻辑基础正是他所创立的。

我想任何学过计算机的人对布尔一定不会陌生,我们所学的布尔代数,就是由它开创的。当计算机出现后,人类开始真正有了一个可以模拟人类思维的工具了,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数科学家为这个目标努力着,现在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几个科学家的专利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学的计算机系都有人在研究这门学科,学习计算机的大学生也必须学习这样一门课程,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现在计算机似乎已经变得十分聪明了,刚刚结束的国际象棋大赛中,计算机把人给胜了,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大家或许不会注意到,在一些地方计算机帮助人进行其它原来只属于人类的工作,计算机以它的高速和准确为人类发挥着它的作用。人工智能始终是计算机科学的前沿学科,计算机编程语言和其它计算机软件都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进展而得以存在。

现在人类已经把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人工智能也在下世纪领导计算机发展的潮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受到理论上的限制不是很明显,但它必将象今天的网络一样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世界各地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对人工智能的真正实现要从计算机的诞生开始算起,这时人类才有可能以机器的实现人类的智能。ai这个英文单词最早是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在此以后,因此一些科学的努力它得以发展。人工智能的进展并不象我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因为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还不完整,我们还不能从本质上解释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能够思考,这种思考来自于什么,这种思考为什么得以产生等一系列问题。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人工智能正在以它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让我们顺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回顾一下计算机的发展,在1941年由美国和德国两国共同研制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了,从此以后人类存储和处理信息的方法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第一台计算机的体型可不算太好,它比较胖,还比较娇气,需要工作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如果希望它处理什么事情,需要大家把线路重新接一次,这可不是一件省力气的活儿,把成千上万的线重新焊一下我想现在的程序员已经是生活在天堂中了。

终于在1949发明了可以存储程序的计算机,这样,编程程序总算可以不用焊了,好多了。因为编程变得十分简单,计算机理论的发展终于导致了人工智能理论的产生。人们总算可以找到一个存储信息和自动处理信息的方法了。

人类智力的结果都是一种反馈的结果,通过不断地将结果反馈给机体而产生的动作,进而产生了智能。我们家的抽水马桶就是一个十分好的例子,水之所以不会常流不断,正是因为有一个装置在检测水位的变化,如果水太多了,就把水管给关了,这就实现了反馈,是一种负反馈。如果连我们厕所里的装置都可以实现反馈了,那我们应该可以用一种机器实现反馈,进而实现人类智力的机器形式重现。这种想法对于人工智能早期的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1955的时候,香农与人一起开发了thelogictheorist程序,它是一种采用树形结构的程序,在程序运行时,它在树中搜索,寻找与可能答案最接近的树的分枝进行探索,以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个程序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有重要地位的,它在学术上和社会上带来的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思想方法有许多还是来自于这个50年代的程序。

1956年,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另一位着名科学家的麦卡希(就是右图的那个人)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从那时起,人工智能的名字才正式确立,这次会议在人工智能历史上不是巨大的成功,但是这次会议给人工智能奠基人相互交流的机会,并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起了铺垫的作用。在此以后,工人智能的重点开始变为建立实用的能够自行解决问题的系统,并要求系统有自学习能力。在1957年,香农和另一些人又开发了一个程序称为generalproblemsolver(gps),它对wiener的反馈理论有一个扩展,并能够解决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别的科学家在努力开发系统时,右图这位科学家作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他创建了表处理语言lisp,直到现在许多人工智能程序还在使用这种语言,它几乎成了人工智能的代名词,到了今天,lisp仍然在发展。

在1963年,麻省理工学院受到了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支持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美国政府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冷战中保持与苏联的均衡,虽然这个目的是带点火药味的,但是它的结果却使人工智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其后发展出的许多程序十分引人注目,麻省理工大学开发出了shrdlu。在这个大发展的60年代,student系统可以解决代数问题,而sir系统则开始理解简单的英文句子了,sir的出现导致了新学科的出现:自然语言处理。在70年代出现的专家系统成了一个巨大的进步,他头一次让人知道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类专家进行一些工作了,由于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高,人工智能得以进行一系列重要的活动,如统计分析数据,参与医疗诊断等等,它作为生活的重要方面开始改变人类生活了。在理论方面,70年代也是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计算机开始有了简单的思维和视觉,而不能不提的是在70年代,另一个人工智能语言prolog语言诞生了,它和lisp一起几乎成了人工智能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不要以为人工智能离我们很远,它已经在进入我们的生活,模糊控制,决策支持等等方面都有人工智能的影子。让计算机这个机器代替人类进行简单的智力活动,把人类解放用于其它更有益的工作,这是人工智能的目的,但我想对科学真理的无尽追求才是最终的动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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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十三

当今时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文化受其影响,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多少沉淀于历史中的中国文化瑰宝却被人所淡忘,遗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就拿现在学生们的书写来说吧,书法本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蕴含了中国人对美的定义和对它满腔的热爱。可是,你会发现,现在书写较好的孩子绝对已经是稀缺人物,很多孩子的书写连最基本的工整都谈不上。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书法,其继承者正在逐步减少,字体俊美乃至书写工整成为了少数人引以为傲的.一项“特长”,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的博大精深却成了很多人不去接触它的理由。比如,在学校,对于唐诗宋词或者文言文一类的古典文学,大多数学生都只是象征性的读一读,若是能背下来,那便是极好的了,不能背或是不想背,那也只是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这么“有内涵”的东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学好的。因此,他们从来不会认真去品味这些古典文学中所蕴含的文化精华,这中国文化的精髓,现在却无人听它诉说个中欢喜与凄凉。也许,长此以往,我们与古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就将隔断了吧!

古人说:“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中国文化就如同花一般,莫要等到它消亡之时,方才醒悟,只怕真到那个时候,就悔之晚矣。

因此,让我们整装待发,去重新拾起那些沉淀于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吧!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根!

历史文学论文(模板14篇)篇十四

《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监”条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七学生不率教者,举而免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广文馆的学生与其他六学的学生一样,是被国子监统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广文馆的地位排在国子学和太学之后,在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之上。唐代广文馆创立之初,虽然经历过“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但是并未“自是遂废”,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许直至唐亡。

一、唐代广文馆创立的时间。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会制度史”,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书中在讲到国子监的机构组成时,提到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并未提及“广文”二字。经学者考证,并非《大唐六典》遗漏不记“广文馆”,而是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广文馆还没有创立。

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唐摭言》卷一《广文》、《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等史籍记载中,广文馆是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秋,在国子监创立的。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所知,初建之时,“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

二、唐代广文馆存在的时间。

唐代广文馆的创立时间已是确定无疑了。接下来,要澄清的是唐代广文馆的存废时间问题。据《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苑传中·郑虔传》记载:郑虔在广文馆中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又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记载:“廊宇粗建,会(天宝)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广文馆创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灾倒塌或损害严重而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了。面对没有教学地点的事实,广文馆的命运是“自是遂废”呢,还是继续存在下去呢?正确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一条史实:“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等,具体如后……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博士……各十二贯文,国子主簿十贯文;大学广文助教各四贯一百一十六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23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都在继续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的一条史料:“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据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十七文,……国子祭酒八十贯文……司业六十五贯文……国子博士四十贯文……大学、广文、四门博士各二十五贯文……国子助教、广文助教各二十贯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34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仍在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全唐文》卷548韩愈《请上尊号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称,身虽微贱,然皆以选择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言,可知,当时广文馆存在于国子监中。此文为韩愈任职国子监领导即国子祭酒时所作。韩愈任国子祭酒之职的时间段为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即公元820~8。换言之,至唐宪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广文馆依然存在于国子监中,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就)府君墓志铭》(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开成末,李公任宰相,以卢氏甥有嫌,不得为御史拾遗,旬月除广文馆博士”。此墓志铭中记载,卢氏甥在开成末年被任命为“广文馆博士”。“广文馆博士”一职既然在开成末年存在,那广文馆亦存在于开成末年无疑。“开成”为唐文宗的年号,时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损毁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乾符013》记载:李推贤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据《新唐书》(卷70上)记载:李彬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92年。

还有,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咸通105》记载:贾洮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据《新唐书》(卷75上)记载:郑顼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1。

另据“张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发为僧,居雍之慈恩精庐,颇有高致。唐广明末,大盗犯阙,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难,君子多之。既丁家难,以孝闻。服满,自屏郊薮,一无干进意,若是者十余载,方出为广文博士,改秘书郎”。文中“大盗犯阙”是指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时间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此后,张策奉养父母,避乱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时“召拜广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被损毁的136年之后。仅仅再过即公元9,唐朝灭亡。

由此可见,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们进一步讨论。按照现有的研究结论,广文馆之所以在盛唐之时才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诗文轻经学”的政策。这种取士倾向,导致唐代国子监的学生入朝为官的几率下降。为提高国子监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换言之,也是为了挽救在国子监读书的公卿子弟们的仕途危机,“亦救生徒之离散”,广文馆应运而生。于是,天宝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唐代广文馆的主要存在价值就在于,它为国子监生徒努力登进士第提供一臂之力。从唐玄宗钦点的第一任广文博士即为诗、书、画皆精妙的郑虔,也可以看出广文馆要教学生的是如何作好诗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经学中的义理。

《唐才子传》:“裴说,天佑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唐诗纪事》:“(裴)说与(裴)谐,俱有诗名,谐唐天佑三年登第,终于桂岭,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载陈光义唐天佑三年登第(参《莆阳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也是唐代在历史上将终结的倒数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说、裴谐、陈光义等二十五人擢进士第。这说明,唐代科举制度一直被执行至本朝灭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这17年里,与科举制度命运息息相关的唐代广文馆没有理由被废除。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说,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亡。

参考文献:

[1]孙培青.论唐代广文馆的兴废[j].教育评论,1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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