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是指在特定的政府组织内，通过一系列程序和方法，对具体问题做出决策，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以下是一些行政管理的最佳实践，希望对大家的工作有所帮助。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一
这是影响违法者声誉的处罚，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人提出谴责、警告，使其引起警惕，防止继续违法的措施。申诫罚主要适用于情节比较轻微，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违法行为，既可以适用于公民个人，也可以适用于法人和组织。
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及临时从事经营的纳税人，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额，责令缴纳。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发出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责令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5日。第七十六条规定：县以上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将纳税人的欠税情况，在办税场所或者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新闻媒体上定期公告。
在这些条款中，受处罚者违法行为情节比较轻微，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法律对违反税法规定的纳税人进行了以提醒、告诫、以书面形式责成命令等形式影响违法者声誉。
二、财产罚。
这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剥夺行政违法人财产权利的一种处罚。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财产。
财产罚的适用条件是：适用于有经济收入的公民、有固定资产的法人或者组织所实施的违法行为；对以谋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违法行为。
新《税收征管法》第五章《法律责任》第六十条至七十四条中，针对违法情节的轻重，对罚款数额及罚款幅度进行了详细界定。
新《税收征管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非法印制发票的，由税务机关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规定：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提供银行账户、发票、证明或者其他方便，导致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务机关除没收其违法所得外，可以处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1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财产是用法律形式剥夺违法获利，以法律的形式增大违法成本，使违法者无利可图，从而起到遏制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给予的制裁措施。第五十九条规定：新《税收征管法》中规定的其他财产，包括纳税人的房地产、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和动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第五十九条至七十二条，对新《税收征管法》中财产罚的有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注释，使税收法律中规定的财产罚更加明确和具体。
财产罚通过依法对有经济收入的公民、有固定资产的法人或者组织等行政违法者，依法剥夺财产权利的处罚，使税收违法行为的获利目的受到打击，通过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财产等手段，对违法者进行处罚和制裁，是一种适用范围比较广，极易奏效的行政处罚。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十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换证手续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元以下的罚款。第九十二条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账号的，由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两条都是法律法规规定以申诫罚和财产罚并举的处罚措施。两种处罚形式并用，加大了处罚的力度。
三、能力罚。
这是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方所采取的限制或者剥夺特定行为能力的制裁措施，是一种较严厉的行政处罚。能力罚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税务部门有行使责令限期改正、提请吊销营业执照的权力。能力罚的适用条件是：
（一）吊销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是指行政机关对持有某种许可证或营业执照而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方予以取消资格的处罚。适用于取得某种资格的行政相对方实施具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对这种违法行为单处以财产罚还不足以纠正其违法行为，所以吊销其许可证或营业执照，使其失去从事某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
（二）责令停产停业。是指行政机关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者实施违法行为而给予的行政处罚。它直接剥夺了生产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其具体适用条件是：一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企业法人或者组织，实施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后果比较严重。二是从事加工、生产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或者出版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的违法行为。
（三）暂扣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是行政机关依法对持有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而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方暂时停止其资格的处罚。这种处罚主要适用于行政违法行为尚不够严重的行政相对方。采用这种行政处罚是为了给其一个改正的机会，因而暂不实施吊销许可证或营业执照。
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条规定：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因为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将会扰乱税收征管，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情况下，由税务机关提请吊销其营业执照，使其失去从事某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使其违法经营在行政能力罚下得以中止。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条规定的税务机关作出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这一提请是一种实质性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提请后必须吊销行政相对人的营业执照。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二
行政处罚中的“乱罚”现象，严重地破坏了政府形象，极大地消解了政府公信力，是我国当前政务诚信建设亟待治理的突出问题。诚信是政府的生命，行政处罚公正严明是政府诚信流淌的血液，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社会公开是行政处罚权专横滥用的克星。为此，我国需要在完善行政处罚信息社会公开相关法律的同时，采取重点领域先行实施的分步走方针，加大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的力度，严格行政执法。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政府公信力。
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对社会转型平稳过渡构成威胁。社会诚信问题的治理，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普遍撒网遍地抓，而是要集中精力主抓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领域及其关键环节。政务诚信和商务诚信是社会诚信建设的两大重要领域，而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政务诚信和商务诚信建设的关键环节。我国行政处罚信息进一步公开，要采取分类与分层相结合的原则，稳步推进。
一、我国行政处罚信息社会公开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综括《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目前行政处罚公开的信息，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行政处罚的规定和依据、处罚前对当事人告知（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亮证执法、处罚后对当事人宣告决定或送达决定书、处罚听证。虽然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内容是全面的，但公开的对象是限定的，只是针对行政处罚当事人。质言之，目前我国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不是面对公众的一种社会公开方式。这种仅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的处罚信息公开，无法真正实现公众对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在《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予以公开，但可以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条款中进行间接推定。这就意味着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没有公开行政处罚信息的法定义务，公开是自愿，不公开不违法，而且没有相应的罚则。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不进行主动的公开，既不利于惩戒违法者，也不利于威慑和教育其他社会成员，更不利于防范和约束执法权的滥用。
目前，我国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存在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一是在法律上，行政处罚决定书仅对行政相对人公开，还没有规定向社会公开；二是在实践上，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社会公开已开始探索实行。具言之，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公开在法律上，存在依据不充足的问题，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已走在法律的前面，一些行政部门、省市自治区的行政执法机关，开始主动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深圳市药监局等执法机关，或直接公布处罚决定书，或对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定期公告。目前，在我国，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向公众主动公开，还只是部分行政执法机关的自觉行为，仍有相当多的行政执法机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规避责任心理，没有主动公布处罚类信息，致使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程度，在全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我国行政处罚种类多、幅度大，执法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更需要行政机关严格、公正执法。而防范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仅需要对执法行为进行严格规定，把“执法权”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且还需要对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公布，把“执法权”放在“阳光”下晾晒。执法程序的制度化和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化，既是预防、遏制行政执法权滥用的“校正仪”和“防腐剂”，同时也是社会民众对公权力阳光运行的期待。事实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过大，是腐败滋生的种子，而行政处罚信息不透明，又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为此，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使行政执法权处于社会监督之中，会掀开行政执法营私舞弊“暗箱操作”的盖子，戳破腐败滋生的掩体，给行政执法者套上紧箍咒，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社会诚信建设，有赖于不良信用信息的公开与传播对失信者的社会性的持久惩治。企业和个人的不良信用信息，既包括市场交易内的违约欺骗行为所产生的失信记录，也包括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所受到的行政处罚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依法公开，是社会征信实现的基础，也是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一种重要方式。
企业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如果只是采取对当事人的“告知式”、“申请查询式”、“听证式”等有限公开形式，没有对社会公开，不良企业的劣迹未在社会留痕，那么，不仅没有堵掉不良企业重操旧业而违法牟利的后路，也使得政府的其它执法部门无法对“问题企业”实行预防性“监控”，更没有担起提示人民群众对不良企业防范和警惕的责任。所以说，企业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公开，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放虎归山、养虎为患。由于“人情”、“关系”、“权力”、“金钱”等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干扰，我国行政处罚目前存在严重的滥用执法权的问题。该罚不罚、该重罚而轻罚、有利争着罚、无利都不罚等不严格执法的行为，不仅难以达到对行政相对人的惩戒作用，而且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是破坏政府形象的重灾区。这种“乱”罚现象的遏制，一方面需要通过相关制度约束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而且也需要通过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使行政执法权受到社会的广泛监督，追究不当执法者的责任，倒逼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由于行政处罚信息不对社会公开，会导致上（政府监察部门）不清、下（公众）不知的“双盲”现象，公众和政府监察部门就会成为“睁眼瞎”，无法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进行质疑和及时纠正，所以，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预防和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的低成本、有效的手段。
行政处罚信息在全国统一公开，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由于我国的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没有纳入行政执法机关的必行职责中，致使不同省市地区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程度，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也由此导致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一些地区或部门，把企业行政处罚列入黑名单予以公布，但有些地区，对企业行政处罚信息未予以社会公开，这就导致了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地区的受罚企业在项目招投标、市场竞争等方面，因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布而被市场排挤，发挥了失信联惩的信用信息传递机制的作用，相反，行政处罚信息未公开地区的受罚企业，因不良信息的隐匿而未受到市场惩罚，从而产生不平等的“劣币驱逐劣币”现象，并使公开地区政府部门陷入二难选择中。
三、我国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的举措。
目前，虽然《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以作为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但存在两大亟待完善的法律问题：一是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不充足，表现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在《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予以向社会公开，只能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条款中进行间接推定。另一个是对行政机关违法责任的规定，笼统、虚设，缺乏具体操作的确定标准。为此，需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公正、公开原则中，把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向社会公布列入公开的范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明确列入政府信息公开之列，并对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开的内容、程序、期限、方式、不公开的违法责任等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处罚信息因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密切相关，所以，不是所有的行政处罚信息都可以全部向社会公开。为此，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的内容，要坚持审查原则，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将那些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隐匿，公布包括立案日期、被处罚人名称、案由、法律依据、处罚结果、结案日期、执行机构在内的信息。
我国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不要采取一刀切的激进做法，而是要循序渐进，先从那些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且已具有明确法规规定的重要领域入手，如食品药品、公共卫生、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领域。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把“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列入重点公开政府信息的范围；《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六条要求“农业、卫生、质检、商务、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记录制度，对违法行为的情况予以记录并公布。”对以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已有明确条例规定的重要领域的行政处罚的结果信息，要实行全国统一公开，不能让行政机关采取自愿原则，而且对那些没有公开此类处罚信息的机关，要追究相应的行政和法律的责任。
我国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分属于不同行政系统、归口于不同的业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多主体性和业务归属的条块分割性，就使得不同部门的行政处罚信息处于封闭和分散中。政府部门之间对于行政处罚信息不能共享，不利于政府系统中的相关部门对不良市场经营者的监控与防范，易于使不良经营者漏网而继续投机牟利。行政处罚主体的多样、多层的特点，就要求处罚结果信息必须在政府部门之间归集、流动、共享，以解决由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前端监控预防的盲点以及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处罚不一等问题。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三
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为了惩戒违法者，让行政法律规范得到切实遵守，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的重要且必要手段。但是，行政处罚属于一种典型的侵益性行政行为，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对于人们的合法权益存在着一定的威胁性，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要想对其消极因素进行抑制，充分发挥行政处罚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将行政处罚放在一定的框架内，用制约机制与原则来进行约束。对行政处罚的程序进行完善能够让行政处罚的操作变得更加规范与统一，能够有效制约行政处罚潜藏的消极因素。在行政处罚程序中，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其中的关键环节，是保障行政处罚得以正确实施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在第五章中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主要包括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和告知程序。其中，告知程序是最容易在实践中被忽视的一项程序，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践部门中，对行政处罚的告知程序都存在认识上的不统一。本文的落脚点就在于行政处罚的告知程序，基于对其作用、意义及现状的了解上，对其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以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告知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在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之前，根据法定的程序和方法将法律规定的各项内容告知当事人的一项法律制度。这其中的告知，就当事人而言，是其应该受到保护法定的权利;而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则是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行政机关作出告知行为，必须是在正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这是发挥告知的作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后才告知受处罚人相关内容，则属于违反了法定程序，不利于受处罚人进行权利的维护。
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告知程序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首先，告知程序在行政处罚程序中，能保证公平、公正与民主真正地落到实处。我国《行政处罚法》赋予了行政处罚主体告知义务，也相应的给与了受行政处罚人被告知的权利。这样就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就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认真考虑，慎重作出决定，避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出现任意性。同时，也有利于接受处罚的对象在真正受到行政处罚前知悉处罚的具体情况，方便他们能更好地、及时地行使陈述与申辩的'权利，充分维护自身权益。
其次，经过告知程序可以让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更加信服，避免出现行政主体与受处罚对象争锋相对的局面，只有受处罚人对处罚决定没有异议，时候执行起来才会更加方便。经过告知，处罚相对人在参加听证之前就可以掌握相关信息，做好更充分的听证准备，保障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通过行政处罚的告知程序，处罚相对人也能充分行使陈述、申辩权。处罚相对人的陈述、申辩能帮助行政处罚决定机关查清案件事实，获取确凿证据。通过充分的陈述、申辩后得出的行政处罚结果也更容易获得当事人的信服。就算是处罚相对人不服行政处罚，也可以通过告知程序获得的信息认真考虑获得法律救济的可能性。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这一条文明文规定了告知程序，也说明告知程序是法定程序。在《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中规定了违反告知程序的法律后果: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若不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行政处罚决定就不能成立。在第四十二条中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以上便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有关告知程序的所有规定，可以看出这些规定都比较笼统，也过于粗糙，不利于在实践中实施。
现阶段我国的行政处罚程序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认识。行政处罚的告知程序是法律设定的用来保证当事人享有必要知情权的程序。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进行告知，有利于当事人在此基础上为自己辩护和防卫，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公正行使权力。尽管我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有相关规定，但是规定得过于笼统与粗糙，还有不少缺陷，在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1、在告知形式方面。由于我国《行政处罚法》仅规定了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告知内容及处罚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而对告知形式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各地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采用的告知形式各有千秋。告知形式的不规范，给处罚相对人的被告知权造成了极大损害。
2、在告知的时间与期限方面。从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时间来看，《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这个时间点到底是“在处罚决定书送达之前”，还是“在调查终结并提出初步意见之后送法制机关审核前或报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之前，由办案单位完成”，人们的认识尚未统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存在一个过程，其中一般程序就有八个步骤。告知的内容应当与程序的阶段性相适应，否则会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行使。从告知期限来看，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并未规定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告知期限。没有法律的约束，行政处罚主体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什么期限前告知处罚相对人就具有随意性。
3、在告知对象方面。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对于告知对象的有关规定不够全面，第三十一条仅规定了告知对象为“当事人”，这种规定过于模糊，单一。通过对《行政处罚法》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三条、二十七条、二十八条等条文中也有“当事人”字样出现，由此我们推断“当事人”应该是指行政处罚相对人。然而在实践中，除了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利益，其他非处罚相对人的利益也会因为行政处罚受到影响。这些人虽然不是行政处罚的相对人，但是他们与行政处罚事项有着利害关系，若是将这些人排除在告知对象的范围之外，就会剥夺他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严重损害社会公正。
4、在告知内容方面。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的内容包括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而对处罚的具体种类和幅度是否需要告知没有相关规定，对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如何行使，在什么期限内行使是否需要告知也没有相关规定。要知道行政处罚主体告知的内容越全面就越有利于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权的表达，同时也越有利于行政机关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决定。
5、在法律责任方面。《行政处罚法》为行政处罚主体设置了告知义务，第四十一条也规定了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是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但对于瑕疵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则规定得很模糊，甚至可以说是空白。瑕疵履行告知义务也就是行政处罚主体在告知时将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得不完整、不全面，或者没有在合理期限内告知，令处罚相对人无法充分行使权利。
(一)告知形式主要采用书面形式。
行政处罚直接影响着受处罚人的权益，只有有效且规范的告知，才能切实保证受处罚人及时、准确地知悉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参照民事诉讼中关于送达的规定，行政处罚中的告知应主要采用书面形式，这样有利于法律救济工作的顺利开展。如果用口头方式进行告知，由于缺乏详细的工作流程记载，在进行法律的救济时会因当事人的否认，行政机关缺少证明履行告知的证据而导致该处罚无效。当然，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使用书面形式不太实际，也会降低行政效率，比如在简易程序的有些场合里就适合采用口头告知方式，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在当场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并要求处罚相对人签字确认。有时根据实际情况为了保证行政效率，也可以通过网络发布、电话通知等方式作为辅助性的告之方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采用民事诉讼中的公告送达。
(二)告知时间与期限应与案件适用的程序相对应。
从法律规定以及设立告知程序的目的来看，无论是简易程序还是一般程序都应适用告知程序。在《行政处罚法》中，告知程序规定在行政处罚决定程序的总的规定里，具有总则的性质，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分别规定在第一节、第二节，可以视为是分则的内容。根据法律规范总则指导分则的原理，告知程序应当适用于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告知程序的设定是为了追求处罚公开公正和保护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这点上看告知程序也应贯穿于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之中。因案件适用程序的不同，行政处罚告知的时间与期限也应有所区别。
简易程序一般适用于事实清楚、案情简单、因果关系明确、危害后果轻微的行政案件。《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当场处罚的程序，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这一环节就相当于身份告知，也就意味着告知程序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在实践中，身份告知一般是执法人员最先作出的行为，所以其他内容的告知便可以在身份告知时一起完成。在一般程序中，除了申请回避权外，其他告知内容都是在调查终结并提出初步处罚意见之后才能确定。而如果在这之前告知，行政机关根本无法确定告知哪些事实、理由及依据，也不能确定是否需要告知当事人申请听证权。所以除了对申请回避权的告知外，告知的时间应该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制作完毕并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这一阶段。而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权设置在调查开始时则是为了防止理应回避之人参与案件的调查，对处罚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三)告知对象的范围应当包含其他利害关系人。
在诸多法治发达的国家在其行政法的制度和典则中都承认了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地位，诸多行政程序法典完善的国家也都在程序法中确立了利害关系人的概念和地位。在我国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规定非常零散，目前只有在决策性行政听证程序中有利害关系人参与的情况，而其他的程序规则中则没有确立该制度。可以说这是制约我国行政程序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参与资格可以参照行政诉讼制度中有关于利害关系人的规定。需要告知的利害关系人的选择不仅要满足权益保障的价值追求，保护受侵害方的合法权益，还要保障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将没有必要告知的利害关系人排除在告知对象之外，以保障行政秩序的连续性和行政资源的可利用性。
(四)告知内容要求具体、明确行政告知的内容一般分为身份告知、责任告知、权利告知、知情告知四种。
身份告知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向处罚当事人表明身份。责任告知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告知处罚相对人如实提供证据、如实回答等等。权利告知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应充分告知处罚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权利行使的期限。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包括对处罚决定不服时的申请复议权或直接起诉权。在笔者看来陈述权、申辩权、要求听证权、申请回避权这类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密切关系的权利是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中必须要告知的内容，而申请复议权或提起诉讼权等针对行政处罚的救济权利则没有必要纳入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范畴。知情告知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告知处罚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这些事实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违法事实，更具体地说，包括该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具体情节以及发生的危害结果。理由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行政主体作出处罚决定的理由。行政主体所依据的应当是行政处罚法或者相关法律规定，否则不能对当事人实施处罚。更具体地说，在事实部分应包括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情节以及危害结果;在理由部分应包括违法行为的性质，从轻、从重的情节，据以认定的证据等。还有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等也应包含在知情告知里面，这样处罚相对人行使权力才更具有相对性，同时这也是听证程序启动的必然要求。
(五)明确告知瑕疵的法律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的法律制度是苍白无力的。现行《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五十五条中规定了未进行告知的行政处罚的决定不能成立，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在实践中，“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通常并不包含瑕疵告知的情形，对于告知有瑕疵时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是空白的。所以除了已有的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还应当将瑕疵告知的情形也考虑到法律责任体系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形，按照瑕疵的严重程度以及瑕疵对告知效果的影响大小来确定不同程度的法律责任。严重的瑕疵告知相当于未履行告知，产生与之相同的法律责任，而轻微的瑕疵告知可以参照限期补正的法律责任或赋予相对人一定的救济权来维护其合法权益。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四
摘要：
发现行为、感知违法性，对违法行为进行定性，进而确定责任主体、责任内容是实施烟草专卖行政处罚必经逻辑。在日常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确定责任主体”环节容易出现些许错误和瑕疵，这会导致后续处理失去合法性，从而导致诸如案卷评查不合格、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的后果，降低执法效率，增加执法成本。为理清责任主体的范围，这篇文章从实践出发，探讨了研究意义，列举常见的错误情形，以及根据一定原则认定复杂责任主体的方法，以剖析和整改。
关键词：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责任主体。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探讨行政处罚责任主体，对于提高烟草专卖执法人员素质，指导实际办案工作都很有价值。现行法律法规对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责任主体规定不详、不集中，未见体系，执法人员素养偏差、案件事实复杂多变等客观实际，导致实践中责任主体认定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为确定处罚责任主体、明确责任人的义务与责任，依法、合法进行烟草专卖案件查办，本文从实践经验出发，提出和剖析实务中普遍存在的责任主体认定错误问题，寻找认定原则，探讨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责任主体认定，以供讨论，以助实践。
一、研究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责任主体认定的意义。
1.保证烟草专卖执法的合法性。
责任主体认定错误，会直接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案卷评查中必定会“一票否决”，若引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必然会被撤销处罚决定或者败诉。
2.促进适用实体法律条款的科学性。
同一违法行为，实施主体不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会不同，且责任义务内容有可能相差很大，烟草处罚也不例外。比如对适用简易程序来说，公民最低罚款50元以下，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1000元以下。因此，一旦主体认定错误，适应法律条款亦容易错误。
3.保护责任主体的合法利益。
行政处罚决定一经送达，当事人便须在一定期间内依照履行。如果由于执法人员的原因导致责任主体认定错误，便会无辜增添当事人因请求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权益而产生的精神、物质负担。
4.维护执法公正和效率。
在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中，执法人员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这会加大执法人员错误认定责任主体的可能性，或者促使执法人员牺牲公正性保护合法性，进而损害执法公正性。当事人因公正性问题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甚至申请复议或起诉，就会影响执法效率，增加执法成本。综上所述，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责任主体认定问题，对于烟草专卖行政执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是保证烟草专卖行政执法公平、公正、合法、合理的前提。
二、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责任主体认定中的误区与错误。
1.责任主体认识不到位。
在烟草专卖行政处罚实践中，常常不做详细调查，实施一刀切，将微型企业认定为自然人或者法人;存在将个体工商户认定为法人的情形，特别是当个体工商户雇佣人员较多时;存在将个人合伙认定为法人，仅将合伙企业的部分合伙人列为处罚主体等情形;存在将连锁酒店、超市理所当然地认定为法人，列为处罚对象的情形;存在将漏列、错列雇员、劳动者的情形。
2.不区分复杂责任主体。
在烟草专卖行政处罚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许可证登记内容、营业执照内容、实际经营人不一致的情形，面对这种状况，执法人员常常会不论实际经营人与登记主体，以方便处罚、快捷处罚、处罚能否兑现为标准进行实践，而且还存在将代理实施处罚事务的人列为被处罚主体的现象。
三、错误认定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责任主体的原因分析。
1.法律法规规定不详、不集中，未见体系。
在行政处罚法和烟草专卖相关法律法规中，有些明确规定了责任主体，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但在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中，更多的是未明确表述责任主体的条款，通常表述为：有什么违法行为的，由何部门，如何进行处罚。这种没有明确规定责任主体的，需要执法人员找准案件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再结合相关规定的当事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确定责任主体。实施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仅仅熟知行政法规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民事知识，对应本文研究来看，特别需要知晓民法中关于民事主体的规定。目前的烟草专卖法规定不详、不集中，未见体系。
2.执法人员法律素养整体偏低。
假定每一位执法人员都尽量依法、执法的前提下，在法律条款没有明确规定责任主体时，对执法主体的法律素质要求就很高。之所以会出现法律责任主体判断错误的最重要原因是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较差，甚至会出现在审批发放许可证环节出现认错申请人主体性质的'情况，以至于后续监管和行政处罚出现连锁错误，因为我们的执法人员很多时候以许可证上记载的内容为判断依据。
3.执法对象存在误会。
在烟草专卖执法中，很多时候需要对当事人的涉案卷烟或者其他涉案物品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在没讲清缘由，没有正确履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会受到当事人的反抗，表现为不在文书上签字，不提供营业执照，造成后续认定责任主体困难。同时，在核发许可证时，未对申请人的烟草专卖知识进行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导致执法对象对执法政策、相关法律了解不多，常常为无意识状态下的违法。
1.法定原则。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体，只能是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2.行为能力与责任承担一致原则。
该原则强调行为能力与责任承担的一致性。一方面，对于未满14周岁的人、精神病者以及在非正常状态下做出违法行为的间隙性精神病人，不会成为被行政处罚对象;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被处罚主体的行为性质，有无法定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形。
3.被处罚主体与违法行为人一致原则。
必须是有违法行为在先，再有行政处罚。在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中，被处罚主体必须与违法行为人相一致，也就是说被处罚主体必须是案件当事人。
1.简单责任主体的认定。
(1)公民烟草专卖行政处罚。
被处罚主体中的公民是指自然人，更多的时候是指具有卷烟经营许可证的零售户，但也有例外，比如无证经营、无证运输、非法收购烟叶等违法责任主体都不一定是卷烟零售户。公民个人是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中最常见的责任主体。
(2)法人。
《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中主要指企业法人。
(3)其他组织。
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
a.个体工商户。依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有经营能力的公民，依照本条例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个人经营，也可以家庭经营”。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其实际经营者或者登记字号根据具体情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参与诉讼，但是不具有法人性质。在进行烟草专卖执法时，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
b.个人合伙及合伙企业。个人合伙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所以，个人合伙和合伙企业，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义务，需要合伙人补充承担，故二者均不具有法人资格。在进行烟草专卖执法时，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和申请烟草零售许可证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责任主体;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以登记字号为处罚主体，合伙企业以其名称为责任主体。
c.个人独资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所以，个人独资企业也不是法人。在进行烟草专卖执法时，可以类比个体工商户进行。
(4)其他。
a.微型企业。微型企业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为了明确重点，出台更有针对性、时效性的优惠政策，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扶持力度而新设的名词，其是否为法人，应以其注册登记信息为准。
b.连锁酒店、超市。连锁酒店、超市是指以连锁经营模式运营的酒店、超市。连锁经营是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和经营制度，连锁经营模式主要分为直营连锁、自愿连锁和特许连锁。直营连锁是指总公司直接经营的连锁店，即由公司总部直接经营、投资、管理各个零售点的经营形态;自愿连锁即志愿加入连锁体系，在自愿加盟体系中，商品所有权是属于自愿连锁的店主所有，而系统运作技术及商店品牌的专有信息则归总部持有;特许连锁，是指特许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等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规定，在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者支付相应的费用，特许经营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双方并非母子公司，也不是合伙人，亦不属于代理。所以，连锁酒店、超市在不同的连锁经营模式下，可能具有不同的主体性质，对应的责任主体也会有相应的区别。
c.雇员或者劳动者。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受雇人按照雇佣人的意愿进行行为，属于一种民事代理行为，受雇人的行为后果应该由雇佣人承担;当受雇人在按照雇佣人的指示时，超出雇佣人的意愿实施违法行为，则应承担相应责任;若“雇佣人”与“受雇人”有合意行为，后果由二人共同承担。上述道理适用于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与用人关系之间。雇员或者劳动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规定，实施制、运、售假、私、非等行为的，理应按照上述精神确定行政处罚对象。
2.复杂责任主体与责任主体代理的认定。
(1)实际经营人与登记人不同。
实践中经常遇到实际经营人、营业执照、专卖许可证信息不一致的情况，但处理思路是一致的。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为例，许可证上载有“企业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济性质”“许可范围”“有限期限”等内容，烟草零售经营户在实施烟草零售行为时，其必须保证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与该证对应的营业执照，并在登记的经营场所实施，如若不满足这些条件，就应该视为违法行为，实际违法人员为行政处罚责任主体;考虑到禁止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登记主体、专卖许可证对应的营业执照登记主体若继续存在(组织合并的，以合并后的组织为主体)，且对实际销售人员的违法销售卷烟的行为明知，则应一并列为行政处罚对象。
(2)代理处罚事务的人。
行政处罚中也存在代理现象。代理处罚事务的人，就是指接受处罚对象委托和法律规定，办理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相关事务的人。代理处罚事务人作为(委托或法定)代理人，依据委托人的意愿或者法律的直接规定处理相关事宜，不是违法行为人，也不是行政处罚内容的实际承担者，所以，不能将其列为被处罚主体。
五、结语。
随着法治烟草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方面烟草专卖执法单位要依靠一定的行政执法权力打击涉烟违法经营行为，维护卷烟市场稳定;另一方面，要不断约束自己的行为，文明执法，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找准责任主体特别是复杂责任主体，属于行政处罚的重要且基础性环节，实践中需要勤于思考，把握确定原则，才能保证后续相关执法的合法性。为此，烟草专卖行政处罚执法人员应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树立牢固的证据意识，执法为民意识;同时要做到不僭越职权，主动接受监督约束。以此文与同事们共勉。
参考文献：
［1］吴贵金.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与公平性考量［j］.法制与经济，(12)：11.
［2］高富平.合伙企业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3］郭庆然.连锁经营［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4］谢增毅.超越雇佣合同与劳动合同规则［j］.清华法学，(6)：16.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五
税务行政处罚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反税收征收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由税务机关依法对其实施一定制裁的措施。行政处罚是一种行政机关主动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名誉或其他权益限制或剥夺，或者科以新的义务，体现了强烈的制裁性质，因此国家专门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有七种：(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和（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规定的处罚种类。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具体调整的需要，因此《行政处罚法》在规范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种类时在第八条特别作了一条附加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这实际上是在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开了一个口子，按此规定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前其他生效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还可以继续适用，而且以后出台的法律、法规还可以补充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六款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其中停止出口退税权的处罚设定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在二00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才予以明确为一种行政处罚，这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的规定。
正确划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有利于规范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因为税务行政处罚是对管理相对人违反了税收管理秩序后，税务机关给相对人一定制裁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可诉讼行为，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作出，否则税务机关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此应当正确界定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和“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七款规定）。
然而，在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出台前，对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规定还不规范和完善，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及税收征管工作规程等规章规定，确定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少，与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实际不相适应，一些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规程规定，在管理中已经采取的有效管理措施在法律上没有充足的依据，特别是涉及到损害到纳税人利益的措施，如果不在法律上予以明确，不利于日常税收管理。因此，应当根据税收征管的发展情况，将原有规章、规程规定的有效管理措施上升为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
[1][2][3]。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六
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又称当场处罚程序，指行政处罚主体对于事实清楚、情节简单、后果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
1、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违法事实确凿;。
2、对该违法行为处以行政处罚有明确、具体的法定依据;。
3、处罚较为轻微，即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对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
2、行政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遵守以下程序：
1、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人员身份;。
2、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根据;。
3、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4、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5、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二)一般程序。
一般程序适用于处罚较重或情节复杂的案件以及当事人对执法人员给予当场处罚的事实认定有分歧而无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
一般程序的具体内容有：
1、调查取证;。
2、告知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和有关权利;。
3、听取陈述、申辩或者举行听证会;。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三)紧急听证程序。
紧急状态之下，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及效率的考虑，行政机关在作出正常状态下应举行听证的三类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之前，是否可以不经相应的听证程序就作出处罚决定，应当由法律预先规定，授权行政机关根据紧急状态的程度并遵循比例原则予以确定，在强调保障公共目的实现的同时，应兼顾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处于高度紧急状态中的地区，行政权力作为紧急权力的主要承担者其表现形式应为行政强制;而处于低度紧急状态中的地区，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时，应遵循行政程序，在涉及需要听证的行政处罚时，必须进行听证。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七
随着我国法制体系的建立健全、公民普法意识的增强，海事行政执法作为主管机关的重要监管手段，在凸显重要性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不仅仅是“对与错”、“是与否”的问题，而是需要在依法履职的同时，认真思考风险点并予以防范，在执法上加倍注意“主体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规”这七大要素，更好地履行海事“正规化”建设要求。
2典型案例分析。
近一段时间来，多个海事法规陆续生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自7月1日起实施，但随着船舶港务费取消、《海上交通安全法》和《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修订，处罚规定必将再次调整。海事诉讼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于3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明确了海事法院管辖区域、行政案件管辖和海事海商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件审理等内容。海事行政处罚作为一项重要的海事行政执法活动，在民众法制意识逐渐提高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身防渎职侵权能力。典型案例1：“浙舟xxx”轮11月30日在长江口灯船附近海域沉没，上海海事局事故调查认定船长操纵不当，施救及临危指挥不力，导致该轮沉没，构成重大事故，负全部责任，违反了《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条规定。依据《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备注：当时适用），决定给予船长吊销适任证书的行政处罚。该船长起诉至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判决上海海事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案例审判过程：此案例中，海事法院采信的主张有两项，一是船长未履行法定职责，隐瞒船舶配员不足的缺陷，未如实办理船舶签证，对管理船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上海海事局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执法主体资格。但由于上海海事局未告知其诉权和起诉期限，法院未采纳超起诉期限的申辩理由；未依法在举行听证会7日前通知原告，上海海事局召开听证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法规规定应并处两种处罚方式，错误使用减轻处罚规定，仅处以吊销适任证书而未罚款。典型案例2：渔船“桂北渔xx”轮9月14日在北部湾雷州企水港对开水域被他船刮碰导致翻沉，有人员伤亡，肇事船不知所踪。后经湛江徐闻海事局调查、勘验认定“某某88”轮为肇事船舶，完成海事调查报告，出具水上交通肇事船舶认定书和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徐闻海事局对肇事方作出7000元的行政处罚。肇事船东先后起诉至广州海事法院和广东省高院，均判决徐闻海事局胜诉。案例审判过程：此案例中，法院对海事调查权限、调查程序、证据、事故分析及处罚适用法律依据等进行了详尽的审查。肇事船东提出的徐闻海事局是否有权调查涉案事故、“某某88”轮是否航经事发水域、认定违法行为的证据是否充足等质疑，徐闻海事局拿出了ais历史轨迹证据、两船残余油漆红外光谱图和成分比对结果等完整证据链材料，获得了法院支持，并认为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徐闻海事局胜诉。
从上述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海事法院在对于行政处罚案件诉讼的审理和判决中，并不局限于单独的结论，而是就全过程进行梳理，海事管理机构如果在任意一个环节中有所疏漏或错误，将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被动局面，甚至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招致全盘否定。从日常的海事行政处罚来看，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主体资格。《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至十九条、《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三条、《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六十三至六十八条等均明确了海事行政处罚案件的管辖主体为海事管理机构，但需要注意的是，对非正式机构设置下的派出机构、未经授予管辖权或管辖权不明（有争议）的部门，不得擅自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如果在不具备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实施行政处罚，不仅不当，严重的话还涉嫌渎职、失职。以往也在其他地方出现过个别海事局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参与调查乃至具体的行政处罚活动，这种越权执法行为，也是需要严肃对待并且严厉禁止的。被处罚的主体资格也应符合要求，例如对当事船员的处罚，不宜扩大至非当事船员；对施工作业单位应采取措施的不应仅针对施工船舶和船员。二是事实认定。实施行政处罚前，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客观事实，例如认定某船配员不足，但实际上船舶配员齐全，这种情况下对船舶的处罚属于事实认定严重不清楚。实施海事行政处罚的前期工作是调查，发现并调查违章事实如果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对于一些较复杂的违法案件，不能正确把握住违法主体和事实，将可能会左右最终的调查结论。少数情况下，仅由当事人陈述或者旁人口述而不寻求更多的客观事实，可能会导致事实认定缺乏有效支持，导致事实不清。还应当注意的是，要对事实形成过程进行推理，尽可能避免当事人隐瞒事实真相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三是证据采纳。证据是海事行政处罚的关键，调取的证据材料应尽可能准确，且并不是越多越好，事实上，与案件无关的证据材料再多也是无用的。根据《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97条规定，书证应尽可能是原件，在提供原件困难时可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许多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要求当事人在书证复印件上签注“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字样，导致降低了该书证的证明力。此外，不能过于依赖询问笔录，笔录并非是实施处罚的必要条件，单凭笔录定案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没有询问笔录，在其他证据足够充分的条件下，依然可以采纳其他证据并作为认定依据。书证、物证、笔录、勘验记录、鉴定意见等如果形成完整证据链，则能更好地辅助处罚执行。四是法规依据。首先应注意不能生搬硬套法条规定，例如《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对“持失效的检验证书”应责令停止航行或者作业，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看常规的检验证书，而如船舶持有内河临时证书也是符合要求的。其次，尽管《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四十三条仅明确适用和程序适用《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中的相关规定，并非可以直接引用其他相关规定。再者，法规应用不能模棱两可，对于不能完全符合处罚规定的行为，不能简单作“有罪推断”，也尽量不要模糊化处理，对有司法解释或者修订意见的应仔细分析。五是事件定性。海上和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均将违法行为划分为9类，分别是违反安全营运、检验和登记、船员管理、航行停泊和作业、危险货物载运、遇难救助、通航安全保障（打捞）、污染水域环境、事故调查处理等管理秩序，对违法行为的归类务必要准确。对违法行为的定性还在于其严重程度，处罚规定中对表述为“拒不纠正”、“情节严重”等的违法行为可采取进一步措施并提升处罚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事件的定性还需要看违法行为本身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因为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处罚的适用性。六是处罚当否。处罚必须要掌握一个度。一方面不能不痛不痒；另一方面也不能让人不能承受，在达到教育效果的前提下，有效依法实施处罚。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中，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监管与服务相结合，对依据不足且危害性小的，教育代替处罚是最好选择。法律本身的条款设定，赋予了海事自由裁量权，但切忌滥用，而应当依据《常见海事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执行。此外，应深入理解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的“一事不再罚”要求，对不属“一事”的可以再罚。除在处罚中也要保障当事人陈述权利，还应注意到在典型案例1中在实施减轻处罚时对处罚规定并用处罚条款的运用，避免执法错误。七是程序环节。处罚规定中明确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的要求，应严格遵循。简易程序的运用、权利的告知、处罚的决定、文书的送达、处罚的执行等方面遇到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也会导致问题。从典型案例1的法院审理过程也可以看出，未告知当事人诉权和起诉期限、召开听证程序未及时通知等也是作为处罚中的重大问题，成为了海事法院判决的依据。行政处罚程序是必须遵循的步骤、方式、时限、顺序，简易程序不等于没有程序。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制作笔录、制作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告知复议和诉讼的权利等，这些最低限度的程序还是需要的、不可省略的。而且，即使符合简易程序的条件，但如当事人提出异议，就应按一般程序处理，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八
法定代表人：赵xx。
你单位20xx、20xx续两年度未按照规定接受省属社会团体年度检查，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现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如你单位对上述行政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请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本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会要求听证，请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申请，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告知。
本机关地址：xx市xx路69号邮政编码：xx0070。
联系人：陈娟电话：886xx519。
xx省民政厅。
20xx年1月23日。
(本告知书印一式三份：其中一份送达业务主管单位，一份送达当事人，一份存档。)。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九
行政处罚裁量权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是行政处罚权的核心权力之一，正确地运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对于严格贯彻行政处罚法、合法公正地开展行政执法活动与维护相对人合法公正的权益至关重要。笔者拟从行政处罚法律规范的实质精神方面对规制行政处罚裁量权运行机制进行探讨。
研究规制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运作机制，必须发挥传统的立法制度、司法制度与行政制度的优势，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些制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规制行政处罚裁量权。
立法上，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立法机关必须进行适度授权，即防止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授权过滥，授予行政处罚裁量权要从实际出发，与行政主体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开展行政执法活动的一般工作量相适应。同时，加强立法解释的控制，通过解释明确立法的目的和法律规范的应有精神实质。
司法上，司法机关要针对因行政处罚裁量权而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居中裁判，判断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公正合理。
行政上，行政机关要对自身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执法行为进行自我审查、监督和矫正，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要进行有效监督。行政机关进行自我审查、监督和矫正时，要充分认识到现代理性人设置行政处罚裁量权的目的是权衡各种利益，维护必须的公共利益与相对人的'应有权益。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必须自觉主动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定期向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报告工作，并将自身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政执法行为与处理因行政处罚裁量权而发生的争议的裁判情况向社会公开公布。
在行政处罚领域，裁量基准是将行政处罚法律规范具体细化，形成相对固定的具体判断标准，保证行政处罚裁量权合理公正行使。
总体而言，裁量基准应以比例原则为指导并确定其核心内容，在程序上强调行政参与，依法公开公布于众，反映法治行政的效率、合法、公平、正义精神。只有这样，这一解释性行政规则才能够很好地规制行政处罚裁量权运作。
简单地说，裁量基准即细化法律规范以形成具体判断标准。而这一“判断标准”，犹如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这类裁量基准仍然属于一种解释性行政规则而非指导性行政规则。作为一种解释性行政规则，裁量基准当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效力，而这种效力主要体现在保证行政主体按照相对较详细的标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裁量的程度通常应受到较多限制，一部分限制可以由立法者来做，但大多数任务要靠行政官员来完成，限定裁量权的主要希望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更加广泛的行政规则的制定。采用裁量基准，能够确保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过程更加有序透明、处理结果更加公正合理，真正把握行政处罚法律规范的实质精神与现代理性人设置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根本目的。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将对杨金港(户籍所在地:中国香港,身份证号码:k97190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年8月11日18时许,杨金港在厦门市海沧区天虹商场门口殴打高某某致伤,经海沧区公安分局法医鉴定{鉴定书文号:(厦)公(海刑)鉴(临床)字[2012]286号}高某某伤情为轻微伤。所获证据:1、段清霞的陈述;2、受害人高某某的陈述;3、证人证言等证据为证。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拟对你作出行政处罚。对上述告知事项,你若提出陈述和申辩,请与厦门市公安局钟山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0592-6051005。公告之日起7日内,违法行为人未提出申辩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厦门市公安局钟山派出所。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十一
告知书的格式，包括标题、称呼、正文、落款。
(一)标题。
告知书的标题一般由发文机关、事由和文种构成，有时也可以只由事由和文种构成。
(二)正文。
1.开头。写行文的缘由、背景和依据。
一般来说，告知书的开头或说明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或简要叙述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需要、疑惑和困难。
2.主体。写需要商洽、询问、答复、联系、请求批准或答复审批及告知的事项。
3.结语。不同类型的告知书结语有别。如果行文只是告知对方事项，则结语常用“特此告知”。
(三)落款。
分两行写在正文右下方，写上发文机关名称和发文时间。如已在标题中写了机关名称和时间，这里可以省略不写。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十二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公安部有关规定“消防行政处罚中的听证案件包括责令停产停业和处以较大数额的罚款两项，所谓较大数额即对个人处以元以上罚款和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0元以上罚款。”而对这种处罚进行决定之时，公安消防机构应该及时告知当事人其可以听证的权利。若当事人有听证要求，公安消防机构必须应该及时组织，而当事人若无主动要求，公安消防机构不得主动组织。
二、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存在问题。
(一)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组织相关规定模糊。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之前，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种规定并不能够完整的反映听证程序的性质，而听证程序作为一般程序中的特殊阶段，是行政机关的义务，更是相对方的权利所在。这种模糊的规定，使得这种若不主动放弃就应当享有的权利产生了偏差，行政机关对此也并没有主动履行，也没有积极的询问当事人的要求。
(二)听证的主体范围过窄。
《行政处罚法》规定听证程序依法由当事人提出。但依该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是指“有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行政机关依法应当给予处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的相应处罚决定通常会对第三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印象，而这种不利影响，第三人却无法得到相应保护和补偿。并且这种现象与这与《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有关利益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规定也无法取得有效衔接。
消防行政处罚中的听证案件包括责令停产停业和处予较大数额的罚款两项，但是根据《消防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消防行政处罚共有五种，而这些处罚都对相对方的利益有较大的损害，比如限制人身自由等规定，对当事人有很严重的影响，并且能直接干预到当事人的生活。但法规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正常成效应有四个环节，分别是传唤、询问、取证、裁决。而这些环节的公正性并不能与听证程序相比较，甚至相比行政处罚的普通程序，都略有不足。
(四)对听证主持人缺乏必要的规范。
当前听证程序中的主持人对其自身职权、地位规定不明确。依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进行: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在这个规定之中，并没有对听证主持人的法定职权、地位进行规定，并且一些具体要求也没有相应的提出。但这条规定却是该法关于听证主持人的唯一规定，也正是规定的模糊，导致一些缺乏应用知识、素质、能力的主持人的出现，让听证会变成摆设，并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出应有作用。
(五)对听证笔录在行政处罚决定中的作用无明确规定。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从内容上看，听证笔录是听证过程的书面记载，在内容方面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对操作性的界定非常模糊，并且听证笔录的作用也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听证笔录在听证程序中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
(一)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消防行政处罚中的处罚方式之中，拘留属于最为严重的一种，这种对公民最基本的人生自由权进行侵犯的处罚方式，应该将其排除在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不然会使得听证过程中有失公正，并且在公安消防机构对行政处罚进行决定之前，应该充分询问当事人的要求，从而以此来决定听证程序的'是否举行，这样能够更好的来避免行政赔偿案的发生，并且能让当事人根据听证程序了解事情原委，以此显示公平性。
(二)明确行政机关的义务，扩大听证当事人的范围。
若想让我国听证程序中的当事人范围进行扩大，应该让除当事人外，权利和利益间接受到影响的第三人也可申请或由行政机关通知参加听证会。并且还可以除此之外，通过一些规定，让当事人不主动提出，行政机关也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组织相应听证程序，这样能根据我国消防行政处罚的现状，解决出现的一些问题。
(三)建立并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
在听证程序的进行之中，主持人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一个合理的主持人，是一个公正听证程序的前提。而针对这种现象，应该大力建立并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严格控制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和任命，使听证主持人必须通过一些严格的考试，来获取相应资格，确保听证主持人具备相应能力，以此来建设高素质的听证主持人队伍，保证听证程序的公正性。
(四)完善听证代理人制度。
根据我国目前消防行政处罚的现状，大部分当事人并没有明确的听证意识，并且对听证程序的相应步骤，没有相应的机型了解。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机关应该告知当事人可聘请律师代理或为当事人指派律师代理。通过当事人指派的律师来进行代理，这样可以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也能在律师的帮助下，让当事人对自身有个合理的认识，明确自身的违法行为以及法律后果，从而增加当事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十三
行政处罚法列举规定了六类行政处罚，并规定了其他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办法。这六类处罚不是按照单一标准划分的，也没有穷尽性质。这种规定的主要根据，是它们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对行政管理秩序的保护作用，便于划分不同国家机关对各种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限。这六类行政处罚分别是：
1.警告。它是国家对行政违法行为人的谴责和告诫，是国家对行为人违法行为所做的正式否定评价。从国家方面说，警告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正式意思表示，会对相对一方产生不利影响，应当纳入法律约束的范围：对被处罚人来说，警告的制裁作用，主要是对兰：事人形成心理压力、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适用警告处罚的重要目的，是使被处罚人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对社会的危害，纠正违法行为并不再继续违法。
2.罚款。它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人强制收取一定数量金钱，剥夺一定财产权利的制裁方法。适用于对多种行政违法行为的制裁。
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机关将行政违法行为人占有的，通过违法途径和方法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的制裁方法;没收非法财物，是行政机关将行政违法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产和物品收归国有的制裁方法。
4.责令停产停业。它是行政机关强制命令行政违法行为人暂时或永久地停止生产经营和其他业务活动的制裁方法。
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它是行政机关暂时或者永久地撤销行政违法行为人拥有的国家准许其享有其些权利或从事某些活动资格的文件，使其丧失权利和活动资格的制裁方法。
6.行政拘留。它是治安行政管理机关(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短期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制裁方法。
对于上述各种处罚以外的其他处罚种类的设定，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公布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公布的行政法规规定。这就是说，行政处罚新种类的创设权集中在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其他机关没有这种权力。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十四
顺序、时限等程序方面的问题，是控制其不被滥用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方法。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处罚自由裁量权作一探讨。
一、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及负效应。
何谓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国外代表性的解释是：“指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拥有的从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做选择的自由权。”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应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
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
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它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积极地推动作用，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起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持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国家权能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其集中表现是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为：不正确的目的。行政机关违背授权法的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于个人目的或小团体利益考虑，滥用行政处罚权；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考虑不应考虑的因素或不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违反客观性（排除主观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权时参与了不正当的主观因素；显失公正。具体行政处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明显不公平；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罚决定时，不按法定程序进行。
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其后果严重，危害性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一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畸轻畸重，反复无常，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引起群众怀疑、不信任，产生对立情绪，不配合行政主体的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增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二是助长特权思想，滋生腐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当前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在很大程度上与赋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关。
二、自由裁量权在海事行政处罚中的体现。
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海事行政处罚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海事违法行为涉及的内容广泛，情况复杂、变化迅速，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明确具体，详尽无遗；其次，海事问题的专业性、时间性、地域性很强，法律、法规不应该对行政处罚作过于僵化的硬性规定；第三，我国目前的海事法制尚不够健全，有些内容不够完备，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有些法律、法规尚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一言以蔽之，海事法律、法规应当授予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中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根据客观情势，权衡轻重，灵活运用，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处罚，以达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权益，确保“航运更安全、海洋更清洁”目标的实现。根据我国海事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具体的海事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事实要件认定的自由裁量。
海事部门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和海事管理事项的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其行为是否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并经过调查决定是否作出海事行政处罚。
2、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
所谓情节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演变过程。海事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上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违法情节。
在海事法律中，有不少法条规定的是酌定情节。即在量罚时，需由海事部门酌定违法情节的范围、程度和轻重。法条中经常可见“根据不同情节、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污染”等模糊语言来概括、规定，其本身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又缺乏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具体理解和适用，只有听凭海事执法人员去判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船舶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或者使用过期的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情节严重的，船籍港登记机关可以处以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罚款数额的10%的罚款。”
3、选择处罚的对象、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
我国现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海事行政处罚主要有警告、罚款、扣留证书、吊销证书、没收船舶等。
对某一应受海事行政处罚的`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行为。
到底应如何决定处罚的对象、种类呢？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当然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决定。现行海事法律规定了三种类型：
第一，确定型。即对某种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明确规定了处罚对象、种类，应给予某种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四十九条：“假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的，由船舶登记机关依法没收该船舶。中国籍船舶假冒外国国籍的，悬挂外国国旗航行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选择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幅度。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设施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3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三，混合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又规定了可同时选定另一种行政处罚或不处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处以3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可视情节给予警告或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此外，在对罚款数额的具体规定中，有的只规定了上限，有的既规定了上限，又规定了下限。如《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对船舶所有人的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但对下列情况之一者，罚款的最高额为人民币一千元……”；又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六条：“外国籍船舶未经批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或港口，处以5000元至30000元罚款。”从现有的海事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罚款是所有行政处罚中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也是海事部门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在此，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4、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
海事法律中有些法条所规定的限期行政相对人履行某种义务，既未具体规定履行的期限，也未规定其履行的幅度。如《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在港区、锚地、航道、通航密集区以及主管机关公布的航路内设置、构筑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有碍航行安全的活动。对在上述区域内擅自设置、构筑的设施，主管机关有权责令其所有人限期搬迁或拆除”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就必须根据客观情势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履行的期限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规定的期限必须切实可行而又能体现严格执法，过短或过长都是不适当的。
如前所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政权的一种，这种权力的运行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为预防和控制负效应的出现，必须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即所谓“自由”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态势表明，自由裁量权出现负效应是因为它的逆向运行或越轨运行，即不按预先设置的方式、方法、步骤运行。从这个角度讲，“行政程序是为行政权力运行设置的一种安全装置。”“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任意)裁量。”这些都表明了行政程序在制约行政权，保障民主自由，防止专断中的重要作用。
要正确理解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必须首先理解和把握行政程序的概念。行政程序是指由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时间、顺序构成的行政行为的过程。这是国内较一致的看法，这种观点对于研究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意义较大，笔者便依此观点论证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中的价值体现，其主要表现在：
1、行政程序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行政程序是规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重要手段。行政程序一旦设定并法律化后，一方面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享有者、行使者的行政主体的选择行为方式、方法及步骤时必须遵循程序之规定，即按行政程序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去作为，否则就要承担违反程序之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权利主体的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的设定也可以预防行政主体滥用程序壁垒，拖延行政的行为发生，避免行政主体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主体的义务，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扼制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
及其执法人员更明确自由裁量的责任和意义，同时，在行政执法中的模糊界域刻画出一条相对明朗的基线，给现实的行政执法注入活力，也为行政裁量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价值尺度。”从局部或阶段表现来看，要求行政主体严格按照行政程序自由裁量，似乎是约束了行政主体的行为自由，拖延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的时间，降低了行政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其实不然，遵循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一致的。现代社会行政事务繁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固然需要快速、及时，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片面追求效率，不遵循法定化的公正程序，势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定会行使救济权。这样不但减损行政效能，而且还挫伤人民群众的参政积极性，这种所谓的效率也终将失去。而通过正当行政程序后，即使出现行政行为结果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或不能满足其要求，由于程序已给他们充分的自卫机会，行政主体作了充分的公正努力，行政相对人的不满情绪就会被淡化或消除，他们能给行政主体充分的理解，从而减少事后的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客观上提高了行政效率。
限的权利，规范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正当的拓展，而且还是保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范围之内体现合理性的一种安全阀。
应该说，如何使行政相对人既懂得以实体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学会运用程序规则不使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义务不被加重，在我们这样一个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法贵在执行。没有法的正确、全面、切实地实施，法的效力就不可能实现。《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在规范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处罚程序、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行政处罚法》详细规定了行政处罚程序，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正式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步骤等。并贯彻了当事人的“被告知的权利”和“防卫权”。但在海事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法》及在其基础上制订的《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明确的处罚程序也存在着瑕疵，具体条文操作性不强，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要表现在：
1、关于告知程序的规定。对告知的方式、时间。
与内容的关系上不明确。如在方式上，条款只是明确了行政机关告知的义务，但是行政机关如何告知则无明文规定。是书面告知还是口头告知，或者是采取电话告知还是采取其他方式，从条款来看似乎都是允许的。
2、关于一般程序的规定。在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的规定中，无立案程序的规定。如果对行政处罚案件能否成立及立案条件、程序都无明确规定的话，行政机关又如何能围绕被查处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等一系列活动呢？另外，没有对调查终结后作出决定的期限规定。《行政处罚法》第38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作出处罚、不予处罚、移送司法机关的决定。但是，对作出是否予以处罚或其他的决定却没有时间上的要求，这种无期限限制的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3、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没有关于利害相对人可否要求举行听证的规定；没有关于行政机关举行听证的期限规定；没有关于听证记录排斥原则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43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该条规定了经过听证后仍按一般程序作出决定而无关于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相应决定的规定。
完整、连续、合理的羁束性程序规范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保障。为了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控制机制，在法律程序上进一步完善、规范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监控。借鉴别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由下列程序制度构成：
1、情报公开制度。情报公开又称情报自由，是指凡涉及到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有关机构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无对情报公开作统一的、明确的、详细的规定。但有关法律已作了部分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规定，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情报公开制度公开了行政主体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相关材料，使公众知晓哪些是行政主体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从而有利于公众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扼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这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并说明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表明身份程序。表明身份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之前，要向相对一方当事人出示执法证明或授权令，对表明自己享有进行某种行政行为的职权或权利的程序。这一制度对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而言，它可以通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自觉公开其身份的方式使相对人免受不法侵犯，防止他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同时，这一制度还为行政回避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2）行政教示制度。行政教示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某项行政行为之前、之后、之中对行政相对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如何行使有关权利、履行有关义务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负有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若行政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而遭受损害，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程序制度。行政教示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教示主体、教示时间、教示方式、教示不当的法律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教示的方式上，由于教示是一种灵活的程序行为，口头或书面的方式都可完成。但个体选择哪一种方式，要结合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最有利于相对人、最能达到教示目的选择。教示的时间，可以根据教示的不同内容和行政程序的不同阶段，在行政行为之前、之中、之后进行。
（3）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形势、习惯等因素。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理由。前者包括说明行为合法性理由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后者包括说明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如政策形式、公共利益、惯例、公理等。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适用范围，说明理由的时间、方式、内容、质量要求，说明理由之瑕疵及其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之时，必须给以合法、合理的解释，以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它可以迫使行政主体更加公正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避免恣意行政，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的过程的制度。回避制度最早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中“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规则。对于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而言，回避制度意义尤其重大，其主要价值在于防止行政行为人的偏私，保障行政处罚的公正性和增强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因此，在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则不能参与该事项的处理，应当回避。
4、听证制度。听政制度作为体现行政处罚公开、公平、民主的一种程序制度，已成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这种制度对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听证过程中，通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相互质证和辩论，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奠定在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促进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合理性。因为听证制度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公民运用这些程序上的参与权利，进行“自卫”或“抵御”，以抵抗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行政处罚行为，并缩小其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
5、时效制度。时效制度是指规定行政处罚行为开始或结束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后果的程序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法律对行政处罚行为的实施所规定的各种时间上的限制，行政行为只有遵守法定的时限规定，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法》共64条，其中关于时效、时限的规定有7条，可见，时效制度在行政活动中的重要性。
6、海事机构内部监督制度。除了行政复议机关的监督外，要强化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违法行政的责任，也要追究行政不当的责任，不能因为行政不当不属于违法就不予追究。规范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同时要靠行政机关内部操作来解决。海事机构可在内部建立一定的惯例作法，以一定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本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具体应考虑的一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具体标准。《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的基本因素有“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海事机构可根据上述基本因素、各因素之主次情况及所占比重等，以综合评定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可操作的有关本单位行政处罚的标准，这样，不仅便于执法人员操作，也便于实现本单位行政的统一；海事机构还可以形成一个公开行政处罚案件的制度，以优秀的行政处罚案例约束本单位的执法行为，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此外，职能分离制度、合议制度、行政救济制度等都能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起着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
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种制度应互相配合，方能达到有效控制之目的。这些程序权益一旦转化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将汇合成巨大的力量，以抗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增强行政主体的自律意识，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1]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3][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4]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5]游振辉：《论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
[6]王海东主编：《国际国内海事法规全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金正明主编：《中国海事审判的理论与实践》，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8]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海事法规汇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
文档为doc格式。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十五
温州市成达锅炉有限公司：
你单位于1月17日在永嘉县看守所安装lry-30全自动燃油锅炉未经监督检验合格，直接交付使用单位使用，其行为违反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责令改正;2、责令十五日内进行监督检验;3、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因你单位拒绝签收文书，无法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依据《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现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上述处罚事项，你单位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你单位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要求听证，应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本公告同时刊登在206月8日温州日报上。
特此公告。
永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二〇xx年六月八日。
行政处罚的种类论文参考（专业16篇）篇十六
孟德斯鸠曾言“行政贵乎神速”。行政效率是行政权的生命，没有基本的行政效率，就不可能实现行政权维护的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的功能，在不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效率原则的体现。因而在审判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对超过办案期限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判决予以维持，便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法院因超过办案期限，而判决撤销程序合法且并未损害当事人实体权益的治安处罚行为，其结果是行政机关为履行治安管理的职责以及出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还会抽出人力物力财力重新启动行政处罚程序，重新立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完全相同的行政处罚决定，其对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的实体处理不会改变，原告并没有因此而免于行政处罚，这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行政诉讼资源的浪费。
2、确保违法行为依法受到追究。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对于已经发现或已经立案调查的违法行为的追究不应受追究期限的限制，否则，不利于对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以及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毫无疑问，行政处罚中的关键词是“罚”或者“惩处”，行政处罚的首要目的是为达到对违法者予以惩戒，促使其以后不再犯，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秩序。而着眼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和理念在立法目的的体现可从《行政处罚法》第一条的规定中得到佐证，尽管其中也涉及保护公民权利问题，但公民权利是被框定在社会秩序之中的，行政处罚的主题在于“报应”和“平衡”，即通过让违法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对其侵害社会的行为进行报复，通过让其承担新的义务使之与被害者之间、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保持“平衡”。法院从诉讼效果的角度考虑，为达到对违法行为惩处的目的及对被害者的补偿、平衡社会各方关系，对仅超过期限的治安行政处罚不予撤销也在情理之中。
3、法定期限对行政主体不具备拘束效力。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部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的实质是为了通过设定办案期限，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效率，防止出现因工作懈怠、拖延造成案件的久拖不决，与行政行为的效力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认识是将其视为行政机关内部规范行政效率的规定，而对于行政外部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做出调整，也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限制。但作为治安行政处罚程序的时限规定，该法条不仅是对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约束，也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更是对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单纯解读为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规范而对行政行为的效力不产生任何影响不免有些狭隘。
二、降格处理超期行政处罚行为存在的问题。
尽管法院在审判实践当中，对于超过办案期限的治安行政处罚行为大部分未判决撤销而予以维持行政处罚决定有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量以及解读和适用法律的误区，但此类判决呈现出的如下问题值得重视与探讨：
1、虚置法律设定的行为期限。
《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对办案期限予以规定，无论是从督促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以防无故拖延的角度出发，还是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和实体利益为目的，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公安机关办理治安处罚案件超期被诉诸法院后被判决维持处罚决定，使得违反关于时限的法律规定没有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导致法条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达不到违反法定程序之行政行为匹配的法律效果，驱使行政机关遵守法定程序的保障性机制得不到建立。
2、创造“程序瑕疵”概念造成自相矛盾。
在部分法院判决中为强调超过办案期限违反程序的轻微程度，认为超过办案期限属于“程序瑕疵”，而不属于“程序违法”，并且通过司法批评和建议的方式做出类似“补正”性质的处理。而在学理上“，程序瑕疵”与“程序违法”其实是同一概念，并不存在程序上错误的不同程度的区别。只是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应具备的合法要件的，在我国行政法学上称为行政“违法”，在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如果说将“程序瑕疵”从“程序违法”中切割出来，在不否认其违反法律规定的同时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确认，造成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必然包括行政程序合法，既然程序有“瑕疵”，就表明程序违法。虽然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值得讨论，但必然不具有合法性。
3、行政机关单纯的超期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
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判决维持，这一结局对诉讼当事人来说其诉讼的目的不能被满足，导致了行政诉讼引导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通过诉讼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产生偏差，结果使当事人丧失了起诉的动力。行政机关单纯的超期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导致行政机关轻视乃至忽视行政程序，最终将置程序低于实体的地位。并且，在目前程序法治意识尚未树立、行政法治水平不高的背景下，这种判决结果使得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意识不到违反法定程序的代价，不仅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更不利于行政机关和公务员树立正当程序理念。
三、解决问题的路径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和法院个案的裁判发生的冲突，映衬出超期治安行政处罚行为法律性质的认定和法律后果的'判定之间困惑。应当说，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要求凡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一律撤销的规定，从信赖保护角度看确有缺憾，但其本质却真正体现了程序独立的价值和作用。而在我国法律并没有引入根据程序违法不同程度和情形而允许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的多元化处理模式的机制下，出于对法律的敬畏，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对超期治安行政处罚行为认定程序违法而撤销，无疑是唯一的出路。公正与效率兼顾固然是理想的选择，但在二者难以两全的情况下，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文化影响下，在现今强大的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行政法治状态下，为促进正当程序理念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尽快转化为现实，选择无疑应导向于公正，而不是效率，对程序违法应予撤销的规定，应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