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水的哲学诗句篇一
三字经有云：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一个四岁的孩子就懂得谦让之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注意，后来以他为楷模浇铸出来的成批作品，可没法跟这个始作俑者相提并论)。
有关孔融，还有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典故。
孔融十岁，随父到洛阳，时李元礼有威名，登门者须隽才之士或有清誉，又或是中表亲戚，阁人始肯通传，孔融独自到李府，向门官言道：“我是李府君亲。”门官为他通传后请人府相见，李元礼问道：“君与仆有何亲?”，孔融对日：“昔先祖仲尼(孔子)与君先人伯阳(老子)有问礼之谊，是以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李元礼及在座宾客莫不奇之。时有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得闻此事，便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能佳。这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却是对孔融的不以为然。没想到孔融应声答道：“想君小时，乃当了了。”
这里用了一个歇后手法，意思说陈韪现在是“大未必佳”。陈韪遭此反击，大为尴尬，一时语塞。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句话堵得名士张口结舌，孔融才思之敏捷，实在令人赞叹。
但是孔融的神童段位，仅仅停留在辩捷的层次上。而这种没有智慧作后盾的辩才，除了得罪人之外，于人于己，实在没有更好的用途。孔融成人之后，先后担任过北海相，青州刺史，少府，大中大夫等职。在职期间，除了空发议论，作一些修复城墙重建学校的形象工程之外，基本没干过什么足以证明他有政治才能的事。
大凡能说会道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对于干活的人总是指手画脚一百个不顺眼，孔融也没跳出这个窠臼。他依附于曹操的翼护下，得以在盗贼蜂起的军阀割据时代作着“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香梦，但是对于曹操的政策却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如果说他劝阻曹操伐刘备是“兴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虽然迂腐但是还带着点为天下计的味道，那么他为讽刺曹丕纳甄氏而编造的“想当然”的故事，就纯粹属于徒逞口舌之利，完全是过把瘾就死的嬉皮士心态。
三国时代的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通常有着惊人的耐性，但是曹操的耐性终于还是被逼到了极限。公元2，曹操把孔融满门抄斩。当时还有一个令人凄然的花絮：孔融被捕的时候，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专心地做着某种游戏。孔融还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问使者：“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能不能放过我的孩子?”没想到他儿子秉承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和早慧特征，慢慢说道：“父亲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两个小孩子口中造出的。从这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孩子在遗传了他的口才基因之外，还有着超乎他上的非凡见识。
水的哲学诗句篇二
一个人开车迷了路，他边开车边查看地图，结果车陷在乡间小路边的壕沟里。他虽然没有受伤，但车却深深地陷在淤泥里了。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小农舍，这个人便去求援。
走进农舍小院，他发现根本没有汽车或其他现代化机械。马圈里惟一的牲口是头衰老的骡子。开车人本来以为农舍的主人会说这骡子太瘦弱不能帮忙。可农夫爽快地指着那头老骡子说：“没问题，沃里克可以把你的车拉出来!”
开车人看了看憔悴的骡子，担心地问：“你确定它能行?这附近可有其他农场?”“住在这附近的只有我一个人。别担心，老沃里克能胜任。”农夫自信地说。
农夫把绳子一端固定在汽车上，另一端固定在骡子身上。一边在空中把鞭子抽得“啪啪”响，一边大声吆喝，“拉啊，夫兰德!拉啊，杰克!拉啊，泰迪!拉啊，沃里克!”没多一会儿，小轿车就被老沃里克毫不费力地拉了出来。
开车人又惊又喜。再三谢过农夫后，他忍不住问，“你赶沃里克的时候，为什么要装作还赶着其他骡子的样子?你喊沃里克之前，为什么还喊了那么多别的名字呢?"
农夫拍了拍老骡子，笑着说，“我喊的都是我原来那些骡子的名字，它们以前都和老沃里克一起拉过车。老沃里克是头瞎骡子，只要它以为自己在队伍之中，有朋友帮忙，干活就特别有劲，连年轻力壮的.骡子都比不过它。”
水的哲学诗句篇三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唐李白《行路难))
2)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唐·杜甫《曲江》)
4)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唐·杜甫《登高》)
5)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
6)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7)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唐·杜甫《月夜忆弟舍》)
8)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唐·杜甫〈蜀相》)
9)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
10)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
11)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唐·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12)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
13) 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唐·杜甫《茅屋为秋凤所破歌》)
14)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题诗后〉)
15)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孟郊《游子吟))
16)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唐·韩愈《调张籍》)
17)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唐·韩愈《原道》)
18)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唐·韩愈〈进学解〉)
19)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韩愈《调张籍》)
20)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叫天下白。(唐·李贺《致酒行》)
1)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唐·李贺《南园》)
2)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唐·刘禹赐《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唐·刘禹锡《竹枝词》)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
5)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唐·刘禹锡《浪淘沙》)
6)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曲新翻杨柳枝。(唐·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
7)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8)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9)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适何必曾相识。(唐·白居易《琵琶行》)
10)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唐·白居易《放言》)
1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唐·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12)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王翰凉州词》)
13)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唐·杜牧〈江南村绝句》)
14)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唐·杜牧《泊秦淮》)
15)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于。(唐·李商隐《无题》)
16)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李商隐(无题》)
17)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唐·李商隐《无题》)
18)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李商隐《乐游原〉)
19) 天意伶幽草，人间重晚情。(唐·李商隐〈晚情〉)
20) 风暧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唐·杜荀鹤《春宫怨》)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唐·元稹〈离思》)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张继〈枫桥夜泊》)
3)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
4)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唐·秦韬玉〈贫女》)
5)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僧云览诗中之句)
6)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唐·许浑咸阳城东楼〉)
7)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唐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
8)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宋·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
9)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10)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11) 雪消门外青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宋·欧阳修《春日西湖记谢法曹歌〉)
12)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宋·欧阳修〈伶官传序〉)
1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柳永〈凤栖梧〉)
14)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15)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宋·司马光〈训俭示康〉)
16)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王安石〈泊船瓜州〉)
17)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宋·王安石《登飞来峰》)
18)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宋·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19)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宋·苏试《后赤壁赋》)
2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宋·苏试《水调歌头》)
水的哲学诗句篇四
人们的政治行为隐含着一系列的价值取向。如果说政治科学的基本任务，是在客观地描述政治行为过程的基础上揭示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那么，政治哲学就是单刀直入政治价值的领域，对这些行为的价值取向进行规范的解释。在政治哲学的论坛上，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制度主义、社群主义等流派，这些流派对权利、正义、公平、程序等政治原则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的实质是价值之争。政治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是由价值链条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厘清这些价值及其内在关联，是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关这些价值的判断及推理，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体系。在这个范畴体系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权力、分配与公平、程序与合法性。这些范畴的基本内涵以及关联性，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自由与秩序(libertyandorder)
在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中，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也许应该被置于最高的价值层次。然而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高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有多少罪名假汝名进行！”罗兰女士关于追求自由有危险的观点为很多人所赞同，但是对自由本质及其价值的认识却不能获得大家一致的赞同。[1]实际上，人们对政治价值及其排序（priority）的认同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从语义逻辑的角度解构和调适这些冲突，应该说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任务。
现实政治冲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人们对政治价值及其排序的各持一端，沟通不了，妥协不成。就政治价值本身而言，它们不应该是断裂的，而是内在和谐的整体。自由就是这个整体的起点和归属。这个观点符合马克思的基本主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劳动是人的社会类本质，而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由，因此自由是人的社会类本质。既然自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那么自由就是人类行为（如劳动）的出发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自由的价值特别是重视实现每个人的政治自由，这就是从资本对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当然，马克思主义把自由的实现寄望于那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归属。就政治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对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专制权力（absolutegovernment）进行防范和约束的要求。无论如何，自由提供了社会大众及边缘群体诉求权利、抵制强暴的正当理由。因而自由往往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话语。然而，自由又是与一定社会秩序相联系的权利运动，这样的权利运动，要么是暴力革命，要么是点滴改良。因此，自由又可以成为社会精英的政治动员口号。
自由的理念不是横空出世而来的，而是历史经验发酵的产物。然而，人类所记载的历史比比皆是对专制暴政的控诉，个人的历史经历也往往是对专制权力的痛苦回忆。因此，那些呼喊自由的人们，他们的一个潜意识就是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悲怆历史的重演。人们诉求自由权利的政治行动，既是现实权利的诉求，也是对一种良好社会的寄托。因此，自由概念的争议性质，不仅在于解释者的社会背景及其个体经验的差异，还在于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以及未来的憧憬都大相庭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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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哲学诗句篇五
身体是人生之根本，但关于身体的问题，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关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西哲学都曾试图超越身体，甚至想要抹杀身体的存在。西方哲学长期持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或灵魂才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而身体则被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哲学虽有注重修身的传统，但亦实以“心性之学”为中心。自尼采、福柯以来，哲学开始关注身体与思想之间的隐秘联系，尤其近些年来，“身体”开始进入西方思想和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身体和身体哲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下面发表的两篇文章，代表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20世纪上半叶，在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纲领的感召下，现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轻的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种种业已被视为不易之论的本体论假定给予大胆质疑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再造传统而先行奠基的哲学上的“寻根”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虽种种新见迭出不穷，但最具颠覆性和原创性的工作则属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对所谓“身体”的本体论意义的木曷橥。与传统西方种种业已意识化的哲学不同，梅洛-庞蒂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称：“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其实，梅氏这一宣言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致思取向的根本纠拨，而且也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哲学、为我们溯寻中国哲学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说，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国哲学之“根”，既非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中的那种“意识”，也非晚出的中国哲学中的所谓“天理”或“人心”，而是诚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见奇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身体之中。
这种根于身体的哲学本体论，除了表现在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发端于对世界的“惊奇”而是始于对人自身人身处境的“忧患”之外，还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一种“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诚”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体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在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古老的《易经》中，这种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就是所谓的“太极”。“太极”的“太”字即为“大”字的引申义。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这一字形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因此，该词源学的考察表明，对于去今已远的中国古人来说，其是通过一种所谓的“依形躯起念”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极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体现。而要真正理解这一“下学可以上达”的奥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的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中国古人之于“身体”概念理解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人那种作为纯粹物理对象的躯体不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之身除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之外，正如古汉语“身”字字义所表明的那样，还兼有突出的“亲自”、“亲身”和“亲自体验”等等内涵。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中国古人对身体的一种现象学式的还原。经此还原，一方面，身体由一种异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还原又同时保持着现象的充盈丰满而不牺牲身体的外部具体体现。因此，这一中国式的身体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对人类哲学史上种种二元论学说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诸如人与物，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本我与非我等对立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真正融为一体。而宋儒张载所谓的“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论断，以及为中国古代众多哲人所大力阐扬的那种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正是以这种现象学式的身体概念为其真正滥觞。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现象学式的物我合一的身体也即一种“体用不二”的身体。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已不再局限为我的七尺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也即“可能活动的身体”，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经由行为向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显现和开放，乃至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视为是人身体行为的“目的论的项”，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被视为人自身的'身体场。而《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永远“未济”的宇宙图式，与其说是对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不如说恰恰是对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这一生命之旅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学说不仅表现为把人自身的身体视为宇宙的起点和本源，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以人自身的身体的发生生成机制来解读宇宙本身的发生生成机制。这最终导致了在所谓“阴阳哲学”的名下，中国古人从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这一中国哲学的哥白尼式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发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了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阴阳两爻，到《系辞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这些被今之道学家们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堂殿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正是基于这一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信每一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即后者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综上所述，就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学说而言，无论是其有关本源问题的理解，还是其有关发生机制的认识都无不系于身体，该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基于思维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谓的“存在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根于身体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谓的“生活的哲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何以中国古人的终极性思考始终与身体性思考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致力于所谓“安身”、“守身”、“贵身”、“返身”、“省身”的问题永远是古之贤哲的第一等事，而对执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种所谓的“以身为殉”的原始的焦虑始终使其忧心忡忡。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身体主义的宇宙论出发，才使中国古代“世道”同于“医术”之说得以成立，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们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尼采所谓的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这一在西人眼里惊世骇俗之论，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了无新意，早已被中国古人目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国哲学中这一身体性特性除了集中体现在其宇宙论理论外，还普遍地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中国古代伦理学中之于所谓“修身”的强调、之于社会伦理“造端于夫妇”的肯定、之于血浓于水的“亲亲”的推崇，以及中国古代宗教观中所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慎终追远”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所坚持的以象征和体验为特征的“身体思维”的理论，如此等等，都无不打上了身体的深深烙印。因此，身体性作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规定，其已驾一驭万地统摄了中国哲学中的所有论域和原则，舍此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舍此我们就无从把中国哲学和其他哲学加以严格的区别。
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从沉重的历史出发对这种身体哲学作出厚今薄古的评判，然而我们却无法规避其现代语境下积极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对中国哲学中身体性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对当今人类普遍的“无根性”和“贫血症”的生命现状，它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抗议和批判，并为我们向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铺垫。此外，这种身体哲学所推崇的作为“原发生命机制”的男女互济的“太和”之道，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固执的“同一性”原则的有力反拨，又可对后现代哲学所沉迷的“差异性”原则给予矫治，从而为我们拓出了步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的一条希望之径。它毋宁说告诉我们，当今人类最深重的和原发性的危机，乃是日隆的男性权力话语和与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导致的生态性危机，而医治危机的根本良药，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国古老的《易经》中为我们所昭示的那种“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