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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的名人名言篇一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境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境界；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是一种境界。而我对境界的诠释是――超越自我。
古人都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世界就这么大，人活在世上，相应的也只有那么一点本领，却不曾想过超越自我。超越自我，你将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
相信你依然对雅典奥运会上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打破了男子110米栏的奥运会纪录，平了世界纪录。我相信，你第一感觉一定是认为刘翔多么厉害，你有想过，他能获得如此优秀的成绩是通过多少次努力？流了多少汗水？正是他不断练习，不断超越自我，最终才能摘取奥运桂冠。然而，刘翔并没因此而止步，他依旧每天不断地训练，一次次地超越自我，经过不懈地努力，他又在洛桑以12秒88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现在，北京奥运会己经临近，相信刘翔还能超越自我，取得更多辉煌。超越自我，这就是刘翔的境界。
你是nba球迷吗？你还怀念当年那支公牛队吗？说到这，相倌你已经想到了飞人乔丹。他曾是得分王，他曾带领公牛队赢得总冠军，他也曾率领“梦之队”赢得奥运金牌。对于乔丹，你不要仅仅只是赞叹，更多的.，你应该认识到乔丹也是在不断超越自我中取得辉煌的。在带领公牛队赢得三连冠后，乔丹改打棒球，但对篮球的热爱使他重返赛场，就如他自己说的：“我每天都在练球，不断尝试超越自己！”他的状态爪减，再次建立了“公牛王朝”。超越自我，这也是乔丹的境界。
我不是刘翔，也不是乔丹，更不是谁，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对于我而言，我没必要像刘翔那样跑得更快，也没必要像乔丹那样球技更好，但我认为我应该学习他们超越自我的境界，在学习上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我也能做到！
超越自我的名人名言篇二
摘要：本文结合周同宾的散文创作实践，对其散文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作家散文创作中的思想性、表现手法、语言创新等问题的探究，概括出周同宾散文的现代性特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使他既能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最终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作家。
关键词：周同宾散文创作现代性
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周同宾似乎是一个浑身“土气”的散文作家，这种“土气”明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致力于乡土题材写作，固执地把几乎所有精力倾注到故乡的土地上，倾吐对家乡父老风物的一腔情愫，是一个纯粹乡土散文作家；第二，在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注重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传承，很少运用当下“时尚”的西方现当代表现技巧(诸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周同宾散文的这些特点使得一些评论者常常会对其散文的思想性、现代性持怀疑态度。本文就从分析周同宾散文的创作实践人手，对其散文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
一、周同宾散文思想的现代性
考察作家的成熟，优秀作品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现代性的有无。现代性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成为新文学的根本属性，是与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一部作品是不是‘新’，就看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这当然是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言”。
回顾新文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和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方法和裂散冲突的心理描摹等。以此观照周同宾散文，基本可以对其作品的现代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
首先，周同宾散文中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无疑是强烈而又普遍的。他不厌其繁地描写小人物，深入农村，接近农民，为乡野生活写照，为草根一族传神，甚至为农民写史的主张，本身就浸润着人本主义的思想，蕴涵了浓郁的平民意识。对乡土子民心理、行为的旧的残留物的展示映衬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心理的触摸与审视，呈现出文化批判色彩。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乡间个体生命价值的抑损，个性泯灭的苦难生存状态的直视，更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启蒙精神。
其次，周同宾在“写实”和“写史”主张下运用的“原生态”创作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直面社会现实，显示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具陈的驳杂，凸现了乡土社会中深刻而激烈的冲突与矛盾，情歌与挽歌的吟唱昭示了作家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创作方法具有现代的属性。
第三，周同宾散文中闪耀着“新历史主义”的因素。周同宾尽管是以乡土散文作家的面目出现在文坛，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手法就必然是传统而守旧的。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一身土气，是个乡下人，固执地把注意力投向故乡的土地。但他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生的挫折和丰富阅历，使他有可能也有条件比在他之前的乡土作家走得更远。他有这种自觉意识：“散文要新生，要发展，必须改变像圣徒对待经典的那种心态，应科学地对待遗产，对待那些散文名篇。只好借鉴，不可奉为圭臬，再不要亦步亦趋，尊古炮制。当今的散文家，应该有种叛逆精神，奋力挣脱前人创造或后人设置的种种束缚，自己把自己从千古不变的散文观念、散文格局、散文创作的abc中解脱出来，根据当代最新意识、当代艺术哲学和审美趣味，根据自己独有的而不是沿袭前人的创造力，面对当今的现实生活，进行自己的观察、思考，用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
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同宾散文集《古典的原野》中。文集中《历史的乡野》通过存在的三种历史对闯王的真实形象进行思考：一个是民间传说，一个是历史记载，另一个是当代政治话语中的言说，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饥饿中的事情》在平和冷静的叙述中揭示了吃食堂饿死人惊心动魄的真相，《牛的咏叹》和《土地梦》还原了普通农民对土改及农业合作社的心态，《读农政全书》从贯通历史的角度昭现了主流话语对阶级对立和地主形象的遮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周同宾揭示了另一个“历史”，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关注了被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所忽视的个人。这种手法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固然可以归结于民间视角或个人话语权利的获得，无疑也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
二周同宾散文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性
作为一个乡土散文作家，周同宾除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批判的眼光观照和审视乡村的苦难与落后外，也用优美甚至忘情的笔墨回忆自己的童年，表达对故乡的依恋(在这里，童年和故土是一致的，童年可以视为时间上的“故乡”)，对周同宾而言，故乡情结可能较之其他作家更重、更浓。文学评论家孙荪先生在对南阳当代文学星空做散点透视时，称南阳的作家为“故乡的痴儿”，周同宾被认为最痴的一位。如何看待周同宾创作中的这颇为矛盾的两种创作倾向?进一步说，作家创作中的恋土倾向是否具备现代性?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周同宾散文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故乡在文学中的寓意问题。“城乡的划分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故乡概念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故乡、乡村、乡土、农村在使用时，具有相同的寓意，通常被作为中国传统的象征，是封闭、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城市，则具有开放、进步、文明的特质，因此，对乡土的难以割舍，往往被视为对城市文明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种反现代性表现。但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农村与城市固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是必然趋势，但对农村或城市的书写并不必然产生守旧或现代意识，关键在于如何叙述农村或城市中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时，对于乡土宁静和谐的赞美或颂扬往往加入了作者的想象成分，是对乡土的虚拟表现，这种虚拟的再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依恋不如说是对传统的重构和反拨，这种反拨，是以现代性理念为基础的。
其次，从散文本体的审美角度看，散文的诗性本质表现为主情世界与审美情志的结合。在乡土散文中，情的世界即作家主体人格的世界，当表现这个情的世界时，作家对乡土苦难、民情风俗、乡土回忆的审美情韵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并成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体现。乡土散文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而后又离开农村，有农村生活的体验，同时，散文是一种“情的艺术，情在散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抒写农村生活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乡土散文中的“乡土情怀”体现了作家内心感性与理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和调适。乡土散文对故乡的依恋愈深，情的感染愈强，与现代社会的反差愈大，带来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效果就愈强，这正是散文文体审美的内在要求。
第三，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模糊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在过去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以后随着文学史意识生长，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维度上来认识‘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涵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候，关于‘现代性’我们的知识还是相当笼统和模糊的”。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对当时中国而言是现代的，但在西方，早已不具现代性；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在当时是现代性，但对今天而言，也未必具有现代性。因此，在对现代性话题进行探讨之前，必须对现代性的内涵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本文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采用孙荪先生对现代性的解释：即看作品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现代意识主要指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思想，表现手法则看是否有创新性。这样的解释可能失之片面，但也表明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有论者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来看，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还是明清小品文的借鉴，都包含着现代理念和意识。
三、周同宾散文表现手法的现代性
“现代性表现在表现手法上，看与传统相比，是不是有创造性、创新性”。考察周同宾散文，手法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体的创新，包括新体裁的使用和旧体裁的改造。首先说旧体裁的改造。周同宾散文的类型非常广泛，有“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日记、书信、序跋、游记、曲词、传知散文、传记文学等，除报告文学、杂文外，几乎含盖了现代散文的所有类型”。日记体、书信体、论辩体、笔记体、祭文等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散文体裁，但由于周同宾以平常人的视角或谈趣说理，或怀人自省，贯之以真诚质朴的精神，独立自主的风格，实质上已经对这些传统的散文体裁进行了改造，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另外，从散文关注的对象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散文发展虽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许多散文作家的作品拘囿于“小我”的藩篱，热衷于上反映作者“身边之事”和“一己之情”，不少散文作者一味追求时效性及读者群，创作中只求“短、平、快”，根本不愿、也无暇去关注和农民密切相关的题材。周同宾敏锐意识到了这一命题的沉重，“……大地茫茫，农民渺小，那些‘大腕’级作家有谁愿去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的柴扉?我顿时产生了一种颇为急切的紧迫感，一种颇为神圣的使命感，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自一九八八年起，周同宾长年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之中，体味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全方位地，不加雕饰地写出他所知道的农村、农民，表现农民的爱与恨，喜与忧，奋斗与挫折，追求与困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的评判”。散文集《皇天后土》是九十九个农民的口述实录，或说己，或说人，以质朴的原生语言，讲述了农民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再现了转型期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原生态，原生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这也是一个创新。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周同宾散文的显著突破体现在叙事的多元转变方面，采用了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视角。《皇天后土》的体式就十分独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简短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而后是口述者的自我独自。作家介绍是第三人称，百姓言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转换构成了一种接近于巴赫金的“复调”的多重对话，通过对外在的“他”(农民)的感知，再逐步走进“我”(自述者)的内心世界，这是周同宾散文的独创之处。此外，这种视角的变化，还取得了一种近似于心理描写的效果。由引子首先对每个农民有一个总体和外在的了解，然后通过每个农民的独白，一步步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慨，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在表现技巧上，《皇天后土》揉合了小说的审美意识，呈现出跨文体创作倾向，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肉味》中的洪保太、《晚晴》中的马留香等。更精彩的是，文章中艺术留白的设置，如绕梁之余音，袅袅不绝。仿佛中国的山水画，有山有水，但仅用线条勾勒，画面上留有许多空白，留白处尤为含蓄、隽永。比如《铁箱》中年轻美貌的寡妇陶玉菊，始终保留着丈夫生前的铁箱，面对公婆的威逼，决不再嫁。铁箱中到底装的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样，犹如一个永恒的谜，强烈而又持久地闪烁在读者的脑海。《皇天后土》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状写乡村情愫、酸成人生的篇目，诸如《阉牛人记》、《驴春秋》、《魂断黄叶村》、《伏牛山骑驴记》以及一些挽歌型的悼祭文字，也一样有一个或显或隐的故事内核。更有一些作品，常常被报刊编辑当作小说刊发，被读者认作小说阅读，其散文中的小说因素自不待言。
最后，从语言方面来看，周同宾的创新之处在于提炼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适于乡村表达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质，是在当地农民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既能体现农民说话的神气，语态、韵味，又是作家自己创造的艺术语言，明白如话，句短意长。既是大众的语言，农民的语言，也是一种创新性的语言。
六十年代台湾的余光中曾发起一场散文改革运动，在散文改革的宣言《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散文的语言范本，应该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用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周同宾成熟期的散文语言可以说是对余光中“弹性”内涵的诠释，其语言具有简练凝练的特色。句式上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明快、亲切，少有冗句冗字，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艺术张力。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言语，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起，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古典字词与当地口语结合在一起，达到高度的统一，呈现出亦俗亦雅的品格。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民语言大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民语言的丰富和独特。此外，在纯粹的农民话语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周同宾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具有现代性特质，他虽然执著地用散文去表达乡土、乡情，但并没有过多地受到乡土的局限，散文创作过程中表现出可贵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可贵的创新，促使他完成对乡土的超越，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使他成为河南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
超越自我的名人名言篇三
“现代性困境”主要源于现有范式下现代工业技术无法解决的自身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主体性哲学下主客二分对象性逻辑思维的展开，在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下，主体成了绝对的自我，而客体则成了失去独立存在意义而对主体“绝对服从”的纯粹物的世界。如此一来，在现代主体性思维的影响下，现代技术一方面衍生出了自身体现人类利益、实现人类诉求的工具理性，但同时又将工具理性和体现自然对人意义的价值理性强行割裂开来，使得现代技术在自身逻辑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现代二元性思维。
受现代二元性思维的影响，现代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模式，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现代技术的社会实践始终，犹如现代技术与生俱来的垢病一般被称之为现代技术实践中的“现代性困境”。因此，现代技术在具体的社会应用中往往只重视技术的社会逻辑和技术的社会要求，忽略了自然对技术的作用和技术的自然逻辑。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应用中，现代技术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了自身的“现代性困境”。
一、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表现
(一)主体责任困境。现代技术从本体上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只注重人对自然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这与马克思强调的人类实践双向对象化的本质是不符合的。即“人通过实践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同时也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改变身外自然，而忽略对“自身自然”改变的现代技术实践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实践”，在“虚假的实践”中，自然与人类的双向对象化关系被扭曲而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则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实践中人类的主体责任困境。
现代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利益二元对立起来，并不注重自然对自身实践的作用，往往只有在当有关自然的诉求被上升为国家意志后才能对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产生影响。这也就是说，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中，自然与人类的对象化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带有中介反馈的复杂异化模式。这样一来，自然的利益在经过中介的解释后，已经丧失了自然的本真诉求，或者说现代技术认为所接受的自然的反馈其实只是人类自己的反馈而已。
现代技术之所以呈现出“虚假实践”的模式，主要是因为现代技术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性，乃至于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往往依托于行政地域而非生物地域。现代技术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去中心的集体化活动，而这种“去中心”和“集体化”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要在工业文明范式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经济消费全球化模式的推动下，突破民族、国家、文化等行政意义上的束缚，成为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共同推进的普适性技术。然而，却鲜有从生物和生态区域上去解释现代技术中的“去中心”和“集体化”。这样，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二者的共同利益也越走越远。
因此，现代技术很难在具体的实践中明确界定主体的具体责任。从自然的角度而言，自然的诉求并不是直接反馈给人类的，而我们也因此无法判定这种反馈究竟是不是代表自然本真的意愿，进而也就无法承担起自己对自然的真正责任。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自然对人类的影响是缓慢的，而随着现代技术在行政意义上的“去中心”和“集体化”，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的某一自然的负面影响究竟是谁带来的，这就需要全人类去为某一部分人的失误买单，而这是现阶段仍然以集团利益为中心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尽管集团关注的是所有的经济利益，但是仍然不排除其中的个体基本上还是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福利。在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影响下，其在社会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主体对自然的责任困境。
(二)伦理关系困境。
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强行将自然与人类对立起来的实践模式，使得支撑现代技术的主要伦理关系只能是人际伦理而非其他伦理形式。人际伦理是“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伦理规范，它只注重技术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而忽略了技术实践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练“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第二，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仅人类是唯一的中心主体，人类利益更是评价技术实践的唯一标准，为了能够使人类利益最大化，现代技术不惜牺牲长远的自然利益来获取眼前的人类利益。但不管如何，技术活动的实践对象始终只能是自然，无论如何它的实践也不可能完全抛开自然只在人类的价值尺度内进行。现代技术强行将人与自然的利益分裂开来的事实，使得自身在实践中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出现了失衡，从而直接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造成了人类未来长远利益的损害。一方面，现代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人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的实践模式包含的主要诉求是有关人类价值实现的诉求，因此，现代技术只承认对自身、对人的作用和责任，而不承认自身对自然的影响和义务。另一方面，现代技术要从自然中获取生产的原材料这一事实，决定了现代技术实践中内在地包含了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关系，不管现代技术是否承认或者刻意规避这一事实，自然对现代技术的作用和关系总是客观存在的。在具体生产实践中，现代技术能够对人类产生具体价值的前提必须是相应的客体，即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这就使现代技术在具体生产中不得不尽可能保存自然的有用性。所以尽管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并不重视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潜意识上，现代技术却摆脱不了自然对它的约束。很显然，单纯以人际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技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它只享受对自然的占有和利用的权利，而不主动地去约束自身对自然的行为和履行对自然的责任，于是，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很多环境问题严重至威胁到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国家的环境安全。可以说，现代技术中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单向不对等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技术实践下，“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能够迎合技术主体的原因。因为“后治理”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重建自然的利益，而是因为当“先污染”的自然对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治理只是为了能够让自然再为人类利益服务而已。
(三)理性选择困境。
现代技术实践包含了理性至上的原则要求。所谓“理性至上”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对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现代技术的实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尽可能地将投入的成本公有化，而将获取的收益私人化，以便让主体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然而，现代技术的这种实践方式是否真的是基于理性考虑的选择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非洲纳米比亚楚梅布地区一家啤酒厂在创业初期引进了有关啤酒生产的现代技术，希望能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提高啤酒的生产效率。按照现代技术的实践理念，在啤酒加工的三样主要原料水、啤酒花和大麦中，大麦和啤酒花是必须通过购买、作为私人成本承担的，而水则可以作为公共资源不纳入到生产的成本计算中。因此，现代技术在进行成本计算时，无形地将生产成本分为必须通过购买的私人成本鱿和不需要通过私人购买的公共成本c。而在对最终产物的收益计算中，现代技术只看到自己所需求的啤酒和蔗糖，忽视了对废水和二氧化碳的处理或者再利用，这样一来，生产产品又被现代技术强行分为能带来私人利益增加的产物和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
而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又是可以被具体划分的。如果啤酒厂采取任其排放的方式完全不管废水和废料的处理，而从长期的全局性角度出发，在下一次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公共成本(水)受到先前排放的废水的污染而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获得原材料所需要的纯净的水，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间内，凡又会带来新的公共成本被纳入到下一次的技术生产中。如果啤酒厂简单地对关于生产过程中的废料就地填埋，表面上会避免由于直接污染水资源而影响下一次再生产，但实质上被填埋的废料污染物会因为雨水的淋溶而进入到地下水中，并通过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交换而最终影响到河流中的水资源。因此，在后面的再生产过程中，同样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处理这些受到污染的水源，也会产生新的公共成本。
二、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治愈
要真正治愈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的核心在于:扬弃现代技术中的“反生态”逻辑，以实现现代技术范式的“生态学转向”。
现代技术的“生态学转向”实际上是要求现代技术将生态学原则贯彻和落实到自身的具体实践中。生态学原则是一种可持续的整体发展原则，它将现代技术的利益指向对象从单一的眼前物质利益转变为多元的有机体利益。这里的有机体利益包括了现代技术实践对未来社会、代际关系、生态环境等多重利益关系的整合与协调，目的在于实现现代技术在科学基础、体系结构和实践效果的生态效应，本质上是让现代技术走向生态技术的技术实践。
(一)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技术生存方式主要是在一定技术范式下的人类生存方式。人的内在本性要求一种与人类各方面相宜，与人的内在个性相和谐的技术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技术生存方式从本质而言应当是能够遵循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的技术实践。技术实践不仅应当创造出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物质利益，同时也应是最能彰显人类精神诉求的活动。
而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使得现代技术实践仅着眼于维系人类最基本生存的物质生产，从而将不顾一切地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视作评判技术发展的唯一标准。如此一来，人类的所有诉求在现代技术实践中都被化约为最简单的物质需求。在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异化下，不仅自然的存在方式开始由原始时期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整体性与同构性走向了孤立性与异质性，人类也因此丧失了诸如主体性、批判性等“人性的因子”，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可以说，正是现代技术主客二分的逻辑范式造成了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人与自然存在方式的共同异化。在异化的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自然开始淡出人类的圈子，成为与人类发展无关紧要的存在;而人类也因此丧失了对自然的责任感，简单地将自然工具化，将人类的诉求强加于自然。这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主体责任困境”会产生的根源所在。
因此，要解决现代技术中的“主体责任困境”，首先要将自然和人类从异化的技术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在人类社会的作用和价值。这就要求现代技术按照生态学的法则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要求人类从工业文明时期的灰色发展走向生态文明时期的绿色发展，以“绿色理念”作为技术实践的指导思想，形成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顾名思义，就是将绿色环保和技术发展、人类生存价值与自然生存价值结合起来，不能只偏重一方而放弃另一方。(1)在本体论上，它主张人类的生存必须要建立在自然的生存基础上，通过对现代技术范式的改造，形成人类技术生存在生态承载力下“无极限而有条件”的发展模式。(2)在认识论上，它提倡从整个生态的角度(包括人和生态中的其他存在)出发进行技术实践，将自然的生存利益与人类的生存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3)在方法论上，绿色的技术发展观主张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技术评价的坐标体系，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技术效益共同作为评价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这样一来，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不仅恢复了自然的地位和作用，还重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使自然不再被人类当作异已无价值的存在，而与人类一起成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本真的诉求和人类对自然应有的责任也就因此包含在了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之中，现代技术的“主体责任困境”也因为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而得以解决。
(二)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生产，是现代社会沟通人与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不同的生产方式能形成不同的主客体关系，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不同的物质交换形式。一定条件下的技术生产方式对于人和自然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人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与任何时期的人类实践活动一样，现代技术范式下的生产活动也有自己的原则，即贯穿于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的“目的主义”。所谓“目的主义”是指整个现代技术的生产活动仅将人的利益和需求作为指导技术实践的唯一依据。在“目的.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现代技术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潜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物质的繁荣和经济的提高，因而受到了工业社会的顶礼膜拜。然而，众所周知，与其他技术类似，现代技术的逻辑构成也包含了两个部分:自然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自然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自然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存在的可能限度，以及现代技术存在的“合自然性”前提。社会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社会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在存在限度内对自身最大效用的发挥，体现了现代技术的“合目的性”要“合自然性”是技术从产生到实践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是技术在实践中能够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也是技术能够正常存在的必要条件“合目的性”是技术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为了实现技术主体的某一诉求而对自身功能最大效用的发挥。由此可见，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目的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将现代技术范式中的社会逻辑抽丝剥茧孤立出来，按照“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对其所作的“歪曲夸大地解读”。因此，在以“目的主义”为原则的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不仅技术本身的逻辑出现了断裂和异化，自然与人的关系也因这种异化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技术对自身自然逻辑的忽视不仅使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困境，其对自身社会逻辑的过度夸大，对功利主义的过分追求也使得自然、甚至人都在异化的生产方式下成为商品式的存在，而伦理道德关系也因此沦陷，产生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伦理关系的困境”。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修正和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就必须要从现代技术异化的生产方式入手，打破现代技术自然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分离状态，实现现代技术自身“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其关键就在于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指导思想。
“生态中心主义”遵循的是生态整体性的原则，它以生态科学为依据，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目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现代技术刻意地将自然与人类在实践中的对立进行了批判，要求改变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以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努力促成现代技术生产方式在具体实践中的“生态学转向”。所谓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在技术生产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3r原则:一是节省(reduce)，包括对原料、能源的节约，具体说来就是尽量使得已经被使用的有机物成为另一种有机物的生产原料;二是重新使用(reuse)，即对资源的再利用，“将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三是循环即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在闭合链条中能够实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这样，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要求下，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就变成了以绿色循环为特征的生产实践，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也在绿色循环的生产方式下有机合为了一体，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也随着人与自然在生产中二元对立的消解得以解决。
(三)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
“理性选择”强调在一个由理性主体介入的行为模式中，所有的行为指向都是为了实现理性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样，在理性选择的理论中，对“理性”含义的理解和利益最大化的界定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也直接决定了该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具体实践方式。
现代技术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过度偏好决定了现代技术对“利益最大化”的解释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相应地，现代技术关于“理性”的理解就是能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切方式，也就是说，只要一种实践方式能够用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方式就是理性的。如此一来，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首先是将技术主体设定为“经纪人”。所谓“经纪人”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假设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理性的，即他们都能以自身利益为动机在经济活动中去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能够促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中，个人利益是目的，整体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任何时候，现代技术的实践都是以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利，现代技术只强调手段的有用性和效益性，而忽略所谓的道德性和价值性。
现代技术对技术道德性和价值性的忽视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将经济利益作为人类发展的唯一诉求。从本质上讲，这恰恰是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消解的表现，同时也是现代技术中理性选择困境出现的原因。工具理性强调在行动与目的之间完全基于个人最大化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而事实上，人都是有情感、有责任感、有信仰的社会人，故很多情况下，个体完全有可能采取遵循着戒命或要求的引导而不顾及行动后果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因此，在现代技术看来“最理性”的选择往往并不是社会实际状况下最理性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而言，要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困境，首先就要实现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以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成为指导技术实践的理性原则。所谓生态理性，暗含了将生态和人类的双重利益诉求作为技术实践目的的要求，并将人类和自然视作具有同等内在价值的存在。不仅如此，生态理性还强调技术的价值理性，反对只求结果而不计手段的技术生产方式，提出技术实践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整个地球家园“有限的发展”，而并非只是人类经济“无限的增长”。可以说，生态理性从根本而言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它以“社会人”取代了“经纪人”的技术主体地位，将个人的利益偏好纳入到了具体的历史中，看到了除经济利益外人类的其他精神诉求，如对自然之美的追求，对伦理之善的渴望，等等。在“有限理性”原则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追求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而是诉诸于人类社会“有限的发展”。这个“有限”是基于自然对技术发展的限制而言的，它既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前提，也是技术价值理性的表现。这样，在生态理性思维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只是着眼于物质投入与物质产出，而是将自然内在价值的恢复与保存纳入到评价技术实践的体系之中。这样，随着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衡量技术发展的标准也从单纯的“投入与产出的价格关系”变为“投入与产出的价值关系”。而相较于单纯的经济价格，价值更注重多方面的收益最优化选择，也更能够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中的困境。
超越自我的名人名言篇四
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且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仅从基础性的路径选择层面来作一个简要的讨论。国家主义公共性，事实上是一种高度行政集权的公共性，这样一种高度行政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行政权力高度向中央政府集中，纵向权力强大，而横向权力则被纵向权力所严重切割和抑制，表现为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形态。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上，政府等同于“公”，而社会则意味着“私”的领域，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公”与“私”的相互对应关系，社会全面依附于政府而呈现出一种软弱无权的状态。高度行政集权有利于分散的资源得到合理而集中的使用，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过于强调中央政府的责任和能力，而压抑了地方和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利于达成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富有持续活力和创新性的治理格局。
对此，托克维尔指出:“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托克维尔的观点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也难以否认地指出了行政集权的主要弊端。
超越自我的名人名言篇五
在道德层面上给予人们最大程度的自由，把道德择选的权力归还给个人，让道德可以自外在训诫规划，转换成为个人内在的本分，是现代性道德的相同特征同样，这也是现代性自我的一种相同基础价值要求现代性的自我观主要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两者之间都具备一个相同的自我特征，即将自我视为能够和社会角色与社会经验完全地分离，也能够在不参照特殊情境，就可以做出自我的道德判定的一种原子式个体存在。
1.现代性自我的特征
1.1无负担自我
当漠然状态下的契约关系超过了社会共同体存在的亲昵及温情，现代性自我挣离了自我这个个体的特定以及标准，具备对善恶、真伪等所有问题的所有抉择权，对此，他们并未对善恶、真伪的判定责任履行基础性义务，而是把此等抉择权视为任性的自由，依靠着自身欲望利用权利，舍弃掉所有他们生活里与之相关的全部义务及责任，转换为无负担性的存在。
1.2主体性自我
在经历了与实体状态分离以后，自我的了解已不再依赖外在的架构，即社会共同体及上帝，而是以独立状态下在宇宙秩序，成为一种他们自己意志中的“实体”。将全部的外在价值都进行疏离之后，现代性自我唯有依赖这个“本我”，建设起“理性的权威”，通过使用理性来破除所有外在束缚，对所有价值展开反思，以此获取自由，从自我立法至自我规定，实体成为主体。
1.3功利性自我
近现代科技与文明创设了十分多样的物质，对人们的`生存方式造成了空前的改变，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史无前例的得到了人们的全面青睐，人们开始只单纯的关注能够考衡的事物及其技术应用所能够产生的物质成果，而逐渐不去追问其人文意义和目的。
2.道德困境
2.1自我与道德分离
“我”被看作独立于社会，独立于共同体形式所存在的单一个体这时，“我”在绝对意义上并非是指共同体一员，“我”能够不接收社会或共同体所指定的道德约束道德与不道德，旨全部由“我”意志所决定由于自我责任不需要受到角色责任，也需要受到伦理责任的约束，因此自我能够任意地对自身所“适合”的责任进行择取例如，在五一二地震中的“范跑跑”便是抛去了自我所存在的共同体的道德文化背景，完全以自身所谓的自由、理性、情感根据解释自己所需要负担的责任他固然有自己所谓的那一套标准，当然，任一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作为人的道德标准。这便是现代性自我所承认的现代化道德所谓“多元化”。
2.2自我与角色分离
3.超越困境
3.1社群主义的思路
3.2后现代主义思路
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道德的质疑及批判，其最初的源始，同样是存在于对现代性自我的关注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自我始于个体身心的决裂以及内在矛盾的与日俱增以该视角而论，后现代主义把其观点汇聚至现代性自我的理性张扬与主体性潜越上，认为这些因素全方位的激发了现代人的欲望，进而对人的“整体性”达到瓦解首先，导致了人在理性和非理性;意志和自然的对立其次，也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和人际的对立故而，需要把自我的“非理性化”与“中心化”进行剔除如此一来，后现代主义便架空了现代性自我的个体层面，完全消灭了自我身份，“我”既不属于自身的中心，同样也不属于共同体的中心，只是单纯的拼凑物而在现代性道德准则下，后现代主义主要朝道德的“一致性”意识进行驳斥后现代主义拥有十分清晰与强硬的边界意识，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能够进行“分化”。
3.3论证现代道德标准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解决现代性自我所衍生出的道德困境，必然需要重新构建一个现代性自我而重新构建现代性自我，就必然要跳出现代性道德的哲学体系范畴，于各个不同的道德传统中，找寻理论资源及现实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道德传统始终是基础、是前提因为，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它都维续在每个人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