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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里有为何为何篇一
;网上流传着“过午不食”的说法，晚餐是少吃，还是不吃呢？其实，“过午不食”是佛陀为出家人制定的戒律，也叫作“不非时食”，即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食，其他时间不可以进食。佛教认为，每天只用吃两次饭，这样才有更多的时间修行;另外，吃得少可以降低爱欲。现在一些减肥人群也主张过午不食，每天下午两点以后就不再吃东西了，希望通过节食达到控制体重的目的。
“过午不食”只适合特殊人群，例如上面提到的修行的僧人。因为如果午餐后不再吃东西，那么到第二天早上6点，至少有16个小时没有进食。胃中食物被消化吸收后，胃分泌的胃液会腐蚀胃黏膜，从而导致一些胃肠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晚餐到底什么时候吃，吃多少才合适呢？一般建议应该每天吃晚餐，进食时间宜在酉时（17—19点），以18—19点最佳。因为酉时是肾经当值之时，气血流注肾经，是人体贮藏精华、调养肾脏的最佳时间。晚餐中的食物可以提供人体气血精华，所以晚餐最好安排在酉时。
古人提出“早咸晚甜”。从中医理论讲，食物有五味，入五脏，咸入肾，甜入脾，养胃的饮食宜早餐吃咸，晚上吃甜。晚上可以饮一杯蜂蜜水，有清肠养胃、润肺养颜的作用。蜂蜜水对胃酸分泌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可以增加胃酸、帮助消化，还可以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
一般人群的晚餐总热量以占全天的30%左右为宜。在食物的选择方面，晚餐尽量吃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和豆制品，少吃脂肪类食物，动物内脏少吃，同时还要荤素搭配得当。这样既能帮助消化吸收，又能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有利健康。
相关热词搜索：;歌词里有为何为何篇二
导语：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
在学术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
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 ---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
歌词里有为何为何篇三
;在近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梁鸿已然完成了从学者到作家身份的转型。从具有纪实色彩的“梁庄系列”到如今文学性浓厚的《四象》，梁庄作为其文学书写的载体，始终承载着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梁庄之所以能够酝酿为独特的叙述空间，并不断被加工和塑形，不得不追溯到梁鸿当初选择离开书斋，重返乡村的一次文学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梁庄》的2014年版附录中，梁鸿补入了一篇名为《艰难的“重返”》的自述，这被她看作一次重返梁庄后反思自己的机会。作为返乡经历的梳理，梁鸿用一种近乎“情感宣泄”的方式呈现了内心堆积已久的矛盾、纠结和困惑。来源于城乡、阶层、文化、知识上的隔阂使她意识到了生活和写作的限度，尤其是当个体难以突破由社会整体形成的问题时，我们看到充斥在文本中个人情感的冲突和身份认同的暧昧不明。正如文学评论者所言，“梁庄系列”虽然涉及了很多很重要的事，但总感觉有些粗糙，而《神圣家族》与之相比，便开始圆满起来，梁鸿也具有了一个真正写作者所具备的面貌①，这里的写作者形象，已经不再隐含之前作为参与者和行动者的性质。其实在非虚构的“梁庄系列”到具有自传性小说《梁光正的光》，再到如今带有浓厚现代主义色彩的《四象》的创作转型中，明显可见“我”的介入在文本内部逐渐退场，而这一退场带来的效力，便是更显作者把控乡村人事的自如娴熟、游刃有余。面对这样的写作成熟，我更愿意理解为，文本的叙事避免了处理作为返乡者“我”，在与乡村的直接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艰难问题。
所谓“文学艺术并非只是强烈感情的瞬间突发，而是昭示着一种深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②。无论作者是将自我形象纳入书写中，还是隐匿于故事之外;无论是一次重返乡村的文学实践，还是日后叙述方式的转型改变，文学作为“我”与乡村的中介，勾连着的都是由乡而城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现状的复杂情感。重返为何艰难，从建构“梁庄”到建构“自我”，对写作者而言，是一次个人情感和自我身份的重新梳理。因此，以梁鸿与乡村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去解读“梁庄系列”，乃至理解其在非虚构写作后的创作转向，都具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离开这片土地，你才能过好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又产生了一轮新的流动，农村人进入城市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主要是招工，其次是参军和上学，极少数人能通过后两种途径进城，梁鸿就是其中之一。她先后在中师学习、南阳教育学院进修，后决定参加本科自学考试，逐渐地从穰县到了郑州，从郑州到了北京。但当她试图重返故乡、构建乡土理想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乡村的人，并不能理解它。自身携带着的城市外部视角已经在塑造和渲染着乡村，“或者说，自20世纪以来，‘我们在不断逃离梁庄中试图建构梁庄。它的生命、历史和形象，都被盖上了种种印戳”③。确实，以教育方式隐喻的城乡文化符号差异，自近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固有的城乡之别使乡村成为时代的另一种风景。
对梁鸿而言，她正是“去乡土化”教育模式下的产物。在其叙述中可知，重返的艰难在于“我”对乡村的陌生。对乡土世界的不了解以及乡村经验的匮乏，使“梁庄女儿”的身份僵化为乡村外部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去乡土化”的教育过程已不知不觉地在离乡者身上发生了作用。“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一定要逃离农村，一定要离开这片土地，才能过好生活”④，城市取向的价值预设成为乡村教育的话语模板，致使人们忽略了乡土的意义与劳动的价值。正如《中国在梁庄》中的毅志、菊秀、春梅，他们似乎都处在不同程度的虚无中，精神上的深层需求被现实的冲击篡改，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状况、家庭的基本需求等客观条件推动着他们提前就业，在各行各业中摸爬滚打，历尽艰辛。正如研究者所言，原本乡村教育赖以依托的乡村文化基础与乡土意蕴，都在有用性价值的比照中逐步消解⑤，追求效率与利益的社会价值观念，震荡着乡村青年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其实质而言，便是身在乡村，心在别处。
进入城市是农村孩子从小的普遍心理，这一观念背后隐藏着城乡结构的失调。事实上，现代教育的“去乡土化”性质并非只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大特征。罗志田认为，读书人不返乡造成的近代城乡之别也始于兴学堂，废除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读书人的上升渠道和价值取向，也自然割裂了与乡间耕读的联系。新式教育建制所产生的智识阶级，在那时就已经成为区别城乡的社群象征，与之相伴随的近代城乡空间格局的转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化等因素，自然而然地成为知识者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选择依据⑥。同时自近代以来，以乡村为主的农耕文化愈发受到以工业和城市为主的西洋文化的冲击，这一变迁伴随的是对农村的掠夺。城市就像无数根吸管，把农村的资源吸纳到城市中，这其中也包括乡村文化、教育乃至人才。20世纪，无论是陶行知在20年代的断言，抑或是30年代晏阳初的思考，还是40年代费孝通的痛心，乡村教育的“离农”问题一直延续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中，由此形成的城乡之别的心理结构更是积淀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流动性里，遗留为人们的一种身体感觉和思维惯性。随着一百多年来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和推进，虽然知识分子在“去乡土化”和“再乡土化”的过程之间反复，但离乡的趋势依旧占据上风，教育引起的单向流动与社会分层导致知识青年难以重返乡村。
除了这一普遍心理结构外，梁鸿的特殊性还在于，一方面相比于城裔作家，由乡进城的作家大都习惯以乡下人、泥土味自我界定，早期对乡土世界的情感记忆并未完全散去，尤其是目击了城市对乡村的侵犯和破坏，其向乡心态是共同的，虽然进入城市，但在情感认同上依然与乡村藕断丝连。但另一方面，就像路遥笔下高加林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城乡的进退中，内心也总处于自我矛盾之中。虽然对土地的堅守能够保持作家的情感选择，但对城市的回归更是保证生活的基础。从乡土世界辗转到城市中，经过城市化的人，其实很难再逃离城市。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他们这代人成长在学习西方的新一轮热潮之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目标，同质化的现代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知识的“去农化”和“城市化”，“在地性”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正如梁鸿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高考，某种意义上拥有成为所谓精英的可能性”⑦，但是“学校的教育确确实实是知识教育，把人的心灵戕害，把时间占用，而我们根本不爱自己，我们也不爱我们这片土地”⑧。虽然一方面考试制度推动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对曾被限制在农村的青年来说是一种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子女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与乡村的关联。作为改革开放后教育体制的受益者，梁鸿通过教育的途径从边缘进入中心，但重返乡村的那一刻起，却早已察觉自己是异乡人。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带走了乡村的精英，更甚的是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使已经出走的精英难以重返故乡。
我们会发现，知识本身的“去农”性质与考试的“离乡模式”最终导致返乡的艰难与无力。教育似乎是城乡之间一条隐形的绳索，它的倾斜角度影响着人与乡村关系的亲疏程度，传统的“农村—城市—农村”的人才循环流动范式，逐渐被“农村—城市”的人才单程流动所取代。离乡是为了改变农村人的既有身份和经济状况，而重返的艰难则在于，“我”意识到在离乡的过程中，乡村正作为背景远去。返乡者如同《四象》中的高考状元韩孝先一样，历经城市现代化的扭曲发展，个人精神却处于分裂、无根的状态，而当企图重新进入生命的原点时，却早已丧失了对乡村的感知。
从前“离开土地才能过好生活”的价值选择背后留下的是如今“我终将离梁庄而去”的悲哀，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离乡化”问题，对于梁庄而言，离去的心理状态依旧在延续。从《出梁庄记》中可见，面对城乡渐呈分离的不平衡发展，当代农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难以产生对乡村认同与归属的普遍情感。面对这一群体来说，艰难的重返不仅仅是梁鸿的困境，它同样诉说着梁庄人也终将离开梁庄的事实。
二、“还是回到学术研究，回到纸张之中”
如果说“梁庄系列”的乡村故事，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村人员、土地、结构以及文化的变动，那么梁鸿的参与和出现，我们看到的則是曾经离开故土的知识分子与亲人、与故乡的纠缠。“重返为何艰难”这一命题，不仅涉及其中看似隐秘却极为关键的现代教育“去乡土化”问题，同时就整个文学活动而言，这一命题也包含着书斋与行走之间的矛盾。
梁鸿对于书斋的反思其实由来已久。在创作前，作为文学批评者的梁鸿，已经意识到了知识生产的学院化。她认为“强调科学和智识的基本立场与底层大众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善”⑨，一个作家应该具备自我意识和价值选择，拥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体验，真实而深刻地展现生命的存在状态。此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她的思考，“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而非“沦为知识社会趋势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和人物”⑩的形象，使梁鸿意识到一个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可以凭借文学参与公共想象，对现存秩序、对逐渐约定俗成的规则进行梳理与审视。尤其是在《“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中，她提倡文学应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现在时的跟进与研究，而非仅仅呈现缺乏理性建构的情感宣泄。
于是在非虚构写作中，梁鸿直接面临着突围书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一些评论者认为个人的频繁出场不仅挤压文本中的其他人，直接访谈和快速出版也使作品缺少凝视回望的过程;其见闻录式的叙述，并未建立与农民、与乡村之间有效和全新的现实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作者的行动并非真正有力，“我”依然是中产阶级的行动与介入11。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评论者的质疑，梁鸿并没有否认自己在重返过程中作为中产阶级的浅薄和软弱。从梁鸿的情感表达、价值倾向，以及在创作之后的离开中，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她缠绕的逻辑：一方面她哀叹“我”与梁庄的陌生和疏远，另一方面却说服自己“距离是永远存在的，即使你在乡村生活，你离这一家远而离这一家近，也会有隔离”12;一方面强调自我参与的必要，主体进入生活的姿态，但另一方面却在叙述后的无力感中给自己下了台阶，承认“我”始终只是而且终究只能是个写作者和研究者;一方面希望发挥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自觉，“以自己的知识、学问为公众做些事情”13，另一方面在面对是否行动时，却认为“个人的生活还在行进，有家庭孩子，也不必每个人都要做苦行僧”14。梁鸿希望行动，但害怕行动，在对放弃行动这一抉择感到羞耻和惭愧后，却仍在自我安慰和推诿中缓和了心理矛盾。在各种观念的交叉和妥协中，我们能够看到梁鸿勇敢的尝试和突破，也能看到在这艰难的历程中她一次次思虑重重的退缩，情感与理性的相互周旋与混杂，使个人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思想的斗争和撕裂将梁鸿内心的复杂性充分暴露出来。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对于长期从事学术体制化工作的梁鸿来说，能做到这些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梁鸿自己而言，终究是一次无法抵达的重返。虽然尝试着回到故乡、走进生活内部，可终究发现行动只是安慰自我的幌子，“我”依然在凭借自我的修辞在塑造、删改着梁庄。可见，学院派的知识生产早已遗留为一种制度性的障碍，“任何知识的生产者在生产一定的知识时，必然受到其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所处位置的有意或无意的牵制”15。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和知识专业化的推进，使知识分子演化为在学院内部工作的劳动者，而知识生产作为圈子内的文字游戏，其介入现实生活的能力已经下降，最终知识难以真正落地。即使梁鸿意识到了象牙塔与现实之间的真空状态，自觉地激励自己不再将知识束之高阁，进而回到梁庄。但面对单向的交流与叙述的无力，书斋又一次成为梁鸿的退守地，转而将梁庄的行走延续为一种学术经历。从“梁庄系列”到《四象》，虽然作家一以贯之地凝注着乡村的真实与细微之处，但非虚构写作所提倡行动在大地的勇气，逐渐消磨在了更为常见的书斋式写作中。曾经习焉不察的生存规则形成的学院意识和精英体验，不得不在接触生活本相的时候遭遇挑战，致使她对乡村的想象、知识分子以及文学的期待，与其真实的学术创作之间处于一种来回拉扯和抵抗的状态。
梁鸿的困境在于，从学院内部批评学院化的知识生产是无解的。原本作为一次突围书斋的返乡书写实践，却逐渐将非虚构写作演变为学院内部的理论武器。曾经认为走出象牙塔的意义在于进入生活内部，展示乡村世界真实的生活图景，却在遭遇重返的艰难时，退而求其次地将其作为学术生活的拓展和延伸，并安慰自己从中也多少收获了学术研究的勇气和信心。或许自决心走出书斋的那一刻起，梁鸿就已经面临着现实世界与理想状态间的失调。这对于已经习惯了学院日常伦理秩序和学术逻辑，习惯了城市生活带来的优越制度和便利条件，习惯了在日常生活面前保持温和与退守的姿态的中产化知识分子来说，当真正触及现实、大众时，其思想似乎已经进入了无物之阵，希望文学介入公共现实的最初愿望，也逐渐内化为个人的生活情感和学术表达。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离乡之人的返乡之旅，建构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重返。作为学术“变革”的返乡实践似乎是曲折的，面对先赋的“梁庄女儿”与后塑的“知识者”身份间断裂的事实，即便主体希望体验、行動和参与，形成的大多也只是精神与心理上的返乡和牵挂。
三、“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
就变得千疮百孔”
梁鸿意识到了自我的学术生产与现实的距离，选择离开书斋以实际行动建立与乡村的联系，但重返乡村的历程却再一次遭遇到来自乡村本身对她的“打击”。在以城市化为目的、以市场经济为逻辑的社会转型下，记忆中以农为本、以土为生的乡村世界早已聚焦于现代化的激荡之下。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中曾说到，对于从小生活和成长在农村的人来说，“我所有的痛苦的来源和幸福的来源，我生命中最细微的细节都在梁庄这个地方”16。正如散文《我们吴镇》中洋溢出的自豪感一样，童年、少年的记忆在梁鸿那里是抒情的，故乡涵盖了生命和家的全部意义。因此“梁庄系列”的创作对于梁鸿而言，是尝试以另一种更深远的方式重回梁庄，这种方式不仅仅是“我在现场”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能够寻找到自我精神的源头。于是梁鸿以乡愁作为方法，融合了城乡视角与亲人视角，将现代理性与乡村关怀联系在一起，关注现代与乡村交汇所产生的矛盾，通过“在梁庄”到“出梁庄”的整个行走过程，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乡村乃至乡村中的各个群体所遭遇的问题，呈现了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发展变革中的乡村面貌。
但作为方法的乡愁还有另一面，即对于叙述主体而言，她需要以不断克制内心的伤感和追忆为代价，来避免由“怀乡病”带来的主体性情感判断，取而代之的是凭借理性的眼光看到现代社会和城市文明的侵蚀，将情感体验置身乡村的真实生命之中。事实证明，这样的姿态是极为困难的，作为梁庄的女儿、城市里的学者、返乡书写的作家，乡村世界对于梁鸿来说是多象性的存在，一旦将故乡纳入现实，就意味着曾经的乡村经验和如今的情感期待，都会遭遇来自乡村真相的打击，纠缠在农裔知识分子内心的复杂情感难以在苍凉失语的故乡一一释放。重返故乡，梁鸿又一次迷失在了一种不易释怀的情绪之中。
梁鸿的少年时期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8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新制度的变化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也提高了农民的精神品质和主体地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户营经济增强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的提高，农业生产连续获得大丰收，随之也出现了大量万元户和农民兼业的现象，可谓是80年代农民的日子最好过。客观的历史现实恰好印证了梁鸿的美好记忆，虽然梁鸿在作品中曾坦言，“当有回忆加入的时候，当岁月、时间一起来塑造我的回忆时，我有‘溢美的嫌疑”17，但支撑这一溢美之词的背后，却是乡村经历的短暂生机与蓬勃的现实。
但作者重返乡村后，情感与事实的结合带来的是想象的破碎。“梁庄系列”虽从2010年开始创作出版，但从梁鸿的随笔可以反映出，早在其 2000 年左右重返乡村时，“三农”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就已十分突出，那时李昌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村真危险”的疾呼，新世纪的乡村已然成为人们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了大批关于“三农”题材的文学创作，它们在文化精神层面和文本意义建构上书写了乡村现实的方方面面;不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更是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内部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制度以及历史变迁，探索在现代化改革中农村遭受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可以看出在 1980 年代初期经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期之后，农村就陷入了税费负担沉重、经济凋敝、农民增收困难等困境，呈现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的相对萧条18。
在“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梁鸿也由此刻画了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自然面貌和乡亲们的不同遭遇，揭示了在城市挤压下乡村的艰难现实，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衰败，以及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痛苦。在“梁庄系列”里，我们看到因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守活寡的春梅最终选择喝农药自杀;缺少家庭疼爱和亲子教育的王家少年残忍地奸杀了八十二岁的老太;在外务工者的正常权利被城市剥夺成，却投诉无门。《神圣家族》中，流浪汉、自杀者、老好人、寡妇与乡村知识分子等组成的城镇群体，在现代性逻辑下被无情地抛掷在了城乡交汇的尴尬和不幸之中。而《四象》更是以墓地内外的空间叠置，生死之人的怪诞对话，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生命与灵魂不同维度的，带着腐朽和死亡气息的乡村和人心。事实上，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作为叙述对象的梁庄的确映现着乡村转型的特殊经验与现实问题，如同记录河南村庄的一些社会调查，以其大量客观材料和事例与梁庄现状遥相呼应，共同呈现着河南农村在改革过程中的真实境遇19。创作之外，梁鸿曾带着记者回到梁庄，一系列乡村现实成为文本事实的支撑。在现场，水利工程的占地导致大量土地被抛荒;河道大量挖沙、砖厂的大兴等工业的投入致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乡村教育漫不经心，梁庄小学早已不复存在;年轻人大量外出，房屋破败、杂草从深。而此刻重返，面对故乡，记忆中的故乡正在消失，现实真相的冲击自然不能带给离乡者心理上的满足，现实的所观所感与少时记忆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美好浪漫的田园梦被击碎，在乡村逐渐式微的过程中，故乡暴露出的是现代化蜕变中的道道伤痕。
可见一旦记忆中的村庄被还原到现实，乡村形象就变得千疮百孔。面对乡村世界中破碎、分化与重组等叙事，雷达等人认为其实质是在“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变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向城镇化的结果导致乡村问题的加剧，人地矛盾、城乡分治以及贫富差距日益凸显，乡土成故土、乡村变故乡。当重回叙述现场，在进入与体认乡村的过程中不得不遭遇情感上的陷落，这一方面固然来源于现实与记忆的落差，虽然身体返乡，但失落而沉默的乡村却使游子的心灵得不到安放;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知识专业化和精英文化干预的失效，乌托邦的、怀旧式的描述，以及居高临下的、悲悯式的启蒙在遭遇新的时代逻辑时，都使作为知识分子的梁鸿产生了无序感。个人难以承受故乡在社会变迁中的衰败与断裂，亲人们生存的窘迫与命途的多舛，从而难以真正进入到乡村变迁的文化心理、社会结构之中。尤其是当触目惊心的乡村现状呈现在面前时，破碎的个体与琐屑的历史很难与时代达到真切的“及物”思考。即使梁鸿极力想通过“个人”这一中介与历史、现实对话，却发现因为“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20，依旧无法把握整体的、变化的乡村。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的田园梦早已被粉碎，所谓以乡愁作为方法的结果便是使“体无完肤”的乡村形态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自己面前，但文学书写实质上很难直接去改变来源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乡村失重状态。令人痛心的乡村问题早已脱离了个人的乡土经验与把握能力，乡村破败的现实境遇与真实描写后的苍白，不仅使作家感到个人力量的虚弱和情绪上的失意，同时也在改变着其返乡书写的叙事模式。从最初的非虚构写作，到后来的《神圣家族》及《四象》，很明显能感受到作者逐渐热衷于将荒诞手法融入乡村叙事中，描摹出一种在疾速加剧的城镇化进程下，乡村恐怖、破碎、畸形的怪诞性，对故乡的纪实呈现转变为了意象符号的隐喻表达。或许在先锋色彩愈加强烈的背后，深层次地潜藏着作者曾在遭遇故乡冷漠现实后所感受到的荒谬和无奈之感。
四、结语
对“艰难的重返”的讨论实际上是将梁鸿与乡村的关系作为一种症候性现象进行分析和解读，反思知识分子与乡村的隐忧关系。总体来看，梁鸿在“去乡土化”的教育中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后，学院化的知识生产使她与“梁庄女儿”的身份脱节;而重返乡村后，情感上却难以面对乡村本身的时代剧变。乡村教育、知识生产、时代变革层层嵌套，使梁鸿的重返充满了主体的努力与困顿、周旋与疲惫。
重返尽管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梁鸿以返乡书写的方式对乡村的现代性风景和叙述主体进行了审判和反思，建立了与乡村现实的联系，传递出了自己的声音。其返乡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重返乡村的可能，作品一经出版，梁庄作为中国乡土转型的文化符号，开始被更多读者关注。作为中国村庄的典型，它的隐喻性、疼痛感和现实意义在一段时间内冲击了社会的视野，普遍引起了读者的移情和共鸣。
因此梁鸿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文学重返现实的方式，书写了近四十年社会转型下乡村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呈现写作多样性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自我的局限和矛盾。从“情感”“行动”再到“放弃”，从离开书斋最终回到书斋，从“非虚构”到“虚构”，折射出的是大多数农裔作家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我们能够看到，从鲁迅开始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返乡模式，在当下包裹着时代的不同意义和个体的复杂感情。尤其是90年代以来越来越突出的“三農”问题，使乡村与城市对峙更加紧张，致使农裔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城乡的博弈之间显得尤为尴尬。可以说，在中国城乡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变化中，承载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故乡的凋敝与重建两个维度，农裔作家如何实现破与立，这关系着新世纪乡村叙事的创作主体如何处理自我与乡村关系这一重要命题。
【注释】
①梁鸿、李洱、黄德海、项静、饶翔、张丽军：《到第二条河去游泳——从“梁庄”到“吴镇”》，《南方文坛》2016年4期。
②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7页。
③梁鸿：《艰难的“重返”》，见《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第246页。
④⑧梁鸿：《乡村教育的内涵是什么？》，《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0日。
⑤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见《乡土的逃离与回归》，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48页。
⑥参考许纪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反思》（见《许纪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小辉《都市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形成》（见《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等。
⑦《梁鸿：乡村教育缺失，家长变成托管心理》，见腾讯文化，https：///a/20130628/。
⑨梁鸿：《王小波之死：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建构及其未完成性》，见《“70 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第166页。
11参见李国华《非虚构文学的“真实”与形式》（《文艺评论》2017年第5期）、刘卓《“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及局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杜若松《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
1214《梁鸿等：不会只用乡村悲痛打动人》，见腾讯文化，https：///a/20170823/。
13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漓江出版社，2014，第248页。
15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17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第41页。
18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9郭鹏群：《豫北村治模式初探：以河南安阳洹村调查为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0梁鸿：《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第310页。
（宋佳仪、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专项“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机制与历史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8cdjsk47xk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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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心理学入手，从呼叫中心管理的实际案例切入，分析呼叫中心班组管理当中的积极心理学的应用践行。从而使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好比种子)和呼叫中心的班组管理(好比土壤)形成播种、扎根、开花、结果的成长融合过程，让更多的呼叫中心管理者学习应用积极心理学在日常的工作中。本文将会采取系列文章的形式进行呈现。
积极心理学在班组管理的应用系列文章：
一个游戏的启发
有一个激发团队整体幸福感的游戏——《幸福彼岸》。游戏是全班组成员参加，角色分工分别为：自由人(发号施令者，可行走，说话1人)、哑巴(不可说话1人)、瘸子兼哑巴(不可说话，单脚站立，众人)。可使用工具：两个呼啦圈，分别象征船，必须两个都使用。游戏的规则要求全班组成员要共同并肩度过一个鳄鱼潭，最后到底幸福的彼岸。过程中，大家只能允许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互相依附接力，一旦任何人违反规则，全班组成员重新回到起点。在过去的实践中，90%的班组都是按常规走法：一个圈一个圈的移动，达致上岸。只有10%的班组，在开始前，讨论出一些，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最快，最安全，最省力的方法，例如把船放到靠近彼岸，由自由人逐个背负每个人从此岸到达彼岸。这个方式要求班组成员，必须在静态中互相依存，默默坚守位置，形成一股安静而非喧闹的向心力，这比大声喊口号更体现深层凝聚力。而自由人是付出贡献最大的一位。
每次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都是最好观察班组团队动力 特征的时机。团队动力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它存在于团队里不同的个体和小组中。团队的动力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沟通和行为常常受团队动力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团队动力也是团队成员动态发展的过程。
游戏中10%的班组，表现出比较强的团队鲜活动力，组员们精力旺盛，创新思维强，一体感明显。组长幽默风趣、乐观、呈亲和智慧型的人际风格。经过事后问询，这些班组成员都说，他们在常态化工作中也是比较活跃、抱团、沟通气氛和谐的班组。而在这在分析调查中，发现年龄、性别、司龄、职位与此的关联度比较低。
积极心理学认为，自我效能感的人在一个团队中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成为团队的中心，同时很容易吸引别的团队成员，在团队中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当这个小圈子是带着正向能量的时候，可以增加团队成员相互激励和彼此合作的氛围。
美国密歇根大学和罗斯商学院积极组织学术中心在研究个人和组织可持续性绩效的影响因素时，想到了一个更合适的词：生机勃勃(thriving)。生机勃勃包含两大要素：活力(vitality)，即充满能量与生气的感觉;学习，获得知识和技能。生机勃勃的员工队伍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仅快乐，工作卓有成效，而且会参与打造企业和自己的未来。
团队保鲜，必须让团队充满生机勃勃的动力，员工满意度高。“生机勃勃的员工拥有一个点优势——他们精力旺盛，但也知道如何避免职业倦怠感。其中，所谓生机勃勃的`员工比所有其他员工绩效高出16%，倦怠感比同侪低125%，对组织忠诚度高32%，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高46%。”——2012年哈佛商品评论《越幸福，越高效》。
对电话营销团队进行运营管理、质量管理、情绪管理、效能管理、业务管理，确保项目质量与绩效得到有效提升，并保障团队管理的稳定和积极向上。从这个项表述来看，一个班组长作为呼叫中心最基层的管理人员，是企业管理理念向一线客服代表传递的关键一环，可谓官小责任大。但在班组长的职责中，保持团队稳定(离职率低，忠诚度高)、积极向上(倦怠感弱、满意度高)，这是目前呼叫中心团队建设比较薄弱的一环。尤其在电话营销的团队更为重要。
研究表明，导致职业倦怠枯竭的表现主要是生理和心理、情感和行为的不协调，常常出现在处理有关人的事务工作者身上，呼叫中心提供服务和营销都是围绕人来完成的。因此，要让呼叫中心运营者和班组管理者都意识：形成生机勃勃的团队动力。无须重大的举措或者资金，管理者们也一样可以建立生机勃勃的班组文化。
美国密歇根大学和罗斯商学院积极组织学术中心发现揭示建立生机勃勃的团队可采取四种机制：赋予自主决策权、分享信息、尽量减少无礼行为、提供绩效反馈。
这个研究在美国已经有不少服务行业或者it行业尝试，例如facebook，自主决策就是企业文化基石。例如阿拉斯加航空，他们过去10年的业绩得到流转乾坤的飞跃，这个21世纪初，该公司启动了“2010计划”，坦诚地邀请员工提高服务并保持准点飞行的声誉献计献策。
呼叫中心 运营当中发现，呼叫中心在这四项机制中“提供绩效反馈”目前是做得最为好的。班组管理者向坐席代表提供基于事实的反馈，而非主观臆断，考核制度透明化，建设性的积极反馈对巩固团队 关系大有帮助。重要的是向员工呈现的信息要反映出他们的业绩，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做得如何以及工作效率如何。反馈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由于积极的反馈是对成绩的一种肯定，所以它同时一是一个有力的促动因子。
另外，在“赋予自主决策权”方面，笔者在某电力行业的呼叫中心看到，每月呼叫中心都组织全体员工对中心的全面管理，提出自己的优化建议。这家呼叫中心的员工有95%都是租赁劳务工，因此向心力不明显，也容易把自己当“外人”。可通过这类，用团队文化建设手段，淡化劳务关系不一致的手段，令很多租赁劳务工一样有“自家人”的感觉。所有提出的建议，同等对待，即使不被采纳的，也都一一公布原因，令员工感受到自己能做出对工作有影响力的决策，使大伙充满干劲。以这样的方式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掌控感，使他们对如何提高工作成绩有发言权。该呼叫中心在同行的离职率一直出于比较低的水平。
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更多的呼叫中心管理者明白，提高班组工作业绩，不仅仅是依靠化解压力的外在手段(提薪、调任、补休等)，还需要对班组团队进行内补：从文化入手，用充满活力和学习力的手段，增强班组动力的保鲜度，让员工在工作中取得成就感、自信感、归属感、方向感和安全，建立生机勃勃的团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