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月结束之际，我们应该及时进行工作总结，看看自己在这个月里的表现和成果如何。这是一份对自己工作表现非常有洞察力的月工作总结，令人印象深刻。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一
**年**月，我透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市人民检察院，根据院党组的安排被分配到反**局工作，在院党组和局长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志们的指导和帮忙下，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下面将这三年来的工作、学习等状况总结如下：
一、服从大局，始终持续坚定的政治立场。
三年来，我认真学习*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大”报告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在近期变幻多端的复杂政治环境中，始终持续清醒的头脑，持续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敏锐度，在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中始终与党中央、院党组持续高度一致，、服从大局。
二、努力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在院党组和局领导的悉心培养下，在全局同事的支持和帮忙下，我从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渐渐成长为一名检察干警。在工作中，围绕办案这个中心，我认真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办案潜力，先后协助查办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案要案、窝案串案。结合办案，针对在办案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我还向发案单位发出检察推荐二十余份，敦促发案单位及时整改，防止职务犯罪再次发生，取得了案件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除做好本职工作外，我还用心参加单位组织的各项活动，努力完成好领导交办的每一项工作。2013年15月我被授予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4年7月被授予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优秀*员荣誉称号，20xx年15月被授予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xx年15月被授予银川市优秀公务员荣誉称号。
三、认真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素质。
我在反**局工作虽然已有三年，一向处在职务犯罪侦查一线，积累了必须的办案经验和协调潜力，但是离履行好人民检察官的职责还有必须的距离，务必透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的各项素质。我在坚持自学和参加院里组织的群众学习的同时，还用心参加高检院和区检院组织的新《刑事诉讼法》专项学习、“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学习与考核，参加了高检院的初任检察官培训、参加了反贪总局组织的侦查技术与侦查信息化培训班、心理测试培训班等。从而在党性观念、宗旨意识、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上不断找到了差距，结合办案和工作实践，又不断得到提高。使得自己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业务上更加过硬，组织和协调潜力等工作潜力明显增强。
四、廉洁自律，以检察干警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身行为准则廉洁自律常抓不懈，我除了认真学习《廉政守则》外，坚决执行中纪委、高检院和区检院颁布的各项办案廉政纪律规定，自觉遵守本院各项规章制度，从不迟到早退缺勤，在办案中严格依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时刻注意不办“关系案”、“人情案”。在工作中虚心理解党组织和领导同事们的监督与批评，廉洁自律，警钟长鸣，因此没有发生任何违法违纪行为。
三年以来，虽然透过自身的努力，我认真履行了工作职责，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领导、组织上对我的要求还有必须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务必在不断地提高完善自己的各项素质的同时加强学习，克服不足，要在讲究侦查策略，提高侦查水平上下功夫，提高自身发现案件线索、深挖案中案、窝案、串案潜力，在用心完成办案工作的同时，还要不断加强政治理论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头脑，不能因为工作繁忙紧张就忽略甚至放弃了理论的学习工作。一手抓业务学习，一手抓理论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能为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为我院的反**检察工作和国家的反*事业尽自己一份力量。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二
3月16日，株洲市云龙地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市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会议，总结分析2020年度工作，安排部署2021年度工作。市检察院党组成员、云龙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丁子明出席会议。云龙地区检察院全体人员，各县市区院分管副检察长、第三检察部主任及相关业务工作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云龙地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xxx清，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范琳，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陈伟分别对各自分管工作进行了讲评。第三检察部通报了2020年度全市刑事执行检察各项业务工作数据情况。石峰区检察院、醴陵市检察院、茶陵县检察院和其他6个县市区检察院分别作经验介绍和交流发言。
2020年，全市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转变监督理念，创新监督方式，坚持疫情防控与办案监督两手抓，各项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全市刑事执行检察整体工作继续位居全省最前列，云龙地区检察院先后获评全国先进刑事执行检察院、全国特赦检察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全市政法工作先进集体，全省信息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对茶陵xxx防疫活动监督案”被高检院评为涉新冠肺炎疫情监管场所检察监督典型案例，“对罪犯医疗权益保障监督案”获评全省检察机关年度十大优案。
成绩来之不易，这充分表明，株洲刑事执行检察队伍是一支讲政治、能力强、有作为的队伍，是一支能让市院党组放心，赢得了高检院、省院高度评价的队伍。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部分基层检察院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还存在无关紧要、无所作为、无从下手、无能为力等问题，希望大家认真剖析，举一反三，拿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予以解决。
会议指出，2021年，全市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xxx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法治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高检院、省院、市院工作部署，扎实履行各项刑事执行检察职责，着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坚持政治建设、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一体推进，“夯实先进、争创模范”，年度整体工作继续保持全省最前列。
全市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要从五个方面抓好具体落实：准确研判形势，切实增强做好新形势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派驻检察和巡回检察的良性互动和深化拓展，坚决整治“顽瘴痼疾”；扎实履行各项刑事执行检察职能，不断提升监督质效；落实强基导向，精心筑牢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基础。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xxx建党100周年、人民检察制度创立9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是新发展阶段的起点，新发展阶段之所以新，就在于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因此，做好今年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意义重大，全年工作要点已经下发，目标已经明确，蓝图正在绘就，未来之路就在脚下，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全市刑事执行检察干警务必准确把握形势，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忠实履职，真抓实干，不断推动株洲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三
一年来，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公正执法，认真履行职责。按照院党组的要求，立足本岗，兢兢业业，踏实工作，较好的完成了本职工作。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
一年来，我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切实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和党性锻炼，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自觉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参加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在检察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恪守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要求干警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干警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时时刻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并结合当前在检察系统开展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活动，加强学习，牢固树立了公正执法，文明办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我也紧抓业务理论学习，结合渎检科工作实际需要，我学习了《》及高检院、高法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例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学习中我注意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优良学风，注意理论学习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注意实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联系所学理论，尽量避免失误。在学习理论的同时，我也注意从实践中学习，向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从身边每一件事中学习。一年里，领导和同志们教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二、清廉从检，搞好党风廉政建设。
我深刻地体会到，检察官肩负着法律监督职责，又处在反腐倡廉的第一线，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尤为重要。一年来，我认真履行与院里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切实加强自身的廉洁自律意识和纪律作风建设，并且自己做出表率，在办案和履行职责中，能认真按照廉政责任状的要求，遵守检察人员办案纪律及政法委的有关禁令，自觉抑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侵袭，不办人情案，不接受案件当事人的吃请和礼品，做到公正执法，一身正气，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教育干警自觉地用党纪法规严格要求和规范自己、制约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与有关廉政准则的要求相符，与所从事的事业要求相符，以提高干警的廉政意识。
三、尽心尽责、踏实肯干，努力完成好各项业务工作。
在工作中，我按照院里检察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工作思路，找准自己位置，当好科长的助手和参谋。协助科长抓好科内的各项检察工作。只要院党组决定的事就要坚决执行，做到令行禁止，时时处处牢记自己是一名人民的检察官，带头遵守院里的各项规章制度，发挥表率作用，并教育全科同志增强集体荣誉感，使全科同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院党组保持一致。使全科在科长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工作中，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识大体，顾大局，出满勤，干满点，和同志们一道加班加点从没有怨言。办案中，始终坚持依法办案，认真执行各项办案规定，及时发放两个须知。在协助科长完成科内工作的同时，积极查找案源，努力办案。对调查的每一件线索都做到认真负责，渎检工作干扰大，阻力大，风险大，不同于反贪。春节刚过，我就和科里的同志们一起排查案件线索，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在调查某房管局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的线索时，为了不给发案单位造成影响，我们利用周六、周日的公休日在档案室查阅了近1000份房屋档案，而后，又查询了银行、拆迁办等相关单位的档案,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一举立案1件3人，取得了开门红，受到了市院的表扬。截至目前，我科已立案2件5人，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办案指标。
总的来说，一年来我问心无愧。因为我觉得自己过的很充实，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这只是自己的开头，以后的路将会更长、更艰巨。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努力克服，并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检察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天津大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上是我一年来的。
个人总结。
如有不妥请指正。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四
1基本情况。
2015年以来，市检察院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紧紧围绕刑事执行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大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机制，提升监督能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成效明显，为促进刑事执行规范有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1、突出问题导向，加大监督力度。在做好日常监督工作的同时，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先后组织开展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专项检察、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等活动，全面清理、督促解决刑罚执行中的突出问题。逐案复查"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刑罚变更执行案件罪犯14人，督促对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2人收监执行。核查发现社区服刑人员漏管3人，监督收监缓刑、假释罪犯7人。清理纠正决后未执行罪犯42人，怀某交付执行案被评为全省刑罚交付执行法律监督精品案件。全面核查2013年以来财产刑案件执行情况，就加强案件管理、加大执行力度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被采纳。
2、坚持多措并举，维护合法权益。加强日常动态检察，畅通在押人员诉求渠道，建立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患，促进依法文明监督。2015年以来共开展出入所检察2万余人次，械具使用检察700多次，对2起在押人员死亡事件开展独立调查。积极履行刑诉法赋予的新增职能，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对没有羁押必要的建议变更强制措施44人。通过现场查看、谈话询问等方式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30件，开展强制医疗执行监督1次，配合上级院开展死刑临场监督3人次，依法确认46名在押人员的选举权利，实现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与保护刑事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双赢。
3、构建信息平台，打造监督亮点。注重信息技术在刑事执行监督中的运用，有效提高刑事执行监督的能力和效率。全面建成启用"驻所检察智能监督平台",实现与监管场所的监控联网、信息联网，与检察局域网联网，实时传输在押人员数据信息和监管执法信息，检察人员在办公室轻点鼠标就可以直接审视、调阅监控图像，对监管、提审、律师会见等活动进行实时监督。2016年6月，已决犯任某在看守所突发死亡，该时段监管部门的监控因故障出现黑屏，检察院独立的监控录像为还原事件真相、消除死者家属疑虑、推动事件妥善处理发挥了关键作用。
4、适应履职需要，建设过硬队伍。加强刑事执行检察队伍建设，配备4名员额制检察官，1名"90"后大学生，队伍结构持续优化。突出履职需求导向，扎实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建立定期学习、专家讲座等制度，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坚持从严治检，加强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推进纪律作风和司法规范化建设，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杜绝干警违法违纪问题发生，队伍职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持续提升，2名干警在无锡市刑事执行检察业务竞赛中进入前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在无锡检察系统条线考核中名列前茅。
2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市检察院刑事执行监督取得积极成效，但对照形势任务、法定职责和群众期待，也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职能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刑事执行监督还存在薄弱环节，一些监督难题有待破解，个别新增职能履行需要深化。如判处实刑未执行刑罚问题还未得到彻底纠正，久押不决等现象仍然存在，重症病犯等特殊人员收押面临现实困难，社区矫正信息共享平台还没有建立，财产刑执行监督才刚刚起步。
二是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执法理念、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与刑事执行机关的协作配合还不够顺畅，信息沟通、工作衔接需要进一步加强。有关刑事执行监督的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分散、操作性不强，影响监督工作的刚性。围绕增强监督实效，刑事执行监督长效机制有待健全，规范自身监督行为的制度措施需要完善。
三是履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随着刑事执行监督职能拓展、责任加大和要求提高，队伍力量配备和整体素质还需加强，通过创新破解监督难题、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督质效的能力还需提高，队伍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有待进一步深化。
3学习考察情况。
为学习借鉴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经验做法，3月28日至31日，市人大常委会朱敏副主任带领内司委、市检察院、市公安监管大队有关人员组成调研组，赴广东省中山市、佛山市顺德区调研，学习交流刑事执行监督的经验做法，为拓展刑事执行监督思路、提升监督工作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是加强刑事执行检察机构和队伍建设。两地重视加强驻所检察规范化建设，都创成了"全国检察机关派驻监管场所一级规范化检察室".顺德区检察院成立诉讼监督局，统一行使包括刑事执行监督在内的诉讼监督职能，有效统筹检察资源、增强刑事执行监督内部合力。
二是拓宽检察监督的途径渠道。顺德区检察院扩大检务公开，在看守所公开检察举报投诉电话，接受刑事被执行人和家属的控告、举报和申诉，()畅通刑事被执行人诉求表达和权利救济渠道，也拓展了刑事执行监督的线索来源，取得较好效果。
三是积极查办刑事执行领域职务犯罪。两地检察院在刑事执行监督中，注重将纠正违法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近年来，顺德区检察院立案查办看守所监管人员职务犯罪3件4人，大大增强了刑事执行监督的刚性和效果。
四是突出重点环节开展专项监督。中山、顺德两地检察院在加强日常监督的同时，扎实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清理久押不决案件专项活动、财产刑执行情况专项检察活动等多个专项监督活动，集中力量清理纠正和监督整改刑事执行中的突出问题，大大提升监督效果。
五是加强与执行部门的沟通协作。中山、顺德两地检察院在监督工作中，注重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了联席会议、定期交流等制度，注重信息互通，加强工作衔接，统一执法尺度，共同保证刑事执行活动依法规范。
4几点建议。
刑事执行检察是维护刑事执行领域公平公正的重要手段。建议市检察院要准确把握形势任务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切实维护刑事执行公平公正、维护监管场所秩序稳定、维护刑事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开创刑事执行监督工作新局面。
一要适应形势发展，加快刑事执行监督转型。坚持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适应司法改革的新要求、刑诉法赋予的新职能、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准确把握刑事执行监督的职能定位，从工作思维、工作主线、工作模式、监督重点、监督场所、监督方式、监督节点和工作目标等方面，全面推动传统监所检察向刑事执行检察的转型发展。牢固树立"四个维护"有机统一的工作理念，积极担当，创新履职，全面深化对刑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强制医疗等活动监督，确保国家法律在刑事执行中全面正确实施。
二要突出监督重点，维护刑事执行公平公正。
强化刑罚交付执行监督。深化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成果，对核查发现、尚未执行的案件，逐案分析问题原因、环节和责任，逐一制定监督措施，积极协调解决未成年人唯一监护人、艾滋病和重症病罪犯收押难问题，推动出台《进一步规范收押工作的意见》，确保应收尽收。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活动中交付、暂予监外执行程序启动、收押、收监、抓捕在逃罪犯等各个环节执法活动的监督，建立健全交付执行常态监督机制。
强化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完善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步监督机制，严格把握条件程序、细化监督方式、落实逐案审查等制度，及时发现纠正刑罚变更执行中的违法行为，维护刑罚执行的严肃性。
强化社区矫正执行监督。全面落实修改后《刑诉法》和省《社区矫正条例》，积极探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进行监督的方式、措施和程序，拓展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的发现、纠正和责任追究措施，推动社区矫正监督由定期专项检察向常态化监督转变。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构建联席会议、数据核对、联合检查和收监执行等联动机制，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积极探索乡镇检察室参与社区矫正监督、对未成年人实施分别矫正等工作机制，努力提升社区矫正监督质效。
强化财产刑执行监督。督促法院对财产刑案件进行集中管理、加大主动执行力度。建立内外联动的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对内推进执检与侦监、公诉、案管、自侦等部门关于财产刑生效裁判、涉案财物查扣等数据信息的联通共享，对外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的协调，明确各自在财产刑执行中的职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坚持全面核查与个案调查、督促法院执行与督促罪犯自觉履行相结结合，推动财产刑执行监督常态化规范化。
三要更新工作理念，推进刑事执行人权保障。
畅通控告申诉渠道。通过公开投诉举报电话、检察信箱进监室、约见检察官等途径，依法受理刑事被执行人控告、举报和申诉，及时发现纠正各类违法执行行为，督促落实对未成年人、女性和年老病残在押人员权益保护措施，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促进相关部门依法办案、文明监管。积极发挥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与在押人员面对面的职能优势和工作优势，增强刑事执行检察防错纠错功能。
加强羁押情况检察。深化羁押必要性审查，规范操作流程、证据标准，探索建立说理告知、案件风险评估预警等制度，准确把握捕后继续羁押的必要性，使看守所免于羁押爆满之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于羁押之苦。完善防控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长效机制，督促落实换押制度、羁押期限变更通知等制度，加强羁押期限预警，坚决纠正隐性超期羁押、久押不决等问题。
维护监管秩序稳定。加强安全防范检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和工作漏洞，督促解决艾滋病人混押、监控设备老化等问题。支持执行机关依法打击破坏监管秩序行为，完善突发情况应急预案，有效预防各类监管事故发生，维护监管场所安全和社会稳定。
四要健全制度机制，提升刑事执行监督实效。
完善协作配合机制。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健全与刑事执行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工作衔接，推进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刑事执行中的难点问题，联合出台规范性文件，形成刑事执行整体合力。
完善长效监督机制。坚持传统业务和新增业务并重，积极探索履行新增职能的有效方式，实现对刑事执行的"全面、全程、全部"监督。坚持监督方式与监督效果并重，正确区分执法瑕疵、一般违法、重大违法和犯罪行为，综合运用口头意见、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查办职务犯罪等方式予以监督纠正。加强对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落实情况的跟踪监督，结合纠正违法积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增强刑事执行监督的刚性。
完善自我监督机制。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依法接受公安、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加强刑事执行监督工作和典型案例的宣传，不断提高刑事执行监督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监督权依法正确行使。
五要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刑事执行监督基础。
加强规范化建设。以创建"一级规范化检察室"为契机，全面落实业务、队伍和执法保障建设要求，确保履行职责、人员配备、保障建设全面达标。积极构建程序严密、标准具体、责任明确的业务规范体系，健全以办案流程、业务考评、执法监督等为内容的规范化工作机制，持续提升规范监督水平。
推进信息化应用。进一步优化"驻所检察智能监督平台",按照"一级规范化检察室"信息化标准建设刑事执行检察中心大楼，配齐信息化装备，深化"两网一线"应用。积极推动政法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实现与各刑事执行部门数据信息网络交换，提高刑事执行监督科技含量。
提升专业化水平。选优配强刑事执行监督力量，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全面提高刑事执行监督、职务犯罪查办、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加强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教育和纪律作风建设，严格执行"十项禁令",落实定期轮岗制度，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清正廉洁的刑事执行检察队伍。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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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协市委员会第六届主席会议，关于《2010年政协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调研计划》的安排，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组成调研组，在邓刚副主席带领下，以“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监督”为主题，先后听取市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特区人民检察院、盘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通报，并邀请公安机关执法警官参加座谈会，达到了调研的目的。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授权，独立行使检察权，认真履行刑事法律监督职能，切实开展对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立案、刑事侦查、检察机关本级自侦部门的立案和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公安机关看守所刑罚执行的监督。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立足于监督职能，发挥刑事法律监督的指令性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护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全市检察机关，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共受理提请批准和决定逮捕的案件4993件8633人，批准和决定逮捕4269件8222人，不批准逮捕477件1068人；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7587件13503人，不起诉23件34人；对监管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口头纠正意见78次，书面检察建议30次；对界临羁押期限的739件1409人案件进行催办，防止超期羁押，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一）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方面。坚持刑事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独立行使刑事立案法律监督权，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刑事立案监督。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立案监督线索72件，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72件；公安机关立案28件32人；通知公安机关立案6件7人，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提出纠正66件79人，已纠正52件58人；按照案件管辖范围，移交职务犯罪线索39件50人；立案33件60人。
（二）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方面。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及时准确惩罚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严格执法。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侦查435件1177人，其中参与重大案件讨论244件659人，参加现场勘察191件518人，发出检察建议115份，书面提出纠正违法侦查活动345件，已纠正322件（其中，侦查取证违法58件，办案程序违法262件，执行违法2件），纠正漏捕8件45人。全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起诉环节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固定证据1572件3362人。全市检察机关共发出127条检察建议和2条纠正违法通知书，均被相关单位采纳。向侦查部门移送线索2条，并已立案侦查。共追诉漏犯26人，追诉漏罪和遗漏犯罪事实133桩。
（三）在刑事审判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对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保障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法院法官执法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26件，目前已改判9件。
（四）在刑罚执行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监所部门，对公安机关看守所在押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作出判决的罪犯的刑罚执行进行监督，同时对在押人员的羁押活动进行监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注重监外执行罪犯的回访考察，督促相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今年上半年对辖区内的监外执行罪犯436人进行跟踪，发现漏管32人，脱管17人，重新犯罪2人（已收监），并对有关单位提出口头检察建议。
二、主要做法。
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肩负着对侦查立案、国家追诉与刑罚执行监督的任务，担负着制衡刑事审判及监督刑事侦查的双重功能，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主动参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把执法监督落到实处，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责。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刑事立案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环节，客观公正履行职责，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本院自侦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畅通刑事立案监督渠道，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是审查受理被告人、控告人、举报人以及其他报案人的情况反映和举报，扩大刑事立案线索来源，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审查批捕案件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案件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扩大案件线索来源跟踪督办。三是审查备案材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社会发案情况，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对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的案件全程跟踪督办。通过以上监督方式，让有罪的人入罪，让无罪的人出罪，实现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客观公正的终极目标。
第二，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刑事侦查监督能力。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把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着力提高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的能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工作中，通过审查案件材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实体法的运用是否恰当，以及刑事侦查活动程序的合法性及时研判，保障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严格贯彻执行，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参加现场勘察和检查，提前审阅有关案件材料，既能及时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保证案件质量，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刑事侦查进行强制性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国家法律作后盾，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强制监督，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公、不文明、不廉洁的执法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国家法治权威。
第三，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既要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进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又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面对特殊的责任：一是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在检察长领导下，经检察长受权公诉部门实行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执法办案责任制，确立法律监督的核心地位和刑事诉讼的专业化，突出检察官的主体责任能力，从组织上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取得实效。二是坚持执法公示制。公平、公正、公开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加强审判程序监督和庭审监督，严格执行两审终审制，规范审级独立职权，查清犯罪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保障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坚持职权法定履行监督职责，注重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对特别重大案件跟庭监督，着力打造公诉部门检察官队伍，主动探索新形势下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公诉质量，成立“刑事判决、裁定审查组”，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抗诉，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实行有效监督。
第四，依法履行刑罚监督职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一是坚持纠防超期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保障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杜绝超期羁押。二是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把公安机关看守所代为执行一年以下或余刑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服刑罪犯作为重点监督。在监督活动中对刑罚变更执行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制度落实，对罪犯和在押人员实行有效监管。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及时处理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申请，控告和检举，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依法维护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为维护法律尊严，紧紧围绕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不规范，公安机关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处于被动地位，该立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信息不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有些执法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有的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人民法院偏轻偏重，量刑不公的判决、裁定难予实现有效监督，导致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给“暗箱操作”人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可乘之机，影响司法公正；四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活动中，对依法交付所外执行的犯罪分子，由于社区矫治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有些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逍遥法外；五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监督工作机制不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其编制结构对所承担的刑事法律监督任务不相适应，还不能满足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行使“违法立案”监督权，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合法权利。规范执行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的“违法立案”监督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借助公权力采取刑事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形，着力监督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利用立案手段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的情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更加注重程序和方法，切实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中的合法权益。
2、构建信息平台，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合力。刑事侦查旨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被毁损后尽可能重建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与和平关系，侦查权的滥用会使主体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要在政府投入下构建硬件设施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共享侦查信息资源，共同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共同对案件进行法律评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法办案行为，防止侦查权“失控”伤及无辜公民。
3、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自由裁量权备受人民群众关注。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开、透明，主动适应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改革要求，监督刑事审判工作执法量刑程序，对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行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维护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注重吸纳律师辩护意见，实现均衡量刑，依法治理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暗箱操作”和“三案”的发生，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开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治制度，重点监督经刑事审判交付所外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落实帮教措施，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5、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刑事法律监督机制。开展刑事法律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刑事法律监督的执行力，必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监督执法新思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克服“特权”和“霸权”思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永葆检察机关的政治本色；二是建立健全刑事法律监督体制。依靠地方党委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建设一支编制结构合理，纪律严明的专业化队伍，解决案多人少、有人干事的问题，规范执法监督行为，坚持用好的制度管好权、管好事和管好人。三是建立错案追究制，加大对错案责任人的追究力度，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同时也要保护检察干警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强执法监督能力培训，选择国家最新法律、法规、政策作教材，正确解决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立法不周延，司法解释注解不周详带来的认识不一致、不统一的问题，处理好理论和实战的关系，提高正确把握法律和政策的素质能力，公正廉洁执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六
半来年，xx县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工作在院党组和上级控申部门的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省委、市委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全市检察长会议精神，以高检院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三个配套文件”为抓手，扎实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切实履行监督制约职能，进一步加强举报工作，全面履行控告检察工作职责，强化控告检察队伍建设，促进xx县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工作全面发展。
一、半年来控告检察工作基本情况。
主要特点是：
1.举报信件少;。
2.来访群众以法律咨询为主。
二、认真做好涉检信访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信访责任。院党组高度重视涉检信访工作，并注重抓好“三个结合”：即排查问题与稳控工作相结合，排查矛盾与化解矛盾相结合，排查情况与风险预警相结合。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要求相关部门和个人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做好涉检信访工作。
(二)涉检信访工作的基本形势。上半年来，xx县人民检察院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为契机，加大工作力度，做好来访人员的解释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实效。xx县人民检察院着眼于防患，从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着手，以从源头上化解涉检信访案件为目标，把排查、评估、预警工作作为重点，创新工作机制，推动社会矛盾的化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三)立足检察职能，做好涉检信访工作。一是院领导高度重视涉检信访工作;二是以办理案件为根本，注重化解涉检信访矛盾隐患，健全办案质量监督机制;三是全面疏导，建立涉检信访问题排查的长效机制，坚持不间断排查的工作机制，全面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做到反复排查、动态排查，办案部门层层排查，层层负责;四是切实履行控申职能，全力做好信访接待工作;五是健全涉检信访突发事件处理体系和涉检信访信息收集机制、信息互通交流机制，严格执行信访接待工作细则要求，落实信访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三、采取多种措施，搭建便民服务平台。
为有效推动群众信访工作的开展，xx县人民院控申部门从多方面入手,整合力量,全方位、多角度搭建便民服务平台。针对近年来群众来检察院咨询法律等逐步增多情况，院领导高度重视，结合本县实际，制定了便民接访制度，积极畅通人民群众的诉求。
一是认真落实检察长、党组成员接待日。结合我院工作实际，制定了检察长、党组成员接待日，并将检察长接访日程工作安排表上挂在接待室墙上最显眼处，让来访者一目了然，为群众来访搭建便民服务平台。
二是印制《党组成员便民联系卡》。为了使检察工作在阳光下工作，使检察工作亲近于民，特将我院的地址、邮编、举报电话以及所有党组成员的姓名、职务、电话印制成便民联系卡，通过接待室、案管办、办案干警、领导下访、领导到联系乡、领导到灾后重建工作现场等形式进行宣传、发放。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半年来的控告检察工作小结，xx县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走出去的时间少、联系基层不够;。
二是发动群众举报的能力不足;。
三是控告、举报工作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手段有待丰富。
在下半年工作中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检察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以化解矛盾为重点，切实履行好控告检察工作职责，针对问题找措施，推动xx县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工作上台阶。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七
一是健全学法机制，提高法制教育的实效性。五年来，我们坚持周五学法日制度，以严格的请销假制度，保障参学率；坚持了检察官任职资格考试制，把良好法律成绩作为是否具备检察官资格的基本条件；坚持了检察官任职考法制，通过法律考核及执法述职，决定法律职务的晋升。并且坚持了执法办案纪律定期考试制度，普及了股级以上干部的年度普法考核等。通过以上学法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了干警学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一是完善工作运行机制，保障执法活动依法进行。五年来，我们着眼于执法的规范化建设，通过把改革经验制度化，创建新制度和把执法工作程序化等措施，不断增强制度的先进性、实效性和刚性。如根据介入引导侦查、普通程序简化审、诉前程序一体化等检察改革经验，建立相关制度8项；为解决自侦与刑检配合难、息访息诉压力大等问题，创建了侦诉一体化、处访联席会议等制度；根据刑诉法等法律规定，制定完善了11个部门工作规范。并把各科室工作职责和流程图全部上墙明示，使工作职责、业务规范、工作流程图三位一体，保障了执法工作的依法进行。
二是完善内务管理机制，着力提升规范化水平。我们把“文明、整洁、规范、有序”作为形象标准，相应建立了卫生、考勤、车辆、礼仪管理等10项内务管理制度，设立了车辆、人员流向监督牌、检察人员监督台、检容检视镜等，并随着规范化建设的深入，相继出台了以车辆定位、私人用车、物品定位、文明用语等为内容的管理新规定，先后有20余家单位前来参观学习。
三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促进制度的严格落实。我们把制度、督查和考核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完善考评机制。xx年，出台了涵盖队伍、业务两大类共七项内容的《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将科室的全部职责及各项制度的遵守情况细化、量化成分值，按月考核，年终累加，做为奖罚依据。xx年，又把考核进一步量化到干警，出台了《干警工作实绩考核办法》，使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效率和遵守制度的自觉性大大提高。
五年来，从制定制度、建立机制到生成理念，规范化建设循序推进，层次不断提高，先后编纂了包含67项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制度汇编》，建立了工作运行、队伍管理、考核评价三大机制，形成了用心工作、追求细节完美的工作理念，基本实现了工作管理的规范化，先后两次在烟台市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会议上做了典型发言。
一是积极查办职务犯罪，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五年来，我们重拳出击，惩腐肃贪，全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采取建立侦诉一体化、_跨局域、区域、领域_的办案机制和实施“抓系统和系统抓”等措施，提高了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共立查职务犯罪案件96起，大要案72起，挽回经济损失810余万元。办案平均结案时间30天，案件侦结率、移诉率和起诉案件的有罪判决率均达到了100%。先后在石油公司、山汽改挖出两个贪贿串案，立查案件11起；在教育系统查办4起校长受贿案，查办了5起公安人员和1起法官非法拘禁、滥用职权等司法腐败案件。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八
20xx年7月19日全县政法委会召开之后，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于7月21日早在乡三楼小会议室召集各股室负责人召开班子扩大会。政法委冯启书记就政法工作进行了汇报，并决定7月27日召开一次由三级干部参加的全乡政法工作会，直接将会议精神贯彻传达到村民小组。调整充实了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乡政法委成员、维稳领导小组、禁毒领导小组等各种领导小组10余个，并明确各项工作有专人负责。全面拟定并下发了20xx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农村反邪防邪、禁毒工作、法制宣传工作等各项工作要点，使全年工作有安排、有部署。结合工作实际，综治、司法4个办公人员，实行分工负责，统一合作。在全乡政法会上，乡人民政府潘大权乡镇长与各村委和乡直各单位、部门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状、禁毒责任状、禁种铲毒责任状和农村反邪防邪责任状。做到目标明确，专人负责，责任到位。
1、20xx年元月，乡人民政府潘大权乡镇长亲自主持在其办公室召开政法会议，研究决定元月18日召开综治成员单位会议，经验，着手安排20xx年平安工程建设目标和措施。在综治成员单位会上，20xx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得好的单位作了经验交流发言，潘大权乡镇长作了重要，明确要求各单位20xx年平安建设工作应抓的重点和乡直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提前启动了20xx年平安建设工作，实现了早安排、早部署。
2、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并将该项工作落到实处。各班子成员为全面实施平安工程，有效落实法律进校村工作，率先按包村为主，做到有机结合，协调一致。7月份县关工委、乡政法委冯启书记参加青九校举办的集中法制教育培训活动，其它小学的法制教育、后进生转化教育、禁毒教育更是百花争艳。
3、分头排查矛盾纠纷，隐蔽摸排农村，，，人员活动，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20xx年7月18日至23日，乡综治办、司法所与派出所人员分两组对辖区原，，，人员全部进行摸排，了解其思想状况，掌握动态，对个别人员进行法制教育，使之坚定珍爱生命，远离，，，的信念。针对个别顽固分子进行了处罚。结合全年工作安排，有效的启动了创建无邪乡实施方案，深入各村、学校广泛进行宣传。以”小手拉大手“为契机，在全乡范围内掀起了大的宣传，做到了家喻户晓。半年以来，乡调委会成功化解了纠纷，无积存纠纷，有效维护了全乡的社会政治稳定。
按县综治委的安排，要求各单位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做到”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认真落实本单位、本部门的专门值班室和有专人值班，全面完成我乡规定的考核任务，使我乡社会治安点、面结合，构成一套完整的防控体系，实现了县政法委要求三个提高，两个减少，一个遏制的目标。
5、法制宣传有特色，平安建设效果佳。20xx年，我乡继续坚持抓常规宣传，上法制教育课，倍受广大师生欢迎，青九校法制课更有满园春色的味道。7月综治宣传月，我乡召集全乡综治成员单位举行了大规模集中宣传，共解答群众咨询35次，发放禁毒教育、农村反邪防，，，育、平安建设宣传、国土、林业、水利设施等宣传资料20xx余份。半年以来，出动宣传车二次、出法制宣传栏九期，印发宣传资料3500余份，特别针对纠纷多发地，乡综治、司法和派出所干警主动出击，深入到农户家中面对面重点宣传，以案释法，深受百姓青睐。
按平安建设规划，20xx年应完成平安家庭户、平安单位等各项建设的80％。我乡在九月份就在九个村规划平安建设园地，积极布置平安家庭、平安村寨建设标准，辖区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参与平安创建，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7月底，我乡在20xx年平安创建的基础上对教办；水利、农技站等15个单位分别授予”平安单位“光荣称号。
6、咬住禁毒不放松。石阡县是无毒县，青阳乡是无毒乡。为确保这片无毒净土。乡党委、政府已将禁毒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与综治、计生、安全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严格落实禁毒一票否决制。积极督促各单位、各部门、村层层签订禁毒责任状和禁种铲毒责任状，签订率达100％。
整体上看，我乡半年来无刑事案件发生，无集体上访，无越级和进京上访案件，无民转刑事件，基本实现了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目标。
1、治安案件发起，查处起，发案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9。8％。
2、刑事案件发126起，破95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发案数上幅21％。
3、司法所受理民间纠纷件，调处件，调解成功率达100%。总之，我乡半年来的工作离上级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乡有信心抓好全年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和平安建设工作，全面迎接省政府的验收，向县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呈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九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的社会矛盾日益增多，少数案件由于被执行人有的身体残疾没有履行能力，有的年老体衰丧失履行能力，有的被判处刑罚短期内缺乏履行能力，有的长期下落不明且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等种种客观原因，致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得不到实现，而执行申请人又属特困群体，生产生活也极其困难，期待解决基本的生活费用，有的甚至直接影响到人的基本生活。不得不多次上访，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等极端方式敦促法院执行，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防止产生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救助制度。
法院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进入执行程序后，因有的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无法查找;有的被执行人本身就缺少固定经济来源，甚至衣食无着，根本没有履行能力;有的被执行人身患重病或残疾，自身都需要救济等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执行案件无法兑现或很难兑现造成执行难。特别是在故意伤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故意杀人等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或死或伤或残，很多家庭因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或完全丧失经济来源，从而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同时由于大多数罪犯无财产可供执行，而其家属或其他亲属也不愿意代为赔偿或确实无能力赔偿，致使有的被害人父母无人赡养，子女无人抚养，家庭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为了维护弱势群体切身利益，保障申请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增强能动司法，彰显人文关怀，于是，执行救助制度应运而生。
一、执行救助制度的成因及意义。
(一)执行救助制度的概念和形成原因。
执行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中，对被执行人确实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而申请执行人因遭受侵害且不能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标准或因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缺乏必要的生活及医疗费用、生活难以维持，或因受害致死给家庭生活造成巨大生活困难属于急需救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在一定条件下，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由人民法院给予适当资金予以救济、补助的司法救助行为。
执行救助制度从广义上讲属于司法救助的范畴，对于它的分析和探讨离不开司法救助制度的范畴，不能孤立地和割裂来分析。司法救助(accesstojustice)又称为诉讼救助，有的学者称之为诉讼费用豁免制度，最早的术语叫“穷人规范”(poorpersonsrules)，我国一般称为司法救助。它是世界各国目前普遍实行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也是社会民主与法制进步的表现。在历史上，司法救助最早产生于英国，其建立的理论根据源于公民平等的诉讼权，核心内容是对于穷人、弱者的诉讼救助。从该项制度所指向的对象来看，司法救助制度，实际上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对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重要保障。经过多年的发展，欧美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已形成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对救助对象、范围、主体等作出具体规定，有力地保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是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雏形。2005年12月26日，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提出，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办法。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推行执行公开，拓展执行方法，完善执行措施，最大限度实现胜诉当事人的权益;加强国家执行威慑机制建设，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建立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为他们实现债权提供便利和帮助。”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改革和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执行救济程序，建立执行救助基金。2009年上半年开展的全国性的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中，中央政法委员会多次提到要建立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为他们实现债权提供便利和帮助。执行救助制度是解决执行难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性措施，部分不具备执行条件的案件长期积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执行，损害的是司法的公信力，进而危及党的执政根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为此，各级人民法院纷纷出台改革措施，执行救助基金及救助制度在此时应运而生。
1、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行执行程序的案件中，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的，占历年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25%以上，甚至更高比例。这些案件的大部分被执行人通常没有固定收入和其他财产，有的长期下落不明，有的在监狱服刑，而申请执行人因受害或其它原因，有的因患病急需治疗，有的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急需经济帮助。甚至有少数当事人因权利得不到实现，归结于法院执行不力，采取极端方式，围堵法院，上访闹访等方式给法院施加压力，严重损害了法院正常工作秩序，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面对特困申请执行人案件大量存在、矛盾较为突出的状况，执行救助制度是法院必须采取的对策，能缓和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法院的紧张关系，有效防止因执行不能而诱发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2、缓解执行难，体现司法为民。执行案件中，有一部分涉及赡养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执行案件，是由于被执行人服刑、下岗、重病、残疾，没有能力履行义务，导致申请执行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实现，因此陷入生活、生产困境，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的合法利益就得不到保障，特别是一些生活困难的申请人，执行目的的实现与否往往关系到其正常的生产、生活。而执行救助基金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帮助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摆脱生存危机的有效途径，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原则。
3、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公民具有政治、文化、社会、家庭等各种权利，国家权力机关虽制定了各种程序法和实体法予以保障，但“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特别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就很难获得正义的平衡。”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弱势群体，请不起律师、交不起诉讼费，权利无法得到保护，即便是打赢了官司，也会因面对被执行人也是特殊困难群体，执行难以到位，权益实现不了，同样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陷入困难，不能平等地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实行执行救助，不仅仅是帮助弱势群体打得起官司，保证有理有据的弱势群体打得赢官司，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他们的权益。因此，建立涉诉特殊困难群体执行救助制度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制度化的阐释，它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上的价值体现，通过协调和平衡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权益，体现公平正义。
(一)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的执行救助制度尚无统一的立法，体系不完备，分别规定于2005年12月26日，中央政法委下发了《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2005)52号)、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关于救助条件、救助主体、救助范围、救助标准、救助程序等都没有统一、明确、完整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根据执行行为所侵害的权利的性质，也可将民事执行救济分为程序上的救济和实体上的救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因强制执行受到侵害的情形大致有两种，一是因执行方法、措施、执行程序等违反法律规定侵害其程序上的利益，二是因强制执行侵害到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实体法上的权利。对前者，法律上赋予当事人的救济称之为程序上的救济，而后者，即为实体上的救济。从执行的启动、实施以至结束，执行救济包含了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执行异议、对案外人提出的异议及异议之诉、申请执行人提起的申请变更执行法院、执行错误的执行回转等。本文择取《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三项制度运行情况进行实务上的分析，希望能够为执行体制与机制改革提供一些实务工作者的看法。
(二)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1、执行救助的条件及对象。目前司法救助有三个方面的条件限制：(1)案由，限制为赡养、抚养、抚育、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2)申请执行人必须为特困群体;(3)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救助对象。一般而言，申请人必须是特困群体，仅指自然人。如何理解特困群体，在目前制度尝试过程中，有些法院以申请执行人存在“特殊困难”、“生活困难”、“严重困难”为条件;有些法院以“生活贫困”、“无法正常生活”为条件;也有的法院以申请执行人“极度贫困”、“十分贫困”、“家庭经济困难”为条件。
2、执行救助金的来源。目前，对执行救助金的资金来源上，一般是财政拨付、社会捐赠和法院筹集，以财政拨付为主，以社会捐赠、法院筹集为辅。一般限制每人每案只发放一次。
3、执行救助的审批、发放程序。执行救助金的发放应按照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案件承办人审查材料、合议庭合议、分管领导审批、政法委审批、财务部门发放的流程管理。
申请执行人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申请，同时提供附有证明其无法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至少应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申请执行人证明自身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证明材料，包括案件基本案情、家庭收支情况等;二是申请执行人所在地的村(居)委会、街道、乡镇出具的证明材料，包括申请执行人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及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等。
案件承办人审查材料，一方面要对申请执行人提出的申请及证明材料是否齐全、内容是否有效进行审查;另一方面要将案件已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和方法的调查材料整理附后，与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材料一并提交合议庭合议、分管领导审批，然后由财务部门支付资金。
三、现行执行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执行救助资金来源无保障、数额不平衡。执行救助是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对司法救助制度更深层次的认识，但这样的社会责任仅仅靠人民法院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很多基层人民法院都设立了执行救助基金专用账户，有的是由财政拨付，有的是财政拨付、法院筹措相结合等等，但由于没有固定的来源和有效的经费保障机制作后盾，很多时候，司法救助只能停留在善良愿望的层面上。经费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执行救助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
(二)执行救助的案件类型不统一，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虽然目前救助的案由主要为赡养、抚养、抚育、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等民生案件，但因没有法定限制，只要出现执行不能、申请人生活困难，均可申请执行救助。很多时候，一部分当事人通过缠访闹访，盲目的诉求，企图得到救助。政府、法院有可能在没有健全制度的情况下，把执行救助作为一种安抚申请人的手段，进而引发执行救助资金滥用，需要救助的人得不到救助，导致新一轮的不公平。从救助金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执行救助制度设立给某些当事人造成了错觉：只要到法院申请执行了，就能实现债权,即使债务人无履行能力,法院可用执行救助金垫付。有的当事人在债权暂时无法实现时,便采取种种方式要求法院从救助金中给付,一旦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便到处上访,法院迫于无奈只得拿钱买平安,导致了救助金发放条件放宽,违背了设立执行救助制度的初衷,所以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救助金发放制度。
(三)执行运行程序不统一，导致审批周期过长。目前司法救助处于探索阶段，全国各地执行救助金审批发放手续不同，没有统一的运行流程，导致执行救助金审批周期较长。资阳市的执行救助金制度的审批流程是：各基层法院初步审查救助申请，符合救助条件的，报区委政法委审批。区委政法委审核后，报区财政局。区财政局审核后上报区政府批准执行，由区财政局拨付救助金到法院，法院收到救助金后发放给救助对象。上述审批流程从当事人提出救助申请到救助金发放，耗时5-6个月以上。繁琐的审批程序及冗长的审批周期难以及时解决当事人的困难，有违执行救助金救急、助困的宗旨，个别身患重疾的当事人甚至因此而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四)执行救助系垫付性质，尚未建立向被执行人继续追偿监督机制。因监督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备，在实践操作中，申请人得到一定救助款后，不再闹访，该案予以终结。执行人员不再关注被执行人履行能力，不会主动恢复案件的执行，致使救助资金很难收回，导致很难循环使用，只能是越来越少，而不断地要求财政拨款，造成被执行人的债务由国家买单。
四、对完善执行救助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完善立法。应尽快制定出台统一的《执行救助法》，将目前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中的内容集中起来，对执行救助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救助对象、救助范围、救助标准、经费保障等重要问题加以明文规定。这是保障执行救助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的根本前提，是我国庞大弱势群体的共同渴求，是推进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是司法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的应有之义。
(二)保障救助金来源。执行救助制度的经费保障问题是执行救助工作正常开展的根本条件，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执行救助工作无从谈起。目前我国的司法救助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缺乏社会保险机构和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不利于减轻国家负担，节约司法资源。参照国外比较成功的模式，救助资金来源可从以下几个途径获得：一是国家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可根据各地的财政状况和各级法院在历年执行案件中所需救助资金，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将执行救助金设立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二是刑事犯罪案件中追缴的违法所得、赃款赃物、罚金、没收的财产等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给法院，用作执行救助标的款的充实。三是慈善机构募集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款、捐赠。拓宽救助金的募集渠道，广泛宣传和呼吁，动员全社会关爱涉诉特殊困难群体，广开资金募集渠道募集资金。四是被告人服刑期间的劳动所得提取一定比例。五加大对救助案件被执行人的执行力度，以便垫付的救助金收回后循环使用，减轻财政负担。
(三)统一救助标准。目前没有统一的救助标准，救助金审批机构主观自由裁量权过大，应制定一个统一的救助标准，实现相对公平的救助。笔者认为,执行救助的首先应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应是，1、案由为人身损害赔偿、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及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2、申请人生活困难，急需医疗费、生活费等且难以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水平;3、因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穷尽了所有的执行措施,导致案件执行不能。然后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案件，然后按生效法律文书未执行到位金额确定5%-10%的救助比例，同时限定每一个案件的最高救助限额，而这个最高救助限额由各地按当地生活水平及执行救助金的保障情况予以确定。
(四)规范救助运行程序。执行救助应依职权或申请人申请两种方式启动，首先应对救助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提出审核确认意见后提交执行救助部门，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不予确认，应当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在规定期限内将不予救助的事实和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对不符合申请救助条件，依然缠访、闹访并造成一定后果的，要采取处罚措施，保障救助程序的正当性。
在规范救助运行程序上，应当有三个问题需要着重解决。一是审批部门，目前实践中，有的是由法院一家审批，有的是由法院和政法委两家审批。我认为后者，法院和政法委两家审批，是一种两家相互监督的有效机制。二是要限定审批时间和操作流程。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审批时间限制，导致有的执行救助款6个月到1年才审批下来，当事人的困难难以及时有效解决。三是执行救助金的募集和管理部门。建议募集到的执行救助款由审批机关以外的第三方机构予以监管，比如可由省高院设立专项救资金，专款专用，便于及时拨付。
(五)建立完备的监督制度。
执行救助制度作为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方式值得倡导，但是设立执行救助制度应理顺关系，形成法院参与，政府监督的格局，设立科学的监管制度，使执行救助制度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执行救助助监督制度，应从两方面予以设立。一方面是审批程序的监督。按救助助标准和条件，先由法院审批后，然后报政府指定的第三方(比如政法委)予以审批。同时还可建立执行救助第三人异议制度，对拟批准的司法救助案件向社会公布，对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经济状况有异议的第三人，可在公告后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法院提出异议，使司法救助接受来自于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对法院继续执行的监督。明确司法救助资金性质为垫付资金，执行救助后，要继续对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进行查控。建议在每年年底对接受执行救助案件的被执行人进行一次调查和评估，并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履行能力向执行救助金募集和管理部门报告。对及时发现的被执行人财产，应将执行所得资金优先纳入执行救助资金，以保障执行救助资金的充足性。
总之，执行救助制度作为当前化解人民法院执行难的一项有效措施，作为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社会保障的必要补充，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使其不断完善，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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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十
近年来，刑事执行学界提出了有关行刑发展的宏观思路，其基本观点是：把刑罚执行视为完整的制度性系统，由此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强化行刑权的配置。从监禁刑运行的单维度拓展到对行刑法制的整体构建，无疑体现了刑事法理论的整体成熟，在现实反思的基础上，对制度重构表现出深度的关切，也反映了论者对行刑发展的责任意识，笔者从中深受其益。但是制度创新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根据客观条件和社会需要所做出的准确选择。为此，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理清自己想要。
行刑法机制是刑事法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法制的共同特点。一般认为法制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内容，也有人认为它仅属法律运作，法制的全部内容应包括法律规则、法律观念、法律运作、法律组织。其实无论人们对法制的内容如何分类，制度性的法律得以启动直接依赖于两个基素：规范与执法权力。正像法人类学家的直觉，“法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当它被忽视或违犯时，享有社会公认的特许权的个人或团体，通常会对违犯者威胁使用或事实上使用人身的强制。”（注：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m]．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0页。）这里，规范为执法主体提供了行为时的依据，执法体制则为规范的实现提供了权力后盾，两者结合使得法律进入到最基本的活化状态。应当说，目前学界对行刑法运行的现状分析，提出的发展思路，都是紧密围绕这两个基素展开的。
1、法律首先表现为经纬社会生活的规则，因此行刑法制建设的基点之一：是完善有关立法。
目前建立统一的行刑体系是行刑法理论中的主流性观点。具体的理由是：(1)我国刑事法应当是由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组成的统一整体，而事实现状与这一要求相差甚远，《监狱法》的颁行虽弥补了我国刑事执行法的空白，并成为我国有关行刑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但它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操作程序上、立法规格上，都无法同刑法、刑诉法协调一致。一部规制监狱的法律，也不可能包含全部的刑罚执行。所以“须要制定一部比监狱法范围更广，规格更高，而且与刑法、刑诉法相统一、配合的刑事执行法。”（注：杨殿升．余诤：国家刑事法律体系一体化：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执行法的建议[j]．中国监狱学刊．.5。）(2)从行刑活动的整体性看，制定刑事执行法典有现实意义。在我国管制、拘役、罚金、以及资格刑的执行，基本处于经验惯性操作，法制化程度不高，因此有必要通过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对同一性质的刑事执行关系、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实行统一的法律调整，而不是人为地把他们割裂，或者继续让其中一部分处于无法状态。”（注：张绍彦：刑罚实现。现代法学[j]．．第4期。）我个人也曾在很长时期支持这种主张。(3)从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看，制定统一法典具有迫切性。“正确认识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及重要作用是进行立法的必要前提，现代意义的目的刑、教育刑思想使刑事执行开始突破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传统界限，逐步摆脱其依附性和从属性，它自身特有的性质、职能及任务的实现，在客观上要求有一部统一完整的刑事执行法典对其进行规范和调整。”（注：详见张金桑：论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j]．中国监狱学刊．19第5期。）(4)统一刑事执行立法是大势所趋。“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需要，它有利于刑法目的和任务的实现，符合刑罪多元化演变的一般趋势。”（注：袁登明等：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学家1998年第6期。）。
2、行刑法由静态转入动态，有赖于强有力的法律组织。因此，行刑法制建设的基点之二：是实现司法权的合理配置。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方案是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部门，强化行刑权的地位。方案的根据如下：从权力制约权力的原理看，行刑权是刑罚权的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刑事执行司法活动具有自身的特殊属性，有必要统一于一个部门，使其与量刑权、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平衡，这符合我国刑事法规定的公、检、法、司四大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总体原则。从行刑低效应的现状看，行刑机制改革已具有迫切性。我国行刑权一直处于分散状态，自由刑执行一分为二，监禁刑由监狱负责，非监禁刑由公安机关执行，财产刑、死刑归法院管辖，结果是繁重的审判、治安事务冲淡了其对行刑的应有关注。为此有人将其归纳为两大矛盾：行刑规范要求与行刑［权］多元化实际状况的矛盾、行刑科学化要求与行刑立法严重滞后的矛盾。并指出只有实现刑事执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和行刑权的统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况且目前监狱法律主体地位的严重缺损，与行刑权过于弱化有直接关系，这表明调整现有行刑司法体制的必要性。从相应扩大行刑机关的权力看，行刑权的集中对改变我国重审判、轻执行，重惩罚、轻改造的司法惯性，打破刑罚制度的僵滞局面，不失一种制度性对策。从现实条件上看，在我国，由国家司法部门管辖下的监禁性行刑，已形成了系统的管理运行模式和稳定的执法力量，监狱承担着主要的行刑职能。在保证这一部分行刑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行刑权局部调整，不会引起过大的震荡，权力调整有基础。（注：袁登明等：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学家1998年第6期。）。
3、以上肯定性评价建立在行刑一体化的假设之上，这使得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只要我们深入到行刑一体化与刑事法一体化的关系中，剖析刑罚权、刑事执行权、行刑权的动态性联结，就会发现其假设的合理性才是问题的关键。
应当肯定的是，面对行刑法机制运作中的弊端，突出行刑的法治特征，并从司法权力的调配考虑其走向，无疑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行刑部门的内部体制调整，的确无法根本解决我国刑罚执行中的整体板结现象，统一行刑权则可以把行刑视为一个整体，这显然是调集现有权力资源，提高行刑整体效益的一种方式。因为形成能够控制各类刑事执行起关键作用的权力，及时反馈和完善行刑法的薄弱面，实现刑种、刑罚与非刑罚方式之间的联动，对带活整个刑事法机制的运行，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且统一立法的形式，也便利于决策者根据社会变化和实践需要，及时做出相应的法律调整，为权力实施提供根据。但是客观地说，目前行刑一体化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大思路，它距离制度性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笔者留意到在行刑一体化的理论主张中，有关行刑法与制度发展的具体设计存在着较大差异，这表明对各种现实方案还存在一个具体辨析、论证的过程。不仅如此，行刑一体化的思路中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清理：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究竟对现有刑罚活动有多大的牵引力；执行权的相对集中是否会对量刑权产生负面作用；在行刑领域突出司法独立，会不会阻碍行刑法机制与社会预防犯罪机制的双向良性运行；大规模地立法与制度调整，有无现实选择的价值？等等，在追问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行刑权作为刑事法的后位性权力，有一定的被动性，它的启动来自于裁判权的行使。集中统一后的行刑权要发挥出效率，仍然要以刑事法已经完善为假设基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时行刑法形式的统一与行刑法内容的完善有时并不一致，统一可能意味着为保持体系而取舍有关细节性内容，而分散的行刑法规群则可以直接面对执法实践需要。
二、从法律的历史构成谈完善刑事执行。
法的重点选择。
我国行刑机制形成于封闭的社会环境，并长期处于行政控制，有关立法的相对薄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前规范非监禁性行刑的法律主要有《刑事诉讼法》的刑罚执行部分，执行部门制订的有关法律性文件等，执法透明度不高，行刑内容与相关程序的设置都十分粗糙。相对而言，规范有关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虽有较高的立法规格，而且1994年颁行的《监狱法》实际承担了刑事执行法的主干作用，但它自身仍有两大缺陷有待弥补：第一，行刑基本法律内容与程序有待配套性细则的具体化；第二，现代立法形式与保守刑罚观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融合。因为这部法律是把徒刑执行基本定位为监禁刑执行的，完全基于矫治而采取行刑的转处技术，除假释外，几乎处于行刑法律的空白状态。结果是行刑成本极高，整个机制处于低水平运作。看来，要真正解决刑事执行中的诸多症结，从完善整个刑事法内容入手才是治本之策。
不过，解决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制定统一的行刑法典，而是在刑事立法中载现一以贯之的法律原则，并完善刑罚适用与行刑运作的程序性法律环节。这意味着三层涵义：(1)要充分发挥刑事法的规制作用，应注意行刑法的前位因素――刑罚适用。通过改变刑罚板结的法律现象，对行刑制度进行外部性的有效救济，即关注刑事法的一体化；(2)实现在不同刑种、刑度、以及刑罚与非刑罚方式的有机联结，须用清晰的设计思想构架行刑法律的具体内容和程序，即关注行刑一体化；(3)在行刑制度发展定型情况下，对有关法律进行解构和重组并非上策。着眼于行刑法律中的薄弱环节，突出对非监禁刑执行的立法，细化监禁刑法律内容，实现刑法体系的平衡，可能更有价值。具体地说：
1、行刑立法应有所不为。即保留现有的法律格局，用旧瓶装新酒。法律包括行刑法代表了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它更多地表现为制度经验的结果。
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从根本上说，法治响应的是社会生活，是社会的产物，并作为整体来说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超验的。”（注：苏力等：学问中国．[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72。）这里法治主要是指法制度。同样，行刑活动要适应社会需要，实际就是刑罚实现的过程，它是通过刑罚机制的总体协调取得刑事法预期效益的过程。（注：张绍彦：行刑变革与刑罚实现．[m]．法律出版社．．95。）因此，它首先得必须保持行刑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和变应性，并把这种变应建立在制度实验和稳定运行的基础上。既然“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所关注的是建构人的行动或行为的模式，而且只有使今天的行为与昨天的行为相同，才能确立起这种模式……因而法律必须巧妙地将过去与现在勾结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迫切要求。法律中的许多变化都是缓慢的而又渐进发生的……法律秩序中受到影响的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而其原有结构的大部分则仍保持不变。”（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行刑法制度的发展作为一个新旧因素转换和整合的过程，同样需要在维护凝聚法制传统与适变间保持某种平衡。
具体地说，行刑法的完善应保持它现有的外在形式，然后再根据财产刑、死刑、非监禁刑与监禁刑的各自特点，分别用监狱法、限制自由有关规定、罚金执行细则等单行性法规，来规制行刑活动。目前采取统一立法途径来改变现有的'法律架构，还缺乏足够的理由。第一，我们至今还没有清晰地看到统一立法的实际价值。因为再完善的行刑法都只是局部性立法，它不可能涉及刑罚结构的合理调整，面对刑法对现有刑罚结构的固化，以及非监禁刑适用极低的现实，可供行刑立法选择的空间相当有限。而作为规范社会生活迫不得己的方式，刑罚执行固守着自己的狭小领域，行刑法在刑事法整体运行中所表现出的某种次动性，就更为直观。在这个意义上看行刑法具有保守性。因此，试图用统一的行刑立法实现刑事法重心向行刑阶段的转移，可能是过于乐观的预测。第二，我国行刑法律格局处于自发性状态，它源自社会生活，是基于对犯罪的本能反映，两者决定了其原始合理性，即执法便利。构建行刑法体系以执法便利为由是无可厚非的，它所形成的法律惯势正是法治持续推进的表现。而且法律经验的积累，社会法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一种与社会生活相亲合的行刑模式。第三，行刑立法要想在实质上突破原有的法律框架，单靠理论预设是不够的，法律经验的积累和刑罚技术的综合运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实践环节。而在目前监狱法与其他刑事执行法内容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统一立法的技术条件并不成熟。
2、行刑立法应有所为。它重在解决行刑的瓶颈问题――监禁刑执行和非监禁刑执行中具体细节性内容与相关程序的完善。
笔者深信，行刑法律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操作性，能够活化于社会生活之中，而不在于必须有统一的独立的法律形式。即衡量立法的有效尺度是“立法的目的、实施手段与规范作用结果能够实现协调一致，法律能得到最经济、最便利的实施。（注：李晓安、曾敬：法律效应探析[j]．中国法学．第2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外的立法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发。目前除俄罗斯等极个别国家制订了统一的刑法典外，多数国家并没有刻意追求其立法形式的统一，即使一些属于大陆法系的发达国家，也通常是沿袭传统做法，行刑法内容与程序均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和其他单行性行刑法规中。而事实表明，这种立法形式上的相对保守，并没有影响到行刑多元化发展，阻碍刑事执行成为整个刑罚过程中最活跃阶段。原因在于其行刑的法律细节较为完善，有关程序规定系统而明确。其中刑罚执行中的变更规定显得较为灵活。反而就新近颁布行刑法典的国家而言，其法律实效的准确评价还有待时日。
在我国，行刑法一直是刑事立法的薄弱环节，从表象上看是缺乏一种法典形式，其实不然。深究其因我们会发现：(1)管制刑因执行内容过于空泛而形同虚设，(2)有关罚金刑适用的法律规定相当粗糙，以及罚金与自由刑执行技术的综合运用缺乏法律支持。(3)居于我国刑罚中心的监禁刑，一直处于固化状态。比如除减刑、假释外，监禁刑的变更执行基本上取决于受刑人的受刑能力，而不是他的悔改程度，加上人们对假释适用的保守态度，以及减刑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导致其整个行刑法处于低水平运行。具体结果是短期徒刑犯的重犯率高居不降，长刑犯的增多导致行刑成本的急剧上升，受刑人重新犯罪率与社会犯罪率呈现超常规的正增长现象。可见我们目前需要的不是提高行刑立法规格，而是要给予有关司法部门一个制度实验的空间，即给予其更大的自主性，使其得以及时积累行刑经验，详化行刑的技术环节。
刑互换条件、程序等试行性法律规定等。
3、以退为进。用分散性立法方式，为行刑制度的调整提供主动性、自主性选择的余地。
我们应当看到：“当代中国，即有传统社会转为现代社会的问题，又有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问题，同时中国又面临着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而世界已经出现后现代征象，这样，改变开放的中国就面对着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注：易天魁：中国社会发展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第6期。）面对这一时空压缩的大背景，行刑法律的构建显然须有前沿意识。而放弃统一的立法方式，就是让我们在完善法律内容与程序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因为以监狱法为主干来统一行刑法，明显不可取。
尽管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根据我国现实条件与需要，用非监禁刑替代监禁刑、非刑罚化方式替代刑罚等，都不是中国行刑发展的路径。但监禁刑并非不可松动，至少非监禁刑执行的法律成份，应在行刑法结构比重上与前者对等。因为监狱的相对谦抑，无论从刑罚的综合成本考虑还是其被大多数国家认同上说，都存在着事实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不以现有监狱法为主干，统一的行刑法又很难与我国行刑现状相适应。足见，与其为维系统一的立法形式，我们被迫舍弃行刑法律的细节性内容，不如借势于分散性立法，逐步调整刑事司法权力间的关系，在刑罚机制运行中形成权力的杠杆，去构架制度上的一体化。
三、通过刑事司法权的调整，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
突出裁判权对行刑阶段的介入，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这是本文对刑事司法权进行合理配置的基本立场。它与主张强化执行部门的权力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司法权是存在于国家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与个人之外的中立力量，它由此载现社会公正，简称司法独立。而刑事司法权作为权力整体，不仅在结构上集合了各种组织因素，在功能上还应具备有机体的所有活力和潜能，加上它相对立法权、行政权存在的独立性，表明这一权力有其内在的核心――刑事裁判权。具体从行刑领域看，刑事执行权对刑事裁决权的依附、拱卫，以及两种法律权力的耦合与连动，对行刑整体运行产生至为重要的影响。
须事先说明的是，本文从刑事法实践状态，谈刑事裁判权与刑事执行权（注：刑事裁判权与刑事执行权都是针对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而设置的权力形式。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刑事执行没有包括劳动教养等行政性强制制裁形式。）的关系，旨在讨论权力机制的实际架构。在刑事法机制研究中，刑罚权是一个相当耳熟的概念。刑罚权分为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的权力内容，也有人认为它分为制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等三种权力构成。（注：详见樊凤林主编：《刑罚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32-33页。）张明楷：《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19版，第394页）。以及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但是透视刑事法律的运行过程，我们不难看到所谓量刑权、行刑权都不过是用理性分析、建构而成的抽象架构，它表现为一种理论策略，即在刑事法律活动中，把制刑、量刑、行刑等权力形式提升起来，将其归纳为一种总体形式――刑罚权。而社会实践中刑事法机制是一个多重图式，具体地说，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裁量与执行都不限于实现刑罚。因此从刑事制度构建的角度上，刑事裁判权、刑事执行权比行刑权、量刑权更容易被直接把握。
1、我们注意到无论属于那种法系，一个国家的刑罚种类时有更新，刑罚制度的变应能力较强，总是与紧密审判与行刑的做法有关。
行刑机关对刑罚更新的影响一般表现在某一特定领域，难以实现刑罚制度的整体完善。而行刑的变更方式首先取决于刑罚种类的多样化，并需要在决定刑罚时就综合考虑。因此法官对刑罚技术的选择余地越大，行刑就越显得灵活。那么在调整刑事司法权结构时，能否通过拓展法官权力，来优化行刑制度？回答是明确的。
在我国，分散性的行刑立法显然不能解决刑罚灵活适用的问题，而集中执行权的行使，尚无现实制度的可比性，利用裁判与执行活动的固有联系，突出核心权力的杠杆作用，则可以不进行大规模体制调整而解决这一问题。国外也有相关的制度经验可资借鉴。如法国学者认为，在行刑个别化措施的适用上，“最好是由法官作出决定，以防发生任何专断行为。……实际上，公共权力机关已经走上了这一道路，依据某些局部的经验已取得了较好结果。”（注：［法］卡斯东・斯特芬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52。）而且根据法国刑诉法规定，每一个大审法院设有一名或数名法官专门负责判决的执行，称为刑罚执行法官，该法官有权决定对犯人服刑的原则和主要方式，减刑与假释等，在此之外，设置由刑罚执行法官、检察官、监狱长为主的刑罚实施委员会，制约法官的决策行为。重大问题的处理检察官也可直接行使监督权（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284。）。意大利的做法与之相似，由设置在上诉法院的监察法官负责自由刑执行中的重大事务（注：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225。），只有德国的做法不同，根据德国刑诉法第451条规定，刑罚执行由检察院负责具体实施，监狱附属于检察部门（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321。），但涉及刑罚执行的重大变更仍应由法院最终裁定。即使在俄罗期，刑罚执行部门的职责也限于行刑管理，而且行刑权分属于刑罚执行检查处、地方自治机关、劳改机关、以及国家税务机关等不同部门。看来，刑事裁判权对刑事执行权进行有效制约，是一条重要的司法经验，进而优化行刑制度，如不考虑其核心权力的支配作用，也只会徒劳无功。
2、裁判权在刑事执行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符合法律运行的基本逻辑，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实践智慧。
在刑事司法权结构内部突出裁判权的核心作用，将其延伸到行刑阶段，不存在对社会进行权力扩张。相反它反映了司法中立对司法体制构架的基本要求，为我们引入公正、人权、效益等法律理念创造了制度条件。尤其在一个注重实效，忽略形式合理性的传统国家，这种权力结构调整对改变传统法文化意识，培养公众的法观念等，都会产生特殊意义。
结果可能是：裁判权对行刑运作的反映更加迟钝而且执行权体系徒具统一形式而缺乏实质上的支配能力。第五刑事裁判权适度扩大对行刑阶段的渗透能够形成统筹其运作的主干力量并可以借助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逐步完善行刑法律具体适用的内容与程序拓展行刑法律完善的途径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有关法律过于粗放的现象。
3、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中的主导作用，须相应淡化刑事执行权的独立性。
裁判权的主导地位，与我国现有刑事执行权的配置没有根本冲突，但可能招致批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行政权对刑事执行的渗入远远大过刑事裁决与刑事执行的联结，裁决权本身是一种弱项权力，加上法官队伍素质与执法要求有相当距离，传统法律理论对公、检、法、司系统制衡的诠释，人们对这一司法体制调整的效果存在疑虑。其实刑事裁决权与刑事执行权共有的消极性，是刑事法逐步从社会生活中退缩的必然反应。而刑事执行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向裁判权的靠拢，形成了对核心权力的有力支持，它旨在避免司法权内部的结构冲突，减少机制内的损耗。从另一方面看，监禁刑本身所固有的封闭性和刑罚的强制特点，表明刑事执行权力过于集中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与其容忍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错存，国家权力资源过于向行政方面倾斜，不如在刑事法一体化中通过抑制执行权，寻求解脱行刑困境的途径。（注：对此我们还应从目前监狱机制的局部调整中得到启发。我国监狱属于自成一体的司法系统，因缺乏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在社会转型之初，它曾使自己长期处于财政极度困难和行刑疲于应对，而不为社会理解的状况。近年来为拓展行刑经费来源，司法部开始试办市属监狱，并有了成效。监狱双重属性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但这至少说明，表象上统一、独立的执行权体系，有可能会严重脱离社会需要而缺乏活力。）。
4、重点理顺审判体制，设置刑事执行法庭负责办理受刑人的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裁决，继续负责罚金刑、死刑的执行，并扩大他们对各种刑罚转处的决定权。
走出刑事执行权的囿限，从司法独立考虑，赋予裁判权更大的自主性是现实可行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法院体制改革研讨中，健全执行机构虽受到了重视，但它却因民事案件执行难而引发，其体制调整可能会忽视刑事执行力量的专门配置，因而笔者建议成立刑事执行法庭。这样执行法官在配合国家财政部门实施罚金刑时，终于可以根据罚金执行受阻的情况，进行自由刑的替代尝试，他们可以通过对各种自由刑执行中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法律适用，摸索监禁与非监禁方式互为转处的制度经验，真正松动行刑的板结现象。
当然，刑事裁判权对自由刑执行的涉问，仍应以量刑的方式出现，它不直接干预行刑管理事务。因为自由刑的执行是一项时间长，事务相当繁重的法律活动，专门行刑机关的存在能保证刑事执行的常态运行。而且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同样不应对司法中立的原则抱以任何的偏执。裁判权的无限度膨胀带来法律程序技术与社会道德、政治性因素的过大背离，也可能导致法律在实质上的不公正。所以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执行权的相对独立又可以在司法权内部形成合理的制约力量。
四、刑事执行规范与权力的内部调整的焦点与基本走势。
在完善法律规范和调整司法权关系的同时，行刑法机制内部存在的重大症结，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并提具体治理方案。而且刑事执行活动如何与社会预防犯罪机制联动，也是我们要予论证的问题。
1、为了突出刑事执行权的法律地位，有必要理顺监狱的现有体制，走出国家举债式经营的怪圈。
监狱现有体制改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正像人们所认识的那样，监狱惩罚改造罪犯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经济任务，有悖于法律运行的基本原理。从现实角度看，它导致监狱机构臃肿与警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从长远意义说，它给予了国家与社会公众一种错觉，监狱有能力解决至少能部分解决行刑所需财力问题，这反而掩盖了监狱经费极度困难的现实。而且监狱经济与行刑职能相混杂，极易为司法腐败留下滋生的温床，严重影响到国家法律的尊严。但由于历史原因，这种监企合一的体制已具有相当的惯性，它的现实运作至今仍有不得已的原因。加上多重利益纠缠在一起，导致了其转型的困难。然而，就在国家对警察经费和罪犯生活经费给予基本保障，监狱生产享受国家有关税收减免待遇的情况下，监狱企业仍处于举债式经营。它已经不是在支撑行刑运作，而是维系因历史形成的监狱小社会系统。由于属国家执法的敏感部门，这种企业不存在破产问题，其整体上的经营不善必将导致更多的债务，这些债务最终都会以不同方式转嫁给国家。而事实证明，扩大生产规模并没有增加罪犯劳动的岗位，因而它不是有效组织罪犯劳动改造的途径。对此我们不妨做一假设，如果在早些时期，国家能够把这笔债务的少量部分直接当做行刑的投入，监狱基础设施的改善程度肯定会比目前状况好。时至今日监狱体制转刑已无进退选择。因为突出监狱的法律功能，是社会需要这个最大的现实决定的，监狱经济迟早应退出行刑领域。在目前情况下笔者建议：(1)监狱法实施细则的拟制应继续回避所谓经济管理的内容；(2)国家逐步加大对监狱行刑的直接投入；(3)利用自然减员，监狱逐步缩小自己的生产规模，并有计划地把其附属性生活系统真正推向社会；(4)尝试根据监狱内部需求形成生产的内循环，或围绕公用事业进行有偿服务等。促使罪犯劳动向半职业培训方向转化。
2、刑事执行机制向法律的回归，是以司法中立为基础，使其活动真正为市民社会所接受。因此整个机制应考虑向社会开放。
司法独立是法律公正的制度保证。国为“法律机构与社会的必要隔阻”（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45。），能让公众对法律产生神圣感和信任感。但作为制度现象，它也有负作用。具体地说，执行权向裁判权的靠拢有可能削弱法治与社会的亲合力，而即使是监狱这一封闭性概念，都存在与社会生活有机联结的需要。监狱界于刑事法运行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边缘地带，在刑罚即成事实的情况下，受刑人监狱化与受刑人大多须重返社会生活的现实，会形成深刻的悖论。所以，我们一再被提醒行刑矫治不同于刑罚，有人将其归纳为监狱人文性与刑法规范性的对照。（注：**・监狱学：群众出版社，1991年．45。）看来，从社会预防犯罪的角度看，刑事司法权在后期运作的淡出，与它在前期的独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刑事执行领域中，通过规范与权力的合理构建引入一种社会化的非政府性的因素，意义深远。它能让公众近距离地了解监狱及其他行刑运行的状况，了解行刑司法活动性质与现实困境，感受法治，并由此增强自身预防犯罪的责任意识。而且正象著名学者福柯所言，“所有不直接经过国家机器的权力机制和效应，……在维护国家方面会比国家自身的机制更为有力。”（注：［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63。）目前国外的主要做法是：由各种专家、学者联同有关司法官员组成刑罚实施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他们参与对受刑人处遇的具体决策，并由社会志愿人员给予各类受刑人经常性的生活指导等。专家参与行刑决策不乏来自社会的批评，但社会参与行刑的做法却是应予肯定的。在我国社会力量参与行刑的具体做法还没有完全定型，但在制度建设上给予其发展空间是有必要的。
应当明确的是，以司法。
中立为基础实现执行权结构向社会的适度开放，并完善刑事执行法律内容与程序，将不同于在行政权控制下的执行模式。它经过了中间权力的过滤，能够增进社会对制度机制的信任，保证出狱人真正回归的是市民社会。在我国长期的行刑运作中，司法机关与社会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关系，从客观上看公安基层机关与社区生活最相接近，管制、拘役刑等非监禁刑都曾是在专门机关、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和群众监督下联合完成的，并有过显著的社会效果。从纵向上看，我国劳动改造制度也长期处于半开放性状态，引入社会力量改造罪犯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刑事执行活动虽有民间力量的参与，更多地却是依赖于行政惯性的推动，加上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法律本身的薄弱，使得出狱人不是直接进入市民社会，而是进入了政治社会。所以一旦社会整体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政治社会之外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市民社会，加上社会转型期间基层行政部门的控制力消弱，社会各界对行刑的关注力日益淡薄等综合影响，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行刑活动顿时陷入了既无规范，又缺乏社会强力支持的困境。这表明保持行刑机制的相对封闭不是根本出路，因此在执行权向裁判权靠拢之时，应尽量保留它在管理上的社会化做法，并继续寻找引入民间力量的有效途径。
当然，社会力量进入行刑领域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所谓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员，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至少不是都能准确地把握刑罚、矫治与人权保护的标准。因此有必要保持刑事执行权力的中坚作用。这样，一方面刑事执行部门兑现裁判结果，保证基本的社会公正；另一方面这一权力结构的开放性，削减了刑罚的封闭特点，使其不断与外界保持交流。
五、结论。
以上观点表明：在刑事执行法制的构建上，我们应更关注它的现实进程和焦点问题，而不是赋予其过于理想的色彩，并立足于刑事司法机制的整体架构，科学地论证它的后期运行。换言之，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可能不在于全盘性的制度设计，而在于核心机制的调整和内部功能的完善；可能不在于大规模的刑事执行立法，而在于持久地司法磨合，以及健全刑事执行法律的具体内容与程序。而且在行刑法规范与刑事司法权力之间，形成更紧密的互动关系。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十一
为进一步规范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
(一)罚金、没收财产;。
(二)责令退赔;。
(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
(四)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
(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
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
第二条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第三条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
第四条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可能判处被告人财产刑、责令退赔的，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应当及时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财产。
第五条刑事审判或者执行中，对于侦查机关已经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及时续行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相同。
对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人民法院执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无需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手续，但裁定中应当指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事实。
第六条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涉案财物或者被害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明并另附清单。
判处没收部分财产的，应当明确没收的具体财物或者金额。
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
第七条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刑事审判部门应当及时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
移送立案应当提交生效裁判文书及其附件和其他相关材料，并填写《移送执行表》。《移送执行表》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执行人、被害人的基本信息;。
(二)已查明的财产状况或者财产线索;。
(三)随案移送的财产和已经处置财产的情况;。
(四)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情况;。
(五)移送执行的时间;。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人民法院立案部门经审查，认为属于移送范围且移送材料齐全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移送执行机构。
第八条人民法院可以向刑罚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有关单位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并可以根据不同情形要求有关单位协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执行措施。
第九条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执行刑事裁判生效时被执行人合法所有的财产。
执行没收财产或罚金刑，应当参照被扶养人住所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当地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第十条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
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中与赃款赃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对于被害人的损失，应当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予以发还或者赔偿。
第十一条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
(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
(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
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第十二条被执行财产需要变价的，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应当依法采取拍卖、变卖等变价措施。
涉案财物最后一次拍卖未能成交，需要上缴国库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有关财政机关以该次拍卖保留价予以接收;有关财政机关要求继续变价的，可以进行无保留价拍卖。需要退赔被害人的，以该次拍卖保留价以物退赔;被害人不同意以物退赔的，可以进行无保留价拍卖。
第十三条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
(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
(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三)其他民事债务;。
(四)罚金;。
(五)没收财产。
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
第十四条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
第十五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十二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刑事案件数量逐渐增多，刑事执行工作也随之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一部分，检察机关在刑事执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有幸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反思了“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意义和作用。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我对于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深入认识。
首先，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重要性。刑事案件的执行阶段是确保司法公正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刑事执行活动可能违法乃至侵犯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检察机关的工作旨在通过对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确保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原则和方式。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要遵循的原则主要有公正、合法、独立和权威。公正是指要保持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对刑事执行活动进行公正的监督；合法是指在监督过程中要依法行使职权，不能违法越权；独立是指检察机关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关，要独立行使监察权力，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扰；权威是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一部分，具有行政机关的权威性，能够有效地履行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职责。
再次，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刑事执行检察监督主要包括对于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实质合理性、程序正当性的检查和监督。合法性检察主要包括对于刑事执行活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监督；实质合理性检察主要包括对于刑事执行活动是否符合正义和公平的要求进行监督；程序正当性检察主要包括对于刑事执行活动中是否有程序违规、程序瑕疵的行为进行监督。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检查和监督，可以确保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最后，我在实践中的体会和问题。在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中，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责任和使命感。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一员，我们每一位检察官都心怀法纪，严格履行职责，确保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和正当。然而，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的执行环境条件较差，影响了刑事执行的正常进行；有些刑事执行活动存在程序违规和程序瑕疵，需要加强监督和指导。针对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加强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力度，完善监督机制，确保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总之，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作为检察官，要时刻铭记职责，坚守原则，加强监督意识，确保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和正当，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一份力量。
精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总结（模板13篇）篇十三
一是健全学法机制，提高法制教育的实效性。五年来，我们坚持周五学法日制度，以严格的请销假制度，保障参学率；坚持了检察官任职资格考试制，把良好法律成绩作为是否具备检察官资格的基本条件；坚持了检察官任职考法制，通过法律考核及执法述职，决定法律职务的晋升。并且坚持了执法办案纪律定期考试制度，普及了股级以上干部的年度普法考核等。通过以上学法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了干警学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是加强法律培训，提高法制教育的针对性。五年来，我们以"学历升级和技能提高"为切入点，先后投资10万余元，大力开展学历升级和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干警的法律素质和执法能力。目前40岁以下干警，有97.5%已达到本科学历，在读和已毕业研究生4人。在业务培训上，我们坚持“内培为主，外培为辅，内外互补”的原则，贴紧业务，制定《年度岗位培训计划》，广泛开展领导讲课、骨干授课、庭审旁听、案例研讨比赛、法律知识竞赛、网上交流等活动。同时外培人员都负有讲课任务，形成知识传输，扩大了培训面。如今年我们就由在读研究生和外出观摩学习人员讲课3次。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开设了网上中青年检察官论坛，积极提供了学法、研法载体，浓厚了学法、研法氛围。五年来，干警外出培训达50余人次，内部讲授法律课40多场次，进行各种法律知识比赛20余次，干警撰写法律研讨、案例通讯等文章500余篇，干警的整体法律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
三是强化普法宣传，提高法制教育的广泛性。我们把普法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组成部分，组建宣讲团，结合检察职能的履行，大力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首先，开展“法律大篷车”活动。采取巡回演讲、设桌咨询、播放录音、发放普法资料等形式，结合控申举报宣传、民行、渎检受案宣传、预防职务犯罪宣传，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校、送法进村活动。五年来，以宣传车巡回乡镇的形式，普法100余场次，发放资料10余万份，为乡镇干部及两委成员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20场次；在市区中小学校开展法律讲座20余场。如为提高公民依法维权能力，我们深入全市大部分农村，播放录音，大力宣传《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知识；结合青少年维权岗建设，采取以案析法等形式，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法制教育，均受到热烈欢迎。其次，广泛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活动。我们把预防职务犯罪作为普法的有力手段，在全市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网络24家，通过播放电视公益广告、树立大型广告牌、赠送“法律百宝箱”、开展法律讲座等形式，加强普法力度。如，我们连续两年与电业公司开展了法律知识互动竞赛；在师范学院建立了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对准国家公务员提前开展预防教育，开展检察长与市民对话，讲解法律等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全民学法活动的开展。
一是完善工作运行机制，保障执法活动依法进行。五年来，我们着眼于执法的规范化建设，通过把改革经验制度化，创建新制度和把执法工作程序化等措施，不断增强制度的先进性、实效性和刚性。如根据介入引导侦查、普通程序简化审、诉前程序一体化等检察改革经验，建立相关制度8项；为解决自侦与刑检配合难、息访息诉压力大等问题，创建了侦诉一体化、处访联席会议等制度；根据刑诉法等法律规定，制定完善了11个部门工作规范。并把各科室工作职责和流程图全部上墙明示，使工作职责、业务规范、工作流程图三位一体，保障了执法工作的依法进行。
二是完善内务管理机制，着力提升规范化水平。我们把“文明、整洁、规范、有序”作为形象标准，相应建立了卫生、考勤、车辆、礼仪管理等10项内务管理制度，设立了车辆、人员流向监督牌、检察人员监督台、检容检视镜等，并随着规范化建设的深入，相继出台了以车辆定位、私人用车、物品定位、文明用语等为内容的管理新规定，先后有20余家单位前来参观学习。
三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促进制度的严格落实。我们把制度、督查和考核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完善考评机制。xx年，出台了涵盖队伍、业务两大类共七项内容的《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将科室的全部职责及各项制度的遵守情况细化、量化成分值，按月考核，年终累加，做为奖罚依据。xx年，又把考核进一步量化到干警，出台了《干警工作实绩考核办法》，使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效率和遵守制度的自觉性大大提高。
五年来，从制定制度、建立机制到生成理念，规范化建设循序推进，层次不断提高，先后编纂了包含67项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制度汇编》，建立了工作运行、队伍管理、考核评价三大机制，形成了用心工作、追求细节完美的工作理念，基本实现了工作管理的规范化，先后两次在烟台市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会议上做了典型发言。
一是积极查办职务犯罪，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五年来，我们重拳出击，惩腐肃贪，全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采取建立侦诉一体化、"跨局域、区域、领域"的办案机制和实施“抓系统和系统抓”等措施，提高了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共立查职务犯罪案件96起，大要案72起，挽回经济损失810余万元。办案平均结案时间30天，案件侦结率、移诉率和起诉案件的有罪判决率均达到了100%。先后在石油公司、山汽改挖出两个贪贿串案，立查案件11起；在教育系统查办4起校长受贿案，查办了5起公安人员和1起法官非法拘禁、滥用职权等司法腐败案件。
二是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从强化捕诉职能和化解涉法上访入手，力促社会治安稳定和政治稳定。与公安、法院密切协作，采取介入引导侦查、限时办案、建立严打经常性工作机制等措施，加快办案节奏，提高办案质量，五年共批准和决定逮捕938起1317人，受理移诉案件1391起1796人，提起公诉1486起1795人。以控申科为中心，辐射各业务科室，构建息访网络，出台《进一步做好息访息诉工作的意见》，紧紧抓住领导管理、预防控制、定期督办、协调配合、应急处访等各环节，落实责任，明确考核，严格控制涉法上访。仅去年就圆满解决了5起涉检缠访多年的案件，将所有遗留的涉检上访案件全部处结。息访息诉的经验做法被市委分管书记肯定并加按语转发。
三是强化法律监督，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五年来，我们以依法治理行动为。
契机，着力开展法律监督工作。在诉讼监督中，积极开展立案监督、追捕追诉和抗诉等工作。共立案监督81起，追捕追诉99人，抗诉成功2起刑事案件。其中于某被追捕和邢某被监督立案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宋某故意伤害案一审被判无罪，经抗诉再审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在民行检察监督中，共立案审查不服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案件88件，提请和建议提请抗诉64件，被烟台市院采纳24件，改判14件。在对监管场所活动监督中，共对xx年以来的41件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案件进行了全面清查；依法纠正监管场所违法活动70余次，并查获一起留所服刑人员帮助在押人员串供案。同时，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力度，先后与公安、税务等8个行政执法机关联合制定了《建立案件移送和加强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实施办法》，与工商、文化局等4部门制定了《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办案细则》，积极开展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案监督，维护了司法公正。
一是三措并举，强化内部监督。首先建立健全执法办案的规范机制。制定了安全办案责任制、错案追究制、文明办案制、执法督查制等规章制度，规范执法行为，保障公正执法。其次，强化对执法办案的督查力度。全面推行一案三卡执法办案监督，以《权利告知卡》监督干警严格办案纪律，以《廉洁自律卡》监督干警廉洁办案，以《回访监督卡》查访干警违法违纪线索，从严惩处。严格实行年度执法检查制度，集中对全年办理的重大案件从实体到程序逐一检查，奖优罚劣。再次构筑集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3231”防控体系。防控干警违法办案行为的产生。
二是三法同行，强化社会监督。首先以公开促公正。将自侦部门似撤案、拟不诉案件在做出决定前，及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全部开展人民监督员监督。对刑事不诉案件实行公开听证，探讨试行与律师的证据开示制度等，使执法活动公开透明。目前，人民监督员已监督案件3起，实行听证2起，均取得较好效果。其次强化走访及受理投诉工作。五年来，我们相继开展了联系百家企业、走访百位名人、千人问卷调查等活动，实行检务十公开，积极征求社会各界对我们执法工作的意见。仅去年就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500余人，发放《征求检察工作意见卡》500余份。同时，制定了《执法作风问题投诉处理规定》，公布举报电话、设置语音举报系统，对所有举报，举必查，查必果，及时反馈。再次设置家庭廉政督查关。采取致干警家属一封信、召开干警家属座谈会、签订《助检促廉公约》、走访干警家属等形式，把监督管理工作延伸到八小时外、干警家庭之中。
五年来，我们的执法办案监督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xx年山东省检察机关内部执法办案监督现场会在召开，xx年全国17省检察院的领导观摩我们的执法监督经验，最近，全国检察机关又将在召开现场会，推广我院"一案三卡"的监督做法，并且我院干警实现了连续22年无违法违纪、连续7年违法违纪零投诉，确保了干警依法履行职责，严格公正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