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一
这次墨迹到现在才来写读后感，着实因为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在下一本书读完才来写上一本书的想法。中间这段时间脑海里总是偶尔浮现出来关于上一本书的想法，有时候会记下来，有时候就忘记了，下面说说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篇，阅读大概需3分钟）
这又是我第一次没看完，回头补的书。万历十五年大的框架是从经济上来贯穿全书，小的则是见微知著，从关键人物抉择一窥当时大明王朝的时代命运。说实话只是从本书实在是无法全面评价这几个人。
本书实在是字字珠玑，两个多小时内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实在是没有资格评价这几位人物。每个人物都极其复杂。
万历皇帝和张居正是万历年间影响最深远的人物，这个时间王阳明已经去世，留下了心学学派，后面李贽也受其影响，党争也由此开始。申时行在张居正之后继承首辅出任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在万历和文官集团中间和稀泥，此时张居正已死，政策已废除大部分。戚继光自称张居正门下走狗，得张居正支持创建戚家军，戚家军自成一派。海瑞抬棺进谏万历，后被贬。李贽削发，著书，最后死在狱中。
每个人物都可以单独成书，每个人物又极其有代表性。以我们上帝视角来看，所有的人物都受儒家哲学思想影响，无法超越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不幸的。万历被礼教道德约束，事事无法得偿如愿；张居正权倾朝野，抱负未尽，死后经营大部分付之流水。申时行践行中庸之道却招文官集团唾弃。戚继光被称为孤独的将领。李贽焚书与藏书自相冲突，惨淡收场。
作者用极其冷酷的语言诉说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在作者大历史史观下，大明王朝上层奉行儒家哲学以道德礼教约束人们，以人治代替法治。上层中庸之道、中层道德腐化、下层土地兼并，整个大明王朝已走向没落。
末尾作者提到了一国两制，写本段话时正值港乱，说明一国两制也不是万能的，要综合时代变化，改进制度，要目光长远。所谓合作共赢是发展的基石。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二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文官集团，就是为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如果想全面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四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相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互相独立，同时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万历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职责和权限已与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视为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绝对的抑制。他与他的祖先们虽然在他们臣僚的协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时的文官却早已成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此时的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夹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简单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万历皇帝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过各种事例体现这一点。万历皇帝在从政后期，看破这一点，虽然依旧有被老祖宗赋予的权力，但是这权力已经“无能为力”，遂转而“无为”。
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这一切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
相对于海瑞，戚继光这个武将甚至可以说是更明白为官之道。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能力，在当时全国边防守卫混乱的情况下，他成功组建并训练了戚家军，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将已经消失殆尽，笔者说，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不似明前期的武将似百花争奇斗艳，这个时期，只有戚继光一枝独秀了。不得不说，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悍。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文官可乱国，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国。所以每个朝代都在尽力打压武将的权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国的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书中对边界军队的描述来看，不知有多少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没有组织的军队后勤补给，可以说边防的守卫军，形同虚设。无法想象，这个时期积贫积弱不仅仅是百姓，军队也无法避免。
至于哲学家李贽，他不相信卫道士们口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这是实话。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万万与他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书生们，似乎是在思想上认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却不能身体力行。李贽说出了他们不敢承认的真话，却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问题来源于这个时代与社会，让他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整个社会抗争，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杀在了监狱中，也许，这就是这个封建时代的悲剧。
作者将这一年放进了世界史中，让人对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有了一个大致的对比。从这一年开始，世界悄然改变，西方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五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其内心的剧烈矛盾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矛盾也带给他悲观的心态，甚至在去世前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或许这样悲观的心态也是导致他在狱中自杀的原因。
李贽内心自相矛盾的一个体现是在1587年他完成了一切对于家族的义务之后，次年即落发为僧。李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因此他一直是儒家的信徒。而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因此李贽一直肩负着家族的重任。而人们的家族观念之所以如此之重，是因为一个家族世代务农，单指望着能有一个走上仕途的能够光耀门楣，有这样一个念想，这个家族在几代之前就开始苦心经营，争取创造出一个好的经济条件。还是马克思老爷子看得清楚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后才能供孩子读书，科考，中榜，做官。
所以我们看到红榜上的一个名字，其背后往往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那么你不肩负起家族重任，对得起谁呢？然而做官，就一定有他们想的那么光鲜吗？之前已经提到过多次，本朝的官员们被限制在严格的道德框架中，可以说是被简朴了。就李贽那点俸禄养家都困难，他还得教书补贴家用，可以说做这个官就只是有一个虚名而已，就这个虚名，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数的纠缠中无法自拔。
而李贽，这个哲学家，追求的是独立之人格，又怎会甘愿被世俗纠缠呢？于是，在姚安府任期到达之后，正值官运亨通之际的他毅然退休，在履行完对家族的义务之后，李贽便落发为僧。家族的反对声越大，他的反抗就越激烈。
不过李贽自相矛盾就在于他既然已经遁入空门，却并没有看破红尘。他的妻子去世后，李贽为此颇为神伤，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亡妻，他还告诫别人，家里如果有亲人，千万不要落发为僧。忽然想起在一期《爸爸去哪儿》中，陈小春听到儿子jasper说“我不要爸爸变老”之后的潸然泪下，梁咏琪当妈妈之后搁下了自己对于极限运动的热爱，我也想起了中兴程序员被裁跳楼后妻子的撕心裂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人，我们的身后有许多人需要我们来遮风挡雨。
所以才会有很多中年人感叹不敢生病，活着如此之累却依然咬牙前行，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为自己而活，即使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想想家人，为了他们，也请砥砺前行。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六
彼时的四十八年，恐怕会熬老几代人。然而四十八年的孤独，或许会熬空一个人，大明有这样一位皇帝，便是这样一个孤独患者。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朱翊钧长眠定陵，安详而孤独地结束了他马拉松式的四十八年统治。
昏黄的背景之中，万历皇帝着朝服端居高座。脸型微胖而方，眉宇挺拔，显得慈善稳重，目微下视显得慵懒颓废，似乎正映衬了他执政后期的生活状态，但是每每当我仔细端详时，总被那深邃得不可测的目光所深深吸引——这不禁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一幅明末宫廷百态的历史轴卷徐徐在眼前展开。
当一位位如低贱的戏子一样的历史人物浮出历史长河时，便可以被台下的人任意涂鸦，肆意戏谑了。东施的小眼睛或许被涂抹得别有风韵，西施嘴角的微痣可能被放大得不堪入目。看客们早已忘却原本的角儿的真面目，只会人云亦云，他们拍手嘲讽那个以荒诞不经著称的演员——万历。然而，万历似乎是一个不太会生气的皇帝，因为它被气惯了。
我们的故事从一位郁郁不得志的s官员开始，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招火箭式的升官之路，做法便是用死谏强迫皇帝接收其未必高明的建议，从而给其他人种错觉——s忠君爱国。而真实的s，却是在极其阴损地谋取名利。因为如果s因为直谏被处死，便会留名青史，这是古代文人最高的荣誉了，同时皇帝便会被认定成一个昏君，这是所有帝王所忌讳的；可皇帝如果采纳了s的建议，造成的后期效应亦只有皇帝一人买单。总之，这是一项稳赚的生意，重点是不违读书人所谓的“道义”，何乐而不为？于是，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地“触龙须”找死，犹如那恐怖的伪道德的洪水，万历被包围了！
曾有过这样的臆想，或许来自于悬疑电影的影响，觉得有一天我所熟识的所有人，都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看待，我的意志在死寂中崩溃，崩溃，崩溃，即使臆想结束还心有余悸。而万历的生活并非臆想，而是面对天下的精英的日日攻心。面对孤立无援的处境，万历恐怕也只有选择退避了，而这一退就是三十年。因为他太善良了，善良得让所有人都以为软弱可欺，甚至遭受官员侮辱，作为天子至尊也只给了那个s官员廷杖和降级；因为他太无奈了，无奈的是无力改变文官制度千百年来造成文官的畸形而矛盾的性格——被歪曲的“杀身成仁”，俸禄的低下造成深重的结党营私的“非礼”行为，但依然以儒家传统道义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从中给予恶行以通用的合理性；因为他太有智慧，深知只有退避方可保留他外强中干的皇帝的权威，深知皇权纵然高贵，却是必须建立在以承认文官道德及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可那明明丑恶！因为他太“民主”，太尊重那些不该尊重的人，视那些人为“爱卿”而非“奴才”。
他即使是三十年未上朝，依然亲自主持了“三大征”，平定了杨应龙之乱、平宁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七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述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礼貌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好处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样办?”“在地上怎样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正因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务必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期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持续，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明白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这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这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十分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此刻的状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状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