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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论文篇一
小说开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不大平静”的养老堂，但伯夷是“最不留心闲事”的，“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与伯夷的平淡态度构成强烈反差的是叔齐的热衷时事，他的一句“时局好像不大好！”即刻让小说的气氛严肃和紧张起来，然而一到伯夷处，小说的调子突然就被放慢。他“把手一摆”，先让慌张的叔齐坐下来，然后“才转过脸去看”，挤出一句“怎么了呀？”叔齐带来“好像这边就要动兵了”的消息，得到的却是伯夷的一句“我没有留心”，把叔齐带给读者的紧张感冲淡了。这样一紧一松和两人对时事的不对称态度构成了小说第一部分紧张和松弛节奏的变换，从中看出伯夷叔齐不同的处世哲学。
当两人谈到他们所信奉的“王道”时，叔齐认为“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伯夷给出的回答出人意料甚至有点驴唇不对马嘴——“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在这里，伯夷用烙饼大小回答叔齐关于武王伐纣的事，以烙饼的大小推测时事的变幻，显然这一组对话是错位的，武王伐纣乃改朝换代之大事，而烙饼大小仅是填饱肚子的小事，如此的不对等关系以至于叔齐只“应了半声”。在天下兴亡面前，伯夷关注的是与己紧密相关的食物问题，烙饼大小是关系他生存的大事，国家兴亡也得屈从于此。此处看似滑稽的“烙饼”已经具有了隐喻色彩，不仅仅代表了保证人作为生命得以生存的一种物质存在，还象征着人类的生存问题。借助这组错位的对话，小说首次将信仰问题与生存问题相提并论，并且已经通过伯夷的答话暗示了这一问题的不可忽略性。
在“仁义”、“王道”尽毁时，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传统知识分子依然要舍身就“义”，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两人遂出走养老堂。值得注意的是，在出走之前，他们商量的是“吃什么”的问题，临走前还不忘带上养老堂的烙饼。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打算不食周粟，出走华山，本是一件伟大而悲壮的事，但是烙饼一出，人生信仰的崇高马上消解在看似无足轻重的食物上。将“吃饭穿衣”的小事与“家国人伦”的大事相提并论，隐含着一种对“食物”这种基本的生存需求置前，而将家国大事藉由延宕产生价值异位的意味。
伯夷叔齐来到华山时路遇五个彪形大汉，他们呈一字排开，拦住了伯夷叔齐的去路，但又“一同恭敬的点头”，并且大声吆喝“老先生，您好哇！”俨然一副儒者书生毕恭毕敬的`模样。如此行为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强盗身份，这就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组身份的错位。
但必须明确的是，舆论并非造成伯夷叔齐死亡的直接原因，表面上伯夷叔齐是死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带来的思想矛盾，但实则即使没有阿金姐的这一番落井下石，他们依然难逃悲剧结局。阿金姐用“偷来”的话直指伯夷叔齐思想的漏洞，只是加速了他们的死亡。小说早已几次强调薇菜渐渐采完，这就预示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愈来愈艰难，精神追求若没有物质基础作为支撑终将走向破滅。
“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如此评价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就算是首阳村的其他村民去拜访伯夷叔齐也不过是出于好奇、跟风的心态，并非真心仰慕他们的德行。伯夷叔齐视为人生价值之所在，在民众看来却是矛盾体，显然双方在价值观上是不统一的。
哲学的论文篇二
1.关于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
2002年到2012年间，关于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论文近90篇。其中，赵颖的《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和徐嵘的《职业教育思想初探》两篇硕士论文对杜威职业教育思想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这两篇论文以对杜威职业教育思想在美国和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为宗旨，对杜威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综合的、全面的评价。
2.关于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
近十年间，关于杜威教育哲学研究的论文一共有83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张云的博士论文《经验、教育和民主》，这也是近十年间的唯一一篇博士论文。此外，还有胡佳的《杜威的教育哲学》、邰杰的《基于经验的杜威教育哲学基本命题之研究》、洪汀的《杜威教育哲学的社会视野及其启示》等论文都对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做了深入细致的解读。
《经验、教育和民主》这篇论文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教育之于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和教育与生活世界疏离的现实问题，对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教育哲学进行研究。
其它论述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文章大多从其对于中国教育产生的影响方面以及对其教育哲学进行分析论述的层面，这个主题的研究在国内杜威研究中占了比较大的比重。
二、关于杜威哲学思想的研究
杜威的哲学思想也是我国学者所热衷的一个研究领域。近十年来，关于杜威哲学思想的研究论文多达305篇（包括教育哲学论文78篇）。其中博士论文5篇，硕士学位论文20篇，重要会议论文22篇。
田光远的《科学与人的问题》考察了杜威的新经验论的基本特征以及对“二元论”的克服并探讨了在杜威眼中，“现代科学”如何运作的问题。于此同时揭示了“现代科学”研究的目标从“真理”到“效用”的变化，重点探讨了杜威的“工具主义”思想。接着以“一种技术的现代科学”，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科学”，把“现代科学”的成功揭示为是“凭借技艺”的成功，并探讨了“技术”所带来的“去魅化”问题，考察了杜威面对“技术”的独特态度和立场，还揭示出了杜威所理解的这种“实验主义”的“理智”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对于人类未来的意义及其不足。文章深入探讨了杜威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
张梅的《杜威的经验概念》阐明了杜威经验哲学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杜威对经验概念历史发展，杜威经验概念的含义、分类、范围和性质，杜威哲学中经验与自然、自我、教育以及民主的关系，以及杜威经验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关系一系列问题。
近十年，国内关于杜威哲学思想的研究数量较少，而且对杜威经验概念基本持轻视态度，研究兴趣相对淡漠。从国内学界研究现状看，虽然研究杜威思想的文章与著作为数众多，但是几乎没有人对杜威的经验概念进行专门而深入的研究。相对于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而言，教育思想更为受到重视。
三、关于进步主义教育的研究
关于进步主义教育的研究论文在近十年期间共有17篇。例如，《再论“传统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之争——从赫尔巴特到杜威》《杜威进步主义教育课程理论述评》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础——杜威的教育思想》等文章。
这些文章总地来说，认为杜威在教育思想上，并不完全赞同进步教育的过分放任政策；杜威也不是一位创设该派的标奇立异者。杜威不过是一位脱离传统教育的形式与枷锁，而对传统教育加以反省性的批判，另以个体心理及其社会环境为出发点的教育思想家而已。从进步教育的观点来看，教育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发展，是顾及到学习主体的心理条件的，对于学习者的兴趣、能力、欲求是兼顾的，而不是把教育看成为社会要求而准备的一种过程。学习的活动；尽量给儿童创造、表现的机会，所以在课程上，儿童有其自创的活动；在学习上、方法就较内容为重要。传统教育偏重教学的内容或学习的成果，使知识成为学习的主要目的，复诵成为唯一的学习方法，教科书也就成为唯一具有权威知识的所在了。这些都是进步教育以方法为学习的主要目的所不会有的缺点。
四、结论
近十年关于杜威的研究，主要以其教育思想为主，哲学思想次之。教育思想研究领域相对宽广，研究也比较成熟，但是仍有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如杜威的美育思想研究，十年中仅有一篇研究论文。而近十年，国内关于杜威哲学思想的研究数量较少，特别是对杜威经验概念研究基本持轻视态度，缺乏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哲学的论文篇三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xxx，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xxx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哲学的论文篇四
哲学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意义，并占有特殊地位。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哲学教育的特殊意义和特殊地位，在于它不仅是培养哲学专业人才的专业教育，而且是培养大学生的哲学修养的教育。推进哲学教育改革，提高全体大学生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修养，激发中华民族的思想力和创造力，这是我国高校哲学教育的神圣使命，也是新一届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根本任务。
一、哲学学科建设与哲学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既为哲学教育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也为哲学教育改革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界不仅以讨论“真理标准”的方式推进了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的进程，并且以改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聚焦点推进了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形成了关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观讨论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形成了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热潮。与此同时，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研究突破简单化的研究模式，展开了中外哲学史的断代史、国别史、流派史以及各种哲学思潮的具体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在现代科学和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展开了对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形成了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雏形;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和宗教学提出并研究了一系列对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问题和新课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转换， “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出发点。真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源于现实生活的哲学问题表征了当代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以及当代中国人在深刻的社会转型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在90年代的哲学“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对哲学自身的理解即“哲学观”问题。它引发了关于哲学基础理论的两个方面的深刻反思：一是对哲学的理论性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生活基础、派别冲突及发展趋向的反思：二是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发展观和人生观的反思。关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反思，又引发了对“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两种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并进而打破了长期以来哲学各学科壁垒森严、相互割裂的状况，推进了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哲学教育改革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教育改革获得了新的体制性支持。一批高校的哲学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一批高校的哲学研究机构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批高校的哲学研究基地被确定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一批高校哲学院系的研究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的重大或重点项目。尤为重要的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列为首批重点建设项目，编写组制定编写纲要和编写要点，多次召开研讨会，聚集全国高校、党校、xxx等各方面专家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为编写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奠定了基础。自2001年至2005年，连续五届的“马克思哲学论坛”，深入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的反思、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等重大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讨，进而延伸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研究，特别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界的共同使命。
哲学研究的成果，不仅为哲学教育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的教学内容，而且为哲学教育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它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的“大智慧”和“大聪明”。在哲学思想中熔铸着人类的智慧、理想、信念和教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更是熔铸着马克思和xxx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气势恢弘、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只有充分理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社会功能，并把这种理解诉诸于哲学学科建设之中，才能奠定哲学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二、教材体系建设与教学内容改革
教材是教学的“文本”;哲学教育改革，需要以教材建设为本。
长期以来，哲学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在于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把教材当成“现成结论”和“标准答案”，把教学当成“讲解条文”和“空洞说教”，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作为教学内容的教材缺乏哲学应有的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性和巨大的逻辑感，使哲学教学失去了它的丰富性、生动性和深刻性，没有实现哲学的“以理服人”。改革哲学教学内容，必须从改革教材内容入手。
哲学教材改革，不能是无源之水，不能是无本之木，它的“源”和“本”是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都高不开“论坛”与“讲坛”这两种方式。“讲坛”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来源于“论坛”的研究成果，“论坛”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讲坛”的教学内容并得以广泛传播和逐步完善。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为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不可胜数的新问题，“哲学论坛”对这些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在这种讨论中拓宽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为“哲学讲坛”提供了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的教学内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哲学论坛”比较集中地探讨了认识论的反映论与选择论的关系、辩证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价值论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历史观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关系、真理观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唯物论的物质论与实践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讨论，深刻地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代表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机械决定论为代表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抽象实体论为代表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具有丰富理论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迈进21世纪，哲学界对20世纪的哲学历程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为梳理和概括“哲学论坛”的理论成果，进而把“论坛”的成果转化为“讲坛”的内容，创造了难得的大好时机。我们应当以严肃认真而又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实现“论坛”成果向“讲坛”内容的转化，创建一大批本世纪初试用的哲学教材，为新世纪的哲学教育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
哲学教材建设，应当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004年先后辞世的张岱年先生和高清海先生，都做了不懈的努力。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哲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他的哲学思想学宗辩证唯物论，兼采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有着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的著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思想体系、源流发展及其基本倾向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他的研究重视阐扬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重视对中国传统道德论和价值论思想的理论分析。高清海先生在他辞世前发表的《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一文，提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自觉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教材，这是哲学教材建设的根本使命。
三、师资队伍建设与教学方式改革
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创新的智慧，它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特色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它要激发人的想象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它要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探索精神，它要增强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提升人的人生境界，因此，它要求哲学教师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教学艺术，而且要求哲学教师具有融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于一身的强烈的人格力量。一个对国家、民族、人类漠不关心的人，一个对是非，善恶、美丑、荣辱莫衷一是的人，如何能够讲好解放全人类、创建新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的特殊性向哲学教师提出了特殊要求。对哲学教师的特殊要求，表明哲学学科师资队伍建设在哲学教育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大作用。
历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合格的哲学教师，不仅需要研究“哲学理论”，而且需要通晓“哲学史”，并且能够熟悉诸如伦 理学、逻辑学、宗教学、美学等领域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把“哲学”分为若干学科或专业，对于哲学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
哲学的论文篇五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健康与寿命问题。无论是中医和西医，都需要面对并解决其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二者应该联手，互相学习，共同探讨东方医学、西方医学，为了人类健康不断改进提升整体医疗水平。
中医学不像西方医学，仅仅作为医疗科学，中医学还包含着中国哲学、人体学、环境学、天文学、气象学、矿物学、植物学，以及重要的人文学--中医在诊治和指导养生时会考虑人的灵魂、心情、伦理等等。因此从事中医治疗与研究，多少要知道些中国哲学，否则就不能全面理解中国医学。中国是56个民族的共同体，说到中医学，不仅指汉族人民传下来的医学经验和知识，也包括藏族、蒙古族、苗族、回族、傣族等等少数民族的医学智慧。
中国医学对人体的认识有六个特征：整体性、个体性、系统性、关联性、中和性、协调性。一个人就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地球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每个人的遗传史、身体结构、生活环境、习惯、得病原因等都不一样，对每个人的治疗也就都不应该一样。在一个系统中，某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会产生关联，甚至不同部位的细胞都是有关联的，各个器官结构相互协调时，人才是最健康的。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在中国2000年前的典籍中就有详细论述。从20世纪后半期起，西方医学也开始意识到人体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这说明两者在慢慢靠近。
整体性背后反映的哲学思考是什么呢？首先，宇宙是一个整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体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与宇宙息息相关。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种针灸疗法叫耳针，各个器官都与耳朵有关联，在耳朵上反映人的整体布局却和人的正常体位方向相反。又如足疗，主要按摩脚掌部位，却对身体各个部位的健康有好处，甚至可以治病。我自己有个亲身经历的故事：10年前我在陕西咸阳开会，遇到一个足疗医生。他刚按摩没多久就问我，“你是不是颈椎受过伤？”“你心脏有一点点小毛病，但是没有大碍。你腰椎也不太好。”我身体上结构性的、器质性上的病竟然在足部都有反映，被他发现了。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在三年前开始爆发，而这个成阳的足疗师在10年前就发现了。
中医在诊断时，不仅针对疾病本身，还会考虑到患者的心情和情绪感受去综合判断。中医理论认为：精神与肉体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医与西医的一大区别：中医治人，西医治病。
中医认为，每个人先天情况不一样，原生家族、成长环境、经历、食物都不一样，性别、年龄等等也会不一样，应该实行个体化治疗。关于中医的系统性，有一个可见与不可见的问题，比如经络。中医有很重要的经络系统，但是如果将人体进行解剖，即便放在电子显微镜下察看，也是找不到这所谓的经络在哪里。这说明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经络，但是不能解释、不能證明并不说明其不存在。
中医的协调性包括三个方面：与自然协调，自身各部分的协调，心与身的协调。季节、气候对人体的健康关系很大，比如中医讲究“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就是看到了人体与自然的协调。很多人会进行体育活动，锻炼身体，这就是自身的协调，各个器官互相协调。我自己对自身的协调深有体会，如果我晚餐吃了两个鸡腿，再吃牛排、沙拉等等，就会到夜里3点也睡不着：食欲得到满足了，但是肠胃的接受能力跟不上，造成了自身的不协调。身与心也要协调，如果心情不舒畅，身上也不会痛快。
中医诊断方法有“望、闻、问、切”四种，处方则有“君、臣、佐、使”四种；中医讲究“一人一方”，“7到10天换方”；中医治疗方法除了中药之外，还有针灸、推拿、按摩等，无论什么诊断、治疗方法，都讲究“扶正祛邪，身心兼治”。我女儿在六七岁时，长期感冒发低烧持续了4天，虽然不影响她上学、玩耍，但是情绪总是不高，去了很多著名医院，都没治好。后来遇到一个老中医，吃了他的药，到第5天，女儿的低烧停止了，开始活蹦乱跳了。中医不仅治病，也能防病，通过养生、太极、气功等方法，健身强体。中医还提倡食补、药膳等。中药大多是植物，本身就可以作为食物，这就是“药食同源”。
此外，中医还有“带病生活”和“带毒生活”这样一种在现代医学看来似乎荒谬的理论。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艾滋病。中国有一种疗法，曾在非洲被广泛使用，效果显著。我曾经去非洲访问过那些病人，也访问过医院、医生，按中国医学的方法治疗，有些染上艾滋病的采矿工人、卡车司机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可以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了。但是如果让他们去医院化验会发现仍然是阳性。病和非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带毒生活”最好的例子是有些中药材里含有重金属，如果要完全排除，医疗就会陷于困境。很多人不知道，在一付处方里还有另外一些药在抵消重金属的副作用，只要能够总体上控制，不影响病人的健康和生活就行。
中医在中国历史上是建立了许多伟绩的，比如根据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史籍记载，曾大规模爆发过的瘟疫有1400多次，再加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乱，可谓多灾多难。但中国人口一直稳步增长，从没有出现过像欧洲一样不止一次爆发、每次死亡数千万人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农业国家，老鼠很多，鼠疫容易发生。幸运的是，我们有中医，避免了赤地千里不见人烟的惨剧。病灾屡发，又从与疾疫的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温病”理论和疗法。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中医作为其中发展完善的一支，丰富了人类的医学宝库。因此，中医应该学习西医与其他民族的优秀医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并与世界其他医学一起，携手维护并促进全人类的健康。
当前中医学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因为不同文化的长期隔绝因而彼此误会己久，中医不易被一些国家和民族接受；由于对人体和宇宙认识的差异，难以融合；医学领域的接触与合作牵涉面广，涉及到科学、政策、教育、企业等各个领域。总体而言，中医与西医的差异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西医重分析性，相对精确；中医重综合性，相对模糊；西医重求共性，更有重复性；中医重个性，更有变化性；西医依病定，相对标准；中医因人异，相对灵活；西医针对病灶，更有直观性；中医针对全身，更有经验性。
与此同时，中医也遇到了一些机遇，比如地球正在变小，隔绝也越来越小；人们的思维发生演变，不断认识真理；生态恶化，整体医学陷入困境。举个例子，我在北京与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机构的领导聊天，他提到现在世界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抗生素的滥用。抗生素滥用会在人体产生抗药性，一旦出现抗药性，就要加大剂量，但是剂量大了，副作用就大，这样就不得不研究新的抗生素。我们真的时时需要抗生素吗？或许中医和中国文化可以给世界另一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