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苏轼读后感篇一
《苏轼传》，非简单之流水帐，更非采用“春秋笔法”，而是林语堂先生阅读超多资料，包括苏轼的札记、诗词、私人书简等后所着的传记。我心度之，是否林先生与苏轼有诸多相似之处，不然为何其言己了解、喜爱苏轼，而又能将《苏轼传》写得如此色彩鲜明、感情丰富。
观苏轼一生，无法不对其才智赞叹不已；而其言行、诗词、幽默，无一不是其才智的体现。
苏轼是幽默的。某次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字源学”时，引用《诗经》中“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并父母共九只鸟，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鸠”为“九”、“鸟”二字合成，实为嘲讽；后某次更戏谑王安石曰“‘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即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他仍在回信中说“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
苏轼是热爱生活的。其余不必说，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轶事、传说数桩。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自己酿酒，更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壶”以传后世。他在诗词中，也多次提及美食——“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等，不一而足。
苏轼是感情丰富的。他的《江城子》一词，“十年生死两茫茫”，对其亡妻寄以情思，与其“大江东去”风格迥异，凄婉哀伤。在朝云因瘟疫早逝后，他在《朝云墓志铭》和《悼朝云》一诗中，均表达了深切情爱与伤痛，之后更在《西江月·梅花》一词中，以梅花象征朝云，既似写花，又似写人。
苏轼是刚直的。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受审，但他仍然不改犀利词风。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诗讽刺“群乌未可辨雌雄”，后又写“犹诵麦青青”，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在某次刚刚被释出狱后，即写诗两首，随后自己也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轼“像一阵清风过了一生”，“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谁说不是呢？仅此感怀东坡居士这位旷古奇才吧！
苏轼读后感篇二
我读《苏轼传》，觉得全书对苏轼的评价，大体与《苏东坡传》相似，林氏的概括即所谓：“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等等。《苏轼传》大体是以这种评价展开的。不过书的副题《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又表明作者们是极力从苏轼生活经历来理解和描写他的。因此这书自有它的不容忽视的特点。
一、它严格按编年叙事，而且强调苏轼作为作家的一个方面。
全书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它的一生，对比看起来，《苏东坡传》就不是这样，它要照顾英美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诗文不能多引；它使用的传说故事更多，也占更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苏轼传》对读者从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了解他的生平，是更有益的。在叙事中展开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阐释，而且阐释得极好。在此，就表现出王水照先生对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研究的功底非凡，在传记里应用随心自如。苏轼的心事、文思，与天下的政事，交织一起，所以合了“在苦难中的超越”，而且是一位“智者”的超越。没读过苏集的读者，从《传》中引用的大量诗、词、文中，特别是从并不常见的随笔、短笺中，能领略的，真是不少。
二、林语堂酷爱苏东坡。
林写的是文学性更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散文创作。当然林氏有他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而我总觉其着眼点在于苏东坡的人格，而且是作者喜爱的人格。而《苏轼传》则更带有学术性。它更全面，更讲究论证。的确，苏轼的风流潇洒，几乎是天成。但是，环境也造就它。不论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看生平，还是从生平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不单有潇洒风流，而且有个人的痛苦和人民的苦难。乌台诗案中国最可笑的文字狱之一后被贬黄州，是苏轼生活的关键一步。在林、王二传中，都重点写。余秋雨重要散文《苏东坡突围》也选这一段来写。苏轼的人生和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此都是一个高峰。对这一段生活，《苏轼传》无疑写得更丰富。它把痛苦和苦难展示得更充分，以至于惊心动魄。苦难充分，“超越”才有力。林氏过分地渲染了苏东坡在苦难中的乐天、快活，甚至把他在“乌台诗案”里受审时的屈辱与痛苦也说成“有趣”。《苏轼传》则把黄州生活写得更令人可信。比如当时苏轼在许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看讫，火之”，“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是惊弓之鸟了。他在黄州又看到生平所未见的民间疾苦，苦日子也尝到。在此有一点不可不提。苏轼在黄州时写过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他的朋友也是政敌章忄享的信中对已往表示悔过。林传说，是“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是“再得体不过”，简直可请皇帝过目；言外之意是应付，巧于周旋而已。而王著则以为“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我以为写得较真。王著此是全面反对新法了。这似乎顺理成章。王著写出的诗人，更复杂、真实些。
三、关于王安石变法，林氏的否定也许太简单化。
而王著则更客观些。关于苏、王二人，当然都是大作家，苏比王高。此书提到变法时，曾对比苏、王的见解说：“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这也是客观的。此书在王安石身上着墨不少，而且是从王安石与苏轼的交往中写的，重头文章在王安石罢相以后。苏轼在金陵访王，政敌又成文友，旧怀尽释，论文极乐。那一大段就写出北宋文人的大度风雅，更写出两位大作家的可爱。
苏轼读后感篇三
东坡的一生极复杂又既简单。说复杂指其仕途上几番沉浮，任职多地;思想上儒释道兼而有之，互生互补。说简单是因为，读其生平与作品，苏轼给你的感觉始终如一，即一个元气淋漓，思想与情感丰富，才华横溢而能永葆赤子之心的真人。
关于苏子的文章多矣，这些文章大都关注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几年的生平和诗文。此时是元丰三年到元丰七年，苏轼是45到49岁，正处壮年，处于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成熟期，仕途的坎坷造成思想情感的波澜起伏，酝酿出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彪炳千古的华章。读这一时期的诗文时，你能感受到一种属于壮年的气息。虽然乌台诗案中，苏子被“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在囚禁了整整130后贬到黄州任一闲置，但我们仍能从其作品中读出一种浩然之气，这种豪气是只属于这一阶段的。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赤壁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样的旷达，读来让人心胸为之开阔。这也大致代表了这位旷世奇才在人们心中的主要形象。
但我这次读其传记，对其第二次被贬谪后的诗文却尤其印象深刻。这一阶段的诗文少了些豪气，而更了些逸气。不仅行文自然巧妙，文本天成，少了些前一阶段的雕琢与修饰;而且思想上更加富于哲理与禅机，发人深省。东坡在给子侄的信中写道：“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周紫芝《竹坡诗话》)如果说黄州时期的作品是“气象峥嵘，五色绚烂”，那么惠州儋州时期的作品则称得上“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了，这其实是文章的更高境。孙过庭论书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学书如此，其实为文也这样，绚烂之后的平和冲淡，真正代表了人文俱老的最高境界。
来看看这一时期苏轼的处境和作品吧。
元祐八年(1093)，苏轼，身至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下任宰相的最佳人选，正是“冠盖满京华”的时期。然而高太后去世，政坛巨变，于是绍圣元年(1094)，苏轼千里迢迢奔赴贬所(英州)，一路上朝廷五改谪命，最终贬到惠州。
此时的苏轼已是59岁的老人，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已于去年去世，身边只有小儿苏过，和侍妾朝云。白须潇散谪岭海之际，其心境可想而知，也正因此其诗文中流露出的哲思是那么真切动人。
贬往惠州路上，过大庾岭时，他写道：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没有悲伤，没有哀怨，一切的辱与荣，垢与净，执迷与觉悟仿佛都在大庾岭上分开，此时的东坡居士已将过去的所有尘世染污抛下，等待的是仙人为之抚顶，助其修道成功。
于是经过曹溪南华寺时他写道：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他认为自己本事修行之人，只不过因中途一念之失，误落尘网中，遭受了这么多年的坎坷。可见此时的佛老思想成为了其意识的主导。
绍圣元年十月抵达惠州贬所时感叹道：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这难道是梦中吗?我以前仿佛到过这个地方。这真是太富禅机了，《红楼梦》中的宝玉第一次见到林妹妹就说，这个妹妹我以前见过。正所谓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宝玉之语和东坡之诗，真是灵性之人的睿智之语。
东坡惠州的诗文，正是借助佛老思想，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脱：
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提刑》)
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与参寥书》)
此时的文章真的是妙手偶得，自然天成，臻于化境。随意的一篇游记，给人无限启迪：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记游松风亭》)
这已不是早期的五色绚烂，流光溢彩，思想上也不再有那么多的豪气与执念;而是一任天成，平和冲淡而哲思深宏。就连一次小小的搬家，随笔写来也能发人深省：
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佑寺松风亭。杖屦所及，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廓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岭南岭北，亦何异此?(《题嘉祐寺壁》)
他认为身处高位和谪居岭南就像搬家一样，一处有一处的妙处，一处有一处的局限，这样看来，便可随遇而安了。
果然，稍后来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儋州，他也能怡然处之。此时，他已能够将老庄与佛家的思想出神入化的运用了，可谓用一生之浮沉阐释了释道之哲学：
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人生的局限无处无境不在，如此观之，一切便可释然了。这种文字置于《庄子》三十三篇中，也别无二致了。
谪居儋州之际，朝云已经去世，身边的亲人只有苏过一个，积蓄已基本花光，而自然环境险恶。而这位精神的富翁，却能用自己的达观，将如此贬谪之地，变为乐土。并写出《谪居三适》这样平易而富于哲思的诗作。
兹录其一：
旦起理发
安眠海自运，浩浩潮黄宫。
日出露未晞，郁郁蒙霜松。
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
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
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
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
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
琱鞍响珂月，实与杻械同。
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
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
早起梳头百下，是苏轼坚持一生的习惯，以此养生能“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在这贫瘠险恶的海岛之上，如此平凡的生活细节竟成了丰厚的精神享受。此时的苏轼已经不是那个“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东坡居士，而纯然是一位饱尝甘苦归于平和的老人，于日常细节中品出人生真谛。于是他感叹，年少时嗜睡，但为了上朝总不免匆匆早起，只能随便搔几下头发，还要佩戴重重的冠巾。现在想来与驾辕之马没什么不同，都是满头风尘，身上佩戴的玉饰发出的声音，实在和犯人身上刑具发出的声音一样。
至此，苏轼还是那个苏轼。但已从当年的豪放旷达，变为睿智通脱;由流光溢彩，变为平淡冲和;由辞采华茂，变为浑然天成了。(耿世涛)
苏轼读后感篇四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每当吟完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心中仿佛有千言万语喷涌而出。这是我最喜欢的词之一。
此词写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仕途不济，官场失意，苏轼用一首《定**》来表达了他豁达的胸襟。《定**》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了其遇雨阻却无悲无喜，醉醒全无的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哲理。
“莫听穿林打叶声”狂风骤雨，黄州之贬又如何？作者不以外物萦怀，依然我行我素，不畏坎坷。而对生活的磨难，他淡然处之“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艰难险阻在他心理如无物，他搏击风雨，笑傲人生，抒写大气磅礴的人生态度：“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忘我的境界大有“何怕浊烟迷人眼，我有正气存人间”之势。
是啊，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从苏轼的态度中我体会到良多啊。还记得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感觉天一直在下雨，我就如同蛰伏的茧一样，处于高考无边黑暗中。身边的种种约束与不自由都成为了一把强有力的锁，约束着我的心。废寝忘食地拖着废倦的身体如行尸走肉般地为明天担忧，也许高考路上本来就是**不断吧！心累了，心就下雨了，无法把自己的心整理得更好。这时读了《定**》，心中所有不解和不安都平定下来了。《定**》教我要不怕风雨，顶风冲雨地从容前进，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地前进，要看开一切坦然面对一切地前进……我仿佛看到了苏轼在仕途中遇雨但是仍然从容前进的身影……苏轼的处世态度平定了风雨，也平定了我的焦躁不安。
我们恐怕没有圣人的意境，也没有足够的阅历，但都不防闲时读读《定**》，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在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新的体悟。也许不经年我们也能理解苏轼的超然洒脱。
苏轼读后感篇五
《苏轼传》是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和崔铭合著的一部书，四十五万字，去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写得很好，但这却是一部不好写的书。苏轼一生经历丰富复杂，著作多，面广，这是难点之一。还有，就是有林语堂的名著《苏东坡传》在前面比着，那书写得那么精采。
我读《苏轼传》，觉得全书对苏轼的评价，大体与《苏东坡传》相似，林氏的概括即所谓："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等等。《苏轼传》大体是以这种评价展开的。不过书的副题《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又表明作者们是极力从苏轼生活经历来理解和描写他的。因此这书自有它的不容忽视的特点。
一，它严格按编年叙事，而且强调苏轼作为作家的一个方面。全书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它的一生，对比看起来，《苏东坡传》就不是这样，它要照顾英美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诗文不能多引；它使用的传说故事更多，也占更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苏轼传》对读者从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了解他的生平，是更有益的。在叙事中展开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阐释，而且阐释得极好。在此，就表现出王水照先生对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研究的功底非凡，在传记里应用随心自如。苏轼的心事、文思，与天下的政事，交织一起，所以合了"在苦难中的超越",而且是一位"智者"的超越。没读过苏集的读者，从《传》中引用的大量诗、词、文中，特别是从并不常见的随笔、短笺中，能领略的，真是不少。
二，林语堂酷爱苏东坡。林写的是文学性更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散文创作。当然林氏有他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而我总觉其着眼点在于苏东坡的人格，而且是作者喜爱的人格。而《苏轼传》则更带有学术性。它更全面，更讲究论证。的确，苏轼的风流潇洒，几乎是天成。但是，环境也造就它。不论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看生平，还是从生平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不单有潇洒风流，而且有个人的痛苦和人民的苦难。乌台诗案中国最可笑的文字狱之一后被贬黄州，是苏轼生活的关键一步。在林、王二传中，都重点写。余秋雨重要散文《苏东坡突围》也选这一段来写。苏轼的人生和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此都是一个高峰。对这一段生活，《苏轼传》无疑写得更丰富。它把痛苦和苦难展示得更充分，以至于惊心动魄。苦难充分，"超越"才有力。
林氏过分地渲染了苏东坡在苦难中的乐天、快活，甚至把他在"乌台诗案"里受审时的屈辱与痛苦也说成"有趣".《苏轼传》则把黄州生活写得更令人可信。比如当时苏轼在许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看讫，火之","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是惊弓之鸟了。他在黄州又看到生平所未见的民间疾苦，苦日子也尝到。在此有一点不可不提。苏轼在黄州时写过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他的朋友也是政敌章忄享的信中对已往表示悔过。林传说，是"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是"再得体不过",简直可请皇帝过目；言外之意是应付，巧于周旋而已。而王著则以为"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我以为写得较真。王著此是全面反对新法了。这似乎顺理成章。王著写出的诗人，更复杂、真实些。
三，关于王安石变法，林氏的否定也许太简单化。而王著则更客观些。关于苏、王二人，当然都是大作家，苏比王高。此书提到变法时，曾对比苏、王的见解说："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这也是客观的。此书在王安石身上着墨不少，而且是从王安石与苏轼的交往中写的，重头文章在王安石罢相以后。苏轼在金陵访王，政敌又成文友，旧怀尽释，论文极乐。那一大段就写出北宋文人的大度风雅，更写出两位大作家的可爱。
合上厚厚的《苏东坡传》，心中感慨万端，种种杂绪像被书页搅动的灰尘萦绕着我，我开始思考人生，思考命运。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是坚持自我的一生。林语堂称她为"大自然的顽童",我认为很贴切，儿童最真，率性而为，而"顽"又带着倔，正是这股率性和倔劲，让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拥有一颗快乐、平静的心。他的政治生涯在新党与旧党斗争、政权的更迭中起起落落，于他是可悲的，他像是被装在木箱里，抛到海上，随海浪起起伏伏，官场似海，他的性格决定了必然被抛之于浪尖上，是他的正直、他的直言、他的调侃讽刺，让政敌们掀起了一浪又一浪。
我想，从来没有人外方贬谪的足迹有遍布这么广的，也从来没有人在贬谪期间过得这么安然恬淡的，连政敌都嫉妒了。我觉得除了耳熟能详的.儒释道完满融合的原因之外，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第一，是文学的支持，在穷乡僻壤，写作是他的重要内容，有诗、有词、有信件、有墓志铭、有经典注疏，这时，他写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功用目的了，而是完全抒发本心，所以他的成就才更大。当文学回到了写本心的位置，才有了不朽的价值。
第二，是众多的朋友，苏东坡有很多交往一生的朋友，每到一个地方，也广交朋友，寻访奇人异士，他对朋友倾心相待，信任有加，好多引为知己。他像一株散发着特殊气质的君子兰，吸引着三教九流的朋友，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记得初中看到一句话，谓之"人不痴，不可与之交",大概有痴气的人一旦与之相交，便可长久。这些朋友给予苏东坡极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
第三，则是情趣广泛，脑中总有这么一个印象。凡是兴趣爱好广泛的人，总是精神饱满，充满活力，百折不饶。民间有很多苏东坡的传奇佳话，有很多是关于他的兴趣爱好，像东坡肉，研制药方，听说曾经还配了制墨秘方，差点把房子烧毁，这时，他更像一个顽童了。兴趣广了，才有做不完的事，即使被炒鱿鱼，被架空，生活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
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荒漠化，人们抱怨、烦躁。也许我们没有那时免费的无限风光可以游览排遣，也没有妙笔生花的文笔抒写，但可以拥有苏东坡式的心态，坦然达观，安之若素，不必媚上，不必伪装。
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用英文写的，()有多个译本，我看的是张振玉的译本，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传记。
首先，林并没有将苏东坡奉若神明，而是如实叙写，娓娓道来，偶尔还加以调侃，如苏的长子出生时，他说，幸亏晚了一年，不然在丁母忧期间可就落人把柄了，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形象。
其次，本传旁征博引，除了苏的生平文字资料，还引用了大量的文史知识，让读者清楚，苏是处于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他的行为是处于什么考虑的。
另外本书的趣味性也很强，作者尽量还原历史，把当时的情景描得绘声绘色，特别是苏在杭州的生活，无论是干劲十足地为百姓谋福利，还是惬意的游山玩水，都令人心向往之，还有很多历史故事，苏与奇人异事往来的趣事，还常常穿插有哲理性的语言，如君子之交淡如水，语堂先生理解为"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很形象，也加深了对苏的了解。
但也有不足之处，像对王安石变法及王安石的个人评价上，很多人认为是本传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我觉得有失偏颇、对这个影响苏至深的事件，花了三个章节叙写，但几乎都是贬义，我觉得对这件事，应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他甚至直接说王安石为国家一大害。我听过性不可以善恶论也，更何况有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也有可取之处，这里作者的主观意识太浓。
读一本好书，有如品一杯茗。很多美妙的感觉一瞬即逝，不可一一而述，但心充盈了。
苏轼读后感篇六
上课时候好给同学推荐书，有段时间学生见我上课就说，推销书的又来了。
又没啥回扣，为啥要推销呢？因为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开卷有益，但书的选择也很重要。同一个话题，不同人写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甚至同一本书，不同的装帧编排注解都会带来全然不同的感觉。书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阅读体验，所以总忍不住把自己认为好的书推荐给他们。
比如《庄子》的全译本家里一直有，偶尔也翻过几篇，但直到买了中华书局的版本才三天两夜畅快地读完，大呼过瘾。比如第一本读完的古人的诗集，不是李白杜甫，而是《刘长卿集》，原因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竖排本装帧注解都太棒了。外国文学的译本选择就更重要了，雨果的作品，李玉民译得就很好；托尔斯泰的小说，则非草婴的译本不取。喜欢的外国名著往往买好几个译本的，参照着看会发现谁的韵味更足。
还有一类书的选择更加重要，即不同作者给同一人物写的传记。雨果的传记选错版本的话只能是一部情史。鲁迅传记那么多，个人认为林贤治的《人间鲁迅》最好；沈从文的传记，除自传外以外凌宇写得最棒。《名人传》中有托尔斯泰的传记，固然是名著，但更为详实平易的却是英国人罗莎蒙德.巴特利特的《托尔斯泰大传》。可见，书也不是越有名越好。特别明显的例子还有两个。一是梵高的传记，最有名的是而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买来读了觉得很杂乱，大概译过来的东西都这样吧。后来读了丰子恺先生的《梵高生活》，觉得简洁周备，平易深邃，其中的评论性文字鞭辟入里，字里行间是艺术家对艺术家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感。另一例就是苏东坡的传记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最富盛名，早年读的时候觉得也很凌乱，大概是作者才华横溢不受羁绊的缘故吧，以至于想做做笔记梳理出个坡翁生平来都不容易。后来读了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才对这位心仪文豪的生平和作品有了较清晰深刻的把握。
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资料详实，脉络清晰，更可贵的是结合生平对苏轼的代表作进行了赏析，是了解东坡其人其文的最佳选择。瞧，我又在推销书了，买不买由你。
苏轼读后感篇七
东坡的一生极复杂又既简单。说复杂指其仕途上几番沉浮，任职多地；思想上儒释道兼而有之，互生互补。说简单是因为，读其生平与作品，苏轼给你的感觉始终如一，即一个元气淋漓，思想与情感丰富，才华横溢而能永葆赤子之心的真人。
关于苏子的文章多矣，这些文章大都关注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几年的生平和诗文。此时是元丰三年到元丰七年，苏轼是45到49岁，正处壮年，处于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成熟期，仕途的坎坷造成思想情感的波澜起伏，酝酿出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彪炳千古的华章。读这一时期的诗文时，你能感受到一种属于壮年的气息。虽然乌台诗案中，苏子被“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在囚禁了整整130后贬到黄州任一闲置，但我们仍能从其作品中读出一种浩然之气，这种豪气是只属于这一阶段的。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赤壁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样的旷达，读来让人心胸为之开阔。这也大致代表了这位旷世奇才在人们心中的主要形象。
但我这次读其传记，对其第二次被贬谪后的诗文却尤其印象深刻。这一阶段的诗文少了些豪气，而更了些逸气。不仅行文自然巧妙，文本天成，少了些前一阶段的雕琢与修饰；而且思想上更加富于哲理与禅机，发人深省。东坡在给子侄的信中写道：“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周紫芝《竹坡诗话》）如果说黄州时期的作品是“气象峥嵘，五色绚烂”，那么惠州儋州时期的作品则称得上“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了，这其实是文章的更高境。孙过庭论书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学书如此，其实为文也这样，绚烂之后的平和冲淡，真正代表了人文俱老的最高境界。
来看看这一时期苏轼的处境和作品吧。
元祐八年（1093），苏轼，身至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下任宰相的最佳人选，正是“冠盖满京华”的时期。然而高太后去世，政坛巨变，于是绍圣元年（1094），苏轼千里迢迢奔赴贬所（英州），一路上朝廷五改谪命，最终贬到惠州。
此时的苏轼已是59岁的老人，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已于去年去世，身边只有小儿苏过，和侍妾朝云。白须潇散谪岭海之际，其心境可想而知，也正因此其诗文中流露出的哲思是那么真切动人。
贬往惠州路上，过大庾岭时，他写道：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没有悲伤，没有哀怨，一切的辱与荣，垢与净，执迷与觉悟仿佛都在大庾岭上分开，此时的东坡居士已将过去的所有尘世染污抛下，等待的是仙人为之抚顶，助其修道成功。
于是经过曹溪南华寺时他写道：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他认为自己本事修行之人，只不过因中途一念之失，误落尘网中，遭受了这么多年的坎坷。可见此时的佛老思想成为了其意识的主导。
绍圣元年十月抵达惠州贬所时感叹道：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这难道是梦中吗？我以前仿佛到过这个地方。这真是太富禅机了，《红楼梦》中的宝玉第一次见到林妹妹就说，这个妹妹我以前见过。正所谓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宝玉之语和东坡之诗，真是灵性之人的睿智之语。
东坡惠州的诗文，正是借助佛老思想，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脱：
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提刑》）
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与参寥书》）
此时的文章真的是妙手偶得，自然天成，臻于化境。随意的一篇游记，给人无限启迪：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记游松风亭》）
这已不是早期的五色绚烂，流光溢彩，思想上也不再有那么多的豪气与执念；而是一任天成，平和冲淡而哲思深宏。就连一次小小的搬家，随笔写来也能发人深省：
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佑寺松风亭。杖屦所及，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廓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岭南岭北，亦何异此？（《题嘉祐寺壁》）
他认为身处高位和谪居岭南就像搬家一样，一处有一处的妙处，一处有一处的局限，这样看来，便可随遇而安了。
果然，稍后来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儋州，他也能怡然处之。此时，他已能够将老庄与佛家的思想出神入化的运用了，可谓用一生之浮沉阐释了释道之哲学：
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人生的局限无处无境不在，如此观之，一切便可释然了。这种文字置于《庄子》三十三篇中，也别无二致了。
谪居儋州之际，朝云已经去世，身边的亲人只有苏过一个，积蓄已基本花光，而自然环境险恶。而这位精神的富翁，却能用自己的达观，将如此贬谪之地，变为乐土。并写出《谪居三适》这样平易而富于哲思的诗作。
兹录其一：
旦起理发
安眠海自运，浩浩潮黄宫。
日出露未晞，郁郁蒙霜松。
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
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
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
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
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
琱鞍响珂月，实与杻械同。
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
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
早起梳头百下，是苏轼坚持一生的习惯，以此养生能“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在这贫瘠险恶的海岛之上，如此平凡的生活细节竟成了丰厚的精神享受。此时的苏轼已经不是那个“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东坡居士，而纯然是一位饱尝甘苦归于平和的老人，于日常细节中品出人生真谛。于是他感叹，年少时嗜睡，但为了上朝总不免匆匆早起，只能随便搔几下头发，还要佩戴重重的冠巾。现在想来与驾辕之马没什么不同，都是满头风尘，身上佩戴的玉饰发出的声音，实在和犯人身上刑具发出的声音一样。
至此，苏轼还是那个苏轼。但已从当年的豪放旷达，变为睿智通脱；由流光溢彩，变为平淡冲和；由辞采华茂，变为浑然天成了。（耿世涛）
苏轼读后感篇八
一个月，从七品芝麻官升到3品大员。同样是一个月，从京城大员到流放。区区40年的仕途生涯却担任过30个官职，遭贬17次，坐牢170天。想来也只有苏东坡这等不通政治之人能在官场上才能如此大起大落经历，究原因无外乎在他那张守不住话的嘴。
“汝必能杀人。”这是苏轼初见章惇时说的话。虽然不知道苏轼是否真的善于看相，但初识就如此直言不讳地指责，苏轼又是多么的口无遮拦。恰如他所预言，章惇最后的确坏事干尽，甚至间接造成苏家的衰败，但这张没有顾忌的大嘴显然得罪了不止一个人。
“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若甘愿放下那份较真，那他何愁不能封侯加爵。上帝虽赋予苏轼前所未有的才气，却令他人生道路崎岖不堪。与之相比，严谨的子由仕途相对是更加平顺，但今天，我们过多铭记的却是他这位乐观奔放的长兄。
从儒家四书五经到庄子佛学，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苏轼不仅脑有万卷书，脚下也同样有万里路。苏轼即使在面对苦难，也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气馁与颓废，“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他那无谓与豪放，使他的诗歌不缺华丽无实的靡丽之作。
林语堂曾言“章惇对东坡是唯恐其不死，东坡却望章惇延年益寿。”苏东坡向来是对事不对人，但他的一张大嘴却使他一生落魄，但这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正是这张大嘴巴让东坡居士可敬可爱，在这个无知勇敢的老头面前，任何的担心后怕都是无用可耻的。苏轼的一生满目疮痍，遍布了沧桑，苦难与伟大并存拥有着欢乐与悲情的双重命运，也正是这双重命运，将苏轼推上了文学艺术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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