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一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拥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于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我国企业品牌建设经历了品牌意识启蒙时期，品牌创建时期，品牌竞争时期和品牌国际化时期四个阶段。我国企业在实施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可采用直接进入模式，并购模式和自主品牌与oem相结合的模式。
“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和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1]品牌在市场营销中具有产品识别、产品保护、市场细分、市场控制和企业形象传播的功能。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拥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于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世界500强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特别是强大的品牌竞争力，在我国市场上攻城掠地，迅速扩张，甚至控制和垄断了国内某些行业。它们的强有力发展无一不向我国企业昭示了品牌的重要性。
当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大举进军我国，并大力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之时，以海尔、长虹等为代表的国内知名企业也不甘示弱，逐渐形成了走向世界、争创全球品牌的战略意识，纷纷在观念、生产、营销、研发和资本等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我国本土品牌会更加注重国际化经营战略，以参与世界竞争，与世界跨国公司一道纷争国际市场，这是必然的趋势。
（一）品牌意识启蒙时期。
品牌意识启蒙时期大致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整个80年代。当时，我国正处于第一轮合资的高峰期，对我国企业来讲，品牌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多半被理解为公司的名称或产品商标。这一时期，由于热衷于或者说急于与外国公司合资，加上企业的品牌意识薄弱，我国一些原本已具知名度的品牌被束之高阁，逐步淡出市场。
1980年5月，我国诞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此后外资以合资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合资中，出于外方的要求，我国大量的品牌以商标使用权作价入股，结果纷纷被打入冷宫、逐出市场。这些品牌在合资企业中纷纷被洋品牌所取代。上海家化的“美加净”被“庄臣”取代；“潘婷”、“海飞丝”、“飘柔”取代了“洁花”；北京牌电视机在与三星合资后随即消失。
与此同时，为了生存，我国的许多企业不得不进行贴牌（oem）生产。珠江三角洲一带聚集了大批的oem生产厂家。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企业赚的是加工劳务费，外国公司获取的是高额的利润。强烈的反差让我国企业意识到品牌的价值，开始重视创建自己的品牌。
（二）品牌创建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企业进入创建品牌的时期。企业普遍认识到，只有创出自己的品牌，才能在与强劲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品牌创建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1、企业形象（ci）设计。
广东太阳神企业率先引入“企业形象设计”，建立了差异化的企业形象，获得了巨大的传播效果。由此引发了我国企业的“cis热潮”。1990年，青岛海尔集团导入cis，商标从原来的“利勃海尔”演变为“海尔”；1993年，再次修改cis，以“haier”作为商标标志，并提出“真诚到永远”的经营与服务理念。
2、社会活动造势。
1991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由消费者投票决定的“中国驰名商标”的评选活动；1992年，国家内贸部、经贸委和电子工业部等机构联合举办“全国畅销国产商品展销会”，评选“金桥奖”。此后，各种关于名牌、品牌、商标的评选活动有增无减。
3、政府主导名牌工程。
9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省市各级政府纷纷实施品牌战略，以品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4、老字号品牌再造。
中华老字号企业历史悠久、口碑甚佳，当时在市场竞争中却因经营手法陈旧、管理落后，曾一度黯然失色。90年代以来，老字号企业经营者们改变经营理念、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理论，使老字号企业重现生机。“全聚德”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三）品牌竞争时期。
随着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卖方市场出现，市场竞争加剧。1995年开始，我国企业进入了品牌竞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价格战、广告战和服务战此起彼伏。
在与国外品牌的竞争中，我国企业逐步学到了品牌管理的国际经验，并伺机反攻。1996年，长虹集团发动价格战将松下、索尼等日本品牌从市场领先者的交椅上拉了下来。其他行业的价格战也频频发生。格兰仕多次发起微波炉的价格战，手机、电脑市场的价格战更是俯首即拾。
1995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对其黄金广告时间进行公开招标，中标者称为“标王”。孔府家酒、秦池酒、爱多vcd等都几任“标王”，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广告战的一斑。2006年的黄金广告时间该称为“黄金资源”，把世界杯等重大赛事的广告时断也纳入招标范围。
同时，很多企业已意识到，单靠价格、广告、促销和质量已不足以吸引和保持顾客，只有为顾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才能在品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海尔的“星级服务”、荣事达的“红地毯服务”、tcl电脑的“星光使者服务”等都在消费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品牌国际化时期。
进入新世纪，我国一些优秀企业纷纷提出品牌国际化的战略。我国企业品牌建设进入国际化阶段。
这一时期这些企业的实力已经壮大，具备了在全球化环境下做大做强自主品牌的条件。为适应国际化的发展需要，许多企业都创建使英语国际发展的品牌名称。联想将原来的“legend”改为“lenovo”，取“创新的联想”之意，同时也是因为“legend”在许多国家遭遇抢注；厦新也以简洁明快的“amoi”代替了原来的“amoisonic”。
海尔、tcl等企业纷纷打入国际市场。tcl收购了德国的斯耐德（schneider），海尔则是在海外投资设厂，格兰仕则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oem生产，强调“格兰仕制造”。
（一）市场的选择。
从进入什么国家和地区的角度看，我国企业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模式是先进入不发达国家，然后进中等发达国家，最后进发达国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容易进入，不发达国家都比较小，经济水平较低，因而建立品牌形象和信誉的投资比较少，还有优惠政策。这种先易后难的模式可以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品牌信誉提供直接的操作经验。
第二种模式是先主攻发达国家市场，再转向其他国家市场。攻下发达国家，在他们那里树立起品牌信誉和形象，品牌经受了最严格的考验和进步，成为国际性品牌。再到中等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市场，会被全球市场所接受。我国目前只有海尔、春兰等少数大型家电企业采取了这种模式。海尔认为，在主攻美国市场获得成功时，再进入欧洲、日本市场，对其成功极有帮助。春兰最先在美国、日本、法国和新加坡等国设立了十家海外分公司，到现在陆续形成了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和东亚等五大经营区域，产品遍布世界84个国家和地区。
第三种模式是中间路线模式。中间路线模式试图取先易后难和先难后易模式各自的优点，同时想避开他们的缺点。先进人中等国家市场，积累在异国他乡建立品牌信誉和形象的经验，积累更多的资本实力和营销经验，以期向发达国家进军。因此，这对有实力但又不够强大的企业，是一条可取之路。
（二） 品牌国际化模式的选择。
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看，我国企业也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直接进入模式、并购模式和自主品牌与oem相结合的模式。
美国的零售商认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价格的良好产品吸引消费者来购物，如果中国的企业能提供这样的产品，他们将会考虑销售中国品牌产品。[4]在品牌的国际化运作上，海尔采用的是直接进入模式，采取了直接出口海尔品牌的产品和在国外直接开设工厂相结合的形式。
上海广电集团（sva）是另一个采用这一模式的企业。在国内，上海广电集团以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在国外的两三年间逐步进入美国市场。上海广电从生产传统的彩色电视机转型为关注于高端等离子电视机、平板显示器和dlp投影电视机的领先电子集团。上海广电是一个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其年销售收入达40亿美元。当时在海外，它的营销技能能否奏效，上海广电并不能肯定。
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上海广电做出了几个重大的选择。
首先，它决定在分销上主要依靠提供促销和服务帮助的当地经销商，如ingram micro和d&h分销公司。与当地经销商的合作使上海广电有机会和时间去了解美国市场，以便营造自己在当地市场的营销能力。尽管上海广电在美国直接销售其产品，但它也意识到要进入象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企业，需要符合一定的物流、服务和促销标准。
其次，上海广电在行业促销活动上与经销商进行合作，包括参加行业大会，而不是花钱建立品牌认知度。中小经销商认为，上海广电提供的低成本产品使得他们能够与大型零售商竞争。
第三，上海广电决定避开低端彩电市场。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充满了中国企业贴牌生产的产品，竞争十分激烈。上海广电选择了高端的等离子和平板电视机和显示器。这些产品的销售增长迅速，并且与其他中国产品竞争的机会较少。它想自己被看成是地价高质的企业，其产品价格定在低于日本和韩国同类产品但又高于仅以低价取胜的产品之上的价位。
最后，尽管许多中国企业不承认了解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但上海广电从一开始就决定采用美国团队来经营其美国业务。此外，他们还聘用了索尼的前生产经理来控制生产质量，并与国际企业合作以改进其产品设计。
并购（m&a）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另一有效策略。被收购的目标企业应具有有价值的资产，如品牌、顾客群、技术或者渠道。收购方可以先将被收购企业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并保持原来的品牌和渠道，然后，逐步实施共同品牌以建立中国品牌在当地消费者心中的认知与形象。一旦这种形象和认知有了坚实的基础，再把原来的品牌淡出市场。
tcl使这一策略采用和实施。2002年9月，tcl收购了德国的电视机制造企业斯耐德电子（schneider electronics）以期进入欧洲市场。tcl的收购包括斯耐德的工厂、连锁店分销网络、特级市场（hypermarkets）、目录邮购和一系列品牌的商标权。tcl雇用了一个专业团队来了解和掌握当地市场和销售网络。tcl的此举主要思想绕过欧洲国家的进口配额，在欧洲销售tcl品牌的产品。tcl品牌的产品已经在澳大利亚、中东、南非、俄罗斯和东南亚一带销售。一旦这一策略实施成功，有朝一日，tcl品牌的产品将在欧洲销售。
格兰仕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采取了与海尔和tcl不同的战略。格兰仕是1978年成立的一家纺织企业，当时只有200多员工。1992年，它开始生产微波炉，并很快就进行oem贴牌生产，目标是降低生产成本，但在中国还没有投资设厂的外国企业。目前，格兰实施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企业，其产品的世界占有率达30%，国内占有率达70%。格兰仕拥有80多份oem合同，60%的收入来自oem生产。
在品牌国际化的策略上，它采用的是自主品牌与贴牌生产相配合的模式。格兰仕的企业定位是全球名牌家电生产制造中心。给国际知名品牌做贴牌生产正是这一定位的具体体现。格兰仕的自主品牌曾在阿根廷具有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但因此遭到了反垄断的问题。于是，格兰仕决定收缩自主品牌的在国外的占有率，通过oem方式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来曲线占领市场。但是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过渡到用格兰仕品牌生产的目的。
品牌的国际化越来越受到我国企业的重视。品牌国际化是应对全球化竞争的必由之路。与世界名牌相比，中国品牌不论在品牌价值、经营规模、世界市场占有率还是技术水平上都有相当差距。中国第一品牌海尔的价值仅530亿元人民币，而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乐则值704.5亿美元。创国际化品牌与综合国力和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生产技术的改进具有密切联系，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要中国企业适时适当地运用好国际化的品牌战略，就一定能创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名牌。
[1]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与控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卢泰宏。建构中国品牌管理平台[j]。品牌，2001（8）。
[3]宋永高。中国品牌国际化的市扬选择模式[j]。商业研究，2003（13）。
[4]gao， paul and jonathan r。 woetzel， “can chinese brands make it abroad？”， mckinsey quarterly， 2003 special edition： global direction。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二
;2020年秋天，有两件与中国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这是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个线下举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次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会期5天，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展览规模24.5万平方米，涵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展会，最大的感触是：现场观众人潮汹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备而来的专业观众。让人感觉即便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整个工业领域，依然表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
“犀牛智造”一经媒体报道，即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仅仅是阿里套着“新制造”的外衣，继续拓展自身业务的外延；
也有人认为，“这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让made in internet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稍显主观：仅凭一个不成熟的平台和样板工厂，就“彻底改变”某一个行业显然过分乐观，但是通过猜度阿里的意图来证明其价值，也稍显狭隘。
中国工业在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绩，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产业链完备，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始终处于低端，因此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不大——关于工业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实践者，但是从来都不是领导者和开拓者。
关于工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讨论始于2010年以后。当时，在整个工业领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工业领域即将与新兴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从而实现一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脱胎换骨”。
这样一场讨论，随后演变出两条关于工业企业未来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来自以ptc为代表的美国工业软件领导者，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工业物联网”理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工业产品一定不再仅仅是由机械和电子组成的物理产品，当传感器的性能、软件的能力和电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联网属性就会越高，因此工业的未来，将是一个“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和用户之间、产品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一个以改善用户应用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机制，产品将是具有的自成长能力的类生命体”。
很快，两种说法通过“数字双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两者都强调未来的工业需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既所谓智能工厂，需要通过工业物联网来实现与虚拟世界的联通；
而工业物联网在强调利用产品本身来沟联通企业与用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改造企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任务。但是两者的区别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厂”定义的未来工业企业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产加工；
而“工业物联网”强调的未来工业企业动力源头是虚拟世界的设计、仿真和优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只是第一次出现是以正剧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则是以闹剧的形式。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讲，无论想通过学习“智能工厂”模式实现整个行业的整体升级，还是通过跟随“物联网”模式完成弯道超车，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仅比较两者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希望通过跟随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本身就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性——中国企业需要一条不同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平台和样本工厂，而是其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不同于“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将焦点都放在工业企业本身的设计或者生产加工，中国工业企业实际上可以将视角拉开，从更高的层面，将交易环节也纳入进来，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新兴技术——互联网、5g、ai等——将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化与全社会的数字化进行融合，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成为全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并将贸易本身作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的源头。
从单一工业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能够让终端用户的需求成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运行的动力源头，从而推动实现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整体的跃迁；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工业企业则能够为整个社会以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或许就是构建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的理想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构建数字化社会、数字经济的方式，来赋予工业企业更多的数字化价值，全球唯一可能实践的，唯有中国工业企业，因为这里是对“数字化”本身的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地方。
从政府层面讲，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新基建”一词备受社会关注。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很显然，构建一个以数字化经济模式为导向到数字化社会，正在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家战略。
从产业方面看，中国的互联网、5g等产业已经具有向国际巨头挑战的实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额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平均达到67%，农村的互联网普及都已经达到52.3%。与此同时，5g用户已经超过1.1亿，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6600萬，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已经超过600个。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出现了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移动端应用，通过将个人行动轨迹与疫情大数据进行比对，从而筛选和定义健康人群——这已经将“数字双胞胎”从工业领域应用到了全社会，实际上每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中国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数字双胞胎”。
应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为构建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种优势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实践这样一条道路，仅凭粗糙的“犀牛智造”当然是不够的，其至少还需要来自互联网行业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工业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业企业，最基础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样，直接输出自身能力。中国电商兴起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解决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交易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终端用户的了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跟随“犀牛智造”的脚步，构建更多的面向工业企业的对接平台，那么以往积累在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户需求，完成从社会到企业的数字流动和价值产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工业企业未来数字化实践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区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学习和复制。
互联网行业的反哺是工业企业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关键的能在动力。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自身能力提升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工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等业务环节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兴it技术实践企业数字化运营相关能力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无论“中国企业制造不出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是否真实，其实际都是一根心头的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构设备等核心的业务环节，缺少足够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次工博会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位国内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苏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司研发电机及伺服驱动控制器，目标就是打破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实现在工业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迁。而这类的企业，虽然在本届工博会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数量众多——这或许就是中国工业企业能够保持如此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中国工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大环境下，如何突破重围，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谓是当务之急。沿着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会抵达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掘自身潜力？笔者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中国工业企业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适合的“第三条道路”。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三
;摘要：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跨越，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道路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是一条立足国情的道路，是一条开放包容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历尽艰辛，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一条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道路；本质属性；理论特色
doi：10.15938/.2016.04.012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道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余年的奋斗历程，为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始终如一，百折不挠，终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
一、独立自主：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1.中国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来之不易，……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给处在迷茫中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指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和影响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暴力革命这条俄国式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在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和俄国“城市中心论”理论。“八七会议”做出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决定。但是，我们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都先后失败了，这一系列的失败说明“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1928—1930年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深入调查，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来阐述论证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去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2.社会主义建设：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
二、立足国情：始终坚持走与实际相结合的路
1.革命道路：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国情是一个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一个社会最大的国情，就是这个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字眼，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列宁曾经分别使用过“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1912年，列宁曾经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到：“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以外，还有中国，波斯、土耳其“这三个所谓半殖民地”国家。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半殖民地“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是在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并依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尽管如此，在中共“二大”以后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却依然存在，并且影响到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质上是要取消民主民族革命，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实际上是要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阶段。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是，党的六大以后，由于党内认识的分歧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认识又产生了争议。毛泽东始终坚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清政府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没有区别，依然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既不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论”，也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是分“两步走”。在这两步走的时候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准确把握住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2.建设道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事实恰好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首先是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上，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上首先建立起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对发展的阶段必须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否则，就要走彎路、受挫折。建国前30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之所以遭受挫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定位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正式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再一次重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式形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座理论大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成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成为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有力理论武器。
三、开放包容：始终坚持走争取支持帮助的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一切力量对革命的支持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比作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这两头一头是工人阶级、一头是统治阶级，中间是农民阶级。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的限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其它阶级对革命的支持，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了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是争取一切力量支持革命的重要方法，统一战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敌人是强大而凶猛的。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敌人。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工农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另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参加统一战线，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在党内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是争取革命力量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指出：“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弃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我们并且已经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思想，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汇集了革命的正能量。
2.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就有一个调动国内外积极因素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课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里，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的，两个积极因素都要利用起来。而对于调动积极因素的作用，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讲到了争取外援，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就是对外学习和借鉴的问题。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系统的提出了“敢不敢学”、“向谁学”、“怎样学”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拓展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实际上吹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号角。但是，在建国前30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际上还是处于“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邓小平高瞻远瞩，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内陆开放，对外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成效日益显著。党的十三大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基本点”写进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对外开放成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改革初期两项最鲜明的政策。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实行长期的全面的对外开放，这是促进中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四
;摘 要：中国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开辟的独创性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这条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关键词：中国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错误思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到中国实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同“城市中心论”、“革命悲观论”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这条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接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来，强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1915年，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对长期封闭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启蒙教育。自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和思潮涌进中国。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先进青年的救国口号。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青年运动，唤醒了广大的中国人民。从此，中国的先进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结合到工人运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努力探索了中国革命道路。1921年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可见，党主张走俄国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而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纲领。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之后，党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尤其是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引发的“二·七”惨案的深刻教训，使党开始意识到要抗衡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军阀武装），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1923年党召开了三大，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并开始改造国民党建立国共党内合作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党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开始，党积极推动北伐战争，并在战斗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取得胜利，几乎解放半个中国的形势下，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自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处于低潮。这次血和泪的教训让共产党坚定了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意志和决心。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批判并且改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进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2]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因此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而且在反“右”倾时忽视了“左”倾情绪的滋生，为后来的 “左”倾盲动主义埋下了伏笔。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逐渐重视起武装斗争和武装农民。但是，党在这个时期并没有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因为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显示出城市都是他们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可以让共产党在大中型城市进行活动时有机会充实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当时的共产党属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领导的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力的武装斗争，所以共产党也就不会在这时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攻占长沙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毅然决然的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开始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革命重心也开始由城市转移向农村。中国革命道路的内涵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选择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因为井冈山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是它属于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地区，远离大城市，而且有着许多树林，有许多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这是开辟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其次，井冈山地理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党员队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给自足，不给当地的百姓增添负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支属于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在井冈山上，可以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装支持。
二、中国革命道路是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自己掌握军队并开展武装斗争。但是，在展开武装斗争的问题上由于长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城市中心论依然干扰着党中央的决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城市中心论”所带来的不利，历经了许多年残酷曲折的斗争。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长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党领导的斗争大多以攻占城市为目标，“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流毒甚广。所谓城市中心论，也就是瞿秋白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形式。这一理论被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事实证明，城市中心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行的。由于当时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地信奉“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者，加上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对毛泽东在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受此影响，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人更是错误地以为，“农民占党的组织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共产国际这种对待我国的错误的态度，使中国共产党没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严重妨碍了对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为对实际情况缺乏理性的认识，“不断革命论”也对我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有着严重的干扰。瞿秋白把土地革命当作了第一任务，但同时却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在这“不断革命论”的影響之下，党只能继续错误的坚持“城市中心论”。尽管当时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党的农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瞿秋白等党的领导者依然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忽视甚至无视农村的重要性，这严重干扰了党对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会议上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党中央依旧把城市作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决议中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主张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积聚和准备革命力量，可以直接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模式。
在李立三占据党内领导地位的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执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对党内的右倾悲观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针对党内的消极思想，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文中系统地指出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但“城市中心论”在党内依然很有市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坚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国民党反动派打正面战争。这也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不断被丰富和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更多被应用于人民战争当中，并产生了强大的正面效应。这一时期，我国北方许多大城市和交通枢纽为日军所攻占。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我党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并且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再次于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
三、中国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新的理论观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思考、总结提炼出来的，既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脉络，又饱含着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和与时俱进的活力。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学说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共产党宣言》中说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是一种普遍规律，但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时，具体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武装斗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详细的表述，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凭借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的力量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并将武装斗争和农民革命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将旧时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改造成新式的工农联合武装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党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中国革命有着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发展规律，这种独有的发展规律源于自己独特的国情，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建立显示了我党对中国独特国情的精准把握，并且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其他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集体的勇气和智慧，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有益尝试和艰苦探索，在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同时，也留给后人以启示与反思。脱离实际，就会看不清真实情况从而走上错误的道路，就会给国家的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我们还不能仅根据已有的经验行事，要把实际与经验相结合，理性科学的探索适合本国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加以改造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在改革与创新的道路上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参考文献：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五
;〔摘要〕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一步步走出来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道路。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坚持中国道路，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1 〕10他强调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这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人间正道” 〔1 〕11。中国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和稳定中国。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进胜利的旗帜，规定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同时，中国道路对维护整个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来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特色发展道路，是共产党人寻找到的适合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又符合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大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这一科学概括包含了丰富内容，需要我们深刻领会。
中国道路的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个主体领导、一个基本路线、一个制度依托、一个总体布局” 〔3 〕。“一个主体领导”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核心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它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走向富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一个基本路线”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策。“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中国道路的根本目标，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制度保障。中国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从而促进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道路体系，呈现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布局。总之，我们党为实现中国梦规划好了路线，设置好了棋局，制定好了策略。
中国道路既涉及道路问题，又涉及理论体系和制度保证问题，是理论指导、制度建设、实践过程的有机统一。中国道路“特”就特在我们党能够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时又能够不断开拓创新上；“特”就特在能够把实践、理论、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特”就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统筹兼顾，五位一体；“特”就特在把追求国家整体和人民个体利益统一起来。
中国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特色个性的统一。从本质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通过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形式上讲，中国道路凸显了“中国特色”的个性，既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没有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它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重点不放松，又统筹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盘棋；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坚持立足中国，又坚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机械应用，也不是对别国发展模式的全盘接纳，而是自我探索、不断创新的结果。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实际国情的有机统一。
二、中国道路的形成
中国道路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是我们党艰苦奋斗、精心探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它酝酿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精心探索，开创于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改革开放，发展成熟于20世纪末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中国道路酝酿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精心探索。从理论上讲，在中国道路的艰苦探索过程中，我们党首先选择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毛泽东专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条件。从政治上讲，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通过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正确的政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了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从经济上讲，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集中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为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制、管理方法等，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但由于我们急于求成，加上主观认识不足，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犯了如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国特色的理论，使之民族化、时代化、方法化、具体化，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否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革命和建设都会遭受挫折。第一代领导集体精心探索所取得的獨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挫折教训，都为中国道路的继续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道路开创于改革开放时期。20世纪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要和平、求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国内结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中国该向何处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党通过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和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两大措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束了认为阶级矛盾是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强调中国发展的特殊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重大命题，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 〕。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成为引领我们开拓前进的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我们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先后归纳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十个”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排除法厘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因此，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空前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中国道路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中国道路”或可称为“中国模式”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道路发展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20世纪末，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同时我国国内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党从容应对，粉碎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阴谋，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总结前苏联解体的教训，十分注重党建工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狠抓“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制定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国道路一以贯之地坚持和拓展，对这条道路的论述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创新：扩展了总体布局，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把原来的“四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补充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结了台阶式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我们党还特别论述了中国道路的厚重历史底蕴，明确告诉世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谁也改变不了，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5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符合党心民心，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中国道路符合国情民意，顺应时代潮流，是非常正确的。只有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越来越突出；只有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中国道路的国内价值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苦探索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彰显了它的国内价值。
首先，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1840年鸦片战争彻底粉碎了中国清王朝的“天朝上国”之梦，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日益衰落、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不懈努力，无论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争，都不同程度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但是都没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斗争的结果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多党制等不适合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工人运动领导者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主革命不仅找到了出路，而且经过艰苦的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适合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只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国。
其次，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只有这个国家的发展实情能够证明一切。从1956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张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走工农业并举的道路，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等，虽然发展中曾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从总体来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无论在经济、军事上，还是在科技、外交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使得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向世人证明，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国人民不仅富起来了，而且强起来了。
再次，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正确道路，即中国必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求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二是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决定的，是中国各族人民选择的。不论过去还是将来，我们都应该坚持这条中国道路。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才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才能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也才能证明社会主义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中国道路为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各種爱国力量、一心一意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开拓前进的指路明灯。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六
;摘 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主观抉择与客观条件的内在统一所规定,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场景、国际关系背景、国际共运背景和中国历史背景,因此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动摇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但要知道这一道路抉择的原点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当前新背景即条件的变化,才能看到发展,深刻理解和平发展的要义,也才能明了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历史场景
作者简介:曹泳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
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的抉择却是在20世纪。正如研究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脱离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研究一样,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也必须首先考察其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场景。回到最初的以及过程当中的国际国内实际氛围去认识发生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中国国内的变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国际上也发生着变革,世界历史也有了新的进程。中国选择走和平、合作、发展的改革开放道路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也有着大的历史和现实场景的基本规定,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正因如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有着不可动摇性。
一、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场景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随后扩张到世界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以西欧体系为基准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所包含的主权概念、外交习惯(包括谈判方式)、国际法、自由贸易逻辑大都起源于西欧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现代国际体系要到欧洲的中世纪去追本溯源。在西欧国际体系下确立的崇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的国际关系观,在亚洲、非洲当时的国际社会里却不存在。在欧洲向世界的殖民主义扩张所形成的国际殖民体系中,主权原则只适用于大国列强。可以说,西欧国际体系的扩展是以整个殖民地诸地域的牺牲为前提的,它向全世界扩张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殖民体系。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冲垮了殖民体系。新兴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从殖民体系下被奴役的客体上升为自主独立的主体,争得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主权地位。为维护国家独立和平等,新独立国家积极援用近代国际法,纷纷主张民族自决、禁止外国干涉、拥有对本国天然资源的主权。联合国宪章则是对这种主权原则的确认、维护和发展。20世纪殖民关系的彻底消失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无疑是世界政治的最重大进步。虽然调整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的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发端于西欧国际关系体系,但随着当今整个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国际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原则也在变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对战争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当然,新的变化还在继续。而且由于制约国际关系的生产力、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加强,同样已经出现对国家地位、民族自决原则、国家独立主权的挑战。
总之,20世纪主权国家林立于世界,并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联合国等一系列合作性的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的有效保障。这就可以说明,20世纪国际关系体系发生变化的特点就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会增添很多新内容,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也在变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传统的政治观念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让新的国际环境去适应思想老套。然而观念的惰性往往比观念的发展更为突出。民族国家最早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虽然在国家关系的历史上,宗教十字军讨伐式的阴影在淡化,但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依然很浓。19世纪有过东西文化的剧烈碰撞,20世纪的冷战格局是因意识形态而划分为两极体系。信息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在瓦解着两极体系。这些特征说明,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战争和冷战氛围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线结束的条件已逐渐成熟和明朗,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已让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已经发生了新变化,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所要求的科技和国内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迫在眉睫,为此,一系列变革势在必行,包括国际战略调整在内的改革举措及其改革时代就因此到来了。
(二)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
在主权国家体系新的扩展进程中,主权国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模式,出现了不同的民族国家类型和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等新型主权国家。新独立国家具有共同的反映主权时代特征的目标追求,一般来说,这些共同的目标追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现代主权原则为基础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在国际上维护和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三是追求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富强。这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也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独立国家的外交思想中,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些方面会有不同的认识、解释,制订出不同的外交战略。一般来说,前两个目标的国际关系大环境在殖民体系瓦解后有了根本改观,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关系规则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长期存在),但第三个目标,也就是国家富强的现代化追求,却并非随着民族独立而自然而然地顺利实现;相反,其环境却变得严峻,道路曲折艰难。尽管现代化有着不同的模式和价值导向,但在解决了独立主权之后,经济增长和国力发展已开始成为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为它既关系到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即内部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交往环境能否改善即国际安全问题。
在主权国家体制下,传统的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各种新的国际战略和发展理念也开始呈现,暴力政治逐渐被和平政治所代替。虽然政治自由主义在跨越主权问题上可能久攻不下,但此时的经济自由主义却在向主权发起新的一轮猛攻。经济依赖关系成为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被普遍思考和利用的良机,国家战略更多地围绕它而生成和变化。
总之,世界历史进程到20世纪后期的国际社会状况是,生存竞争主题发生变化,武力争夺逐渐被新的资源争夺形式所代替。在殖民体系崩溃后以及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基本结束之后,求发展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竞争的主题,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影响国家主权稳固性和国家安全性的关键因素。而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依然来自于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生产力飞跃发展。科技革命使得新生的民族国家有了飞跃发展的历史机遇,也使之面临被边缘化的巨大风险。如何解决好生存和发展问题,是新的世界历史时代所赋予的严峻挑战。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道路道路字篇七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
知道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整理历史史实，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应用能力和透过历史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觉悟方面
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增强社会主义信念。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学生讨论归纳为主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
近代中国人民救国的奋斗历程，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
2、难点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问题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过程 设计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一、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找出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什么会这样？
2、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如何？
（因为学生已学过历史，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师总结：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象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的扭曲发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没能完成救国的历史使命
学生自读课本
学生思考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近代革命志士进行的救国探索有哪些？结果怎样？
2、以上探索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
教师归纳总结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封建势力顽固而强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趋向胜利。
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们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试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是不可能的，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内容。
板书设计 ：
第六框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效果检测与矫正：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教学札记：
中国道路道路字篇八
;[访谈嘉宾简介]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國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理·科社”学科评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
[访谈人简介] 夏敬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的70年，是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70年。筚路蓝缕是指新中国70年创业道路的艰难，砥砺奋进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奋斗，硕果累累是指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围绕“新中国70年与中国道路”这个主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书翰教授，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访谈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并形成了中国道路，在当今世界备受瞩目，请严教授谈谈中国道路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
严书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们这里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确实，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用70年时间就开辟出一条通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伟大目标的中国道路，这当然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郑永年是这么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1]我认为中国道路的开拓和形成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认识开拓和形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未被打倒，社会主义历史并未终结，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而这一切都与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密切相关。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笼统地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潮，但是，一个人口约占世界1/5的国家在70年时间里通过开辟和形成中国道路，使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还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总之，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角度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时代，不甘沉沦的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纷纷登台亮相。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基础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为我们沿着中国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