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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生存篇一
;武侠剧是人们接触最早的电视剧类型，港版《霍元甲》、《射雕英雄传》成为一些人心中无法复制的青春记忆。但武侠剧这种脱离现实，仅供娱乐的电视剧类型因无力承担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被长期忽视。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港台武侠小说及港台影视作品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武侠作品几乎成了中国符号的象征。在这种情境下，第五代导演们纷纷拍出了自己心目中富含文化表征的武侠大片，从而也带动了电视剧的“宏大”武侠时代。
一、中国内地武侠电视剧概念厘清
本文所指的中国内地武侠电视剧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或两岸三地联合制作，体现了中国传统侠义文化，通常是根据武侠文学改编，以“江湖”为故事背景，用较为虚幻的手法塑造拥有“器”“术”的侠客或义士，表现遵从“义”的他们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内心的冲突，以及善恶二元力量冲突的作品。
武侠电视剧，顾名思义是有“武”有“侠”的作品。韩非子在《五蠹》中提道：“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侠即“有武之侠”，是具有武力即侠义精神的“侠客”或“义士”。“古装喜剧”和“历史剧”与武侠剧有相似交叉的地方，但本质上是不同的。虽然武侠剧表现的都是民国及民国之前的所谓古装剧，而且有“搞笑”和“无厘头”的成分贯穿其中，似乎也是“古装喜剧”，但其与之存在的本质差别，是有“武”有“侠”。例如《还珠格格》、《刁蛮公主》之类，其中虽然有“武”打的场面，却没有“侠义”精神的输入，是一群小儿女的情感悲欢离合的爱情喜剧，因此只能称作为“古装喜剧”。
二、曲折中求发展——中国内地武侠剧的创作发展
1.政治语境下的文化生产——小规模的试验期。
内地武侠电视剧的发展比起香港武侠剧起步较晚，高鑫、吴雅秋在《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中提到，1958年到1981年间没有生产一部反映历史上帝王的电视剧。究其原因，主要是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造成的结果。
从文学上讲，上世纪80年代初期，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大师的主要作品都已完成，纷纷传入内地；1984年1月举办了第一届中日交流活动，这一切都在召唤着武侠电视剧的出现。于是，1983年、1984年出现了《武松》、《杨家将》等根据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作品，这标志着文学向电视剧这种通俗文化传播方式靠拢。武松、杨家将是家喻户晓的历史英雄，故而中国内地武侠剧是在缅怀历史中借历史剧的东风而兴起的。1986年是中国内地武侠剧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由纪小黑导演的《康德第一保镖传奇》在电视台热映，它通过武功高强、经历传奇的保镖的故事框架，再现了侠的匡扶正义、锄强扶弱的精神。这部片子题材新颖，获得极高的收视率，成为不少人童年的记忆。
2.夹缝中求生存的武侠生产——独立制作的发展期。
1994年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电视剧创作的宗旨。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弘扬主旋律”的内涵做了界定：“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在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中国内地武侠剧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此时出产的武侠电视剧很少可以在重大的电视节中获奖，可是一旦推出，还是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1991年出品的《江湖恩仇录》颇具里程碑的意义。它以系列剧的形式，展现了侠士李小刚和向春华与恶势力黑凤凰的殊死搏斗，这样善恶二元对立的结构是武侠片的经典结构，虽然在武术设计上显得稚拙，音响音效有模仿《西游记》的痕迹，结局处理过于仓促和突兀，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部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在虚构的“江湖”中营造故事的原创型武侠剧。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几部根据新派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如1991年根据古龙小说改编的《浴血狼山》和《多情剑客无情剑》，1994年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同名武侠剧《书剑恩仇录》，以及1995年根据萧逸小说改编的《甘十九妹》和《饮马流花河》。这一时期根据古典文学作品改编的作品依然广受好评，如1994年的《新七侠五义》和1995年的《白眉大侠》，而1998年的《真命小和尚》更是开创了武侠片跨国际合作的先河。
3.新世纪的“主旋律武侠大片”创作——大规模合作的兴盛期。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体系还不完备，很多导演没有电影拍，为了生计，不得不转而拍电视剧，这些电影导演的加入无疑使武侠剧的创作融入了电影的元素。例如在国际上获得无数奖项的黄健中拍摄了武侠剧《笑傲江湖》，周晓文拍摄了《天龙八部》。
港台导演纷纷来到内地拍剧，港台地区，以及韩日的演员也纷纷跨界淘金，例如香港导演李惠民在内地拍摄了《长剑相思》，王晶拍摄了《雪山飞狐》和《小鱼儿和花无缺》等，港台演员林志颖、钟丽缇等出演了内地版《天龙八部》，韩星车仁表、蔡琳分别在中国出演了《四大名捕》和《杨门虎将》。这种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无疑给武侠电视剧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央视版的主旋律武侠大片外，其他版本的武侠剧也深受好评，例如出演过陈家洛和乾隆等角色的郑少秋饰演乾隆皇帝的《书剑恩仇录》，王新民的《马鸣风萧萧》、《连城诀》，等等，表现十分抢眼，其主题也向家国兴亡的主流意识形态靠拢。总之，21世纪是内地武侠剧蓬勃发展的时代。
温瑞安曾说：“武侠要在政治的夹缝中求生存。”由于政治、文化语境不同，曾在香港盛极一时的武侠电视剧在内地的发展显得步履维艰，但只要使其在政治的夹缝中保有原有的精神内核，则中国内地武侠剧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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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基姆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交融的缩影，同时还能看到在当时的印度社会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现状和问题。
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是英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小说《基姆》是吉卜林最后一部印度题材的小说。在整部小说中，作者吉卜林十分注重将东西方的文化进行融合和展现，塑造了小说主人公基姆的形象。在小说中，主人公基姆既是一个东西方文化集中融合的载体，也是体现时代背景下社会集中变迁的人物。可以说在基姆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交融的缩影，同时还能看到在当时的印度社会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现状和问题。由此也就为小说的深刻性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文化视角的审视，我们能够将小说的主人公基姆放在一个文化夹缝中的独特地位。通过小说故事情节的构造和主人公本身被赋予的定位和塑造特点，我们能够进一步的理解小说主人公基姆的文化属性、社会地位以及他的整体人物特色。
吉卜林《基姆》
在小说《基姆》中，吉卜林塑造的主人公基姆十分特别。单从出身上来看，基姆无疑流淌着英国的传统血液，是不折不扣的英帝国一份子。但是由于他出身在印度、成长在印度，所以在基姆身上就被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度烙印。基姆的生命和印度是不可分离的，同时他本身也为印度所深深地吸引。基姆对印度的熟悉程度远远超出了他应当继承的英国文化，他甚至可以在印度的各个地方做到生存上的游刃有余，尤其是在印度不同的阶层和种族之间，基姆的生存能力和那种游刃有余的灵性更是成为他天赋异禀的才能。基姆用他的两重身份来掩饰他的殖民间谍活动——“大游戏”。青年时期的基姆能够灵活地生存在印度的任何种族和阶层中，而这样的基姆对于大英帝国来说简直就是难能可贵的当地线人，于是他的价值之于大英帝国就是成为一个土著人。而他对于自己生活和梦想的追求以及他所追随的喇嘛，又使他成为一个虔诚的门徒。随着故事的发展，主人公基姆对自己的身份不断地进行着思考。他认可了马哈布所说的：“曾经是洋大人就永远是洋大人”，对于基姆来说，他接受的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给他安排特殊的工作——为帝国的事业服务，而他所倚赖的正是他这种独特的双重身份和文化知识。在基姆的内心深处，他很清楚自己的血脉和祖籍，并且始终牢记他父亲的话，将出生证明和护身符随身携带。最终完成大英帝国赋予他的使命，从外国间谍身上获取了重要的文件，从而正式参与了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
吉卜林塑造的主人公基姆形象是一个勤劳和正直的人物角色。在这样的设定中，其实也体现了作者吉卜林理想中的殖民主义形象：无私的、充满了政治亲和力的人。在他塑造的主人公基姆的身上，呈现出来的是两种文化交替融合。基姆出身在印度，他对印度的一切都颇为熟悉，长期的生活使他完全融入到了印度的土著居民中，包括对印度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充分熟悉。同时，由于基姆的出身是英国人的不争事实，他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心底要坚持的信念。所以就小说本身塑造的情节来说，基姆无疑是完成这个重要任务的合适人选，他具备彻底而有效率地完成帝国交给自己任务的绝对能力。基姆在英印文化交融的前提下没有受过很完整的教育，而受过西方大学教育的巴布大人反倒成为被嘲弄的对象。更不用说那些表面愚昧、不知开化的民众了。基姆身上所代表的的形象和责任，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印英文化之间的“白种人”的责任，他需要为本身所代表的大英帝帝国树立作为白种人在殖民地取得胜利的荣耀，同时为大英帝国的殖民行为确立合理性和优越性，所以总的说来，在基姆身上出现的这种文化的融合性，在英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的穿梭实际上是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服务的。
就吉卜林的创作来说，小说《基姆》中主人公基姆的形象整体上是和谐的。印度古老的博物馆在英国殖民主义的大炮下本来应当呈现出一种无奈和古老文明陷入战火中的无奈感，而作者在处理的时候，用近乎儿童的眼光来处理的这个情形。用了“喷火龙”和“妙物”分别来象征英国殖民主义的炮火和古老印度的文明。这样有利于削弱针尖对麦芒的尖锐程度，营造出一种相对和谐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小说塑造的主人公基姆就具有了某种较为柔和的包容色调，对印度和英国文化的融合就成为其相对柔软的一种展现，也体现出了作者本人的对殖民主义的一种态度，他希望殖民主义应当是融合的，同时是柔和的。
两种文化的融合愿景
在小说《基姆》中，无论出于作者展现自身意愿的需要，还是作者对人物本身塑造的需要，展现出来的都是作者对两种文化构建上的融合与重组。在这样的重组中，基姆这个主人公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印英一体共抗沙俄的胜利。在小说《基姆》中，基姆生存的周围环境相对是比较和谐的。在基姆的生活环境中，大部分的印度人对英国人持有较为信任的态度。他们对周围所涉及的生活用品表示接受和放心。而就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历史背景来看，印度实际上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傀儡国家，也就是说，其工业制造和生活所需都来自大英帝国的支持。对自我生活的认可和对生活用品的支持实际上就成为对大英帝国的友善和信任。在小说中，平日里粗鲁无礼的英国士兵也被作者塑造成为一种文明的形象，在相关的情节和描述中，作者写到，“除非喝醉酒，否则他们不会打人”。
小说中一直企图刻画的一种情景实际上是印度对于英国作为殖民者的认同。也是作者希望英国的殖民主义得以合理存在并寻找到其中优越性的愿景体现。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一个较为典型的人物——西藏喇嘛。在作者对基姆的刻画中，这个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喇嘛实际上代表的正是印度人的一种象征，包括他们的民族信仰和精神寄托，而基姆在整部小说中都被赋予了一种“当地殖民者”的身份。这个喇嘛是诚实的，而基姆反倒狡诈，时而爱撒谎。在小说中，基姆被喇嘛的诚实和单纯打动了，答应帮他寻找梦想，基姆建议老喇嘛去博物馆寻找他所要寻找的东西。老喇嘛按照基姆的建议前往，其自身所具有的严肃庄重和修养深深打动了博物馆的馆长，馆长赠予了老喇嘛重要的东西，可以帮助他寻找梦想。这类情节的设置实际上也可以看做作者对印度和英国殖民者之间友好融合的一种愿景，他将这样的愿景通过基姆和其他的典型人物表达出来，使基姆成为一种融合愿景的载体，一方面接受了印度本土文化，一方面也传播着英国的殖民者文化。
基姆的塑造与分裂
基姆的形象塑造在作者吉卜林的笔下不仅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解构的过程。不仅仅是塑造基姆的形象，而同时也给这个形象赋予了一定的分裂色彩来达到加深作品寓意和主旨的目的。在吉卜林塑造的主人公基姆身上，并存着分裂的两种人格——土生土长的印度人和来自遥远大英帝国的白种人。基姆在印度人的生活圈子中说印度的语言，有着和印度人一样的行为习惯；在英国人之间则可以进行自由的角色转换，这样的分裂人格集中表现在了基姆一人的身上，两种人格之间同样存在着竞争与碰撞、挣扎与较量。在基姆身上，实际上存在的是较为明显的两种文化挣扎和碰撞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既对大英帝国的殖民侵略不完全赞赏，又为自己属于大英帝国的血脉而产生一种遥远的归属感。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特点和心理品质都集中在了吉姆一个人的身上。
基姆对自己的身份认可不仅仅来自一种遥远的祖国关联，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文化身份探寻。基姆在自己生活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寻找自身的定位，出身于印度社会的他对印度的一切都游刃有余，同时又心甘情愿地承认他的大英帝国的身份和血统并可能以此为傲。这都使得基姆在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判断和认同上处于一种挣扎碰撞的分裂之中。在小说中基姆也不断问自己了一个问题“谁是基姆——基姆——基姆？”这体现出基姆对自己的真正身份归属的质疑和探寻。作者在小说《基姆》中，也对印度本土进行了描写，他写到对印度的印象时说，印度是“没有形状的、灰蒙蒙的一大团”，这都使得印度本土的状况得到了真实的呈现，这是作者印象中印度的整体氛围和混乱的社会现象。而小说中的基姆似乎也在这样复杂和混沌的环境中一度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寻找自我认同和文化身份的确立。最终，在不断的斗争和挣扎中，基姆选择了帮助大英帝国完成间谍的任务，也就是说在痛苦的挣扎和拉扯中，经历了迷茫和探寻，基姆还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白人种族服务者，从而完成自己似乎更像与生俱来的民族使命。虽然这个使命对作为殖民地印度的影响还未可知，但基姆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就更像是一个不断追寻自己文化身份的探寻之旅。
结语
吉卜林的《基姆》是其印度题材小说的最后一部。在小说中，作者着力塑造了主人公基姆的形象。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出生在印度的英国人基姆在不断的自我探寻和社会历练中最终选择了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通过完成大英帝国赋予自己的特殊任务而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是在夹缝中生长的，同时也经历了迷茫的选择。通过从文化融合和文化身份确立方面来分析吉卜林的小说《基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主人公基姆的心理历程和挣扎分裂文化身份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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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洋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成立于1998年。彼时他跟大多国人一样，对ngo一词闻所未闻，心中仅有一份朴紊情怀，为遭遇工伤、欠薪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收取微薄报酬，步履维艰地维持机构存续。
直到2000年，一个偶然契机打开了热血青年的视野，他决意携“打工族”转型，不想一役成功，便在番禺造就了外界眼里第一个“国内劳工ngo”。
从司法局走出来
外界常常有一个误会，以为“打工族”为曾飞洋所创，其实当年他不过是个凑巧被拉下“浑水”的愣头青年。
1996年，曾飞洋从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大专毕业，家里再三托了关系，使得他顺利进入家乡的司法局成为公务员。与同年几百名分回南雄的应届生相比，这绝对是份难得的优差，曾飞洋却不满意，在司法局呆了不到一年，就跳槽到广州经纶律师事务所。“司法局没事做，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他用简单一句话交待离开的理由。
“离开司法局，亲友虽然不理解，但还不至于反对。”曾飞洋说。毕竟当时经纶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在广东首屈一指，个人发展预期相当理想。他被安排在顾问部，专门替企业客户解决各种法律问题。其中，调解劳资纠纷是“重头戏”。“大多是工伤赔偿、欠薪等问题。”遇到这些案例，他就要代表企业与索偿的工人谈判。
1998年初一个案子让他印象至深：一个客户的厂里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工人被鉴定为五级伤残，按照法律，企业应向工人赔付10万元。然而，客户斩钉截铁表示，“最多赔5万。”无奈，他只得出面与工人讨价还价。
虽然，曾飞洋知道自己代表的企业一方完全不占理，但谈判任务却完成得异常顺利。皆因改革开放以来，在劳资纠纷里，工人天然就处于弱势地位。身体受到伤害也好，遭遇不公平待遇也好，他们的愿望只是如此卑微，希望多少获得一点赔偿。至于具体赔多少，泰半还是态度强硬的企业说了算，他们只能接受。
“他们本不应这么无助，是社会刻意忽略了他们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曾飞洋感到，应该有人为他们做点事情。
正是这样的认知，使他与理想派的廖晓峰一拍即合。
廖晓峰走了，曾飞洋扛下去
根据媒体当年的报道，改变了曾飞洋命运的廖晓峰本是一个来自四川阆中的“打工仔”。一次偶然机会下，他运用自学的法律知识替一名老乡讨回了工伤赔偿，很快被誉为国内第一个敢向无良老板挑战、用法律武器维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英雄”。1998年8月1日，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于广州番禺成立了“打工族”，专门帮助工人用法律维权。
初次见面，廖晓峰就希望曾飞洋跳槽“打工族”，但他只承诺支薪600元，而曾飞洋原来的月薪是2200元。“这些都没有关系，我还年轻，没有经济负担。”曾飞扬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但他料想不到的是，他刚刚舍弃律师事务所的前途走进“打工族”，把他拉下水的廖晓峰就打了“退堂鼓”。
“‘打工族’成立后，确实走得步履维艰。”一开始，廖晓峰想成立一个法律咨询机构，但因为没有律师证，工商部门只批了“代理文书处理”的业务范围，还特别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不过私底下，“打工族”的主业仍是法律咨询甚至代理，只是以“文书服务”名义收费。因初衷是为农民工服务，故而收费极低，只求维持“打工族”最基本的开销——通常一个案件下来，只收几百至一千元服务费。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服务费收不到。不少农民工一拿到赔偿就跑回老家了，“打工族”不但收不上钱，还赔了不少费用。
显然，当初凭着一时热情成立“打工族”的廖晓峰，对经营这样一个机构的艰难并没有足够评估，“打工族”成立仅短短一两个月，生存压力、精神压力和舆论压力已使廖晓峰处于内外交煎的境地。
“那‘打工族’怎么办。”曾飞洋的拒绝坚定而干脆，“要走你自己走，我不会放弃它。”这里本是廖晓峰梦之所在，然而两个月的艰难打拼使他的梦想迅速褪色。但同时，更坚定的理想却植入了曾飞洋的骨髓。
“假若一点挫折就言放弃，又怎值得当初决然的离开?”
廖晓峰终于独自别去，临行，他将“打工族”作价6000元转让给曾飞洋。表面看来，这6000元买下的仅是区区几部固定电话的“资产”，但它终于成为了曾飞洋决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步履维艰
回想起廖晓峰的出走，如今曾飞洋依然感慨，“他内心始终缺少一份坚持”。不过也许不能对廖晓峰太过苛责，因为“劳工维权”在中国一直就是一份太过难以坚持的事业。政府部门的忌惮，经济的窘迫，身份的尴尬……廖晓峰出走后，曾飞洋也尝遍了这些压力的滋味。
尽管这样，“打工族”每月仍要支出5000元左右，收入平均却只有3000多元，曾飞洋每月要从个人积蓄里拿出2000元来填这个“窟窿”。他算了一笔账，在司法局和经纶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的积蓄，顶多只够为“打工族”再延一年存续而已。
“面对如此窘迫的处境，并不是不曾有过怨愤。”曾飞洋说，“我们咬紧牙关坚持替农民工维权，但他们却连低得不能再低的服务费也拖欠，最终把我们逼人绝境。”但这样的念头甫在脑中升起，马上被他迅速抛开。
然的。”也许“打工族”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并不是曾飞洋比别人更伟大，只是他不吝于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换位思考而已。
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给了昔年的瘦弱青年以力量，他一边思考，一边坚持，再坚持。
“劳工ngo”
听完曾飞洋的介绍，与会专家一拍大腿，说，“你所做的事情，你思考的发展方向，正正与ngo的理念不谋而合啊。”他找到了与信念契合的方向。
犹如暗室当中打开一扇窗，便见到了曙光。2001年下半年，曾飞洋找到了第一个愿意为“打工族”提供资金援助的机构——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尽管那只是区区每月2000元的资助，却足以将他们从山穷水尽的境地拉了出来。
至2002年，资金一步步到位，“打工族”已彻底转型为ngo组织，不再向到来寻求帮助的农民工收取一分一毫诉讼费或服务费。
这个年仅28岁的小伙子，打造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劳工ngo”。
转型成功，意义不仅在于解决“打工族”的政策风险和存续问题，更重要是令曾飞洋对劳工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彼时已是21世纪之初，80后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步向社会舞台。相比起上一代农民工克勤克俭，打工但求解决温饱的简单愿望，他们对社会，对工作、生活都有了更多的诉求。
为此，曾飞洋开始探求向维权以外的服务领域发展。
此期间，曾飞洋又认识了张治儒、景祥等人，他们都是以志愿者或参观学习的身份进入“打工族”的。呆了一段时间，又把这里的经验带到深圳、东莞等地自立门户。几年里，珠三角迅速涌现了数十家类似的劳工ngo。
“机构的发展一步一步好转，这是有目共睹的。”坐在番禺市桥的咖啡厅里，曾飞洋有点安慰地感慨，但语气中却仍不无遗憾。
毕竟，生存是生存下来了，却是夹缝生存。
21世纪以来，各领域的ngo早已在国内遍地开花，发展得如火如荼，但珠三角劳工ngo却似一个异数：规模难以做大，知名度无法提高，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打工族”与绝大多数劳工ngo一样，还保持着工商注册的身份，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尴尬之至。
到了2007年，番禺石碁镇公安部门向“打工族”发难，要求他们把“打工者文化服务部”关闭搬迁。原因是这里每天都聚集了上百农民工，一旦其组织起来发动群体事件，后果不堪设想。“逼迁”行动到了后来，断水断电，甚为白热化。为免矛盾继续加剧，曾飞洋只好将广受好评的文化服务部暂停。
在曾飞洋为如何取得政府的谅解而头疼时，另一家劳工ngo——深圳龙岗打工者职业安全健康中心(下称“打工者中心”)负责人黄庆南出事了。2007年11月20日，黄庆南被持刀歹徒砍成重伤，左小腿永久性残疾。经查，此为企业对其向工人公开宣传维权知识的报复。这件事带给曾飞洋的震撼极大，却不是因为恐惧。
“不，我不害怕，只感到深切的惋惜。”他惋惜的是，事件淡去后，黄庆南竟离开了“打工者中心”。
不过，黄庆南的经历并不是没有警惕效用。
“正名”还是招安?
在曾飞洋看来，他带领着劳工ngo一步一步地发展，其实也是在见证着公民社会的成长。
10年前，接受了“打工族”帮助的农民工为了逃避服务费，拿了赔款就落荒而逃。而今，这些有过维权经验的农民工却已成为“打工族”义工群体最中坚的力量。他们当中很多人比律师更熟悉《劳动合同法》。
最近，越来越多学者也在为劳工ngo的正名而呼吁。深圳市总工会亦拟在各街道成立工会维权服务中心，计划把劳工ngo成员和“公民代理”纳入，让他们作为律师助理进行维权工作。
是的，天性乐观的曾飞洋嘴里总是说：不急，不急。但其实，身处夹缝而难以舒展拳脚的他怎么可能一点不着急。
不过，他今年才36岁，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他们当然不会永远处于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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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渐行渐远，夜拉下了宁静的唯幕。晚风习习，在不知不觉中时间如清风般徜徉而过。一声声扰人的犬吠将夜的安宁打破。我和大伯开始踏向县城的卖葡萄之路。一路上灯火俱静，放眼望去只有无边的黑暗。陪伴我和大伯的，只有乘坐的阵阵三轮车的马达声。我们沐浴在华美的月光下，一轮弯弯的新月高悬于夜空。启明星的星辉指引着我们缓缓向前。我们披着星辉带着月华，绕过了盘山公路，穿过了层层密林，跨过了奔腾的长河。我在夜里看见的一切是那么的不同于白天的。黑夜赋予了他们神秘的色彩，以及那唯美的星辉月华。那一条条盘于穷山恶水之间的公路深深的打动了我。这是巧夺天工的奇迹，这是先辈的智慧无穷，这是先辈的`福泽后辈的恩赐。他们付出了多少血汗才为子孙打通这通往外界的大门。如今我们踏上此路通向县城。我带有一些兴奋，带有一些激动以及额外的紧张。
在大人们的对话中，那一份深深的忧虑显露无疑。今年家乡的葡萄很不好卖。葡萄贩子来这的很少，而且价格压的很低。然而葡萄越来越多囤积在家中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大伯带着我用三轮车载着几百斤的葡萄去县城卖。当我们到达县城时，没有丝毫的惊喜，没有丝毫的激动。给我们的只有当头一棒，此时此刻这里放眼望去全是葡萄的海洋。看来大家都是处于一样的困境啊。我和大伯心情沉重的将一车的葡萄卸下。看着越来越多的葡萄来到，心中的沉重变成了凝重。我看到许多的和我们一样忧虑的卖葡萄的人。尤其是那些最先到来的脸上几乎是阴沉的滴水。
当黎明的第一缕晨曦绽放时，买卖开始了一声声讨价还价不绝于耳。那些圆滑于世的小贩拼命压价批发葡萄。这样他们就能在出手时有能再赚几成。但这可害苦了我们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们不断吃瘪，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忙活大半年的劳动成果被贱价卖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心里很不平衡。于是我们面对那些来买我们葡萄的商贩格外提防，生怕他们找借口来压价。对于他们的压价，我们只能满天要价来面对他们的做地还钱。对于这些圆滑于世的商贩我们无奈的吃瘪。到最后只能低价脱手。大伯脸阴沉的滴水。干瘪的脸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一双老而浑浊的眼睛充满血丝，发白的双髻上积满灰尘，此时的他像老几岁。他面对身心的疲惫以及精神的紧张，格外的憔悴。大伯情绪低落的对我说：这些葡萄都贱价卖了，抛去肥料，农药，油费钱。我们折了本啊。这让我们明年怎么种葡萄啊。明年再是这样，我们就只有喝西北风了。走，我们回家去。一路的颠簸中我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我醒来时躺着床上，听到大伯和大人们议论着明年的生计。他们一个个无一例外都红着双眼，隐隐间还能看到那还未流干的眼泪。我再次默默地闭上了双眼睡去我们是农民，我们懂得不多，但我们懂得知足。我们不奢望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只求能够吃饱穿暖家庭和和睦睦的日子。我们是农民，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耘，我们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我们是很辛苦，但我们过得很踏实。我们是农民，我们住在偏偏的乡下，但我们朴实。我们招待来客没有山珍海味，只有家里种植的我们平时舍不得吃的的果蔬。我们是农民，我们没有很多钱，但我们懂得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铭记在心。我们是农民，我们在夹缝中生存，我们坚韧不拔，我们自信自强，我们从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