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

时间:2023-12-05 作者:灵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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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一

三字经有云: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一个四岁的孩子就懂得谦让之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注意,后来以他为楷模浇铸出来的成批作品,可没法跟这个始作俑者相提并论)。

有关孔融,还有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典故。

孔融十岁,随父到洛阳,时李元礼有威名,登门者须隽才之士或有清誉,又或是中表亲戚,阁人始肯通传,孔融独自到李府,向门官言道:“我是李府君亲。”门官为他通传后请人府相见,李元礼问道:“君与仆有何亲?”,孔融对日:“昔先祖仲尼(孔子)与君先人伯阳(老子)有问礼之谊,是以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李元礼及在座宾客莫不奇之。时有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得闻此事,便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能佳。这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却是对孔融的不以为然。没想到孔融应声答道:“想君小时,乃当了了。”

这里用了一个歇后手法,意思说陈韪现在是“大未必佳”。陈韪遭此反击,大为尴尬,一时语塞。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句话堵得名士张口结舌,孔融才思之敏捷,实在令人赞叹。

但是孔融的神童段位,仅仅停留在辩捷的层次上。而这种没有智慧作后盾的辩才,除了得罪人之外,于人于己,实在没有更好的用途。孔融成人之后,先后担任过北海相,青州刺史,少府,大中大夫等职。在职期间,除了空发议论,作一些修复城墙重建学校的形象工程之外,基本没干过什么足以证明他有政治才能的事。

大凡能说会道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对于干活的人总是指手画脚一百个不顺眼,孔融也没跳出这个窠臼。他依附于曹操的翼护下,得以在盗贼蜂起的军阀割据时代作着“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香梦,但是对于曹操的政策却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如果说他劝阻曹操伐刘备是“兴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虽然迂腐但是还带着点为天下计的味道,那么他为讽刺曹丕纳甄氏而编造的“想当然”的故事,就纯粹属于徒逞口舌之利,完全是过把瘾就死的嬉皮士心态。

三国时代的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通常有着惊人的耐性,但是曹操的耐性终于还是被逼到了极限。公元2,曹操把孔融满门抄斩。当时还有一个令人凄然的花絮:孔融被捕的时候,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专心地做着某种游戏。孔融还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问使者:“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能不能放过我的孩子?”没想到他儿子秉承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和早慧特征,慢慢说道:“父亲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两个小孩子口中造出的。从这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孩子在遗传了他的口才基因之外,还有着超乎他上的非凡见识。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二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

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

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

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

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

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9的西汉了。

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

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1米的环首刀。

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300年时光直达隋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

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

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

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

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

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

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1米长的单手刀,到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贪腐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

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

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

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

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

于是战国便有了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

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

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

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

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

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

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3米。

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

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

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

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

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

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

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

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

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1-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

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

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

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

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

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

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

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

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

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三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政权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苏铜山丘湾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

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

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

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

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

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

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潍西、鲁中的商文化,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鲁南与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但由于淮夷与商交往日浅,其地又非商王朝经营的重点,所以淮夷的皖西类型、斗鸡台类型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相对较疏远。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

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四

水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水运更具突出的价值.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发展水上交通事业,而且较早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的.能力.利用江河湖海自然条件乃至举全国之力开挖人工运河以济不通,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苦心经营的要务.

作者:金戈作者单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天津,300170刊名:海河水利英文刊名:haihewaterresources年,卷(期):2003“”(4)分类号:b21关键词:水交通占代中国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五

政治哲学就其核心论题而言,很重要的是探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边界及其相互关系。自然权利理论认为,个人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和社会存续都是为着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应该是历史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确认:“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霍布斯说,“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2]洛克则进一步指出,当属个人自然权利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容任何别的人侵犯。自然权利理论介入政治哲学问题,包孕并展示如下三个递进原则:

再次,有限政府原则。政府原本就是为了以个人自然权利的实现者或保障者身份而出场的。因此,侵犯个人自然权利,必然使国家权力与政府仅有和能有的合法性消失殆尽。契约论认为,人们之所以订立契约集合成国家,不外乎是对一种合乎契约精神的、能带给人安全、自由、平等与财产权保护的政治秩序的吁求。

看得出来,上述关于自然权利理论介入政治哲学的三大原则的简单罗列,旨在为政治哲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一个基于人学考察层面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论证。三大原则事实上包孕并体现着如下思想语法:个人是唯一“实体”因而具有本原性;社会与国家都是实现意义上的,即都是为了个人权利之“自然性”的实现,因此具有生成性。进一步从方法论角度看,三大原则支撑和发酵的自然权利理论,还提供了规避国家作“恶”和社会陷入“恶循环”的两条路径:一是以权力(power)制衡权力路径,二是以权利(rights)制约权力路径。前一路径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之“三权分立”奠定了基础,后一路径为资本主义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行为做了舆论先导。与之相应,我们需要警惕两种路径潜在的制度陷阱:前一路径往往导致政府内耗严重、产生不了有效政府和真正负责任的顶层设计;后一路径可能导致政府只关注形式权利,忽视实质权利,最终导致无所为或不敢作为行为。

人性假设逻辑。

哲学史上,基于对人性善恶不同的道德判断学说,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两种方向相反乃至尖锐对立的政府观。一种以性善假设为基础的政府观,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也应该是追求终极的至善。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社团(城市社团)所追求的目的应总是为了完成人类最高而最广的善。一种以性本恶为理论支点的政府观则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应该是一种避免大恶的作业历程,即国家与政府的存在就在于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想法设法去除“不可避免的大恶”。

回观历史上曾经的政治实践,我们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进行如下理论澄明乃至信念积聚:

首先,政府的权力尽管必需,但权力本身却异常危险。人们不应该将自身的全部身家性命托付给一代“圣主明君”,即不应该全部寄望于善性从而全能政府上。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防恶才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最佳的政府当是与人的恶本性相匹配的有限政府。因此,我们认为,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抑制人性中的大恶,从而激发和唤起人性中的各种善潜能;也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足够强大到不仅完成其基本职能,而且又不越俎代庖,危及他人的基本权利。

其次,善恶说本身并无好坏区分,但在此基础上所推论和选择的社会治理与政府建构模式,却因时空的变异而同时显现出程度不同的捉襟见肘的尴尬困境。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善假设及其政治逻辑发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恶假设及其政治实际运作,本无可比性,但伴随时空在历时态嬗变中的共时态呈现,两种相应国家观及其政府模式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各自的先天不足。因此,我们有了下面的学理识见:对于人性,我们不应停留在抽象谈论层面,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建基于不同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中西不同国家观及其政府模式,我们理应秉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论原则。

第三,在性善假设与性恶假设的单向度矛盾思维模式中难以孕育政治哲学之人性根基。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人兼有善恶双重本性,即为善和作恶。既如此,制度设计也就必须充分考虑善恶之双重本性,既要扬善,又要制恶,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当然不例外地要考虑到这一点。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道德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又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必须坚持去恶优先原则;而在实践层面,民主政治建设势必要将自律和他律的双向规制进行到底。

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完全依赖和建立在人性假设(无论善恶)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体制,都是不自足、不完善的,而是需要彼此互补、相互支撑的。据此我们认为,只有把法律制约与道德激励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克服人性的先天不足;只有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

有限理性理念。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六

人们的政治行为隐含着一系列的价值取向。如果说政治科学的基本任务,是在客观地描述政治行为过程的基础上揭示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那么,政治哲学就是单刀直入政治价值的领域,对这些行为的价值取向进行规范的解释。在政治哲学的论坛上,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制度主义、社群主义等流派,这些流派对权利、正义、公平、程序等政治原则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的实质是价值之争。

政治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是由价值链条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厘清这些价值及其内在关联,是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关这些价值的判断及推理,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体系。在这个范畴体系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权力、分配与公平、程序与合法性。这些范畴的基本内涵以及关联性,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自由与秩序(libertyandorder)。

在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中,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也许应该被置于最高的价值层次。然而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高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有多少罪名假汝名进行!”罗兰女士关于追求自由有危险的观点为很多人所赞同,但是对自由本质及其价值的认识却不能获得大家一致的赞同。[1]实际上,人们对政治价值及其排序(priority)的认同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从语义逻辑的角度解构和调适这些冲突,应该说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任务。

现实政治冲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人们对政治价值及其排序的各持一端,沟通不了,妥协不成。就政治价值本身而言,它们不应该是断裂的,而是内在和谐的整体。自由就是这个整体的起点和归属。这个观点符合马克思的基本主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劳动是人的社会类本质,而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由,因此自由是人的社会类本质。既然自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那么自由就是人类行为(如劳动)的出发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自由的价值特别是重视实现每个人的政治自由,这就是从资本对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当然,马克思主义把自由的实现寄望于那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归属。就政治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对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专制权力(absolutegovernment)进行防范和约束的要求。无论如何,自由提供了社会大众及边缘群体诉求权利、抵制强暴的正当理由。因而自由往往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话语。然而,自由又是与一定社会秩序相联系的权利运动,这样的权利运动,要么是暴力革命,要么是点滴改良。因此,自由又可以成为社会精英的政治动员口号。

自由的理念不是横空出世而来的,而是历史经验发酵的产物。然而,人类所记载的历史比比皆是对专制暴政的控诉,个人的历史经历也往往是对专制权力的痛苦回忆。因此,那些呼喊自由的人们,他们的一个潜意识就是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悲怆历史的重演。人们诉求自由权利的政治行动,既是现实权利的诉求,也是对一种良好社会的寄托。因此,自由概念的争议性质,不仅在于解释者的社会背景及其个体经验的差异,还在于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以及未来的憧憬都大相庭径。

[1][2][3]。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七

【典型例题】。

例1“仁”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进步意义主要是。

a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b抑制统治者的暴政。

c成为各国变法的理论依据d奠定“非攻”主张的思想基础。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对重要历史概念的分析理解能力。春秋时孔子最早提出“仁”的思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以缓和阶级矛盾,所以说其进步作用在于抑制统治者的暴政,而不可能成为推动各国变法的理论论据,所以可排除选项c。选项d体现的是墨家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所以“仁”的思想不可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a项排除。

【答案】b。

a儒家b道家c法家d兵家。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再认历史事实和阅读、分析理解历史史料的能力。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读懂材料,本段材料的意思是如果仅以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要能免受刑罚,但没有道德意识。如果用道德和礼来对待百姓,则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力。这句话体现了儒家的德政理论。

【基础练习】。

一.选择题。

1.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他所指的“礼”是指。

a和谐的人际关系b礼貌待人。

c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d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c。

2.下列观点符合儒家学派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是。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因桀亡”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a。

3.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对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是。

a“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b“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c“知之为知之”的学习态度d“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a。

a启发诱导b因材施教c学习思考相结合d择优而教b。

5.称誉孔子为“万师世表”的皇帝。

a汉武帝b唐太宗c康熙帝d乾隆帝c。

6.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保存在。

a《书经》b《礼经》c《论语》d《春秋》c。

7.老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精华部分是。

a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b小国寡民的理想。

c唯物主义思想d朴素辩证法思想d。

8.《老子》中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段话体现了其。

a辩证法思想b无为而治的思想。

c“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d以柔克刚的思想a。

二.问答题。

9.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贡献分别是什么?

9.(1)思想方面: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是“仁”,“仁即爱人”,统治者要体察民情,提出遵循“忠恕”之道实现“爱人”。其思想核心之二是“礼”,主张通过“克己”实现“复礼”,他理想中的“礼”是西周时的等级名分制度。(2)政治方面:提倡“为政以德”,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3)教育方面: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因材施教”,对学习方法上要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知新”,把学与思相结合等。(4)文化事业: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10.老子的“道”是指什么?

10.老子将“道”抽象化,认为“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天之前已有“道”,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它无形无迹,玄秘莫测,是无意志、无为的自然本体。

【能力测试】。

一.选择题。

1.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最能体现他赋予“爱人”以教育涵义的主张是。

a因材施教b已所不欲,勿施于人c有教无类d诲人不倦c。

a有教无类b因材施教c温故知新d择优而教b。

3.下列表述能够反映孔子思想核心的是。

a“克己复礼”,“贵贱有序”b以爱人之心调解和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c“民贵君轻”,“政在得民”d主张逐步改良认为历史是不断演进的b。

4.“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这种观点属于。

a孔子的“仁”学思想b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

c老子的辩证法思想d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d]。

a儒家b法家c道家d墨家c。

二.材料解析题:

6.阅读下面的一段材料,回答问题: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请思考:儒家学派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7.儒家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是因为:它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1)在天道观上,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2)在历史观上,以变通来适合形势的发展;(3)在社会伦理观上,能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4)在修身治国方面,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因此儒学以他的灵活多变性,人性化和实用性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八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礼记)。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陆游。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易经)。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屈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春秋)。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九

1)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唐·元稹〈离思》)。

2)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张继〈枫桥夜泊》)。

3)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

4)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唐·秦韬玉〈贫女》)。

5)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僧云览诗中之句)。

6)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唐·许浑咸阳城东楼〉)。

7)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唐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

8)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宋·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

9)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10)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11)雪消门外青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宋·欧阳修《春日西湖记谢法曹歌〉)。

12)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宋·欧阳修〈伶官传序〉)。

13)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柳永〈凤栖梧〉)。

14)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15)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宋·司马光〈训俭示康〉)。

16)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王安石〈泊船瓜州〉)。

17)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宋·王安石《登飞来峰》)。

18)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宋·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19)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宋·苏试《后赤壁赋》)。

20)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宋·苏试《水调歌头》)。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十

1)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唐李白《行路难))。

2)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唐·杜甫《曲江》)。

4)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唐·杜甫《登高》)。

5)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

6)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7)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唐·杜甫《月夜忆弟舍》)。

8)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唐·杜甫〈蜀相》)。

9)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

10)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

11)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唐·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12)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

13)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唐·杜甫《茅屋为秋凤所破歌》)。

14)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题诗后〉)。

15)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孟郊《游子吟))。

16)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唐·韩愈《调张籍》)。

17)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唐·韩愈《原道》)。

18)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唐·韩愈〈进学解〉)。

19)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韩愈《调张籍》)。

20)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叫天下白。(唐·李贺《致酒行》)。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十一

摘要:在我国语文教学而言,朱自清先生对于语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他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语文教育的多个层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从而使当时的语文教学工作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具备较强的独创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具备严谨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能够较好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较强的开拓性精神和价值,即便是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时期,其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现代中学;语文教学。

语文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设置最早的一门学科,从小学阶段直到高中毕业的期间,学生一直都要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以至于学生和教师对于语文课都不敢掉以轻心,将其作为学习阶段的重要基础性学科。而国家在语文学科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我国目前的改革现状仍不令人满意。谈及目前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几乎能列举出各种各样教师存在的问题。例如教学模式过于机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动和乐趣性、缺乏启示性和激发性等,从而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进而出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不良因素,最终使得整个课程的教学计划难以完成。

一、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

对于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统一是其最大的特点。朱自清极力驳斥传统观点将语文学科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对待的态度,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应该以人格教育为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为目标,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感情培养等多种需求。在师生关系中,朱自清强调要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教师在其中应该处于辅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阅读、写作、语言训练等多方面都应该融入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朱自清语文教育的内涵所在[1]。在其理论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对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共同体。如果单纯考虑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将语文的额绚烂多彩的内涵以及独具一格的魅力抹杀,同时也会给语文教学工作带来形式化的不良影响;如果单纯考虑其人文性特点,又会产生对基础性知识和读写能力等环节的弱化,同样也不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因此,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础,也是推动语文教学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内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续和发展,同样也是实现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两者的融合发展对于提高现代语文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应该坚持两者兼顾的原则,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

1、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的习惯,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通过开拓出多样化的学习渠道,构建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在中学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通过人际交往已经掌握一定的听说能力。在进入学校学习后,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而且可以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等多种语言环境,来实现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有实践研究表明,语文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课后的自主学习来强化其语言运用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课外学习的重要性,只是将学习途径局限于课堂之上,视野范围仅停留在教科书之上,忽视了课外阅读。这样使得语文教学比较封闭,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2]。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借鉴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学生去自助也与,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感悟,积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语言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升语文能力。

2、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语文教学也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培养学生认识世界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学科,可以培养人们学习知识,认知文明,有着比较高的功用价值,主要是培养人们的独立思考,促进人们发散思维进行创造性地想象。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在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显得更加的重要。中学生正在处于思想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思维比较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借鉴朱自清的思想,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设计出符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同时要对课堂进行监督,使得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效果[3]。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教学理念之下,语文教学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传和死记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师应该通过积极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和思考,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究、创新和研究,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工作之中。语文学习作为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就需要学生在探究、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培养语文习惯和语文能力的过程,实现其培养学生人格的目标。根据这层意义,朱自强的语文教学理念中的教学目标无疑和现代语文教学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必然会对现代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2]马萍.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j].作文成功之路(中旬),,(3):94.

[3]张锦艳.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d].扬州大学,.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中国哲学论文(实用12篇)篇十二

水,作为大自然中最普遍的`物象和生命之源,孕育和滋养了中国古代哲学.“水,万物之本原”,在自然宇宙生成论中,水曾经被作为世界万物的“质料因”.“上善若水”,在老庄哲学中,水被看作是“几与道”.“智者乐水”,在儒家哲学中,水又被看作是事物变化和人类品德的象征.

作者:金戈作者单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天津,300170刊名:海河水利英文刊名:haihewaterresources年,卷(期):“”(1)分类号:b21关键词:水古代哲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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