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

时间:2023-10-31 作者:ZS文王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

思想是我们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对未来希望的展望,它指引着我们的方向和目标。这里汇聚了各种思想的智慧和见解,以下是一些思想的精华,与大家一同分享。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干好一切工作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在班级管理工作中,也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提高班级管理的科学性,克服盲目性和经验化。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指事物自身以及事物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人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贯串于事物发展的始终。即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通俗地说,就是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两个方面,都有两点,因此,必须坚持两分法、两点论,全面地看待问题。

在班级管理工作中,也存在着两个方面,即学习和常规,两者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首先,学习和常规管理相互促进,相互依赖。抓好常规,可以为学习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课堂和自习纪律,午晚休,教室和宿舍卫生,等等方面,管理好了,就为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反过来,一个班级学习风气好了,学生精力、注意力用在学习上了,常规的一些方面自然而然也会好起来。比如,课堂和自习纪律、午晚休。其次,学习和常规也存在对立的一面。比如,打扫卫生,一方面为学习创造了整洁的环境,但是客观上总是要花费学生一些时间的。但反过来,就是不打扫卫生,学生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学习,并且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明确了学习和常规管理之间的关系,就要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好常规管理的“度”。做到学习和常规的有机统一,相互促进,避免两者的对立,也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个道理给学生讲通,学生思想上很容易接受。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班主任适当的督促及同学之间的相互提醒和监督,自习纪律、两操、教室和宿舍卫生、午晚休等常规管理工作就会好管得多,也定会有大的改善。常规的`井然有序,反过来会促进学生的学习,形成学习和常规管理的良性循环。

唯物辨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矛盾,其中有一个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叫做主要矛盾;其他不占支配地位、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这就要求处理复杂事情时,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有利于事情的解决。要搞好班级管理工作,就必须准确定位班主任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自己工作的重点是什么,不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更不能平均用力,眉毛胡子一把抓。

这就要求班主任工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确自己该做什么,该管什么,哪些事情可由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避免保姆式的一切都管和“大撒把”两种极端。要正确对待学生的错误,从学生的身心特点来看,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并且学生犯错误大多由于认识问题,而非品质问题,要给学生改正错误的机会,帮助学生自我教育。这样既省劲,又有好的效果。培养好的学风、班风,是班主任的根本任务,班主任必须抓住这个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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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二

1.简述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首先,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第二,实践为认识提供了可能。第三,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第四,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其次,认识对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正确的理论对实践活动起促进作用,错误的理论的作用则恰恰相反。

2.简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首先,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坚持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关系,就是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

其次,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和深化为理性认识。只有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满足实践的需要。坚持了这一点,就是坚持了认识论的辩证法。

最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相互包含。

第四,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实践。

3.认识过程反复性和无限性的原因是什么?

造成认识过程反复性和无限性的原因是:

第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从主观方面说,人们总是受到自己认识能力和实践活动范围的限制。从客观方面说,受到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客观过程的发展和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事物的本质有一个显露的过程,人的认识也就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从人们具体的认识过程看,当某一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经过多次反复,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想的结果,就算完成了。然而,对于认识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并且也永远不会完成。因为物质世界及其发展是无限的。

4.简述真理的绝对性和真理的相对性辩证统一的原理。

第一,具有绝对性的真理和具有相对性的真理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包含的。一方面,相对之中有绝对,绝对寓于相对之中;真理的相对性之中,也包含着绝对性的颗粒。另一方面,绝对之中有相对,真理的绝对性通过相对性表现出来,无数具有相对性的真理之总和构成具有绝对性的真理。

第二,具有相对性的真理和具有绝对性的真理又是辩证转化的。真理永远处在由相对向绝对的转化和发展中,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

5.简述真理和谬误的辨证关系。

首先,真理与谬误是对立的。就一定范围、一定客观对象来说,真理就是真理、谬误就是谬误,二者有本质区别,不能混淆。

其次,真理与谬误又是相互联系的。真理是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谬误也就无所谓真理。再次,真理的发展也是通过与谬误的斗争来实现的。

最后,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6.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之所以能够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

首先,从真理的本性看,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它的本性在于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既不能是思想理论本身,也不能是客观事物,而只能是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社会实践。

其次,从实践的特点看,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一般说来,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原来预想的结果,那么人的认识就被证实了,就可以称之为真理性的认识;如果失败了,并且不是由于认识之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那就是错误的认识。

第四专题。

1.为什么说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首先,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

其次,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全部社会生活。

最后,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更替和发展。

2.什么是社会存在?为什么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也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表现在:

第一,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内容的客观来源,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

第二,社会意识是人们社会物质交往的产物。

第三,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社会意识也相应地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和发展。

3.简述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及其表现。

社会意识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即它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还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形式和规律。主要表现在:

首先,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进步的社会意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推断未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落后于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则阻碍社会的发展。

其次,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各自具有的历史继承性。

最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先进的社会意识,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4.简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原理。

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首先,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

第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它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5.简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原理。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辨证统一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更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并决定着其变革的方向。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服务,确立或维护其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上层建筑这种反作用的后果可能有两种:当它为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反之,就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

6.简述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

其次,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决定着社会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最后,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

7.简述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主体是广大的劳动群众。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精神生产活动的主体也是人民群众。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并改造着社会关系。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三

当代认知科学是认识论自然化的结果,其许多思想都可追溯到近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近代唯物主义把人比作机器,用机器模型说明人。认知科学则把心灵类比于计算机,然后按照计算机的模型来说明心理的运作。认知主义认为,心理的运作方式和计算机的工作方式都是对信息的加工;在本体论层次上,二者都具有物理符号系统存在,都是通过操作物理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完成逻辑推理等认知的任务;二者都探讨了认知的本质,认知的机制。因此,认知主义认为,根据相关自然科学原理及物理符号系统,可以说明人的感觉、知觉、推理等认知现象。笔者通过梳理近代认知思想的相关历史,阐明认知科学的许多思想在唯物主义认识论那里已有雏形。

今天认知科学要解决的“认知的本质是什么?”“认知机制如何?”等问题,实际上可追溯到近代唯物主义认识论要回答的问题:“知识的本质是什么?”“获得知识的机制怎样?”等。认知主义用机械性方式解释这些问题,并以机械性模式说明人的认知思想。这类机械性解释模式在近代唯物主义那里已经存在。

近代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需要认识更多的自然对象,迫切需要当时社会解决如下问题:第一,知识来源于哪里?第二,知识产生的机制怎样?经院哲学用灵魂说明人的知识来源和认知,不能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由此经验主义应运而生。培根提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对象及其规律;知识是人认识外界对象的结果,能够正确地反映自然。马克思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马克思在相关著作中对近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批判。根据当今认知科学,结合马克思的评价,我们知道近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已经萌发了认识论自然化思想,认知主义只是认识论自然化的必然结果。

近代唯物主义发展了古代原子的认知思想。古代原子论对原子概念是不清楚的,他们对原子仅是一种猜测。机械唯物主义借助自然科学的原子概念,特别是当时的化学和物理学提出的原子思想,构建了自己的哲学基础,并且广泛采纳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素材,同时把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纳入唯物主义反映论。典型的是培根的工具论。培根以光的反射和入射等为类比,机械性地说明认知活动。在这方面,培根、洛克等人把实验科学中的方法移植到哲学,并固定化、模式化,且由此机械地解释认知。实际上,当今认知主义是典型的原子模式认知,符号相当于认知活动中的原子,基于计算规则用符号构建语句,然后由语句构建为认知系统。这些思想只是近代原子思想在认知领域的具体化。

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进一步发展了运用机械性模式解释人及其认知的思想,他提出人是机器的思想。他认为,人作为机器只是比动物多了几个轮子,多几根弹簧之类的东西而已。他说,“身体不是别的,就是一架钟表”。拉·梅特里认为心灵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上帝是骗人的把戏,在现实中只有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是由物质构成的;对于人而言,只有一个由物质构成的身体。他指出,“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里只存在着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种变化”。由此可知,按照他的思想,这个实体可以是树木、鱼类、老虎、人等等形式存在于世界中。那么人的认识能力怎么样?他认为,思维是有机体的一个特性,和物质的广延性等都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人是机器,和人能够感觉、能够思想是没有任何矛盾的,这只是人作为一台机器对外界对象的反映而已。他说,“人是机器,但是他感觉、思想、辨别善恶……。这两件事是并不矛盾的”,并且“我认为,思想和有机物质决不是不可调和的,而且看来和电、运动的能力,不可入性……,是有机物质的一种特性”。按照这种思想,心灵既可由有机体构成,也可有由其他材料构成,即心灵可由不同的材料构成。认知主义关于“心灵可多样性实现”的思想在近代唯物主义那里已经有了胚芽。由此可知,认知主义的隐喻纲领,“心灵之于软件形如身体之于硬件”,只是把“人是机器的思想”放到当代计算机世界的语境中加以刻画而已。在计算机中,硬件之间的关系是机械的关系,软件也通过原子式的符号以机械的方式构成,即符号之间的关系纯粹是物理性的机械关系。

洛克进一步发展机械性模式解释人及其认知的思想,他提出白板说。洛克认为心灵如白纸,心灵里面的一切都是外界机械作用的结果,认知活动是机械的活动。这种白板的思想和当今关于将程序写入空白计算机芯片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类同的,并且二者都是以机械的方式运作的。洛克认为,认知过程是从经验到简单观念,再到复杂观念,最后到理论的过程,只有量的发展,没有质的跳跃。关于主体的认识,洛克探讨的重点不在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他认为认知过程,不管是在感性认识阶段,还是在理性认识阶段,认知的性质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认知发生量的变化。任何复杂观念都可以还原为简单观念。当今认知主义的认知过程实际就是由符号构成语句,由语句构成子程序,再由不同子程序构成大程序的思想。它和洛克的简单观念构成复杂观念是一样的。按照机械运动,如果要解释一些非机械运动的事物时,比如,认知运作过程,那么需要把它还原为物理化学运动。但是,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对于那些不能还原为机械运动的现象,洛克需要假设一个外力来推动事物发展。认知主义也需要一个外力,即认知主义需要程序员进行编码。

在认知主义的计算机模式中,计算机的芯片形如白纸,没有任何东西,即按照认知主义,人的心灵在开始时是空白的,不存在任何东西。那么心灵如何产生?因为芯片被写入相应的符号,符号是原子式的经验;然后由符号构成语句,语句就是一个简单观念;然后多个语句构成程序,程序就是复杂观念;最后形成认知系统。因此,认知主义的建构模式只是洛克的模式在计算机语境中的重新表述。

二、心灵是符号系统的思想原初。

当代认知主义把心灵类比于计算机,提出心灵是由符号构成的认知系统的思想。这些思想在近代唯物主义者那里已有雏形,特别是霍布斯那里,其相关论述均认为心灵是由符号构成的。

霍布斯提出了一个弱的物理符号主义的雏形。他继承了培根的哲学立场,并坚持和发展了培根的反映论思想。他说,“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都是我们所谓的感觉”。霍布斯坚决反对宗教的“灵魂认知思想”,在他看来,上帝、灵魂之类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人类的心灵除了感觉、思维和思维序列之外便没有其他运动了”。因此,按照霍布斯的观点,人的认知并不是上帝的作用,也不是灵魂的作用,而是感觉器官受到外界对象作用的结果。他在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坚持心灵的反映特性,提出了心灵是一个符号系统的思想。

在霍布斯之前,笛卡尔早就把机器模型和动物联系在一起,并试图用机器模型说明动物的行为。后来,拉·梅特里直接把机器和人等价起来。拉·梅特里说,“人体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按照这种思想,如果我们了解机器的相关运动和原理,就可以用来解释人的运动,包括心理的运动;并且,如果我们了解人的各种心理运动和行为的原理,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原理制造出能够思维的机器。因为,从形而上学层次看,人是物质的,作为物质的人是能够思维的,并且人的这种思维总是遵守某些自然法则。据此类推,机器也是物质的东西,如果某个机器,它遵守和人思维一样的自然规律时,那么这个机器必然表现出感觉、思维等能力。那么作为一架机器,人为什么能够思维?霍布斯认为,因为人的心灵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系统。他说,“语言或其他意志符号在人或任何其他有构思能力的动物心中所引起的想象通称为理解”。他认为有机体心里面有符号,而且认为人的心理运作,或动物的心理运作是可以通过符号进行的。当然,在本体论层次上,笔者认为,霍布斯不一定如当今认知主义那样承诺心灵里面确实有某个符号。亦即,按照霍布斯的观点,不是所有的认知都基于符号进行。霍布斯说,“在个别的事物中,推理是可以不用语词进行的。比如我们见到某一事物后,推论它前面所出现的事物是什么,或后面将随着出现什么事物时,情形便是这样”。这表明,有些认知并不需要符号。由此可知,如果不是所有的认知都以符号为基础,那么符号就没有在本体论层次上得到绝对的承诺。从上述可知,在认识论层次上,霍布斯认定人们或其他动物是通过操作符号来处理感觉器官等传来的各种信息的。然而,霍布斯的符号的操作纯粹是按照机械力的相互作用展开的,符号下面的物理结构怎样?他没有说明。对此,拉·梅特里有所说明,他认为,符号的物理结构应该和一般器件的物理结构一样。拉·梅特里说,“心灵的一切作用既然是这样地依赖着脑子和整个身体的组成,那么很显然,这些作用不是别的,就是这个组织:这是一架多么聪明的机器!因为即使唯有人才分享自然的法则,难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机器么?”我们可以从这看出,机械论认为,不管是物质器件,还是符号,只要按照自然法则制造出如人那样的机器,那么这个机器便可以思考了。

从当今认知主义范式看,霍布斯是一个彻底的计算主义者,结合他对于语言符号的思想观点以及关于人的认知机制的相关思想,他的理论确实蕴含着一个弱的符号主义。反过来说,认知主义的符号思想只是霍布斯符号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认知主义的思想深度和广度都没有超越霍布斯的.符号思想。当然,这个符号主义之所以是弱的,是因为霍布斯的著作中并未如当今物理符号主义那样在本体论层次上承诺了符号的存在,他主要强调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应该用符号。因此,哲学家郝格兰才把霍布斯称为“人工智能之先祖”。另外,许多人工智能的思想也可以追溯到拉·梅特里的关于人是机器的思想。然而,拉·梅特里主要是从生理学和医学等角度论证他的观点,并没有详细论述机器产生思想和认知的途径和机制,所以,如果从人工智能的角度看,他的贡献小于霍布斯。

认知主义关于符号的思想与近代唯物主义也有不同。前者认为,符号具有“关于性(aboutness)”的性质,即符号具有意向性的特性;认知只能是主体运用符号向外投射的过程,并且符号所投射的东西与真实的客体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霍布斯等唯物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说,“感觉是人类身体的器官和内在部分中的运动,是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事物的作用引起的”,并且认为认知主体的环境以及相关因素影响着认知主体及认知结果。他说,“影响感情的事物的名词,也就是使我们感到愉快或不快的事物的名词,由于同一事物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发生相同的感情,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使同一个人发生同一种感情,所以在人们一般的讨论中,意义便是不固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主体的认知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心灵是符号的,那么心灵如何运作?霍布斯认为认知的本质就是计算,当今认知主义直接把这思想应用于认知科学,认为“计算”就是对心灵里面的符号的操作。莱布尼兹发明了二进制,并且利用二进制设计了一台可以完成数码计算的计算器。后来,许多学者沿着莱布尼兹的方向推进了计算器的研究,并获得了很多成功经验。这些思想对当今认知主义具有重大的影响。当代认知科学以计算机为隐喻,提出心灵计算性的思想,实际上,在唯物主义那里已经有了“人是机器”与“人的推理,思考等心理过程都是计算”的思想。霍布斯不但在认知本质上坚持唯物主义,还提出了认知的计算性观点。他说:“所有的物体都可以……列入计算。”由此,笔者认为当今福多等人的计算思想在哲学层次上和霍布斯是一脉相承的,其哲学深度和广度都没有超越霍布斯。

霍布斯提出了符号逻辑的可计算性。“……这些运算法并不限于数字方面,而是所有可以相加减的事物全部都适用,因为正象算术家在数字方面讲加减一样……逻辑学家在语词系列、两个名词相加成为一个断言、两个断言相加成为一个三段论法、许多三段论法形成一个证明以及从一个三段论证的总结或结论中减去一个命题以求出另一个命题等方面,也同样讲加减运算。”这里表明,霍布斯的计算概念既包括数字的计算,也包括非数字的符号之间的操作与结合等的逻辑运算。确实,今天的人工智能不仅能处理数字,而且能处理非数字的资料。从计算的概念上看,当今认知主义的计算概念本质上等价于霍布斯的计算概念。

按照霍布斯的思想,一些非逻辑性的认识也可以进行计算。所有的知识和观念都起源于人的感觉,人的观念就是外界事物在人的心灵里面的“影像”。他坚决用机械运动和数学解释一切想象,在他这儿,几乎所有事物都是可以计算的。他说:“政治学著作家把契约加起来以便找出人们的义务,法律学家则把法律和事实加起来以便找出私人行为中的是和非。”对于霍布斯而言,除了数学的数字可以计算之外,逻辑、历史、法律、政治和人的感情、喜怒哀乐等都可以计算,一切可以用语言符号表示的东西都可以计算的。比如,关于计算的最常见一种方式,霍布斯指出,“根据以上所说的一切,我们就可以界说或确定推理这一词在列为心理官能之一时其意义是什么。因为在这种意义下,推理就是一种计算,也就是将公认为标示或表明思想的普通名词所构成的序列相加减;我所谓的标示是我们自己进行计算时的说法……”。由此可知,凡是可以用符号表示的事物都可以计算的。可以说,霍布斯的许多思想是当今计算主义的开山鼻祖,是人工智能计算思想的始祖。

霍布斯进一步从计算角度阐述人的感觉和思维的过程与机制。从《利维坦》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人的心理运作和机器的运作等价起来,并且试图以机器运作的机制描述和阐述心理的运作。他说,“每一思想都是我们身外物体的某一种性质或另一种偶性的表象或现象。这种身外物体通称为对象,它对人类身上的眼、耳和其他部分发生作用;由于作用各有不同,所以产生的现象也各自相异”。这和当今的认知主义很大程度上类似。认知主义认为,人心理有表征存在,感觉器官接受外界刺激产生感觉数据,这些数据和心理的表征进一步发生作用,从而产生认知。在霍布斯看来,“感觉的原因就是对每一专司感觉的器官施加压力的外界物体或对象”。霍布斯认为外界对象通过机械力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引起人的感觉器官的相关因素运动起来,并且传出相关的机械应力。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压力通过人身的神经以及其他经络和薄膜的中介作用,继续内传而抵于大脑和心脏,并在这里引起抗力、反压力或心脏自我表达的倾向,这种倾向由于是外向的,所以看来便好像是外在之物”。

霍布斯把主体看作是被动的、机械性的反映,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形如两个物体之间的机械因果关系,因此,他认为知觉等过程形如机械运作的过程,机械运作可以计算,人的知觉等也可以运算。

由上可知,认知主义的心灵符号性与计算性在近代唯物主义认识论那里已经有思想的雏形。近代唯物主义对当代认知科学,特别是心理学领域有巨大的意义。它摧毁了宗教从灵魂论探讨人的认识的理念,并且引导心理学走向经验研究,为心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基础,对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认知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四

音乐教育是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对学生自身素养、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等提高都有较大的帮助。然而在我国正如火如荼进行全民音乐教育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如灌输式教学理论、应试性教学制度等。这对国民接受音乐教育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阻碍了音乐教育的发展。

这些问题都归结于对音乐的认知程度还不够。因此,在认知心理学向艺术拓展的背景下,文章站在认知心理学的视角下重新诠释音乐课程和教育理论,从认知心理学中得到对音乐教育的新启发,以尝试构建音乐教育的良性循环机制。

1967年,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设立了“零点计划”的研究项目,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哲学和心理学在人体符号上存在的缺陷,所谓人体符号即音乐、诗歌、美术等。这些符号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人类的心理有特殊的影响,对艺术概念和学习也产生了新的观点和启发。“零点计划”的理论基础是形成于这时期的认知心理学,计划的实施意味着认知心理学拓展至艺术领域。艺术类别中的认知主义表现在:艺术不是作为知识存在,而是大脑活动的一部分。

即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能够用抽象的形式表达出喜悦、悲伤等心理状态,而艺术“读者”也能够分辨并且明白这种抽象表达。20世纪70年代后,“零点计划”研究转向学前至大学阶段的艺术教育,并获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艺术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论证了艺术对人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零点计划”在心理学、教育学,尤其是艺术教育观念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形成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目前该理论在我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与传统智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前者加入了心理和行为,产生了音乐、人际关系、空间信息等更多元化的自我认识。

音乐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被证实为人类智慧的形式存在,为音乐教育方向点亮了一盏明灯。认知学习理论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之一、其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其基础上丰富了学习过程方面的研究。

认知学习理论强调意识的重要性,学习的过程:提出学习者是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认为主体的学习效果除了已有的知识水平、认知结构之外还包含外部刺激和个体主观意识;思考、认知等意识性活动在学习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创造力;重视主体内在强化的作用;强调心理和外部环境对主体学习的影响。认知学习理论就是照亮音乐教育前方的明灯,对音乐课程和教学理论有很大的启发。

二、认知心理学与音乐教育。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启发,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应该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刺激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创造能力。同时,创设有利的音乐教育环境,开放的音乐课程,进而发展音乐教育,提高教学成果。

(一)认知心理学对音乐课程的启发。

第一、开设音乐课程,完善音乐课程。在我国中小学当中普遍存在忽视音乐课程,重视文化课程的“应试体态”。除了一些艺术生之外,文化生几乎与音乐隔绝,这直接阻碍了学生对音乐进行认知行为,也构成了中小学跨越大学的音乐教育断层。音乐教育是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如此状况下根本无法实现全民音乐教育的愿望。大学中尽管开设了音乐课程,但仅仅只是单线条的存在,在课程结构上并没有把学生的心理需求考虑进去。

中小学缺乏对音乐的认知能力,大学音乐教育又未考虑这一因素,课程结构设置较难,导致大部分的学生对音乐课程不太满意,进而失去兴趣。大学的音乐课程应该根据普遍大学生对音乐的认知能力,由浅入深、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地进行。课程内容也不能只停留在音乐欣赏方面,应该结合一定的理论知识,调动学生思考和分析的主观能动性,使其通过音乐认知世界。

第二,音乐教材的极端性。在中小学中不乏在课余时间进行音乐教育的学生,但是这些学生接受音乐教育很多都不是出自主观意愿,而是把音乐作为一种知识,为了接受家长、教师、社会的考核而学。进而也就有了音乐考级一说,所配套的还有考级教材,完全将“应试教育”搬到了音乐教育中。考级教材尽管是专家为不同程度的音乐学习者所精心编写,但是从认知心理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习者的行为意识,更不用强调学习者的创造能力。而普通高校中,则缺乏相对应的音乐教材,有些教师要么凭个人喜好选择教材,要么直接把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作为教学内容。教材的极端性使普通高校的学生无法接受适合自己的系统音乐教学,造成不良心态,形成恶性教育机制。教育者应该努力编写适合音乐教育各个阶段的教材,其目的主要调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让其对音乐进行不同阶段的认知,而非目的性的应试。

第三,开放性“音乐课程”。这种课程的形式自由,没有强制性的内容和课程地点,纯粹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以及刺激学生对音乐的创造力为目的'。无论是中小学,还是普通高校都可以开设音乐社团,一切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社团活动,教师只作为辅助指导而存在。课程内容方面则可打破传统的音乐知识灌输,而是交流大家对音乐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沟通音乐学习过程中的难点,积极调动学生意识的发展,让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二)认知心理学对教学理论的启发。

认知心理学对教学理论最大的启发就是要将理论建立在学生的心理之上,遵从学生学习的自然发展规律,重视不同年龄的心理特征,不拔苗助长,不强加教师主观意识。比如幼儿在学习音符时,首先学习四分音符,因为这个节奏与其走路的节奏一致,幼儿容易接受;学习音阶时则从二声音阶人手,即“sol-mi”,因为这个音调和幼儿最早掌握的词汇妈妈的音调一致,随后再慢慢加入la、do、re,以形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如此教学理论则充分体现了学生自然发展的规律。

其次小学生大都有活泼好动的性格特点,静止的音乐教学对其不太适合,教师则需要采用“游戏教学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在玩乐的过程中让学生认知音乐,感受音乐。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心理、认知能力各方面都发育成熟,对其进行音乐教育以启发主观意识为主,大学生一旦主观意识上对音乐进行学习认知,就能自我探索创造力等。教师可从火爆的选秀节目中吸取精华,采用“pk教学法”,让学生在pk的过程中,认知自我音乐学习能力、学习水平和创造力,进而自我开发探索,以求pk获胜。

三、总结。

综上所述,从认知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音乐教育,有助于提高教学理论的创新以及音乐课程的完善。认知心理学从心理角度出发,突出重视学生对音乐学习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主张从从内至外地刺激学生对音乐认知行为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进而开发其创造力。

音乐教育的目的本身也就是让学生获得终身的兴趣、素养、审美能力以及传扬音乐文化。学生主观意识的形成有助于其主动认知音乐,探索音乐和创造音乐,为自身音乐能力以及音乐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可见认知主义心理学的积极作用。长期以来,家长、教师都没能从学生心理的角度出发,让其学习音乐,传统的灌输型教学和强制性手段反而减退了学生对音乐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至此,希望教师、家长能够站在认知主义心理学的视角下看待音乐教育,找到最适合学生的教学理论,最终达到音乐教育的目的。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五

摘要:赵爽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着名数学家,他在《周髀算经》的注文中提出许多新的数学见解。同时,他的数学思想及方法对中国整个数学体系的形成及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唐代丝绸之路极盛而衰历史演变。

赵爽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天文学家,他大约生活在3世纪,生卒不详。他在数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对勾股定理简洁的证明,重差术的理论,一元二次方程的求解及根与系数的关系四个方面的贡献。2世纪,赵爽开始深入研究《周髀算经》,该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天文学着作,其中就有对“勾股圆方图”的注释,总结出中国古代的勾股定理,这是对中国数学史的巨大贡献。另外,赵爽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提出了新的证明公式。赵爽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其所撰写的《勾股圆方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给出勾股定理明确证明的着作,而且这种证明简单实用,至今仍在沿用。赵爽还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求根公式,并对《九章算术》中的分数计算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创立了“齐同术”,足见称其为数学宗师是非常恰当的。

1.来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数学思想。赵爽在《周髀算经》的注文中提到“:大禹治水,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勾股之所由生也。”这就说明,大禹治水时期便采用了疏通河流的办法使大水流往大海,而无“浸溺逆”,这也是勾股定理产生的重要原因。赵爽的这一思想与古希腊数学家欧弟姆斯对几何学的产生的思路不谋而合,欧弟姆斯曾说“:几何学是埃及人发现的,是在测量土地的过程中产生的,因为那时候的尼罗河泛滥成灾,经常冲毁良田,这种几何学的测量技术是必要的。”[1]17所以,几何学起源于土地测量,一般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都有着丰富的几何学知识。恩格斯曾说,数学是根据人的需要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面积、计算器具容积中产生的,是一种有目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产生的。所以,赵爽的数学思想也来源于实际,以满足于客观世界的需要。

2.吴国推行发展教育的文教政策。根据史料考证,赵爽为三国时期吴国人,由于当时吴国为战事需要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得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进步。同时,在思想及文学领域也出现了秦汉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其中数学思想的进展尤为明显。当时的吴国推行了发展数学教育的文教政策,孙权于黄武三年推行“改四分,用乾象历,诏令教学诸子”.永安二年,孙休推行教学为先的政策“,道世冶性,为时养器”.当时吴国推行的这些教育建国,培养人才的措施,极大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及经济的繁荣。当时,吴国还在地方设立官学“,济阳人笃学好古,瑜厚之,使百人受业,遂立学官”.虽然吴国“学官”措施推行并没多久,但当时确实出现许多的数学及天文人才,如陈驰善九章术,与汉代许商、王柔并称。除官学之外,吴国也非常流行私学,如“虞凡讲学不倦,门徒数百人,又为《老子》、《荀子》、《国语》训注”.吴国的私学者多潜心学术,热爱教学工作,对教育事业全心投入,《周髀算经注》中就有“后学之徒知数皆然”[2]73.

1.“数形”与“归纳、演绎”统一的思想。赵爽在《周髀算经注》中提到“:数之法理出于方圆,方圆者天地之形状,阴阳之数,陈方圆之形,以见其象,因奇偶之数,以制其法。物有方圆,数有奇偶,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偶。”所以,赵爽的天地之形含有几何方面的内容,同时,数之法出于圆方也含有代数思想。就是说,通过数的计算,着重考察图形中数的关系,通过得出的数值来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形”的直观解决数的算法,这就将数形完美结合在一起。其实,数与形的结合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丈量土地、储存粮食、开挖水渠时都会遇到大量关于面积、体积的问题,如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际上,数与形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在计算长度、面积的时候就很容易将两者联系起来。赵爽的《周髀算经注》便体现这种数形统一的思想。

归纳是将特殊或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而演绎则是由一般原理推出个别或特殊事物的结论。归纳与演绎是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赵爽的数学思想中包含归纳、演绎统一的思想,在其《周髀算经》注文中提到“:善哉,言明晓之意,所谓问一事而万事达。”这里的“问一事而万事达”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思维过程。他还曾提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事毕矣。”[3]77这又从一般原理引申出个别的演绎思维过程。所以,赵爽在数学研究中将归纳与演绎两者统一起来“,勾股各自乘,并之为弦实,开方除之即为弦”.这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过程。所以,验证数学命题的真伪就需要通过演绎推理来实现。赵爽在其《勾股圆方图注》中有十多个命题,并全部采用演绎推理的方式给出了证明。

2.“变与不变”的思维方法及“实用”的数学思想。客观事物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且事物的大多数性质也会发生改变,而有些性质却相对稳定,这就是变与不变的性质,即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赵爽在证明勾股定理的过程中,就是将圆形进行“割补”,其面积却保持不变,这即为“变与不变”数学思维,赵爽通过“割补”的方式证明勾股定理是非常巧妙的,他说“形诡而量均,体殊而数齐”,即体形虽然有差异,但数量是不变的。将一个形体首先分割为有限的分体,然后再拼凑起来,便成为一个与它等面积的新个体。赵爽的这一“变与不变”思想对中国古代几何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刘徽在其《九章算术注》中将这种出入相补的思想视作以后“演段法”的基础。中国传统数学的平面几何问题一般都采用这种“出入相补”的拼凑方法进行处理。直到12世纪,国外才有关于赵爽这种“割补”方法的证明,由当时印度数学家巴斯卡兰给出,晚于赵爽的近九百多年。

数学来源于实际并应用于实际,作为一门研究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数学有广泛的用途。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其内容大多与生产及生活实际相关,并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各方面,这也使得中国传统数学长期处于世界数学的领先地位。赵爽也有着深厚的数学实用思想,他在《周髀算经》的注文中提到“:万事万物圆方用矣,大匠造制而有规矩。”所以,他明确指出圆方的设计可用于万事万物“,大匠造制”则充分说明数学应用的'广泛性及其价值意义。

三、赵爽的数学成就及重要历史贡献。

1.《周髀算经注》透析了数学之理。南宋数学家称赵爽为“乘勾股竹黄之实,以近开方之妙,百世之下莫人能及,算学宗师也”.赵爽在他的《周髀算经注》中详细注解了勾股术法之妙,透析了数学教育之理。根据史料考证,赵爽曾经深入研究了刘洪撰写的《乾象历》及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等着作,并多次谈及算学之术。在出入相补方面,图形的总面积总保持不变,这就是赵爽创立的“割补之术”.同时,他还为《九章算术》进行了注释,并将其归纳为出入相补原理,这也成为后世“演段术”形成的重要基础。另外,赵爽还在其注文中提到与韦达定理类似的结果,并进一步研究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证明了与其相关的二十多个命题。其实,赵爽还是一个未脱离体力劳动的数学家,他曾说自己一直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进行《周髀》的研究工作,最终完成了《周髀算经注》。该作品大约成书于前100年前后,是一部关于构图定律、分数运算的数学着作。在《周髀算经注》中,赵爽对原作的经文进行逐段逐句的解读,其中尤以勾股圆方图最为精彩,简练的五百多字高度概括了《周髀算经》的主要内容。

2.推动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数学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数学作为一门研究空间与数量关系的学科,有着现实的应用需要,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并广泛应用于社会实际。赵爽的数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同时在传统数学思想的影响下,赵爽在其《周髀算经》的注文中多次证明了数学的实际操作意义及应用的广泛性。赵爽曾指出,为了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考察图形中的数量关系及运算关系,就可以得到人们所需要的数值。赵爽认为“:夫高者莫大于天,厚广者莫广于地,皆可导仪验其长短。”他将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物质集合,并可以通过仪器间接测量出来。赵爽认为数学能应用于天地之道,神明之德,这是其承袭中国历代数学家思想的反映。他对商高的测量方法中提到“:以水绳之,慎毫厘之差,防千里之失,既可追求情理,又可造制画方。”[4]57这段内容记述了赵爽通过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方法,充分体现其经世致用的实用思想。

3.数学与数学教育方面的创新。《周髀算经》采用问答的形式,由此可知其属于数学教材,而赵爽的《周髀算经注》则属于数学教材的指导用书,他在《周髀算经注》中的“统叙群伦,裁制万物”思想,展示其先进的数学教育思想。《周髀算经》中有对勾股定理经典的描述,即“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然而,在赵爽的注文中则给出了勾股定理的一般形式,即“勾股各自乘,并之为弦实”,这就将数学知识推广开来。赵爽继承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模式“,凡教之道,举一隅,反之以三也”.他还根据自己多年的数学教学经验,总结出数学教育的一般规律,最后达到“启发”的效果。其实,学习是一项艰苦的智力劳动,只有学思结合才能最终完成“,不精思,不学习,则言吾无隐”.所以,赵爽一直反对反而不思的学习方式,并提倡“精思、善思、深思”,这样才能开阔思维。“言吾无隐”便是引用孔子的教学思想,即“尽其知”,毫无隐瞒。所以,赵爽还是一位“不隐其学”的数学教育家。赵爽的“熟思”理念,就是强调要发展学生的思维,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由此可知,赵爽不但在数学上有着极高的造诣,而且还是在数学教育上有着较高水平的数学大师。在数学教育上,赵爽的“贯幽人微,钩深致远”思想,便是对数学学习过程及学生心理状态的把握。他总结的“审问、累思、所学、通类、精习”五个学习环节是一种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这也是儒家学习论的核心。

参考文献:

[2]陈德华。中国古代算家的成就与治学思想[m].云南大学出版社,(3)。

[3]童建华。算学宗师赵爽的数学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

[4]郭树春。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m].河南教育出版社,(5)。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六

: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精髓,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哲理感悟。茶文化的“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和“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对我们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继承弘扬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当代青年生活在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环境中,茶文化中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有助于当代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好地发展自己。

:茶文化;哲学思想;当代青年;影响

社会在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人们的道德、人文等观念却在日趋下降。当代青年是社会前进发展的主体,青年一代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形成是社会要关注的重点。中国茶文化是将三教文化精髓合为一体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粹,茶文化包含丰富的思想、精神、人生哲理,尤其是茶文化的精髓“和”,它既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还包括以和为贵的民族社会精神,这些精神正是当今社会和当代青年需要学习和吸收的文化精髓。

中国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国粹,融儒家、道家、法家的文化精髓为一体,将中华民族传统的利益、道德和情操融入茶道中。茶文化中融合的儒家的思想观念是“中庸和谐”,中庸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信条和准则,是儒家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标准,儒家思想倡导的是人要亲近自然,保护自然,要自我约束,在与人交往中要重视礼节,以和为贵,儒家的这种中庸和为贵的思想在茶道精神中也是根深蒂固的。茶文化融合的道家思想是“天人合一”,道家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万物都有阴阳两面,在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后阴阳两面相互平衡,才能达到和谐稳定的生存状态,因此,人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和”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茶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恩赐,吸取天地灵气,茶性清纯淡雅质朴,蕴含道家淡泊名利、追求宁静、返璞归真的神韵,与人性追求的静清淡有着高度的一致。同时茶道中融合的道家强调的“和”和儒家思想强调的“和”有共同点,两者可以共通互补,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茶文化中还包含佛家的“普渡众生”慈悲济世的思想,佛家以慈悲济世普渡众生为宗旨,讲究清寂、和敬、明心境、洁身自好。茶文化思想可以与禅学共同,禅学强调自身领悟,重视日常修行,要求胸襟开阔,茶能使人平心静气,戒骄戒躁,还能提神醒脑,有利于修行。佛学思想核心是纯和,即不追求物质,不被世俗物质牵绊,在绝对虚静的状态下静思、领悟,顿悟成佛,茶性清纯淡雅质朴与佛教思想也可以相同。茶文化追求的摒除杂念,心地纯和等思想与佛教的思想一致。

茶在整个世界都十分受欢迎,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英国、日本等国家也有独特的文化体系和精神内涵,中国的茶文化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的精华,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紧密相连。

2.1中国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哲理

中国茶文化从结构上可以划分为物质、精神和礼仪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是指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加工包装、保存以及茶叶、水、茶具的选择等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茶文化的茶事内容。精神层面是指将物质茶事活动的茶文化上升带一种精神活动,即茶事活动中的精神享受和思想感悟等,就是人们常说的茶道、茶德等精神,以及饮茶人对人生观、价值观、为人处世和审美情趣等的感悟和思考,这一部分也是茶文化的精髓和核心。礼仪层面界于物质和精神之间,是饮茶人从物质升华到精神的过渡点,通过饮茶的礼仪形成一种独特的茶文化特征。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具有时代特征,强调的是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人的价值观。茶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在结构划分上是一致的,茶文化以文学艺术等形象、生动、具体的方式展现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让人们在欣赏学习艺术和审美中领悟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内涵,通过饮茶的传统将茶文化和民族文化,尤其是人文精神继续继承、发展和传播,可以说,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茶文化渗透到了社会中的每个领域和层次中,茶文化没有一定的对象,它以整个社会的问题为中心,通过茶事活动雅俗共赏。这也是茶文化能从古至今,延续不断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原因正是它以人为本的核心,茶文化融合了自然与人文,包含的是人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精神文化,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

2.2中国茶文化中的民族精神

中国的茶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对学习和理解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有很大的帮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种植、加工、饮用和商业贸易的国家,中国茶道历史悠久,茶文化中融合了很多传统文化,通过茶事活动和学习茶道可以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民族特色文化。例如具有中国传统民族特色的象征“天、地、人”的三才之道可以上升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茶德的“廉、美、和、敬”是中国茶文化的观念,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茶文化通过它独特的传播方式和独特的融合力,刺激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少数民族在传统饮茶的基础上融合了自己民族的思想、习俗和文化,使得茶文化具有多民族性。人们往往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思想有较高的认同感,而茶文化具有较高的亲和力,饮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在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熏陶中,通过各种各样的茶事活动能有效凝聚文化传播的力量。

3.1当代青年存在的问题

当代大多数的青年缺乏对人文精神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了解,对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艺术的认知欠缺,导致整个社会中的青年人文素养和民族精神下降。当今世界网络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飞速发展,政治文化交流密切,当代青年本应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丰富自身的学识,培养高尚的人格,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进步做出贡献。但现实却是,在青年群体之间流行着外来的节日,而中国传统的节日却渐渐被忽略遗弃,追求国外的生活,在互联网覆盖全球的背景下,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信息出现,其中不乏一些低俗、色情等文化。有的人在衣着上追求标新立异,追求西方服饰风格,追求西方有刺激的大片和一些泡沫剧,而那些具有教育和时代意义的文化影视作品往往受到当代青年的漠视。社会飞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很多青年可以在网络上与没见过面的网友聊天,畅所欲言或者在自己的房间内对着电脑成天成夜地玩,却不愿走出来与人交谈交往。

3.2茶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对当代青年成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茶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理,茶文化以其自身独特的影响力和教化、审美功能能让当代青年获得思想、道德和文化等全方面的提升,促进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民族文化的精髓、核心,当代很多青年对茶道的起源都没有概念,所以,对提高当代青年继承和弘扬茶文化的意识任重而道远。中国茶文化与儒家、道家、佛教、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学、书法、美术、歌谣等都有紧密的联系,通过学习茶文化能带动当代青年学习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茶文化中还涉及中国传统艺术、服饰、图案诗词书画等,具有实用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茶叶本身也是一种美,茶叶色彩丰富,香气宜人,味道甘甜,口齿留香,让人回味无穷,茶艺的每个动作,每个物件都具有很高的鉴赏领悟能力,这些都为茶文化增添了审美和艺术感。茶的独特的传播方式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茶文化包含的知识很多,因此通过学习茶道可以让当代青年之间增进交流和情感沟通,提高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和自身的语言表达交流能力。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活哲理可以让当代青年学习修身养性,缓解自身的生存、工作、生活压力,在饮茶过程中领悟人生真谛,改变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减少情绪激烈波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调整身心。中国茶文化包含了文学、政治、史学、宗教、经济、艺术等全方面的文化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饮茶还能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学习继承和弘扬茶文化能有效提高当代青年的知识面和深度,有助于当代青年更好地发展自己,也能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随着网络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交流也愈来愈密切,当代青年不断地追寻外来文化,越来越多的青年崇洋媚外,道德下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冷漠,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不到重视,这些现象让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茶文化包含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饮茶之一习俗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是还是受到很多人的热,推行茶文化,让当代的青年学习茶文化,领悟茶文化中的思想哲理,对更好地完善自身和构建和谐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十分有益。

[1]陈香白.中国茶文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43.

[2]陆羽.茶经[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

[3]陈戍国.四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19.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七

高中生的精神世界人的生活不仅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且精神生活往往更加的重要,精神生活与人们的思维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培养学生的哲学思想可以有效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现代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高中生也很容易受到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很多高中生在校园生活中“郁闷不堪”,他们为学习感到苦恼、为感情感到苦恼、为同学之间的关系感到苦恼。高中生正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传授给他们一些哲学原理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正确的认识世界,也可以有效的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为他们寻找到生活和学习的新方向。

2.1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要在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注重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观察能力是学生正确开展观察行为的保障,也是联系客观世界变化规律与特点的桥梁。《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要注重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并采取科学有效的形式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以及生活经历,提升学生对社会、自然以及人生的自我感受。而观察能力也是学生写作的必备能力,。

作文。

是建立在学生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上,因此,写作活动是需要进行发现、观察与发掘的。因此,教师就需要鼓励学生积极的走入生活和社会中,积极注重的观察与认识客观世界,并从中挖掘出写作的材料,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发现客观世界存在的联系。

2.2培养学生的立意能力。

立意是写作的根本,学生的立意能力直接影响着作文的选材、布局与深度,学生想要写出好的作文,就需要保障立意的明确性与准确性。立意不仅要正确的反应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也要反映出社会文化与自然文化。从唯物辩证观点而言,立意的正确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观点,为了培养学生的立意能力,教师在语文作文教学过程中就应该有意无意的为学生传授社会主流文化,培养学生的自主判断的能力。此外,教师还要意识到,学生判断能力与自主判断能力的培养主要由学生的哲学思想水平决定,因此,教师要注意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生活态度、思想觉悟、人生观和价值观,将哲学思想的培养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在培养学生立意水平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2.3培养学生的结构安排能力。

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结构安排能力,才能够将材料与主题用正确的形式呈现出来,才能够保证作文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性与和谐性,如果结构主次不分、结构失调,必然会影响整篇文章的艺术性与思想性。而作文结构的安排不仅仅与学生写作技巧水平有关,与思想上的认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哲学思想的要求,在安排作文结构时就需要遵循规律性与条理性的特征,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与条理性统一起来。考虑到这一因素,教师可以从以下的形式来培养学生的结构安排能力。

2.3.1帮助学生抓住客观事物的本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意识到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让学生意识到采用怎样的方法能够将中心思想表达出来,哪些内容应该是先描述的,哪些内容应该是后描述的,不能喧宾夺主,将主题淹没。

2.3.2帮助学生掌握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作文是学生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反映,作文结构必须要可以正确的反映出客观事物的联系与规律,才具有思想性,因此,教师就需要帮助学生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内在联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作文的思想性。

2.3.3帮助学生把握好矛盾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对于不同的矛盾,在作文结构中要进行不同的安排,各类文体的结构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把握好矛盾原理,掌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理解不同文体之间的个性特征与共性特征,对结构进行灵活多样的安排,这样才能够写出优秀的作文。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八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些年来数理统计学、概率论、模糊数学等在农业科学中广泛应用,讨论应用数学与农业科学的关系,及其在农业科学和生产中的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人类正进入信息社会时代,面临许多发展与对策问题。应用数学也同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间,国际间已多次举行过有关数学物理、控制论、运筹学、有限元方法、生物数学等方面的学术性会议。在工业先进的各国中,应用数学受到极大地重视,应用数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应用数学研究包括应用理论研究,应用方法研究和应用推广,只搞理论、方法研究、不搞应用推广,是不能将应用数学转化为生产力的,更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而只搞应用推广不搞理论研究,也就不能创新应用数学理论,更不能适应科研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今后应当在重视应用理论研究的同时,搞好应用方法研究和应用推广,使应用数学直接为科研、国民经济服务。应用教学的广阔前景,关键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开拓、创造着现代遗传学、生态学、生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前沿科学向农林牧学的渗透,农业科学已成为既有广阔的科学基础,但又仍具有一定经验色彩的基础科学门类。在农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数学方法和技术的引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包括数理统计学、概率论、模糊数学等,对于农业科学由经验型向科学依据型的转化正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应用学术与农业科学的关系,及其在农业科学和生产中的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

一、农业经济学的科学化进展。

农业经济学,已经随同一般经济学一起,成了现代常规科学之一。所谓现代常规科学,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以现代科学结构形式表示其公理化形式的科学。因此,现代农业经济学与数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农业经济学借助数学完成自己的科学进化,首先取决于自身对研究对象本质的抽象和有关特殊理论核心的形成,即得到进一步运用数学的逻辑起点。像一切常规科学一样,这样的逻辑起点体现为各个学科自身的独特的创造。在现代农业经济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这样的创造正日益发展着,它们体现着和决定着整个学科的发展。这些创造是现代农业经济学自身特有的创造,是这个学科发展的基质,在现代科学环境里,它们的形成与形式上的表达都需要借助数学,但它们本身不属于数学的创造。由此决定了农业经济学与数学之间联系的本质。农业经济学由经验形态、哲理形态进化到结构形态,是一个学科科学化的过程,是科学规律决定的运动。正确认识这个规律,积极主动地顺应这个规律,才能有效地推动农业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第四,常规科学是理性认识的最高形式,是人类智慧的精华。农业经济学发展为现代常规科学,是全人类智慧的精华之一。它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适性,是不容忽视的,而数学在实现这种普适性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加强这方面的认识,正确地看待现代农业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并从而深刻地理解这种关系的本质,一定会有益于农业经济科学的继续发展。

一个学科,在现代要成为常规科学之一,其不可避免地要运用模型与数学语言。对于那些不能或不便运用实物模型的研究对象来说,开始构造思维模型时,因为抽象任务艰巨、理想描述与直观结果差距较大,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但是,一旦抽象出理论核心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建立起科学的基础模型之后,便可以顺利地进行数量结构上的分析,也就是形式表达的结构化,并很快取得深入性进展。因为这样的模型,通常只能是理想的数学模型,即逻辑起点本身已经数学化,其后的演绎过程便只能是数学语言的,并且很容易进行。之所以能够很容易地进行,是因为数学早已为现代科学准备了强有力的工具。事实表明,对于许多现代常规科学来说,它们所要借助的数学演绎功能,早在一百年以前,甚至在二、三百年以前,就已经成熟了。农业经济学,在最近一个多世纪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门现代常规科学的事实,便说明了这一点。

二、应用数学与农业经济学。

(一)模糊数学与农业科研。

模糊数学这门学科是1965年由美国数学家扎德开辟的一个新的数学分支,它是经典集合概念的推广。在质世界中,模糊性通常是事物复杂性表现的一个方面,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以及它对日益复杂的系统的应用,处理模糊性问题的要求也比以往显得突出。比如,人脑的思维包括精确的与模糊的两个方面,因此,模糊数学在人工智能模拟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诸如冰箱、空调之类的家用电器就是模糊数学与实际相结合的最好例证。

模糊数学是研究和处理模糊性现象的数学。原意是“边界不清、模糊的、不分明”之意。农业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模糊性现象,模糊数学在农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农作物品种选择与种植、土地资源的分等、农业机械的综合评价、农业气候条件的分析、农业环境的保护、农业灾害探测等等问题,都需要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加以科学的解决。事实上,模糊数学方法在解决农业问题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常用的几种模糊数学方法包括:模式识别、模糊聚类分析及模糊综合评判。以模式识别为例,模式即英文pattern。意为典范、式样、样品、图像和格局等意义,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其包含个体模糊模式识别,如亚麻的长势长相一般由绿叶数、苗高、茎长、茎粗4个因素来决定,根据农学家的经验,健壮苗、瘦弱苗、徒长苗的标准可以按以上4个因素去定义(具体数据略),现有问题是根据一株亚麻苗的4个性状,判断该株苗的长势就需要利用模式识别的知识。另举一例,设有5种小麦优良品种,它们是晚熟、矮秆、中粒、高肥丰产、中肥丰产,取抽穗期、有效穗数、株高、百粒重、主穗粒数5个特性来考察。现有一种不知品种的小麦亲本,判断其类型,也需要模式识别的知识。

(二)组合数学与农业科研。

它主要是致力于完善改进计算机处理带有离散特性的对象过程中的`算法问题,比如,需要计算“一个推销员赴n个地区推销农产品,怎样才能遍历所有的地区并使所走的路程最短”的问题时,如果当n=20时,即使用一台每秒上亿次速度的计算机也需要几百年时间。利用组合数学,就优化了计算机计算这类问题的算法,为实现这个庞大的计算工程提供了可能性。

(三)数理统计学与农业科研。

通常认为,数理统计学科是由皮尔逊在本世纪初创立,并后来由费歇尔等发展并建成为一门学科的。但数理统计中的2个最重要的概念-关回归和相,却早在19世纪70年代由高尔顿提出,当时,高尔顿通过研究人的身高与智力的遗传,提出了祖先遗传定律。这一方法在20世纪初重新发现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后,被用来检验遗传交配后代群体性状的分离比例是否与假设值相符,有力地促进了遗传学的建立和发展。农业作物的生长发育受生态环境影响很大,试验中随机因素多,试验结果包含因素的主效,因素间互作以及误差等多项不定因素影响,所以只从试验数据很难判断试验处理因素是否有效及效果的大小和可靠程度。只有根据数理统计学的原理,采用合理的试验设计、合适的抽样技术和科学的统计方法才能得出有用、可靠的估计与推断。综上所述,模糊数学、数理统计、概率论与农业科学具有很深的关联,且有力促进了现代农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两者相互融合已形成了农业试验统计学这一重要的农业数学分支。进一步来讲,由于农业问题的数量化离不开统计学的数据整理和分析推断方法,模糊数学、数理统计学的方法和技术还是农业系统论、农用计算机技术、农业控制论、农业信息论、农业最优控制、农业时序分析、农业生态学、农业区划理论、农业动态规划、农业线性规划等数学领域与农业科研融合而形成的农业数学分支学科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农业科学由经验科学到精确科学,由分析科学到综合科学的转化过程中,模糊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丁希泉.农业应用回归设计[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2]张军贤.数理统计在农业科学和生产中的应用[j].安徽农业科学.(18)。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九

当代认知主义把心灵类比于计算机,提出心灵是由符号构成的认知系统的思想。这些思想在近代唯物主义者那里已有雏形,特别是霍布斯那里,其相关论述均认为心灵是由符号构成的。

霍布斯提出了一个弱的物理符号主义的雏形。他继承了培根的哲学立场,并坚持和发展了培根的反映论思想。他说,“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都是我们所谓的感觉”。霍布斯坚决反对宗教的“灵魂认知思想”,在他看来,上帝、灵魂之类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人类的心灵除了感觉、思维和思维序列之外便没有其他运动了”。因此,按照霍布斯的观点,人的认知并不是上帝的作用,也不是灵魂的作用,而是感觉器官受到外界对象作用的结果。他在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坚持心灵的反映特性,提出了心灵是一个符号系统的思想。

在霍布斯之前,笛卡尔早就把机器模型和动物联系在一起,并试图用机器模型说明动物的行为。后来,拉·梅特里直接把机器和人等价起来。拉·梅特里说,“人体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按照这种思想,如果我们了解机器的相关运动和原理,就可以用来解释人的运动,包括心理的运动;并且,如果我们了解人的各种心理运动和行为的原理,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原理制造出能够思维的机器。因为,从形而上学层次看,人是物质的,作为物质的人是能够思维的,并且人的这种思维总是遵守某些自然法则。据此类推,机器也是物质的东西,如果某个机器,它遵守和人思维一样的自然规律时,那么这个机器必然表现出感觉、思维等能力。那么作为一架机器,人为什么能够思维?霍布斯认为,因为人的心灵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系统。他说,“语言或其他意志符号在人或任何其他有构思能力的动物心中所引起的想象通称为理解”。他认为有机体心里面有符号,而且认为人的心理运作,或动物的'心理运作是可以通过符号进行的。当然,在本体论层次上,笔者认为,霍布斯不一定如当今认知主义那样承诺心灵里面确实有某个符号。亦即,按照霍布斯的观点,不是所有的认知都基于符号进行。霍布斯说,“在个别的事物中,推理是可以不用语词进行的。比如我们见到某一事物后,推论它前面所出现的事物是什么,或后面将随着出现什么事物时,情形便是这样”。这表明,有些认知并不需要符号。由此可知,如果不是所有的认知都以符号为基础,那么符号就没有在本体论层次上得到绝对的承诺。从上述可知,在认识论层次上,霍布斯认定人们或其他动物是通过操作符号来处理感觉器官等传来的各种信息的。然而,霍布斯的符号的操作纯粹是按照机械力的相互作用展开的,符号下面的物理结构怎样?他没有说明。对此,拉·梅特里有所说明,他认为,符号的物理结构应该和一般器件的物理结构一样。拉·梅特里说,“心灵的一切作用既然是这样地依赖着脑子和整个身体的组成,那么很显然,这些作用不是别的,就是这个组织:这是一架多么聪明的机器!因为即使唯有人才分享自然的法则,难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机器么?”我们可以从这看出,机械论认为,不管是物质器件,还是符号,只要按照自然法则制造出如人那样的机器,那么这个机器便可以思考了。

从当今认知主义范式看,霍布斯是一个彻底的计算主义者,结合他对于语言符号的思想观点以及关于人的认知机制的相关思想,他的理论确实蕴含着一个弱的符号主义。反过来说,认知主义的符号思想只是霍布斯符号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认知主义的思想深度和广度都没有超越霍布斯的符号思想。当然,这个符号主义之所以是弱的,是因为霍布斯的著作中并未如当今物理符号主义那样在本体论层次上承诺了符号的存在,他主要强调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应该用符号。因此,哲学家郝格兰才把霍布斯称为“人工智能之先祖”。另外,许多人工智能的思想也可以追溯到拉·梅特里的关于人是机器的思想。然而,拉·梅特里主要是从生理学和医学等角度论证他的观点,并没有详细论述机器产生思想和认知的途径和机制,所以,如果从人工智能的角度看,他的贡献小于霍布斯。

认知主义关于符号的思想与近代唯物主义也有不同。前者认为,符号具有“关于性(aboutness)”的性质,即符号具有意向性的特性;认知只能是主体运用符号向外投射的过程,并且符号所投射的东西与真实的客体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霍布斯等唯物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说,“感觉是人类身体的器官和内在部分中的运动,是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事物的作用引起的”,并且认为认知主体的环境以及相关因素影响着认知主体及认知结果。他说,“影响感情的事物的名词,也就是使我们感到愉快或不快的事物的名词,由于同一事物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发生相同的感情,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使同一个人发生同一种感情,所以在人们一般的讨论中,意义便是不固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主体的认知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创设,给予后代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思考问题。三段论中涉及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而每个大前提又可以独立地看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又会有大、小前提,这样不断往前追索,就会追溯到最初的大前提。这就是一套思想理论的预设前提。

一、预设前提的产生。

人类对于未知总是保持着这样的心理,这种心理包含了两层因子,一是恐惧,二是好奇。恐惧是因为人在世界生存必然有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当自我保存面对外界从未接触的事物进入时,自然会做对比,即这种不可知的联系是否会对自己的生存产生影响,也就是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之中,发生了好奇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总是呈现出某种占据上风、某种占据下风的状态。当恐惧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人们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借此消除内心的恐惧感,以求心安;当好奇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就会对这个未知事物进行探索,直到力求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为止。人类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和摸索也就伴随着这基本的心理向前发展。

但正如前文在解释预设前提的时候所谈到的,终有一天人类的认知会因自身环境、所接收的信息的不完全性而面临着停滞。这停滞当然会在后世被后人拾起,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总是难以触摸到那扇“不可知”,即这个思考的预设前提。古希腊时期最初的“气”、“水”等,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上帝,而后世西方哲学借用上帝的概念解释预设前提,上帝不再是上帝;在东方,儒家将“阴阳”摆在首位,道家用一个“道”字涵盖了一切并以之解释这个预设前提,佛学思想用如来消除了人们对这最原始未知的恐惧。人类的历史向前,但是这些先哲的.智慧我们依然追寻,我们试图站在他们肩膀上看清这个世界,还原这个世界最本真最初始的面貌。而后科学的发展试图从纯粹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但这在哲学上是无益的,哲学家们不会满足这个纯粹物质所构造的世界观。

二、预设前提探索中所存在的两个隐性阻碍。

每一个学说或者思想体系,都具有一个预设前提。所以批判一套思想体系最直接而又最致命的无疑是找到他的预设前提,然后加以提问。这时对方无非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要么因无法继续往前追溯而不得不怀疑理论的立足点的真实,要么陷在自己的学说里反复循环论证从而被人们揭露出其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无所不知的,而毫无疑问的是,今天也再没有人敢去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但总有人喜欢重复历史的悲剧,从而走入到第二重困境中无法自拔。这种自我陶醉就好像家长训斥孩子一般教导他们分辨对错,可能做得比他们还要冠冕堂皇一些,因为重逻辑思维的现代人毕竟不会轻易地像家长一般严厉地呵斥和剥夺孩子反问和质疑的权利。人类是无知的。这里所说的“无知”倒不是说人类一无所知,而是说人类的智慧无法穷尽这世界的一切理。朱熹在释“格物致知”章的补文中将“格物致知”释义为“即物、穷理、至极”三个层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首先接触事物,然后追究其原理,最终达到至极的地步。可是,“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知,殆矣。”古人也会生发这样的感慨,所以,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无所不知的。而现在,面对这个“预设前提”造成的困境,最终回到的不过是人类无知本身,这种对于自我的批评和评价带来的将是进步和发展。所以笔者希望吁求一种停止。因为正如讨论“永恒”的问题,宇宙可能不会永远存在,人类更加不会脱离一切永远发展下去,那么人类又为什么去创造这样一个词汇?笔者觉得这恰好映射了,一切思想最根基的是立足于人。只有在人类可预见的将来才可能谈永恒。

三、立足于人本身。

那么又怎样立足于人?直到今天,我们从未停止过对于人本身的谈论。即使我们已经了解了生物结构、物理机能、化学反应,又或者部分心理思维运行的机制,但依然可以说还是未知的。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面对人这个事物本身我们尚且存在许许多多的未知问题,而将来也应该会面对更多,但这是一个不用再跳的一层了,换句话说不用再对人或者人身上的拥有作一个局外性的追究。例如不用去说明上帝究竟存在与否,因为那与我们无关,只要对人就可以了。回到现实,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所有问题,可以说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无论是对自己的反思和惊醒,还是对于整个人类发展的规划,又或者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的种种问题,再或者现实中对于食品、政治、经济发展等等政策的制定和讨论,无一不是与人有关的。

四、每个人都还需要一个上帝。

当有一天我们对于人探索清楚了,当我们能够正确的认知自己、认知人类本身的时候,那么与我们相关的一切都清楚了呢?寻找上帝!近代西方人们出于政治和宗教斗争,将上帝拉回人间,取而代之的是“本原上帝”,它提供了我们这个世界赖以开始和存在的一切基础,但在普通人看来,这两个上帝却是等同的,这种等同就将对于上帝的信仰完全磨灭了,人们不再相信上帝,转而相信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上帝却不是简单的救世主,而是这个世界的本原。那么我们今天对于本原的关注又该放到哪里?寻找上帝!每个人都在寻找心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可以给自己一个不需要怀疑的理由,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便是信仰,这是一种理性上的信仰,而不是盲目崇拜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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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一

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陷、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语言游戏论三个方面,来揭示维特根斯坦对本质主义的态度及其所引发的`哲学思考.指出维特根斯坦从日常用法的角度对本质进行新的思考,认为对本质只能进行描述而不能进行解释.他将“本质”一词的用法从人们对绝对主义的渴望和冲动中解脱了出来,不仅扬弃了传统的本质观的危险性而且使本质概念获得了新生.

作者:李瑞青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刊名:沈阳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shenyanguniversity年,卷(期):20(4)分类号:b521关键词:传统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家族相似语言游戏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二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直接的理论来源。黑格尔参与了康德开创的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革命,这场哲学革命,经过推进和发展,最后由黑格尔集大成为一体。

一、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来源。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生于1770年的德国,30岁时在耶拿大学任教,他的哲学思想最终被钦定为普鲁士国家学说是在1829年其就任柏林大学校长期间。

1.历史背景。

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以法国为首对其他国家影响巨大,德国各阶层统治者被迫进行局部资产阶级性质改革。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懦弱无能,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只能向统治的封建贵族阶级妥协,他们害怕革命。黑格尔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哲学家。

2.思想来源。

黑格尔的哲学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思想理论来源。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包含、吸收了以前的哲学实质,其中对他影响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唯心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

黑格尔的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唯心论人物爱利亚派、柏拉图的理性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思想和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思想。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思想进行升华。康德关于辩证逻辑的`矛盾思想更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就这样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

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罗万象,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构成的问题,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来划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逻辑学。

逻辑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包括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它集中地、系统地论述了概念运动的辩证法。存在论主要讲的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本质论讲的是矛盾的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范畴问题;概念轮是“存在论”和“本质论”的统一。

2.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内容。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明确论述了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内在统一。他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并且根据自己的哲学内涵将这一有机整体从某一阶段向另一阶段发展、升华;他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发展是非外在的,不仅有量的变化还有质的变化。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涉及到了物理学、力学、有机学等各个方面。

3.精神哲学。

精神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最后一个部分。“精神哲学”所研究的精神是指人的意识和认识,它不仅是关于人意识的学说,而是各种形式的人类精神活动和人间的各种联系关系学说,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唯心主义学说,黑格尔把社会中的所有表现都归结为精神的各种形式的发展。

对于黑格尔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我们应该客观、历史、完整、公正的加以分析,而不是采取极端偏激的手段对其过高的评析或者过分的贬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黑格尔哲学作用的评价是我们借鉴的榜样。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肯定的。

黑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他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在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一般形式。

四、

对于黑格尔来说,它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并未想到以后的学者因他引起的争论及对他思想进行的赞扬或者批判。不管怎样,黑格尔都是欧洲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哲学界的发展,它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直接的理论来源。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三

持续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是以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都应该围绕一个“赢”字,包括寻找策划服务公司,企业为什么找策划公司,其目的只有一个――赢利。营销策划公司作为服务类公司,其最大的价值体现是帮助企业“持续赢利”。

那么,营销策划公司如何帮助企业获得持续“赢利”呢,在此特摘录《华夏酒报》对北京方德智业营销咨询公司(以下简称“方德智业”)的一段采访。

一、想“赢”,首先控制“亡”

“赢”字上面是一个“亡”,企业要获得发展,首先就是要控制“亡”。方德智业服务过很多中小企业,对于此类企业,他们首要的策划是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远离死亡,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能求发展。让中小企业活下来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河北味道府酒业有限公司立足本地精耕细作,在一两个县城成就几千万销售业绩,同样活得精彩。

二、学以致用的“营销”更重要。

目前,国内更多的中小企业还不太会科学地应用“营销”,还在错误地认为“打广告就是营销”。电视广告、户外广告、售点广告,乱七八糟,浪费了很多的钱,其实都是“赔钱赚吆喝”,这样的做法不是“赢利之道”,而是“亡命之路”。

方德智业一直告诫企业,要谨记“赢”字中间一个“口”,出言必行,言行一致,营销和广告一个都不能少,两者要统一策划才能让“赢利”最大化。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才能“花一分钱做两件事”。方德智业在为陕西太白酒服务期间,从“大手笔”商标购买到明星代言都是低成本策划,在陕西糖酒会投入四百万,获得的是近亿元的市场效益。

营销策划强的公司,必须倾向于“以赢利为中心”的营销设计。中小企业更需要营销,而非广告,他们需要的是以渠道制胜、区域精耕、带队伍打天下的营销策划。

三、营销,一切都要为“钱”着想。

既然企业找策划公司是为了“赢利”,那么策划公司就应该一切围绕“钱”着想,

营销策划公司不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企业“去花钱”,而是要帮助企业“省钱”,“花小钱办大事”,“挣大钱”,“持续赢利”。方德智业认为这是策划公司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大家都知道“赢”字中间一个“贝”,“贝”就是钱的意思,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方德智业在为河南月山啤酒集团做营销策划的过程中,首先强化的就是企业的“赚钱的欲望”,告诫企业“不赚钱的事情不做”,杜绝“乱花钱”,集中精力,专注为“挣大钱”而努力谋划。

四、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

随着策划行业的兴起,很多企业已经备受“洗礼”后,开始用“有色眼镜”来看待策划公司,企业的“防忽悠”能力也在增强。

从事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策划公司不能依靠“傍大款”成名,而是要踏踏实实立足专业,强化自身服务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客户的信任。对于策划公司来说,客户的信任大于一切。当然,企业找策划,也需要一颗平凡心,随意贬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是欠缺考虑的。

“赢”字最后一笔是个“凡”字,我们都需要有一颗平凡心,不论遭遇多少失败,都能站起来,为事业拼搏,为赢利奋斗,为相互的信任而不断前进。

五、智业公司必须“以企业赢利为中心”

策划公司靠的是智慧,不是办公室规模。智慧是策划公司最大的优势,规模往往是一种陷阱。什么都能做的策划公司,跟包治百病的药品一样。

专业是用来赢利的,不是用来吹牛的。虚荣心太强的策划公司往往缺少一定的耐心。浮躁会酝酿冲动,冲动是魔鬼,魔鬼的心态会伤害企业。从事咨询行业需要一颗平凡心,务实一些会更负责,也往往会更有效。

很显然,方德智业是一个“以企业赢利为中心”的智业公司。他们更注重实战营销策划,习惯实实在在的从企业实际出发,把“智慧和实战武装到牙齿”。因为更多的企业需要的是务实、高效的“实战营销策划”,是一切以“赢利”为目的和导向的策划服务。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四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们通过语言使自己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学恰恰就包含在具体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绝对自在,都必然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所处语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必须也同时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因为,前者是以后者为依托和底蕴的。而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往往会从该民族的语言习惯中流露出来。语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学与文化史的内在交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语言中体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提出的哲学观包含在语言之中,包含在每个人的语言之中。对于常识和民间宗教,葛兰西认为,常识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它既是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迹,也是每一哲学精华思想的历史的有效性的凭证。它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不断地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着自身,是同时包含着新旧哲学思潮的一个相对僵硬的阶段。而宗教问题,“不是从忏悔意义上,而是从一种世界观和一种相应的行为准则之间的世俗意义的信仰统一上来注意”[1](p236),它是断片化的常识要素之一。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识和宗教作为历史发展的印迹,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哲学思想,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该时期广泛存在的常识和宗教表示认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它们所包含的世界观的一种不自觉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总之,在第一个层次中,葛兰西极力打破那种把哲学看作是“由特定范围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陈旧观念,强调哲学以语言、常识、民间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如葛兰西所论述的:“在职业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的‘专家’与其余的人之间存在着不是‘质的’,而仅是‘量的’差别。”[1](p259)而这种量的区别指的是他们之间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种是零散的、不自觉的思考,一种是批判的、自觉的思考。因此,在证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之后,葛兰西紧接着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即注意和批评的层次,也是职业哲学家所关注的层次。因为语言、常识和民间宗教虽都暗含着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但它毕竟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学就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狱中扎记》中这样论述:“它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尽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这种综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这些问题,证明它们的真正价值以及它们作为智识链条上已被替代的环节所具有的意义,并且确定新的当代的问题是什么,旧的问题现在应当怎样去分析。”[1](p241)因此,从葛兰西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局限于书斋里的纯粹理性的思辨、演绎,而是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为思想和行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即使行动中所暗含的世界观只是外在胚胎状态,是偶然地和在瞬间表现出来的。所以,那种局限于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称为哲学的。真正的哲学不是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因此,人们往往把葛兰西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是其哲学思想最具有意义的一点。这种思想和那种仅仅将实践单纯地归为认识论范畴来理解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显然是深刻的。

当然,葛兰西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强调思想和行动本身的一致性时,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对立。因此,葛兰西在论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时,更看重的是现实政治活动的意义。哲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同样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职业哲学家的哲学活动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过政治活动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开来,从而提高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传布已发现的真理。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和道德的结构要素”。换句话说,是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1](p235)。以此为据,葛兰西详细论述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政治社会理论,如“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政治国家”等。葛兰西认为要想使无产阶级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通过政党构造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然后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这种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成为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从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而推翻政治国家。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综上所述,葛兰西在对哲学概念重新阐述时,始终关注人民大众。因为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哲学要想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终极理想,就必须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融为一体,为人民大众所内化。只有这样,哲学才不会流于现实生活表面,才会比单纯的理论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因此,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不仅要解构暗含于常识、宗教中的旧世界观,更要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并通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革命)达到真正改变世界,为人民大众构建一个合理化社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葛兰西的哲学观称为“大众哲学观”。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五

方以智(1611~1671)。

明末清初思想家、政治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愚者、江北读书人等。桐城(在今安徽)人。少时参加复社活动,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并称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检讨。值父湖广巡抚方孔遭杨嗣昌嫉劾,下诏狱,乃膝行沙,苦诉得解。次年任工部观政,十五年又为定王讲官。十七年,李自成入北京,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受刑得不死,寻逃脱。南明时流离岭表,改名吴石公,卖药市中。顺治三年(1646),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有推戴功,擢中允,以瞿式耜荐,由翰林学士充经筵讲官,次年从桂王去梧州,拜礼部侍郎、东闽大学士入阁,旋挂冠离去。漂泊岭南,至平乐为清军所执,不屈。听其为僧,乃更名大智,字无可、药地、浮庐,别号弘智、药游老人、浮度愚者、极丸学人等。康熙十年(1671)赴吉安时卒。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其学博涉多通,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务的矛盾和矛盾运动,既指出:“尽天地古今皆二”、“相应者皆极相反”,又强调“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认为事物都是“相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他还主张“未有天地,先有琉璃;人一琉璃也,物物一琉璃也”。的唯物主义思想,打破神学的创世说。他又在《物理小说》中提出“天恒动,人生恒互动,皆火之为也”,表明其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是火的一元论。但他的思想中也隐藏有循环论,还不能脱出保守的自然科学体系,因而难于跳出形而上学的“时中”论的束缚。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其评价不一,但他仍不失为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四韵定本》、《物理小识》、《方子流寓草》等。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六

[摘要]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晚明至清初的哲学,在反思汉民族巨大的政治失败的过程,将这种原因归结为宋明理学的空疏。他们在解经方面又极力反对两宋及明代中前期的义理之学,力求通过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确切解释,以求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意,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语言哲学的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代表之一的方以智,在语言哲学方面取得超越同时代人之上的成绩,他一生所学涉猎广泛,“质测”与“通几”兼治,在音韵、文字、训诂、文章与道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其早期《通雅》、晚期《易余》之《知言发凡》、《时义》、《薪火》和《东西均》之《道艺》、《神迹》、《不立文字》等篇,都是集中借“小学”阐发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篇章,他曾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而他率先提出的“以音求义”语言哲学思想,被戴震及其后学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所继承并得到深化。

(一)“以音求义”

“以音求义”是贯穿《通雅》一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方以智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说:“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方以智十分重视文字、声音的研究,他说:“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艺,不能乐业;不通古今,何以协艺相传。讵日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辨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在方以智眼里,“鼓箧”不是故纸堆,不可小觑,其中“必有事也”。他认为古经之声音、文字涵理、涵事,是通晓古今之理事、传续古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小学”不是局限于表面的声音、文字而已,其中涵有古圣贤之心。他说:“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贴,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在这里他明确地说明了研究“小学”的目的是“皆所当究心者”,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总结了汉唐训诂与魏晋、宋明义理之学的辩证关系,开创了以文字、训诂的人文实证方法,求达古圣贤之道的新的哲学思考路径。

方以智借“小学”阐发哲学的方法就是从研究声音、文字开始的,即以“声音文字为缘,入之两端”。在早期著作《通雅》中,方以智尤其强调声韵在“小学”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这是方以智语言哲学的一大特色。他说:“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在方以智看来,古经之文字、声韵即涵有宋儒所谓的“体用”之道,而研究声韵乃是较文字更为基础的识“道”工作,这种说法明显是对宋儒贬低训诂工作而空谈性命之道的反动,表明方以智决意另立一种从声韵、文字人手的哲学思考路向。他说:“惟声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也。”意即人们必须通过语音来会通古今人物之性情,而文字只是声音的寄托者;换言之,只有语音才是圣人性情的原始载体,是古人之心与道的最初体现,所以他说:“今日定序、正音,为万世宗。”从求古圣贤之道与文化的传承方面来说,方以智的这种做法明显较朱子一系以哲学方式求古圣贤之道的方法更具有实证性的特征。

方以智从声音、文字的起源来考查音韵、文字与古圣人之心、意的关系,提出“因形立事,附声见意”的音、义关系,说明“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道理。他说:“人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者起意也。名为五官,用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如见日月之事(自注: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总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古人创造文字以立“意”为主,故人所贵于心;字有形涵事,皆从客观“可见者”起意,说明文字是古人对当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抽象的结晶,其中固然蕴藏着古圣贤之心与意。他还特别强调声音与事、意的对应关系:“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这样,声、事、意一体并存于有形之字,有其事,即有其声,即可见意;见一字而知其形、声、事、意、心,五者同时并用,故可“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见字知音即可知古人之心与意,因此他将研究声音、文字等“小学”的'活动提升到“皆所当究心者”的哲学研究高度。

方以智认为对声音、文字等“小学”的研究目的是接续古圣人之道,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他说:“删述大集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岂忧其断乎?”他考订文字、音韵是为了掌握与传承古圣人之微言大义,使圣贤之道流行不竭而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就是涵于声音、文字等“小学”中的“大者”,他认为《通雅》之作即在于“识其大”,他说:“客有过曼寓者,问《通雅》音义而及之,且识其小。”他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或仅仅是对音韵的考订工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自觉地将对声音、小学的研究工作擢升到作为体认天道的语言哲学高度。

方以智在主张训诂“达其实”的同时,也反对“诵死人之句”,他深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以他力主“虚实并济”、汉宋兼采,他说:“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第2―3页)即是说在声音文字之实学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的要求有所创发,不能死守古人之章句,他甚至认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他说:“读圣作当虚心,以从经见,百氏当化,书以从我,察其两端,由中道行,中备四时,随其环应。”用传统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用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话来说,这是从被动地解释文本到主动地积极创造。可见,方以智提倡训诂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人文世界,这种理论与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

方以智以“欲通古义,先通古音”为基础,积极探讨古人之心、道与言辞、文章的关系及读圣人之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将语言哲学扩展到对文字、言辞、文章等“艺”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丰富与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他经史并济、兼采百家、采撷中西之长,使他的语言哲学理论既表现了通经致用的时代特色,又表现出深刻、系统的个性特征。

方以智以“气”论为基础,简明地揭示了“言”的形成过程及言与心的关系。他说:“气贯虚而为心,心吐气而为言,言为心苗,托于文字。”“言为心苗”,意即“言”是“心”外在表达,这里的“心”当然是指人的思想、思维或理性,将这种“心苗”记录下来的即是文字。“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高度肯定了文字对思维的物化作用。他在《东西均,声气不坏说》一文中提出的“人心以言出气”的说法,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在《药地炮庄・齐物论第二》的前序中,他明确地表达了“道”对“言”的依存关系,他说:“言者,载道之器,利害极大。”圣人之言承载着圣人所体认的天道,是圣人的思想结晶,是天地之心的体现,所以对待圣人之言一定要慎重,不可“糟粕文字”。在西方约3之后,像方以智一样,思想深奥又晦涩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之家。”二者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语言哲学的人类共通性及中国文化在此方面的优越感。

所以,读圣作不只是弄懂其中深奥的字词而已,他说:“吾少以辞为主,及长乃知文以明道也”,“古人深于义,当于理,文之以其辞而已。”对待古人之言,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文辞的客体对象,要深明其中的“义”与“道”。不过,方以智并不否认言辞的重要性,他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以言乎使命之辞也。”辞的“使命”就是行使“相传相示”古人之心与意的功能,所以辞不可以缺少。方以智即此提出“贵达”的读书方法,他说:“凡谓之辞未有不贵达者,亦未有达而犹贵枝叶者也”,“彬彬者,辞达之谓也”。“圣人之情见乎辞”,“达”就是要领会辞中圣人之性情、悟圣人之心,并化之为行动,“彬彬者”即是。否则,就会出现“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的社会现象。读圣人之作的最终目的小在教化以提升个人的德性,大在治理整个社会,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善用”之目的。

(三)“文章即性道”

方以智除了对声韵、文字、语言等器与道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之外,还深刻地分析了文章与性道、道与艺等关系,提出“文章即性道”和“道寓于艺”的独特见解。他以声音文字为切入点,全面展开对内与外、道与器的关系的分析,如他在论及道与艺的关系时说:“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这样,他就将语言哲学扩展到艺术哲学。

他说:“士以读书明理为业,犹农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艺,外内一致,张弛鼓舞,全以此养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岂曼语哉。进德必居其业,立诚用在修词,大畜日新。道寓于器,会通典礼。赜不可恶,效天法地,道不远人,所贵振衣挈领,播种培根,一树全仁,何碍葱蔚。”在这段文字中,仅从语言哲学方面来说,他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文章即性道”,意指文章蕴含着圣人对性与天道的思考;第二是“立诚用在修词”,表述了读书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三是“播种培根”,意即学问理应从字词等基础工作做起,因为“一树全仁”,字词之中自有天道在,故不能离器而言道、“偏上以竞高”。

方以智依据“文章即性道”的理论,他将读书事业与道德修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名教寓于迹”、“道德寓于文章”,“名教”即在圣人文章中,“圣人收拾万世聪明人,正在《诗》、《书》、《礼》、《乐》足以养之、化之,鼓舞不倦。”而“学”是将这种外在的“道德”化为内在德性的关键,他说:“外内合矣,合不坏分。外学多,内学一,即多是一,即分是合,见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正以外内交格,一多通贯,而无内外无中也”“外学多”是指除古人文章之外,还包括“寓内之方言、称谓、动植、物性、律历,古今之得失”,大致相当于“博”;“内学一”意指内化文章之道德,大致相当于“约”,“博乃能约”,如果做到“外学多,内学一”,便可达到“内外合一”、“一多相贯”的境界。他批评理学家们“先挥文章、事业二者于门外,天下聪明智能多半尽此二者,不畜之而欧之”,日“本性自足者”,扫除文章,“欲离外以言内,则学道人当先从不许学饭始!”方以智将读书识道喻为人初学吃饭,旨在强调学而后能的道理以及圣人文章对人的道德境界的擢升作用。

方以智对“小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认识开启了一种通过训诂方式来重新解释原始儒家经典的新途径,推动中国哲学经由语言训诂的实证方式追求经典中的“道”的语言学转向。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这种“风气”发展到18世纪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终于蔚为大观,完成了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七

葛兰西是较早对大众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的全面异化是大众文化流行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而由于意大利法西斯统治导致意大利作家和艺术家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是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葛兰西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超越了精英主义全盘否定和平民主义的全盘接受思想,辩证地分析了大众文化对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霸权的.重要作用.其大众文化思想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英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宝贵的启迪.

作者:尹庆红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桂林,541004刊名:哈尔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harbinuniversity年,卷(期):25(7)分类号:b83-0:c912.4关键词:葛兰西大众文化文化研究文化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八

摘要: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屡经生死劫难,知永历小朝廷无可作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负,于出仕与归隐的两难抉择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头。当清军攻克广西平乐,定要捕获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s发披缁而出,以免无辜,此或为权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帅威逼利诱,清帅只得听任其为僧,至此最终皈依佛门。逃禅是其必然的选择,精神得以彻底解脱。虽然身在佛门,但他表现出内儒外释的思想和行为。其生平经历反映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苦难历程和精神操守,颇具典型意义。

关键词:方以智;遗民;出仕;归隐;逃禅。

关于方以智之逃禅,见诸史传或相关介绍文字,于其出家之时间、地点、情境之记载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以致讹误频传。如《明遗民录》其小传写道:“……隆武帝召之,未赴。永历时,以翰林学士知经筵,寻命入阁。以智知不可为,乃为僧去,号‘无可’,最后,自号曰‘浮山愚者’。清兵尝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服在左,白刃在右。’乃辞左而受右。清帅起谢之,为之解缚,听其以僧终。乃披缁诣天界,事z公。”[1]这段文字言其不仕于永历小朝廷,故而削发为僧以避世,至其后被清兵抓获,不易其服,以僧而终。然此与方以智为僧之实情有所出入。

又如《文学遗产》曾刊发一则短文《明遗民多逃于僧》其中写道:“明清之交,遗民多逃于僧,其最著者则方以智名弘智,人称药地和尚,屈大均名一灵,钱澄之名幻光,又号西江半衲,金堡名今释,字澹归,周容名释茂三。五人后皆还俗。……然则当时逃遁于释门者甚众也。”[2]该文指出此种现象,符合史实,然断言“五人后皆还俗”,笔者姑且不论所举其他四人是否还俗,但若言方以智“还俗”,显然大谬。

今所见介绍方以智的文章,或言其明亡后即为僧,或泛泛而谈其被清兵抓获后拒绝降清,被迫削发为僧,然实情究竟如何?笔者遂加以探察,以考其实,并略加思考特定历史情境下,方以智不得不为僧的矛盾心理和必然选择。其之为僧,似是彻底摆脱了俗世尘务的桎梏,精神枷锁得以解脱,其后专心著述,潜修佛学,但事实上,其内心依然难解儒家思想的羁绊,故而杂糅儒释道三教,融通合一,归之于《易》,藉此试图化解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一、方以智逃禅之实情。

对方以智相知最深的莫过于钱澄之,他晚年为方以智妻潘翟七十大寿写有《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3]文中就曾追忆了当年方以智的艰难处境与被迫为僧的经过。

清顺治三年(1646)十月,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旋即帝位,是为永历,方以智以推戴之功,擢少詹事,但不久因与司礼内监王坤不合而弃官。其后随永历驾幸梧州、桂林,已然洞察时局,知其难有作为,此后屡诏不起,十次坚辞东阁大学士之职。方以智于永历朝供职不足三月。他虽有匡扶明社稷之志,欲挽狂澜于既倒,终究难遂其志,于“归不可,出不可”的两难境遇中,即已萌生出家之心。其实他的内心极其矛盾,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4]在出仕与归隐、事君与事亲的多重矛盾纠结中,难以寻求解决的良策。儒家宣扬“穷则独善其身”之说成为士人保全自身的信条,但遭逢易代之际乱世之时,何谈独善其身?所以他心中萌生出家之念,正是此种情势逼迫使然。但有此想法并不意味着会立即采取行动,尚需某种外在因素的作用才得以最终实现――纵使是被迫的接受,而这种外力即来自于他在平乐被清军捕获。

如果说,当初以智有此出家的想法,并未付诸实际的行动,而此次s发披缁面见清帅,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寻求自保,且以免亲人朋友无辜受牵连,但随之而来的允其“为僧”,则迫使他不得不真的出家,彻底断绝尘缘俗念,所以钱澄之说他“然公自此真为僧矣”,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们也可以说,方以智至此方才获得了身心痛苦的真正解脱,他于明亡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心神难安的'境遇总算结束。

二、方以智逃禅之必然选择。

上文于方以智出家为僧之经过考述已然清楚。在明亡至其最终逃禅的六年多时间里,方以智经历了几番生与死的劫难,遭逢被执、被诬、逃亡、短期出仕、避世不出、被逮而被迫出家的种种际遇。这种极具戏剧性的充满凶险复杂多变的人生变化,对于一个江南望族的贵胄子弟,且身为故明臣子,其感受应是相当沉痛的。他在《寄张尔公书》信中写道:“嗟乎!数年之间,国统三绝,行在五迁,而暂一甘刑戮,两弃妻孥,又万死中被奸仇之锋,极难时遭奴仆之叛,命不谓苦乎!知者谓智北都应刃而死,不污伪职;天雷题诗于壁,自拒囗使,以方汲郡之封刀不应,刘宣之抱经林薮,然古人更有苦于今日者,苦人此生已憾,不及比于夷、齐,又何道哉!”[9]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苦难历程向友人倾诉,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于此易代之际,方以智面临有多种选择:或殉节、或归隐、或出仕、或降清、或逃禅,等等,但是,最终惟有逃禅成为他的必然的选择。今稍加探究,于梳理其思想发展演变及精神气节操守大有裨益。

1.方以智于甲申之变时,闻崇祯自尽,曾打算投井殉节,然未果。

计六奇于《明季北略》就记载道:“(方以智)闻变,走出,遇苏人陈伯明,仓卒通名,相与叹泣。潜走禄米仓后夹巷,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10]他与陈伯明准备投井殉难,只是有人来担水,未能遂愿。清邹漪《魏庶常传》也有相类文字:“而贼薄城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陈名夏、吴尔埙、方以智于金水桥且曰:‘我侪图一死,所以报先帝。’公曰:‘死易尔!愿事有可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轻一掷也。’”[11]此两则文献记载虽细节有异,但足以证实方以智于城破、崇祯帝自尽时曾打算以死殉节,报答先帝的。只是他后来在魏学濂的劝说下放弃了毫无意义的自杀殉君殉国的念头,希望于乱世之际能匡扶社稷有所作为。廷绝望,坚辞出仕;归隐山林不得,退居故乡亦行不通。

地绝望了。

他也曾想过归隐山林以避世,或退居故乡,但此路也行不通。他跟钱澄之即言及:“吾归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亲,其缁乎?”《清史稿》其本传亦写道:“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面对永历帝再三征召,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等职,他内心十分矛盾。身为故明臣子,他理当事君尽忠,但现实是残酷的,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想,知道永历无可作为,明白自己终将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他明了“出不可”且更清楚“归”亦不可,这种或出或归、“负君”“负亲”的两难抉择让他备受痛苦的煎熬。其时永历帝困于西南一隅,清兵正横扫全国,迅速消灭各地反抗势力,永历帝的灭亡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故乡桐城早已是大清的版图,方以智想要回到故乡隐居显然已非易事。

3.方以智被清军捕获后,坚持民族气节,拒不降清,不做投降派。

1650年,清军攻占广西平乐后,极力搜寻方以智,必欲得之。当他被清兵抓获,主帅马蛟麟反复逼其降服并以死威胁时,他坦然趋向屠刀,宁可选择死亡,拒不仕清,清帅只得听任他为僧。方以智之所以有如此举动,我们可以看他此前流离沅州时所写《俟命论》一文就明了个中缘由:“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则名教所恶。圣人峻其防,则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无二。”正是缘于“忠臣不事二君”的信念激发着他不惧死亡,做故明的“忠臣”。于此情境中,方以智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削发为僧,保全自身,又不仕清,成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且又不辱没先祖及家族门第。或许出家并非因为勘破红尘,但现实危境中不得不然的选择,促成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4.逃禅是方以智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更是他人生痛苦的解脱。其实,逃禅何尝不也是一种反抗,一种绝不仕清的坚决的抗争。方以智被供养于梧州城东云盖寺,两年后在施闰章的帮助下回到故乡,其后一再拒绝清廷征召,立意更为坚定,不做两节人。

顺治十年(1653)春,清朝官吏两度逼迫方以智出仕,他因此奔至南京,师事曹洞宗觉浪道盛大师,圆具天界寺。方中通《陪诗》卷一《迎亲集・癸巳春省亲竹关》写道:“操抚李公,迎老父入皖,赠以袍帽。老父斥之,直奔天界。时杖人翁主天界法席也。三省马公又欲特荐,属父执刘阮仙趋行。杖人翁云:‘拉得去是你手段,站得定是他脚根。’借以得免。老父于天界圆具后,闭关高座寺看竹轩。”

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而被清廷逮絷,后查明此系其明亡前所作,遂予以释放。他对方以智晚年思想与活动均产生较大影响。觉浪的另一门徒啸峰大然即崇祯末年与以智父亲方孔萃系刑部大狱的御史倪嘉庆。方以智誓不出仕,闭关高座寺看竹轩潜修,“数年,兼解性命之源”[12]。康熙三年(1664)底,方以智应庐陵知县于藻(友人于奕正之子)、倪震(笑峰大然倪嘉庆之子)等人之请,为了觉浪兴复曹洞宗风之愿,主青原法席,理佛参禅。

方以智为僧,是其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从入世到出世,由儒而释,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大改变,于其影响至深。但考察其此后之思想及举动,我们可以断言,他并非由此就完全超脱于红尘之外,了却俗世尘缘。尤其是他在对待侍养老亲上,心中时刻牵挂老父,遂有归家侍亲之举、父逝破关奔丧之为,依然以儒家思想行事。他内举儒学,外修禅功,杂糅儒释道融通合一,归之于《易》,体现出思想的复杂性。

方以智于1650年十一月被迫出家为僧,入住广西梧州云盖寺,但他还是尘缘未了,惦记着家中老父。是年冬作《辛卯梧州自祭文》:“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无可道人幸可以忘此。此年来感天地之大恩,痛自洗刮者也。独眷眷者,白发望之久矣,尚未得伏膝下。……未能免俗兮于乎尚飨。”言自甲申之变后,即已心如死灰,所眷眷者,惟故乡老亲而已。他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了两年后,施闰章奉使粤西,在施的帮助下,以智得以北返至庐山。是年冬,方中德、方中通至庐山迎归家乡,以智于白鹿山庄见到老父,祖孙三代团聚,百感交集,涕泗纵横。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他之为僧,于今得以回乡,了却思亲之苦,即是“归路”。

当然,于其返家之举,世俗或有非议,就连其好友陈贞慧亦曾不解。侯方域在《与方密之书。

》中写道:“(密之)今已为僧,止于高座寺。仆乃大喜相见之有期。密之虽还,而得其所也。往在沉辏陈子定生私下问仆曰:‘密之之还,何也?’曰:‘密之无兄无弟,老父六十余,在堂虽有二子,皆幼,未必任侍养。密之之还,宜也。不然,密之读书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岂患无沟壑足了此身,而必恋恋故土哉!’”[13]侯方域可谓方氏知音,此言道出了方氏的心理话。方以智自己曾解释道:“不肖少读明善先生之训,子孙不得事刍,然中丞公白发在堂,{为之枯,十年转侧苗峒,不敢一日班行,正以此故。知必不免,以祗支为避路,即为归路。苟得所归,正所以奉明善先生之训也。”[14]他之所以返回故里就是要为老父尽孝,恪守家训,遵从儒家伦理而已。

顺治十二年(1655)秋,方孔萑ナ溃方以智痛哀不已,随即破关奔丧桐城。营葬父柩于东乡合明山,按照儒家伦理,“衰成服,受吊如仪”,而且栾庐墓侧,名之曰“不择地”,守孝三年。这都说明他虽皈依佛门,但在思想上还是以一个“儒者”自守。

此前一年秋,钱澄之见访,向他言及明朝故中官所告知的崇祯帝感叹“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方以智听罢“伏地哭失声,北向九叩头谢恩”。时距明亡已过十年之久,他闻知此事,顿时感恩拜伏,涕泪纵横,心中仍然感念崇祯帝的恩德,可见其心中依旧怀有深深的故明情结。虽身在方外,但那份潜存内心深处的家园故国情怀并非轻易就能彻底抛却。

(1668),方以智年58岁,决定回故乡终老,其子于桐城动工兴修报亲庵,欲迎老父归养。次年春,桐城方氏报亲庵落成,以待其返乡。方以智遣僧徒先至浮山经营,以作准备。但不久粤难发作,方以智被逮押解广东,行至江西万安病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再也没有踏上故土。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后肉身最终得以安葬故乡,终于归根,也算是实现了他的愿望。

四、结语。

清朝入鼎中原,时代巨变,“天地遂崩裂”,对明人的打击极其沉重,士大夫们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是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仕清,甘做遗民终老,抑或重新出仕,侍奉新朝,的确是一个考验。《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周易正义》)那些有气节的士人,于此易代之际,或甘做遗民,归隐山野;或削发为僧,遁迹佛门,超脱于尘世之外,应是一种非常无奈却又是最好的选择。

清代江阴人陈鼎就注意到明季遗臣大多出家为僧的现象,他说:“明季遗臣,类多为僧。……以视夫忝事新朝,歌功颂德者,益不可同日而语,而晚明文学之风,亦可于此略见矣。”[16]他由衷钦佩那些富有民族气节之士。当然,他们在进退失据的境遇中惟有皈依佛门,或许才能解脱俗世的纠葛,更生一层绝世的意味,去深切体悟国亡之后四大皆空的真谛。

明清易代,士大夫多逃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值得探究。方以智为僧是在特定情势逼迫下必然的选择,有其特殊性,但他皈依佛门,方得解脱身心的痛苦折磨,亦是值得深思的话题。纵观其一生,其青年时代乃一介贵公子,过着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生活;中年得志,科第成名,供奉检讨,讲学东宫,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但随之遭遇甲申之变,历经生死劫难,一度短暂入仕永历小朝廷,旋之避世求隐;其后被清军逮获,不得不皈依佛门,潜心著述,阐扬佛法;最终因粤难发作而逝,未能善终。

参考文献:

[1]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2]金陵生:《明遗民多逃于僧》,《文学遗产》第五期。

[3]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九,黄山书社版。

[4]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七遗逸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5]钱澄之:《藏山阁集》卷十三,黄山书社版,第318页。

[6]钱澄之:《所知录》,黄山书社版,第127页。

[7]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黄山书社1990年版。

[8]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一,康熙此藏轩刻本。

[9]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康熙此藏轩刻本。

[10]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5页。

[11]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十二《魏庶常传》,明崇祯刻、清康熙重修本。

[12]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侯方域:《壮怀堂文集・遗稿》,《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6册。

[14]方以智:《东西均》附录《象环寤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页。

[15]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16]陈鼎:《留溪外传》十八卷,清钞本。

(编校:依人)。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十九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先秦时代,他的语言思想是公认最为系统的语言观,对诸多语言哲学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名实之辩”体现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又如他的“正名”思想,继承了孔子“礼”的思想,认为语言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国家才能在思想和制度上得到同意;而“方言雅言”的观点为职业交际英语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认为,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较为直接的触及语言规范性和标准化的思想家,是语言规范领域的先驱者。

(一)“名实之辩”

在古代,一些宗教信仰者由于不理解语言和语言所代表物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对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进行诅咒会对人的本体产生伤害。先秦诸子都对这一现象作出不同的解释,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名”只是一种符号,是我们对客观事物“实”的定义,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墨子曰:“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藕,合也”。但由于各家之言不同,最后产生了“白马非马”的诡辩论,文学界对语言本质的论断一片混乱。

(二)“明贵贱,别异同”

荀子的思想中,“名分观”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出生背景的影响,战国末期正是秦统一中国前由分裂走向统一十分关键的`时期,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思想力量的分化与重组。

(三)方言雅言。

荀子出生于赵国,之后又在多个国家游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从发音和用词几个方面感受到了各地语言的不同。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又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三、“新英语”与“标准英语”的争论。

(一)有关“标准英语”(standardengiish)简述。

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再到15世纪后成型的现代英语,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已经逐渐成熟。然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士中,发音和用词皆不相同。20世纪以前,人们通常把英国本土皇室、贵族以及高等学府等统治阶级中受到良好教育人士的口音作为标准英语的模板,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标准英语就是英国本土上层人士所持有的发音和用词。由于英国阶级分化严重,标准英语作为身份的象征一度成为人们效仿的标准。

(二)“新英语”崛起的社会文化意义。

1985年,“新英语”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发展,主要体现于kach。的三个同心圈理论。他将英语分成内圈(innercirleenglish),外圈(outercirleenglish)和扩展圈(expendingcircleenglish)。他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归为内圈英语,而除了内圈英语的,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是官方语言的国家为内圈外范围,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英语”。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因之而为通。”(《正名》荀子将夏言作为标准汉语,他认为夏言是当时使用范围相对广泛的口音。在这个层面上,他比“标准英语”的定义标准更为先进,考虑到了使用的广泛性,而不只是阶级性。荀子的“方言雅言”说,对应现代英语的“河口英语”和“新英语”,也就是内圈英语和内圈外英语。他对“方言”采取一种宽容和共融的态度,而作为标准口音的夏言认为是国家统一的助力,有利于民族间交流和经济发展。荀子的见解为我们对待标准英语和新英语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四、“新英语”教学。

(一)“新英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通过与温州大学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交流,作者了解到有六成以上的学生的从业方向是经济和外贸方向,包括眼镜、纺织、皮具、服装、厨卫、旅游、机床以及口译等等。

(二)“新英语”教学策略。

(1)多元化教学模式。

jenkins在kachru“三个同心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扩展圈国家英语并不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工具,英语是作为一种对外交流的通用语的存在(elf),主要用于国际会议或商务交流。

多元化教学模式要根据学习者和学习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但我们必须明确“新英语”变体造成交流障碍的语言特征,并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时刻关注学习者的特征,适时教授交际策略。这对教师和学习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积极进行“新英语”教师团队建设。

“新英语”是语言标准多元化的代表,包含着不同英语的地域变体。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可通度,既包括自己语言的可被接受度,又包括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可理解性。在这样的要求下,作者认为母语教师和非母语教师结合,组成教师团队对学习者了解和增强“新英语”的不同变体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英语专业中口语课程都大量运用母语教师,而学习者们也常常以口音标准度去衡量教师的素质。但母语教师与非母语教师的合作常常有很大脱节。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荀子语言本质说、语言功能说以及语言标准观的解释,阐明了语言来源于社会,是“名”与“实”之间人为的联系,语言能够维护民族团结,并且语言的统一能带来强大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从经济角度来说,大学商务英语专业培养能适应职场生活的学生,在我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等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的国家贸易交流日益紧密,不管是在展会中或者是经济对话中,了解对方英语的方言和口音规律对增进互利都是大有帮助的。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二十

黑格尔是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哲学流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也常常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当做是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标志。以下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一)坚持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受到柏拉图等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深刻影响,在对这些优秀的哲学家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2]。黑格尔在其整个的哲学体系中始终坚持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这一世界观中,他认为“绝对精神”是唯一的永恒存在之物,外界事物的一切变化都与我无关。这种客观唯心主义是与因我的存在而存在,因我的变化而变化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不一样的,认为理性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主宰。

(二)辩证法。

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中最具价值,同时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一部分内容。正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马克思等人才开拓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为我们今天的生产、生活和实践指出了前进方向。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念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需要一个参照物来为我们的发展提供参照,也真是因为有了这个参照,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辩证法理论框架的发展一共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处于第一阶段的,即人在整个社会现实中占据完全主导的通知地位,科学等技术是受制于人的。

(三)美学思想。

黑格尔将辩证法的思想贯穿到了他的美学思想当中去,他认为艺术中既包含感性因素,又包含了理性因素,二者之间的完美契合构成了美的艺术。而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也就发展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主观与客观。

黑格尔除了上述这些哲学思想之外,他的思想中还包含法学、自然哲学、逻辑学等重要的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又被相应的领域所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为众多哲学分支奠定了思想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思想重要的发展者和践行者,从马克思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就可以很好的体现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3]。马克思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继承人,从黑格尔的思想中提取出了合理的内容加以继承和发展,对于其中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加以剔除。他不仅仅通过自身提出的观点和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致力于通过他提出的观点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但不管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主核都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进而发展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

(二)强调了精神的重要作用。

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他认为绝对理念是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本质,但是这一绝对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的,它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着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又包含了矛盾的思想。矛盾观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同时具有统一性和斗争性的,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斗争性和统一性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发展,最终推动着事物不断地向前发展。对于我们当今社会而言,黑格尔强调精神的观点也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让我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也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建设。

(三)催生了辩证主义方法。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观念,而这一思想得以在今天发展成熟,深刻的受到黑格尔辩证思想的影响。黑格尔的辩证思维让我们对世界有限、无限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而形成了如今的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

结语:

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虽然有坚持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错误的哲学倾向的存在,才能够持续的引导我们去对正确的哲学思想进行不断探究,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二十一世纪最为先进、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思想的出现。因此,我们也应该从中认识到,任何思想的产生、发展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在时代性的束缚下,也就使其思想成果具有了很强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肯定黑格尔为我们的哲学世界带来的这种辩证思维方法。

优质哲学思想论文(汇总21篇)篇二十一

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翻译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翻译家,对翻译理论发展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1923年为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所撰写的序言《译者的任务》一文对翻译的实质、标准、方法等方面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其观点高屋建瓴,神秘独特,将译者从幕后推到了前台,从边缘推到了中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地位,一度被奉为“翻译的圣经”。国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本雅明的关注和研究。美国女作家汉娜?阿伦特,英国翻译家保罗?德曼,法国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以及美国诗人、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对本雅明及其翻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达的名篇《巴别塔之旅》就是在他认真研究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之后的成果。国外学者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研究注重从哲学及语言学角度的挖掘,认为本雅明的翻译思想重点是从语言的角度揭示翻译的哲学本质,即翻译行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质与使命。然而,受长期以来的实用主义影响,我国译界对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翻译目的论、文化翻译理论等研究比较深入,对本雅明翻译理论的价值认识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本雅明翻译哲学的各个层面对其翻译哲学思想进行再探讨,并着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译观对一系列翻译问题的启示,特别是对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揭示其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一、本雅明翻译思想概要解读。

(一)“纯语言”观。

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方式,这一思想与他的语言宗教观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论的卓越与非凡正是基于这个包括一切的语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最终的目标是理解世界的构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语言和上帝的语言间达成和谐。这种思想受犹太教神秘哲学思想影响很大,并在格尔肖姆?肖勒姆的宣传下,被广泛接受。为了体现翻译的重要意义,一个前提便是首先要考虑语言理论,这是任何翻译和可译性概念的必要基础。在《译者的任务》发表七年前,本雅明曾发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学的文章《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类语言中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的区别。本雅明假定了一个普遍的概念范围,将其命名为“思想实体”,完全脱离且区别于“语言实体”。人的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但语言实体永不能包含整个概念范围。因此,一种语言根本无法表达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因为各种语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据圣经的观点,在天堂中曾经存在一种完整的语言,在人类企图建造巴别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将这种语言分裂成不同的语言。因此,特定的单一语言便是起初纯语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译就是要使语言完整,要将分解的“意图模式”拼凑起来完善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源语言。由此可见,“纯语言”是本雅明语言哲学和翻译思想的出发点和根基,它拥有超越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语言”。在此意义上,译者的任务就是把具有亲缘性的各种纯语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来,在目的语语言中把流放在原语语言中的“纯语言”的可能性释放出来,从而使各种语言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而趋于圆满。

(二)可译性与后续生命说。

在纯语言这个形而上的框架内,翻译于是也被提高到了语言的层面来理解。翻译将在对原作的再创造中把被囚禁在原作中的纯语言解放出来,从语言的流动中获得完全成熟的圆满的纯语言,因而,语言哲学中“不可译”的悖论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中并不存在。本雅明认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

1.在原作的读者中有称职的译者;。

2.源语言需要翻译,而可译性是其固有的特性及内在法则。因为艺术作品不属于任何特定时期;相反,它的生命是短暂的。艺术作品具有“时间效应”,而这一效应以“语境”的形式渗透在作品中。这一“语境”无法复制,它必须重新建立,译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语言转换的形式去重新塑造原文本的生命。换言之,每一个作品涉及到它的翻译时,都是一种新作品的诞生,可译性因而成为原作与译作之间至关重要的生命纽带,作品的被翻译则标志着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了最新的、完整的展现,从而使原作进入了后续生命的阶段。由此看来,翻译是由原作的可译性召唤出来的后代,原作必须仰仗译作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因此,译作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因原作而获得自己的存在。这一观点为经典作品的复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译者只有在翻译中不断寻找“纯语言”,原作才能重获新生,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才可被意指(表达)出来。

(三)意指方式与精英读者观。

既然翻译是挖掘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亲缘性”、“互补性”从而达到“纯语言”境界,那么寻求原语与译入语之间意指方式的互补交融则成为翻译的关键所在,因为“纯语言”只有借助语言间互补的总体意图才能实现,而译者正是要“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方式,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响应原作的要求,将它的意指方式带入译入语中,因为译入语需要这种外部力量来释放自身被隐藏的发展进化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译者要传达“如何表达”的,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什么”。归根结底,翻译就是对纯语言的救赎。意指方式的提出也印证了本雅明可译性论述中对合格译者的选择问题。因为翻译对象不是一般的信息类作品,而是具有高度文学性与文学内涵的经典之作,所以译者必定是精英读者,否则译作必定是对原作内容与内涵的不精确的表述,从而成为劣质译作。因此,作为精英读者的译者,不能迁就一般读者的接受习惯与认知水平,而应该勇敢地传达新颖的意指方式,把原作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用高标准引领读者,拓展其认知视野与鉴赏水平,这是翻译语言具有价值的先在条件之一。

二、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探析。

(一)“形而上”意义。

不同于传统观念,本雅明给翻译“赋予了某种本体的地位”[2]。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概念,从语言哲学的层面追问并回答了“翻译何以可能”这样一个翻译的本质问题,这十分类似于康德哲学三大批判的研究方式,追问的是翻译的前提条件、翻译的限度以及从什么意义上来讲翻译是可能的问题,从而深刻揭示了翻译的哲学本质。正如本雅明所说,“翻译最终达到表现语言间深层关系的目的,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达到表现语言间内部关系的目的”[3]。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交流沟通,不在于其传达的信息,而在于翻译就是人类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使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就是我们的思维本身,是寻找种语言源头的工作。这一思想揭示了翻译这项极具实践经验的人类行为的本质、价值和基本方法,围绕翻译自身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并为其提供了相应的视域和立场界定,可以说囊括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所有基本问题。因此,本雅明一直被译界公认为是解构学派的奠基人。

(二)“翻译主体”意义。

在历来的传统翻译观中,译者与译本是从属于原作者与原作之下的,向来都处于“奴隶”与“从属”的地位。译者甚至被要求隐形,最多只是被视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中介,这样,在翻译行为中译者对行为结果———译作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就被忽略了。而本雅明却认为译作其实就是译者用译入语的意指方式所创造出的原作的回声,这样一来,译者与译作的地位就被提高到了与作者和原作相同的高度,从理论上极大提高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另外,精英读者观的提出,颠覆了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论”观点。首先,在《译者的任务》一文开篇,本雅明就指出“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考虑接受者从来都证明是无益的”[4]346。因而,本雅明把译者的任务定位在了引导读者而非迁就读者的主动地位上。换言之,翻译不应该为了迎合普通读者的需要而存在,译作的优劣不以读者的喜好或可读性的高低为标准,一味迁就读者的认知和对市场的妥协,往往是劣势译作形成的根源。这种对译者主体性的确认、对读者需要的“无视”恰恰反映出了本雅明一贯对艺术作品翻译的严肃态度,也是其作为译者在精神上对艺术价值和职业操守的尊重和坚守,是翻译通往最高境界的努力,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三、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实践价值探析。

本雅明不仅从哲学高度上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追问式的思考,其生前还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作品。他的翻译实践为其理论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他的翻译思想不仅具有理论启迪意义,而且对于文学翻译实践同样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比如,困扰译界多年的许多纷争都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得到较为明确的答案和启示。

(一)对翻译立场选择的启示。

翻译立场即直译与意译或异化与归化,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结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而立场的选择则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回答密切相关。本雅明认为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信息的传递,而在于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是伟大作品的基础,伟大作品又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要保持对原作价值的尊重,直译是必然的选择。只有直译,才能达到译作的“透明”,即从译作中清晰的看到原作的所有风貌;只有直译,才能充分揭示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才能使语言间的意指方式交融互补。也只有直译,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译作中“异”的因素,保留原作的结构、句法、节奏以及独特的语言韵味和魅力,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学意蕴。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过程。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在翻译中找到合适的意指方式。也正是这种差异本身丰富了目标语言的来源。那些外来的、不可译的概念和结构的引入,便参与到目标语言的持续补充之中,最终达到“纯语言”的顶峰。路德直译《圣经》,直接影响了德语的形态发展和变化,丰富了德语的表达,使其形式更加多样,音韵更加优美,表达更加丰富。因此,站在本雅明的翻译立场上,追求意义的传达与归化观念的译者必定是一个低层次拙劣的译者,他对自己语言惯用法的尊重远远胜过对外国作品精神的尊重,他错误地“保持了本国语言偶然所处的状态,不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有力影响”[4]358,从而忽视和限制了借助外来语拓展和深化自己语言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完成作为一个译者的真正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与鲁迅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5]。翻译要突显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新的表达方法便可由此催生。本雅明的直译观虽有一定的局限性,却提醒译者防止以本国语读者为中心的过分归化意译的做法。

(二)对“形意之争”的启示。

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或实践中,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化学派,历来都提倡以交际目的为准绳,力求译文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精神和内容,即语言服务于内容。而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第三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一种形式。他的意指方式的概念囊括了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形式概念所包含的绝大部分因素,如词语特征、句法结构、章节构成和修辞方法等等,因此,精心细致的融汇原作的意指方式,“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4]354。本雅明使我们意识到,文学作品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纯语言在世间的载体,译者的任务在于在原著当中找出互补的意指方式,把原著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因此,译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传递了原作的内容意义,更在于用译入语语言再现了原作匠心独具的独特表达方式,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译作不把经典的原作翻译成为只传达了内容意义而忽略了原作形式的拙劣译作。也就是说,对文学翻译来说,怎么说的比说了什么更重要———“传意”必须“传形”,“以形传意”才是对原作最佳的翻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译作。这使我们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对“形”与“意”的辩证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对我国译界长期以来以追求“神似”向往翻译的“化境”、过分强调“功能对等”、“目的论”等为主流的翻译思想无疑是一种反动,值得翻译界深思。

(三)对经典作品复译的启示。

关于复译,我们以往是从文本需要、读者要求、出版市场、译者主体性、翻译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加以研究与剖析,而本雅明的翻译哲学思想对复译现象做出了语言层面的解释,合理新颖而又独特,颇具启发性,使我们对复译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首先,本雅明指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原作的语言品质,只有极具特色的高品质语言,才能为翻译提供丰饶的土壤,其可译性才越高。而这些特点正是古今中外伟大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其次,译作是原作的后续生命,越是伟大的作品其生命力越是强大,而“生命的范围是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自然的观点来决定的,……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历史向人们讲述了这些作品的渊源,他们在艺术家的时代问世,以及在以后的世代里原则上应有的永恒的后续生命。……那些不仅仅传达原作内容的译作便应运而生,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最新的、不断更新的、最为完整的展现。”[4]349这清晰地阐释了伟大作品何以超越时代,不断被翻译不断被传颂,生命力如此强大的原因。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的进化发展,过去的意指方式在新的语言中不再适用,必将产生更新,而伟大文学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仍在呼唤着翻译,这必然将产生源源不断的复译行为。本雅明的这一观点为文学经典、艺术经典及文化经典的复译、传承和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结语。

本雅明从本体论层面对翻译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他独特的翻译哲学思想引发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对翻译理论的重新思考,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其从翻译实践的研究延伸到了语言层次和哲学高度。他对翻译标准、翻译立场、译者的天职、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使译界重新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语言神圣的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文学翻译的世俗观点。虽然译界对本雅明的翻译观点莫衷一是,有褒有贬,但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深入挖掘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必将引发我国译学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新的思考,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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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伟.本雅明说的是啥[j].国外文学,(4):47-58.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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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迅.鲁迅自编文集:二心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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