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规则篇一
无规矩，不方圆。任何时候，都需要规则，就像社会需要法律一样。只有运用规则赏罚分明，人们才会遵纪守法，才不会去破坏法律，社会秩序才会和谐。
三年级时，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规则的重要性。
我看了看正在值日的小a，走到了座位上。今天值日的是小a和小b，小b和我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我偷点懒，讲一下小话应该不要紧的吧！
我很不高兴地转身去读书，这时，我看到后座的同学拿出一支十分漂亮的笔，我的兴趣又来了，又转过身去与她讲话。小b满脸黑线地在本子上记下了我的名字，我感到十分委屈，相互照顾，这才是好朋友啊！亏我们关系那么好，你居然记我的名字！哼！
小b见我躁动不安，还没有读书，索性把我的名字记到了黑板上，记到黑板上多丢人啊！
从那以后，我上课几乎再也不敢违反规则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身边有规则，也有一双双眼睛监督着我，只有遵守了规则，我才能安安心心学习啊！
规则篇二
;《鹿特丹规则》与《海牙规则》《汉堡规则》《维斯比规则》的对比 一、承运人的责任基础不同 《海牙规则》下，承运人的责任基础是“不完全过失责任”，如在航海过失造成的损失可以免责。
《维斯比规则》下，承运人的责任基础是“不完全过失责任”。
《汉堡规则》则对海牙规则进行了全面彻底的修改，采用了推定过失责任与举责任相结合的完全过失责任制，即完全过失责任。明显的扩大责任人的责任。
《鹿特丹规则》也采用了完全过失责任，废除了现行的“航海过失”免责和“火灾过失”免责。但其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不同于《汉堡规则》。承运人除了证明自己没有过失外，还可以通过证明存在一项或多项免责事项免除其对货物的赔偿责任，除非索赔方可以证明免责事项的产生是归因于承运人的过失。《海牙规则》下承运人的基本义务是，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和妥善管理货物的义务。《鹿特丹规则》原则上秉承了上述规定,但其具体义务内容有所不同。
二、承运人的最高责任赔偿限额不同 《海牙规则》第四条规定船东或承运人对货物或与货物有关的灭失或损坏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每件或每单位100英镑或相当于100英镑的等值货币。
《维斯比规则》将最高赔偿金额提高为每件或每单位10000金法郎或按灭失或受损货物毛重计算，每公斤30金法郎，两者以较高金额的为准。同时明确一个金法郎是一个含有66.5毫克黄金，纯度为千分之九百的单位。
《汉堡规则》再次将承运人的最高赔偿责任增加至每件或每货运单位835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或称记帐单位）或每公斤2.5特别提款权，两者以金额高的为准。
其次，对灭失或损害货物的计量方法越来越合理。
《海牙规则》是以每件或每单位来计量货物。随着托盘、集装箱等成组化运输方式的发展，这种计量方式的弊端逐渐显现。
《维斯比规则》和《海牙规则》都规定如果以集装箱或托盘或类似集装运输工具运送货物，当提单内载明运输工具内货物的包数或件数时，以集装箱或托盘所载货物的每一小件为单位，逐件赔偿；
当提单内未载明货物具体件数时，则以一个集装箱或一个托盘作为一件货物进行赔偿。
《鹿特丹规则》规定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损害的赔偿责任为每单位875特别提款权或者毛重每公斤3特别提款权,以较高者为准；
对迟延交付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该迟延交付货物运费的2.5倍。
三、对货物的定义不同 《海牙规则》对货物定义的范围较窄，将活动物、甲板货都排除在外。
《汉堡规则》扩大了货物的定义。不仅把活动物、甲板货列人货物范畴，而且包括了集装箱和托盘等包装运输工具，“凡货物拼装在集装箱，托盘或类似运输器具内，或者货物是包装的，而这种运输器具或包装是由托运人提供的，则‘货物’包括他们在内”。
四、公约适用范围不同 《海牙规则》只适用于缔约国所签发的提单。
《维斯比规则》（1）任何缔约国签发的提单（2）从缔约国港口起运（3）提单中列有首要条款（即当事人选择适用该公约）
《汉堡规则》不仅规定公约适用于两个不同缔约国间的所有海上运输合同，而且规定①被告所在地；
②提单签发地；
③装货港；
④卸货港；
⑤运输合同指定地点，五个地点之中任何一个在缔约国的都可以适用《汉堡规则》。
《鹿特丹规则》传统的海上区段以外的其它领域，包括与海上运输连接的陆上运输，铁路、公路、内河水上运输甚至是航空运输都包括在内。
五、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不同 《海牙规则》规定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是“……自货物装上船舶开始至卸离船舶为止的一段时间……”，称之为“钩至钩”。
《汉堡规则》则将责任期间扩大为承运人或其代理人从托运人或托运人的代理人手中接管货物时起，至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或收货人的代理人时止，包括装货港、运输途中、卸货港、集装箱堆场或集装箱货运站在内的承运人掌管的全部期间，简称为“港到港”。
《鹿特丹规则》明确规定，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自承运人或履约方为运输而接收货物时开始,至货物交付时终止。由于该规则扩大了地域适用范围，因此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可延伸至“门到门” 六、诉讼时效不同 《海牙规则》的诉讼时效为一年，自货物交付或应当交付之日起算。
《维斯比规则》规定诉讼时效经当事各方同意可以延长。并且在“……一年期满之后，只要是在受诉讼法院的法律准许期间之内，便可向第三方提起索赔诉讼……”，但时间必须在三个月以内。
《汉堡规则》一方面直接将诉讼时效延长至两年，另一方面仍旧保留了《维斯比规则》90天追赔诉讼时效的规定。
《鹿特丹规则》规定时效期间为2年，并允许合同当事人协议延长诉讼时效。
七、对承运人延迟交货责任的规定不同 《海牙规则》对延迟交货未作任何规定。
《维斯比规则》对延迟交货未作任何规定。
《汉堡规则》则在第二条规定：“如果货物未能在明确议定的时间内，或虽无此项议定，但未能在考虑到实际情况对一个勤勉的承运人所能合理要求的时间内，在海上运输合同所规定的卸货港交货，即为延迟交付”，承运人要对延迟交付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①行市损失；
②利息损失；
③停工、停产损失。赔偿金额最多为延迟交付货物所应支付运费的2.5倍，且不应超过合同运费的总额。
《鹿特丹规则》第17条，若托运人能证明：货物灭失、损坏或迟延交付，或造成、促成了灭失、损坏或迟延交付的事件或情形是在承运人责任期内发生的，则可以要求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损坏和迟延交付负赔偿责任。
依《汉堡规则》，承运人对于迟延交付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不超过该迟延交付货物应付运费的2.5倍，但不得超过运输合同应付运费的总额，即规定了两次限制，而依《鹿特丹规则》第60条规定，只有一次限制，即为迟延交付货物运费的2.5倍。
八、 承运人免责事项发生变化。
《海牙规则》，承运人可以按照其第4条规定的17项免责事项享受免责权利，且仅明确了第17项“兜底条款”免责的举证责任。
《维斯比规则》同上。托运人索赔，托运人举证。
《鹿特丹规则》延续了《海牙规则》的基本理念，但与《海牙规则》采取“开放式列举”不同。《鹿特丹规则》采用了“封闭式列举”，即明确规定免责事项仅限于公约列明的15项。但也有以下变化：第一，增加了“海盗、恐怖活动”的规定。这反映当今航运实践的现状和发展情况。第二，明确火灾免责仅限于在船舶上发生的火灾,不包括陆地上发生的火灾。第三，根据以往公约的规定,只要是救助或企图救助人命或财产都构成合理绕航，承运人无需对由此导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但《鹿特丹规则》则强调,对于财产救助的免责必须是采取合理措施的结果。第四，增加了为避免环境损害而采取合理措施导致的货损承运人可以免责的规定。
《汉堡规则》
托运人索赔，承运人需证明自己无过失或损失是由托运人造成的 九、单件货物赔偿限制不同 《海牙规则》每件100英镑 《维斯比规则》每件10000金法郎或每公斤30金法郎；
1979年改为每件666.67sdr或每公斤2sdr 《汉堡规则》每件835sdr或每公斤2.5sdr，赔付延迟交货的限额为运费的2.5倍，但不超过应付运费的总额。
十、索赔通知 《海牙规则》非表面货损在货物交付后3日内提出。
《维斯比规则》非表面货损在货物交付后3日内提出。
《汉堡规则》非表面货损在货物交付后15日内提出。迟延交付应在60日内提出。
《鹿特丹规则》未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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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村民们把从北京来的袁天鹏当钦差，以为他要为他们申冤做主。当听到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口谈的却是如何开会时，村民们的热乎劲儿就散了。“你就告诉我们，村里的集体资产，到底是分还是不分？”村民中的几个骨干没了耐心。
“该怎么分？是都分掉，还是分一部分？按什么标准，确定哪些人可以参与分？集体资产都分了以后，村里怎么发展？”袁天鹏仍像个碎嘴老太太。
“我们不管，那是领导的事。”
这个答复，袁天鹏一点都不意外。他已经看得太多：出现问题时，中国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找谁解决，而不是用什么机制来解决。
这是2009年，在贵州某城中村所在的街道政府的邀请下，袁天鹏给当地村民讲解《罗伯特议事规则》时的一幕。当时，村里有一笔拆迁补偿款，一直作为集体资产进行投资，但从未跟村民分过红。村民们即将闹到要上访。
这是袁天鹏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第三年。《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美国广受承认的议事规则的典范，1876年，由美国人亨利·罗伯特以英美议会议事规则为基础、结合民间需求而推出。一百多年来，规则中的理念和原则早已成为美国人的常识和习惯，用于政府、企业等各种组织。
它是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民主，提供了大量的标准、手段以及具体的机制，将民主的精神体现于会议规则之中，堪称一本如何开好会议的红宝书。袁天鹏初次接触《罗伯特议事规则》，是在1999年留学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时。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他获得一个进入学生组织的决策机构“学生议会”的机会。一就任，议会秘书就给了他一本200页的《罗伯特议事规则》。
在“学生议会”，袁天鹏体会到中美开会的不同：在中国，领导说了算，很容易就作出一个决议；
在美国，即便是在权力机关，说了算的过程看起来也很麻烦，受到诸多制衡。这个经历，让袁天鹏感受到：群体共处，追求权利和利益时，必须以不侵害别人的权利和利益为前提，必须有制衡。可他真正决定推广议事规则已是若干年后。
2005年，是袁天鹏回国创业的第二年。公司做的是电信服务，但各种“潜规则”当道，让他郁闷不已。市场大环境比的是谁是破坏规则的高手，“初级水平的请客吃饭，中级水平的直接送钱，中高级水平的卖你房子打对折，高级水平的一个内幕消息让你股票大赚”，不仅如此，股东内部缺乏制衡，就三个股东，会上讲话弯弯绕，会下两两小沟通，无法形成有效决策。
一筹莫展中，他这才想起在“学生议会”时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追求群体共处、平等合作，在一个公共机制上来表达主张和进行利益博弈的模式，恰好可以打破千百年来中国人习惯的议事模式：要么是强人说了算，要么是所有人对打乱成一锅粥。
他花了一年多完成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翻译和出版工作，通过了“美国议事专家协会”的考试，并成为这个机构在中国的第一名会员。了解越深越发现，对于规则，中国大陆有太多历史和现实的需求。于是，在2007年，他注册了一个咨询公司，全力推广议事规则。
街道办懂了，召集村民分组举行若干次大辩论，讨论了若干方案后，全体投票，最终达成的结果是，集体资产分一半、留一半。
（摘自《中国周刊》2012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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