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生道路作文5篇(大全)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道路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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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异质性；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中国古代文论的西化之路

（一）“学科化”：在学科“史”与学科“死”之间

中国古代文论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还要“中国化”？事实上，当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西化了，这门西化的学科，正规的名称叫“中国文学批评史”。要谈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必然要从这样的追问开始：“中国古代文论”（或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国诗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现当代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门学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样的一种面貌现身？为什么要把中国文论中国化？沿着这样一条路子去摸索追寻，也许能寻找到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某些最坚硬的症结所在。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思想倾向：一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进行空前深刻的质疑、检讨和反思。在对这一切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根基进行价值重估的同时，用一种革命性的激进态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样态。二是“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随着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引介，中国学界开始在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中解构对传统文化既有的观念，开始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介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这个思想“内发自省”与“外在进攻”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这样的矛盾论争。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发展的。

对文学理论的清理，最初产生于20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学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为代表。他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对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进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影响，主要还是《文学批评史》这本书。正如罗根泽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指出的：“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依我看是不够的。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①他认为，在中国本来没有文学批评这样一种称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而是说，从一种学理上进行系统清理，或者说，从学科理论高度进行观照的学术行为，还是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影响下开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评论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思想展开对比，认为“西洋所谓criticism，中国古代名之曰‘论’。……由此知‘论’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则是以陈锺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的。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将这个范畴理论化，并且运用西方知识体系去统摄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后来者几乎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去发展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43)、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大纲》(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史”的角度来进行清理的，按照时间线索来进行划分，把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论思想从传统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在三卷的论述中，其时间跨度涵盖了从《尚书》到清代袁枚的各个时期的批评思想，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各个时期文学批评做出了系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归纳。虽然所涉及的批评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论思想家。他从学科对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研究范畴。

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学科化究竟是意味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产生，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灭亡？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有着深厚的中学和西学功底，他们用这种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去进行“界定”和价值重估的时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资料，但是这种富有历史承担力的尝试后来还是遇到很多尴尬的问题：“大多数人以后又从理论探索方面撤退了。他们的研究著作，不用马克思主义时，能与之暗合；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标榜一下的时候，就常常闹笑话。”⑤而且，我们通常都认为，历史就是一种符合客观事实的陈述，这种陈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献价值的。但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思想的这些“史化”性工作，从当今的新历史主义批评（new historicism）看来，不过是构建一个历史文本，这个文本与文学文本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个体话语言说，其客观有效性是相当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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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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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条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就能对中国道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开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间他在新民学会的两次发言。

穿越时空隧道，这篇文献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

1921年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只是那个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毛泽东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的10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做过各种尝试。

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值得称道，但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性，不能和不敢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一批先进青年最终的选择。

历史常常是这样，在看似山穷水尽时为人们展现出一线生机。91年前那个夏天的晚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13个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革命实践、民族复兴道路的新探索由此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成为了先进的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外国人。他的理论成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帜。在中国道路的每一段历程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面飘扬的旗帜。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探讨中国道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只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国道路如果说是一幅蓝图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描绘这个蓝图的一个底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理解和开启中国道路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就这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信仰不等于实践，实践也不等于成功。当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这个理论武器去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如何运用它与此前选择它一样艰难。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

最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发动城市工人罢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中国共产党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风暴。然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但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继续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各路起义军在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接连失败。

第一个发现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新理论的，是毛泽东同志。

为了回答和解决严酷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确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伟大创造。不论是从国际共运的理论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在讲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政权时，都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当时已有的实践来看，国际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以巴黎为中心，通过城市起义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首先是从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开始的。

创造新的理论不容易，让人们接受新的理论更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实践的检验。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就认为，中国革命就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里组织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跑到山沟沟里去搞武装割据，站不住脚，是注定要失败的。受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当时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搞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再次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对抗中遭到严重失败，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并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也重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的正确。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步骤、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并依靠这“三大法宝”，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则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彼岸的独特道路。坚持与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他反复地读，读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他从长期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但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搬。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艰难曲折中的砥砺奋进，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点毫不动摇；同时，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不能够“一味盲目执行”，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典故。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党内取得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创新都源于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中国道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里所说的“奠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质基础，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三点尤为重要。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已经深深地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胜利前所预言的，建设的道路更长，更艰苦。为了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大量艰辛的探索。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那一代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创造才华。然而，后来这一探索却出现严重错误。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内乱，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问题，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

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二十几年，人民生活还是很贫困。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同时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也有不对头的地方。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搞的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从时代条件和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照搬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

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

翻阅1980年4至5月间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社会主義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这些谈话就以这句话为标题集纳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

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迅速摆脱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放权让利，进行承包经营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改革开放试验的成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但正当我们加快改革步伐，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中国道路却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和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但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右的倾向。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在历史上的失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对这种思潮进行反击，否则，人们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中国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为了保证我们的目标和步骤不受干扰和冲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此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理。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他多次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理论和他领导开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为三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我们进一步把它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内容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也成为了中国道路最基本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的谈话。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本质，他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一个尺度、方向和标准，即：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发，邓小平同志对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回答，进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历史的关口处，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胆识、睿智和远见、阅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别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谈话，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的确，社会在飞快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变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顺时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报》。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刊分两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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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三

中国道路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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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跨越，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道路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是一条立足国情的道路，是一条开放包容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历尽艰辛，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一条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道路；本质属性；理论特色

doi：10.15938/.2016.04.012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道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余年的奋斗历程，为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始终如一，百折不挠，终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

一、独立自主：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1.中国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来之不易，……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给处在迷茫中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指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和影响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暴力革命这条俄国式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在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和俄国“城市中心论”理论。“八七会议”做出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决定。但是，我们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都先后失败了，这一系列的失败说明“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1928—1930年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深入调查，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来阐述论证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去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2.社会主义建设：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

二、立足国情：始终坚持走与实际相结合的路

1.革命道路：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国情是一个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一个社会最大的国情，就是这个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字眼，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列宁曾经分别使用过“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1912年，列宁曾经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到：“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以外，还有中国，波斯、土耳其“这三个所谓半殖民地”国家。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半殖民地“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是在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并依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尽管如此，在中共“二大”以后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却依然存在，并且影响到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质上是要取消民主民族革命，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实际上是要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阶段。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是，党的六大以后，由于党内认识的分歧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认识又产生了争议。毛泽东始终坚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清政府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没有区别，依然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既不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论”，也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是分“两步走”。在这两步走的时候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准确把握住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2.建设道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事实恰好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首先是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上，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上首先建立起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对发展的阶段必须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否则，就要走彎路、受挫折。建国前30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之所以遭受挫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定位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正式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再一次重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式形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座理论大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成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成为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有力理论武器。

三、开放包容：始终坚持走争取支持帮助的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一切力量对革命的支持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比作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这两头一头是工人阶级、一头是统治阶级，中间是农民阶级。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的限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其它阶级对革命的支持，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了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是争取一切力量支持革命的重要方法，统一战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敌人是强大而凶猛的。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敌人。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工农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另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参加统一战线，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在党内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是争取革命力量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指出：“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弃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我们并且已经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思想，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汇集了革命的正能量。

2.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就有一个调动国内外积极因素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课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里，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的，两个积极因素都要利用起来。而对于调动积极因素的作用，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讲到了争取外援，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就是对外学习和借鉴的问题。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系统的提出了“敢不敢学”、“向谁学”、“怎样学”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拓展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实际上吹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号角。但是，在建国前30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际上还是处于“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邓小平高瞻远瞩，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内陆开放，对外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成效日益显著。党的十三大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基本点”写进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对外开放成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改革初期两项最鲜明的政策。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实行长期的全面的对外开放，这是促进中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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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篇五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农民股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2]，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0774亿元，比上年增长6.3%[3]。农村经济的增长无疑是全国经济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978年开始，农村逐步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一大程度的发展。农村绝对贫困基本被消除，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摆在农村和农民面前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发展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凸显的问题
1.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土地抛荒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拯救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但发展经济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4]，生产积极性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后，达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发展问题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它不能引导农村经济实现象城市经济那样的跨越式发展，农产品总产量是在逐年增加，可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按人们的美好愿望增加。国家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2003年指出，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万，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亿1075万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亿1079万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这使得农民没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种田要赚钱”已被大多数农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实践。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务工经商抛荒土地面积达8.62万亩，占抛荒总面积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积262111千公顷）[5]。恩施还是一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农民的土地观念非常浓厚，这个州的土地抛荒不会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截止1996年底，全国非农业建设闲置耕地941633亩，有些闲置达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复耕种[6]。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曾据卫星遥控指出，我国大陆耕地抛荒达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各自为“政”，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高度机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碍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又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承包到户。这样，土地被分割成小块，由于土地面积太小，农业机械无法进入田地，机械化水平不仅无法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是有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这使得在同一块土地上有可能同时生长着两种或多种不适合在一起生长的农作物，在无形之中降低了作物产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担奉贤，加上经营规模小，许多农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农业科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很难很快获得市场，中国农业实现高科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增加，给城市生活、社会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国家对农村想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农民在长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下，开始大量拥入城市，寻求收入的增加。这给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和城市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冲击。
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素质比较低下，专业技术水平有限，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很难找到适合他们又能赚钱的工作。赚钱梦想的破灭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4.农村公益事业无人管，农民子女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水库、学校等都有集体负责管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各人自扫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个人都只关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对这样的公益事业不大关心，更不愿为公益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农村学校条件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对其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农民子女跟着他们的父母如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条件差，无学籍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碍；如果农民子女留在农村，他们的成长缺少照顾，失去了父爱和母爱的呵护的他们极易受到他人唆使，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5.农村人才外流，基层腐败严重，给农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层阴影。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中的有文化的人为主，这些人在农村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从某种程度是说，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种资源浪费，使农村村民自治出现“朝中无人，国中无将”的局面。
    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事实上的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在思想意思形态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领导、对领导天天有人看着，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没有了民众的监督，我想这应该是农村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应当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历史上已经存在很多。1952年开始，人民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阶段。从1958年起，全国开始推行人民公社体制，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村合作化达到顶峰，只是事与愿违，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农民权益受到极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国农民心中的一块伤疤，以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轻言合作化。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集体经济[8]，而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新形势下，农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笔者的初步构想是：采用多种形式，或由国家投资，或由国家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或由农民自己参股筹资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租用期应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内），雇佣农民为其工作，农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在有农民参股的公司中，农民股东[9]有权分红并依据自己的资产对公司负有限责任。农田的耕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产品的销售等事宜由公司统一决定，统一经营。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通过各种形式组建的股份公司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它不同于农村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合作化时建立的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包括农业互助组，初级、高级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体经济所有制。这里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促进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它也不同于现阶段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他们的性质明显不同，尽管目前的许多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也兼有一些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第二，以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相抵触。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股份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内，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这种合作化不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抵触，或者可以说它只是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的一个并行的补充性措施。
三、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国家经济总体上飞速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势力增强，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经济基础。虽然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但国家经济整体上发展很快，全国经济年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经济的同期年增长率。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15亿元。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国家有能力直接投资，或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组建股份公司，也使国家有能力对目前的农村经济或是发展以后的农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共和国自成立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也是从沿海的工业城市开始的。长期以来，国家政策都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发展工业，农民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从农向工转移6000亿元，1992年转移1647亿元[10]。现在，中国的工业已发展得比较壮大，并继续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200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23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11]。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为了工业的发展，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也应当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农民土地观念发生改变，这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从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农本商末”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上。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都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个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会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12]。中国共产党联合农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赖程度是相当深的，这也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其土地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促使这种改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一亩三分田上，他们敢于离开土地到城市等发达的地方去闯荡；⑵ 现代文明洗礼了农民陈旧腐烂的思想`，“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消失，农民的思想观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们得以生活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⑶ 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每个家庭在保证耕种的劳动力之后，富余的劳动力都会外出打“副业”，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挣不了钱（万一这样，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家里的现金支出，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所需，子女教育费用，农业税收等。
    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减弱为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扫除了障碍，它避免了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权的尴尬局面，减少了股份公司在农村的组建和运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得到社会认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只有让农村经济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实现农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村经济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国家或集体完全控股，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渐被接受，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或集体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国家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采用股份制。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国家由绝对控股变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国有资产带动大额资金的流转，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
    4.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这是未来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证。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农业了。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既84年之后中央发布的又一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5年1月3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重点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做出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推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出台了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 ，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和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四项保护措施。另外，国家会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04年，投入总量超过2000亿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还会加大。
四、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义
    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全国、全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影响了机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权，统一经营，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点，能够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村生产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行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之后，原来农田上无数的界沟、界碑将不复存在，一条不占面积的界线将会代替界沟、界碑的职能。这就能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意义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农村的渗入必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84（以农村为1），2004年为3.2[14]。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国实现共同富裕。
2.有利于农村民主在的发展。胆怯农村民主在发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农民收入不高，对政治没有热情，政治参与不积极；b 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外流，农村民主在发展缺乏人才；c 农村基层腐败严重。
    新型合作化的实现会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a 农民从股份公司不仅可以获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益而且作为雇工，也会有固定的收入，农民股东还可以在规定时期内分红。工人待遇会使农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农民自会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b 在农村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闭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能够为农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人才外流会得到有效遏制，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人才将不是个问题。c 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败就无立足之地，更无生根之处。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3.就近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佣耕种土地的人之外，还需要一大批管理、销售、运输等方面的人才，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是公司的首选。农村再不用远途跋涉去他乡挣钱，或许他们也还会叫做“农民工”，但他们至少不再受歧视。收入增加了，稳定了，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中国现阶段有农民9亿多[15]，如果农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这9亿多农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演变成工人，尽管他们还从事这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本质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公司的工人。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人会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础设施建设或方便生活（如买东西，就医等），这样，一条条村街就会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三农”问题的解决要从制度上下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办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农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为好办法之一。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继续坚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并行的补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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