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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鲁迅篇一
;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所谓的鲁迅“转向”时期，通过与后期创造社等各方的论争，鲁迅获得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鲁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与后期创造社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有着某种直接关联。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梳理，以期对鲁迅的深入认识，对我国关于“阶级意识”理论的深入研究有所借鉴。
关键词：鲁迅；阶级意识；后期创造社；福本主义；卢卡奇
鲁迅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认识到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承认文学的阶级性，认同文学始终受阶级意识支配。这一时期是鲁迅思想的“转向”时期，通过与各方展开革命文学论争，尤其是同后期创造社的论争，他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探索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最终形成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鲁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与当时国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有着紧密关联，同当时后期创造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密切相关（这里并不否认鲁迅受国内外其他作家、理论家的影响）。
一、 阶级意识的突显——后期创造社对
“20世纪20年代末中苏外交关系断绝，思想交流严重受阻，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中国的联系较之苏联更为直接。”[1]148此时，留日归国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尽管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却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鲁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起初，鲁迅对革命文学是持怀疑态度的。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以《革命时代的文学》为题目作演讲时，已关注到“革命文学”，认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2]418，他对大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一是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二是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因为“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2]420。三是革命成功之后，会产生了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不过他认为“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2]421；“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2]421-422由此可见，尽管鲁迅谈到了革命文学，却认为当时中国没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存在的仅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是读书人的文学。虽然鲁迅承认革命文学的存在——“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3]82，但他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却是持怀疑态度[2]423，曾明确讲道“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3]83，对“文艺是革命的先驱”也持怀疑态度[2]559，对当时中国存在的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更是持怀疑态度[2]543-544。
后期创造社掀起的这场文化运动对鲁迅所产生的影响，鲁迅在1932年《三闲集序言》中曾坦陈：“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3]6从鲁迅的这段言词中，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三点：第一，鲁迅正是受到后期创造社的影响，才“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第二，鲁迅在此之前是只信进化论的；第三，鲁迅在“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之后，认识到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正是通过同后期创造社的文艺论争，鲁迅在清醒地看到前者患有严重“左”派幼稚病的同时，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1928年3月12日，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对成仿吾的《祝词》及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主张，明确表示肯定：“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3]63这实际上是赞同了李初梨的主张，即“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4]；“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也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4]。由上可知，鲁迅接受了后期创造社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文学”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期创造社对鲁迅的影响，使后者不仅赞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且把之后诞生的“左翼作家联盟”也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亦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5] 590。此外，由于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而且主张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他认为：“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成功，于大家更有益。”[3]135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鲁迅才在1929年至1931年短短的时间内译介了一系列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如1929年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的论文集《壁下译丛》（北新书局印行）、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1930年译俄国g·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光华书局印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论文及演说《文艺与批评》（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及决议《文艺政策》（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a.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神州国光社收稿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今尚未印）[3]180，1931年译苏联a·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三闲书屋印行）等。除以上他本人的译著之外，鲁迅还校阅了一些其他译著，如任囯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胡斅译苏联a·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董秋芳译俄国v·但兼珂等作的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孙用译匈牙利裴多菲·山大的民间故事诗《勇敢的约翰》及李兰译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等，校阅约十几部译著。鲁迅之所以在此期间如此致力于翻译方面的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理念支持外，他还认为文艺界“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3]184。正是针对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太过于重在宣传，鲁迅才如此重视翻译工作，他的译著也是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如他所说的“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3]210。
综上可见，鲁迅并不完全赞同后期创造社所强调的那种文学的阶级性，但是前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却与后者的影响有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强调阶级意识、突显文学的阶级性并非后期创造社的独创，而是后期创造社照搬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把福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带到了中国。然而，这种“阶级意识”理论也并非福本主义的首创，而是来自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
二、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高扬——
卢卡奇对福本主义的影响
福本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以批判山川主义而确立的一股左翼思潮，它于1924—1927年在日本风靡一时，之后虽失去主导地位，但却对日本整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乃至文化运动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福本和夫（1894—1983），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1923—1924年先后留学英、美、德、法各国，在德国期间，师从科尔施并结识卢卡奇，卢卡奇以《历史与阶级意识》相赠。[6]当时该书在国际上影响甚大，对青年福本和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福本主义（1）这种带有鲜明政治激进主义色彩的“左”的思想，主要具有异化、阶级意识及党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前两点明显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后一点直接受到了列宁的建党思想的影响，但也有卢卡奇思想的作用。正是由于卢卡奇的极大影响，1927年日本思想界才出现这一译介情况——《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阶级意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文章同他的《列宁》一起被译成日文出版[7]。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包涵了三个基本概念：物化、总体性（或整体性）和阶级意识，虽然是由八篇论文组成，但“物化”始终是全书的核心。尽管卢卡奇当时未能将物化与异化完全区分开，但他却是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一词，从商品拜物教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卢卡奇认为，异化是总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握这一总体，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必须作为阶级而出现时，意识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时，才可能消除异化，因此，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福本和夫受卢卡奇的影响，用异化的思想来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力图克服那种局限于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肤浅认识，提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基于它自身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自觉。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
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8]139
卢卡奇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对于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觉醒，曾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过分强调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带有政治激进主义的“左”的色彩。
正是受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些革命学说的深刻影响，福本和夫才形成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论及独特的革命阶段论（2），以理论斗争、意识斗争来指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过他将“阶级意识”提升至“理论斗争”的高度，“将意识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都是同义词）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并把它放在斗争过程的首位”[1]75，虽然极“左”，但从一定侧面也彰显出卢卡奇对其影响之深。
为了更好地实践无产阶级的意识斗争，福本和夫提出了“分离结合”的党组织论。这一理论除了受列宁建党学说的影响外，同时也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用。关于党的组织理论问题，卢卡奇作了深刻的思考并专门撰写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批判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的组织理论，披露机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有机的’、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8]401，批判这种学说“设想无产阶级会通过缓慢的扩展逐渐争取到人口的大多数，通过纯粹合法的手段获得政权”[8]401。这些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福本和夫，他一回到日本就严厉批判支持解散日共、消极重建日共、主张实行工会主义政策的山川主义，极力倡导重建日共，强调党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然而，福本和夫提出的“分离结合论”（3）与“理论斗争”，却是机械地运用了列宁和卢卡奇的理论学说，没有看到理论、实践与组织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懂得“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8]396，不懂得只有选择正确的组织方法才能把理论变成实践，不懂得“只有侧重组织方面的分析才使得有可能从实践观点对理论进行真正的批评”[8]398，才致使其把斗争仅局限于理论斗争，导致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使党和工农群众脱离，群众之间则因思想上理论上互相对立而分裂”[9]。从以上分析可知，福本主义是“以对纯粹的阶级意识的追求为特点”[1]75的左翼革命思想，足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之影响甚深。
三、 倡导文学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福本主义对后期创造社的影响
1927年10月至1928年，后期创造社（4）成员在国内革命文学运动形势的鼓励下，先后从日本归国，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们把日本福本主义带到中国文艺界，“他们回国参加文学运动的全部计划都是在日本形成的，当时正是福本主义风卷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期间”[1]77。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日本期间就建议创造社转变方向，回国后便高举革命文学的旗帜，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郑伯奇还特别讲到李初梨、冯乃超：
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盛极一时，才为在日本学习的后期创造社成员接触其思想、接受其影响从客观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后期创造社成员所提倡的理论斗争、文学的阶级性及其在倡导过程中强烈的论争批判色彩，我们可以辨清福本主义对之影响的思想脉络。
后期创造社强调理论在斗争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928年初，冯乃超发表了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文章，率先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提出革命文学必须有“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作基础”[13]。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不仅鲜明地高举理论斗争的旗帜，而且将文学的阶级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融入理论斗争之中，并把该论文“权且作一个‘理论斗争’的开始”[4]。之后，他更加鲜明地强调“理论斗争”的迫切性，呼吁“在我们的无产文艺阵营里面，‘理论斗争’是刻不容缓的一件急务”[14]。几乎与此同时，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也积极响应、倡导“理论斗争”。他认为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必须掌握科学的理论方法，为“理论斗争”在中国的宣传起了一定的铺垫、推动作用。
在突显文学的阶级性这一点上，冯乃超阐明了革命文学的本质——“必然是agitation-propaganda”（鼓动、宣传——笔者注），主张文学艺术的任务，也是革命文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当时中国民众反抗的情感、求解放的欲望及强烈的革命思想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疾呼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明确提出“政治家该具有艺术的心，艺术家也该具有政治家的头”[15]。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坚持文学“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4]，强调文学的阶级意识，并提出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要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彭康也积极著文响应，强调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着重指出文艺是“意识形态（ideologie）”的，是思想、感情的组织化，进一步阐明：“革命文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在中国的现阶段，也不应仅限于描写无产阶级，更不必要无产阶级自身来写……革命文艺的内容，描写什么都好，只要在一个一定的目标之下，就犹如斗争虽然多都是朝着一个目的一样。封建势力，军阀，帝国主义，工农生活，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等，都是革命文艺的内容。”[16]这些内容的提出与宣扬，丰富发展了革命文学的内容，提升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水平。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理论斗争以及文学的阶级性的倡导，是在同文学革命论争的过程中进行，呈现出极强的批判色彩（5）。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福本主义的接受，不仅体现在以上三方面，从他们创办的刊物及其相关著述或译介的日本文艺著作中，我们也可识认。20世纪20年代末的后期创造社，为了更好地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积极创办一些期刊杂志，如《文化批判》（1928.1.15—1928.5）、《流沙》（1928.3.15—1928.5.30）、《思想》月刊（1928.8.15—1928年底或1929年初）及《创造月刊》（1926.3—1929.1）、《日出》旬刊（1928.11.5—1928.12.15）等。他们以这些期刊杂志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并有比较具体的理论分工，冯乃超、李初梨负责文艺理论和批评，彭康担负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朱镜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形势，李铁声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对中国现代革命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后期创造社成员所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都是通过日译本介绍至中国，是在他们把福本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完成的。
经过以上抽丝剥茧的探析、溯源，便可理出这一事实：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阶级意识，源头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该理论经日本福本主义由后期创造社传至中国。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而且也接触到了卢卡奇的论著。正是由于后期创造社“挤”鲁迅认识到须看“几种科学底文艺论”，鲁迅先生才于1928年2月1日往内山书店购买了日译本卢卡奇的《何谓阶级意识》[17]、[18]，成为最早接触到卢卡奇著作的中国作家之一（6）。这一时期，“阶级意识”理论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充分说明了一种理论“旅行”的现象：一种理论思想进入另一种异己的文化绝非畅通无阻，无论这种理论自身多么深刻、重要，其在异域的旅行、完全（或部分）地被接纳是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同时，鲁迅对“阶级意识”理论的批判和吸纳，也印证了一种文化接受的事实：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接受一种异己的思想文化，绝不会盲目地全盘接纳，只会从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性地进行吸收。
注释：
（1）1924年9月，福本和夫回到日本，针对当时消极重建日本共产党、忽视党的领导权与先锋作用的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主导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重新组建日本共产党。山川主义忽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积极支持解散日共，认为列宁的建党思想不符合日本的客观情势，倡导无产阶级运动大众化的政策。针对山川均的消极主义，福本和夫多次著文予以批判，批判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思想为经济主义、工会主义、折中主义，批判山川均的消极建党思想，积极倡导重建日本共产党。福本和夫的这一系列革命主张，迅速赢得了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1926年12月，日共召开重建党组织大会，福本和夫一跃成为日共领导人，其思想由此也正式成为日共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然而，由于福本主义具有左倾宗派主义的特质，加上卢卡奇（他本人因《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福本和夫都先后批评布哈林不懂辩证法，而当时主持共产国际的正是布哈林，这些都注定了福本主义的命运。1927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通过了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即《日本1927年纲领》，批判了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折中主义和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宗派主义，参加会议的福本和夫回到日本后不久便被捕入狱，福本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主导地位结束。
（2）福本和夫独特的革命阶段论：第一，阶级意识（通过斗争，逐渐形成，并在一定条件下飞跃为意识革命）；第二，政治革命；第三，经济革命（利用政治革命来推动经济革命）。
（3）所谓“分离结合论”是指根据马克思的结合原理，从事结合前的分离工作。
（4）（5）关于创造社的分期问题和后期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呈现的极强的论争批判色彩特征，详见作者的《后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的得失》（《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一文。
（6）关于鲁迅先生往内山书店购买的日译本卢卡奇著作的书名问题，学界存在着不当的表述。黎活仁先生在论著《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认为鲁迅先生购入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实则不然，这一问题在《鲁迅全集》第15卷“书刊注释条目”的日文部分第832页，有详细注释：“阶级意识トハ何ヅャ《何谓阶级意识》（今译为《阶级意识》——笔者注）。匈牙利卢卡契（g . lukács）著，水谷长三郎，米村正一译。昭和二年（1927年）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与阶级意识》尚没有完整的日译本。卢卡奇论著最早的日译本出现于1927年，日本翻译界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抽出两篇文章《何谓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加上《列宁》，将它们译成日文出版，这也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次被译为其他语言在世界上出版。因此，鲁迅先生1928年2月1日得到的这一日译本应是《阶级意识》，而非《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
参考文献：
[2]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 冯乃超.冷静的头脑[j].创造月刊，1928，2（1）.
（责任编辑 岳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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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仃，憔悴，肃杀，诀别，嫌恶，笑柄
2、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3、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4、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6、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7、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9、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10、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11、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12、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我心中的鲁迅篇三
鲁迅写小说时常常有浓重的寂寞和悲哀感。通过看客的行为轨迹，透视他们病态的灵魂，以此来解读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核。
在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先生的作品有好几篇入选。陈建忠先生将《药》《孔乙己》《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中的“看客”们集中到一起，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精辟论及，异彩纷呈，成一家之言。基于此，我向读者朋友推荐这篇文章。
在鲁迅小说的人物画廊中，看客形象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鲁迅收入《呐喊》《彷徨》的25篇小说中几乎三分之二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勾勒、描绘了看客形象，其描写的看客人物众多，层次繁杂，组成了一个看客群体，具有 深广的揭示意义。他们是一群病态而特殊的国民：一面受到别人的欺凌和毒害，与受害者有着类似的命运;一面又自觉不自觉地甚至很有兴致地从精神上摧残那些受害更深的底层弱民，他们是“吃人”和“被吃”两面性的复合体，是那个时代的不幸者和可卑者。鲁迅通过揭示这类人的精神病态，来揭露出社会的病态，由此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封建社会不仅对人的肉体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咀嚼”。因此鲁迅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来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采取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灵魂病态无止境的开掘，达到对中国人灵魂拷问的目的，使鲁迅小说具有—种内在的震撼力和灵魂揭示的深刻性，显示了他小说的现代性。
下面通过看客的行为轨迹，透视他们病态的灵魂，以此来解读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核。
一.透视看客的行为表现，解读鲁迅对民族处境和命运的深沉思考
(1)发生在看客与底层弱民之间。
《祝福》中祥林嫂因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在向人们倾诉痛苦的时候，鲁迅写到人们的反应：“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这些乡村老女人们(看客们)正是在“看(听)”祥林嫂的痛苦时，也使自己原本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仅成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类行为上的冷漠表面上看是麻木、混沌的，实际上显示了看客们人性的扭曲与病态。作者正是用悲悯的眼光，嘲讽了看客的麻木与可鄙，从而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这个时代、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病根，使国民救治问题广泛地征服和警示着众人的`心。
(2)发生在看客与先驱者之间。
鲁迅作品多次写到了先驱者牺牲后，鲜血和心肝被吃的事件。小说《药》里革命志士夏瑜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下，而与他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乡亲华老栓夫妇却迷信邪说，用开茶馆辛辛苦苦攒起来的一包洋钱，买了用夏瑜的血制成的人血馒头，为生了痨病的儿子小栓治病，但最终小栓还是命丧黄泉，先驱的血不仅白流了，而且白吃了，这是双重的悲哀。因此看客们不仅鉴赏着先驱者的牺牲，而且还从精神和肉体上“吃”掉先驱者，这才是古往今来一切先驱者和革命者最深层的悲剧。
正如鲁迅所说：“看客们对先驱的死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充其量只是获得更多的餐桌旁闲聊的素材罢了，先驱的血恰好可以给这些过着灰色、平庸生活的闲人们着一层红色，增加一点刺激，充当他们无聊人生的调味品。”鲁迅为民众不能唤醒而深感悲哀。
总之，鲁迅的小说善于抓住看客们病态的行为来剖析其扭曲的灵魂，以促使人们痛感提高人民觉悟的迫切性。所以从《呐喊》到《彷徨》，鲁迅绝望的精神状态的加深，灰色状态的浓烈，体现了鲁迅对民族处境和命运的深沉思考，要求国人具有精神解放、精神独立的愿望，要求国人具有完整、完善的自我意识的思想。
二.透视看客的灵魂实质，解读鲁迅批判民族劣根性的苦心和特色
露出看客们是那么的愚昧、麻木、无知，对周围一切是那么冷漠的病态灵魂。作者正是从心灵角度切入看客的内心世界和灵魂深处，鲜明地表现了批判国民性的苦心和特色。
首先，看客们赏鉴的实质——灵魂病态。
这就是鲁迅笔下愚昧、冷酷的民众——看客们。他们生活空虚无聊，爱热闹，充满好奇，但是精神愚昧麻木，缺乏同情，没有人格观念，丧失正义感和道德观，甚至连民族意识都可以抛弃掉，仿佛是一群要被屠宰的猪，死到临头还觉得眼前的事好笑呢。
这正是他们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和毒害的病态心理。以鉴赏别人的不幸为幸事，像赶集那样热热闹闹地去看杀人，神情专注、情绪激动地去看要救他们脱离受压迫境遇的革命者被处决，而眼中却流露出漠然的神色。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作者“疗救病苦”的苦心：民众们处在一种愚昧混沌的状态中，已被“捏了脖子”而不自知，不知自己在赏鉴别人、评头品足的同时，也即将被放上砧板的处境。
其次，看客们的精神实质——“帮闲”心态。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不过是一群任人驱使、宰割、奴役的奴隶，甚至是连奴隶也不如的牲口。然而这种人的本领就在主人有急之时能够出来帮忙解急，充当着“帮闲”的角色。
《孔乙己》中的人物核心是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而酒店“小伙计”作为一个旁观的看客，他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滑入“帮闲者”行列的看客。
《药》在描写刽子手康大叔讲夏瑜在牢中鼓动牢头造反时，茶馆中看客们“帮闲”的心态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二十多岁的人”很气愤，“驼背五少爷”也很气愤;“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接二连三地大叫夏瑜是“疯了”。这就是“帮闲者”的悲哀：当惯了奴隶的民众，对先驱的“造反理论”根本不接受，却以“疯子”的恶名来评判先驱者死的价值。而他们只是为了帮茶馆中的“闲主子”增加一点谈资罢了。
再看看大名人阿q。他是劳苦大众的典型代表，也是一名“出名”的看客。他看到过革命党人被杀，看到过白举人的秘密等。但他又不是一名普通的看客，他虽然看到的是很大的秘密，然而他并不会采取明智的措施，只想帮主子增长点见识，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地位，最后反而被赵太爷之流所警惕、所陷害，落得个“被看”的下场。他和鲁迅笔下众多看客们有所不同，但结果却比他们还惨。“帮闲者”出于“好奇”，结果却是无奈的任人宰割。这就是无知的中国人，一群爱看热闹、没有自尊和骨气的中国人的下场。
再次，看客们的行为实质——帮凶角色。
在鲁迅的小说中，先觉者、改革者受迫害是较常见的主题。《药》《孤独者》等小说都写到强大的社会势力对孤独的改革者的迫害。而《狂人日记》也可以看作是一篇记录先觉者“狂人”被社会整体势力(看客们)迫害的作品。在“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被狂人“踹了一脚，使得古久先生很不高兴”时，导致了整个社会对狂人的仇视。虽然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娘被债主逼死的”，但却不觉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和对狂人围攻、迫害的庸众。
《长明灯》中的疯子向群众启蒙的结果却是招致群众的迫害。《阿q正传》中阿q被押赴刑场示众的场面，都彻底暴露了民众残忍无比的野兽本性。
总之，鲁迅对“看客”的艺术表现和意象群的苦心经营，对民众鉴赏受难者所表现出的冷漠的批判，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动，展示出他“忧愤深广”的小说意蕴和“精神界战士”的人格魅力。他的忧、他的愤，都与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所毒害、所束缚的国民病苦有关，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与焦虑有关。而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和思想毒流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他的“理想人性”就是彻底摆脱奴性、恢复原属于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这种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正是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的原因所在，也使《呐喊》《彷徨》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和成熟的标志。
我心中的鲁迅篇四
;摘 要：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之中应用了大量的反讽手法，其目的在于揭示当时国民的“病痛”。在其作品之中反讽艺术主要包含了语言反讽和结构反讽，以下将重点对其进行分析。
关键词：反讽艺术;鲁迅作品;技巧分析;应用
作者简介：陈翠玲（1971-），女，广西桂林人，文学学士，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小说叙事当中，最为常见和关键的一类修辞手法就是反讽，它主要是运用两种对立内容所产生的悖逆冲突，增大作品艺术空间的范围，最终丰富作品意蕴。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鲁迅的作品篇篇精品，一直以来无数学者对鲁迅作品实施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了很多特征，但其中的反讽艺术却一直研究较少，而这一点正好是鲁迅作品表现深刻的关键所在。对此，加大对这方面的探讨可以更好地探析鲁迅作品中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
一、语言反讽
将反讽应用在语言方面，就是语言错位，也就是人物与叙述的语言完全和整体的文体、观念以及情调之间不符合，反差较大。在鲁迅的作品当中这种修辞极为常见，基本每篇都能够发现[1]。比如在《孤独者》当中，魏连殳在成为封建军阀杜师长的顾问之后给“我”写信，其中说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但他真的快活和舒服吗，其实不然，他非常痛苦和难受，因为他完全违背了自己本来的意愿，即“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这种现状虽然可以帮助其维持生计，然而却出卖了灵魂。因此这就能够发现，他强颜欢笑的背后是极为痛苦的。良好的语言错位能够使读者发现其中隐藏的真相，因此艺术效果通常要比普通叙述更为强烈。此外《明天》中，鲁迅故意应用一种极为冷漠的语调，不断通过贬义的语气对主人公“粗笨的女人”进行描写。这种表面冷漠的语言，却表达了作者深切的同情，也深深刺穿了读者的心。同时对于那些将别人的痛苦当作快乐的“老拱们”，使用这种冷漠的语调无疑是一种非常猛烈的精神抨击。
在这之中其反讽的语言技巧还主要展现在将冷热、悲喜、抑扬等对应的因数因素与情感全部展现在一个画面中，融入文字中，最终展现出折射社会现象的艺术效果。比如《风波》和《祝福》，鲁迅先生就将反讽用在了题目上，展现出了正反两面相互对立的效果。此外《药》当中“药”本身是治病的方式，但其在作品中却有三重含义，即志士通过自己的血去治疗社会中的苦难，社会大众却用他的血去治疗儿子的疾病，而鲁迅则通过这个故事去“医治”社会。《明天》中“明天”象征着希望，单四嫂子一直在盼望明天，希望爱子的疾病得以消除。但最后爱子却夭折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倒塌。鲁迅在写作的时候没有直接写出单四嫂子做了看到爱子的梦，而是写了“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卻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展现出了和单四嫂子对于“明天”完全不同的期待。
二、结构反讽
严谨巧妙的结构能够使作者的主观情感完全呈现出来，如果这时候可以将反讽艺术引入进去就可以有效丰富作品本身的意蕴。而鲁迅作品之中结构反讽最典型的一篇就是《狂人日记》。在其中小序和正文之间完全是对立的，在正文当中叙述的焦点在“狂人”上，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其思维却完全超过常规，不论是传统道德观念，还是世俗眼光都无法对其产生约束;而小序在叙述的时候整体语调和文本之间完全相反，说“狂人”恢复正常，也有了常人的思维方式，可以发现这是对“日记”的否定，表示其“日记”完全是胡写乱记，不存在任何价值和意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使得整篇作品产生了极强的反讽效果，也给读者留下了非常广阔的可以进行判断思考的空间。
此外，著名的《孔乙己》在结构上也有反讽艺术影子。作品当中的“我”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观察者，最开始非常欣赏“孔乙己”的能耐与品性，所以在众人哄笑的过程中，“我”也跟着附和，但最后却对“孔乙己”展现出了很大的不耐烦，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从这之中能够发现，最开始“我”确实非常怜悯和同情“孔乙己”，但是随着大家对他嘲弄的习以为常，开始变得冷漠起来，甚至当“孔乙己”被人打断了腿也依旧无动于衷。文章当中“我”是以叙事者的身份出现，但却是周围看客的代表，表示造成主人公“孔乙己”悲剧命运的背景与环境。这种分裂叙述任务身份的方式，就是对结构反讽的良好应用，实现了作者要对批评看客、主人公和叙述者的目的[2]。
《药》同时塑造了两位主人公，一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者夏瑜，他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但却与群众相离甚远;另一个是茶馆的老板华老栓，他本分老实，但却极为怯懦愚昧，完全不理解革命的意义。夏瑜一直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之后继续在狱中斗争，最终被杀害;华老栓一直不断给儿子买药，但药物却没有效果，最终儿子死去。这两个主人公鲁迅先生直接将其运用血馒头联系起来，通过双线结构，实现两个悲剧的组合，由此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反讽效果，也使主题得以升华。比如总结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同时总结了教训。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正是因为反讽艺术的应用，使得鲁迅作品产生了极为冷峻的叙事语境。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最具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文学家，其作品影响的深远性和思想的深邃性都是中国文学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值得珍藏流传。
参考文献：
相关热词搜索：;我心中的鲁迅篇五
1、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鲁迅名言
2、单是说不行，要紧的是做。
3、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
4、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5、其实地上根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6、我好象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
7、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8、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话，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的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9、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
10、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11、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12、有地方特色，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被别国所注意。
13、写小说，说到底，就是写人物。小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创造人物的艺术。
14、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5、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16、以无赖的手段对付无赖，以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
17、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
19、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
20、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21、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
22、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
23、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24、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25、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麽来的，它始终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
26、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27、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28、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光。
29、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者听过的缘由，但决不会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者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30、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31、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32、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33、有地方特色，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被别国所注意。
34、写小说，说到底，就是写人物。小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创造人物的艺术。
35、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
36、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37、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38、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
39、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光。
40、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者听过的缘由，但决不会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者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我心中的鲁迅篇六
;内容摘要：《藤野先生》是鲁迅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他用仙台学医的经历来铭刻自己人生旅途中的重要印记。他在日本留学时和再次回忆往事时的心境是很不一样的，本文尝试通过副词去探索他的心境，主要有三个方面：无法隐藏的失望、理想路上的彷徨、怀念之余的坚定。
关键词：鲁迅 《藤野先生》 副词 心境
《朝花夕拾》原名为《旧事重提》，这个散文集里共有十篇散文，是按照时间顺序写鲁迅童年到青年的人生历程。《藤野先生》是散文集中的第九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其中所记的是从1902到1904年间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主要写了这几件事情：弘文学院学日语、匿名信事件、幻灯片事件以及藤野先生对他的关爱。
研究者们对《藤野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主题的探讨，副词的教学，“也”字的妙用，开篇句的作用，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的修改，中日学者对幻灯片事件的看法。其中，关于《藤野先生》的主题讨论得较多，有人立足《朝花夕拾》的创作体系，认为鲁迅是在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有人认为鲁迅是在写藤野先生及表达爱国主义思想;并且在以往的教学中也有认为此篇文章是写藤野先生的事迹，着眼于藤野先生这个人的形象、影响去教学，最后落点的情感分析则上升到爱国主义精神这个层面。
笔者认为鲁迅先生多年后写下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记述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在人生多变之际通过往事的回忆以慰藉自己。再者，这是一篇回忆性散文，无论是文本解读还是教学，都要注意到文中两个“我”的变化。所以在读这篇文章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留学时的鲁迅和再次回忆往事时的鲁迅的心境。而鲁迅先生在创作时，用词方面是极为讲究，往往反复修改、增删。那么，《藤野先生》中的许多副词可以帮助我们揣摩他留学日本和再次回忆往事时的心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无法隐藏的失望、理想路上的彷徨、怀念之余的坚定。
一.无法隐藏的失望
留学日本这条路是满心期待的，然而到了日本之后，发现和他一起留学日本的中国鲁迅先生选择学生依然如国内一样故作姿态、无所事事，他在言语之间流露出无法隐藏的失望。
《藤野先生》乍一开头就是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①，令读者疑窦丛生。短短八字中用了两个副词：“也”“无非”。“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第二个词条解释为：“也，副词。表示同样、叠用、转折或让步、委婉或强调。”从字面意思理解，“也”字说明东京和中国也一样。“无非”是一个双重否定副词，在此处是加强了的肯定语气。而“这样”又是什么样？从下文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只知道赏樱花和盘辫子的不务正业、爱好打扮、忙于跳舞的清国留学生。我们结合《朝花夕拾·琐记》可知鲁迅在南京的求学经历：“说我已经偷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②的流言使鲁迅离开了家，到了无须学费的南京上学。在江南水师学堂，他在三等班居于“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的前二班学生之后，也由此他得出螃蟹态度在中国颇普遍的结论。又到矿务铁路学堂里经历的种种以及求知的艰难，使得鲁迅再一次离开，到日本留学。
对于这些不务正业的清朝留学生的装扮，鲁迅先生用“实在标致极了”来形容，极尽夸张和嘲讽。“标志”本指漂亮，课文注释说这里为“反语讽刺”，这里其实是褒词贬用。而“實在”一词本来是“确实”之意，这里作为肯定副词来修饰“标致”，反讽的味道更是增添了几分。
到了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和在中国所见的学生还是一样，这便是鲁迅《藤野先生》提笔即写下“也无非”的无奈与愤慨吧。在否定副词“无非”和肯定副词“实在”中，透露出鲁迅十足的失望。
二.理想路上的彷徨
鲁迅先生在回忆仙台医专的生活时，他使用了诸多语气副词，如“大概”“居然”“偏”“何尝”。他选择偏僻的仙台医专学医，及其发生的匿名信事件、幻灯片事件之后，他终选择弃医学文。这是他真正找到理想之所在的过程，然而，这却也是在不断地逃离现实的过程。
既然东京也如此，鲁迅便决定前往仙台，他的理由是：“仙台是一个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③在鲁迅看来，他在仙台客店的起居生活是被优待的，不过，他的理由竟然是“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④“大概”是一个语气副词，表“也许”“大约”之意。这是鲁迅先生不太肯定的一种判断，也有些许深处异国异地的孤寂吧。仙台这个地方比起东京偏僻得多，鲁迅先生选择此处，是因为这里没有其他的清朝留学生和其他的中国人。这便是“以稀为贵”的仙台最令他高兴的地方。
鲁迅先生在仙台医专的学医生涯里碰上了又一个令他难忘的老师——藤野先生。藤野先生对唯一的这一位中国留学生多了几分关爱，专门为他检查讲义，也为他修改讲义。在学年试验中，鲁迅先生的成绩在六十分以上以及藤野先生对他的特殊待遇，两者被某些日本学生加以利用则有了匿名信事件。
其中“偏”“何尝”这两个副词用的非常好，准确表达了鲁迅先生思想的转折性变化。“偏”是一个语气副词，常表示与愿望、常理相反的意思，本来不应该有却有这么多中国人参与其中。再仔细揣摩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指三类人：被捕获的要被枪毙的中国人;围着看的一群中国人;我。“何尝”是一个表示反问语气的副词，与“未尝”“未曾”意思相近，更加揭示了作为看客中国人的麻木。也正因此，鲁迅先生认识到中国人的“看客”心理才是最可怕的，于是毅然弃医从文。
弃医从文的选择在鲁迅的人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在1926年的他回忆时所写所记就可看得出。1926年的鲁迅同样处于人生的彷徨时期，《朝花夕拾》后八篇均是他在避难过程中所写下的，这时他以回顾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加以自慰。在这之前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与陈西滢等人的论争，尤其是“三一八”惨案，鲁迅无话可说却又不得不说而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他对段政府、流言家以及“正人君子”的控诉和愤慨已经处于痛心和悲哀的地步。其后，鲁迅等五十人被北洋政府通缉。他曾辗转流离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从北京南下到厦门。在这期间，逃亡和沉默是鲁迅避祸的方式。
三.怀念之余的坚定
《藤野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也有过争论，有人认为是刻画藤野先生这个人物，也有人认为是鲁迅写他自己留学日本的经历。我赞同后者，《藤野先生》一文中确有写藤野先生的内容，不过主要还是在写鲁迅先生自己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再回忆往事时的心境。除了对藤野先生的怀念，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为他前路的坚定提供了信心。
鲁迅在告别藤野先生之后，便和他没有了任何的联系。藤野先生嘱咐他寄照片和写信的事情，他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落实。但他却说“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⑥从鲁迅的作品可知他喜爱、怀念的老师并不多，寿镜吾先生算一个，藤野先生亦是其中一个。“总”“时时”这两个副词都是频率副词，表达出了鲁迅二十年间对这位严谨、真诚、关爱过他的藤野先生的深切怀念，对藤野先生为他批改讲义、诘责干事的无礼、真切的挽留以及惜别感激于心。还用了一个程度副词“最”字，可见二十年前，在仙台医专藤野先生对他的关爱、鼓励给他莫大的温暖。也可见二十年后，鲁迅对藤野先生不同于日本学生歧视的态度仍铭记于心并充满感激。
临别时藤野先生所赠的照片被鲁迅先生挂在北京寓居的墙上，这对他的益处是：“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⑦“似乎”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音容笑貌，同时也是鲁迅对藤野先生当年关爱的铭记以及对藤野先生的深切怀念。“忽又”表现出的是藤野先生给了鲁迅莫大的动力，每当他想偷懒时，便又为他增加了勇气。这在二十多年前的仙台医专是如此，在1926年的鲁迅心中亦是如此。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遭受同行排挤，并且在“三一八”惨案之后，他感受到文字的无力。而当年在日本求学虽然坎坷与辛苦，却依然有藤野先生的关怀。而今再次身处困顿，藤野先生抑扬顿挫的话语犹在耳畔，成为他前进的动力。
鲁迅先生真正地抒发怀念之词是从回忆藤野先生依依惜别的时候开始，也有一张照片给了他无限地动力。藤野先生的话语，在二十年前的人生岔路口给了徘徊的他鼓励，在二十年后的困顿时仍然给了他力量，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当他再次回忆起自己曾经走过的路程，他对前路也多了几分坚定与从容。
鲁迅先生多年后写下这篇文章，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心境和再次回忆往事时的心境在文章是可以感知的。而鲁迅先生尤其注重文章的修改，很多地方都是斟酌再三，例如文中的副词就是如此。这许多副词可以帮助我们揣摩他留学日本和再次回忆往事时的心境，主要归于无法隐藏的失望、理想路上的彷徨、怀念之余的坚定三个方面。
参考文献
[2]鲁迅：《朝花夕拾》，北京：北京師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注 释
③温儒敏主编：《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1页.
④温儒敏主编：《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1页.
⑤温儒敏主编：《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4页.
⑥温儒敏主编：《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5页.
⑦温儒敏主编：《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5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相关热词搜索：;我心中的鲁迅篇七
妇女问题，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以很大的关注。故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鲁迅是“五四”时期早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作家，他的小说《呐喊》、《彷徨》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体现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严肃思考。鲁迅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清醒的审视态度，在小说里，他对于受尽侮辱的女性给予深切的同情，但从来不因为同情而涂上理想的色彩，而是重在揭示中国女性的"不争"的一面，直视她们自觉的奴性意识及种种病态心理、行为，极力提倡中国女性应有清醒的反抗意识，渴望她们从封建伦理道理规范的重重束缚中挣脱出来。
鲁迅深深感悟到几千年来压在最底层的女性经受了封建礼教精神奴役造成的深刻而沉重的精神创伤。尤其是最底层的中国女性，灵魂中积淀着沉重的奴隶意识，因为她们从来没有想过，她们是可以争取做“人”的权利的。祥林嫂就是这样，她安于做奴隶，把坐稳了奴隶看做人生的最大的满足和幸福。
《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安于耐劳”。“安分”就是她只想当个好女人、好寡妇，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她没有想在好寡妇之外争取点作为人的别的什么权利。“耐劳”则是她的坚忍不拔、吃苦和简直抵得上一个男子的劳动能力，是她做个好女人和一个好寡妇的资本。但是，当鲁迅在表现祥林嫂的耐劳、俭朴、善良的时候，鲁迅分明的感觉到了沉重、苦涩甚至激愤，因为鲁迅发现，并且她在《祝福》中也表现了：祥林嫂的耐劳也好，俭朴也好，善良也好，都带有着奴隶的麻木，她的耐劳、俭朴、善良仅仅使祥林嫂充其量只能是个好的奴隶。她的耐劳、俭朴、善良只是用来换取做稳奴隶，只要四婶让她分配祝福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她“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暂时做稳了奴隶，她就感到了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鲁迅通过祥林嫂的形象，刻画出了现代的我们国人的女性的灵魂，展示了祥林嫂灵魂里沉重的奴隶意识，寄希望于中国女性在这个形象中认清自己，觉醒过来，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争取到做人的价值和权利。
祥林嫂甘于受压迫的这一形象展现了这一类的女性形象。其实当时最底层的女性，多数也是受尽奴役和剥削的，但她们却希望于奴役别人，吃掉别人。《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位善良勤劳的普通农村妇女，也是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弱小者。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使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多岁的小男人，丈夫死后，她婆婆又将她像牲畜一般的卖给贺老六。第二次婚姻更不幸，夫亡子丧，大伯又收房，将她赶出贺家坳。走投无路的她再次到鲁四爷家作佣工时，她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寡妇再嫁，伤风败俗;克夫克子，更是不祥之物。为了赎罪，祥林嫂用光她的工钱，到土地庙里捐献一条门槛，当作自己的赎罪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然而，不管她怎么的为自己的命运竭力挣扎，她的种种努力却始终得不到人们的许可。最后，在人们喜气洋洋的祝福声里，祥林嫂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可以说，她的死，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彻底批判与否定。
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的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还有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很朦胧的'。长期以来，受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作为准则，作为她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所以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
祥林嫂，封建社会农村妇女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的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也更为严重。鲁迅对她表现出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了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妇女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更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农村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这篇文章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了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体现出的反抗与挣扎，最终虽然还是失败了，但她们得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的性格，却一直启示和鼓舞着无数的后来姐妹，并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中所塑造的祥林嫂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更是深远的。
我心中的鲁迅篇八
也不知是在哪儿看到一篇描写鲁迅的文章，且一连读了好几遍，心中颇有感触。
印象中，鲁迅先生最大的特点便是——瘦，却很有精神。那竹枝似的手指再加上刷子似的头发和那独具风格的胡子，已深深嵌在了我的心头上。如今，我又为他贴上了“爱读书”的标签，整个人物的形象又丰满了起来。
不用说，我拜读的肯定是一篇关于鲁迅先生与书之间的事的文章。那段文字令我心头一震，自认为很爱书的我也甘拜下风。鲁迅先生小时候藏了许多书，也看了不少书，理所当然地也爱护了如山一般多的书。最让我难以释怀的便是“鲁迅每次看书前，总要把桌子擦干净，把手洗上好几遍。因为他认为，脏手没有资格碰书的”这一句话。在旁人眼中，这是一个多难以理解的动作啊，可在他心中却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微不足道的举动。用一双干净的手，一个整洁的环境去享受一本书，也是独有一番韵味。这相当于用一个纯洁的灵魂去吸取无穷的知识，用两根无瑕的.手指翻过圣洁的篇章。鲁迅先生就是身处在这种意境中，甘做书的傀儡。
他儿时爱看书，到死去他也一直在看书，这一生他都沦陷在书页中，沉浸在富有灵气的文字里。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与书为伴的人。
“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致颜黎民》中的这句话就是对鲁迅先生最好的写照。
在我眼中，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与书有着不解之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