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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一
一般情况下，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都是由“资源—产—废品”的结构组成的，是一种单向循环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煤炭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会导致我国资源匮乏，并且同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很多专业人士开始了对煤炭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希望以此来实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下面本文就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相关的分析。
(一)保护国家能源安全。
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也必须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而煤炭作为最主要也是最宝贵的能源之一，其是否能够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对于我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持续性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资源的安全，能够有效地缓解我国面临的能源压力。
(二)构建节约型新社会。
近几年国家的政策明确表明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中，煤炭资源的利用率不是很高，这就代表着该产业中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的现象，这严重违反了我国社会建设的原则，因此，必须用新型的发展模式来取代原本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排放，从而降低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由此可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煤炭行业的应用，是响应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号召的重要体现。
(三)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对我国现有煤炭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不难发现，煤炭资源出现了枯竭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煤炭资源的开采数量将会增大，这样一来，现有资源的运用时间将会缩短，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资源可用的现象。因此，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我国煤炭产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同时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资源开采环节。
在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资源的开采环节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步，其为之后资源的利用等环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根据调查可以得知，目前我国的大型煤炭企业的资源回采率大约在50%左右，小型企业的回采率相对较低，一般不到20%，这样的数据就说明在煤炭资源的开采环节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煤炭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附近地区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对开采数量进行一定的控制，做好合理有序地开发，对煤炭的开采工作进行合理的规划，这样保证在资源的开采环节不会产生过于严重的浪费的问题，也能给之后的运用的环节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对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动力。
(二)废弃物排放环节。
在煤炭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是避免不了的，这个环节也是煤炭产业会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环节中，矿井瓦斯爆炸等灾害对矿工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对废弃物的排放完全不控制，其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健康的威胁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按照相关规定对废弃物排放环节进行严格的控制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企业在废弃物排放的环节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例如利用抽排瓦斯技术发电等等。煤矸石是煤炭生产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废弃物，其长时间的大量堆积会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破坏生态的平衡。因此，对煤矸石进行废物再利用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项举措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土地占用量，还能减少对周围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时为煤炭产业节约了一部分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近几年来，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是煤炭资源产业中常见的一种手段，具体就是根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在不同的产业之中进行物质资源的集成与共同利用，进行信息的共享，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共享资源、相互依存的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举措。这种工业生态园区在煤炭产业中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因为在煤炭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下游工业，其与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煤炭工厂周围，可以建设以煤炭生产为核心的区域产业。就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生态工业园区是符合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一种产业形式。煤炭企业如果脱离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范围，那么企业就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遇到更多的困难，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企业发展步伐的停滞。这样看来，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在其周边建设一个资源共享、零排放、高效益的生态工业园区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很难做到持续供应，如果煤炭企业仍旧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象。因此，实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要之举，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能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为煤炭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崔倩,魏晓平.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矿业,2009。
[4]左铁镛.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j].煤炭企业管理,2006。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二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浅析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转化路径。
提高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效益是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我国的中央经济会议在2013年就提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为重心，要通过转化经济结构为这项重心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这阻碍了我国相关经济法规的落实与实施，为了解决这一工作难点，我国研究人员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效益的内在逻辑以及联系，还要通过转化经济结构找到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以及效益的方法，这样才能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化提供有效的依据。
1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态势。
从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效益一直在不断的提升，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很大的优化，人民的收入分配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贫富差距在一点点的缩小，过度开采能源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使人们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我国生态环境的代价也在逐渐下降。刚刚改革开放时，我国政府制定了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极大的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逐年提升，在2011年已经超过日本，在世界排名中达到了第二，但是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也使得我国经济结构存在一定漏洞，经济结构失衡极大的制约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出现了较大的矛盾，城乡的发展模式也存在较大的冲突，很多产业结构也存在失衡的问题，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效率。
2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性约束。
经济增长是我国重要的战略目标，有时经济结构局部的失衡反而会促进某一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在不断变化，如果不对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进行调整，会极大的制约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还会阻碍经济数量、经济质量以及效益的增长。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性约束可以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2.1需求结构约束。
需求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利用乘数效应可以改善需求结构，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需求结构与产品供给无法适应的话，可能会造成需求过盛、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波动性。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经济市场也在不断的变化，其中市场总需求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消费需求正在逐年下降，而投资需求却在大幅上升，并且我国的外贸需求在不断的发展，其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的消费动力与投资与外贸动力相比明显不足，这也是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需求结构的失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加剧了我国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比例。投资与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加大了我国内需结构调整的难度，对外贸易的扩大，也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效益。
2.2供给结构约束。
供给结构作为影响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关键因素，是影响要素产出效率、经济增长规模报酬以及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资本的供给仅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但是在新增长理论看来，扩大人力资本供给和技术研发供给不仅能够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还能推动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2.3产业结构约束。
产业结构对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劳动力流动、物质要素的配置创造了空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逐渐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提高了全社会的要素配置效率，不仅为初次收入分配的改善提供的条件，也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创造空间，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改善。
3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结构转化路径。
3.1以调整需求结构的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作为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与出口，在总需求结构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构成了约束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所以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推动需求结构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第一，逐步转换投资方式和渠道。通过集约和规模效应发挥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促进作用，有效降低投资需求在总需求结构中的比例;第二，调整出口结构，在保障出口平稳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协调出口商品结构与国内消费结构，降低出口扩张对国内生态环境的压力。
3.2以改善供给结构的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在以追求数量增长为目标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普遍增加对短期增长效应较高的行业或产业进行投资与建设，而忽视了对长期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投入，形成了产能过剩、技术和人力资本错配的情况，降低了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因此欲通过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就需要调整最终产品供给结构;强调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责任与职能，使政府在有限财政支出的约束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比例，加大教育、培训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建设力度，为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提高提供条件。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济结构的转化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效益，但是在转化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利用政府的职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与措施，还要发挥政府职能督促与监督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需要结合经济市场的相关机制，要优化经济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各项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开发，这样也有利于调整经济市场的结构，使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可以得到更好的优化。政府在调整经济结构时，鼓励市场主体的参与，也可以为经济结构的转化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所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最佳结构转化路径是就将政府与市场以及市场主体有效的结合起来。
浅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存在的误区及解读。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在创新方面基本完成顶层建设。新常态理论的提出，可以全面指导中国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之内的经济工作发展，对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深刻意义。除此之外，新常态理论的提出，还可以全面深化中国社会目前的改革发展，全面推进中国法治社会的全面进程。新常态理论对实现提出的中国梦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和解读。
正确认识新常态。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当前必须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形势，准确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走势，辩证地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就要把握其中蕴含的几个内涵。
第一，中国整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渐从排浪型消费转向个性化消费，在传统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将会有更大的作用。排浪型消费，指的就是消费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在某段时间之内，以某一种消费为主导，具有模仿性特征。排浪型消费的转变，标志着以房地产为主的大宗消费方式逐渐进入尾声。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消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第二，外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目前正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双重战略，在这两条战略中，走出去战略显得更为重要，是与一带一路相对应的。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对外输出过剩产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这对实现中国经济新的转型有重要意义。第三，整体投资需求量发生变化。新型的投资机遇会源源不断出现，但仍需要传统的投资方式进行托底，加强投资方式的创新和支持新型投资有很重要的意义。
案例：湖北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形势下，很注重把握发展机遇。国家提出大力发展长江沿岸经济，湖北省有长江岸线1000多公里，在长江沿岸经济发展中有先天优势，依托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湖北省积极发展长江经济，带动了全省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向更高级形态、更合理的结构及更复杂的分工阶段进化演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向新的增长点进行转化。这些变化完成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就能很好完成。
如何引领新常态。正确认识新常态是为了更好地引领新常态。
第一，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深化改革。政府部门要转变自身职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继续深入进行行政审批改革，解决办事不力。监管滞后等问题。政府还要注重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自身优化，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有序增长。
第二，要把经济平稳增长作为当前第一任务，政府要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都要做到有张有弛。
第三，推进经济发展的全面创新。政府要把发展创新落到实处，除了进行科技创新之外，还要着重注意产业产品方面的创新。经济发展需要创新机制给予稳定条件，政府要对市场体制不断进行完善。
第四，要保持平常心态，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回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数据显示，从1980年至2014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四年达到5%，其中，美国有九年能达到4%，日本只有八年能达到4%;俄罗斯有五年能达到7%，巴西有三年能达到7%，南非则没有一年能达到这一标准。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新常态形势下，经济增长在未来如果有小幅回落，也属正常现象，要用平常心去看待。做到上述几点，才能真正实现引领新常态。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快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就整体发展而言，并不是说让中国所有地区的经济发展全部同时进入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些欠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虽然经济基数较低，经济基础薄弱，但在各种发展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缓慢增长的情况。
第二，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空喊口号。新常态理论的提出，是党中央根据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征所做出的科学判断。新常态理论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总结，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整体把握，新常态理论有助于化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主要矛盾。
第三，不要把经济发展新常态单纯看作是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变化。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单单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其中主要包括区域结构更加优化合理，经济落后地区加速发展;动力结构趋向协调发展，投资、消费和出口更加平衡合理;产业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结构在发生新的变化，结构上的转变带来经济发展总体变化。
第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抛弃经济增长速度。很多人在看待新常态的时候，想当然认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就是放弃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变化节点，此时经济发展要转向中高速发展，不是低速发展，更不是不发展。国家对经济的把握是有一定底线的，不是放任经济不断下滑，而是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三、结语。
党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脉络，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路线和目标。我们要正确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的内涵，跳出对新常态的认识误区，这样才能做到对新常态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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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三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四
论文摘要：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合作的形式和文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却有所不同。
在浙江省开化县农村，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四位一体”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得以推广，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论文关键词：四位一体;合作;民主。
习惯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被统称为“三农”问题。
中央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出台过很多政策，减负型的，如取消农业税;输血型的，如建立农村医保、低保制度，而通过创新农业农村生产服务体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重建农村社会的主体结构，从根本上推动农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型政策不多。
合作是农民应对自然、市场、政策风险的必然选择。
在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经验教训和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的基础上，浙江省从2006年底开始尝试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称为“三位一体”，即“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联合构成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作为全省“试点”之一的开化县，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即通过一定的利益机制、组织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把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科技信息合作四类组织融合在一起，增强为生产服务的流通、金融、科技三重功能，发展贯穿县、乡、村三级的组织网络而构建的新型合作体系。
“四位一体”是农村经济合作制度的一种新发展，其本质是基于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的基础上对于“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制度创新，其出发点是发展经济，但实践效果却远远超出初衷。
本文试从经济学、社会政治学两个角度分析此项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一、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的背景。
(一)农村缺乏市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亟需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农业农村原有的经济形式、经济体制和服务体系对生产经营要素的适应能力与吸纳能力不断弱化甚至丧失。
就市场而言，在现有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分”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统”的环节却很薄弱，造成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难以对接或者对接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土地而言，缺乏有效的流转机制，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就人才而言，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业后续劳动力不足，有沦为“老人农业”的危险;就资金而言，农业生产缺乏获得信贷的有效途径，各种金融单位不断把农村资金抽向城市、流向工商业，农业农村不断“失血”。
据统计，2003～2006年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面向大农业贷款占总贷的比例是77.68%;就科技而言，单家独户小规模生产阻碍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留守农民的素质制约了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难以突破。
这就是当前“三农”发展面临要素缺乏的困境。
(二)农村现有生产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前些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单干”、公司+农户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在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上，在增强市场主体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其覆盖面不广，服务功能不强，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也逐渐显现，而且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刚刚颁布，很多专业合作社运作不规范，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不高。
作为为农服务的经济组织供销社、信用社也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和局限性，面对分散和众多的农户，服务范围窄、成本高、风险大。
农民仍然是市场竞争的弱势群体，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
在当今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农民在专业合作社之上迫切需要一种合作面更加广泛，服务功能更加强大，合作程度更加深入，制度更加规范的新型合作平台。
(三)政府对农村农业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既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形成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主体的要素配置和生产组织的格局，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加和改善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
目前，我国对农业的公共产品供给既存在数量不足、内容不全的问题，又存在途径单一，效能低下的问题，特别是存在“条自为政，互不配套”和“条配置多，块整合少”的“条块分割，条强块弱”的现象，这不仅可能导致公共资源配置千篇一律，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延续管制性管理的老路。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块为主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市场与政府，条与条，块与块的资源整合，引导政府从管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变。
二、“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农民经济增收。
(一)“四位一体”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
在“四位一体”中，农民专业合作是生产主体的联合组织，是联合体的基础或基点，也是其他合作组织的最终服务对象;供销合作是流通的血脉，是生产发展的依托;农村信用合作是生产发展的坚强后盾;科技信息合作是生产腾飞的翅膀。
合作实现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使生产、流通、销售结成一条有机的产业链;合作克服了四类经济组织分头为农服务，相互脱节的局限性，使服务更全面，更及时;合作使农民不再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单薄的，没有信息导航的“孤舟”，而是联合起来的“航母”。
经济学家发现任何“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它们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现代农业也不例外。
现阶段，这些要素除自然资源外，在农村农民自身极其匮乏，而在城市的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相关事业单位却相对过剩。
新型农业服务体系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架起了桥梁。
一方面，为非农主体投资农业、支持“三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产业间、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和渗透，促进农业和工业、供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融合，促进一、二、三次产业间的对接，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它把各环节的生产要素和各种服务通过合作协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农民提供全程服务，有利于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2007年1～6月份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农贷款占总贷比例达90.2%;6～8月份仅池淮镇农户通过联保贷款机制从信用社就获得1200万元资金支持，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每天为各合作社提供各种科技信息5到10条。
(二)“四位一体”合作服务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收益。
1、降低交易费用。
农户市场交易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农资费用、服务费用、谈判费用。
单一农户交易量小，主体相对独立、分散，总体来说，交易次数多，重复投入多，交易成本高。
建立农村合作协会后，服务体系内部交易按照合作协议规定，由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和科技信息服务中心统一协商，既能保证服务质量又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根据池淮镇《农资供应服务协议》，农资公司承诺：“决不销售‘三无’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商品，假冒伪劣及过期商品;开展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延长营业时间、送货到村到户等多种便民服务;在价格上给予优惠”。
合作体系外交易，以专业合作社为主体，联合其它经济组织与客商进行谈判，可以使一次谈判在同一个合作社甚至多个合作社内部普适化，既提高了谈判实力又减少了谈判交易次数，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五
摘要：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广大社会公众也更加密切关注并自觉地使用政府发布的统计信息，这使得地方统计质量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以地方政府统计质量为研究目标，对影响地方政府统计质量的原因进行研究和探究。
关键字：统计；质量；核算制度。
一、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每天面对着大量的数据，从国民生产总值到天气预报，从人口预测到股票投资，统计存在于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数据处理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统计质量问题与我们每个现代公民息息相关。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其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不仅增加了搞好统计工作的难度，而且也对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的统计体制中存在着诸如：核算制度不完善问题、信息混乱、数据失真问题等，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不是中国统计工作的主流，也不影响我们的统计数据总体上能够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如果不认真地加以解决，必然严重阻碍中国统计事业的发展。
二、影响地方政府统计质量的原因。
2.1统计核算制度不够完备。
统计核算制度不够完备，使得统计质量受到威胁的原因。一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基础资料不够扎实。gdp调整和修正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缺乏灵敏反映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内在机制;全面统计报表指标较为臃肿，但有些国民经济核算所必需的资料往往难以及时获得，部分数字要估算。二是现行gdp核算制度不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现行的gdp核算中，它仅能反映经济活动中“货币化”的部分，体现经济发展、繁荣的一面，而不能反映对资源、环境的消极影响的一面。
2.2统计核算制度的执行难度加大。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经济主体日趋多元化，投资方式、就业方式、收人分配方式、消费方式日益多样化，经济结构和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化，地区间、城乡间、各个社会阶层间的差异更加明显，统计调查对象数量成倍增加，变动相当频繁。被调查者更加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对统计的支持和合作程度有所下降。统计核算内容面临调整压力。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核算对统计核算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关心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对那些过时的、用处不大的统计调查项目和指标进行清理和精简，增加反映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文化产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统计内容。
2.3数出多门和一门多数而造成信息混乱。
统计综合部门和部门统计之间、统计部门专业报表的重复设置及各类普查与专业统计的重复性工作，常常形成同一指标在不同的部门统计存在多个数据，同一指标在同一部门当中存在多个数据的局面，既浪费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信息混乱，又影响决策的准确性。数出多门和一门多数而造成人们对统计质量产生信任危机。地方统计在业务上受上级统计部门领导，国家统计局专业司、普查中心、调查队在工作上各自为政，各司其职，对于普查和各类调查缺少沟通协调，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及全面统计报表中的指标设计不尽合理，重复交叉的现象时有发生，出现了同一指标在同一时期不同调查方法中数据相差很大的情况，使各种数据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协调性，浪费了许多信息资源。
2.4数据失真现象严重存在。
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统计数据与局部及个人利益更加密切相关，以权定数、以利谋数的现象屡有发生。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完成年度下达的计划，随意修改统计数据，直接违反统计法。同时，个别地方政府限制甚至干涉统计部门的执法活动。一方面统计执法力量薄弱，而统计调查对象量大面广，无法对所有的违法现象进行查处，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交织，使对统计违法行为的处罚难度加大，统计执法乏力，缺乏应有的打击力度，使统计法律、法规失去了应有的震慑作用，助长了统计违法行为的滋生蔓延，使本已非常淡薄的统计法制观念更加淡薄，直接破坏的统计质量。
三、确保地方政府统计质量的对策。
3.1改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
建立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统计调查体系，为改善核算基础提供保证我国现行核算体系基本上依赖于层层汇总的'全面性统计报表，这种方式比较稳定可靠，但同时又非常笨重，难以为宏观经济核算提供及时、系统的信息资料，进一步加大了我国核算基础资料的缺口，因而，要改革我国现行统计调查体系，大力推广抽样调查，积极地逐步地运用抽样调查方法调查社会经济现象，同时注重多种调查方法结合运用，多渠道保证核算的依据资料更准确，如采用重点调查和科学推算等方法搜集核算资料。另外还要改进、统一核算方法，特别是制定和完善一套适合基层统计部门核算的方法，使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更标准、更规范。
3.2建立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健全的国民经济核算不仅能使人类更清楚地看清生产和生活的现状，使人类珍视对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也能使环境和资源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整套的报表体系、指标体系，很多已不适应现今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用过时的统计指标要舍得抛弃，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新情况新问题的统计指标要及时增加。比如反映社会、环境与资源、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文化产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统计内容。对于专业交叉、重复设置的调查要坚决摒弃，对于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报表要坚决取缔。
3.3理顺地方综合统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决定了地方统计对地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的经费干部任免主要由当地党委和政府决定，地方统计工作就必然会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和制约。因此，需要重新理顺地方综合统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才能使统计质量坚持下去。一是改革统计隶属关系，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将统计综合部门的人、财、物归上级系统管理，不受地方条件制约。二是各级地方综合统计部门应加速业务职能为主向管理执法职能为主的转变过程。把职能、职责定位在该做的事上，用主要精力做好国民经济核算，准确及时进行经济预警、发展趋势预测、经济景气度测算，开展前瞻性统计工作。提高统计质量和权威性，提高统计数据的使用效率。
3.4建立和完善统计数据质量保障体系。
要从制度上入手，健全和落实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包括上报统计数据质量负责制;上级审查统计数字质量负责制;统计数据质量举报制度。完善数据质量评估制度;建立经常性的数据质量调研和检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完善统计部门的自律、监督机制，在统计部门，建立起一套责、权、利相协调的管理机制，完善统计部门的自律、监督制度，以严格约束、监督统计工作。此外还要完善统计数据质量考核办法,严格奖惩;扎扎实实做好统计基础工作,以使统计数据所受到的人为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就目前来说，要象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一样，大力发展注册统计师事业，建设一支业务素质高、社会信誉好、客观公正，数量充足的注册统计师队伍，使注册统计师审查行为具有独立性、公允性，充分发挥“统计警察”的作用。要按照新时期市场经济的特点,建立和完善统计师事务所体制,从制度上保证注册统计师的独立性,同时对注册统计师的公正性进行明确规定。另外，要将统计监督的中心和重点由事后监督转向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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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巫建新.统计体制改革必须重视的两个问题[j]．中国统计.,3：60.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六
摘要：在本文中，为了需求中国经济法学主导理念的这一盏明灯，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创新观念，并论证其重塑不只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特性，并且能够使经济法学更好地整合本身力气，从而承当起构建整个经济法学体系的世纪重担。
一、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在悠悠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每一次社会提高都是随同着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并且每一次社会的转型多是在“痛苦”的抉择和整合社会利益中渡过，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社会进入了加速开展的转型期。当下的转型期和人们的利益最为亲密，其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都遭到宏大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这就需求各种手腕来加以管理，而法律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中国经济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变革最为亲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肩负着为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保驾护航的重担。中国经济法担负着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学界普通以为，经济法学的产生是遵照“市场缺陷--需求国度干预--经济法产生”这样一种西方范式。但是，我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国情不同，使其肩负的任务亦不同。正如陈教授所论述的：“中国的理想不是市场充沛兴旺后呈现的市场失灵，而是没有市场，市场发育不全；政府当下的主要任务不是干预市场，用其有形之手替代市场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是要充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的自在调控机制。”因而，随同着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时向前推进的经济法，必需担负起为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而不时完善本身的理论体系的任务。中国经济法是使得“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分离的最佳调整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分离。社会主义是一种公有制的经济，以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有为目的；而市场经济强调是以市场竞争为前提，以市场机制来自发的优化资源配置。
2.中国经济法学之于中国经济法的重要性。
依据普通的法理学理论，任何法律部门的呈现或者存在皆有法学部门与之相对应，中国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概不例外。中国经济法学是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的理论支撑。经济法学若无自我法学理论的构建，将使得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失去了存在的根底，成为无本之源，无木之林，无根之基。并且，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的经济法担负的任务具有不完整相同性，中国经济法学必需构建具有中国特殊国情的外乡化法学理论，所以中国经济法学的自我构建之于中国经济法意义特殊。
学界通说以为，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法学这个学科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同着变革开放推进而不时向前开展。的今天，迈入“而立之年”的中国经济法学，在迂回行进的过程中获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其更存在着许多开展中的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而转型时期，常常又是百花怒放的时期。中国经济法学的学术气氛，也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面，但该场面却又很快的偃旗息鼓，犹如稍纵即逝。主要缘由在于我国经济法学界的各种观念林立，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于是在人为无谓的争论当中，使经济法学理论的.力气逐渐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为经济法学理论构建作奉献的一些学者逐渐丢弃经济法这个阵地，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
关于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当其开展到一定的水平，就有必要对其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从而笼统出共性的东西，才干有利一个新兴事物开展的稳定性。但是，当代的中国经济法学界却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场面，其人为的削弱了经济法学本身的力气。就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例，本来以十分成熟并能够定论的理论，却呈现不同窗派的学者有不同的相似主张。
4.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中国经济法处在一个时期的穿插路口，而此时也正是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我国经济法学，这个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现代法大有作为之时。任何有所作为的“世纪伟人”，都必需是天时、天时、人和的有机统一。经过上文的阐述，能够探知我国经济法学这位“世纪伟人”，曾经占领中国这块“热土”以及中国变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变革这样一个大天时。
但是在这样有利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法学为什么还会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呢？主要缘由是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应有的“人和”。所以，此时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时期任务，是整合本身力气，克制本身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不失机遇地促进“人和”。但是，以什么样的规范去整合中国经济法学的本身力气，则是中国经济法学的一个终极迷雾。
二、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解读--中国经济法学迷雾中的明灯。
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研讨更为短暂，学界关于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的概念论述并无定论。笔者以为，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要作为一个主导的理念来统领整个经济法学的理论体系，其必需契合以下两点。首先、经济法的“人”本主义必需不能偏离“以人为本”的实质，即真正的尊重人、关爱人以及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其次、从经济法视域的时期角度去了解“人”的含义，赋予经济法学人本主义新的时期理念。经济法视域中的“人”不只限制于民商法学的单个人的个体，而是从社会整体以及更高层次的角度去关爱人。
1.经济人与社会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社会人。
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人性的假定是树立在“经济人”的理论根底上的，其以为每个单个人多是以取得本身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这与民商法上的个人权益至上存在着某种逻辑的相同性。但若不假思索，对任何法律部门都一味的生搬硬套“经济人”假定则是不合时宜的。人历来多是、永远将是社会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某种水平上能够说，个人的利益只是社会关系要素之一，在许多状况下是不占主导位置的。并且，个体是存在差别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存在不同的竞争力，假如地道任由自在竞争必然招致社会呈现贫贱富贵的鸿沟，当其弊端积存到一定水平，便需求一定社会系统工程来加以管理，而立足于社会本位，具有相当时期性的经济法学便要偏重于从社会人的角度来对之进行维护。
2.传统人与现代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现代人。
经济法学是新兴的一个法律部门，是一个对新时期（特别是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回应而产生的法律部门，所以其对人的关心，无论是对其学问的应用，还是对社会各种问题的处理，都应该偏重于立足现代。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具有显著的区别特性，因而经济法学对人的关爱方式亦将进行改动。例如在当今学问经济时期，为了表现对学问的尊重以及更好的优化劳动力资源，现代经济法有必要以“现代人”的理念去对学问劳动者进行关心，对新型劳动关系进行调整。
西方国度在益于其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以及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浪潮的过程中，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其不只在不时消灭本身的生存的环境，也以惊人的速度透支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账户。
3.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更是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有机统一。
经济法学“人”本主义对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关爱不是截然分化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经济法学“人”本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关爱理念是源于其立足的不同角度，但在实质是分歧的，且表现出相互印证和相互容纳的特质。例如：站在社会整体利益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社会人，站在时期利益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现代人，站在可持续开展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后代人；而这三种角度的有机统一点多是以为了更好的尊重人、关爱人，从而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这样一个实质为依归的。
由于中国理想国情的需求，当代中国选择了“渐进式变革”来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是人类社会每次胜利的革新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攻坚时期,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进一步奠定中国经济法学的独立局部法位置。
部门法又称为法律部门，即指依照本身的性质以及一定的规范或者办法所划分的同类法律标准的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已被世界各国的理论界和立法界所认可。经过了二十年的论争，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曾经具有阶段性的改动，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经济法已被确以为具有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占领了一席之地。
固然，不供认经济法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存在着学科的成见，但我们亦不得不供认，用传统的部门法划分规范来界定经济法学的独立位置的确存在着缺乏。鉴于此种状况，笔者以为，在论证经济法学独立法律部门这个论题上，传统的划分规范固然必需给予肯定，但在遵照传统理论的同时，不能一味地拘泥于传统理论，而应该翻开眼界去关注理论的需求，从而寻求另一种作为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规范。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能够担负其这样的一个重担。首先、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是经济法学所独有的理念，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等固然历经较长的法学开展史，但其并没有构成像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这样上位阶的后现代性理念。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世人公开发布的《中国的法制建立》白皮书中，以官方的方式供认了经济法学法律部门的独立作用，为经济法学的开展带来了无限的活力。若理论届能进一步的寻求其他划分部门法的规范来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与传统的划分规范共同发挥作用，无疑是为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位置在理论的火焰上加上了理论论证的燃料，使其独立部门法位置铜墙铁壁。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有利于中国经济法学的资源整合。
中国经济法学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便纷争不时，其部门法位置得到官方的正式供认亦阅历三十年左右的争论。我国经济法学不断以来呈现如此混乱、分散的场面。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由于我国经济法学界观念林立，并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且在人为的争论当中，使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力气在争斗当中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到了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今天，为了拨开迷雾，探寻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真理，理论届曾经开端对以往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深思。
此时最主要的是能找到一个能高于或者统领其他理念的终极理念来进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分散的理论进行整合。“人”本主义理念是经济法学其他理念的终极理念，由于法作为一种维护并促进人类社会对幸福理想生活的追求，并使人走向全面开展的一种手腕，必然是以人为本的法，这应该是不证自成的。所以笔者以为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具有这样的适格条件。经济法学有了“人”本主义理念的指导就能够消弭了前文所论述的我国经济法学之所以混乱不堪的缘由。经济法理念是经济立法需求与经济法之间的一座桥梁，是前者向后者转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时期的不时革新招致了不时变化的经济立法需求，而此时若有了经济法这样一个具有时期特征的“人”本主义理念的指导就能够有了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并制定出具有时期转型特质的“良法”，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法学者统一思想，使经济法学从求“异”求“新”转移到求“同”求“合”上来。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七
尊敬的党支部：
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了解：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在期待与猜测中终于定格为7.4%，虽然反映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多个宏观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下文为20xx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一，从年度数据看我国经济转型新起点。
(一)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在增强,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关系趋于协调。
由于过去我们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占的比重大,消费占的比重小,因此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调整。比如说,20xx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高于经济增长的7.7%。20xx年投资和消费的贡献基本接近,在整个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都在4%左右,净出口为负0.3%。出现负数说明我们的进口大于出口,而不是说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负的贡献，这只是统计核算的结果。现在比较协调的三大需求结构是转型取得的进展,是将来我们往前走的一个依托。
(二)第三产业发展活跃。
服务业活跃的结果是就业容量扩大。曾经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将影响就业。20xx年、20xx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两年为7.7%,但这两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分别超出了预期目标366万、410万。这些数字证明，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就业拉动的主要力量,这是转型的结果。
但现在,第二产业吸纳的就业比重很高,第一产业吸纳就业比重也仍然偏高,而服务业仍然偏低,中国经济最终要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应该是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占大头,现在远远没有达到。
(三)国际收支和出口结构继续改善。
我国国际收支中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连续三年低于3%，在国际认可的合理水平以内。20xx年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高达10%以上，受到了国际社会攻击。其实，我们不是依赖出口，问题出在哪呢?因为我国属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加工贸易比重太大。过去所谓的外商投资出口企业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而是车间,只是在完成订单，原料、销路都由跨国公司决定,我们]仅靠简单的组装来赚取一点加工费。例如，加工一个芭比娃娃我们赚几美分;一个出厂价150美元的苹果手机我们赚3到5美元加工费。结果国际社会却把账都算到了中国头上。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依赖出口,而在于出口结构不合理。
20xx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当年,站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港口,仰头看着巨型港口吊机上面赫然写了上海机床厂制造,真是自豪。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贸易结构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我们要站到世界的制造高端;在加工贸易方面，要从低端组装向高端组装进军，向独立品牌、独立研发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方向升级。
(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增长的质量提高了,优胜劣汰加快,企业亏损减，利税和微观的效益都有所改善,这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表现。
20xx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当年,站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港口,仰头看着巨型港口吊机上面赫然写了上海机床厂制造,真是自豪。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贸易结构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我们要站到世界的制造高端;在加工贸易方面，要从低端组装向高端组装进军，向独立品牌、独立研发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方向升级。
此致
敬礼
汇报人：xuexila。
xx年x月x日。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八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九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增速相对较快，本文是有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的内容!
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1】。
浅析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中国经济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国际政治、经济水平所采取的重要决策，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健康发展，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促使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并更好的参与世界经济调整。
而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不加以合理控制，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使政府、企业、人民面对遭受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的影响。
然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真正发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优势，规避其中蕴含的风险，需要政府、企业、银行业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
而在此之前，充分认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内涵与具体影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内涵。
所谓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指的是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比率，由外汇市场上外汇(或人民币)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决定。
倘若外汇的供给小于对外汇的需求，那么外汇汇率上浮，人民币汇率下浮;相反，则外汇汇率下浮，人民币汇率上浮。
汇率的市场化通常与货币的自由兑换、经济一体化、货币的国际化密切相关。
这四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汇率的市场化”成为中国这般大国长远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实现“汇率市场化”的基础上便可为“货币的自由兑换”与“国际化”的实现创造重要的条件。
人民币汇市开局动荡，从1月6日开始，人民银行突然下调cny兑美元的中间价，推动空头在离岸市场上做空人民币。
做空势力来势凶猛，cnh与cny兑美元的价差在6号创下了1600点以上的历史纪录，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
人民银行采取相应措施，令cny与cnh兑美元即期汇率升值、回稳。
1月11号、12号，cnh兑美元即期汇率较1月7日低点累计大涨bp。
而从以往的从大国货币崛起的历程看，无一不是走过了一条由“逐渐升值-双向波动-基本稳定”的发展路径。
在经历了这场“双向波动”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且日趋平稳。
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即有利也有弊，充分认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对于发挥人民币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和规避人民币市场化带来的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
1.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积极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按照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个之中只能同时实现两个。
而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就目前我国发展势头来看，要放弃这两方面的主动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因此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和我国加入wto，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和我国资本投入其他国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要凭借政府的力量干预和限制资本的流动情况的可行性是极低的，因此资本自由流动是必然成立的，由此可见，在“不可能三角”中汇率的稳定是不可实现的。
而换个角度来看，在享由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必将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而相对灵活的汇率政策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金融风险，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2)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
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关税税率不断降低、贸易自由化政策全面实施，这对我国一直以来受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和国有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与此同时，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
在此背景下，实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能够使人民币汇率得到灵活调整，减轻来自贸易与资本账户自由带来的双重压力。
(3)促进我国参与对世界经济调整过程。
我国被列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主体之一，是世界经济调整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假如我国在汇率领域态度淡然，对世界各国汇率的变化和汇率市场的发展不管不顾，就势必会导致国际贸易伙伴的不满，进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受阻。
而采取能够适应世界经济调整趋势的灵活、科学的汇率制度，则有利于我国参与世界经济调整，并优化国际贸易伙伴对我国的态度，进而带来理想的经济利益乃至政治利益，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恰好符合这一需求，对促进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地位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
2.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其中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
但从金融领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乃至我国宏观经济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冲击。
首先，短时间内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效应可以导致人民币的升值，而这一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还会使我国的商业银行面临许多不可控制的复杂的风险。
总的来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增加了国家稳定金融市场的难度，进而导致金融市场稳定性下降，金融市场发育受阻。
(2)增大外向型企业经营风险。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外向型企业带来复杂的经营风险。
我国的出口总额高达24.59万亿美元仍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而当人民币升值而其他货币不变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在外贸出口中所花费的成本将不断增加，相应的，从外贸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也将不断降低。
进而使得外向型企业由其是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抗风险能力变弱，难以满足经营与发展需要。
(3)增加外汇资产管控难度。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背景下，当外汇资本流入速度减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就会缩水，这就使我国外汇资产管理与控制的难度增加，并伴随许多的风险。
我国外汇指定银行拥有庞大的外汇资产，大部分来自于国外的直接投资及来源于我国巨大的贸易出口额。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背景下，人民币弹性增强，波动幅度可能性变大，外汇流入资本受到约束，外汇资本储备量就会缩水，由此所产生的汇率风险有可能给外汇指定银行带去隔日亏空的风险。
此外，人民币弹性增强也会使国际短期资本风险增强，容易引发国际短期资本肆意外流，变相推高国内资产的升值。
人民币弹性增强还可能导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趋势，对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造成较为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使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加大，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
三、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应对措施。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规避人民币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政府、外向型企业与银行业分别应采取以下措施：
1.政府部门积极发挥辅助作用。
政府部门要建立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市场监测机制，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发展情况进行监测，在实现人民汇率浮动由市场供求决定之余，全面、及时地掌握人民币汇率波动趋势与幅度。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建立新的汇率定价制度，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浮动。
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调与辅助，对此，专业人员应对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趋势以及市场环境进行分析、评估，综合相关的数据预测未来动向，从而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民币汇率风险观测机制。
事实说明，这种风险观测机制在汇率风险控制方面的效果十分明显，它一方面能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能有效的预防和控制风险。
2.提升外向型企业抗风险能力。
具体来说外向型企业提高抵抗风险能力有三方面：(1)建立健全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全面的评估、分析潜在的风险，做好防范措施，将可能出现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将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或者市场因素对企业的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对于已存在的风险，要通过健全的防范预警机制来控制，从而尽可能降低损失。
(2)优化企业产业机构，实现产品升级和企业转型，不断创新新技术、新产品，建立先进的管理制度，引进高素质综合性人才，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足发展。
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采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锁定汇率，从而在汇率出现波动时，降低损失。
(3)企业领导要时时关注汇率动态，掌握汇率波动趋势，做好应对措施。
3.完善外汇储备机制。
外汇局要提高对人民币汇率趋势的重视，积极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加强研究，关注国际金融货币走势，提高自身的判断能力。
完善外汇储备机制，将外汇储备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国内资本的有效运作，防止国际资本家在国内市场的恶性操控，避免金融风险，实现国内利益最大化。
除此之外，国家外汇储备通常是指国家财政出资购买和管理的外汇资产，然而在我国，是指央行以人民币购买的，并由央行统一存储、支配和管理的外汇。
严格来说，由央行购买、存储并管理外汇，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货币发行储备物，是流通中货币的抵押物或信托网担保物。
它的买卖主要目的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平抑货币币值，防止发生超过预期的巨大波动，这种情形下外汇储备并不符合其本质，不但使现有的外汇储备机制下掩盖的风险难以被察觉，也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真正实现市场化发展，因此，今后应力争使国家外汇储备回归其本质。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趋势已不可逆转，虽然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有利有弊，但总的来说，人民币市场化汇率改革的好处远远大于弊端，积极采取合理的改革与保障措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健康发展是大势所趋。
对此，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宏观调控作用，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管理机制;外向型企业应积极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银行业应密切关注汇率市场走势并积极完善外汇储备机制。
进而实现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进行合理防空，促进国家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2】。
石油被誉为现代工业血液,不仅对国家意义重大,而且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石油被广泛运用于交通运输、石化等各行各业,被称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黑色黄金”。
它的流动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只要没有一种新的燃料能取代石油,国际间石油的争夺就不会停止。
一、中国石油分布状况及油量储存现状。
石油又称原油,它的分布从总体上看来极端不平衡:从东西半球来看,约3/4的石油资源集中于东半球,西半球占1/4;从南北半球看,石油资源主要集中于北半球;从纬度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北纬20°~40°和50°~70°两个纬度带内。
中国石油资源集中分布在渤海湾、松辽、塔里木、鄂尔多斯、准噶尔、珠江口、柴达木和东海陆架八大盆地,其可采资源量17.2亿吨,占全国的81.13%;主要的产油区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长庆油田、辽河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四川油田、华北油田等等。
根据新一轮的全国油气资源评价,中国石油可采资源总量为150亿~200亿吨。
其中以前可供勘探利用的资源总量为150亿吨,—2050年随着技术进步和领域拓展,可供勘探利用的资源总量有望再增加50亿吨,达200亿吨,石油资源总量列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一位。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十
通货膨胀会影响甚至降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对固定水平低的民众影响十分明显。今天本站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相关论文。
范文。
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一)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超额需求通货膨胀，通常是被认为总需求过度的结果。也可说成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生产商的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升。概括说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后，也就是达到实际产量的最大限度，总需求轻微的波动都会带动价格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也就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被生动地描述为“过量的货币追逐稀有的商品”。同样根据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一旦出现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总供应的现象，物价上升趋势的出现也就很正常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总需求上升必定会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种现象。
(二)成本推进。
成本是在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中需要花费的所有费用，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是构成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在通过一些途径达到自己所需目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要素也称为成本。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指在人们总需求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商品成本的提高所导致的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地增长。指的是由于生产者成本的上升是价格水平上升的情况也会由于市场上的价格冲击力造成的某一类原料价格上涨。
(三)结构性变。
化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活动内容应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作效率很高的工业组织;二是生产率保持一定水平线上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当工业部门由于工作效率高而使部门工资上涨时，社会服务部门也会不甘示弱，同样提高薪资上涨幅度。由此现象不难发现在这种做法下，经济总体难免会形成由工资薪酬成本所推动产生的通货膨胀。即社会中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其他部门必会因为攀比心里而同时提高自己的工资比例。
通货膨胀会影响甚至降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对固定水平低的民众影响十分明显。一般会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有固定工资收入者和债权人来说会遭受财产的损失，由于这群民众只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及养老金，而工资的增长的幅度却抵不过物价上涨的幅度，总是居于通货膨胀之后。而对于那些非固定收入者(利润收入者)和债务人都会在循环涨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过提高价格水平来减少通货膨胀损失，并可能从中获益。
(二)通货膨胀造成消费与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畸形经济结构由于消费投资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向更加不协调的方向演变，市场生产者发出商品价格的信号，而生产者会依据这个信号来明确市场是否需要自己的产品，明确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来降低社会能源资源的浪费，让这些资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通货膨胀来临时，商品价格的上涨只是由于生产的投机和人们的心理作用，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求而上涨。由于生产者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全面可靠的市场信息，因此人们的这种行为会促使消费与投资的进一步盲目前进。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商家们要想谋求自己的产品利润最大化，最直接并且最有成效的途径就是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因为即使获益的空间被通货膨胀的循环冲销压缩，可是相对于不涨价而言，获利空间还是很大的。我国属于外向型发展经济，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工制造国外的产品再输出，成本低廉，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通货膨胀更加剧了这种低端的社会地位，不但国内货币贬值，而且抬高了出口的成本。中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总需求属于宏观的理论。它是指在特定的物价体系阶段中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必须要对货币流通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不能就单方面来看，还必须综合各种因素来采取对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大力缩减财政支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财政的产生。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紧缩型信贷，严格控制货币的放出量，降低货币供应量。但是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两者结合的综合治理，很重要的途径即抑制消费过快增长并将投资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实现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二)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不难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工作的重点应该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一方面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
规章制度。
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完善加强监管制度;另一方面整改一些不合理的经济管理因素协调好监管体制下的各个金融部门坚决制止和查处随意提高利率、乱批设金融机构和各种违反金融。
政策法规。
的行为，防止各种违规现象发生，避免由于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因素推动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三)增加产品合理供给，优化经济结构。
在世界经济相互融合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断飞速前进，但同时也显露出各种矛盾与结构化问题，通过分析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当前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的办法这些角度来阐释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对通货膨胀采取合理的应对。
措施。
处理好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向不好的方向发展。
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应该从多个角度出发应对通货膨胀，应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完善社保、养老制度，加强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人，调整收人分配制度，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样能在面临通货膨胀时降低一定的风险，减少财力的损失。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十一
摘要科技强国战略离不開高校的支撑，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对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践履价值，同时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科技人才及扩大社会影响力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效应，二者耦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科技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能力构建面临着认识层面“三重三轻”、服务层面“四多四少”、政策层面“五个缺少”等现实困境，完善体制机制以实现能力构建的具体路径包括：设计顶层机制，确保协同发展;完善规章制度，确保有章可循;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完善信息机制，确保共建共享，形成良好的计划、行动、实施、反馈立体体制机制。
关键词科技强国;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体制机制。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需要一流的高等院校作支撑，高等院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四大职能，社会服务能力是高校发展水平重要考量指标，其核心在于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科技服务。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底，我国高职院校总数已达1418所，高职院校在我国人才培养体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然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却始终是各项基本职能履行中的薄弱环节。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对学校、对社会、对国家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效应。
（一）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历史演进逻辑。
我国国内高职院校产生与发展和科技服务有着天然的联系。我国高职院校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清末时期。清末的戊戌变法，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用来改变清末落后生产力的现状，实现资产阶级的自我革命。这一时期，出现了“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师范学堂”，其中，“高等实业学堂”的设置，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培养当时社会变革所需的工、农艺等技术型人才，横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类，纵分高等、中等、初等3级。由此可见，我国高职院校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科技发展的特定需求。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施政理念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离不开行政、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离不开具有科技服务职能的高等院校。从经济层面来看，无论是经济发展动力及潜力需求，亦或者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客观要求，大力促进科技产业发展都必将成为新时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而当前我国科技产业发展，则主要依赖于高校为其注入丰富的人力资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必然也必须要具备相当的科技服务职能。
（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现实价值效应。
第一，为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力资源则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技术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亟需人才。三大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型人才作用的发挥。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就是不断向三大产业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人才服务，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提供无偿的技能培训，帮助社会人不断提高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为他们顺利参加工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利用师资优势、专业优势，向企业提供无偿的技术服务，如帮助他们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从而提升企业效益。通过这两种途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技能人力资源。
第二，为社会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是重要组成部分，但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大不相同，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知识型、研究型人才，而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其中“实用”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也最终会走上企业、社会一线工作岗位，提供最直接的技术性服务。通过高校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让在校大学生走出校门，提前步入可能走向的工作岗位，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学校所学理论知识的实践，用实践来丰富理论体系，弥补纯理论教育的不足，找出自身接受教育中存在的短板，并在今后的学校生活中加以弥补，以真正成长为社会实用型人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必须同社会实际需求相匹配，这样才能保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实用性。
第三，为学校发展扩大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对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生源保障。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学生及其家长才有可能选择这所学校接受高职教育。其次，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师资保障。当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科研、创新、理论等领域在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内取得较大影响力后，部分高水平教师才能为了自身发展选择前来就职。最后，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发展动力。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政府有关部门才会意识到该所高职院校的重要性，才会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便利。高职院校通过履行科技职能，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大与群众、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获得广大群众、有关政府部门的价值认可。
（一）认识高度表现为“三重三轻”
其一，学校层面“重教学轻服务”。受当前就业环境影响，多数企业在招聘高职生时，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在校成绩，特别是专业课成绩，而极少会去考虑学生是否进行过科技服务。受此影响，高职院校在“教学”与“服务”之间，毅然决然的会选择“教学”。因此，尽管很多高职院校也会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关于履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要求，但具体组织实施时主动性差，“等、靠”思想严重，等上级部门统一组织，靠上级部门协调、督促。其二，教师层面“重学术轻实践”。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满足于现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任务上，而不愿浪费在科技服务这个“副业”上;另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追求个人事业上的进步，特别是受现有职称评定标准的影响，更重视学术研究，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较低。其三，学生层面“重学业轻服务”。从当下高职院校学生对科技服务的认识现状来看，多数高职院校学生会把科技服务看作是学业之外的活动，参与科技服务积极性不高，即使参与也有娱乐化倾向，质量不高。
（二）服务广度表现为“四多四少”
其一，行业服务多，区域服务少。相当一部分的高职院校是由地方性职业学校或者中等专科学校发展起来，这类高职院校通常比较依赖其传统优势行业教育。因此，在为社会提供科技服务的过程中，多选择其传统优势所在行业开展服务，而很少会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实际需求，因此在科技服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盲目性、主观性，行业服务多且质量较高，但区域经济服务少且质量较低[5]。其二，技术服务多，科研服务少。一方面，高职院校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而言，招聘教师的要求较低，一部分教师在所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不强;另一方面，相较于科研服务，技术服务所需时间、精力、人财物力都相对较少，因此部分高职院校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能够出工作“量”的技术服务上。其三，老牌专业服务多，新开专业服务少。对高职院校而言，开展社会服务就是一次次的学校宣传，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更愿意把自己的老牌优势专业拿出来参与科技服务，以展现学校的专业能力，加大老牌专业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力。而对于一些新开设的专业，则不愿意拿出手，怕被人看了笑话，损害了学校的声誉[6]。其四，学生服务多，教师服务少。部分教师或是满足现状忙于教学，或是忠于“学术”，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因此，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重任就落到了学生身上，高职院校学生成为高职院校履行科技服务职能的主力军，服务质量明显不高。
（三）政策深度表现为“五个缺少”
其一，缺少制度引领。目前高校开展科技服务职能更多靠的是思想自觉，甚至是行政压力。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以何种方式开展、向哪一部门报批、基本程序是什么等基本问题，都缺少必要的政策制度机制来予以明确，缺少制度的引领，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主动性自然不足[7]。其二，缺少管理机制。从高职院校的机构设置上可以看出社会科技服务职能与教育职能、科研职能的不对等。高职院校会设立教学管理办公室、会设立科研办公室，但很少有高职院校会设立专门管理科技服务的科技服务处。其三，缺少激励机制。之所以高职院校会出现重教学轻服务、教师会出现重学术轻服务、学生会出现重学业轻服务的“三重一轻”问题，其根源在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因而也就缺少了参与科技服务的动力。其四，缺少信息機制。信息机制的缺失，使高校实际提供的科技服务与社会实际需要的服务内容不匹配，这也是高职院校科技服务水平不高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五，缺少协同机制。当前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过于关注高职院校作用的发挥，而忽略了与“企业”这个科技服务协同者的配合，二者相互协调沟通少，缺乏科技服务协同机制。
（一）加强顶层设计，确保协同发展。
顶层设计是一项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只有构建了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做好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才可能真正落实到位。其一，加快组织机构顶层设计。从国家机构层面来讲，教育、科技相关部门应设立专门负责管理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的组织部门，相应的省市地区也应建立起基层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管理部门，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从社会层面来讲，高职院校应成立区域性的科技服务理事会、科技服务管理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统一管理区域内高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其二，加快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科教园区是当前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重要载体，但也面临着顶层设计混乱、共建共享不足等困境。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应突破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孤立无援的现状，就必须注重发挥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作用，真正实现工学结合、共享共建，加快科教园区建设。通过地方政府牵头建立科教园区，积极引入一批优质企业，协调高职院校与企业建立实训基地;同时，以科教园区为载体，大力推动高职学生创业浪潮，把高职院校的技术创新发展为真正的创业项目，转化为真正的社会价值。
（二）完善制度机制，确保有章可循。
高职院校有效履行科技服务职能，政府将是最大的受益方。一方面，它承担了许多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科技服务职能，如技术转化、科技培训等;另一方面，它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区域发展水平，间接增加了政府收入，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在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方产业、行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方向等，对地方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目的、内容、程序、方式、范畴等做出政策规划，规范区域内高职院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同时，高职院校应把政府所建立的规章制度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在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建立本校的科技服务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科技服务活动[8]。
（三）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
科技服务（社会服务）职能是当下高职院校各项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管理机制建设，建立一个多功能、立体化的科技服务管理部门，建立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际确保制度得以贯彻实施。如建立科技研发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具有研发能力和兴趣的教师及学生参与具体项目的研发;建立外联管理部门，负责与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的外联工作;建立服务规划部门，从整体性、连贯性上着手，科学规划学校社会服务行为，解决零碎化科技服务难题等。通过管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逐渐把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发展为科学化、规范化、统一化、效率化的高校行为。
（四）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
政府部门与高职院校要针对高校管理者、教师及学生分别制定完善的激励机制，提高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履行的主动性、全面性和效率性。针对部分高校参与科技服务被动化、形式化的问题，教育部门应改善高校评价机制，把社会服务纳入评价机制之中，并以科技服务质量作为评判标准，提高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主观能动性，杜绝以量取胜的评价行为;针对部分教师参与科技服务主动性不足的问题，应完善教师晋升机制，把科技服务纳入考评标准中，通过设立“科技服务之星”等荣誉奖励的方式，提高高职院校教师参与科技服务的主动性;针对部分学生参与科技服务形式化、娱乐化的现状，建议将科技服务纳入学分管理之中，并提高学分占比，通过学业刺激的方式提升学生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
（五）完善信息機制，确保共建共享。
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需要完善的信息机制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服务需求信息，并通过服务信息反馈不断改善科技服务行为，扩大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9]。因此，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是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信息机制的首要任务。当然，这个信息平台的建设，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部门，需要社会、企业及高校多方积极参与进来，站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度、站在服务地方社会建设的高度，建立一个高质量、权威性、时效性的信息共享平台。当然，也要注重这个信息平台的信息反馈作用，及时把有效信息反馈给高职院校，帮助其改变科技服务方式、调整社会服务计划等。
参考文献。
[4]刘毅.服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力促地方现代产业发展——专访华南理工大学珠海现代产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房俊东[j].广东科技，2018（9）：14-19.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十二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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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十三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据我国有关机构的'测算和规划:21世纪头,中国经济年增长速度保持在7～8%,到实现国民总产值比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将实现全面小康,形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10年经济将更加发展,增长速度保持在6～7%.尽管经济长期增长速度逐步放慢,但在世界上仍处于高速增长之列,能够保证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估算,中国gdp总量到2010年居于世界第二,到可居于世界第一;但在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作者：刘国光作者单位：刊名：开放时代cssci英文刊名：opentimes年，卷(期)：2001“”(2)分类号：f2关键词：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十四
档案管理体系是社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档案管理技术水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档案管理作为以信息媒介及纸质文献为载体对单位内部事务的重要历史记录，对人们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现代化建设、更新管理理念、提高管理质量方面皆有着重要作用。“互联网+”时代是社会经济及社会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作为良好的信息沟通媒介及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对经济产业与社会消费群体有效对接和横向沟通具有良好作用，将其应用到现代的管理体系建设中，对提高现代管理水平有重要意义。
（一）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构建要注重以纸质文献为主的资源利用主体建设，包括档案记录、档案信息采集及特色档案资源建设等。档案资源建设面向不同的服务人群提供资源支持，在自身职能发挥过程中要发挥出特色档案资源的优势，使特色档案资源符合人们的使用需求。考虑到档案管理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以档案资源为核心的档案管理模式构建首先要满足档案信息查询需求，其次要满足档案文献查询需要。对于不同部门的档案信息查询需求可协同其他信息服务机构和政府部门为相应的部门使用档案资源提供保障，面向档案信息使用者提供开放获取服务，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档案信息化服务相区分，满足不同需求用户的资源获取需求。
（二）档案资料存储数据库建设。在“互联网+”时代，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逐渐以信息使用者的开放获取资源服务为核心，在档案资源利用领域兴起，档案管理部门作为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支撑部分，在面向不同部门提供相关档案信息查询服务的基础上，着重于档案资料存储数据库建设，以相关的存储数据库面向用户提供优质的档案资源服务，为了满足不同档案管理者需求，在整合大部分顶级oa资源的基础上建设cornell档案库，针对不同方面的档案资源提供长期保存服务，与社会科学网络对接，既发挥档案资源的时效性价值，也着力扩展相关的档案资源服务，使档案更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三）面向各种结构档案资源的采集、加工、存储。在各个层面及领域分散的档案数据资源是档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针对大量资源的集成与应用服务，“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的构建更应侧重对各个层面分散的档案资源的采集、加工、存储，尤其是针对大量开放的科学数据进行采集，并从海量的资源数据中提取出高价值的信息，通过进一步的聚类优化，使其成为有价值可供用户参考咨询的档案信息。这点可借鉴美国密苏里州政府的档案管理经验，使用数据采集技术针对分散在各个网络空间及领域的档案资源进行采集，采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进一步存储，建设大量的科学数据丰富馆藏资源体系，为用户提供大量专业的学科数据，构建cenc资源共享网络，与档案使用者分享档案资源，使采集的数据成为档案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一）建立档案资源服务体系。在互联网环境中，档案信息化建设体系的实现要建立档案资源服务体系，重新定位自身职能。一方面档案管理部门的的传统业务模式要围绕新时期进行数字化需求快速转型，运用信息技术打造全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制，例如，开放性的资源数据库、移动客户端等。另一方面，档案管理要结合元数据规范对档案资源深度开发，基于用户需求进行构建档案资源服务体系，形成特色化服务模式。在档案资源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要考虑不同使用者的档案资源需求，促进档案管理与使用者成良好、开放的互动生态。
（二）建立档案资源服务导航系统。“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侧重高新技术工具的使用，建立档案资源服务导航系统，发挥档案资源体系在资源采集、数据整理方面的技术优势，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档案信息检索、查询、定位服务。档案管理部门要针对档案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分类与筛选，利用标签系统对档案资源进行详细标注，将档案资源直接呈现给用户。档案资源服务导航系统要合理设计系统，采用适当的计算机语言实现控制，确定设计目标，在统一设计目标的协同作用下，围绕档案资源管理需求建设档案管理系统，推动档案资源高效利用，使档案资源使用模式满足用户需求。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档案资源管理形式发生了全面转变，人们不仅更加注重档案资源的聚合分类及有效利用，也更加注重档案资源管理体系的优化，使用多种技术工具推进信息化档案管理体系建设，在满足用户个性化使用需求的基础上推进档案资源高效利用与建设水平，借助数据挖掘技术深入挖掘档案资源，使其具备更高的利用价值。
【参考文献】。
[2]刘海卫.档案数字化管理的优势与弊端[j].经贸实践，2019（01）：233.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十五
摘要：本文指出，由于六个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中国gdp的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这六个原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资金成本上升。我们的使用数量模型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如果承认增长潜力的下行，则宏观政策的基本前提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gdp增长率下次再降到7%时，就再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应该理解为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不断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另外，今后几个季度，即使同比gdp增长速度可能降低到8%左右（环比增长在三季度可能到7％），都只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
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枯燥的学术命题，但却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政策含义，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反应最终也会影响到每个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的gdp增长潜力只是7%，而政策却人为地将增长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经济中注入过多的货币，从而导致通胀、资产泡沫、银行坏帐等恶果。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之后则是政策紧缩和经济大幅波动。从经济结构来看，如果增长超出潜力，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会出现投资过度、能耗和污染大幅上升，随后的下行周期中又必然出现产能过剩。
打一个比方，一定年龄段内的孩子的体重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如果非要他“快速成长，”迫使他超量进食，短期内会使他体重迅速增加，但此后会导致肥胖，最终不得不去看医生减肥。搞得不好甚至会影响其终身健康。再用开车做另外一个比方。汽车在“正常”时速下行驶是最省油（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损坏汽车的零部件（可持续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减少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驶，一时间固然风驰电掣，但驾驶同样距离的能耗反而会增加，机件损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车辆寿命缩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驾驶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所以，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制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误判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人为的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结构失衡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如果宏观(总量)政策失当，结构调整就必然面临“两难”。例如，当gdp增长达到12%时，经济规律表明能耗增长必然超过gdp增长，节能减排就自然成为空话。换句话说，结构优化的前提是宏观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接近潜力、避免大大超过潜力。笔者认为，所谓科学发展，在宏观政策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
下文分析了将改变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六大原因。前三个原因（包括出口、地产和城镇化）主要从需求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潜力的变化。此后两个原因（包括劳动力、生产率）从供给角度看增长潜力所受到的制约。最后一个原因（资金成本）则从供求两个方面影响增长潜力。
根据这六大原因，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今后十年的gdp增长潜力很可能只有7%（甚至低于7%），远低于过去十年（定义为1999到）10.1%的gdp平均增速。笔者因此建议决策层在下一个“五年”和“十年”发展规划中将gdp增长预期定在7%。另外，基于这个7%的gdp增长潜力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我认为适度的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应该是14%，而不是17-19%。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原因之一：出口减速。
过去，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今后无法复制的。
第一，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在2002到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年均出口增长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到最近几年，中国入世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步消失。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个百分点。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按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增长达每年1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增长就达到每年18%。面对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行业将很快失去竞争力，许多工厂将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口年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减速。笔者估计，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2%，为过去10年均增长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产需求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三：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第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第三、下文将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镇化速度放缓。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这与联合国开发人口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是，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此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降为年均0.8个百分点。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对这个趋势的判断。比如，根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cbd、大广场、度假村、欧化建筑等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原因之四：劳动力增速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资本的.高速积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的研究认为，在1983到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第一文库网将逐渐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根据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中国人口红利在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则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另外，上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原因之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
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等）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过去，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但这个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今后也将难以持续。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再靠简单“复制”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我们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在30年以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过去30年，只有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从“发展中”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例如韩国的人均gdp从5000美元（按美元不变价）翻了四倍，达到现在的20000美元。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在30年以前与韩国的人均gdp相当，但在过去30年之内几乎原地踏步。比如，按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巴西的人均gdp在1979年到20之间累计只增加了29%，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陷阱的背后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没有做到。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是巴西难以维持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这比巴西好一些，但远远低于韩过去30年的水平。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很难重现韩国在人均gdp在超过5000美元后所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加大保护力度、自主创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原因之六：利率将逐步提高，从而增加投资成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同时，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的长期实际贷款利率只有2%左右，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则接近5%。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点已被国际实证研究所证明。我们用20多个国家过去2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际利率与通胀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抑制通胀要求提高实际利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实际利率过低，会导致和加剧通胀和地产泡沫；另外，负的实际利率会加剧通胀预期。因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则要求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帐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上述六个原因对gdp增长潜力有多大影响？首先，我们用最简单直观的分析办法判断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出口减速和房地产增长减速――带来的影响。然后，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估算这些原因多gdp增长的总体影响。
出口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5个百分点：如前所述，出口增长减速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3%下降到今后的12%，减速11个百分点。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出口增长减速7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就会减速1个百分点。所以，出口减速1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gdp增长潜力下降约1.5个百分点。
地产需求增长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2个百分点:?如前文所述，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0%下降到今后的10%。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2%，假设地产需求与地产投资增长基本一致，则需求减速10个百分比就意味着gdp增长减速1.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地产投资减速导致的产业联带效应，则对gdp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仅仅由于出口和地产需求减速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从10.1%降低了2.7个百分点至7.4%。城镇化的减速从需求面来看对gdp增长潜力还有额外的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的下降、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金成本的上升等对gdp增长潜力还有来自供给方面的负影响。[2]?所以今后十年gdp增长的潜力很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在今后十年的后半部分增长潜力甚至可能低于7%。当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设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估计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新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长的加速基本上会被今后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减速所抵消。
我们的cge模型表明，gdp增长潜力会下降到7%：为了比较系统地量化上述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模拟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形。这样就可以将对需求和供给面的各种冲击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内综合考虑。基本假设包括：与基准情形（即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年均10.1%的gdp增长的经济环境）相比，今后十年的（1）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个百分点；（2）劳动力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2个百分点；（3）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偏好变化，导致地产销售增长比基准下降约10个百分点；（4）在出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国外对中国出口的年均需求增长下降12个百分点；（5）资金成本比基准提高1个百分点。上文提到的城镇化放缓的部分影响已经反映在房地产增长减速中，但城镇化减速带来的其他服务需求的减速则比较难量化，暂时没有在模型中处理。
在上述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显示，gd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情形约下降3.1个百分点，使得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到7%左右。结果与我们前文的判断基本吻合。
宏观政策含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笔者估计，今年三季度gdp环比增长会降到7%；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也很可降低到8%左右。但这些都仅仅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准确判断增长潜力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从更长期看，在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几年以后m2的增长速度恐怕只需要高于名义gdp增长2-3个百分点，届时12-13%的m2和贷款增速就足够了。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注：
[2]注意，来自需求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简单叠加。比如，如果需求下降3%，而相应的供给同时下降3%，则对经济的影响就是3%，而非6%。在本文研究的六个因素中，出口、地产、城镇化基本属于需求面因素，劳动力、生产率基本属于供给面因素，资金成本则同时影响供需两个方面。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十六
摘要：在高校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理治理论课程教学的一项重大改革。适应这项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教师应在提高认识、转换角色，学习原著、提高理论水平，改进教学方法上多下功夫。
关键词：思想课程教学改革。
按教育部关于“两课”教改的精神，我校于1999年秋季开设思想概论课程。为使其很好地与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衔接，我们在教学内容及教师角色转换上做了大量工作。
课程由中国革命史改为思想概论，既有教材、教学体系的不适应，又有教师角色转换上的不适应。为克服这些不适应，只有对教育部这一改革的必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实现角色的转换，由不适应到适应。
(一)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对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的根本性变革。
当代大学生通过中学阶段比较系统的历史课程学习，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有了大体的了解。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与中学教学侧重点不同、层次不同，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重复，且理论系统性不强，给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带来许多不便。我们在1994年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大胆的探索，形成了“以课程改革为中心，全面实施专题化教学方案”的专题化教学新体系，增加了中国革命史教学的针对性、启发性、说服力和战斗力。此项教改曾获得原冶金部教改三等奖，受到历届学生的好评。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框架的限制，一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与中学教学内容的重复问题，二则不能充分发挥该课程的理论功能。学生对中国革命史尤其是思想理论仍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不甚了解，更不能很好地应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独立地解决问题，限制了“两课”教育的政治功效。思想概论课从目标、内容及结构上与中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区分开来，系统地讲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规律，以及思想的精髓，能培养学生应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真正做到“小学讲故事，中学讲史实，大学讲理论”的思想教育模式。
自邓小平理论课程开设以来，高校理论课的教学理论体系已经发生变化，如不开设思想概论课，从理论体系上看，缺乏理论的延续性、系统性，也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的协调统一及渊源衔接关系，使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处于断线状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坚持邓小平理论，便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思想。”什么是思想，如何理解十五大的报告，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当代大学生对思想知之甚少，甚至由于阅读书籍的偏颇性，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对以及思想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才能很好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坚持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三)开设忍想概论课是素质教育的必备内容。
总书记提出，素质教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教育，一个是科学文化教育。看待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国际实力、民族凝聚力)的角度去理解。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经济实力，国际实力需要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需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不缺乏这些内容的教育，但由于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滞后等原因，学生在通过小学、中学的教育之后，普遍存在着对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的状况，说明当代一些大学生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概论课代替中国革命史课正是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思想的产生是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本身就体现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学生在沿着思想理论形成的学习过程中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同时思想的精髓便是贯穿思想主要内容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无疑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武器，加上有关方法论等方面通俗易懂的阐述，必将对学生掌握理论，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高辨别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把握素质教育的灵魂。
思想概论和中国革命史相比，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没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很难在教学中“深人浅出”。在我校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的教师中，有来自历史系毕业的教师，由于学科的限制，很难脱离历史思维的模式;在加上中国革命史教学为了避免与中学教学的重复，引发学生的兴趣，增加趣味性，在教学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重历史知识的阐述，忽略理论分析。此外，由于青年教师本身缺乏理论功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缺乏学习理论的动力，不乐于理论钻研，存在理论修养不足的状况。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通读体现思想主要内容的代表作。
要求教师认真阅读《选集》、《邓小平文集》，以及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原著。讲述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涉及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系统，理解也比较肤浅，通过对思想代表作的阅读、钻研，熟练地掌握思想主要内容，从而把握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性，提高自我的理论水平。
(二)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邓小平理论的有关论述。
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要上好思想概论课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这不仅需要透彻地理解思想的主要内容，更需要从一脉相承的角度去把握思想的理论来源及思想的新发展。只有在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承前启后性，才能在教学中讲透三者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使学生真正认识到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认真研究党的有关历史文件。
包括自党建立以来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在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
(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
思想概论课教研室青年教师较多，由于青年教师理论水平的薄弱以及科研能力、教学能力的不足，需要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老教师历经“”、改革开放时期，由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经历丰富，理论功底较深，科研教学能力较强。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在短期内提高青年教师的理论认识，提高教学的整体水平。我们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优化教学思路，从而保证了课程的教学质量。
(一)理论联系实际，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些大学生一方面对政治理论课兴趣不浓，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渴望理论的指导。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使喜欢思考的大学生充满疑惑，渴望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却苦于不得方法。因而抓住学生的思想实际，了解他们思想中的难点、热点，理论联系实际，能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困扰他们的思想问题，必将引起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学习理论的动力，有动力才能引导学生对理论的深人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很多，最直接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曾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在这里提出要用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学生，其中要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政治理论课不是行政命令，而是说服教育，更需要有的放矢，合情合理。为此，我们在教学前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学生思想中的热点、难点，并把具有代表性的想法归纳出来，使教学具有针对性，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由于课堂内容的讲授能涉及学生关心的热点，自然就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以理论逻辑结构为经，史实为纬，精心组织教学。
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是思想得以中国化的土壤。这决定了思想概论课与中国革命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思想概论偏重理论，中国革命史偏重史实，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为了真实反映思想的实践性，我们认为应以理论内容本身的要求为主，史实为辅。如讲授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的基本原理、活的灵魂，都要以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构为经，以若干史实为纬，既突出理论结构的逻辑性，又突出思想理论的实践性，但要注意史实材料的引用是为了服从理论的讲述而不能冲淡理论的主题。
(三)突出理论的一脉相承性，注重与邓小平理论课的街接。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发展，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于马列主义。这是“两课”体系设置的一条主线，也是思想概论课应该突出的内容口.如何突出，必须在有关章节中阐明它的一脉相承，如讲统一战线，既要讲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又要讲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在备课中特别注意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以及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同点、不同点，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新发展。这样做一则体现两个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二则为邓小平理论课的开设打好基础。
(四)认真组织学生学原著，精心组织课堂讨论。
曾经说过，大学的教学要师生一起研究，一起商量，主张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课堂讨论是学生参与教学的极好方式。要让学生对讨论的主题感兴趣，一定要通过调查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命题，或者由学生自主选题。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选编一部分思想的代表著作让学生自学，并要求学生结合讨论的主题写小论文，作为平时的成绩进行考核。讨论课要求学生脱稿上台发言，凡上台发言的学生都以一次成绩优秀进人平时考核。这种作法既不增加大学生的工作量又不占用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学生在阅读思想原著的同时，对思想有了更感性的认识，通过与伟人的直接对话，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内涵，加深对思想的认识。要求学生脱稿发言，对大一的学生确实是一次考验，既锻炼了学生的勇气，又体现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讨论课的成功与教师的精心组织分不开，教师要积极引导，及时解答，对不能解答的如实承认，这种实事求是的教学作风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经过一轮的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由于我们主观上重视中国革命史向思想概论课程的转换，精心准备，群策群力，从总体上看，教学效果是好的，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思想认识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正如学生所说:“没有实事求是，没有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思想的指导，就不会有新中国，也不会有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完了思想概论，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为更好地学习邓小平理论打好了基础，还将势必影响到我的一全。”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十七
摘要：本文概述了和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国际影响，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世界影响。
1概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对世界的影响。
国外对于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今为止仍在升温。苏联是最早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12月苏共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就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实践论》;50年代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兹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可谓是西方研究的开山之作。
2.1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三个世界”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在国际战略层面上对世界的研究，其精华部分主要包括在这一理论中。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得出的结论。他希望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力图建立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悲观主义大肆横行。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毛泽东力排众议，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重要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
2.2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世界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
军事领域，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最精彩的一个活动领域，是中最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2.1对尼泊尔的影响。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巨大，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
2.2.2对英国的影响。
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运动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战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2.2.3对美国的影响。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式的胜利大进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当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上下。1961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2.2.4对日本的影响。
60年代至70年代，在国外研究领域，日本仅次于美国。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作为对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编写了许多关于的论著。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在战场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共产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的进步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深体会到“只有，才能救日本。”在指引下，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群众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向日本官僚主义展开进攻。
3结语。
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有着深远影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唤起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精神的缔造者，同时还是推进世界哲学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缔造者。不仅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更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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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5.
【4】杨凤城.研究述评[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88.
优秀中国经济概论论文（通用18篇）篇十八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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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