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一
东西方文明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不同。在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化的时候，不同的文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社会制度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在氏族社会靠的是“武力”，在向国家转化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选择了“权力”为主导的分配，形成了高度集权和专制的封建社会，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则选择了“财力”为主导的分配方式的社会。除了性格和制度上的不同，在文化方面也有很明显的表现。以哲学为例，西方的哲学是思辨最强的，中国的思辨和保守二者兼有，而印度的哲学则是思辨性性最弱。
乡土社会即熟人社会，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首先是一个人为中心的框架型社会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散出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没有给人安排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由个人自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而是安排了一个框架，每个人把不同的人往这个框架上放。每个人都有父子，母子关系，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不一样的。社会对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是通过对一类社会关系制定了规则来实现的。儿子必须顺从父亲，但是不会说某个人必须顺从自己的父亲。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等级秩序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规范着所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了远近亲疏。春秋战国时的“礼”要求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这就要求在社会中分出远近亲疏，即区别对待。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林黛玉和他是姑表，而薛宝钗是姨表，所以林黛玉不薛宝钗亲，可见远近亲疏的深入人心。
其次是无诉。在古代，进衙门先打三十大板，刑讯逼供更是常事，善恶全凭那个高高在上的县老爷的眼睛。乡土社会的人怕打官司，出了官司不好打外，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官司可打。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谁非大家自有明鉴，有过错的人必然要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所以打官司几乎没有必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进衙门打官司，法律也因此而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再次是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是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大家子的男女分分房别院的居住，平时也很少往来，像贾宝玉那样的则叫封建社会的叛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男女授受不亲，否则就是越礼。在农村中则表现为不可偈越的男女分工，女的就呆在家里干活，交往的永远都是婆婆大娘之类的人物，男的有空时也很少呆在家里。在中国社会中同性关系亲密，异性生疏，在西方社会是恰好相反的。
最后是“长老制”。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远都是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就体现为族长，从以前那些浸猪笼的事例来看，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在一个乡里，则表现为那些特别有权威的人，比如说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等人物，他们没有任何职位，却人人都听从他。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固然不能再叫乡土中国，但中国的乡土性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依旧还是熟人社会。
舆论的力量。以前曾听说过一个案例。一个外出务工的女青年回家后钱借给了同村的人，因为是熟人没有打借条。后来那人赖账不还，并且还不承认借过钱，女青年没办法只好挂上一块牌子在街上哭闹，希望大家为她主持公道。这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特性，寻求道德和舆论的帮助。却很少想到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直到现在很多人仍有很多人借钱不打借条，认为熟人这样做显得生疏，足以可见维权意识的淡薄。
重远近亲疏。人在社会中必然有远近亲疏，但如果不分场合的运用就是一种错误。在社会中走后门，找亲戚的风气很严重。许多人刚上大学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提拔自己的亲戚，通过别人拉近关系，以获得某个职位，这样的例子数见不鲜，贪污和腐败也因此而多了不少。“有关系”是对大多数人的一种不合理中的排斥和挤压，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和现代社会的公正平等是格格不入的。
自私自利。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老先生提到的“臭鞋大阵”，就是自私自利的最好体现。在每家的门前，除了一堆鞋外，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物，整个公共过道几乎被完全占用，家里面却干净的一尘不染。当然这种状况随着公共意识的提高和物业公司的进驻有所好转，但在公共场所吐痰，乱扔垃圾，破坏公物等依然随处可见。可见公共意识的淡薄。
现在的农村了解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对法律的观念依旧没有转变过来。法律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把要不会来的钱要回来，得到应有赔偿的工具。这相对于权利义务观念还有还有很远的距离，不仅要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力，还要知道自己有那些权利和义务和有积极维权和履行义务的态度。美国的一位90岁的老太太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走了几千里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美国国会，被称为“90老太的长征”。她的行为不一定可取，但是她身上所有的这种意识确是非常值得敬佩的，美国联邦大法官称赞她说，“美国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就是靠像她这样的千万万人推动的。”所以对于真正的法治，不是单靠普法就能实现的，还有最重要的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改革的大潮下，各种观念纷纷入主中国，中国再也没有几十年前那样全国统一的观念。熟人社会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逐步解体，陌生人社会逐步完善。
熟人社会在中国了这么久，它也并非一无是处。熟人社会重道德。我们都知道，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制约机制，法律只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更注重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在熟人社会，道德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做事讲究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乡邻之间的舆论则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在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的作用明显降低，穷凶极恶的犯罪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乡土社会很有利于良好人性的培养。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对法律的盲点有很好的描补作用。
现在在城市里大多数人是各过各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少，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生活越来越少，这也造成了人情的冷漠。随之而来的焦虑症，忧郁症等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面对熟人社会时，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将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二
我觉得我是一个异常幸运的人，本来是以戏谑的心理拿起这本《乡土中国》，想着我在湘潭看这本书真的是十分应景。可是没想到这是一本异常专业严肃认真的书，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个月，很多地方都还是不是很懂，可是还是感觉受益颇多。
这本书年代久远，作者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学，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才定稿出版。总之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学者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是一件让我异常感动钦佩的事情。
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稳定的，所以它的发展进程就相比较较缓慢，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很多突然迅速涌入的东西无法用乡土社会的根生于土地的习俗来应对，所以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乡再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并且我觉得作者说的很对，不一样的社会环境不能用同一种标准去衡量，什么是愚什么是聪明，这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并且愚是一种智力缺陷，这样去描述乡村孩子是十分侮辱的。如果同样是连学习和理解教育的机会都没有，那这种嘲笑才显得相对公正，可是并不见得绝对的知识是衡量的标准，还有身体素质和动手本事。
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相关，溶于骨子里，血缘决定地缘，地缘就有排斥性，人口不流动，所以新客想要融入一个村子是十分难的事情，除非他有土地，可是土地又是氏族的受着保护。
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秩序异常推崇，他认为这是一种出乎与道德上的礼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会破坏会误解，是一种被动和强制。可是我觉得传统固然可贵，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代表不发展，在剧烈的时代大冲击上看，新问题的涌出会加剧，那么按照原有的进程，相关秩序的出现是会落后的，法治是必然的趋势和进程，这是需要协调和认可的。
他过于否认农村中夫妇两性之间的作用，乡土社会固然是一个大的团体，可是也是以一个个男耕女织的小家庭组成，我觉得这种两性之间的联系不是淡漠的，而是牢固的，以这种联系作为轴才能促进宗族和谐。
总之社会学社会现象是十分深奥的东西，是一种综合的学科。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三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一本影响颇大的书，全书仅五万多字，可谓“大家小书”。而全文通俗易懂，语言活泼，描写了一个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读完这本书后，面对大作，当然不敢谈有什么意见，只是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费先生在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乡土社会的特点所在。
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中国的文明的根源就是土地，是取资于土地的。古往今来，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传统，安土重迁，口袋里有了点积蓄就去买地。哪天衣锦还乡了，就得置地购宅。或许大家都觉得，别的东西说不定哪些时候就失去了，而只有土地它是正正当当地就在那里的。
乡土的非流动性就直接导致了血缘和地缘的出现。血缘是一套根据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对对方权力和义务的体系，血缘是稳定的力量。而地缘在人口不流动的原始状态下是和血缘合一的。也就是说血缘相近的群体在土地允许的状况下是生活在一起的，只有土地上的资源不够了，才会有一部分人漂流带到外地，要么在另外一个群体里生活下去，要么重新开辟一个群体。而前者往往是不被另外一个群体所接受的，因为在地缘上他们是不相接近的。
从社会秩序来看，在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是占主要地位的。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无法”的社会，因为它是“礼治”的社会。但礼治并不是说是根据个人好恶的统治，而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所说的“礼治”也并不是君子统治，它包含着国家暴力，社会阶层的严格命定，各种在今天看来属于野蛮残暴的某些行为也是属于“礼治”的范畴。比如陪葬，株连等那都是礼，是人们心中形成的共同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膺服。在乡土社会中，人服于礼是主动的，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价值观念。但“礼治”在表面上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不然，它只是主动服从于成规而已。也就是说，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但在一个社会变迁很快的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时无法维持的，所以费先生指出，“礼治”也将会在社会变迁中慢慢走向“法治”，这是“礼治秩序”的未来，也是乡土社会的未来。
费先生也在书中提到乡土社会中权利的四种性质方式：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利，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统一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从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时势权力。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长老权力是强势的，而时势权力则相对不发达。时势权力的权力的构成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环境是固定的，变迁慢。
“差序格局”是费先生的独创，在书中，他打了个比方，将西洋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的“差序格局”区分开来：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而中国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通过这个比喻，费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了：首先是执行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实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物上霜”就可以显现这点。而在西洋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观念是建立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的，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存在。其次是判断标准的随机性。中国社会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对于不同的环境和人事，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对待方法，我们往往讲的是攀关系，讲交情。而西洋社会将的是权，社会对每个人是公道的人对人遵守的是一样的规则，就是要互相尊重权利，而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再次就是模糊的社会组织的界限。比如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家庭”的概念，在中国，“家庭”这词是含糊得很，可以是自己和太太，可以是加上孩子，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而在西洋社会，“家庭”就是指他以及妻子，未成年的孩子，明确得很。最后就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就是阶级社会，上下级关系的明确规定，使得社会层次分明，乡土中国的社会网络是由等级差别的。而在团体格局中，人是平等的，是被一视同仁的。
费先生说，在差序格局中，以己为中心，向“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可以这么说，在立体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石头，而当这些石头一起扔进水中的时候，就产生了许多的中心点，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不断交汇，而且还不断移动，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弱也会因相互作用而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或者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在不断地“伸缩”，这样的动态模式也许可以更形象地体现出“差序格局”中人与人之间复杂和变动的相互关系。
而在中国复杂和变动的社会关系是有着它的社会根源，可以这么说，“差序格局”的形成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之中的。在《乡土中国》里，费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是由儒家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而孔子所提出来的“推己及人”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中国这种社会结构里，从自身到他人正是一种推的过程，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关系推出去的。儒家所看重的伦理之道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正是传统“差序格局”的状况，就是要建立社会等级和社会制度。
《乡土中国》有许多的延伸意义，让人看完有一种对乡土社会发展未来探窥的欲望。
有一位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者曾这样写道：《乡土中国》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勾画出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费先生多年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乡村，他认为在乡村里可以看到中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一切问题都牵连到这些在乡村里住的人民，所以对于他们生活的认识应当是讨论中国改造和重建的重要前提。费先生力图使自己的研究紧密的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如何从乡土社会转到工业社会”。
而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礼治秩序的全面打破，血缘和地缘的`分离，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这就导致了更多的乡土本色被花花世界所淹没。
最明显的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变性。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推出去的圈子，关系的亲疏是以距离的远近来衡量的，而在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但社会关系还是含糊得很，倒也不像西洋的“团体格局”。不过可以打个比喻，中国人的人情视野开始有点像远视者眼中的景观，近的反而看不到了。乡土社会是私人关系累积的群体，费先生书中也有提到，在传统结构中，每一个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过去喜事要请街坊喝酒，有丧事邻里也要出手帮帮，中国有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街坊邻里就构成一个比较固定的群体。而我们的现状是，隔门的邻居不太往来了，甚至是不相认识了，一个小区里的人们只是为了各自的需求住到了同一块地域里，没有了以前同一块地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
当然，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即使她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中国人骨子里的私德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却反而有一种加重的趋势，社会上盛行的“各走各路”的风气使得这个社会更加地冷漠。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是孕育于农业文明中的，中国人身上的“泥土味”是不会失去它的香气的，所以老有一些“城市人”在那里鄙视“乡下人”，那就有点可笑了。
以上是本人看完《乡土中国》后的一些想法，其实看完《乡土中国》之后有许多的感想，但又不足以成文，所以只将能成文者呈现出来了。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四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受益良多。不仅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同时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对社会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这是对社会学高度和本质的概括。
首先费孝通先生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曾听人说过，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需要回到乡村里去理解，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在“乡土本色”中，费老说中国乡土的特色是不流动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是符合这种社会的习惯，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对“熟人社会”的说法，我思考良多。
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是陌生人，所以要讲个明白，也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诸如：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同时，费孝通又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中国的熟人社会这种基层社会结构，是与其独特的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密切相关。而这种聚落形态恰恰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学主张的理想模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聚落形态，是自然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南方，确实是过一山而语言风俗就不同，所以聚族而居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北方，好像自然因素就没这么强烈，非自然因素才是根本。这里的非自然因素可能就跟政治有关了。在中国，重农抑商是主流，不是皇帝们不爱钱，他们是爱权胜过爱钱，不患寡而患不均。寡，好管，不均，一个容易乱，一个不均，就有富可敌国的素封，就可能挑战皇帝的力量。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作打击豪强的事情，比农民起义还彻底。农民起义不过是个催化剂的作用。而安土重迁，就是一项基本国策，其现代版本就是离土不离乡。
另外，功能主义系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段，简言之，即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法治的功能令其无法在熟人社会中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认证了，熟人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法治，是因为不需要！而陌生人社会需要法治，所以法治产生于陌生人社会中。这虽然是一个循环认证，但不妨碍其解释的合理性。以中国目前为例，通说为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但有些现象，很难解释：比如刑讯逼供的减少，是来自文明国家的压力？还是对外来文明成果的汲取？还是本身技术的进步，已经不需要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难以解释中，社会已经开始变迁了。费老的《江村经济》中，探讨了技术变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较《乡土中国》更进了一步。而“社会变迁”无疑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宏大的话题，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已经成了所有爱国、有志知识分子都想探究与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可以理解，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的兴奋是可以预计的！功能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熟人社会被人诟病的地方，是相当多的社会活动缺乏成文规则。但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这其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将这些不成文规则成文化，将这些不成文规则中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因素剔除掉，引导到所谓的先进道路上去，就真的.是不可行的吗？任何社会，不管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需要法治。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现代法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规则的存在，还关心它的存在形式、稳定性、适用性等一系列微观的、技术的内容。但这并不脱离于规则和律令已然存在这个基础。
所以，我认为，社会的结构形态特征，对法治的形成与否并非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是否在东方这种所谓的“熟人社会”，就形成不了法治，或者说，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纯粹意义上、真正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尤其香港的新界地区很有标本意义），都是不胜枚举的例子。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五
费孝通先生在此书开篇第一句就言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正是希望通过《乡土中国》一书来探讨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凡在上级的必然以下级为基础，因此也可以用下级来解释上级。”农村是整个中国的基层，中国现存与新兴的很多阶层都是从农村分化出去的，因此研究乡村问题对于我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什么是“乡土”，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全书开篇就着重讨论的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泥土”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正是土地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荣光，但也是土地束缚了我们向上飞的翅膀。在乡土社会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生活的常态，一块能用脚步丈量其长短的土地，可能就黏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一生。固定的生活模式、熟悉的生活人群、不流动的生存空间、在各自孤立的社会圈子中形成了的“熟人社会”，是一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长大到死亡都是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和安全感，契约与法律在乡土社会中反而成了多余之物，因为维系着乡土间信任关系的是一种由熟悉而带来的可靠性，但这种“约定俗成”却往往格格不入于当下这个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则是变态，哪怕是被迫离家迁徙，乡土社会的“根”还是不变的，他们就像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一样，在落地生根以后，仍然会在新的村落中延续旧的习惯。
在乡土社会之中，文字也是多余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乡土社会没有文化，更不意味着乡下人是“愚”的。在乡土社会的人们更加重视文字的有用性。我们对文字的定义是：记录思想，交流思想，承载语言的图像与符号。但是乡土社会是一种“面对面社群”。相对狭窄的人际交流结构与封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乡土文化只需要横向之间或者纵向几代人之间经验上的传习，而文字却是因为人们在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的限制而产生的，归根到底，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中发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近乎于“重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单凭语言已经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词不一定要文，中国古代的劳动者并不是缺乏创造力的，以《诗经》为例，《诗经》的风部集合了各地民歌，其中就包括最脍炙人口的《蒹葭》、《关雎》、《桃夭》等等，这些民歌在乡间口口相传，但若无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可能这些名篇就难以传世。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中，文字的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我们初步推行文字下乡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也就成为能够预料的事情了。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人“私”的毛病也是有章可循的。费孝通先生运用社会结构分析法，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以“己”为中心来结成社会关系网络的，但是这个网络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具有伸缩能力的，《增广贤文》里曾言：“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正体现了这个社会圈子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书中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例子：在贾府鼎盛之时，只要沾亲带故之人都可以包容进这个圈子，但到了风雨飘摇之时，便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了。圈子的大小与“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都休戚相关，在这种由一个个社会圈子所组成的社会之中，群己的界限就模糊了，公私的范围也就有了相对性，“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德行。